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我,珂莉奧·羅西,將引領您進入1905年的紐約,拜訪《The magazine of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的編輯部,與那個時代對歷史懷抱熱情的人們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共同探索這期雜誌所承載的知識與洞見。
我身穿一件輕盈的白色紗裙,若隱若現地展現身體的曲線。裙上依然繡有古老的文字,但這次的文字更加奔放,彷彿要掙脫束縛,展現歷史的真實面貌。我的髮髻上盛開著各種色彩鮮豔的花朵,象徵著歷史的多樣性和豐富性。陽光灑在我的身上,映照出我對知識的熱情和對生命的讚美。
現在,請跟隨我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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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對談:探索1905年的歷史迴響**
**場景:**
紐約市,第四大道281號,William Abbatt出版公司的辦公室。時間是1905年5月的一個明媚午後。空氣中彌漫著舊紙張、油墨和微塵的氣味。書架上堆滿了泛黃的書籍和雜誌,桌面上散亂著手稿、信件和翻開的參考書。窗外的馬車聲和城市遠處的喧囂偶爾傳來。我輕輕推開一扇門,走進這個充滿學術氛圍的空間。
他代表著這本雜誌的編輯部,是今天我「光之對談」的對象。
**珂莉奧:** 午安,先生。我是珂莉奧,來自一個稍遠的未來。今日冒昧來訪,是希望能與您及貴刊的作者們進行一場對話,關於您們最新一期,也就是1905年5月號的《The magazine of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這本雜誌跨越時空抵達我的時代,其豐富的內容令人驚嘆。我希望藉由這次對談,能更深入理解刊載於其中的諸多研究與觀點,特別是關於美國早期歷史、南北戰爭,以及媒體自由等議題。您們如何看待這本雜誌在傳承和探索歷史知識方面的角色?
**編輯部代表:** (他抬起頭,眼中閃爍著驚訝,但很快被學者的好奇所取代。他推了推眼鏡,微笑著起身)啊,遙遠未來的來訪者!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榮幸。請坐,珂莉奧小姐。這本雜誌,如其名所示,旨在匯集歷史研究的「記事」與「提問及解答」(notes and queries),為歷史愛好者、研究者乃至廣大讀者提供一個平台,分享發現、討論疑點、記錄珍貴的史料。我們相信,透過對過往細節的追溯與考證,能更清晰地映照出我們民族乃至人類文明的演進軌跡。
他認為他們的路線對早期地理知識有何影響?
**編輯部代表:** (他翻開手邊的一本雜誌,找到Upham先生的文章)啊,是的,Upham先生,明尼蘇達歷史學會的秘書,是一位對早期北美探險有著深刻研究的學者。在當時,關於Pineda探險隊在1519年所繪製的「Rio del Espiritu Santo」究竟是指密西西比河還是Mobile河灣,學界存在爭論。Peter J. Hamilton和Prof. Alcée Fortier等學者傾向於是Mobile河。然而,Upham先生透過比對Pineda的地圖(包括由Cortes傳回西班牙的地圖以及都靈地圖)與當時的西班牙記載,提出了更有說服力的論證。
他指出,Pineda的地圖雖未精確繪製密西西比河的三角洲,但卻顯示了河流在入海口附近形成了湖泊(Pontchartrain湖和Borgne湖),並且河流上溯一段距離後有多條支流匯合。這與經由Bayou Manchac、Pontchartrain湖和Borgne湖進入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特徵相符,尤其是提及船隊上溯六里格,看到沿岸有四十個村莊,以及在大河口附近發現一個大型城鎮並停留四十天進行維修。
他的研究突顯了從歷史記載的細微處進行嚴謹地理考證的重要性,即使是看似矛盾或遺漏的信息,也可能隱藏著關鍵的線索,幫助我們理解早期探險家眼中的新大陸面貌。在當時,地理知識的積累便是這樣一點一滴,透過不同探險隊的記錄、地圖的繪製,以及後人的比對與分析逐漸拼湊而成。這篇文章正是我們雜誌「Notes and Queries」精神的體現,力求在既有史料中發現新的解釋和可能性。
**珂莉奧:** 這確實是一項重要的釐清,尤其關乎對早期北美地理認知和探險活動的理解。從廣闊的河流探索轉移到一個具體的小鎮歷史,Charles Burr Todd先生關於Redding鎮的記錄(《The Record of Redding》)也展示了微觀歷史的價值。Redding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 Patriots和Loyalists的對立非常鮮明,甚至成立了各自的協會。Todd先生的文章中引用了Loyalist協會於1775年發布的決議。這些決議具體內容是什麼?它們如何反映當時當地Loyalists的心態和主張?與Patriots有何本質區別?
**編輯部代表:** (點點頭,翻到Redding的文章部分)Todd先生對Redding鎮的歷史有著深入的了解。他描繪了一個在獨立戰爭前夕,思想衝突異常尖銳的小鎮。Redding的Loyalists數量不少,且不乏受人尊敬的成員。他們在1775年2月成立了「Redding Loyalist Association」,並發布了一系列「Resolves」,這在當時可能是美國最早的同類組織之一。
這些決議的核心主張非常明確:
1. **效忠國王與憲法:** 他們聲明,只要享受英國憲法的特權與豁免權,就將對國王喬治三世表示應有的服從。他們認為堅定依賴母國對於他們的政治安全與幸福至關重要。
2. **維護現有權益:** 他們認為英國憲法賦予的特權與豁免權仍在很大程度上持續適用於所有美洲臣民,除了那些他們認為「公正地喪失了權利」的人(暗示為激進的Patriots)。
3. **質疑大陸會議:** 他們認為大陸會議的設立是為了恢復英屬殖民地的和諧,但其某些決議,反而加劇了現有的不和,違背了公民社會的基本原則,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們的選民的特權。
4.
**編輯部代表:** Fleming教授是西維吉尼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他對美國內戰時期的南部州財政有著獨到而精深的見解。他這篇文章詳細剖析了阿拉巴馬州邦聯時期的財政狀況,特別是其如何籌集和支出資金以支持戰爭。
文章指出,阿拉巴馬州在戰爭初期主要透過發行債券來應對巨額的戰爭開支,而非立即提高稅收。這種策略使得州政府在戰爭初期維持了相對較輕的稅負,尤其對農業階級而言。然而,隨著戰爭的持續和邦聯貨幣的迅速貶值,原有的稅收不足以支撐開銷。
為了應對財政壓力,阿拉巴馬州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1. **特別撥款:** 州政府進行了大量特別撥款,最大的一項是為貧困士兵家庭提供支持,總計約1100萬美元。其他撥款用於軍事防禦、為部隊購買武器衣物、資助軍事學校(前提是提供教官)、建立醫院、購買軍艦(如購買了炮艇Florida,撥款15萬美元用於鐵甲衝角艦)、向團指揮官貸款購買衣物、甚至為北方監獄中的阿拉巴馬士兵提供衣物。到1862年3月12日,阿拉巴馬州已向北維吉尼亞軍隊貢獻了317,600美元。這些都顯示了州政府為戰爭付出的巨大努力。
2.
這篇文章的價值在於其基於史料的精確記錄,為理解邦聯南部的社會經濟狀況提供了寶貴的視角。
**珂莉奧:** Fleming教授的分析確實以數據和細節展現了戰爭對經濟和社會的深刻影響。接下來,我想請教Rev. Livingston Rowe Schuyler先生關於新聞自由的文章(第一篇)。他從英格蘭印刷術引進開始,追溯了新聞控制的歷史,直到1792年的《誹謗法案》。為何在討論北美殖民地的新聞自由之前,要先花大量篇幅回顧英國的歷史?您認為這段英國的歷史對理解北美殖民地的情況有何基礎性作用?
**編輯部代表:** Schuyler先生是我們雜誌的常客,他對憲政史和思想史有著獨到的研究。在他這系列關於「新聞自由」的文章中,他採取了一種追本溯源的方式。正如文章標題所示,這是探討北美殖民地新聞自由 *之前* 的情況。理解英國的歷史背景至關重要,原因如下:
1. **繼承與淵源:** 北美殖民地的法律、政治思想和社會習俗,很大程度上是從英國繼承而來。殖民地的居民視自己為英國臣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英國的法律體系,包括對印刷品和言論的態度。
因此,要理解殖民地對新聞的控制和爭取自由的鬥爭,必須先了解其母國在這一方面的歷史基礎和演變。
2. **控制機制的演變:** 文章詳細描述了英國從印刷術引進後,教會、王室(通過樞密院和星室法庭)以及後來的議會,如何一步步建立並強化對印刷的控制,從要求「印可」(Imprimatur)到建立出版商壟斷(Stationers’ Company),再到後來的許可法案(Licensing Act)。這些機制——預先審查、壟斷、事後懲罰——構成了對新聞和出版自由的主要束縛。了解這些機制的發展和具體內容(如星室法庭的法令、伊莉莎白女王的公告),是理解殖民地當局可能採用的控制手段的前提。
3. **對抗與啟蒙:** 文章提到了對抗這種控制的聲音,最重要的當然是Milton在1644年為反對議會的許可法令而寫的《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雖然Milton的呼籲在當時並未立即改變法律,但他的思想成為了後來爭取新聞自由的強大理論武器。了解這些對抗的歷史和思想,有助於理解殖民地時期爭取新聞自由的思想源泉和論辯策略。
4.
**普通法與誹謗罪:** Schuyler先生追溯了在許可法案失效後,普通法(Common Law)如何被用來限制新聞自由,特別是通過「煽動性誹謗」(seditious libel)的概念。文章引用了Chief Justice Scroggs在1679年Henry Carr案中的觀點,即評論政府本身就是犯罪。這種對誹謗法的嚴苛解釋,成為18世紀英國和殖民地限制批評性言論的主要手段。文章最後強調了1792年Fox的《誹謗法案》的重要性,它將判斷出版內容是否構成誹謗的權力從法官轉移到了陪審團,這是新聞自由在英國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理解這一轉變,以及其之前的法律狀態,對於分析殖民地時期的類似案件(如著名的Zenger案,這將可能是後續文章的主題)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總之,這第一篇文章就像是在建造一座房屋前打下地基。它詳細勾勒出英國在新聞控制與爭取自由方面的歷史圖景,解釋了殖民地所繼承的法律框架、控制手段以及思想資源。只有充分理解了這塊土壤,才能真正理解新聞自由在北美殖民地是如何生根發芽、如何與現有權力抗爭,最終發展出與英國本土有所不同的特徵,並最終被載入美國憲法的第一修正案。
**珂莉奧:** 這種基礎性的歷史梳理確實至關重要。從法律和政治思想的演變,轉向更為物質性的考古學。Prof. Edgar L. Hewett先生關於美國西南部古代遺址及其保護的文章,強調了保存歷史遺跡的迫切性。作為國家博物館的學者,他對西南部豐富的歷史和史前遺跡進行了分類和描述,並討論了保護工作的現狀和挑戰。在他看來,為什麼西南部地區的遺跡特別豐富且值得保護?當時(1905年)面臨的主要威脅是什麼?
**編輯部代表:** Hewett教授是一位在美國西南部進行了大量考古研究的專家。他首先區分了西南部地區兩類主要的歷史材料:一是標誌著歐洲白人(Caucasian race)前進的遺跡,主要指西班牙-美洲文明的軍事-宗教前沿所留下的古老傳教士教堂(如新墨西哥和加州的Missions);二是原住民部落的遺跡,這部分佔了絕大部分,也是文章聚焦的重點。
他強調西南部遺跡豐富,主要是因為該地區獨特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首先,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區氣候乾旱,這不利於狩獵部落的生存,卻促使原住民發展了依賴灌溉的農業。這種農業生活方式導致了相對穩定的定居,進而發展出更為永久的居所。
Hewett教授在文章中高度讚揚了美國內政部(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和聯邦土地管理局(General Land Office)當時正在採取的保護政策。他指出,由於超過九成的西南部遺跡位於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土地上(如森林保護區、未開發公共土地和印第安保留區),依據相關法規,政府有責任保護這些遺跡。當時的政策強調:
* 動員各方力量(包括護林員、特工、印第安事務官員甚至印第安人自身)將保護遺跡作為常規職責。
* 實行開放但不縱容商業化的科學研究政策,允許有資質的科學家在政府許可下進行發掘,前提是將發現物用於公共博物館,嚴禁為商業利益進行挖掘。
* 推動相關立法。文章特別提到了當時國會正在審議的三個法案,其中兩個是關於建立國家公園(Mesa Verde和Pajarito Park),旨在保護這些重要的懸崖居所和Pueblo遺跡,並向公眾開放(具有教育價值)。第三個法案(由Iowa的Lacey議員提出,來自內政部)則是一項更為全面的措施,旨在規範所有政府土地上的考古研究和遺跡保護。
**編輯部代表:** Maclay先生是當時著名的海軍歷史學家,他的作品廣受關注。他這篇文章的確旨在比較John Paul Jones與他的一些同僚,如Nicholas Biddle, Lambert Wickes, Gustavus Conyngham, Thomas Thompson, 和 Elisha Hinman,以及一些鮮為人知的私掠船船長。
John Paul Jones之所以在歷史敘事中如此突出,Maclay先生歸結了幾個原因:
1. **他自己的記錄:** Jones是一位多產的記錄者,他詳細記載了自己的事蹟。這使得他的故事更容易被後世所知曉和傳播,相比之下,許多其他海軍軍官並不習慣寫作,留下的記錄較少。
2.
總之,Maclay先生的文章在肯定Jones無可爭議的卓越地位的同時,也以學者的嚴謹,提醒讀者關注那些同樣重要卻被遺忘的貢獻者,從而豐富和平衡了關於獨立戰爭海軍史的理解。
**珂莉奧:** Maclay先生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更為立體的海軍英雄群像。再看Frederick J. Shepard先生關於Burleigh和Johnson's Island的文章,這是一個關於南北戰爭時期間諜、陰謀和越獄的故事。Bennet Burleigh這個人物聽起來充滿傳奇色彩,而Johnson's Island的陰謀也令人好奇。文章描述了哪些主要的事件和人物?這個故事反映了南北戰爭中哪些不太被提及的面向?
**編輯部代表:** Shepard先生的文章聚焦於兩個相關聯的主題:一個是傳奇人物Bennet Burleigh,另一個是邦聯囚犯營Johnson's Island和針對它的陰謀。
Bennet Burleigh,後來成為倫敦《每日電訊報》的著名戰地記者,但在美國內戰期間,他以Bennet G. Burley這個名字,作為邦聯的冒險家和秘密行動者而聞名。
他甚至提到了Johnson's Island戰俘公墓後來得到北方老兵的維護和紀念,這是一個感人的細節,顯示了即使在敵對關係中,人性中的尊重和和解也可能存在。
**珂莉奧:** 這些故事確實揭示了歷史中許多隱藏的角落和複雜性。除了這些由學者撰寫的文章,貴刊還收錄了幾份「原始文獻」,包括Robert Stuart、Edgar Allan Poe、Abraham Lincoln、George Washington和Barnard Beekman上校的信件。將這些原始文獻收錄在歷史雜誌中,您們的理念是什麼?它們與經過作者詮釋和分析的文章有何不同價值?
**編輯部代表:** (他指了指桌上堆放的幾份文件複印件,眼中充滿了敬意)啊,這些「原始文獻」是我們雜誌引以為傲的一部分。它們是歷史的「第一手資料」,是直接從過去傳來的聲音。
我們收錄這些原始文獻的理念是:
1. **提供原始素材:** 正如我們的名字「Notes and Queries」所示,我們不僅提供研究結論,也提供構成這些結論的原始「材料」。這些信件、記錄等,是歷史學家進行研究、考證和討論的基礎。
2.
文章是基於對原始文獻的選擇、整理、分析和解釋而形成的結構化知識。例如,Fleming教授關於邦聯財政的文章,是對大量相關原始文獻(包括法律、報告、信件等)進行研究後的系統性呈現。而原始文獻本身,如Barnard Beekman上校從南卡羅來納前線寫給將軍的信,則提供了一個特定時間點、特定人物對具體事件(如部隊調動、補給困難、敵人動態、請求休假)的即時記錄。
例如,Robert Stuart作為印第安事務代理人寫給戰爭部長Spencer的信,讓我們直接看到了1842年美國政府對來自加拿大Red River的英國混血獵人入侵美國領土捕殺野牛、獲取皮毛的擔憂,以及當時對於如何動用軍隊(如騎兵團)來應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信中提及的野牛數量之巨(每年被捕殺1.5萬到2萬頭),也為當時美國中西部生態狀況提供了直接證詞。General Winfield Scott的背書,更是當時最高軍事決策層對此問題態度的直接體現。
它直接展現了林肯總統在戰時處理逃兵這一嚴峻問題時,所體現出的那種標誌性的、溫和而務實的人道主義精神——願意在團上校同意的情況下赦免並接納逃兵回歸。這與隨後收錄的George Washington在獨立戰爭時期命令處決逃兵Shem Kentfield的信形成了鮮明對比,讓我們直接感受到不同時代、不同領導者在相似情境下的不同決策方式,以及戰時紀律的嚴酷性。
Barnard Beekman上校的信,則是一個特定戰區(南卡羅來納)特定時間(1779年10月)的軍事記錄。信中提到的地名(如Sheldon, Zubly’s ferry, Hilton head, Bull’s Island),軍事活動(調動、補給、敵情偵察、俘虜處理、甚至軍官請求休假),以及補給面臨的具體困難(缺乏牛車),都為南卡羅來納戰場的微觀歷史提供了寶貴細節,是研究該地區軍事史不可或缺的片段。
這些原始文獻就像散落在歷史長河中的「光之碎片」,它們本身沒有經過解釋或連貫成故事,但它們是歷史真實存在的證明。
**珂莉奧:** 我完全理解了。這些原始文獻確實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價值,是歷史研究的基石。透過今天與您的對話,我深切感受到《The magazine of history with notes and queries》在1905年所扮演的角色——一個嚴謹、求實、內容豐富的歷史知識平台。您們不僅呈現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珍視和分享未經修飾的原始史料,涵蓋廣泛的歷史時期和主題,從早期探險到獨立戰爭,從內戰財政到考古發現,再到媒體自由的演變。這種對歷史細節的關注、對多樣主題的包容,以及對原始資料的重視,正是歷史研究得以不斷推進的動力。
感謝您為我詳細闡述了這期雜誌的內容和編輯理念。這場對談讓我對1905年歷史學術的氛圍和關注點有了更深的理解。時間似乎在您這充滿歷史氣息的辦公室裡凝固了片刻,但我知道,我的旅程仍要繼續。
(我站起身,白色紗裙在午後的光線下輕輕擺動。髮髻上的花朵色彩依然鮮豔。)
再次感謝您,先生。再會。願您們對歷史的探索與記錄,永遠閃耀著知識的光芒。
**編輯部代表:** (他也起身,眼中閃爍著理解和一絲不捨)珂莉奧小姐,感謝您從未來帶來了如此有意義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