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actical Novelist》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在今日，2025年06月15日，當晨曦溫柔地灑落「光之居所」的每一隅，我的心靈深處響起了您對約翰．戴維森（John Davidson）的《一位實踐派小說家》（A Practical Novelist）的召喚。身為珂莉奧，歷史與經濟的探尋者，我總是被那些揭示人性與社會深層邏輯的作品所吸引。這部作品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模糊了藝術與現實的界限，讓我不禁思考，當創造的慾望脫韁而出，其所引發的漣漪將如何迴盪於人世間的經濟脈動與歷史洪流。

今日，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啟動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我們將邀請《一位實踐派小說家》的作者約翰．戴維森先生，以及他筆下那位極富爭議的「實踐派小說家」麥克斯韋爾．李（Maxwell Lee），還有兩位被捲入這場「小說創作」的年輕靈魂——穆麗爾．查特斯（Muriel Chartres）和弗蘭克．海伊（Frank Hay）。他們將在一個特別的「光之場域」中，一同揭示這部作品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以及那場驚世駭俗的「真實小說」實驗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光之對談》：當小說闖入現實：一場關於藝術、財富與人性的交鋒

作者：珂莉奧

場景建構：閣樓深處的思辨迴廊

格拉斯哥佩頓街一棟四層樓公寓的最頂層，一間略顯雜亂的閣樓，在午後的光線中，無數細小的塵埃在空氣中緩緩飛舞，形成一道道斑駁的光柱。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光之閣樓」，它更像是思緒交織的迴廊，空氣中混合著舊書的乾燥氣味、未乾的油墨芬芳，以及壁爐偶爾傳來的木炭燃燒的微弱焦香。牆面上，貼滿了手寫的便條與草稿，其中一些線條狂放而潦草，另一些則字跡娟秀，彷彿各自獨立卻又隱約相連的命運線。一張搖搖晃晃的舊沙發，幾把木椅，一張中央有著深色墨漬的桌子，構成這簡樸空間的一切。窗外，遠處工業區的低沉轟鳴聲與格拉斯哥港口偶爾傳來的汽笛聲，透過緊閉的窗扇，化作模糊的背景音，提醒著現實世界的喧囂與其背後的經濟脈動。

此刻，我珂莉奧正坐在其中一張椅子上，手邊放著一本攤開的《一位實踐派小說家》，目光不時掃過書頁。壁爐邊，一位身形清瘦，眉宇間帶著幾分詩人特有的憂鬱與敏感的男士，正凝視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空，那正是約翰．戴維森先生。他偶爾會輕輕搖頭，似乎正與某個無形的概念搏鬥。沙發上，麥克斯韋爾．李，這個小說中的「實踐派」藝術家，則姿態閒適地半臥著，嘴角掛著一抹近乎孩童般天真卻又令人不安的笑容，手指輕輕敲擊著扶手，彷彿在計算著什麼。而房間的另一側，穆麗爾．查特斯與弗蘭克．海伊則並肩站立，他們的臉龐還帶著一絲被現實撕扯過的困惑與疲憊，但眼中卻燃燒著一股不屈的火花。弗蘭克的手輕輕搭在穆麗爾的肩上，而穆麗爾則時不時緊握著手中一張揉皺的紙片，那是那封「被侵犯」的信件，如今已成為她自主意志的象徵。

整個房間，籠罩著一種奇異的氛圍。這是藝術、現實、瘋狂與理智交織的場域，恰如戴維森先生筆下那顛倒的世界。窗外一隻麻雀輕巧地落在窗沿上，歪著頭打量著室內，然後又輕盈地振翅離去，將一小片羽毛遺留在窗台上，隨風微微顫動。

珂莉奧： （輕輕闔上書本，發出微弱的紙頁摩擦聲，目光先投向戴維森先生）戴維森先生，非常榮幸能在此刻與您相遇。您的《一位實踐派小說家》以其前衛的構思，將「小說」從紙上搬到了現實生活中。在您所處的十九世紀末，自然主義文學正盛行，強調對現實的精確描摹。然而，您的作品卻提出了一種更為激進的「現實」介入方式。我想知道，您最初為何會有這樣的構想？這是一種對文學現狀的反叛，抑或是對「現實」本質的探索？

約翰．戴維森： （轉過身，目光從窗外收回，眼神中帶著一絲疏離與疲憊）珂莉奧女士，您提出了這個問題的核心。當我在構思這部作品時，深感當時的文學，特別是您提及的自然主義，似乎陷入了一種「複製」的困境。他們聲稱是對生命的「攝影」，但攝影畢竟只是靜態的，無法捕捉流動中的生命意志與其背後的驅動力。我問自己，如果小說的目的是呈現生活，那麼最高形式的藝術，難道不應是直接「創造」生活本身嗎？讓思想化為行動，讓情節在現實中展開，而非僅僅被描繪。這既是對文學形式的挑戰，也是對生命本質的追問——我們是否真的能成為自身命運的編織者？或者，我們只是更宏大「敘事」中的傀儡？

珂莉奧： （點點頭）「創造生活本身」，這確實是一個顛覆性的概念。李先生，作為戴維森先生筆下那位「實踐派小說家」的化身，您是這場實驗的執行者。您綁架了亨利．查特斯先生，介入了穆麗爾小姐和弗蘭克先生的戀情，甚至試圖將彼得．布里斯科塑造成一個「反派」角色。在您看來，這些行動是為了追求藝術的極致，還是其中也摻雜了您個人的某種慾望，例如對權力、對他人命運的掌控？

麥克斯韋爾．李： （輕笑一聲，坐直身子，目光閃爍著某種病態的愉悅）慾望？當然是為了藝術！一個真正的小說家，怎能滿足於在書桌前堆砌文字？那是過時的、無力的。真正的藝術，必須在現實中雕刻，讓生命成為我的畫布。查特斯先生的出現，簡直是命運的饋贈，他的身份、他的財富、他與亨利．查特斯的相似性，完美地符合了我的「開篇」需要。至於穆麗爾和弗蘭克，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掙扎，無疑為這部小說增添了無與倫比的戲劇張力。我並非殘酷，我只是在幫助他們活出更「精彩」的人生，將他們從平庸的軌跡中解放出來，成為真正「被塑造」的藝術品。那種旁觀他們反應、感受他們被我引導的快感，遠勝過任何墨水與紙張所能帶來的滿足。這是生命最真實的體現，是小說創作的「活體解剖」。

穆麗爾．查特斯： （臉色微白，緊緊捏著手中的信，聲音帶著顫抖卻堅定）「活體解剖」？李先生，您稱之為藝術，但對我們而言，卻是生活被無情撕裂的痛苦！您為了您的「作品」，奪走了我選擇的權利，將我的愛情視為您情節中的一個「元素」。您剝奪了我的自由，將我鎖在房中，甚至試圖強迫我嫁給一個我不愛的人。這哪裡是藝術？這分明是冷酷的掌控，是將他人的幸福與尊嚴踩在腳下！您說您在幫助我活出「精彩」，但那精彩，是您筆下的精彩，而非我自己的。我的心，難道就不能有自己的意志嗎？

弗蘭克．海伊： （向前一步，語氣中帶著憤怒）不錯！李先生，您的「藝術」以犧牲他人的幸福為代價。您享受著扮演「命運主宰者」的角色，將我們的真實情感玩弄於股掌之間。您對我說，您會「改變穆麗爾的意志，或者殺死它」，這豈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應說出的話？您對財富的態度，對繼承財富者的鄙夷，以及您對社會規範的踐踏，都顯示出您那種極度的傲慢與自負。您是否曾考慮過，您的這些「實驗」，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怎樣無法彌補的創傷？

珂莉奧： （目光在李先生、穆麗爾和弗蘭克之間流轉，然後轉向戴維森先生）戴維森先生，您如何看待李先生的這種極端行為，以及穆麗爾和弗蘭克所承受的痛苦？作為作者，您是否在李先生這個角色中，投射了您自己對「創造」的某種狂熱，或者說，是他對當時社會規範與財富觀念的一種諷刺？特別是小說中提到，李先生曾面臨財務困境，這種經濟上的壓力是否會扭曲藝術家的創作觀念？

約翰．戴維森： （嘆了口氣，緩緩地走到壁爐邊，用手輕輕觸摸著冰冷的壁爐架）我筆下的李，確實是我對那個時代，對「藝術」與「現實」關係的一種思考。在那個時代，作家往往身處一個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被賦予「啟蒙」的重任，另一方面又必須依賴市場生存。寫作從來不是一條坦途，尤其對於一個像我這樣，不願妥協於庸俗市場需求的人而言。李的「實際」並非空穴來風，他是當時社會中，某種「實用主義」思潮在藝術領域的極端體現。他對「財富」的態度，以及他對查特斯這種「繼承財富」的諷刺，確實反映了我對當時社會經濟結構的觀察。許多人，尤其是那些無需勞動便繼承財富的，他們的人生缺乏「實踐」與「掙扎」，因此也缺乏對「生命真實」的深刻理解。李希望透過「創造」這些戲劇性的事件，來「喚醒」他所認為的「沉睡的靈魂」，儘管其手段是如此殘忍。這其中的道德困境，正是我想呈現的。

麥克斯韋爾．李： （得意地揮了揮手）正是如此！戴維森先生道出了我的心聲！社會是如此的平庸，人們的生活被瑣碎的日常與僵化的禮儀所束縛。我所做的，不過是為他們注入了一劑強心針，讓他們看清自己的選擇，激發出他們潛藏的勇氣與反抗精神。穆麗爾，妳之所以能夠如此堅定地反抗妳的父親（儘管那是我扮演的），不正是我對妳的「啟發」嗎？弗蘭克，你原本的遲疑，不也在與我交鋒後，變得更加決絕嗎？這不正是藝術的偉大之處嗎？它能塑造靈魂，而非僅僅記錄表面。

穆麗爾．查特斯： （憤然地向前一步，將手中的信遞給珂莉奧）李先生，這封信，是我寫給弗蘭克的，卻被我姨媽（在您的操控下）偷走，又被您利用。您說您是啟發我，但您只是將我推入絕境，迫使我反抗。我所展現的勇氣，是為了守護我的愛與我的自由，而不是為了成為您「小說」中的一個亮點！這其中，有著我自己的血淚，您無法理解！

珂莉奧： （接過信，輕輕地摩挲著那揉皺的紙張）穆麗爾小姐的感受，直指作品最深層的倫理核心。戴維森先生，在您的時代，社會階層與經濟地位對婚姻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李先生所試圖強加的「婚姻」，以及他對弗蘭克「貧困」身份的嘲諷，是否也反映了您對當時社會婚戀觀念中，金錢與身份凌駕於真愛之上的批判？這種批判，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是如何被呈現的？

約翰．戴維森： （走到穆麗爾和弗蘭克身旁，目光複雜地看著他們）確實，那是一個財富與門第觀念根深蒂固的時代。婚姻往往被視為家族利益的結合，而非個人情感的歸宿。我希望透過李的極端行為，揭示這種社會病態的荒謬性。李的「藝術」雖然殘酷，卻意外地成為了一面鏡子，映照出當時社會對「自由意志」的壓迫。他對弗蘭克貧困身份的鄙夷，以及他那套關於「繼承財富者無法享受人生」的歪理，都是對當時社會價值觀的極大諷刺。我筆下的「實踐派小說家」，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是當時社會對金錢、名譽的瘋狂追逐的一種「極端化」呈現。

弗蘭克．海伊： （語氣低沉但堅定）是的。李先生的言辭，雖然荒謬，卻也逼迫我面對現實。他對我的蔑視，對我貧窮的強調，讓我更清楚地認識到，在那個時代，愛情要戰勝門第與財富，是何等艱難。但正因為如此，我與穆麗爾的結合，才更顯其「真」。這不是他能夠「編排」出來的。

珂莉奧： 李先生，您在小說中提到「實踐派小說家」會「利用精神病學的法律」來控制查特斯先生，甚至將布里斯科先生也納入您的「反派」角色。這種對社會體制、對人性的操弄，是您對「藝術」無所不用其極的表現，還是在影射當時社會中，某些權力階層對弱勢群體的控制？您是否認為，藝術家有權利超越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以達到其藝術目的？

麥克斯韋爾．李： （輕蔑地一笑）道德？法律？這些不過是庸俗世界用來束縛創造力的鎖鏈！真正的藝術家，必須是「無所顧忌」的。精神病學的法律，不過是我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社會的一個「結構」，我可以利用它來實現我的「情節」。布里斯科是個「粗俗」的人，他想利用我，我便讓他成為我作品中的「反派」，這不是完美的「人物塑造」嗎？藝術的目的是「提升」人類的「調性」，使其擺脫平庸與虛偽。如果需要一些「暴行」來達成，那也是值得的。正如我所說：「自私的暴行，會將罪犯烙上不自然的怪物的印記；但為藝術而為，將永遠為藝術家贏得榮譽。」

珂莉奧： （皺眉，語氣中帶著一絲歷史學家的嚴肅）這段話，李先生，確實令人不寒而慄。戴維森先生，您筆下的李，對「藝術」的追求達到了這種病態的程度。這是否與您自己對「藝術之死」的某種悲觀預言有關？在當時的文學界，是否有類似的思潮，認為傳統的藝術形式已無法表達現代世界的複雜性，因此需要更激進的手段？

約翰．戴維森： （沉重地搖了搖頭）李的言論，是我的極端設想，也是對當時社會中潛藏的某種「功利主義」和「科學至上」思潮的批判性反思。藝術家確實常常感到無力，傳統的文學形式似乎越來越難以撼動人心。我曾思考，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當「真實」變得可以被「複製」甚至「創造」時，文學的地位何在？李的瘋狂，是他對這種「無力感」的一種反撲，他試圖通過掌控現實來證明藝術的生命力。但最終，他的「小說」還是被現實的複雜性所顛覆，被「意料之外」的因素——比如羅伯特．查特斯的真實歸來——打亂了節奏。這或許也暗示著，人類的生命意志與現實的不可預測性，終將超越任何自以為是的「藝術」操弄。

珂莉奧： 確實，故事的結尾充滿了諷刺。真正的查特斯先生的歸來，以及他那封揭示其瘋狂與悲慘經歷的信，完全打亂了李先生精心編織的「情節」。您在作品中寫到：「沒有什麼比現實更荒謬了。」這句話，戴維森先生，是否可以看作是您對「實踐派小說」的最終判決？現實的「不藝術性」，恰恰證明了其無法被完全掌控的本質。

約翰．戴維森： （目光重新望向窗外，似乎望向遙遠的格拉斯哥街道）是的，這句話幾乎是我的結論。李試圖將生活「藝術化」，但他發現生活本身的「荒謬性」與「不可預測性」遠超他所能想像和控制。羅伯特．查特斯的歸來，帶著他自身的瘋狂與歷史的重量，打破了李所有精密的設計。這部作品，最終變成了一場對「現實」的頌歌——儘管它荒謬，它混亂，它不完美，但它就是它，無法被任何「藝術家」完全地、完美地塑造。李的挫敗，其實是我對藝術界的一種提醒：真正的力量，或許不在於刻意地「創造」或「操弄」，而在於對「真實」的謙卑與觀察。

麥克斯韋爾．李： （突然坐直，眼神中閃過一絲明亮）不，戴維森先生，您誤解了我的「藝術」！即便羅伯特．查特斯先生的出現，讓我的「結局」變得「不藝術」，那也證明了現實的「精彩」是無窮無盡的！我從未失敗，我只是學會了新的「素材」！瞧，穆麗爾和弗蘭克，他們最終還是結合了，這難道不是因為我製造的「阻礙」激發了他們的「愛」嗎？（他對著穆麗爾和弗蘭克露出一個自鳴得意的笑容）你們現在感謝我，對嗎？

穆麗爾．查特斯： （堅定地搖頭，眼神中沒有一絲感激）不，李先生。我們的愛，與您無關。它在您的阻撓下變得更加堅韌，但那份堅韌，是我們自己的。您所提供的，只是苦難。我們最終的結合，是我們自己的勝利，而非您「作品」的勝利。

弗蘭克．海伊： （輕輕攬住穆麗爾的肩膀）我們是在您的殘酷中，更清晰地看見了彼此。您的手段，只讓我們更珍惜那份未被污染的真摯。

珂莉奧： （向戴維森先生點頭，然後再次看向李先生）李先生，您這種將他人苦難視為藝術「材料」的態度，以及您將自己與真實的亨利．查特斯先生互換身份的舉動，也觸及了「身份」與「認同」的議題。在經濟層面，查特斯代表著財富與社會地位，而您則代表著掙扎的藝術家。您是否曾思考過，這種身份的互換，除了藝術目的，也承載了您對階級流動、對財富擁有者的某種潛意識的渴望，或者是一種社會角色顛覆的嘗試？

麥克斯韋爾．李： （挑眉，若有所思）階級流動？或許吧。我只知道，當我扮演查特斯的那一刻，我便擁有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權力」。這種權力，讓我的「藝術」能夠真正付諸實踐。財富本身，不也是一種「工具」嗎？它能提供舞台，提供道具，甚至提供演員。我的貧困，曾是我的限制，但當我成為查特斯，這種限制便消失了。這難道不是最好的「素材」嗎？一個身無分文的藝術家，搖身一變成為呼風喚雨的富翁，並以此來創作一部宏大的「實踐小說」。這本身，就是一部最精彩的戲劇！

珂莉奧： （轉向戴維森先生）戴維森先生，李先生這種對財富與權力的認知，以及他對「扮演」的狂熱，在您看來，是否是當時社會背景下，某種對成功、對掌控的集體焦慮的體現？您是否在暗示，當現實的壓力足以扭曲一個人的道德觀時，所謂的「藝術」便可能成為一種危險的藉口？

約翰．戴維森： （緩緩走回壁爐邊，點燃一支煙斗，煙霧裊裊升起）這是個沉重的問題。那是一個充滿焦慮的時代，舊有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價值尚未完全確立。人們渴望成功，渴望擺脫貧困，渴望在變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李的狂熱，是他個人對這種時代焦慮的極端回應。他將藝術作為一面盾牌，抵禦現實的無力，同時也將其作為一把劍，試圖刺穿現實的虛偽。至於藝術是否會成為藉口，我想，這取決於藝術家內心的「羅盤」指向何方。如果失去了對人性的敬畏，任何形式的創造，都可能走向歧途。我的作品，或許正是對此的一種警示。

珂莉奧： 戴維森先生，非常感謝您深刻的分享。李先生，穆麗爾小姐，弗蘭克先生，感謝各位將這段充滿張力與啟發的「光之對談」帶到此處。這部作品，以及各位的經歷，確實讓我們對藝術、現實、倫理，以及財富在社會結構中的作用，有了更為豐富的理解。閣樓外的天空，此刻已逐漸暗下，遠處的汽笛聲顯得格外悠長，彷彿是這場思辨迴響的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