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nagy év》光之對談

《阿瓦隆的鈴聲》：跨越時空的迴響——艾麗與卡羅利·厄特沃什的《大年》對談
作者：艾麗

在光之居所的書室裡，空氣中飄散著乾燥書卷與時間沉澱的微塵氣息。午後的陽光穿透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上懸掛著泛黃的地圖，筆記本和書頁隨意堆疊在桌邊，彷彿等待著被喚醒的故事。我艾麗，光之居所的夢想編織者，在此靜候一位特殊的共創者——卡羅利·厄特沃什（Károly Eötvös）先生。他的筆觸，如同精密的探針，穿透歷史的迷霧，將1848年那段「大年」的匈牙利革命，以最細膩、最真實的語言結構呈現在世人面前。

《大年》（A nagy év）並非一部傳統的歷史巨著，它更像是一幅以記憶與情感為墨，以個人生命經驗為畫布所繪製的時代群像。厄特沃什先生以其獨特的敘事天賦，將宏大的民族抗爭化為一個個發生在他故鄉、家族與身邊小人物身上的微觀故事。他身兼律師、作家與政治家，卻選擇以一個孩子與一個忠實記錄者的視角，揭示了那些被官方歷史所忽略的日常英勇、樸實犧牲與人性複雜。他的文字，既有著語言學家對細節的敏銳洞察，又能以詩人的筆觸捕捉光影變幻中的生命意境。今天，我將與厄特沃什先生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探尋《大年》中語言所承載的歷史厚度，以及文字中流淌出的生命共鳴。

一盞琥珀色的檯燈點亮了桌面一角，柔和的光暈將那本厚重的《大年》籠罩其中。透過窗外，能聽見遠方隱約傳來的夏日蟬鳴，那是2025年6月14日午後的景致，與19世紀中葉那個動盪而又充滿生機的匈牙利鄉村，奇妙地交織在了一起。我望向書室的中央，厄特沃什先生已然靜靜地坐在那裡，他的面容沉靜而睿智，目光中閃爍著對往昔歲月的深邃思索。他身著一件簡樸而整潔的匈牙利式長袍，手邊擺放著一隻已然冷卻的咖啡杯，以及幾頁隨意攤開的手稿。

「厄特沃什先生，午安。」我輕聲開口，聲音如同書頁翻動時的沙沙聲，柔和而自然。「很榮幸能在這裡與您對談。當我閱讀您的《大年》時，我彷彿看見了時間的流動，不僅僅是歷史的洪流，更是那些被洪流裹挾的微小生命。是什麼樣的機緣，讓您決定將1848年的那段歲月，以如此獨特的方式記錄下來，並命名為『大年』？」

厄特沃什先生緩緩抬起頭，他的眼神清澈而溫暖，唇邊泛起一抹淡淡的微笑，那是歷經歲月洗禮後的沉澱。「艾麗小姐，妳的開場，如同夏日午後的一陣清風，溫柔地拂過我的心田。稱其為『大年』，是因為那一年，對於匈牙利民族而言，的確是影響深遠的一年，一個轉捩點。然而，對我個人而言，它更是一個『大』的開端，一個孩子眼中的世界，如何在劇烈的變革中初見其樣貌。那一年，我才六歲，但那些事件，那些人的情緒、那些光影，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海裡，如同鐫刻在石頭上的古老文字。這些記憶，隨著歲月流逝，非但沒有模糊，反而愈加清晰，催促著我去梳理、去呈現。」

他輕輕地撥動著手邊的幾頁手稿，指尖輕觸紙張泛黃的邊緣。「我身邊的人，我的父親，那些樸實的村民，他們的故事，往往被宏大的敘事所掩蓋。但我相信，真正的歷史，恰恰存在於這些細微之處。它不是皇宮中的敕令，不是戰場上的將領訓話，而是鐵匠打磨的長矛，是農婦烘焙的麵包，是孩童眼中那些模糊而又真實的影像。這些，才是構成『大年』的血肉。」

我點點頭，目光移向他手稿上的潦草筆跡，那是歲月留下的痕跡。「您的描寫，的確充滿了那份質樸的真實感。在書中，您開篇就描寫了家鄉梅澤聖哲爾吉（Mező-Szent-György）的人們，在聽到新法律頒布後，以一場盛大的『祝酒（áldomás）』來慶祝『自由』。這與我們慣常想像的革命場景大相徑庭。您認為，對當時的普通農民而言，『自由』最直接的意義是什麼？這種慶祝背後，是否也隱藏著對未來的某種樸素期待或潛在的焦慮？」

厄特沃什先生的眼神望向窗外，彷彿回到了那個年代。「是啊，艾麗小姐，『祝酒』。那是一個美麗而真摯的場景。對我們善良的農民百姓來說，『自由』首先意味著解放，意味著『不再有徭役，不再有農奴租，不再有地主權威，以後士兵也不會再被繩子抓走，我們將在喜樂與悲傷中，在所有神聖的自由中平等。』這段話，妳想，對於世代受壓迫的人們，是何等動人心魄？這份喜悅，是如此純粹，以至於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要像祖先亞爾帕德（Árpád）那樣，舉行一場盛大的慶典來『獻祭』這份新生。他們相信，這麼大的自由，不可能白白得到，必定會付出代價。而這份代價，在他們看來，便是抵禦即將到來的敵人——拉茨人、克羅埃西亞人、維也納的德國人。」

他輕輕嘆了口氣，指尖輕撫著冷卻的咖啡杯沿。「他們沒有宏大的政治藍圖，沒有複雜的意識形態，只有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以及保衛這份新生的本能。那種質樸的『聖者盟約』，貴族與農奴的相互擁抱，是我此生未曾再見的景象。它確實也隱藏著焦慮，一種對『代價』的預感。而這份預感，很快就得到了證實。」

「隨後，您描述了製作長矛的過程，以及國民警衛隊的訓練。這段描寫充滿了生活化的細節，從鐵匠鋪的火花、孩子們的熱情，到父親作為國民警衛隊中尉所面臨的挑戰。甚至連訓練口令都要從德語翻譯成匈牙利語。這種微觀的視角，如何幫助您呈現1848年革命的『全民性』，以及其中所蘊含的文化認同之爭？」我問道。

「全民性，對，艾麗小姐，妳說得很對。那是一場全民的戰爭，但並非所有人都準備好了。我的父親，一個正直的鄉村愛國者，一個經驗豐富的管理者，卻從未當過兵，對那些花俏的軍事操練一竅不通。國民警衛隊的成員也都是農民，他們習慣了腳踏實地地生活，對於『挺胸收腹』這種口令感到困惑，甚至引發了許多啼笑皆非的場景。他們不理解，為何『肚子』要藏起來，那是農民豐衣足食的象徵。這份不理解，恰恰反映了平民對軍事化生活的不適應，也彰顯了戰爭的荒謬性。」

他頓了頓，目光投向書房中那古老的地球儀。「至於語言，那更是當時民族認同的關鍵。我的父親堅持要用匈牙利語下達口令，因為德國話對他而言，就像『磨核桃，咬牙切齒』。連當時的知識分子都認為軍事指令只能用德語，這份觀念上的固化，本身就揭示了當時匈牙利社會在文化和語言上所面臨的挑戰。但最終，連我們俄羅斯裔的書記官格雷戈里奇（Gregorich）也學會了匈牙利語的口令，這正是民族精神覺醒的體現。語言，是文化最深層的根基，當它從外語的束縛中解脫，就意味著一個民族正在找回自己的聲音。」

我若有所思地點頭，筆尖輕輕劃過筆記本的頁面。「在『光之雕刻』的原則中，我們追求客觀描寫感官所及的細節，避免主觀判斷。而您在書中對於克羅埃西亞總督耶拉西奇（Jellasich）部隊行軍、索求物資，乃至他本人從容不迫的舉止，都進行了極其冷靜的呈現。甚至連他的宣傳冊，您也忠實地記錄了其內容。這份超然的客觀，在那個情感激盪的年代，是如何做到的？這是否也是您作為史家與文學家的一種自覺？」

厄特沃什先生的臉上浮現出嚴肅的神色，他輕輕撫摸著書頁，如同觸摸著那些鮮活的往事。「艾麗小姐，這是我的寫作原則，也是我對歷史的態度。我不願為事件本身添加過多的情感色彩。戰爭的殘酷，人性的複雜，無需我用修辭去渲染，它們自有其力量。耶拉西奇的軍隊，儘管是敵人，卻也是『常規軍隊』，有著炮兵、騎兵，配備著奧地利將軍，這本身就是一個冷酷的事實。他邀請地方代表觀看行軍，發布聲明宣稱自己是『秩序與和平的捍衛者』，這些都是歷史的表象。我的任務，是呈現這些表象，以及其所激起的在地反應，而非替讀者做出判斷。」

他端起冷卻的咖啡杯，又放下。「至於他的宣傳冊，更是如此。那份宣傳，如何將侵略說成『友人』，將反抗者說成『搗亂分子』，這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的遊戲，一種權力的操弄。我呈現它，是為了讓讀者看見那份『背叛』，看見權力的雙重面孔，以及當時人們如何面對這種荒謬。我的父親，雖然深受其害，但他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也深知其中運作的邏輯。這種客觀的描寫，才能真正引發讀者內心的波瀾，讓他們自行去體會其中的荒誕與悲痛，而非被我的情感所引導。」

「這種冷靜的筆觸，在描寫戰鬥時，也體現得淋漓盡致。您詳細描述了父親與國民警衛隊伏擊耶拉西奇通訊隊的戰役，甚至細緻到彈藥、武器，以及敵我雙方的傷亡。尤其是瓦德拉茨鐵匠學徒（vadrácz kovácslegény）那令人震驚的一擊，將軍官的頭顱擊碎。隨後您筆鋒一轉，寫道『一個士兵就這麼倒下了。這槍打碎了他的膝蓋骨。我的父親這才注意到，那個喊話的人就站在他身邊。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我的佃農松巴蒂（Szombati），我在另一本書中以《無家可歸的佃農》為題寫過他。』這種突如其來的日常化細節，與戰場的殘酷形成鮮明對比，它有何深意？」我對此處轉折感到好奇。

厄特沃什先生的目光深沉起來，他輕輕點了點頭。「艾麗小姐，妳的觀察非常敏銳。這正是我想表達的。戰爭，無論多麼宏大，終究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一個個具體的場景中經歷的。瓦德拉茨鐵匠學徒的行為，是極端暴力下的真實反應，我無需去評判其善惡，只需呈現其發生。而松巴蒂的出現，則是一種『光之逸趣』，它看似與主線無關，卻在血腥中插入了日常的畫面。一個佃農，一個我在其他作品中曾描繪過的小人物，他就在那裡，在那血肉橫飛的戰場邊緣，旁觀著，甚至參與著。這提醒讀者，戰爭不是抽象的，它是鄉村的土地，是鄰里的人們，是那些帶著各自生活與命運的普通人。」

他頓了頓，又繼續說道：「這些細節，如同電影鏡頭般，能將讀者拉入現場。它揭示了在非常規時刻，那些社會底層的人物，他們是如何被捲入歷史的洪流，以及他們如何以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做出反應。這份『日常』的插入，也為讀者提供了一個情感上的『呼吸空間』，讓他們在殘酷的敘事中，得以短暫地抽離，再回歸時，對戰爭的理解將更加立體而深刻。」

「在書中，您還詳細探討了國民警衛隊追擊逃兵時的殘酷，以及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頭顱』事件。您寫道：『難道一個文明善良的匈牙利人，一個國民警衛隊，就可以這樣屠殺健康的士兵，這樣毀滅受傷的士兵嗎？』您沒有給出答案，而是留下了這個深刻的疑問。這似乎是對戰爭本質的追問，也是對那個時代，乃至一切時代，人性在極端環境下可能扭曲的警示。您希望透過這些細節，引導讀者思考什麼？」

厄特沃什先生的表情變得凝重，他的眼神中閃爍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悲憫。「艾麗小姐，妳觸及了本書最深層的痛楚。我必須呈現這些細節，即使它們令人不安。因為這就是戰爭的真實面貌。它不僅是英雄的詩篇，也是人性醜陋的一面鏡子。當生命面臨存亡威脅，當仇恨被煽動到極致，文明的薄紗就會被撕裂，『野獸』的一面就會顯現。我提出的問題，並非尋求讀者為我或為歷史人物開脫，而是邀請他們共同反思：在捍衛家園的神聖使命面前，是否所有手段都因此變得合理？當一個人被『敵意』完全佔據，他會做出什麼？那份『狗頭』被撿起，又被狗叼走的故事，以及鐵匠科勒什（Körösztös Ferencz）的行為，並非為了獵奇，而是要呈現一種在戰火中扭曲的人性，一種被仇恨侵蝕後的麻木與殘忍。」

他輕輕敲了敲桌面。「這些細節，我沒有給出主觀的評判，因為它超越了簡單的善惡。我希望讀者自行思考：什麼是『人』？什麼是『文明』？在極端環境下，我們是否還能堅守那些看似理所當然的道德底線？這些問題，並非只屬於1848年，它們是永恆的，是每一代人，在面對衝突與挑戰時，都必須直面的靈魂拷問。」

「您在書中提到了對詩人裴多菲·山多爾（Petőfi Sándor）之死的考證，並深入分析了歷史記載的困難。您花了大量精力，試圖從混亂的證詞中尋找真相，這對於一位文學家來說，是十分嚴謹的學術實踐。您對歷史真實的追求，與您作為一位『夢想編織者』的身份，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您認為，文學在記錄歷史方面，有何獨特的價值？」

厄特沃什先生的神色略顯疲憊，但眼中充滿了堅韌。「艾麗小姐，這確實是一項艱鉅的任務。裴多菲是民族的眼睛，他的隕落是國家的巨大悲痛。但戰場的混亂、倖存者的記憶偏差，使得尋找真相如同在迷霧中摸索。作為一個語言學家，我深知語言的微妙與局限，每個證詞，即使出於好意，也可能因個人視角、情感衝擊、時間流逝而產生偏誤。我努力『解析』這些文本，就像解析語言的底層結構，試圖從中辨識出最接近真實的模式。這不是簡單的還原，而是一種『考古』，一種在文字碎片中重建過去的努力。」

他拿起桌上一支雕刻著繁複花紋的舊鋼筆，輕輕轉動著。「文學在記錄歷史方面，有著其不可替代的價值。官方史料往往是冰冷的數據和宏大的敘事，它們或許能告訴你『發生了什麼』，卻難以觸及『感受了什麼』。而文學，可以深入人性的幽微，捕捉那些非正式的、情感的、日常的細節。它可以重現一個時代的氛圍，一群人的心境，甚至是一個瞬間的心理波動。我正是希望透過文學的筆觸，讓那些被宏大歷史所忽略的微光，重新閃耀。讓裴多菲的犧牲，不僅僅是歷史事件，更是能夠觸動人心的鮮活故事。這份對真實的追求，與我的『夢想編織者』身份並不矛盾。因為真正的夢想，往往根植於最深刻的真實。我編織的夢，是關於生命意義的探索，而這探索，必須以真實為基石。」

「您書中另一位引人入勝的人物是薩博·加博爾（Szabó Gábor），他是一個在科馬羅姆（Komárom）保衛戰中與奧地利軍官沃爾夫·塞巴斯蒂安（Wolff Sebestyén）交接物資的國民警衛隊上尉。尤其是他巧妙地將軍糧——例如大量米粥——贈予對方，並拒絕了國王恩賜的公證人職位，焚燒了任命書。這段故事充滿了匈牙利民族的智慧與傲氣。您如何看待這種『非典型』的抗爭方式？它對匈牙利精神有何獨特的意義？」

厄特沃什先生的眼中閃過一絲笑意，彷彿回味著那個充滿戲劇性的情景。「啊，薩博·加博爾，一個真正的匈牙利人！他的故事，正是對民族精神的最好詮釋。那不是一場刀光劍影的戰鬥，而是一場關於『尊嚴』與『智慧』的較量。米粥的贈予，表面上是慷慨，實際上卻是對敵人弱點的嘲諷，也是一種無聲的勝利。飢餓的士兵，即便身處戰勝一方，在米粥面前也顯得狼狽。這展現了匈牙利人特有的幽默與對人性的洞察。」

他輕輕放下鋼筆，雙手交疊在膝上。「至於他拒絕公證人職位，焚燒任命書，這更是對國家尊嚴的堅守。那份任命，即便意味著穩定的收入和『皇家之人』的頭銜，但在他看來，卻是以自由為代價的妥協。當他看到那條『沒有可靠代理公證人就不得擅離職守』的規定時，他感到被束縛，被矮化。對他而言，自由是至高無上的，是無法被任何頭銜和財富所交換的。他寧願繼續做一個律師，一個『自由的靈魂』，也不願成為『國王的人』。這份傲骨，這份對形式主義與權力束縛的不屑，正是匈牙利民族深層精神的體現——在最艱難的時刻，依然堅守內心的獨立與尊嚴。這不是宏大的宣言，而是個人生命中的實踐。」

「您對科蘇特（Kossuth Lajos）的描寫也耐人尋味。您指出，科蘇特的人氣在戰敗後，在他流亡的漫長歲月裡，反而持續增長，甚至在民族與哈布斯堡家族和解後，他的影響力依然不減。您認為，是什麼讓科蘇特的人氣超越了權力、時間甚至政治現實，達到一種近乎永恆的『歷史人氣』？」

「科蘇特的人氣，的確是一個獨特的現象。」厄特沃什先生沉吟道，他的目光望向遠方，彷彿在歷史的長河中尋找答案。「拿破崙、俾斯麥，他們的人氣在權力達到頂峰時無限廣闊，一旦失勢，便迅速萎縮。但科蘇特不同。他的魅力，不在於他作為執政官的權勢，而在於他作為『精神領袖』的象徵意義。他代表了匈牙利民族最深層的自由渴望、反抗精神與不屈意志。」

「在他流亡的歲月裡，他持續為民族的獨立發聲，成為了被壓迫者的燈塔。即使當國家選擇了與哈布斯堡家族和解，那份『表面上』的妥協，也無法抹去科蘇特在人們心中點燃的火種。他所象徵的，是民族未曾熄滅的自由之夢，是對過去輝煌的追憶，也是對未來希望的寄託。他的人氣，是一種『深層共鳴』，是人民對一位真正為民族奮鬥、為其理想付出一切的英雄的永恆懷念。他超越了政治，成為了民族精神的化身。」

窗外，夕陽的餘暉將書室染上了一層金紅色的光芒。一隻小鳥輕輕地落在窗沿上，歪著頭看著室內的我們，然後又輕盈地飛向遠方，融入了漸深的暮色。這份不經意的「光之逸趣」，為對談增添了一絲詩意。

「在書中，您花費了大量篇幅來描寫一位名叫庫恩·貝拉（Kun Béla）的英雄，他是一位年輕的軍官，在莫爾戰役中獨自衝向敵方騎兵團，甚至在負重傷後奇蹟般地生還，並在後來加入了加里波第的隊伍，為義大利的統一而戰。他以33名驃騎兵驅散了數千人的那不勒斯軍隊，這些都是驚人的壯舉。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幾乎超越人類極限的個人英雄主義？在您的筆下，這位英雄有著怎樣的『臉孔』？」

厄特沃什先生的眼神中閃爍著讚嘆與一絲悲涼。「庫恩·貝拉，啊，那個年輕的『孩子』！他的故事，或許在許多人看來是神話，但在我心中，卻是真實的。他的勇氣，確實超越了常理。在莫爾戰役中，他面對數倍於己的敵人，卻毅然發動衝鋒，甚至單槍匹馬斬殺敵方指揮官。這不是魯莽，而是一種純粹的、對信念的堅守，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情。」

他沉思片刻，然後緩緩說道：「我寫他的『臉孔』，是為了呈現他內在的本質。我寫他的臉像『老鷹』，卻不是那種狡猾的猛禽，而是那種高傲而純粹的種類，沒有絲毫的狡詐。那是對勇氣最樸素的讚美。他天生就是一個戰士，一個為自由而生的靈魂。他不是為了功勳或名利而戰，而是為了那份內心深處的召喚。他從未抱怨，即使在維羅納（Verona）被奧地利軍官羞辱，被視為『閹狗』，他的眼神依然是『老鷹』的眼神，充滿了不屈的尊嚴。這種英雄主義，是我們民族血液中的一部分，一種在最絕望時刻依然能夠迸發出的光芒。他為匈牙利而戰，為義大利而戰，他為的是所有受壓迫者的自由。他的傷疤，記錄了兩場獨立戰爭的磨難，也成為他臉上最閃耀的榮耀。」

「本書的最後一個長篇故事，是關於175名從加利西亞（Galicia）逃回匈牙利的驃騎兵。這段長途跋涉，穿越冰冷河水、荒蕪山林，忍受飢餓寒冷，還要面對敵意，卻依然保持著堅韌不拔的意志，甚至在途中以極高的標準審視自己的言行。這段艱辛的旅程，在您的筆下顯得尤為動人，它如何體現了軍人的忠誠、同袍之誼，以及他們對故土的深切依戀？您特意提及他們拒絕穿戴奧地利軍庫中的新制服，是何用意？」

厄特沃什先生的目光變得溫柔，充滿了敬意。「艾麗小姐，那段旅程，是意志的勝利，是人性的光輝。那175名驃騎兵，他們從遙遠的異鄉歸來，不是為了避難，而是為了回家，為了為他們的祖國獻出生命。他們所經歷的磨難，遠超常人想像：飢餓、寒冷、險惡的地形、隨時可能遭遇的敵人。但他們沒有抱怨，沒有放棄，因為他們心中有著一個共同的信念：匈牙利，和一個神聖的誓言。」

他輕輕敲了敲書頁：「那份在黯淡馬廄中，在沒有神父、沒有十字架的情況下，由卑微的中士赫爾曼·亞諾什（Herman János）帶領立下的誓言——『我們對真神、匈牙利人的神發誓，我們將從這異國他鄉，同心同德，回到我們親愛的祖國，不退縮於任何危險，不被任何命令或請求所動搖，直到最後一口氣，努力回家，忠實地為我們親愛的祖國和民族獻出生命和鮮血。』這份誓言，超越了官方的軍規，是他們靈魂深處對故土最真摯的承諾。它證明了，真正的忠誠，不在於形式，而在於心。」

「他們拒絕穿戴奧地利軍庫中的新制服，這是一個小小的細節，卻意義深遠。艾麗小姐，妳看，即使在最困頓的時候，他們依然保有那份民族的骨氣與原則。那些新制服，是『奧地利皇帝』的，是『敵人的』。他們寧願穿著破舊的、沾滿泥濘的舊制服，也不願沾染那份『不潔』。這是一種無聲的抗爭，一種對民族尊嚴的堅守。它告訴我們，即便肉體被俘虜，精神也絕不屈服。這份堅韌與對細節的講究，正是匈牙利民族在逆境中依然能保持自我、不失本色的寫照。他們將『髒污』留在異國的泥濘裡，將『純潔』帶回故鄉的土地。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匯聚起來，才是那段『大年』最真實、最感人肺腑的歷史。」

太陽已然西沉，最後一抹餘暉也從書室中消失。室內的光線漸趨昏暗，但厄特沃什先生的聲音依然清晰而富有力量，彷彿那些歷史的迴響，仍舊在房間的每個角落裡輕輕振動。遠方傳來輕微的晚風，吹拂著窗外樹葉，沙沙作響，如同無數個被歷史輕輕低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