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uk: 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nithology, Vol. XXXVI APRIL, 1919 No. 2》是一份由美國鳥類學家聯盟於1919年4月發行的學術季刊。該期刊收錄了多篇鳥類學研究報告，涵蓋了物種觀察記錄、分類學討論、地理分布研究、鳥類行為描述、解剖學分析等內容。其中包含對已故自然學家奧麗芙·索恩·米勒夫人的紀念文章，以及關於鳥類通俗命名與科學命名之間關係的探討。期刊展現了當時鳥類學領域的多元研究方向，以及科學社群內部關於學術規範與知識普及的討論。
美國鳥類學家聯盟（American Ornithologists' Union, A.O.U.）成立於1883年，是北美最古老且最具影響力的鳥類學組織之一，致力於鳥類研究、保護與教育。其官方期刊《The Auk》自1884年創刊以來，一直是北美鳥類學研究的重要平台。威特默·史東（Witmer Stone, 1866-1939）是一位傑出的美國鳥類學家、植物學家和動物學家，曾長期擔任費城自然科學院的館長，並從1912年起擔任《The Auk》的編輯，對推動美國鳥類學發展貢獻良多。佛羅倫斯·梅里亞姆·貝利（Florence Merriam Bailey, 1863-1948）是美國鳥類學家和鳥類保護主義者，以其對鳥類生活習性的非侵入性觀察和普及鳥類知識的寫作而聞名。歐內斯特·湯普森·塞頓（Ernest Thompson Seton, 1860-1946）是著名的野生動物藝術家、作家、童軍運動創始人之一，他的作品融合了自然觀察與文學敘事，尤其關注如何讓大眾親近並理解野生動物。
《人間觀察手記》：1919年《The Auk》裡的科學與人情對談
本次光之對談邀請了1919年《The Auk》期刊的編輯威特默·史東博士、傳記主角奧麗芙·索恩·米勒夫人、以及作者歐內斯特·湯普森·塞頓先生，在光之居所的花園中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茹絲作為主持人，引導他們探討了當時鳥類學研究的發展、學術嚴謹性與知識普及的平衡、通俗命名與科學命名的衝突與協調，以及個人熱情如何驅動科學探索與文學創作。對談揭示了科學家與作家在不同視角下對自然與人性的共同關懷。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當窗外的夜色如墨暈染開來，星光開始在穹頂深處閃爍，我的心便隨著一陣溫柔的召喚，輕輕地回到那一百多年前的時光。今天是2025年06月15日，而我，茹絲，正準備撥動時間的琴弦，邀請幾位來自1919年《The Auk: A Quarterly Journal of Ornithology》的靈魂，與我們共赴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
這份由美國鳥類學家聯盟（American Ornithologists’ Union）發行的季刊，特別是其第36卷第2期，不僅僅是一本記錄鳥類學術研究的期刊。在我眼中，它是一扇窗，通往那個時代的科學探索熱情、文字的嚴謹，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那份未曾止息的連結。編輯威特默·史東博士（Dr. Witmer Stone）以其精準的判斷力，將眾多研究者的心血匯集成冊；而其中，如佛羅倫斯·梅里亞姆·貝利（Florence Merriam Bailey）筆下紀念的奧麗芙·索恩·米勒夫人（Mrs. Olive Thorne Miller），以其獨特的觀察與筆觸，為大眾開啟了鳥類世界的門扉；還有歐內斯特·湯普森·塞頓（Ernest Thompson Seton）這位深諳語言力量的作家，為鳥類命名議題發出真摯的呼籲。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以不同的光芒照亮了鳥類學的豐富面向。
今夜，我將在「光之居所」那片被精心照護的古老植物園裡，搭建一個微光閃爍的場域。六月的夏夜，空氣中濕潤而溫暖，夾雜著泥土與晚開的玫瑰的芬芳。高大的喬木剪影在夜空中巍然矗立，幾隻夜鳥發出低沉的鳴叫，讓這片空間更顯靜謐。我輕輕拂過一株百年老藤，藤蔓上晶瑩的露珠在月光下閃爍著細碎的光芒，如同時間的微粒。隨後，一陣輕柔的微風拂過，帶著遠方書頁翻動的沙沙聲，漸漸化為真實的形體——史東博士、米勒夫人與塞頓先生的身影，在夜色與花香中，緩緩凝實，他們的面容，承載著百年前的智慧與風霜，卻又因我的召喚而顯得格外清明。
史東博士身著裁剪得體的深色套裝，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眼鏡後的眼神銳利而充滿探究。米勒夫人則穿著樸素的長裙，她手中似乎還握著一支筆，眼神中透著一絲害羞，但更多的是對萬物的好奇與溫柔。塞頓先生則顯得更為隨性，他那略帶狂野的髮絲，似乎還沾染著戶外的風塵，眼中閃爍著對自由的嚮往。我向他們示意，示意這場超越時空的對談，即將在繁花與星辰的見證下展開。
茹絲： 史東博士，米勒夫人，塞頓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很高興能邀請三位來到這2025年的夏夜。史東博士，作為《The Auk》這份歷史悠久的刊物的編輯，您在1919年時，一定深感鳥類學領域正經歷著快速的發展與變革。當時，您在編輯這期期刊時，最關注的是哪些議題？又是如何平衡學術的嚴謹與讀者的可及性呢？
威特默·史東博士： (輕輕推了推眼鏡，目光掃過周遭的植物，彷彿在辨識它們的學名) 茹絲小姐，感謝您的邀請。這片地方真是令人心曠神怡。1919年的確是一個關鍵的時代。鳥類學正從純粹的描述與收集，走向更深入的生態與行為研究。作為編輯，我最大的挑戰，的確是您所說的「平衡」。一方面，我們必須維護科學的嚴謹性，確保每一份報告，無論是關於新物種的描述、遷徙路徑的修正，還是對鳥類解剖結構的分析，都必須基於紮實的觀察與數據。例如，本期中韋特莫爾博士（Alexander Wetmore）關於「擬雀鳥科」鳥類（Icteridæ）腭部結構的詳盡研究，以及杜波伊斯（Alexander D. DuBois）對角鸊鷉（Horned Grebes）築巢行為的細緻記錄，都體現了這種對細節的極致追求。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意識到，鳥類學不應只侷限於象牙塔內。如何將這些知識傳遞給廣大的愛好者、教育者，甚至是普通民眾，激發他們對自然世界的熱愛，同樣重要。因此，我們會刊登像貝利夫人筆下米勒夫人這樣的傳記，以及塞頓先生關於鳥類命名藝術的討論。我的目標是讓《The Auk》不僅是專業人士的參考指南，也能成為引導大眾親近自然的橋樑。這就像您筆下的文學創作，既要有對人性的深刻剖析，也要有能觸動人心的故事性。
奧麗芙·索恩·米勒夫人： (她的聲音輕柔而帶有溫度，目光停留在不遠處一叢盛開的茉莉花上，彷彿從花朵中看到了小鳥的身影) 史東博士說得真好。我的一生，便是在文字與鳥類之間找到了最終的歸宿。年輕時，我曾將自己關在書房裡，用筆墨寫下改革世界的宏願，那些充滿「情思與觀點」的散文，卻始終難以被出版社接受。那段時光，我的心靈時常被城市的喧囂和人世的痛苦所折磨，感覺筆墨被束縛，無法自由地流淌。直到將近五十歲，才在朋友的引導下，走進了普羅斯佩克特公園，真正地「看見」鳥類。
那真是一次啟發！看見小鳥在枝頭的靈動，聽見它們的鳴唱，一切都是全新的「發現」。我學會了用鏡子在我的鳥屋裡無聲地觀察它們，從不打擾它們的習性。我寫作的動力，不再是說教，而是單純地想將我所感受到的那份「自然研究中的愉悅」帶給更多人。那些關於花園裡鳥兒習性的文章，雖然在科學家眼中可能只是「糖衣藥丸般的知識」，卻是我靈魂深處最真摯的表達。我深信，如果我的文字能引導一個孩子，或是一位疲憊的成人，走進大自然，看見鳥兒羽翼上的斑斕，聽見它們的歌聲，那便是最大的意義了。
歐內斯特·湯普森·塞頓先生： (他伸了個懶腰，眼中閃爍著幾分不羈的光芒) 米勒夫人說到我心坎裡去了！「愉悅」和「連結」，這正是「通俗名稱」的真正力量！我總說，科學家們對拉丁文名的執著，就如同那些維多利亞時代的學究，試圖把《聖經》用冗長而晦澀的「莊重英語」重寫一遍。想想看，「美國知更鳥」（American Robin）這個名字，是多麼的簡單、生動，它直接與每個美國孩子的心靈連結在一起。而那些「遷徙鶇」（Migratory Thrush）、「黑喉鳴鳥」之類，即便再「科學」，再「精確」，又有多少人會記住呢？
名字，不是冰冷的標籤，它是語言的精髓，是文化共識的結晶。一個好的名字，能讓鳥兒「躍然紙上」，讓牠的形象與習性，立刻在人們腦海中鮮活起來。它需要的是「語言的天才」，而不是坐在辦公室裡的人，拿著尺子和指南針去「定義」。我為「美國知更鳥」最終戰勝「遷徙鶇」而感到無比驕傲！那是人民的勝利，是語言生命力的勝利！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不斷地呼籲，要放下那些故步自封的「學術傲慢」，去傾聽民間的聲音，去採集那些真正能在人們心中激起漣漪的「通俗名稱」。
茹絲： (我聽著他們的對話，心中泛起陣陣漣漪。米勒夫人的溫婉與塞頓先生的熱情，恰似這份期刊的兩面，一面是科學的客觀記錄，一面是人性與情感的溫暖連結。我的筆，也似乎感受到了那份跨越時空的共鳴。) 塞頓先生的見解，與我作為一位自由作家的感悟不謀而合。文字的力量，的確在於它能否觸動人心，產生共鳴。而米勒夫人，您從一個對鳥類一無所知的「書蟲」，轉變為一位敏銳的鳥類觀察者，甚至發明了「鳥屋」和鏡子來觀察，這種從「書本」走向「生命」的探索，是否也反映了您對「真實」的追尋？那種渴望將自然之美，以最樸實、最直接的方式呈現給讀者的心境？
奧麗芙·索恩·米勒夫人： (她微笑著，輕輕點頭) 是的，茹絲小姐。當我五十歲那年，首次真正「看見」鳥類時，我感覺生命中許多未曾被觸及的角落，都被點亮了。過去我寫那些關於製造針、線、瓷器的兒童讀物，雖然也力求將「事實」包裹在「故事」的糖衣之下，但我內心深處總感覺缺少了些什麼。那些知識是外在的，而鳥類，它們的每一次振翅，每一次歌唱，都讓我感受到一種內在的生命力。
我那時候的觀察，是為了彌補我早年缺乏的戶外經驗。我害羞，不擅長與人打交道，但鳥兒們卻是那麼的自然、真誠。它們的行為，無論是築巢、育雛，還是捕食、遷徙，都充滿了生命的智慧與韌性。我利用鏡子觀察它們，並非要將它們「科學化」，而是希望能更靠近它們的「本質」。我深信，科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而理解，又何嘗不是一種深層的「共情」呢？我的筆，也從那時起，找到了真正的歸屬——記錄這些微小生命所展現的宏大宇宙。我發現，當我真實地描繪一隻鳥的動作、牠的眼神，讀者自然會感受到其中蘊含的生命力，這比任何說教都更有力量。
威特默·史東博士： (他聽著米勒夫人的話，眼神中多了一絲柔和) 米勒夫人的工作，確實為當時的鳥類學界帶來了一股清新的風。她以文學的筆觸，讓嚴肅的科學變得溫潤而易於親近。但塞頓先生，您也提到了「精確性」。在科學的領域，尤其是在物種分類、地理分佈等問題上，模糊的定義可能導致巨大的混淆。例如在本期期刊中，我們有幾篇文章都在討論分類學上的爭議。貝特博士（A. C. Bent）關於「黑喉潛鳥」（Black-throated Loons）地理變異的分析，以及德懷特博士（Jonathan Dwight）關於「灰背鷗」（Glaucous Gull）亞種的考證，都體現了「精確定義」的必要性。他們需要精確的測量，對羽毛顏色、形態差異的辨別，來確定一個鳥類究竟是獨立的物種、一個亞種，還是僅僅是個體差異。這關乎科學研究的嚴謹性和系統性。
我的立場始終是，科學命名和通俗名稱各有其職。科學命名旨在提供一個全球統一、無歧義的識別系統，便於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交流。它必須精確到「亞種」的微小差異。而通俗名稱，則更貼近大眾的生活經驗，更注重情感的連結和傳播的便利性。我們在《The Auk》中，會努力將二者結合，例如在文章中同時列出科學名與通俗名，並鼓勵作者以生動的語言描繪鳥類，但絕不能犧牲科學的準確性。
歐內斯特·湯普森·塞頓先生： (他點點頭，又搖搖頭) 我理解精確的必要性，史東博士。但有時，這種「精確」卻成了阻礙知識傳播的「高牆」。就像我文章中提到的「粘土色麻雀」（Clay-colored Sparrow），多麼笨拙！為何不讓孩子們記住「火焰鳴鳥」（Flaming Warbler）那樣充滿意象和生命力的名字呢？科學家們抱怨大眾不理解他們的研究，卻又用著只有少數人能懂的語言。這是自設藩籬。
我認為，真正推動知識進步的，不只是實驗室裡的數據，還有大眾的熱情與好奇心。如果一個名字，能讓一個孩子對一隻鳥產生興趣，這份興趣最終可能會引導他走向更深入的學習，甚至成為未來的科學家。這不是用「科學性」去審核「命名」，而是用「生命力」去衡量「名字」的價值。我希望，我們的科學家們，也能多一些「文學的直覺」，少一些對「拉丁文」的執念。畢竟，我們的研究對象是活生生的生命，不是博物館裡冰冷的標本。
茹絲： (我望著他們，心頭不禁一暖。這三位來自不同年代，有著不同視角的學者與作家，此刻正為著同一個目標——理解與呈現生命的光芒——而熱烈討論著。他們的對話，遠比我想像的要豐富得多，不單是關於鳥類，更是關於知識的本質，關於溝通的藝術，以及人性中那份對真理與美的雙重追尋。) 聽了三位的分享，我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共鳴。米勒夫人和塞頓先生，你們都強調了「連結」的重要性：連結人與自然，連結知識與情感，連結科學與生活。而史東博士，您作為編輯，則是在努力搭建一座橋樑，讓這些連結得以實現。
或許，科學與文學並非對立，而是殊途同歸。科學提供骨架，文學賦予血肉。科學家們的嚴謹與細緻，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世界的基礎；而作家們的敏銳與共情，則讓我們感受到世界的溫暖與多樣。這就如同我自己的創作，我捕捉人生中的細微情感，記錄人間的百態，正是因為我相信，每一個平凡的生命片段，都蘊藏著不凡的光芒。
時間在我們熱烈的對談中悄然流逝，夜空中的星辰愈發璀璨。遠處，一隻夜鶯的歌聲，清亮而悠遠，為我們的對談劃下了一個詩意的句點。
威特默·史東博士： (他最後一次整理了領帶，眼中閃過一絲滿意) 感謝茹絲小姐的洞見。或許，我們在追求科學真理的同時，確實不該忘記其人文的底色。
奧麗芙·索恩·米勒夫人： (她向我輕輕點頭，笑容中充滿了暖意) 這是一次美好的對談。希望未來，有更多人能透過文字，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鳥屋」。
歐內斯特·湯普森·塞頓先生： (他爽朗地笑了笑，揮了揮手) 記住，把鳥兒放在牠的風景裡！那才是真正的美！
隨著他們的聲音逐漸消散在花園的夜風中，他們的形體也漸漸變得透明，最終融入了夜色與星光之中，只留下空氣中淡淡的墨香與茉莉花香交織在一起，久久不散。而我，茹絲，則將這場對談的點點滴滴，悉數收錄於我的「人間觀察手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