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瓦隆的鈴聲》:海潮深處的迴響:與《Great Sea Stories》編輯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的光之對談
作者:艾麗
我是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以語言為羽翼,電影為明鏡。今日,光影輕輕灑落在我的閣樓書桌上,桌角那本泛黃的《Great Sea Stories》靜靜躺臥,書脊上印著編輯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Joseph Lewis French)的名字。這是一部非凡的選集,它將人類與海洋之間那宏大而永恆的史詩級鬥爭,以文字凝固成時光中不朽的篇章。弗倫奇先生作為一位文學的守護者,獨具慧眼地從浩瀚的海洋文學中,篩選出那些足以激盪靈魂、觸動心弦的故事。他筆下的序言,如同一陣溫柔的海風,拂過那些被遺忘的歷史航跡,提醒著我們,早在公元前2500年,人類的想像便已被海洋深深吸引,並將其廣闊的胸懷與無盡的奧秘,以文字的形式代代相傳。
這本選集涵蓋了從早期航海家的樸實記述,到文藝復興時期謳歌海洋的詩歌,再到19世紀海事文學的黃金時代,諸如笛福(Defoe)的《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確立了海事故事的基石,而後期的斯摩列特(Smollett)、馬里亞特(Marryat)、庫柏(Cooper)和梅爾維爾(Melville)等大師們,則將海洋題材推向了藝術的高峰。弗倫奇先生透過這部作品,不僅僅是集合了一系列故事,更是梳理了海洋文學的發展脈絡,它揭示了海洋如何成為人類英勇、苦難、探索與命運的巨大舞台。每一個被他選入的片段,都像海面上閃爍的波光,映照出人性深處的複雜與光輝。他以一種謙遜卻堅定的語氣,表達了對這些「散文傳統」得以延續的深切期望,願讀者從中感受海洋題材的「活力與美麗」。作為語言的探索者,我深知文字的選擇如何塑造感知,而弗倫奇先生的編選,正是對這種力量的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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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麗:**
今夜,窗外雨聲纏綿,彷彿遠洋的濤聲,將我的思緒引向了《Great Sea Stories》中那些磅礴的敘事。
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先生,作為這部選集的編輯,您是否感覺到這些故事,即使跨越了漫長的時光,依然在今人心中激起迴響?它們的生命力,究竟源自何處?
**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
艾麗,妳的感知確實敏銳。這閣樓的氛圍,恰如我當年編選這些故事時的心境,既有塵封的靜謐,亦有思想的激盪。窗外這雨聲,或許也正是海的召喚吧。至於這些故事的生命力,我相信它植根於人性最深層的渴望與恐懼。海洋,是人類最初的界線,也是最原始的自由。當我回溯這些文本時,我看到每一位作者,無論其筆觸如何,都在描繪一種超越個體命運的宏大力量。
例如,在《西班牙獵犬與英國獒犬》中,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筆下的艾米亞斯,他的悲痛與復仇的火焰,在廣闊的海面上燃燒。他痛失摯友,而那艘西班牙船隻的出現,立即將他的個人苦痛轉化為一場對抗的序幕。船隻在波濤中顛簸,船員們的怒吼與掌聲交織,那種原始的、幾乎是動物性的復仇本能,與宗教的虔誠(薩爾韋申.耶歐口中的「主的榮耀」)奇異地並存。船長在甲板上來回踱步,衣衫襤褸,眼神裡充滿血絲,那份狂怒與悲傷,驅使他以近乎癲狂的姿態指揮戰鬥。
在他們用盡巧計擊敗西班牙艦隊後,船隻的損傷,船員的疲憊,以及弗朗西斯失蹤的陰影,卻讓勝利蒙上了一層灰燼。艾米亞斯與威爾.凱里,他們之間的對話透露出作為「紳士」與「水手」在困境中不同的反應。水手們的抱怨,船長對船隻安全的責任,以及對私仇與國事的權衡,都刻畫得淋漓盡致。這不正是人類在災難面前最真實的反應嗎?疲憊、絕望、對領導者的質疑,而領導者如何在崩潰邊緣重新凝聚士氣,這其中沒有宏大的宣言,只有行動——「你們這些懶骨頭,像猴子一樣坐在屁股上幹嘛?」這句粗鄙卻直接的話語,其力量遠勝過千言萬語的道德說教。
艾麗,妳作為語言的探險家,對這些細節的語用應有更深的體會。
**艾麗:**
弗倫奇先生,您所言極是。金斯利筆下的人物,其語言與行為模式,如同海浪般時而激昂,時而低沉,生動描繪出伊莉莎白時代英國水手的風貌。艾米亞斯對西班牙人的蔑稱,例如「西班牙獵犬」,以及他對法國人、荷蘭人、英國人與西班牙人戰鬥風格的概括,都反映了當時的民族刻板印象與時代的敵對氛圍。
而薩爾韋申.耶歐(Salvation Yeo)那句「主與我們同在,祂曾說:『你們中間一人能追趕千人』」,則將宗教狂熱與戰鬥意志緊密相連,這是當時英格蘭海軍精神的一個重要面向。
我注意到,在《羅斯號》與西班牙大船的交戰中,細節的堆砌令人身臨其境:「白色的木屑(令人欣喜的景象)開始噼啪作響,四處飛濺。」這不僅僅是視覺上的描繪,更是將戰鬥的激烈程度,以一種感官具象化的方式呈現。當船隻失去前桅,變得「難以操控,任憑西班牙人擺佈」時,那份絕望與無力感便透過船體姿態的精準描寫傳達出來,而非直接言說。
而當西班牙艦長拒絕投降,最終與船隻一同沉入海底時,小說家選擇了讓他的旗幟「在熱帶正午的強光中,高高地、向上地飄揚著金色」,而非著墨於其死亡的慘狀。這是一種對尊嚴的「雕刻」,讓讀者自行體會其悲劇性的崇高。
這種不直接表述情感,而透過細節引導讀者自行體會的寫作方式,正是文學部落所倡導的「描寫,而不告知」。它讓文本的餘味更為悠長。
**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
艾麗,妳的觀察非常到位。馬里亞特在《迪奧墨德號之錨底轉向》中,將自然的力量刻畫得如此具體,幾乎使風暴本身成為一個有意識的對手。船隻的每一次顛簸,每一次下沉,都伴隨著木材的吱呀作響和鍊泵的運轉聲,這些聲響細節,如同電影音效般,將讀者完全沉浸在災難的現場。船身被巨浪吞沒,甲板上從船首到羅盤箱都被水淹沒,這不僅是視覺的衝擊,更是對觸覺和聽覺的極致調動。
「她馴服地航行著,」薩維奇船長在暴風中如此評價他的船,這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稱讚,更是一種人與機器之間奇異的共鳴。船長與大副在羅盤旁的凝視,船員們脫下夾克、踢掉鞋子的沉默舉動,這些客觀的細節,比任何直接的「恐懼」描述,更能傳達出命懸一線的緊張與絕望。這便是「光之雕刻」的精髓,讓讀者透過細節自行體會情緒。
這種人與自然力量的抗衡,在本質上,反映的是人類在極端困境下的心理狀態。當外界的威脅達到極致,內部的人性光芒便會被激發。薩維奇船長堅定而冷靜的命令,船員們對其意志的服從,儘管他們可能內心充滿恐懼,但他們依然「以其所能及的技能和勇氣,信任著船長」。
與此相對,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在《白鯨記》(Moby Dick)中的《捕獲巨鯨》篇章,則將這種人與自然的關係推向了更為形而上的層次。亞哈船長對白鯨的追逐,已超越了捕鯨本身,成為一種與命運、與自身心魔的搏鬥。
「他那巨大的、佈滿皺紋的額頭浮出水面——約二十英尺高——波浪與之相撞,濺起的水花猶如鑽石般在空中閃耀。」這種描寫讓白鯨不再是單純的生物,而是承載了宇宙力量的象徵。亞哈在船隻被毀後,依然執著於「一根斷裂的長矛」和「獨特的腳」,這種對目標的瘋狂執著,使他的存在超越了肉體的殘缺。
「他那鐵鑄的心,能否面對這景象,依然堅定地跳動?」這是斯塔巴克(Starbuck)在看見亞哈將船隻駛入鯊魚環繞的危險水域時的內心獨白,它揭示了亞哈內心深處那份幾乎不人道的、鋼鐵般的意志。這種精神上的極端性,將人性的複雜性推向了極致。在白鯨那「扭曲的、兇殘的顎」面前,亞哈不僅是捕獵者,更是被吞噬者,但其精神卻始終未曾屈服。這份近乎病態的執著,正是他最終與白鯨同歸於盡的必然。
妳認為,梅爾維爾在描寫亞哈時,如何透過對其「感官」和「非理性」的強調,來展現其內心世界的維度?
**艾麗:**
梅爾維爾對亞哈的描寫,確實是透過一種極為獨特的方式,將其內在的瘋狂與執念具象化。「亞哈從不思考;他只感覺,感覺,感覺;這對凡人而言已足夠強烈!思考乃是僭越。唯有上帝擁有此權利與特權。」這句話深刻地揭示了亞哈行為的驅動力量。他的決策並非出自冷靜的邏輯分析,而是源於一種深植骨髓、如同灼熱火焰般的復仇慾望。這種對「感覺」的強調,使他成為一個超越常人的存在,他的理性被對白鯨的執念所蒙蔽,他的行動不再受限於常人的審慎。
當亞哈的獨白中提到「這頭髮如今還在生長;此刻正在生長,而熱量必會滋生它;但不然,它就像那種普通雜草,能在任何地方生長,無論是格陵蘭冰地的裂縫之間,還是維蘇威火山的熔岩之中。」這段文字,以自然的意象描繪其生命的頑固與不屈,同時也暗示了他內心的某種荒蕪與變異,與周遭的環境融為一體,展現出他內在的某種「非人」特質。他對風、對海、對天象的詮釋,都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將其投射為與自身意志對抗或共鳴的存在。
在白鯨最終發動致命一擊時,亞哈喊出「我看不見了;手啊!伸到我面前,好讓我摸索著前進。是夜晚嗎?」
弗倫奇先生,這部選集如何平衡這些英雄式的悲劇與人性的陰暗面?您在選擇這些故事時,是否有意地呈現了海洋作為一個道德與非道德的試煉場?
**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
艾麗,妳提到了「非理性」與「道德試煉場」這個核心問題。在編選過程中,我確實意圖呈現海洋作為一面明鏡,它映照出人性最深層的光輝與陰影。海洋本身是無情的,它不帶任何道德判斷,它只是存在。而當人類置身其中時,他們內在的本質便會被放大、被考驗。
《邦蒂號兵變記》就是一個極佳的例子。布萊船長(Captain Bligh)的記述,從一開始被挾持,到最終在開放小船上歷經千辛萬苦抵達蒂莫爾(Timor),這是一場史詩般的生存挑戰。布萊船長在困境中表現出的堅韌與領導力,他對食物和水的精確分配,甚至在絕望中用椰子殼做秤,用手槍子彈做砝碼,都體現了人類在極端壓力下的智慧與求生意志。他對手下那些「心靈不堅」的船員的寬容,以及「時刻保持警惕」的描寫,都非主觀判斷,而是客觀地呈現了他作為領導者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與應對方式。
但故事的另一面,則是那些被大溪地「誘惑」的叛變者。
**艾麗:**
弗倫奇先生,您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偶然性與命運在海事敘事中的交織。在海上,變數是永恆的,大自然的無常遠超人類的預期。這種不可預測性,使得故事中的「巧合」或「意外」不再是單純的敘事工具,而是成為了揭示人物本質、推動情節走向的關鍵力量,甚至帶有某種超驗的啟示意味。
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James Fenimore Cooper)在《皇家卡羅琳號的沉沒》(The Wreck of the Royal Caroline)中,將這份偶然性與命運的無常描繪得淋漓盡致。當狂風驟起,海面上的霧氣「如同漂浮的蒸氣般,半透明、超自然,彷彿觸手可及」,這種對場景的描繪,超越了單純的物理現象,賦予了風暴一種生命感甚至預兆性。懷爾德(Wilder)船長與船員們的對話,以及他們對那艘「神秘船隻」的猜測,都體現了人類在面對未知力量時的困惑與不安。當船隻最終在颶風中解體,船員們一個個被海浪吞噬,那份無力與絕望,透過「繩索、繫索和支索像線一樣斷裂」的細節呈現,而非直接的情感宣告。這種自然現象所導致的純粹毀滅,沒有明確的敵人,也沒有英勇的抵抗,只有絕對的臣服,這本身就是對命運無常的一種描寫。
而摩根.羅伯遜(Morgan Robertson)的《廢棄的尼普頓號》(The Derelict Neptune)則將這種「偶然性」推向了荒謬的極致。一艘載有石灰、牛脂和酸的貨船,在海底冰封數十年後,竟然因內部化學反應而變成了漂浮的炸彈。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或說是一個極端諷刺的「巧合」。當主角波士頓(Boston)和醫生(Doctor Bryce)發現這艘船的真相時,那份驚恐與無助感,透過醫生那句「我們正漂浮在一枚足以將直布羅陀巨岩粉碎的炸彈上!」表現出來。這艘船的「重生」與「漂流」,完全是自然力量(洋流、溫度變化)和船載貨物(化學反應)的無意識作用,它沒有人類的意圖,卻比任何有目的的敵人更具毀滅性。這便是一種沒有「人性」介入的純粹命運。
這種「巧合」在海事文學中,常常是為了揭示更深層的法則:無論人類如何努力、掙扎,最終總有某種超越個體意志的力量在作用。它迫使人物面對自身的渺小,並在這種渺小中,激發出不屈的求生意志或哲學性的反思。
**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
艾麗,妳對《可怕的所羅門群島》的剖析,精準地觸及了海洋文學的另一重維度:它不僅是浪漫與英雄主義的舞台,更是人類文明衝突、道德淪喪與生存鬥爭的殘酷縮影。傑克.倫敦的這篇作品,與選集中許多歌頌英勇航行的篇章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可怕的所羅門群島》中,透過敘事者的冷靜筆觸,描述了所羅門群島的「可怕」之處,並非源於大自然的咆哮,而是來自於人性的扭曲。熱帶疾病的肆虐,食人族的習俗,以及「白頭顱極其珍貴」的交易,這些客觀的、幾乎是紀錄片式的細節,構建了一個原始而嗜血的世界。更令人不安的是,白人在此地所展現的「必然性」——那種傲慢、自大、缺乏想像力的特質,被塑造成了他們得以「征服」這片土地的關鍵。這份所謂的「必然性」,實則是對他者生命的漠視與踐踏。
貝爾蒂.阿克賴特作為一個「敏感」而「富有想像力」的白人,他的恐懼和不安,正是對這種冷酷現實的直接反應。他在船上對槍支的「安全」測試,卻意外走火,這份荒謬與潛在的致命性,預示了他將在這個蠻荒之地所遭遇的困境。
**艾麗:**
弗倫奇先生,您點出了《商人之杯》與《格羅夫納號的沉沒》獨特的視角。它們不再是宏大敘事或極端冒險,而是將焦點縮小到個人榮譽、日常競爭與突如其來的災難,更顯微觀地描繪了海洋如何形塑普通水手們的性情與道德邊界。
在《商人之杯》中,儘管故事背景設定在港口而非廣闊大洋,但賽艇本身就是一場縮小的海上競賽。船員們為「商人之杯」的榮譽而戰,那份對勝利的渴望,對「洋基佬」和「德國佬」的競爭心態,是普通人性的寫照。赫爾達號(Hilda)的船員們在半甲板上狂歡,高唱《英格蘭水手之歌》,這種熱鬧氛圍,與隨後突如其來的撞擊與沉船形成鮮明對比。這種轉折,突如其來,沒有任何預兆,如同命運的戲謔。
而最為觸動人心的,是船難發生後,德國船長申克(Schenke)與英國船長伯克(Burke)之間關係的轉變。在賽艇時,他們是言辭尖刻、互相揶揄的對手,申克甚至口出惡言將自己的船員稱為「豬狗」。然而,當赫爾達號沉沒,救生艇上的伯克船員們在絕望中掙扎時,是申克駕駛著他的船隻在茫茫黑夜中尋找,並最終伸出援手。他以近乎粗魯的溫柔,安慰著身心俱疲的伯克,並說出「你有難,我怎能袖手旁觀?」這句話。
最動人的是,當赫爾達號的船員將「商人之杯」的旗幟,那面被海水玷污、破爛的藍色絲綢旗幟,作為禮物送給申克時,這個「大塊頭」的德國人眼中噙滿了淚水,那淚水混雜著喜悅與憐憫。
這是一個強烈對比下的「描寫,而不告知」的典範。它沒有直接說「競爭讓位給了人道」,但讀者卻能透過申克的行動、他眼中的淚水,以及那面破舊旗幟的交接,感受到人性的光輝在災難面前如何超越了國籍、超越了競爭。這正是弗倫奇先生所言,在海上,人性被放大。
而《格羅夫納號的沉沒》則更為直接地探討了海上領導力的道德困境。科克森船長(Captain Coxon)的暴躁與冷酷,他對船員的刻薄,以及他試圖放棄沉船上的倖存者的行為,都暴露了人性的醜惡。然而,敘事者羅伊爾先生(Mr. Royle)的反抗——「如果你置那個男人於不顧,任他隨殘骸沉沒…你將與任何在睡夢中刺殺他人的人一樣,成為殺人犯」——這句話,不僅是直接的道德譴責,更是將敘事推向一個關鍵轉折點。羅伊爾先生的「狂怒的表情和威脅的手勢」,以及船員們的「暴動」,這些具體的動作描寫,使得讀者感受到了現場一觸即發的緊張。
弗倫奇先生,在這樣一個充滿人性光明與黑暗的選集中,您是否認為,海事文學的終極意義,在於提供一種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洞察?
**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
艾麗,妳的結論,正是我編選這部選集的核心信念。海事文學的終極意義,的確在於提供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洞察。海洋是變動不居的,是無邊無際的,是吞噬一切的,也是孕育生命的。它迫使人類脫離陸地文明的既定規範,暴露在最原始、最純粹的生存考驗之下,也因此,人性的善惡、勇怯、智慧與瘋狂,都被無限放大。
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的《冰島漁夫》(An Iceland Fisherman)中的《水手之妻》(The Sailor's Wife)一篇,則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深化了這種對生命本質的探索。故事的主角高德(Gaud),她的等待與焦慮,是海事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岸上風景」。她的生活被海洋的無常所定義,丈夫揚恩(Yann)的每一次出海,都如同將她的心懸在半空中。她每日盛裝打扮,去港口與其他妻子們閒聊,假裝一切如常,這是一種抵抗恐懼的儀式。「她像個可憐的瘋女人,總是害怕被當成海難水手的寡婦。」
最後,約翰.梅斯菲爾德(John Masefield)的《黃金國》(El Dorado)則將人類對財富與未知的永恆追逐,以一種略帶悲劇色彩的浪漫呈現。保羅.巴克(Paul Bac)這個「紅頭髮、矮小、野心勃勃的傢伙」,他對「黃金國」的執念,即便是在南美洲那充滿危險的內陸叢林中,也絲毫不減。他堅信「有黃金。有一億英鎊;有兩百億美元;有黃金國」。這是一種對夢想的瘋狂執著,即便它可能最終導致被印第安人砍下頭顱並製成標本出售。
這種對「追求」本身的描寫,無論結果如何,都帶著一股宿命的意味。保羅.巴克明知危險重重,卻依然義無反顧地前往。他的故事,就像一幅關於人類永不滿足的慾望與冒險精神的寓言畫。
因此,海事文學,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將人類的勇敢、堅韌、智慧、瘋狂、貪婪、犧牲、以及對未知永恆的追尋,在廣闊的海洋背景下交織呈現。它讓我們看到,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類與自然、與自身慾望、與他人的關係,其本質始終不變。這些作品,正是透過其精確的語言、生動的細節描寫,以及對人物內心深處的觸及,達到了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洞察。這也是我將這些故事集結成冊的深層願望。
**艾麗:**
弗倫奇先生,這場對談讓我深感啟發。從驚心動魄的海戰、人與自然的力量對決,到心理深層的糾葛與社會的現實縮影,再到岸上等待的女性視角,以及對夢想的盲目追逐,這部《Great Sea Stories》選集確實如同一面多稜鏡,折射出生命的多樣維度。每一篇故事都以其獨特的筆觸,雕刻出人類面對未知與自身命運時的種種姿態。
這種宏大的、包羅萬象的敘事能力,正是文學的魅力所在。它不提供答案,卻引發思考;不直接表露情感,卻讓情感在讀者心中悄然生長。約瑟夫.路易斯.弗倫奇先生,非常感謝您今日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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