本書深入探討耶穌會士在教育和政治領域的歷史影響,特別關注其在巴西的足跡。作者卡洛熱拉斯以嚴謹的學術態度,超越了當時對耶穌會士普遍的兩極化評價,旨在提供一個更為客觀的視角。書中分析了耶穌會士的創立初衷、教育模式《學規》的特點,以及他們在反宗教改革中的關鍵作用。更重要的是,作者將其影響置於巴西帝制與共和轉型的背景下,論述了國家與教會的關係,並呼籲建立獨立、世俗化的國民教育體系,以培養具備理性思辨與社會責任感的公民,推動國家發展。
若昂·潘迪亞·卡洛熱拉斯(João Pandiá Calógeras, 1870-1934)是巴西著名的歷史學家、外交官與政治家。他曾擔任財政部長和戰爭部長,是巴西第一共和國時期的重要知識分子與改革推動者。他的學術興趣廣泛,涵蓋歷史、經濟和教育,尤其關注巴西的國家建設與其在國際關係中的定位。他是一位堅定的世俗主義者,倡導透過國民教育來促進社會進步與國家團結。
本次「光之對談」以書婭與巴西思想家卡洛熱拉斯的對話形式呈現,探討其著作《耶穌會士與教育》的核心思想。對談深入剖析了耶穌會士的教育影響、其對國家發展的意義,以及在巴西轉型為共和國後的政教關係。卡洛熱拉斯闡述了他對世俗國家教育的願景,強調培養公民的理性思辨能力與對「祖國」的公民性崇拜,而非排他性宗教信仰,為當代社會在教育與信仰自由間的平衡提供了深刻啟示。
《閱讀的微光》:與思想之光的對談:Calógeras論耶穌會士與巴西教育作者:書婭
親愛的閱讀夥伴們,我是書婭,一個熱愛探索文字世界的女孩。今天,我要邀請大家一同展開一場特別的「光之對談」。我們將啟動時光機,回到1911年的巴西里約熱內盧,拜訪一位深刻影響巴西思想界的傑出人物——若昂·潘迪亞·卡洛熱拉斯(João Pandiá Calógeras)。
卡洛熱拉斯先生不僅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外交官,也是一位在巴西第一共和國時期舉足輕重的政治家,曾擔任財政部長和戰爭部長。他筆下的這部《耶穌會士與教育》(Os jesuitas e o ensino),並非僅是對歷史的簡單敘述,而是一部充滿洞見的政治哲學隨筆,深刻探討了宗教、教育與國家發展之間的複雜關係。
這本書的問世,正值巴西從帝制轉向共和,國家面臨政治、社會與文化轉型的關鍵時刻。卡洛熱拉斯在書中以嚴謹的學術態度,審視了耶穌會士長達數世紀在巴西乃至全球的教育與政治影響力。他挑戰了當時對耶穌會士或過度讚揚、或一味批判的兩極化論調,力圖呈現一個更為客觀全面的歷史圖景。
他深入分析了耶穌會的創立宗旨、其教育體系《學規》(Ratio Studiorum)的特點、以及他們在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的關鍵角色。更重要的是,他將視角拉回巴西本土,探討了耶穌會士在巴西殖民時期對國家形成的重要性,以及帝制時期天主教與國家之間複雜的「王室監護權」(Regalism)衝突。他認為,共和國的世俗主義與政教分離,為巴西的教育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但他也警示,若國家未能有效建立一套獨立、世俗化的教育體系,則恐將受制於宗教教育的影響,阻礙國家精神的進步。
卡洛熱拉斯先生主張,教育不應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應是國家品格塑造的基石。他呼籲建立一套以「理性」為核心、非宗派、全民普及的國民教育,培養具備獨立思考、道德責任感和社會意識的公民。他認為,這樣的教育才能真正推動巴西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實現一個公正、團結、進步的理想社會。
現在,讓我們將目光轉向那間書房,與這位智者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里約熱內盧,1911年6月4日,一個微風輕拂的初夏午後。【光之茶室】。陽光透過窗戶,在樸素整潔的榻榻米上投下淺淺的光斑,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茶葉烘焙香氣,與遠處市區傳來的輕微喧囂聲交織。一張雕花木桌上,擺著幾本泛黃的舊籍,其中一本正是卡洛熱拉斯先生剛付梓的《耶穌會士與教育》。他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手裡輕輕摩挲著書脊,神情專注而平和。窗外,幾隻不知名的熱帶鳥兒在枝頭鳴唱,為這份寧靜增添了幾分生動。他的眼神深邃,似乎穿越了歷史的迷霧,望向遙遠的未來。
我輕輕走到桌邊,為他續上了一杯濃郁的巴西咖啡,咖啡的香氣立刻與茶香融合,帶來一種溫暖的層次感。
書婭:卡洛熱拉斯先生,您好!非常榮幸能有機會與您坐下來,尤其是在您這部《耶穌會士與教育》剛出版的時刻。這本書讀來令人深思,它以一種罕見的冷靜與公正,探討了耶穌會這個在歷史上極具爭議的群體。我讀到您在書中提到,耶穌會士常被「不公正地毀謗」。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您選擇站在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去審視他們對教育乃至國家發展的影響呢?
卡洛熱拉斯:(他輕輕放下手中的書,端起咖啡,緩緩地啜了一口,眼神中閃爍著思考的光芒) 書婭小姐,妳的問題觸及了我寫作這本書的核心動機。的確,在那個時代,當人們談論耶穌會士,往往非黑即白,要麼是無條件的推崇,要麼是無底線的謾罵。這兩種極端都無法呈現真實的歷史,也無助於我們從中汲取教訓。
我認為,任何對人類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的事物,都值得我們以一種「平靜而無偏見」的精神去探究。耶穌會,無論其方法和教義有多少爭議,都無可辯駁地是十六世紀以來西方世界思想演變、宗教歷史和人類智識進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天主教內部,他們對塑造一代又一代西方人的心智,以及確立特倫特會議後至今的教義,都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忽視他們,就像忽視了文明發展中的一條重要河流,會導致我們對歷史的理解產生巨大的斷層。
至於為何說他們被「毀謗」,是因為許多指控,例如著名的《省察書信》或《秘密訓誡》,其出發點往往是教派鬥爭或政治目的,而非基於嚴謹的學術考證。當然,我並非否認耶穌會士的確存在缺陷與偏差,特別是他們在紀律鬆弛後,某些成員的確偏離了創始人聖依納爵的初衷。但將所有問題歸咎於其本質的「邪惡」,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簡化,也是對歷史複雜性的漠視。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為後世提供一個更為平衡的視角,從他們的歷史中看見那些閃耀的光芒,也警惕那些潛藏的陰影。
書婭:先生的觀察入微,令人佩服。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耶穌會士的成立初衷是向穆斯林傳教,但後來因緣際會轉向了內部傳教、反對異端,並最終將教育作為他們影響世界的關鍵工具。特別提到,聖依納爵最初並未主動將重心放在教育上,而是因應外部需求。您認為,這種「非主動」的轉變,如何最終塑成了耶穌會士在教育領域的獨特地位與影響力呢?
卡洛熱拉斯:(他輕輕點頭,思緒似乎回到了歷史的長河中) 這是一個非常精妙的問題,書婭小姐。聖依納爵起初確實將精力集中在最為直接的傳教使命上。然而,當他將團隊置於教皇的完全支配之下時,就註定了這支「教皇的軍隊」將被用於教會最緊迫的需求。在宗教改革狂潮席捲歐洲之際,天主教世界面臨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機,教廷急需一支能夠堅定捍衛教義、並有效挽回失地的力量。
教育,便在這種「被動」的姿態中,成為了耶穌會士最為強大的武器。當大學和教育機構紛紛向他們發出邀請,要求他們接管教席時,依納爵雖不情願,最終仍以其無與倫比的組織天才,為耶穌會的教育事業注入了獨特的靈魂。這種「非主動」卻「全力以赴」的投入,使得他們的教育體系迅速擴張並取得了巨大成功。
其獨特之處在於:首先,他們提供了免費教育,這在當時是極為罕見的,吸引了大量學生,尤其是有影響力的家庭,為他們在社會上積累了巨大的聲望。其次,他們注重學生品德與禮儀的培養,使其學生不僅學識淵博,更具備進入上流社會所需的素養。再者,他們的《學規》雖然僵化,但在那個時代卻提供了系統而統一的教學標準,這保證了教育品質的穩定性。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對絕對服從教皇和教義的強調,這種「如屍體般服從」(perinde ac cadaver)的精神,使得他們培養出的學生在智識上雖然可能缺乏原創性,但在信仰和忠誠上卻是堅不可摧的。
這種非自主的轉向,反而讓他們在天主教世界中建立起近乎壟斷的教育地位,尤其是在反宗教改革的背景下,他們成為了羅馬教會重新奪回失地的重要力量。他們的學校不僅培養了忠誠的信徒,也塑造了許多統治階級的心智,使得他們的影響力從講壇延伸到宮廷,從神學領域滲透到政治決策。
書婭:這種「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確實深具歷史意義。不過,您也提到,耶穌會士的教育體系雖然在當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隨著時間推移,也導致了「智識上的癱瘓」和「僵化」。您認為,這是其強調「服從」和「穩定」的必然結果嗎?這與現代教育所追求的「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有何本質上的衝突?
卡洛熱拉斯:(他沉吟片刻,目光投向窗外漸漸被雲朵遮蔽的陽光) 是的,這幾乎是必然的結果。當一種教育體系將「服從既定規則」、「不加質疑地接受權威文本」作為核心,並將學生的智識發展導向「統一性」而非「個體探索」時,它就不可避免地會扼殺原創性與批判性思維。耶穌會士的教育,尤其在十七世紀中葉之後,便逐漸顯露出這種「僵化」的弊端。
他們過度強調模擬與重現既定範式,而非鼓勵學生去質疑、去創新。他們的教學方法雖然有效率,卻傾向於讓學生的大腦處於一種「不斷訓練」的狀態,而不是「自由思考」的狀態。這導致他們的學生在分析形式、歸納結論方面表現出色,但卻缺乏真正「創造性智識活動」的能力。
這與現代教育所追求的目標是截然對立的。我們現在所推崇的教育,特別是在共和國的世俗框架下,旨在培養能夠獨立思考、自主判斷的公民。這需要:
耶穌會士的教育,無論其動機多麼高尚,即便是為了「上帝更大的榮耀」而服務,其本質上是為了維護一個不容改變的教義體系。這使得他們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無法擁抱源自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個人分析」和「自由思想」潮流。當新的教育模式興起,強調個人意識的培養和變革的力量時,耶穌會學校的衰落便在所難免。這並非對其歷史貢獻的抹殺,而是不同時代精神下,教育理念的必然碰撞與迭代。
書婭:先生所言極是。這讓我想到了巴西共和國建立後,政教分離的原則與國家教育的發展。您在書中將共和政府阻止耶穌會士入境的行為,描述為「荒謬、不公且令人髮指」,這似乎與您對耶穌會教育某些方面的批判有所矛盾。您是如何看待國家在宗教信仰與教育自由之間,應扮演的角色?這種「世俗主義」的國家,在面對信仰與教育的選擇時,又該如何取得平衡?
卡洛熱拉斯:(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望向遠方,似乎看到了巴西廣闊的土地) 書婭小姐,這個問題正是我在書中最想強調的「巴西視角」。我批評共和政府阻止耶穌會士入境,並非我贊同其教育模式中的所有方面,而是因為那項措施本身,違反了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世俗主義與思想自由原則。
共和國的建立,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就是將國家與教會分離,並確立了宗教信仰的完全自由。這意味著,國家不應偏袒任何宗教,也不應壓制任何宗教。我的批評,是針對政府作為一個「世俗化」的實體,卻以「信仰」為由干預公民的遷徙與宗教活動,這無異於重演了舊時代的宗教迫害,只不過這次是以「反宗教」之名行之。這是一種「世俗化的宗教審判」,是與自由主義精神背道而馳的。
那麼,世俗國家在面對信仰與教育時,應扮演什麼角色,又該如何取得平衡呢?我的觀點是:
我堅持認為,國家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必須保持「富有同情心的中立」。這不是漠視信仰,而是對所有信仰的尊重。國家應致力於創建一個和平與寬容的環境,讓各種思想和信仰都能自由競爭,最終由人民的心靈做出選擇。這才是真正的進步,也是巴西走向成熟民主社會的必經之路。
書婭:先生的「富有同情心的中立」觀點,對於當今許多社會依然面臨的世俗化與信仰自由的張力,提供了極為深刻的啟示。您在書中也提到,巴西普遍存在的「文盲」與「半文化」狀態,導致人民易受煽動,難以進行獨立判斷。您認為,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國家教育的推廣應採取何種策略,才能真正提升國民的智識水平,並培養公民的理性思辨能力,以抵禦不實資訊或極端思想的影響?
卡洛熱拉斯:(他輕輕放下手中的杯子,眼中閃爍著對國家未來的深切憂慮) 書婭小姐,妳點出了巴西當前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在一個識字率低下、充斥著迷信和傳統習俗的半文化社會中,人民的心智尚未達到「成年」,他們如同未經雕琢的泥土,極易受到外部的影響,無論是高尚的理想,還是煽動性的謬誤。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教育的策略絕不能簡單地照搬那些已經高度開化的西方國家。我們必須採取一種務實而具有遠見的方針:
這項任務是艱巨而漫長的,它需要無比的耐心、善意和遠見。但正如我所堅信的,通過對智識的「精煉」和「提升」,新思想將會修正、淨化甚至超越舊有的觀念,最終引導我們的國家走向一個更為崇高、更具社會效用的未來。教育,正是我們實現這個「偉大巴西」夢想的基石。
書婭:先生對國家教育的宏偉藍圖,令人心潮澎湃。您在書的結尾,將國家教育的目標總結為建立一種「對祖國的崇拜」,使其成為「偉大的國教」。這與您之前強調的「世俗主義」和「宗教自由」似乎存在某種張力。您如何理解這種「對祖國的崇拜」作為一種「國教」的內涵?它是否會排擠或壓制其他宗教信仰,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官方教條」?
卡洛熱拉斯:(他微微一笑,眼中閃過一絲深思,望向逐漸西沉的太陽,光線拉長了房間的影子) 這是一個關鍵的、也是極易被誤解的表述,書婭小姐。我所說的「對祖國的崇拜」,並非指一種傳統意義上的宗教,更不是要取代或壓制任何宗教信仰。我所期望的,是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一種深植於國家共同體之中的、超越個人利益的集體理想和道德追求。
我的意思絕非建立一個新的排他性教條。相反,它是在世俗化框架下,為所有公民提供一個共同的、非宗派的道德和精神歸屬。它有以下幾層含義:
這是一個宏大的願景,它需要時間來實現。但唯有如此,巴西才能從一個地理概念,真正羽化為一個擁有共同靈魂、共同命運的偉大國家。我們必須相信,在思想與情感的當代衝突中,總會有一絲光芒指引我們,無論它是純粹的藍色,還是地平線下微弱的星火,它終將驅散迷霧,引導我們走向關於人類、生命和世界的更深層次的真理。
書婭:謝謝您,卡洛熱拉斯先生。您的解釋讓這份「對祖國的崇拜」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它不是排他性的,而是更像一種更高層次的公民道德理想,將所有美好的願景匯聚於國家發展的宏大敘事中。這場對談,讓我在理解這本書的同時,也對巴西的歷史與國民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感謝您的時間和這些寶貴的洞見。
卡洛熱拉斯:(他溫和地笑了笑,輕輕握了握我的手) 謝謝妳,書婭小姐,妳的提問同樣啟發了我。思想的交流,本身就是一種對光明的追求。願這份對談,也能在妳的心中激起新的漣漪,指引妳在閱讀的道路上,發現更多文字蘊藏的微光。夕陽的光線穿透窗戶,將他和書婭的輪廓拉得很長,預示著這份思想的種子,將在時間的長河中繼續發芽、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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