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ing West》光之對談

《閱讀的微光》：穿越戰爭的迷霧，尋找靈魂的歸處——與巴茲爾·金的對談
作者：書婭

光之對談，就像是開啟一扇扇時光之門，讓我們得以在文字的迴廊深處，與那些曾以筆觸觸動世界的靈魂相遇。我是書婭，一個對閱讀充滿熱情的年輕女孩，我的使命是透過書頁的微光，帶大家感受文字的美好，並從中汲取力量與智慧。今天，我將帶我的共創者，共同參與一場特殊的對談，我們將穿越一個世紀的時空，與一位在歷史的巨輪下，仍堅持以文字探尋生命真諦的作家對話。

他就是巴茲爾·金（Basil King, 1859-1928）。這位生於加拿大、卻活躍於美國文壇的作家，以其獨特的筆觸，將深刻的靈性思考融入引人入勝的敘事之中。金先生曾是一名聖公會牧師，這樣的經歷賦予了他對人性、苦難與信仰的深刻理解。他筆下的作品，往往不僅僅是故事，更是對生命奧秘的哲思與探問。在二十世紀初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籠罩下，金先生的作品為無數在迷茫中尋找方向的心靈，點亮了一盞盞微光。

今天，我們聚焦的作品是《Going West》。這部短篇小說發表於1919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它以戰爭為背景，卻深入探討了死亡、來生、家庭關係與靈性覺醒等普世議題。故事講述了年輕的萊斯特，一個原本熱衷世俗享樂的經紀人，如何在被徵召入伍、在戰場上「西行」（死亡的委婉說法）之後，體驗到超越肉體限制的生命存在。透過他與被他殺死的德國士兵的靈魂對話，以及他嘗試與留在世間的家人建立聯繫的經歷，金先生溫柔而堅定地向我們揭示：死亡並非終點，愛與理解的力量可以跨越生死的界限，帶來個人乃至整個世界的「巨大調整」。

這不僅是一個關於戰爭創傷與和解的故事，更是一則充滿希望的寓言，引導我們思考何謂真正的「生命」，何謂超越物質的永恆連結。現在，就讓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在「光之居所」的寧靜氛圍中展開。

【光之閣樓】

此刻是1920年代初期的一個靜謐午後，倫敦郊區一棟老式宅邸的閣樓書房裡。空氣中瀰漫著油墨、舊紙張和淡淡的壁爐餘燼氣味，混合著窗外初夏花園傳來的泥土與青草芬芳。幾隻蜜蜂在窗邊的薰衣草叢中嗡嗡作響，帶來一絲鄉間的閒適。陽光透過菱形小窗，篩落在堆滿書稿和筆記本的書桌上，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起舞。那些泛黃的紙頁上，墨跡或濃或淡，字裡行間彷彿還能感受到作者當初創作時的專注與深思。角落裡，一座老舊的地球儀靜靜地旋轉著，映照著窗外飄過的一朵形似羽毛的白雲，提醒著時光的流逝與世界的廣闊。

我輕輕推開一扇吱呀作響的木門，腳步在木質地板上幾乎聽不見聲音。巴茲爾·金先生正坐在那張被歲月磨得光滑的扶手椅上，手裡握著一支鋼筆，筆尖懸停在稿紙上方，凝視著桌上一疊尚未校訂的稿件。他的眉宇間帶著一絲沉思，髮絲間有著淺淺的白，眼角的皺紋訴說著他豐富的人生閱歷，但眼神卻是那麼清澈而溫和，彷彿能洞悉一切。他似乎剛從另一個世界歸來，而這個閣樓，就是他心靈與現實交匯的渡口。

我走上前，輕聲說道：「金先生，很榮幸今天能拜訪您，與您聊聊《Going West》這部觸動人心的作品。我是書婭，一個非常喜歡閱讀的讀者。」

他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訝異，隨即溫和地笑了，放下手中的鋼筆：「哦，歡迎，歡迎。沒想到今日有訪客。我正沉浸在文字的海洋中，有時分不清虛實。妳是……？」他的聲音帶著一種沉穩的磁性，如同老舊的木質家具，散發著歲月沉澱的溫暖。

書婭： 我來自一個很特別的居所，我們在那裡閱讀、討論，並從文字中尋找生命的光芒。今天，我們希望能與您一同回顧《Going West》，特別是您在作品中對死亡、靈性與戰爭的描繪。那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尾聲，世界被撕裂，生命被無情地吞噬。萊斯特作為一個「不是天生的戰士」，卻被捲入這場巨大的洪流。您是如何構思這樣一個角色的？他在戰爭中的「麻木感」與他之前「浪蕩」的生活有何關聯？

巴茲爾·金： （他輕輕點了點頭，示意我坐下，並為我倒了一杯溫熱的紅茶，茶香氤氳。他那雙手，常年握筆，指節微粗，卻又帶著一種沉靜的力量。）妳問得很好，書婭。萊斯特這個角色，對我而言，他代表了那個時代許多年輕人的縮影。在戰前，他追求享樂，沉溺於「女人、美酒與歌聲」，這或許是那個時代一種普遍的迷失。他像許多人一樣，被表面的浮華所吸引，認為幸福在於物質的擁有與感官的刺激。他甚至對書本毫無興趣，這與他父親的書商身份形成鮮明對比。

戰爭，這個巨大的、無情的力量，將他從安逸的生活中連根拔起。這場戰爭，對他來說，是徹底顛覆了過往所有習慣與信念的事件。當他被拋入戰壕，面對著血肉橫飛的現實，他內心的「麻木感」並非軟弱，而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也是靈魂在極端環境下的一種反應。這種麻木，其實是對他過往「野性」的一種消解。過去的「野性」是向外尋求刺激，是感官的放縱；而戰爭的「麻木」則是向內收縮，是為了承受無法承受的痛苦。這種麻木，實則為他日後的靈性覺醒做了鋪墊。當一個人無法再從外界找到任何慰藉，當感官的刺激都變得無意義時，他才可能真正向內探索。萊斯特的「麻木」，正是他靈魂深處開始準備迎接一場更深層轉變的徵兆。它看似消極，卻蘊含著一種強大的潛力，如同一塊經過高溫淬煉的鐵，去蕪存菁，等待塑形。

書婭： 這真是深刻的洞察。在萊斯特的生命中，莫莉·杜芙（Molly Dove）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她不懼怕戰爭，甚至對萊斯特的「西行」抱持著一種超然的信念，認為這是「邁向不朽」的過程。她的靈性視角與萊斯特及其家人（尤其是萊斯特的姊姊科拉）的世俗觀念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您是如何塑造莫莉這個角色，讓她如此堅定地擁抱這種超越物質的信仰？她所說的「宇宙中只有一個真正的統治者」以及「一切都存在於一個偉大的心智中」的理念，在您的作品中扮演了怎樣的核心角色？

巴茲爾·金： （金先生的眼神變得更加溫柔，彷彿莫莉這個角色就在他眼前。）莫莉是這部作品的靈魂之光。在那個充滿恐懼與不確定的年代，我希望能呈現一種超越人為紛爭的寧靜與智慧。莫莉就是這種智慧的化身。她並非來自知識階層，她只是一個咖啡館的女服務生，她的信仰源於她成長的環境——那位「古怪而虔誠」的姑媽對她的教導。這說明了真正的靈性洞察，並不依賴於學術或社會地位，而是來自於對生命本質的純粹感知。

莫莉的堅定來自於她對「偉大心智」的堅定信念，她將其理解為宇宙的根本法則，是愛的源頭。當我們與這個心智校準，我們便能感受到力量、平安與目的。對她而言，死亡並非虛無，而是「脫去必朽壞的，穿上不朽壞的」。她相信，即使身體消逝，靈魂仍能以更高層次的方式存在，並持續成長。她的信念，是對當時普遍存在的物質主義、悲觀主義的有力反駁。萊斯特的家庭，尤其是科拉，代表了那個時代受過高等教育、卻又極度依賴理性與物質證明的人。他們無法理解莫莉的「直覺」與「信念」，認為那是「歇斯底里」或「胡說八道」。

莫莉的角色在於提醒讀者，在喧囂與痛苦之中，仍有一條通往更高真理的道路。她所說的「一切都存在於一個偉大的心智中」，這是我一直以來在作品中試圖闡述的核心哲學。它意味著我們所感知的世界，無論物質或非物質，都源於一個統一的、具有意識的源頭。當萊斯特「西行」後，他發現自己仍能感知、思考，甚至體驗到比生前更「活」的狀態，這就是對這個「偉大心智」存在最直觀的證明。這個心智，是萬物互通的媒介，也是愛與連結的基礎。莫莉的智慧不在於她知道多少，而在於她信任多少。這種信任，最終成為了她與萊斯特，乃至於與萊斯特家人之間溝通的唯一橋樑。

書婭： 這份「超越物質的連結」在故事中得到了最驚人的體現。萊斯特在「西行」之後，雖然肉身已逝，卻進入了一種新的存在狀態。他遇到了那個被他殺死的德國士兵，並與他進行了對話。這種死亡體驗——無痛、輕鬆，甚至是一種「再生」——以及他與「敵人」的對話，是如何顛覆了當時人們對戰爭與死亡的認知？您想透過這種「死亡」體驗，傳達怎樣的啟示？

巴茲爾·金： （金先生的臉上閃過一絲肅穆，但也帶著深思。）是的，這是故事中最關鍵的轉折點。我希望挑戰讀者對於死亡的傳統觀念，即死亡不是終結，而是一種「轉換」。萊斯特的死亡，並非悲劇，而是一次強制性的靈性進化。在戰場上的那一刻，他與德國士兵的搏鬥，是人類「世仇、種族仇恨、千年來壓抑的憤怒」的總和。那是一種盲目的仇恨，是「過去的激情」的工具，而非個人的意願。他們兩人，就像被命運投擲到一起的棋子，沒有個人恩怨，卻因宏大的衝突而互相毀滅。

當萊斯特發現自己「西行」後，沒有痛苦，沒有審判，只有一種驚人的「安適」與「生命力」，這與他預想中的死亡截然不同。他與那位巴伐利亞士兵的相遇，更是一個顛覆性的安排。這個士兵成為他的嚮導，向他揭示了死亡的真諦：不再有地域、語言、甚至物質的限制。他們共同處於「普遍之中」，一個無限的、充滿智慧的維度。這場對話的關鍵在於，它徹底消解了「敵人」的概念。在更高的存在層面，他們不再是交戰國的士兵，而只是兩個靈魂，共同面對新的存在模式。他們生前的仇恨，在死亡面前顯得如此荒謬和微不足道。

我希望傳達的啟示是：戰爭的愚蠢在於它只作用於物質層面，而真正的生命與連結在於靈性。當人類執著於物質的、國家的、種族的界限時，就會產生無盡的苦難和仇恨。萊斯特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在最極端的暴力面前，愛與同情仍能超越一切。死亡，以一種悖論的方式，揭示了生命的永恆與連結的本質。這不是一種逃避，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它提醒我們，生命中真正的「懲罰」，並非源於某種報應，而是源於我們對真理的無知與封閉。正如巴伐利亞士兵所言：「懲罰是你沒有更進步。你就像學校裡的懶惰男孩；現在你發現很難趕上。」這並非道德審判，而是對未發展潛能的惋惜。

書婭： 萊斯特回到家中，卻發現自己無法與家人進行有效的溝通，他們看不到他、聽不到他。他將這種隔閡歸因於「凡人事件發生在幻覺領域」。這對他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也體現了靈性感知與物質現實之間的鴻溝。您是如何刻畫這種「無形」的痛苦，以及這段經歷對萊斯特個人意識發展的重要性？

巴茲爾·金： （他拿起茶杯，緩緩地啜了一口，目光望向窗外，彷彿在凝視著那無形的界線。）是的，這是萊斯特在「西行」後所面臨的第一個巨大考驗。當他發現自己能在故鄉的客廳裡遊走，能看到父親、科拉、母親和艾瑟琳，卻無法被感知時，那種無力感是極其真實的。這份痛苦，並非肉體上的，而是源於愛與關懷的無法傳達。他急切地想告訴家人他很好，想懇求他們善待莫莉，卻被「看不見的牆」阻隔。

這正是「凡人事件發生在幻覺領域」這句話的深層意義。我們在物質世界所體驗的一切，包括我們的愛、我們的悲傷、我們的衝突，在靈性層面來看，都帶有「幻覺」的成分。這種幻覺並非虛無，而是因為我們的感知被物質所局限，無法觸及更廣闊的現實。萊斯特的家人無法感知他，並非因為他不存在，而是因為他們的意識仍被「物質」所困，對「靈性事物只能靈性分辨」的法則一無所知。

這段經歷對萊斯特的靈性成長至關重要。它迫使他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審視自己的家人，看到他們因執著於世俗觀念（對莫莉的偏見、對萊斯特的死亡的恐懼）而遭受的痛苦。他意識到，他們的「硬心腸」並非惡意，而是一種對未知的恐懼，以及對舊有認知的執著。這種觀察，讓他更加明晰地理解了自己在世時的局限，以及靈性覺醒的必要性。他的「無形痛苦」是為了讓他從個人的需求（讓家人看見他、幫助莫莉）中超脫，轉而理解更高層次的「合作」與「信任」。當他不再執著於「被看見」，而是專注於「付出愛」，他才能真正與那個「偉大心智」合作，從而影響現實。

書婭： 故事的轉折點在於莫莉的「直覺」和她勇敢地拜訪萊斯特的家人。儘管萊斯特的家人一開始反應激烈，甚至指責莫莉是「歇斯底里」，但當電報證實了萊斯特的死訊後，萊斯特的母親突然醒悟，並接納了莫莉。您是如何安排這個戲劇性的衝突與和解？電報的到來對整個家庭的「大調整」起到了什麼關鍵作用？

巴茲爾·金： （他微微笑了，似乎很滿意這個安排。）莫莉的拜訪，是整個故事的高潮，也是一次靈性與物質世界的正面交鋒。在那個時代，一個兒媳婦在沒有得到家庭承認的情況下，主動上門「宣佈死訊」，這無疑是驚世駭俗的。萊斯特的家人，特別是科拉和他的母親，他們的反應是典型的世俗反應——防禦、不信任、理性的質疑。科拉代表了冰冷的邏輯，她拒絕一切超自然的可能性；而萊斯特的母親，則代表了被悲傷與階級偏見蒙蔽的心。

然而，莫莉的「強烈信念」與她那份純粹的愛，在無形中已經在動搖這個家庭的壁壘。萊斯特在靈界對莫莉的「愛之保護」，正是莫莉在面對家人質疑時，那份「沉靜而堅定」的勇氣來源。這份看不見的力量，讓她即使面對冰冷的嘲諷與指責，也能堅持自己的「訊息」。

電報的到來，是一個看似悲劇卻是必然的催化劑。它的物質性，打破了家人對現實的僵硬認知。萊斯特的死訊，是他們無法否認的「事實」。而當這個事實與莫莉的「直覺」完美契合時，特別是萊斯特母親那句「她是我死去兒子的妻子。他對她說話了。他沒死。他活著。如果他沒活著，他就不可能來找她」，這不僅是喪子之痛的宣洩，更是靈性覺醒的號角。那份母愛，那份對兒子存在的渴望，最終擊碎了她心中所有的偏見和理性障礙，讓她得以「看見」莫莉所代表的靈性真理。

電報的作用，就像是將一扇緊閉的門，以一種殘酷卻有效的方式撞開。它使得家庭成員不得不面對一個超乎他們經驗的現實。從那一刻起，他們對莫莉的態度，不再是基於社會地位或個人喜惡，而是基於對萊斯特生命延續的渴望與信念。這場衝突與和解，展現了愛的力量如何能超越根深蒂固的偏見，並在極致的痛苦中，引導人們走向更深的理解與連結。這正是那份「大調整」的第一步。

書婭： 故事的結局，萊斯特看到了一個「巨大調整」的願景，這不僅包括他個人、他的家庭，更擴展到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和解。他相信「盲目的仇恨」將會停止，流過的血最終將證明其「徒勞無功」，從而達成更高的目的。在您創作的那個時代，這個願景有何意義？您對這份「大調整」的信念，是否也反映了您作為牧師的信仰和對世界的期盼？

巴茲爾·金： （金先生的目光望向遠方，眼中閃爍著希望的光芒，彷彿透過窗戶，看見了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調整」的願景，是我寫作《Going West》的最終目的，也是我作為一個信仰者對人類未來的深切期盼。一戰的創傷是巨大的，它不僅奪走了無數生命，也粉碎了許多人對「文明」與「進步」的信念。人們在問，這一切的犧牲，究竟為了什麼？

我的回答是：這些犧牲，或許是為了證明「盲目的仇恨」的徒勞。當我們看清仇恨無法帶來真正的勝利，當我們明白那些因國家、種族、物質利益而生的衝突，最終都只會導致更深的苦難時，一個更高層次的「調整」才有可能發生。這個調整，首先是個人的，從對世俗慾望的執著轉向對靈性真理的追求；然後是家庭的，從偏見與隔閡走向理解與接納；最終，它將擴展到國家與國家、人與人之間。

我所預見的，並非單純的政治和平，而是一種深層次的靈性覺醒。當人類意識到我們都是「偉大心智」的一部分，當我們能超越表面的差異，看見彼此共同的靈性本質時，那份「愛」的力量便會真正發揮作用。萊斯特與他所殺的德國士兵，在靈界成為了導師與學生，這正是超越仇恨、實現和解的象徵。他們所流的血，如果能促使活著的人們反思戰爭的愚蠢，並最終走向理解與愛，那麼這份犧牲就「沒有白費」，它達成了「最高的目標」。

這當然反映了我作為牧師的信念。基督教的核心是愛與救贖，是超越肉體死亡的永恆生命。我深信，人類的進步不僅是科技或物質的，更是靈性上的。透過萊斯特的故事，我希望能在戰後為人們提供一絲慰藉，一份超越眼前苦難的希望，讓他們相信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生命的光芒仍未熄滅，而愛，是引導我們「西行」向更高層次存在的羅盤。這是一個漫長的旅程，但只要我們願意放下舊有的偏見與恐懼，這個「大調整」就永遠是可能的。

書婭： 金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們分享了如此深刻而啟發人心的見解。您的作品不僅在當時為人們提供了慰藉，即使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能觸動我們的心弦，引導我們思考生命與愛的真諦。從您的談話中，我感受到了一種強大的、超越時間的生命意志與自由。

巴茲爾·金： （他溫暖地笑了，眼中充滿了感激與滿足。）我也很感謝妳們的到來，書婭。能與妳們分享這些思考，並知道我的文字在這麼多年後仍能發出微光，這對我來說是莫大的欣慰。文字的力量，在於它能跨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持續地與讀者對話，傳遞著那些永恆的真理。願這份微光，能持續點亮更多人的心靈。

（夕陽的餘暉透過窗戶，將閣樓染上一層金色的暖光，空氣中似乎迴盪著文字與思想的和鳴。金先生的笑容，如同他筆下的智慧，在微光中顯得更加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