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好像我走進了 1919 年那個經歷戰火洗禮、充滿困惑的時代，坐在英奇院長身旁，聆聽他對世界、對人性的真誠剖析。
這本書集合了他對時代的觀察與省思，涵蓋了民主、愛國主義、人口問題、工業主義，以及宗教與靈性的探討。他的筆觸犀利而冷靜，有時甚至帶著一絲預言般的悲觀，卻總能在字裡行間透出對真理和永恆價值的堅定信仰。他不像許多同時代的樂觀主義者，沉醉於進步的幻象，反而如同一個清醒的守望者，不斷敲響警鐘。
現在，請允許我帶您走進英奇院長的世界，感受他筆下那些振聾發聵的「直言不諱的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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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的微光》：《Outspoken Essays》的時代回響：一個「陰鬱院長」的清醒洞察**
作者：書婭
各位朋友，身處這個二十世紀初，世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劇變。當我回顧過去這場席捲文明世界的巨大災難——這場「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衝擊時，我發現自己原先對社會科學和宗教狀況的看法，並未因此有絲毫動搖。事實證明，戰爭只是加速了事態的發展，讓一切沿著既定的方向奔馳。社會革命被催促前行，而不可避免的反革命也日益逼近。因為，若說人類事務有任何鐵律可循，那便是：革命最終總會自我毀滅。
歷史上，有多少狂熱分子曾宣告「元年」的到來！然而，沒有任何一個革命時代能存續超過「二十五年」。
至於民族性格，我恐怕未能從中看到多少智慧的增長。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揮霍和魯莽。那些教條式的民主主義者仍在喋喋不休地談論民主，儘管代議制政府的權威和聲望顯然已然喪失殆盡。工黨依然固執地抱著他們那套包羅萬象的經濟異端邪說。而那些有組織的宗教，在戰前是何等無力，戰後依舊如此。
然而，有一個事實卻以驚人的清晰度浮現：人類的本性並未因文明而改變。它既沒有被提升到平均水平，也沒有被拉低到平庸。在國際服飾單調劃一的表象之下，人依然是其本來的樣子——一個傑出的戰鬥動物，一個自我犧牲的英雄，同時也是一個嗜血的野蠻人。人性既崇高又可怖，既神聖又邪惡。除了知識和經驗的累積——這些外在而不可靠的獲得物——我們幾乎沒有證據表明，自石器時代以來，我們發生了多大的改變。
這場戰爭，我們很快就會被迫承認，其根源深植於歐洲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之中。財富和人口的增長，以及報酬遞減法則，導致了對未開發土地和工業原材料的爭奪。
正如查爾斯·瓦爾斯頓爵士所指出，幾年來，民主運動能否在官僚和軍隊首領成功挑起戰爭之前掌握控制權，一直存疑。兩股力量之間存在著一種競賽。這便是哈爾丹勳爵著名的德國之行時所發現的局面。最終，保守勢力得以發動攻擊並迅速煽動了民意。或許，官僚體系本身就是憑著自身的慣性而運作。戰前兩三年，一位德國公論家在回答一位傑出的英國人關於德國政策究竟由誰主導的問題時，回答道：「這是個難題。名義上，當然是皇帝負責；但他情緒多變，並非強人。實際上，機器自行運轉。它正將我們帶向何方，我們誰也不知道；我擔心是走向某個巨大的災難。」這似乎道出了事情的真相。無疑，一種浪漫的帝國主義，懷揣著恢復查理曼帝國的夢想，是這場罪惡企圖的一個因素。無疑，軍官們的自然野心，以及承包商和投機者的貪婪，都在推動戰爭中扮演了角色。但當我們考慮到德國在和平滲透和經濟競爭的遊戲中握有所有贏面時，如果我們不認為德國本身的政治狀況和機器的自動運轉是發動攻擊的主要原因，那麼我們就只能認為帝國政府表現出了驚人的魯莽。事實上，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的確如此。這項計劃之所以失敗，僅僅是因為德國愚蠢到在與俄羅斯算賬之前就威脅英國。但這同樣是內部壓力所致。
美國政治思想中那種驚人的地方主義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個結論；而我們那些公眾人物，其中一些人無疑深諳其中道理，卻為應付當前需求而發表了幾乎超越每年七月四日演說的政治胡言亂語。但任何歷史學家都不會認為，因為中歐帝國的實力不足以征服歐洲——這是一場屢屢失敗，或許也將永遠失敗的嘗試——人類最普遍、最成功的結社形式之一就此永遠消亡。這個問題尚未完全塵埃落定，即便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亦是如此。霸權將屬於那個組織最完善、最勤奮、最聰明、最團結的國家。戰前，沒有人會猶豫地將德國視為此一地位的擁有者；而在帝國垮台之前，這個國家似乎也毫無損害地保有這些特質。三大帝國在罷黜其君主後，立即陷入可怕的混亂。就俄羅斯而言，難以想像在君主制恢復之前有任何復甦的可能；而德國或許明智之舉是選擇皇室成員作為立憲君主。君主往往比民選議會更能代表其子民；如果他善於識人，他很可能擁有更有能力且忠誠的顧問。威爾遜總統宣稱，「除非民主國家結成夥伴關係，否則和平的堅定共識永遠無法維持；因為任何專制政府都無法信守承諾。」這句話是他作為公眾人物所表現出的最幼稚、最教條的純真之一。歷史並不支持民選政府比強大君主制更道德或更愛好和平的理論。
美國內戰中聯邦政府的決心，以及法國和英國在與德國四年鬥爭中的堅定，都可以合理地援引為民主的論據。當托克維爾說「民主難以發動或結束戰爭」時，後者比前者更為真實。其次，民主的教育價值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可以抵消許多缺陷。彌爾主要根據「它比任何其他政體更能促進更高尚、更優良的民族性格」來支持民主，因為權威政府會阻礙智力發展，縮小同情心，並摧毀主動性。「完美的共和國」，齊默爾曼先生說，「是自由人社會，每個人既統治又被統治。」同樣公平的論點是，君主制也無法避免民主最嚴重的弊病。專制政府常常被迫壓迫受過教育的階級，並安撫暴民。多米提安皇帝可以肆無忌憚地屠殺元老，只有當他「開始被市井小民懼怕」時才垮台。如果專制政體不依賴軍隊（這會導致禁衛軍混亂），就必須依賴「麵包和馬戲」。因此，它擁有民主的一些最嚴重的缺點，卻沒有其優點。正如格雷厄姆·瓦拉斯先生所說：「當沙皇或官僚機構發現自己被迫違背模糊的民族情感進行統治時，這種情感隨時可能產生壓倒性的民族目標，獨裁者就會成為最肆無忌憚的煽動者，他們煽動種族、宗教或社會仇恨，或對外戰爭的慾望，比民主制度下的報業老闆更無道德顧慮。」
一個例子就足夠了；這些話是阿納托爾·博利厄在 1885 年所說：
「政治家和國家官員的招募範圍越廣，他們的知識水平似乎就越低。這種政府人員的惡化在道德層面更為顯著。政治變得越來越腐敗、墮落，玷污了那些參與其中以及以此為生的人。政治鬥爭變得過於激烈和粗俗，以至於其暴力和陰謀已使最高尚、最正直的品格產生厭惡。多個國家的精英正表現出不願與之為伍的傾向。政治是一種行業，一個人要想成功，需要的不是智慧和知識，而是膽量和陰謀的能力。在某些國家，它已成為最可恥的職業。政黨是掠奪的集團，其形式也變得日益無恥。」
勒沃古子爵（Vicomte Le Vogué）的傑出小說《亡靈談話》（Les Morts qui parlent）從內部知識和經驗描繪了法國政治的晚近狀況。讀過這本書的人不會忘記新議員立即陷入「仇恨的浴池」（bain de haine）的描述，以及腐敗如何侵蝕整個體系。難怪大多數法國人不願投票。1906年，僅有5,209,606張選票投出，而6,383,852名選民未去投票。新興國家的民主記錄也好不到哪裡去。
群眾心理學近年來受到許多研究，法國有勒龐（Le Bon）及其他學者，英國則有格雷厄姆·瓦拉斯（Graham Wallas）。我認為勒龐有將「群眾」塑造成一個神秘的、超人類實體的危險。當然，群眾是由個體組成的，他們依然是個體。我們不能接受盧梭和社會主義者們所塑造的那個填充偶像「總意志」（The General Will），並將其變成一個邪惡的靈魂。根本沒有什麼總意志。我們有權利說的只是，個體偶爾會被理性引導，而群眾則從不。
3. 某些民主批評家不僅指責它輕率地破壞偶像，還指責它頑固保守和阻礙發展。同時指責同一個人有兩種對立的錯誤似乎不合理；但的確，在民眾情緒未被觸動時，群眾會單純出於習慣而堅持舊弊。正如緬因（Maine）所說，普選權本會禁止珍妮紡紗機和動力織布機、脫粒機和格里高利曆；它也本會恢復斯圖亞特王朝。民主的理論——「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vox populi vox dei）——純粹是一種迷信，一種對不存在的神聖或自然認可的信仰。而迷信通常具有阻礙性。「我們將轉瞬即逝的政治口號奉為永恆真理；接受了父輩的悖論為陳詞濫調後，我們又將它們永恆化為阻礙子孫進步的絆腳石。」
沒有哪個文明政府在戰前那些年裡，面對一小撮女性無政府主義者的暴行，比內閣和下議院表現得更為可笑和屈辱。工會將恐怖主義合法化，這是一次過於悲劇以至於無法稱之為可笑的妥協，但它甚至更加可恥。因此，當戰爭期間政府在處理同一區域的叛國陰謀時畏縮不前，也就不足為奇了。
《泰晤士報》1917年5月24日的報導，提供了一個受壓力影響，因而顯然存在不公裁決的顯著例子。報導並排刊登了「糖販被罰款」和「罷工領袖獲釋」兩則新聞。前者因無外部輿論支持而承擔了全部過錯的懲罰。後者，據稱犯下了最高可判終身監禁的罪行，卻毫髮無損地獲釋，因為他們是強大組織的成員，能夠對政府施加巨大壓力。這種「巨大壓力」當然是通過癱瘓我們的貿易和供應渠道，或通過針對生命和財產的組織性暴力來勒索整個社會，否則就會讓國家虛弱地背叛給德國。民主面對分裂主義的無政府狀態是無力的；當這種運動爆發時，除了用截然不同類型的政府來取代民主，別無他法。
民主，事實上，是一種瓦解力量。它在破壞方面強大，但當破壞工作（這當然可能是必要的任務）完成後，它便會瓦解。民主將社群分解為個體，然後又將他們重新聚集為烏合之眾。
這些強大的運動，儘管彼此對立，卻都鄙視民主的理念，莫利勳爵將民主定義為輿論統治，而更精確的定義則是民族成年成員中多數票的直接統治。甚至像勞斯·狄金森先生這樣的政治哲學家也說：「就我而言，我不是民主主義者。」
那麼，這個被奎內（Quinet）稱為「奇特偶像」（curieux fétiche）的民主，它的朋友究竟是誰呢？它似乎沒有任何朋友，儘管自盧梭時代以來，它一直是愚蠢頌揚的對象。美國人向它焚香，但他們自己卻被老闆和托拉斯所統治。
將勞工運動解釋為舊民主自由主義的合理發展是徒勞的。結社自由無疑是自由放任政策的邏輯應用；而自由放任政策中潛藏的無政府主義可能性，在勞工反民主運動中已昭然若揭。但自由主義是建立在對人性過於樂觀的估計，以及對進步法則的信仰之上。由於沒有進步法則，且文明社會正被人類的邪惡激情所摧毀，自由主義暫時完全聲名掃地。同樣可以說，自由主義的兩個教條之間存在根本矛盾。它們是：無限競爭對競爭者有激勵作用，對國家有利；以及每個個體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兩者都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但前者邏輯上導致個人無政府主義，後者則導致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倫理理論無法調和。
鮑利教授估計，如果國民收入平均分配，每個家庭每年約可獲得160英鎊，免稅。但即使這個估計，儘管令人沮喪，似乎也未充分考慮到在現行制度下，富裕階級的許多收入被重複計算兩到三次的事實。廢除高收入，珠寶、繪畫、葡萄酒、皮草、以及像外科醫生和時尚肖像畫家那樣特殊而稀有的技能，都將失去其全部或大部分金錢價值。所有高薪專業收入，除了低級喜劇演員及其類似者之外，都來自富人，並且至少被計算兩次以徵收所得稅。可以肯定的是，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無法「重新分配」，而一旦嘗試這樣做，信用將被摧毀，財富將像雪人一樣融化。因此，礦工們並非追求正義；他們正通過壟斷生活必需品之一，勒索富人與窮人。而現在，他們竟然罷工以反對繳納所得稅！
對任何階級整體發出指責或咒罵，既不必要也不公正。權力總會被濫用，而在這種情況下，有許多誠實的無知，被那些鮮少誠實的煽動者所煽動。在最近一期的《愛丁堡評論》中，萊登·馬卡西爵士談到了手工業者普遍存在的、幾乎是普世的謬誤。他們相信，他們所有的願望都可以從當今的利潤和生產中得到滿足。他們相信，限制產出是在對他們所屬的階級履行道德義務。
另一個流行的錯覺是，過去五十年最主要的變化是世界從個人主義轉向社會主義。用基督社會主義者（他們希望將中世紀天主教的戰鬥精神和組織與爭取民意的努力結合起來）的話說，我們「重新發現了集體理念」。但如果我們將社會主義，不是狹義上的集體主義（那將是一種經濟實驗），而是廣義上的對社群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高度意識來理解，那麼我們已經變得更社會主義的普遍觀念中，幾乎沒有什麼真理可言。不難看出這種觀念是如何產生的。當有必要為徵稅尋找某種理論依據時，稅收不再是為了國家需求，而是為了稅收階級的利益；而這種依據則建立在「所有財富都歸國家所有」的理論上，國家（即大多數選民）可以公正地決定如何分配。每當出現為優勢群體投票新增福利，犧牲少數人利益的問題時，我們新的政治哲學家們就自稱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但真正的社會主義，幾乎就是愛國主義的同義詞，在那些自稱社會主義者的人身上卻顯著缺失，而在那些拒絕這個稱號的人身上卻表現得十分強烈。這個悖論很容易證明。一個國家所從事的最社會主義的事業，就是一場大規模戰爭。一個處於戰爭狀態的國家，比其他任何時候都更能意識到其企業統一性和共同利益。
幾年後，拉撒路可能在天堂，而財主則在地獄。與這種道德機會的平等和自我選擇命運的巨大不平等相比，主僕關係似乎微不足道；它只是暫時且瑣碎的偶然。因此，在封建時代，如同今天在真正天主教的社群中一樣，不公和社會不滿的情緒很少被激起，階級差異也呈現出更為友善的色彩。儘管中古時代充滿無法無天和殘暴，但人們當時可能比現在更幸福。
法國大革命，作為一種瓦解的溶劑，將社會粉碎，卻無力重建。然而，在隨後發生於我們國家的工業制度下，民族意識到其團結性。這個制度是為了增加國家人口和總體財富所能設計出的最佳方案；即使是那些受其影響最深的人，也對其成果感到自豪。上個世紀收入微薄的工人會認為，故意做一份糟糕的工作是一種可恥的行為。
我並不是在讚揚封建時代，也不是在讚揚十九世紀的「飢餓的四十年代」。尤其在後者，窮人所付出的犧牲過於巨大，以至於所換來的成功顯得有些粗俗。但在我看來，將那個時代稱為個人主義時代，而將我們這一代稱為社會主義時代，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在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也不是那些背叛和毀滅了自己國家的「斯巴達克斯分子」惡棍，而是那些高喊「德意志高於一切」的官僚。
正如古雅典在亞里士多芬的時代，「年輕人從教師那裡學習，成年人從詩人那裡學習」。同樣，鑑於工人的智慧和能力日益增長，工業巨頭也無法再像從前那樣擁有專制地位；而那些並非工業巨頭的資本家，對社會的虧欠程度遠超他們所意識到的。這個階級正痛苦地意識到其脆弱性。
因此，我們的社會秩序中存在著非理性的殘存；儘管可以證明它們並未對社會造成嚴重負擔，但民眾的怨恨和不滿自然會抓住它們，誇大其惡果。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怨恨和不滿在戰前幾年變得非常尖銳。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我們的文明毫無意義和價值。這種感覺在所有階級中都很普遍，包括所謂的閒暇階級；而且這種感覺如此強烈，以至於許多人欣然歡迎明確的職責召喚，儘管這職責意味著面對戰爭的所有恐怖。造成這種不滿的原因何在？對我們來說，很少有比這更重要的問題需要回答。
那些認為原因在於我們所提及的殘存現象的人，肯定是錯的。社群中存在少數或多或少寄生於其上的階級，這並非什麼新鮮事。年收入五千英鎊及以上繳納所得稅的人總共只有一萬三千人，佔四千六百萬人口的極少數，他們的財富，如果可以瓜分，對工薪階層而言也絲毫沒有顯著差異。
作為我們民族美德的回報，我們的人口擴張，我們的進出口額飛速增長，我們的帝國每十年都有所擴張。顯然，當基督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時，他想到的正是大英帝國。我們社會秩序的整個結構都鼓勵以量化標準衡量一切。每個人都能理解，一個每小時行駛六十英里的世代，必定比一個只行駛十二英里的世代文明五倍。因此，仁慈的「進步法則」在這個最能體現它的國家得到了例證。這個神話指的是，存在一種自然的改良法則，表現為結構的日益複雜，慾望的增長以及滿足慾望的手段的增加。一個國家通過增加財富和人口，以及增添生活的附屬品和裝備來推進文明。
對這個所謂法則的信仰，已然毒害了我們的自然科學、政治科學、歷史、哲學，甚至我們的宗教。科學宣稱「適者生存」是自然法則，儘管自然已使蜥蜴時代的雄偉動物走向滅絕，卻精心保存了臭蟲、虱子和梅毒螺旋體。
我們通常以彼此為食；
那又何妨？最堅韌者得以倖存，
這句話公平地戲仿了這個學說。在政治學中，通過一種浮誇的勢利，歐洲政府的實際演變被假定為進步的軌跡。我們的歷史將過去時代的蒙昧狀態與現在的高尚道德和普遍啟蒙進行對比。
我們已靠著這種世俗化的理想主義生活了一百五十年。它驅逐了真正的理想主義——那只是對理想主義的漫畫——並使得更高層次、更深層次的宗教信仰變得異常困難。就連對不朽的希望也墮落成了對鬼魂和亡靈聲音的信仰。
大自然對這個珍貴的法則一無所知。它的形狀不是垂直線，也不是螺旋，而是圓圈——用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話說，是惡性循環。「人吃鳥，鳥吃蟲，蟲又吃人。」有些星星越來越熱，有些越來越冷。生命在一定的溫度下出現，在另一種溫度下熄滅。進化和退化相互平衡，並同時進行。地球上所有物種的正常狀態不是進步，而是靜止。所謂的「進步」是適應新條件的偶然事件。蜜蜂和螞蟻必定花費了數千年才完善了它們的組織；現在它們已經達到穩定的平衡，不再有明顯的變化。人類的「進步」幾乎完全在於將野蠻人從叢林中轉變為「工具製造者」，而不是「智人」；對於這個過程，大自然以各種疾病困擾我們，奪走我們的牙齒和爪子來表達她部分的不滿。我們自猿人祖先丟掉名字的前半部分以來，智力和道德天賦是否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一點並不確定。
最近浪費在毀滅性武器上的巧思，或許能轉而投入改善我們的房屋——這些房屋應該容易且便宜地組裝起來，並能分段攜帶；投入節省勞力的設備，使僕人變得不必要；以及投入國際性的疾病防治運動，其中一些最嚴重的疾病，只要二十年的協同努力，便能永遠根除。科學文明並非不可能，儘管我們不太可能活著看到它。而且，如果科學與人文主義能夠攜手合作，那將是人類的一個偉大時代。這些希望必須允許在我們心中飄蕩：它們並非不合理，而且它們將幫助我們度過二十世紀，這個世紀不太可能是一個令人愉快的生活時代。
一些作家，比如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 Wells），意識到文明所面臨的危險，曾建議成立一個社會，以互相鼓勵更高尚的生活。威爾斯先生在他的《現代烏托邦》中發展了這個想法。他設想了一個像日本武士一樣的兄弟會，他們遵守戒律，一種世俗的修道會，致力於過著完全理性、健康的生活，成為當時社會中最好的核心。這個方案對柏拉圖主義者來說很有趣，因為它與《理想國》中的護衛者制度相似。為道德和身體貴族建立一個禁慾的秩序，並將國家治理權委託給他們，有很好的理由。
這場巨大的爆炸已經發生，而威爾斯先生或許早在十一年前就該預見到的解體階段，現在已然清晰地開始了。但它還需要走得更遠，這種社會的需求才會被感受到。或許有一天，受過教育的階級和那些渴望自由生活的人，會發現自己不僅在家中受到工會暴政的壓迫，更在靈魂上受到群體道德中那種黏膩、矯揉造作的情感主義的壓迫。屆時，或許會形成一個相互保護的聯盟。如果這樣一個社會真的存在，我認為以下原則對其成功是必要的：首先，它必須建立在宗教基礎之上，因為宗教具有比任何其他紐帶更大的凝聚力。宗教基礎將是基督教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斯多葛主義的結合，因為它必須建立在基督教和柏拉圖主義所共有的對絕對精神價值的信仰之上，並結合斯多葛主義所具備的對暴政和群眾愚蠢的堅韌反抗。其次，它不得隸屬於任何宗教組織；否則它肯定會被教派利益所利用。第三，它必須包含一些純粹的紀律性禁慾主義，例如男性戒酒戒菸，女性戒昂貴服飾和珠寶。這是必要的，因為排除三心二意者比增加成員數量更重要。第四，它必須規定一種簡樸的義務和紀律生活，因為節儉是享受自尊和自由的條件。第五，它將鼓勵盡可能在鄉村過戶外生活。
幾年前，我對它的恐懼比現在更大。牛津運動始於浪漫主義運動的晚期浪潮，帶著憂鬱的眼神凝視著過去。但浪漫主義，溺愛廢墟，卻迴避真正的復興。中世紀主義只有在近距離觀察時才具吸引力。因此，這場運動正逐漸不再是中世紀的、天主教的或聖公會的；它正變得明確地拉丁化。但在英格蘭，一個否認教宗的拉丁教會是荒謬的。正如我在本卷中所說，許多更精明的聖公會高派教徒正投身於政治煽動和陰謀，天主教徒對此總有極大天賦；但這又使他們陷入了另一種矛盾。因為天主教本質上是等級森嚴且反民主的，儘管它「為有才之士敞開大門」。天主教精神在《天堂篇》第三章中得以體現，但丁問他在天堂最低層遇到的一位朋友的靈魂，是否不想往上爬。這位朋友回答說：「兄弟啊，仁愛的力量使我們的意願平靜，使我們只願擁有我們所擁有的，不再渴望更多。如果我們渴望在更崇高的領域，我們的慾望就會與在此分配我們不同職位的上帝的旨意不符……我們在這個王國中循序漸進的排列方式，讓整個王國都感到滿意，正如它也讓賜予我們隨其意願而行的君王感到滿意。」因此，這些熱衷民主的教會人士，當他們試圖為教會立法時，顯得十分怪異。
一百年後，相信它的人數是否會比今天更多，我想，這取決於國家是否會比現在更健康。基督教的主要競爭對手是世俗主義；這種信仰將為其信徒帶來一些痛苦的失望。我不禁希望，人類在接連走錯了所有道路之後，或許會更多地關注那條通往生命窄路。在道德方面，教會無疑將面臨一場艱難的戰鬥。年輕一代已經拋棄了所有禁忌，在性方面，我們必須為一段時期內的放縱做好準備。但這種無法無天會通過引起厭惡和羞恥而自我治癒；而婚姻制度根深蒂固，不會因革命而受到任何威脅。
我想，我已經明確表示，我並不認為自己出生於1860年特別幸運，而且我對我的孩子們將要經歷的人生旅程充滿極大的焦慮。但是，歸根結底，我們主要根據表面潮流來判斷我們這一代。也許，我們看不到的仁慈力量正在積蓄。有耕耘的時代，也有收穫的時代：那些輝煌的時代可能是精神財富被揮霍的時代，而那些明顯衰落的時代可能是民族在耗盡精力後恢復的時代。從表面上看，人類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沒有理由認為未來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成就會比過去少。所有美好的源頭就像一條取之不盡的河流；創造者不斷湧出新的良善、真理和美麗的寶藏，供所有願意愛它們並獲取它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