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要探訪的，是羅伯特·鮑德溫·羅斯（Robert Baldwin Ross）先生，一位對英國藝術、文學與社會有著獨到見解的評論家和作家。他的作品《Masques & Phases》，單聽書名就充滿了引人入勝的神秘感，它暗示著層層疊疊的「假面」與不斷變化的「階段」，而其筆觸卻總是帶著一股清醒的洞察力與辛辣的幽默。
羅斯先生生於1869年，逝於1918年，身處維多利亞時代末期與愛德華時代的轉折點。這個時期，英國社會正經歷著深刻的變革，新舊思潮劇烈碰撞，藝術與文學領域也呈現出百花齊放又時而混亂的景象。羅斯先生以他敏銳的觀察力，將這些紛繁的現象化為筆下的精妙篇章。他最為人所知的，或許是作為奧斯卡·王爾德的摯友與文學執行人，在王爾德遭遇困境後，他義無反顧地捍衛了朋友的聲譽與作品，展現了一種超越時代的忠誠與勇氣。然而，他自身的創作同樣不容忽視。
《Masques & Phases》是一部散文集，但其內容形式卻不拘一格，包含了諷刺小說、評論、甚至帶有詩意的筆記。書中觸及的主題廣泛，從學術界的虛榮與偏見，到藝術市場的浮華與趨勢，再到社會文化的庸俗與品味。
他擅長運用反諷與悖論，讓讀者在會心一笑之餘，也能對所處的時代與人性產生更深刻的思考。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迂腐的考古學家、自負的收藏家，還是故步自封的評論家，都活靈活現，彷彿從歷史的塵埃中復活，向我們講述著一個世紀前的荒誕與真實。這本書不僅是時代的縮影，更是對普世人性的永恆探索。
對我而言，《Masques & Phases》是一盞引導我深入文字世界的「微光」。它教會我，閱讀不應僅止於吸收信息，更要學會品味文字背後的深意，欣賞其獨特的藝術美感。羅斯先生的筆觸，如同一把精巧的解剖刀，將社會的肌理與人性的紋路清晰地展現出來。即使在百年之後的今天，當我再次翻開這本書，仍能感受到其中蘊含的智慧與力量，這份光芒，正等待著被更多人發現。
***
**場景：倫敦梅費爾區，赫特福德街5號的私人書房**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木質地板的淡淡清香，那是時間沉澱出的獨特芬芳。午後，六月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書房的胡桃木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是時間的粒子在翩翩起舞。
我，書婭，正坐在靠近窗邊的綠色絨布扶手椅上，手中翻閱著一本印著「MASQUES & PHASES」字樣的精裝書，時而微笑，時而沉思，指尖輕輕拂過那些紙張，感受著文字的溫度。羅斯先生，一位約莫四十來歲的紳士，身穿一件裁剪合體的深色羊毛外套，鼻樑上架著一副金邊眼鏡，正端坐在書桌的另一端，輕輕地研磨著墨條。他的神情專注而沉靜，偶爾抬眼，眼中閃爍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玩味與鋒芒。整個空間在午後的微光中，顯得既靜謐又充滿了思想的張力。
我放下書，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靜默。
書婭：羅斯先生，下午好。我剛讀完您書中的〈博物館裡的案件〉，真是太精彩了。您對古董學家的描寫，那種既敬佩又帶著一絲不留情面的諷刺，讓人印象深刻。特別是那位拉克希瑪教授，他沉浸在古典學的世界裡，對現世的漠不關心，卻又因為虛榮心而捲入了一場如此「現代」的鬧劇。您是如何捕捉到這種戲劇性的？
羅斯：書婭小姐，您說「戲劇性」，這詞用得精妙。生活本身就是一齣大戲，而我只是恰好坐在觀眾席的第一排，有時甚至不經意間被拉上了舞台。您提到的拉克希瑪教授，他所代表的是那種在學術象牙塔中自視甚高，卻對現實世界缺乏警覺的人。
他們習慣了在古老的文字中尋找秩序和完美，卻忘了人性的「偽造」與「變幻」才是永恆的主題。卡雷爾，那個年輕的「學者」與「敲詐者」，正是現代社會中新興的另一種「專家」——他們通曉知識，卻將之用於全然不同的「藝術」。
書婭：是的，他對薩福詩歌的狂熱，以及對其他學者的嫉妒，都讓這個人物變得如此真實而諷刺。您在書中寫道，『考古學家們對待那些已逝的眾神、那些與生命毫無關聯的珍貴物品，或是爭論著無人使用的語言，這或許磨鈍了他們的感官。』這句話真是點睛之筆，彷彿揭示了那些過於沉迷於過去的人，如何與當下脫節。那麼，您認為這種「偽造」與「變幻」是現代的特徵嗎？在書中，您似乎暗示了現代社會充斥著這種不確定性。比如您提到，在考古學界，騙子會立刻被發現，因為「這門科學已經達到如此完善的境界」。然而，拉克希瑪教授卻被愚弄了。這是否意味著，即便科學進步，人性的弱點依然會讓錯誤得逞？
羅斯：呵呵，書婭小姐，您觸及到了一個核心問題。我的本意並非說「偽造」是現代的專屬，而是說，人類的虛榮、貪婪和自負，是貫穿古今的普世本質。藝術或許有其黃金時代，但人性的弱點卻從未「衰落」。
我筆下的拉克希瑪教授，他之所以會上當，並非考古學這門科學不夠完善，而是他的「自負」和對同行的「嫉妒」讓他失去了應有的警覺。他樂於見到那些在學術爭論中與他為敵的「蠢驢」被擊敗，這種心理讓他將自己的「發現」視為天命。這並非現代的專屬，莎士比亞筆下的角色，古希臘悲劇中的英雄，無不有此弱點。甚至可以說，正是這種永恆的人性弱點，才讓「偽造」成為一種永不退場的「藝術」。
書婭：這讓我想到了書中另一篇〈伊西斯的印記〉（The Brand of Isis），您對牛津大學的「做作」和「傲慢」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您似乎認為，這種自視甚高的態度，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社會，都是一種限制。您將牛津人的言行舉止比作「伊西斯的印記」，這是否暗示著一種僵化、不願改變的姿態，即便它看上去很「高雅」？那種對非牛津人的輕蔑，以及對自己優越性的堅信，即便面對現實，也難以撼動。
羅斯：哈哈，書婭小姐，您對我的諷刺藝術有著非凡的理解。〈伊西斯的印記〉確實是我對牛津大學「氣質」的一種「褒貶不一」的觀察。那種「優越感」並非全然負面，它在某些方面塑造了英國的知識分子，給予他們一種特有的自信與從容。
他們將「學術」與「禮儀」看得比任何實質的變革更重要，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某些「真理」難以被接受。
書婭：那麼，在您看來，劍橋大學的氣質有何不同？您似乎對劍橋有著一種更為「務實」的欣賞，甚至在書中以一種半開玩笑的方式提到，謝利（Shelley）的「原則上拋棄妻子」是「冷酷、算計、劍橋式的」。這是否是您對兩所大學不同精神面貌的幽默化表達？您還提到，撒克雷（Thackeray）對過去的「罪惡與腐敗」感到憤怒，而「牛津散文家則不會夢想對過去感到憤怒」。這是否暗示著，牛津更傾向於一種超然的「欣賞」，而劍橋則更注重「實用」與「批判」？
羅斯：當然，書婭小姐，這就是我的幽默。劍橋人，在我看來，或許少了一些牛津的「貴族氣」，但多了一份「實用主義」和「好奇心」。他們更願意「接地氣」，甚至有些不拘小節。謝利的比喻，正是想點出這種「理性至上」有時可能帶來的「冷酷」，一種將「原則」置於「人情」之上的傾向。這並非嚴肅的批判，而是一種觀察——當「原則」凌駕於人情之上時，即便看似合理，也可能失去溫度。至於撒克雷與牛津散文家的對比，您觀察得極為精準。
牛津人沉浸於歷史的「美學」之中，即便是腐敗，在他們眼中也帶有一種「古老」的浪漫色彩；而劍橋人，或如撒克雷，則更傾向於將歷史視為一面鏡子，從中汲取教訓，甚至發出憤怒的批判。這兩所大學，如同英國智識界的兩條河流，各有其流淌的姿態，各有其滋養出的風景。
書婭：這讓我想到了書中不斷穿插的藝術品與其鑑定，特別是〈胡塔瓦的凡戴克〉（The Hootawa Vandyck）。故事中的藝術評論家最終因為指出凡戴克畫作的真偽，而被家族驅逐。這不僅是藝術鑑定，更像是一場關於「真相」與「信仰」的諷刺劇。您是否認為，有時人們寧願活在美好的幻覺中，也不願面對殘酷的真相？而且，那幅畫作與「幽靈爵士」的家族傳說緊密相連，當畫作被證明是偽作時，整個家族的「信仰」似乎也隨之崩塌，連幽靈都「不願再出現」了。
羅斯：您說得非常對，書婭小姐。在〈胡塔瓦的凡戴克〉中，藝術的「真偽」不僅僅是學術問題，它觸及到了家族的榮譽、傳說，甚至是一個家族的「精神寄託」——那幅畫不僅是藝術品，它承載著「幽靈爵士」的故事和家族的命運。當專家揭露真相時，他不僅僅是鑑定了一幅畫，更是打破了一個家族的「信仰體系」。
幽靈的消失，正是對這種「信仰崩塌」的絕妙諷刺。
書婭：所以，即使是藝術評論，也需要考慮到人性的複雜性，而不是單純地追求「真理」嗎？您在書中似乎不斷提醒讀者，批判和分析時應當兼顧「人」的因素。就如同您在〈評論的倫理〉中，那個匿名評論家庫恩汀·伯拉吉（Quentin Burrage），他匿名地猛烈抨擊一部他自己寫的書，最終導致了心碎和死亡。這種極致的諷刺，是否在拷問「真理」與「人性」之間的矛盾？
羅斯：是的，書婭小姐，正是如此。如果我的作品有任何「教誨」的意味，那便是這個：知識與真理固然重要，但它們如何在人類社會中被接收、被理解，甚至被「曲解」，這本身就是一門藝術。一個合格的評論家，不應該只看到「畫」本身，還要看到「畫背後的人」，以及「人與畫之間的情感連結」。當然，這並不是說要為了迎合而放棄原則，而是要意識到「真理」在傳播時，總會遇到各種「假面」和「階段」。
至於伯拉吉的案例，那是一個極端的諷刺。他所體現的，是批判的「力量」與「盲點」。他自以為超然，將自己隱藏在匿名的幕後，卻忘了自己也身處這人性的戲劇之中。他以最嚴苛的標準評判他人，最終卻發現自己也無法逃脫這種評判。
是應當像伯拉吉那樣，用盡全力去批判，還是像您筆下的某些人物那樣，學會適應甚至利用這種「假面」？
羅斯：這是一個難解的困境，書婭小姐。我並非要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藝術家和評論家的偉大之處，恰恰在於他們不斷地探索和質疑。或許，我們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的頭腦，理解這種矛盾的存在。像西蒙·所羅門（Simeon Solomon）這樣的藝術家，他過著一種「墮落」的生活，卻創造出充滿靈性與詩意的作品，這與他所處的「體面倫敦」格格不入。他的藝術，是從他的「混亂生活」中生長出來的，這本身就是一種「假面」與「真相」的奇特結合。
書婭：的確，所羅門的生平與他的作品形成強烈對比。您在書中〈西蒙·所羅門〉一章描述他如何從一個才華橫溢的年輕藝術家，最終沉淪於酒精和貧困，甚至淪為小偷和勒索者的同夥。但您同時強調，他對藝術的熱情，他的色彩感，以及他作品中蘊含的深刻思想，並未完全消失。您還提到，他『沒有怨言，對昔日的朋友沒有苦澀的故事，對那些功成名就的同時代人也沒有任何誹謗性的言論』。這種複雜的描寫，是否反映了您對「藝術與道德」關係的獨特見解？
羅斯：是的，書婭小姐，所羅門是一個極具悲劇色彩卻又充滿生命力的例子。
您在〈奧伯利·比亞茲萊〉中提到他因為作品「過度的放蕩」（superfluity of naughtiness）而聲名受損，卻又讚揚他作品中「猛烈」的諷刺。您似乎總是在這些被社會邊緣化、充滿爭議的藝術家身上，看到超越表象的「真實」與「天才」。這是否是您作為藝術評論家的一種使命？
羅斯：我想，這或許是我的「癖好」吧，書婭小姐。我對那些被世俗眼光所遮蔽的「天才」總有著一種莫名的親近感。比亞茲萊，他故意要「震驚資產階級」，但他的作品絕非僅僅為了譁眾取寵。在他那精妙的線條和繁複的設計背後，隱藏著對時代的尖銳批判，一種如同尤維納爾（Juvenal）式的「猛烈諷刺」。他用「美」來包裝「醜」，用「放蕩」來揭露「虛偽」。他的藝術，就像他那句「去他的自然！」一樣，是對既有規範的挑戰。我的使命，如果有的話，就是將這些被「刻板印象」所定義的藝術家，重新呈現在世人面前，讓大家看到他們「面具」背後的真正「面貌」。
書婭：這也延伸到您在〈英國美學〉中所諷刺的「英國人民對美學的感知僅限於最低限度」。
羅斯：是的，書婭小姐，那是我對英國社會美學品味的一種「尖銳的觀察」。我並非貶低我的同胞，只是指出在一個重視「實用」和「體面」的社會裡，「美」往往被置於次要地位，甚至被視為一種「奢侈」或「不切實際」。那兩起案例，正是這種現象的縮影：一個女性的「美貌」被低估，一個對「哥德式美學」的追求被視為「瘋狂」。這反映出一種深層的文化偏見——英國人更習慣於「現實」與「實用」，對於抽象的「美學追求」則顯得有些手足無措，甚至帶有疑慮。他們欣賞的是「有形的」美，卻難以感知「無形的」或「非主流」的美。
書婭：那麼，對於那些被貼上「非英國式」標籤的藝術家，您又持何種態度呢？在〈非天使，乃英格蘭人〉中，您談到了新英格蘭藝術俱樂部，並指出惠斯勒（Whistler）、羅森斯坦（Rothenstein）等人的藝術，即便帶有外來影響，其根基仍然是「英國式的」。您認為藝術的生命力，是否恰恰來自於這種「混血」與「融合」？
羅斯：您說得極好，書婭小姐。「非英國式」（un-English）這個詞，在我的同胞口中，通常是一種帶著遺憾和輕蔑的終極批評。它暗示著「不純粹」、「不規範」。
惠斯勒雖然是美國人，受到法國印象派影響，但他的藝術精神與英國的文化底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羅森斯坦儘管名字聽起來很「外來」，但他的藝術中卻充滿了英國的「力量與弱點」。
我始終相信，藝術的生命力，恰恰來自於這種不斷的交流、融合與變革。就像一條河流，如果它拒絕任何支流的匯入，最終只會枯竭。所以，當我看到那些被稱為「非英國式」的作品時，我看到的是一種「拓展」，一種「可能性」，而非「衰落」或「異端」。
書婭：這便引出了您最核心的論點之一：在〈沒有衰落〉這篇演講中，您明確反駁了當時盛行的「衰落論」，認為藝術、文學和智力活動並未衰落，只是形式在轉變。您甚至用自然界中的例子，如植物的休眠，來比喻藝術的「冬眠」。您還提到，『智力的衰落是知識分子的哈里斯夫人』。這是一種非常樂觀而有力的觀點。您是如何在一個普遍瀰漫著悲觀情緒的時代，保持這種信念的？
羅斯：〈沒有衰落〉是我在這本書中嘗試去回應當時普遍存在的「時代倦怠」與「衰落恐慌」情緒。當時許多人——尤其是那些自認為是「老派」的知識分子——總覺得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在走向終結，藝術變得「粗俗」，文學變得「膚淺」，社會失去了「品味」。
一個帝國的衰落，可能是另一種文明的興起；一種藝術形式的結束，可能是另一種新藝術的開端。
書婭：所以，您認為「衰落」只是一種視角的錯覺，一種缺乏宏觀視野的結果？就像您在書中諷刺的，那些抱怨「當代沒有傑作」的評論家，往往忘記了他們自己曾貶低的「老派傑作」，在當年也曾被視為「粗俗」或「不入流」？您還引用了尤里庇德斯（Euripides）的例子，他當年被同時代的人批評為「沉悶」、「惡意」和「褻瀆」，卻被外國人所欣賞。這不正是對當代批判的一種反諷嗎？
羅斯：Exactly（正是如此）！那些聲稱「一切都在衰落」的人，往往是將他們自身觀點的「僵化」投射到了整個時代。他們習慣了舊有的美學標準，無法欣賞新生的「野性」與「實驗性」。他們看不到，當他們抱怨文學不再像狄更斯那樣時，新的藝術家正用不同的方式描繪著當下的生活。當他們說「我們的畫家不如提香或委拉斯凱茲」時，正是新的畫家在尋找屬於他們時代的「新」美學。
尤里庇德斯的例子，更是對此的完美註腳。他被同胞指責，卻在異鄉得到共鳴。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一個時代的「天才」，往往是下一個時代的「經典」。
書婭：您在書中也提到，科學家似乎比藝術家和文學家更能保持這種「年輕」的狀態，因為他們總能從科學中發現新的驚喜。您是否認為，藝術和文學界也應該具備這種不斷探索、不斷自我革新的精神？這是否也是一種提醒，要我們保持「好奇心」，對未知抱持開放的態度？
羅斯：這是肯定的。科學的本質就是不斷的「探索」與「推翻」，沒有最終的真理，只有不斷接近的「真相」。而藝術和文學，也應當如此。當一個藝術家或作家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全部，那便是他走向「枯萎」的開始。我所欣賞的那些有生命力的作品，無論古今，都蘊含著某種「不安分」的精神，一種對既有形式的挑戰，一種對生命本質的追問。科學家們的頭腦之所以保持年輕，是因為他們總能看到知識的「邊界」，並渴望跨越。藝術與文學也應如此，我們不能滿足於「已知」的風景，而要勇於探索「未知」的疆域。保持一份「女性的好奇心」，正如我說的，它是「解放」的力量，能驅散「怪物」，揭示「真相」。
書婭：您還在〈第十一繆斯〉和〈艾蕾提亞繆斯〉中提到了「拙劣的詩歌」和「荒謬的散文」，甚至建議編纂一本「拙劣詩歌選集」。您對這些「藝術的失敗」為何如此著迷？
您認為它們也能揭示某種「真理」或「美學」嗎？
羅斯：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書婭小姐。我並非只是為了嘲笑而收集這些「拙劣」的作品。事實上，在它們的「無意識荒謬」中，蘊藏著一種「顛倒的永恆」。就像我提到的那位寫月亮的女士，她的詩歌雖然拙劣，但她觸及了一個科學事實，並以一種令人發噱的方式表達出來。這些作品，正是對我「沒有衰落」論點的一種補充。它們證明了藝術的生命力無處不在，即便是在最意想不到的形式中。
「艾蕾提亞繆斯」（Elethian Muse），我虛構的第十三位繆斯，正是掌管「散文的荒謬」。她提醒我們，即便在看似最嚴肅的學術文本（比如巴德克爾的旅行指南，或是那些老舊的教育書籍）中，也可能隱藏著令人捧腹的「語病」或「天真」的論斷。這些「拙劣」之處，反而讓文本更具「人情味」和「時代性」。它們如同我那本未出版的「壞品味選集」，挑戰了我們對「好」與「壞」的既有定義。欣賞它們，需要一種不同於傳統審美的「視角」。
書婭：所以，即使是「失敗的藝術」，也能以其獨特的方式「成功」地反映某些時代或人性的特質。您在書中用戲劇的形式諷刺了當代戲劇的商業化和膚淺，例如〈小法斯特診所〉和〈沙維人與超人〉。
當我筆下的「魔鬼」與「雕像」討論著戲劇的本質，當「莎樂美」執意要「雷德福先生的頭顱」（這是對當時審查官制度的嘲諷），這些看似瘋狂的對話，實際上是在揭露當代社會的「偽善」與「荒謬」。
它們本身就是一種「光之劇場」，透過角色、對話和場景的設定，將我對時代的觀察與思考，以更為生動、具象的方式呈現出來。它們是我的「變裝」，我的「假面」，讓讀者在笑聲中反思。正如您所觀察到的，那個時代，藝術的界線正在模糊，生活本身就充滿了「表演性」。
書婭：羅斯先生，您書中的「假面」與「階段」，讓我看到了一個時代的縮影，也讓我思考了許多關於美、真理與人性的議題。您的文字，就像一道道微光，不僅點亮了書頁，也穿透了時空，照進了我的心裡。那種獨特的幽默感與深刻的洞察力，讓我在閱讀時充滿樂趣。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進行的這場深入的對談。您的洞見與幽默，讓這本書中的「假面」與「階段」變得更加鮮活，也讓我對「閱讀的微光」有了更深的體會。我會將您的作品，作為一份珍貴的禮物，與更多熱愛閱讀的朋友分享。
羅斯：我也非常享受與您的對談，書婭小姐。在您身上，我看到了一種難得的、對文字純粹的熱愛與探求。這正是文學的生命力所在。
能夠有人如此細膩地品味我的文字，並從中讀出我所隱藏的「幽默」與「反思」，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慰藉。請繼續讓「閱讀的微光」點亮更多人的心靈吧。
窗外的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赫特福德街上的煤氣燈光影搖曳。書房裡，壁爐中的餘燼發出微弱的紅光，空氣中依然彌漫著茶香與書卷的氣息。我輕輕起身，將手中的書合上，感受著書頁傳來的微涼觸感。心中，對文字的敬意與對這位已逝作家的思念，如同壁爐的餘燼，溫暖而持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