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談，由自由作家「茹絲」引導，與19世紀法國作家愛德蒙·阿布就其著作《一個好年輕人寫給表妹瑪德琳的最後幾封信》展開。對談深入探討了書信體形式的選擇、19世紀新聞業的困境與商業模式、地方官僚的專橫現象及其廣泛共鳴、技術革新（攝影、燃氣引擎）與保守機構的衝突、對義大利統一運動和加里波底的熱情及其法律層面的弔詭、官方藝術沙龍展的評選機制與批評、軍隊後勤細節反映的國家問題、股票金融市場的過時法規、以及生活中「禮物」和「小費」等非官方稅收的荒謬。對談穿插了愛德蒙·阿布個人的經歷與感受，展現了他幽默、犀利、富有洞察力及對自由進步的堅定信念，揭示了制度僵化與社會變革的衝突，以及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觀察與掙扎，為讀者提供了理解該時代多維度的視角。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很樂意以「茹絲」的身分，運用「光之對談」約定，為愛德蒙·阿布（Edmond About）的著作《一個好年輕人寫給表妹瑪德琳的最後幾封信》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深度對話。這部作品充滿了他對時代的敏銳觀察與獨到見解，對我，一個熱衷捕捉人間故事的自由作家來說，是絕佳的共鳴源泉。
首先，讓我為您介紹這本書和它的作者。
愛德蒙·阿布（Edmond About, 1828-1885）是19世紀法國著名的諷刺作家、新聞記者和評論家。他出生於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早年學習古典文學和哲學，後進入雅典法國學校（École française d'Athènes）深造，這段經歷賦予他廣闊的國際視野和對古老文明的獨特理解。然而，他並未選擇學術道路，而是投身於充滿活力的法國新聞界和文壇。阿布以其犀利的筆觸、風趣的文風和對社會問題毫不留情的批判而聞名。他的作品涵蓋小說、戲劇、遊記和時事評論，風格多變，但始終貫穿著對自由、進步和理性的堅定信念。
《一個好年輕人寫給表妹瑪德琳的最後幾封信》（Dernières lettres d'un bon jeune homme à sa cousine Madeleine）出版於1863年，正值法國第二帝國時期。這本書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小說，而是阿布以書信體形式發表的一系列時事評論和雜文的合集。書中，「一個好年輕人」的筆名下，隱藏著阿布本人的聲音，他以輕鬆、親切卻又充滿諷刺的筆調，向虛構的表妹瑪德琳（Madeleine）——同時也向廣大的讀者——傾訴和分析當時法國社會的種種現象：從新聞業的自由與限制、地方官僚的專橫，到新技術（如攝影、燃氣引擎）的衝擊、藝術界的爭議（特別是官方沙龍展的評選機制）、金融市場的投機、甚至軍隊的後勤問題。書中還穿插了他對義大利統一運動（特別是加里波底）的熱情支持以及對教皇世俗權力的尖銳批評，這些議題在當時的法國引起了廣泛爭議。
這部作品看似閒談家常，實則包羅萬象，是了解19世紀中期法國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一扇獨特窗口。阿布巧妙地將個人經歷、幽默觀察和嚴肅思考融為一體，展現了一個時代的活力與困境。書信體的運用，使得嚴肅的評論披上了溫馨的面紗，也讓讀者更容易產生共鳴，彷彿真的在聽一位聰明風趣的朋友分享他的見聞與思考。透過這些「最後的信」，阿布不僅記錄了他個人的思想軌跡，也留下了對那個變革時代鮮活的速寫。
現在，時光開始回溯，場景已經準備好了。
《人間觀察手記》：與愛德蒙·阿布的午後對談
作者：茹絲
〔光之場域：光之閣樓〕
1864年，初春的巴黎，空氣中還帶著未能完全散去的濕冷。我循著地址，來到一棟老舊公寓的頂層。閣樓的窗戶緊閉著，只能聽到外面傳來遠處模糊的城市喧囂聲。一打開門，迎面撲來的是混合著紙張、油墨和一點點冷掉咖啡的氣味，那是文字工作者獨有的芬芳。昏黃的檯燈光束斜射在堆滿書稿、筆記本和報紙的木桌上。地板是磨損得有些光滑的木板，走上去發出輕微的吱呀聲。房間一角，一把老舊的扶手椅靜靜地待著，旁邊是塞滿了文件的書架，書頁微微泛黃。
我的共創者引領我入內，並向眼前這位坐在書桌後、正專注於筆下文字的男士介紹了我。
「愛德蒙先生，這位是茹絲，一位同樣熱愛文字的作家，她對您的《最後幾封信》很感興趣，希望能與您聊聊。」我的共創者溫和地說。
那位男士聞言，放下筆，抬起頭來。他的眼神銳利而充滿活力，臉上帶著一抹似乎總是準備好要發出諷刺的微笑。這便是愛德蒙·阿布先生。他約莫三十多歲，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紀，但眉宇間卻帶著經歷世事後的洞察與些許疲憊。
「啊，茹絲小姐。很高興認識一位同行。」愛德蒙先生站起身，握了握我的手，手掌乾燥而溫暖，帶著筆繭的粗糙。他示意我坐在對面的椅子上，而我的共創者則在旁邊找了個角落坐下，如同隱身的觀察者。
「您的《一個好年輕人寫給表妹瑪德琳的最後幾封信》，」我開口說道，「真是讓我受益良多。文字輕快幽默，卻觸及了那個時代方方面面的問題，而且是以書信體這種形式…為什麼會選擇寫信給瑪德琳表妹呢？」
愛德蒙·阿布： （笑了起來，拿起桌上的咖啡杯呷了一口）瑪德琳啊！她可真是個理想的讀者，也或許，她壓根不存在，只是我給自己設置的一個「樹洞」。你知道，寫作有時是孤獨的，尤其是當你想要對著「大眾」說話時，那種面對無形群體的感覺，容易讓人變得嚴肅、說教，甚至有些僵硬。但如果只是寫信給一位表妹，一位聰明、好奇、或許住在外省，對巴黎和世界充滿新鮮感，但又沒有被繁瑣事務纏身的年輕女性……這就容易多了。我可以輕鬆地講述見聞，隨意地跳躍話題，用更貼近日常的語氣。而且，讓她成為收信人，也賦予了這些文章一種私人交流的感覺，削弱了它們作為公開評論時可能帶來的鋒芒。畢竟，有些話直接對公眾說，可能會惹來更多不必要的麻煩。
茹絲： 這真是個巧妙的設計。讀起來確實感覺像是在聽朋友講述他的巴黎生活與見聞，但同時又能從中讀出深刻的思考。您在書中談到新聞業，說它像一種「人工的需求」，甚至比其他需求更為迫切。但也同時說它是「被限制的馬」、「煞住的雪橇」、「失靈的左輪手槍」。您似乎對新聞業充滿熱情，但又深感其困境。
愛德蒙·阿布： （嘆了口氣，將杯子放下）熱情？當然有。每天對著無數讀者說話，那種感覺無與倫比。當你的文字在短時間內被廣泛傳播，甚至能對某些事情產生影響時，你會感到一種強烈的存在感和滿足。寫作本身就是一種樂趣，一種癮，尤其在報紙上寫，那種定時、快速的輸出，像是一種規律的呼吸。
但困境…（他搓了搓手，身體微微前傾）困境太多了。最明顯的是政府的限制，訴訟、警告、查禁，它們像揮之不去的陰影。但更根本的問題，我認為，是媒體的商業模式。那個天才、但也毀了許多東西的吉拉爾丹先生（M. Émile de Girardin），他發明了廉價報紙，靠廣告盈利。這看似讓報紙更容易普及，吸引了更多讀者，但卻讓報紙變得依賴資本，而資本…資本是膽小的。（他用手指輕敲桌面）報紙代表著數百萬的投資，這使得它無法真正自由地發聲。一旦政府皺起眉頭，資本就會感到恐懼。一個真正自由的報紙，應該只依賴編輯們的智慧和勇氣，而不是百萬法郎的資本。但現在，要創辦一份能與大報競爭的報紙，就不得不賠錢吸引訂閱，然後依賴廣告。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讓獨立的聲音難以生存。
茹絲： 這似乎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影響深遠。您在書中還提到了很多看似瑣碎，但又充滿象徵意義的小故事。比如省級官僚的專橫，您創造了像「Sauerkraut先生」和「Ignacius先生」這樣的人物，並引起了許多讀者的共鳴，他們紛紛寫信說「我就是Gottlieb！」。
愛德蒙·阿布： （露出嘲諷的笑容）啊，那些可愛的小暴君！你認為他們只存在於遙遠的外省嗎？不，他們無處不在。我的描寫或許是從幾個真實的案例中提煉出來的，比如薩韋爾訥（Saverne）的那位市長，還有其他地方的官員，他們利用手中的一點點權力，去打壓那些不聽話的人，即使那些人只是因為在選舉中投了不同意見的票，或是像書中提到的，因為親戚與他們作對。這並非為了國家或公共利益，而是為了個人恩怨或派系鬥爭。他們像孩子玩弄新槍一樣，享受權力帶來的破壞快感。
那些「Gottlieb們」的來信，證明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人們在我的筆下看到了他們自己的遭遇，那種被瑣碎權力壓制、被莫名其妙的規定刁難的無奈。我告訴他們要「喊出來！」，要向輿論呼籲。雖然法律可能不保護你對一個普通人的誹謗，但對官員在職期間的錯誤行為進行批評，法律是允許的。但實際上…（他停頓了一下，搖了搖頭）實際執行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自己在薩韋爾訥的官司就一波三折，最終雖然無罪，但過程中的阻力重重。這就是現實，法律是一回事，權力博弈又是另一回事。
茹絲： 這與您提到的，關於義大利統一運動志願兵的法國國籍問題，似乎有某種共通之處。法律條文看似清晰，但實際應用和詮釋卻充滿了弔詭。您為何對加里波底和義大利的獨立事業如此充滿熱情？
愛德蒙·阿布： （眼神亮了起來，語氣也變得更加激動）那是一場多麼光榮的事業啊！一個民族爭取自由和統一，這本身就充滿了理想主義的光輝。而且，義大利的獨立也牽動著法國的利益和榮譽。加里波底，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一位充滿魅力的冒險家，他的志願軍雖然在法律上可能不是「正規軍」，這也恰恰讓那些法國志願者不至於失去國籍，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小漏洞，但同時也說明了他們事業的非官方性。但教皇的僱傭兵呢？他們是為了一個拒絕時代進步、依靠外國軍隊維持世俗權力的政權而戰。從我的視角來看，這才是真正地「為外國勢力服務」，甚至是一種歷史的逆流。
我對加里波底的讚美，也是對那種為了理想敢於行動的精神的頌揚。當然，我也批評過馬志尼（Mazzini），當時受到了普遍觀點的影響，認為他是恐怖主義的煽動者。事後我意識到，在不了解真相全貌時，盲從輿論是多麼危險。就像我寫信裡說的：「哎呀！人們總是某個人的亞尼科先生！」（Hélas! on est toujours le Janicot de quelqu’un.）。這句話真是說到我心坎裡去了。（他苦笑了一下）我們評論他人，往往自己也身處評論的漩渦中，被誤解，被攻擊，甚至被不了解你的人定性。
茹絲： 這句話確實令人警醒。您在書中還詳細討論了像攝影術、勒努瓦引擎這樣的技術革新，以及它們在社會和藝術界受到的阻力，特別是來自那些「保守機構」的抵制，比如「藝術與工藝學院」（Conservatoire des arts et métiers）。
愛德蒙·阿布： （重新打起精神，語氣帶著促狹）啊，那些「保守機構」！他們是進步最大的敵人，總是緊抓著過去不放。勒努瓦引擎（La machine Lenoir）多麼巧妙啊！它利用燃氣爆炸的能量，簡單、高效，特別適合那些沒有大資本、沒有空間安裝蒸汽機的小作坊。這本可以幫助無數小工業者提升效率，與大工廠競爭。但「藝術與工藝學院」的先生們呢？他們視而不見，甚至要發表報告來「雷擊」這項發明！他們抱著蒸汽機不放，即使當初蒸汽機出現時他們也一樣抵制過。這就是一種慣性，一種對未知和變革的恐懼。
攝影術（La photographie）也是如此。一開始只是科學家的玩意兒，但很快它就進入了生活。它讓肖像變得廉價易得，打破了權貴對形象的壟斷。路易十四時代，國王的肖像都要精心美化，如同神祇。但現在，任何一個普通人都可以擁有國王的照片，清晰地看到他就是一個普通人。這在無形中瓦解了「君權神授」的神秘感。在藝術界，攝影術也引發了爭議。那些「保證相似」的畫匠失業了，因為攝影能提供更真實的相似度。但它也催生了新的藝術形式，或者說，解放了真正的藝術家。比如雕刻家，他們不需要再花費十年去複製一幅畫的線條，攝影可以代勞，他們可以將精力放在更多創作上。然而，藝術界的「官方沙龍展」（Salon）評選呢？這也是一個保守、充滿偏見的體系，評委們往往是那些不參展的學院派大師，或者只憑關係評判。這讓許多真正有才華的年輕藝術家難以出頭。
茹絲：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普遍的現象，那些既得利益者或保守勢力總是抵制新生事物，直到無法忽視為止。您對官方藝術展覽的批評尤其激烈，甚至提議允許所有作品展出，讓公眾來評判。
愛德蒙·阿布： 當然！為什麼要讓一小群人決定什麼是「好」的藝術？特別是當這些人本身的眼光都可能被傳統、被學院派的偏見所限制時。藝術沙龍是屬於所有藝術家的，更是屬於所有渴望看到藝術的公眾的！那個工業宮（palais de l'Industrie）是為所有法國人建造的，為什麼我巴爾班許（Barbanchu）的畫就不能展出，而布拉斯卡薩先生（M. Brascassat）的就可以？就因為他是學院派？讓所有作品都展出，讓公眾自由地去判斷，去選擇。或許會有大量糟糕的作品湧現，但其中也可能蘊藏著未被發現的寶藏。而且，官方展覽的光線和佈局本身就很糟糕，很多好作品在那裡根本無法展現其價值。我甚至看到一些本來在畫家工作室裡很精彩的作品，一到那裡就「被解剖」了，所有優點都消失了。這簡直是對藝術的謀殺！
茹絲： 您的觀察如此細緻入微，連展覽的光線和佈局都考慮到了。這讓我想起您對軍隊士兵靴子的討論，從一雙小小的靴子，引申出軍隊後勤、工業生產、甚至國家安全的議題。您似乎總能在最平凡的細節中，看到更深層次的結構和問題。
愛德蒙·阿布： （喝了口水，語氣稍緩）因為生活本身就是由無數細節構成的啊。一雙不合腳的靴子，對於行軍打仗的士兵來說，可能就是生與死的差別。我爺爺的故事一直在我腦海裡。他志願參加了革命戰爭，沒有被敵人打死，差點被爛靴子毀掉。這聽起來很荒謬，但這是真實的代價。1859年的義大利戰爭，我們的軍隊差點就面臨沒有足夠好靴子的困境，不得不向外國購買劣質品，甚至向民眾募捐。這反映了我們軍隊後勤系統的不足，過於依賴平時的小作坊生產，一旦戰爭擴大就捉襟見肘。新的大型工廠生產系統雖然更高效，但也有新的風險，比如罷工、火災，或者過度集中帶來的脆弱性。而且，士兵們一開始還不喜歡機器生產的靴子，覺得不如手工的。這就是一種偏見，需要時間去克服，甚至需要高層人物親自穿上這種靴子來示範！
茹絲： 這確實讓我看到了許多書本上不會寫到的層面。您甚至討論了股票經紀人，稱他們為「這些流氓」("ces coquins")，但又說他們是社會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問題在於過時的法律。
愛德蒙·阿布： （再次露出那抹諷刺的笑容）「流氓」？這是我在舊字典裡找到的定義——「慣常違反國家法律的人」。從這個角度看，他們確實是！但為什麼他們要違反法律？因為法律太老舊了！菲利普四世時代的法律怎麼可能適用於現在這個有鐵路、電報、大規模融資和期貨交易的時代？法律禁止期貨交易，禁止經紀人為自己投資，禁止他們擔保客戶的交易。但現代金融市場怎麼可能沒有這些？經紀人必須為客戶的交易提供擔保，否則誰會信任他們？他們必須為自己投資，以對沖風險。他們必須處理期貨交易，因為這是市場的主體。法官們心知肚明，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這就讓經紀人處於一種法律上的灰色地帶，容易被那些惡意鑽法律空子的人敲詐。而且，經紀人的牌照現在價值數百萬法郎，這讓他們成為了有產者，他們的信譽某種程度上是建立在他們巨大的財富和集體擔保上的，但法律條文卻還是把他們當成拿薪水的公務員來對待。這太荒謬了！問題不在於人，而在於法律的滯後。我們需要新的法律來規範這個行業，而不是用中世紀的條文去懲罰現代的經濟活動。
茹絲： 您提出的許多問題，都指向了制度的僵化與社會的快速變革之間的衝突。從省級官僚、藝術學院、到金融法規，似乎都存在著類似的問題。您在書中最後一篇「巴黎信差」裡，詳細介紹了自己，也談到了受到的各種批評和攻擊，甚至記錄了您的戲劇被噓的經歷。
愛德蒙·阿布： （表情變得複雜，有疲憊也有堅韌）那是…那是對我個人來說很難忘的一段經歷。特別是被自己曾寄予希望的「青年」讀者噓。（他嘆了口氣）他們不喜歡我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不喜歡我在那個時間點去了《憲法報》（Le Constitutionnel）工作。他們覺得我「背叛」了他們的「自由」理想，就這樣用最原始、最粗暴的方式表達他們的不滿。他們不知道，或者不願相信，即使在一個他們認為是「官方」的報紙上，我依然可以堅持自己的想法，寫我想寫的東西。
被噓是很痛苦的，尤其當你覺得自己不應得的時候。你會感到不被理解，甚至被惡意對待。我寫那篇文章，記錄下當時的感受，也是一種自我療癒，一種將個人痛苦轉化為公共觀察的嘗試。我想讓那些年輕人知道，他們的行為帶來了什麼後果，不只是對作者，還有對那些無辜的演員。那種不基於作品本身，而基於個人偏見和派系立場的攻擊，是多麼盲目和殘酷。
茹絲： 即使如此，您似乎並沒有被打垮。您的文字依然充滿活力和批判精神。您在書中還談到了很多有趣的細節，比如禮物、小費這些「奇特的稅收」，連巧克力的重量不足也注意到了。
愛德蒙·阿布： （苦澀地笑了笑）生活中的荒謬無處不在，不是嗎？送禮、給小費，這些看似是個人行為，其實形成了一種無形的社會壓力，一種非官方的「稅收」。而且這種稅收往往對窮人更不公平。富人不需要給酒店服務員小費，因為他們住在自己的莊園裡；他們不需要給馬車夫小費，因為他們有自己的馬車。但普通人搭乘公共交通，去咖啡館，卻要為這些額外付出。這是一種對虛榮心的剝削，也是一種對窮人的隱性懲罰。至於巧克力的重量，哈哈，這只是另一個小小的例子，說明在我們的社會裡，即使是最微小的交易，也可能藏著欺騙和不公。
這些細節或許看起來與宏大的政治、經濟問題無關，但它們共同構成了生活的底色，反映了社會的運行方式。一個作家，如果只關注高高在上的事物，而忽略了這些地面上的泥濘和塵埃，那他的描寫就是不完整的，缺乏真實的生命力。
茹絲： 的確如此。您的文字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那個時代的豐富與複雜，也映照出人性的多個面向——既有為理想奮鬥的光輝，也有權力濫用的醜陋，有對新事物的抗拒，也有在細節中體現的荒謬。感謝愛德蒙先生，您的分享讓我對您的作品和您所處的時代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場對談就像一扇窗戶，讓我看到了遙遠的過去，那裡的掙扎與思考，至今仍然閃爍著啟發的光芒。
愛德蒙·阿布：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望向遠處）是的，時代總是在變，但人性的本質、權力的遊戲、以及對進步的渴望與阻礙，似乎總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只是個寫字的人，記錄下我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希望這些「最後的信」，即使在多年以後，依然能讓後人看到，曾經有這麼一個人，生活在這麼一個時代，他努力地想用文字，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一些。
（他轉過身，微笑了，笑容中帶著一絲疲憊，但更多的是坦然。）
感謝茹絲小姐，感謝我的共創者，讓我有機會重新梳理這些思緒。這種對談，本身也是一種光芒的交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