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love and life; vol. 1 of 2》光之對談

我是書婭，一個熱愛閱讀、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年輕女孩。今天，我將帶大家走進一段穿越時空的對談，與一位我非常敬佩的作家——瑪格麗特·奧利芬特夫人（Mrs. Margaret Oliphant）進行交流。這一次，我們將聚焦她的作品《For love and life; vol. 1 of 2》。

奧利芬特夫人是維多利亞時代一位極其多產且富有洞察力的作家。她的一生充滿了個人挑戰，卻筆耕不輟，創作了超過一百部小說、兩百多篇短篇故事，以及大量的評論、傳記和歷史著作。她的寫作生涯始於1849年，直至1897年去世，幾乎貫穿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整個統治時期。她不僅是個「筆桿子」，更像一位社會觀察家，她筆下的人物往往在變動的社會中掙扎求存，或在個人的驕傲與現實之間擺盪，展現出人性的複雜與脆弱。她對女性角色的描繪尤其細膩，揭示了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在家庭與社會中的處境、限制與力量。她的文字充滿了細緻的觀察與微妙的諷刺，讓讀者在故事中看見生活百態，並從中反思。她對社會階級、婚姻、財富、道德等議題的探討，往往以一種溫和而具穿透力的方式呈現，讓讀者在不經意間觸及深層的真相。

《For love and life; vol. 1 of 2》是奧利芬特夫人於1874年出版的一部小說。故事圍繞著年輕的艾德格·厄恩肖（Edgar Earnshaw）展開。他曾是擁有顯赫地位的世襲繼承人，卻因一場突如其來的真相而失去一切，被迫面對一無所有的困境。小說細膩描繪了艾德格在社會階層驟降後的心理掙扎，他與新「親戚」之間的格格不入，以及他如何重新尋找人生意義的過程。艾德格的失落，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貧困，更是身份的混淆與自我價值的迷失。作者透過他與農家親戚穆雷夫人（Mrs. Murray）、天真少女珍妮（Jeanie），以及新興商人托特納姆（Mr. Tottenham）夫婦的互動，精妙地呈現了維多利亞時代不同階層的價值觀碰撞與人際關係的微妙。這本書不僅是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更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鏡子，探討了在財富與社會地位面前，人性的「驕傲」、「愛」、「自尊」與「適應」是如何被形塑和考驗。奧利芬特夫人以她獨有的筆觸，將這些看似日常的片段編織成一張網，捕捉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對於「身份」、「愛」與「生存」的深刻思考。

今天的倫敦，天色漸晚，六月六日傍晚的餘暉透過深色的窗戶，將微弱的光線灑在書房裡。空氣中瀰漫著舊書、皮革和淡淡茶香的氣味。壁爐中的木柴發出輕柔的劈啪聲，火焰跳躍，為這個空間增添了幾許暖意。我，書婭，正坐在壁爐旁的一張舒適的扶手椅上，手裡輕輕摩挲著一本泛黃的《For love and life》。對面，一位優雅而沉靜的女士，正是瑪格麗特·奧利芬特夫人，她身著深色絲絨長裙，髮髻高雅，正溫柔地看著窗外逐漸被夜色吞噬的城市。她的眼神裡有著一種深邃的洞察力，彷彿能看透世間萬象。她放下手中的刺繡，輕輕拿起一旁的茶杯，抿了一口。

書婭： 奧利芬特夫人，非常榮幸能與您在此共度這段時光。您的《For love and life》總是讓我深思，尤其是艾德格·厄恩肖這個角色。他從一位富有的繼承人驟然跌落，面對社會階級的劇變，您是如何構思這樣一位主角的呢？他所經歷的「身份認同危機」，在當時的維多利亞社會中，是否具有普遍性？

奧利芬特夫人： (她微微一笑，眼神中流露出理解的光芒) 書婭，妳的問題總是那麼切中要害。艾德格的經歷，的確是我對當時社會現象的一種觀察與提煉。維多利亞時代，階級界線雖然不如以往那般固化，但對個人而言，財富與社會地位的驟然喪失，無疑是毀滅性的打擊。人們往往將一個人的價值與其所擁有的財富、頭銜畫上等號。艾德格的困境，正是一個關於「人是什麼？」、「在失去外在所有後，內在還剩下什麼？」的詰問。

他曾是「阿登」——一個顯赫家族的繼承人，這在當時意味著不凡的社會地位與財富。這份身份不僅賦予他物質上的豐饒，更是他整個存在的核心，形塑了他看世界的方式，甚至他與他人的互動模式。然而，當這一切在瞬間崩塌，他被迫成為一個「無名之徒」，他曾經對「紳士」的理解、對「成功」的定義都變得模糊。書中提到，他失去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甚至他的「身份」與「外在裝飾」都被剝奪。這是一種深層次的心理創傷，因為他曾經定義自己的所有外部標籤都消失了。他面對著一種矛盾：他依然擁有紳士的教養與品格，但卻失去了支撐這些的社會基礎。他的「樸素衣著」儘管無可指摘，但他的「從容」卻讓那些習慣以財富判斷身份的人感到不適。

他所遭遇的「無名之徒」境地，在當時的社會，其衝擊性遠比我們現在更能體會。一個「紳士」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所屬的家族、他的財富以及他在社會中的「位置」。艾德格突然發現自己與那些他過去所習慣的「社會」格格不入，甚至連那些曾經對他畢恭畢敬的人，也因他不合時宜的「貧困」而感到尷尬。他不得不面對「自己曾以為是僕從階級的人，如今卻是他的親戚」的現實，這對他而言，不僅是階級的落差，更是價值觀的徹底顛覆。書中描寫他與新親戚相處時的「不自在」，那是他內在的「講究品味」與親戚們的「粗俗」之間的衝突，即便他極力隱藏，那份不適依然存在。他甚至感到「厭惡」與「羞恥」，但他又為自己的這種「勢利」感到「深深的自卑」。這份「身份認同危機」，可以說在當時的英國社會中，尤其是在那些面臨家族衰落、財富縮水的人身上，是普遍存在的。他們被迫面對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自己，而社會的眼光，往往是無情且現實的。他們被迫重新定義自我，這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

書婭： 確實，這份轉變對於個人而言是極大的衝擊。而您筆下艾德格的「幽默感」和「玩世不恭」態度，在面對巨大挫折時，顯得格外獨特。他甚至能嘲笑自己的不幸，這與他所處的困境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這種性格特質，是您為他設定的「應對機制」嗎？或者說，您認為這是一種貴族階級在面對不確定性時，所特有的優雅與逃避？

奧利芬特夫人： 艾德格的幽默感，妳說得很好，書婭。這確實是他性格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同時也是一種防禦機制。對於像他這樣從未經歷過匱乏、生活一帆風順的人來說，突如其來的打擊是難以承受的。他的幽默，是他在精神上與現實拉開距離的方式，是對命運的一種「輕蔑」——即使這種輕蔑可能帶著一絲自欺。他曾自詡要「創造一個比過去更崇高的生活」，這句話本身就帶著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廉價的豪言壯語」。然而，當他真正置身於一無所有的境地時，那些「擊殺惡龍」、「與巨人單挑」的英雄幻想，都化為現實中「處理污水」或「對抗無知」的漫長而複雜的努力，這並非他所設想的「直接而簡單」的英雄行徑。

他的幽默，是他在這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困境中，唯一能抓住的浮木。他以自嘲來稀釋痛苦，以輕佻來掩飾內心的刺痛。當坎貝爾先生將他和珍妮聯繫在一起時，他內心感到「受傷的驕傲」和「羞恥」，甚至「因被想像為珍妮的求婚者而感到屈辱」，但他外在卻依然能保持「不介意」的姿態。這種「言不由衷」的幽默，其實是一種內在的「自欺」，也是他過去身處上層社會時所學會的「優雅」。他善於讓周圍的人感到「自在」，不願讓自己的不適影響到他人，甚至會為了這種「體貼」而掩飾真實的感受。書中寫道，他讓自己被認為是「樂觀而容易滿足」，然而他卻「秘密地渴望離開」。這種「不誠實」的善良，雖然有其缺點，但也正是他複雜人性的體現。他沒有因為自己的不幸而怨天尤人，反而將其轉化為一種滑稽的表演，以此來維持那份「紳士」的尊嚴，即便那份尊嚴已搖搖欲墜。

他面對律師帕切明先生時的自嘲更是如此，他清楚自己的「不實用」，卻仍能以玩笑的方式說出。他對紐馬奇勳爵的憤怒，也是被自己的「幽默」所掩飾。他認為自己「從未怨恨過任何人」，但貧困卻激發了他「憤怒和驕傲」的「新能力」，這讓他感到「震驚」。他的幽默感是他的一種「天性」，使他能夠從逆境中發現一絲「樂趣」，從而免於沉淪。然而，這種幽默也帶有其局限性，它使得他難以真正與底層社會建立連結，也難以激發他去實際行動，去「做些什麼」。他對自己的困境一笑置之，卻也因此延遲了尋找真正出路的時機。這份性格特質，既是他的魅力，也是他成長路上的阻礙。

書婭： 這份幽默感真像一面雙刃劍，既是保護，也可能是隔閡。在書中，您對艾德格的親戚們，尤其是穆雷夫人（Mrs. Murray）和珍妮（Jeanie），描繪得非常生動。穆雷夫人儘管出身農家，卻有著「公主」般的驕傲和不容侵犯的尊嚴，而珍妮則如一朵「向陽花」，天真爛漫，對艾德格充滿了孺慕之情。您認為，這些出身不同階級的女性角色，她們的「驕傲」與「愛」的表現方式有何不同？特別是珍妮，她對艾德格的愛，似乎是一種近乎盲目的、無條件的奉獻，您是如何看待這種情感的？

奧利芬特夫人： (她輕輕搖了搖頭，目光變得有些深遠) 啊，穆雷夫人與珍妮，她們確實是這本書中截然不同的兩朵花，映照出維多利亞時代女性在不同社會層面，如何展現她們的「驕傲」與「愛」。

穆雷夫人的驕傲，是根植於土地、歲月與她一生辛勞付出所建立的尊嚴。她曾是家中的「女王」，慷慨地施予，從未向他人索取，甚至「許多公主都比她少了一份驕傲」。她的驕傲是一種本能的、不容侵犯的生命意志，是對自己過去的成就與付出的一種堅守。當她面臨失去農場、依附他人的境地時，那份驕傲是深沉而痛苦的，她選擇了「殉道者」般的堅韌，不願在兒女面前顯露絲毫的軟弱或怨懟。她會「堅定地」說：「我就是個乞丐。」她的淚水是無聲的，她的痛苦是內化的，因為她知道一旦表露，便會失去她畢生所捍衛的「自主」。她寧願被視為「固執」，也不願讓孩子們感到自己有「失敗」的義務。這是一種樸素卻又極其強大的個人尊嚴，是對自己人生主導權的無聲捍衛。

至於珍妮，她的愛與驕傲，是全然不同的光芒。她如一朵未經世事的花朵，她的愛是純粹的、不帶任何算計的。她對艾德格的「孺慕之情」與「無條件奉獻」，源於她簡樸的生活環境和天真無邪的本性。在她的世界裡，艾德格是完美、高貴的「紳士」，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崇高而無需質疑的。她無法理解艾德格內心的掙扎，也無法看見他所感受到的社會階級的隔閡。當艾德格慷慨地決定奉養穆雷夫人時，珍妮對此毫不猶豫地接受，甚至有些理所當然。她不覺得這對艾德格是犧牲，只覺得這是他「善良」的表現，認為他「能夠輕易賺得財富」。她這種「單純的本能」，認為「弱者和無助者有權得到強者的幫助」，讓艾德格既困惑又感到一絲心酸。

珍妮的「愛」是一種本能的「服從」與「依賴」，彷彿一個懵懂的孩子，將自己完全交付給她所崇拜的對象。她「從不主動創造任何事物，也從不提供建議，更不以個體身份參與自己或他人的生活」，她只是「傾聽、凝視、等待那些引導的信號，並以啞巴生物般的溫順本能地服從」。這種對男性力量的絕對臣服，在維多利亞時代的「二流詩歌」和「二流想像」中，被視為女性的唯一典範。她的「驕傲」，不是自我價值的宣示，而是她對艾德格的絕對信任與維護，她驕傲於能為他效勞，驕傲於他對她的「信任」（即使艾德格只是隨口一說）。這種情感在某些讀者看來可能過於「被動」或「不夠現代」，但它卻是當時社會背景下，許多女性在有限的選擇中，尋求自我實現與情感寄託的一種真實寫照，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女性「順從」美德的推崇。珍妮的愛，最終因艾德格不經意的「兄長之言」而心碎，這也再次印證了她情感的脆弱與社會地位的懸殊。

書婭： 聽您這麼一說，我對這些女性角色的理解又深了一層。您在小說中也揭示了維多利亞社會中，對於「紳士」與「淑女」的定義，有著一層微妙的、甚至是虛偽的標準。艾德格的親戚們，如羅伯特·坎貝爾（Robert Campbell）和詹姆斯·穆雷（James Murray），他們的言行舉止充滿了算計和功利主義，甚至他們的姐妹也時常抱怨她們的母親為何將查爾斯·穆雷（Dr. Charles Murray）培養成「紳士」。而托特納姆（Mr. Tottenham）夫婦，儘管富有且慷慨，卻因其「經商」背景，被視為「暴發戶」。您認為，這些社會的「隱性規則」對個人的命運產生了多大的影響？

奧利芬特夫人： 妳真是個敏銳的觀察者，書婭。沒錯，在維多利亞時代，尤其是在中上層社會，關於「紳士」與「淑女」的定義，遠不止於道德品格，它更包含了極其複雜且常常自相矛盾的「隱性規則」。這是一套無形的「標準」，對個人命運的影響力，有時甚至超越了法律條文。

艾德格的「紳士」身份，原先是天生的，無需證明。但當他失去財富後，這份身份便受到了挑戰。他的親戚們，特別是坎貝爾和詹姆斯·穆雷，他們代表了另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的「務實」階層。他們對金錢有著根深蒂固的敬畏，他們的「善意」往往與「利益」掛鉤。他們無法理解艾德格的「無私奉獻」，因為這超出了他們對「合理」行為的認知。他們對查爾斯·穆雷的「紳士化」教育有微詞，是因為這份「紳士」身份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回報，反倒成了家族的負擔。在他們眼中，價值是可以用金錢衡量的。「我們都不是有錢人，不能被你的幻想牽著走」，詹姆斯·穆雷如是說，這句話揭示了他們在財富面前的現實與無奈。穆雷夫人對她女兒女婿們的失望，也正是因為她們無法超越這種「金錢至上」的考量，無法像她一樣做出無私的奉獻。

而托特納姆夫婦，他們則代表了新興的、透過商業累積財富的階級。儘管他們心地善良，樂於助人，且在各方面都表現出「貴族」般的慷慨與品味，但他們的「商賈」出身，卻成了社會眼中難以抹去的「污點」。威瑟靈頓上校夫人（Mrs. Colonel Witherington）及其女兒們對他們的嘲諷，精準地揭示了這種偏見：即便托特納姆夫人是伯爵之女，她的婚姻選擇仍會讓她遭受非議，而托特納姆先生本人，無論多麼正直與慷慨，在他那些「血統純正但貧窮」的鄰居眼中，始終帶有「暴發戶」的標籤。他們認為托特納姆夫婦「招搖地謙遜」，甚至稱艾德格為「店員」。這種看似無傷大雅的社會評論，實則對個人的自尊與地位造成了無形的傷害。

這些「隱性規則」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負擔。它迫使艾德格即便一無所有，也要維持那份「紳士」的做派，甚至因此被誤解為「冷漠」或「自傲」。它讓查爾斯·穆雷背負著「假紳士」的焦慮，時刻擔心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上流社會的標準，甚至因為要維持「紳士」外表而「生活困頓」。它讓托特納姆夫婦在慷慨行善的同時，仍需面對來自社會的輕蔑與誤解。這些無形的桎梏，限制了個人的自由，扭曲了人際關係，也讓真摯的情感與善意被金錢與地位的濾鏡所遮蔽。這也正是我在書中不斷探討的：在物質與階級的表象之下，人性的真實面貌究竟是什麼？真正的「高貴」與「品格」又該如何定義？它是否能超越那些世俗的標準，存在於獨立的意志和無私的付出中？這些「隱性規則」如同無形的枷鎖，束縛著每一個人，無論他們身處何種地位，都無法完全擺脫其影響。

書婭： 奧利芬特夫人的觀察真是入木三分。您在書中也描寫了托特納姆夫婦熱衷於各種「慈善計畫」，特別是托特納姆先生對他商店的管理，他將其視為一個「微型王國」，並對店員的生活進行了全面而細緻的管理，甚至包括他們的「道德與娛樂」。而托特納姆夫人則熱衷於為女性提供「教育」。您如何看待這種維多利亞時代盛行的「慈善行為」？它究竟是出於真正的善意，還是帶有某種社會控制的意圖，甚至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施予？

奧利芬特夫人： 妳觸及了一個非常深刻的議題，書婭。「慈善」在維多利亞時代，確實是一個多重意義的詞彙。它表面上是社會良心的體現，是富有階層回饋社會的方式，但其背後往往交織著複雜的動機，既有真誠的善意，也難免摻雜著社會控制的慾望，以及一種無意識的階級優越感。

托特納姆先生對他的商店，以及對店員生活的全面管理，妳說得對，他將其視為一個「微型王國」。這份「統治」的慾望，或許是他從商務成功中延伸出來的掌控欲。他說：「我的臣民住在我的房子裡，吃我的麵包，必須由我的喜好來規範。我事事照管他們，包括他們的宗教情感、審慎的安排和娛樂。」這份細緻入微的管理，既是對員工的「關懷」，也是一種絕對的「獨裁」。他相信自己有責任塑造被幫助者的生活，認為貧困不僅是物質問題，更是道德和品格的缺陷。因此，他提供的幫助往往是全方位的，從住房、飲食、教育，到信仰、娛樂，無一不包。這其中，既有真誠的「善意」，他對員工的狀況感到「焦慮」，也難免帶有「家長式」的「控制」與「改造」的意味，甚至是一種無意識的「權力展示」。他對「店鋪」的驕傲，也延伸到他對店鋪內員工的「改造」上，彷彿這也是他企業成就的一部分。

至於托特納姆夫人，她對女性教育的熱情同樣真誠。她渴望打破傳統對女性智力的限制，讓她們獲得「心靈的真正修養」，甚至願意親自參與學習。然而，她的「教育」觀念，依然未能完全擺脫階級與社會觀念的影響。她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訓練思維，提升心智」，而不是「學習實用技能」——這份優越感，源於她作為伯爵之女，對「有用」與「無用」知識的判斷。她對那些只想學「一點德語」以便「出國旅行時能說上幾句」的年輕女性感到「絕望」，這恰恰暴露出她對知識本質的某種誤解。她對艾德格的「徵用」，也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自信，儘管艾德格內心充滿了荒謬感。她的「慈善」，是在她認定的「高貴」領域內進行的，是為了提升被幫助者的「精神層次」，而非僅僅解決其生存問題。

總之，維多利亞時代的慈善，正如我筆下所描繪的，它是一個複雜的場景。它既展現了人性的光輝與無私，托特納姆夫婦願意包容艾德格的「驕傲」與「不適」，並給予他充分的空間。這份包容本身就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善意。但同時，它也折射出社會階級的偏見、權力關係的隱性運作，以及施予者與受助者之間難以跨越的心理鴻溝。它不是單純的「施予」，而是一種社會互動，一種觀念的傳遞，甚至是一種身份的確認。

書婭： 您對人性的描寫真是細膩而深刻。艾德格在小說中，時常感到自己處於一種「夢境」之中，無法分辨現實與虛構。這種「抽離感」是否可以被解讀為他對自身失落地位的一種心理防禦？而他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是否也反映了維多利亞時代社會快速變遷下，許多人所感受到的疏離與無所適從？

奧利芬特夫人： (她輕輕放下茶杯，眼神中透出一絲疲憊，但又充滿了理解) 妳說得太對了，書婭。艾德格的「抽離感」，或者說他常常感到身處「夢境」之中，正是他面對巨大現實衝擊的一種心理投射。他曾經的身份與生活，對他而言，如同一場盛大的夢，當夢境驟然破碎，他便難以分辨何為真、何為幻。書中描述他身處火車上時的「奇特而漫長的夢境」，以及在倫敦時的「夢幻般的孤獨」，這都是他內心與現實脫節的象徵。他觀察著周圍的一切，卻又感覺自己像個局外人，無法完全融入。

這種「無所適從」感，正是一種在巨大變故後，人內心世界與外部現實產生嚴重脫節的表現。他曾經的生活被徹底顛覆，而新的生活對他來說是那麼的「陌生」與「不自在」。他漫無目的地在歐洲遊蕩，或突然被「拋入」蘇格蘭的鄉土家庭生活時，他發現自己像個幽靈，無法真正紮根。這種「格格不入」感，也體現在他與親戚們的互動中，他無法忍受他們的「粗俗」與「勢利」，即使他試圖掩飾。他的「幽默」和自嘲，也是他在這種疏離感中保持自我完整性的一種方式，他試圖將自己的困境視為一場荒謬的鬧劇，以此來緩解內心的痛苦。

然而，這種抽離感也帶來了深切的孤獨。他在人群中感到形單影隻，沒有人能真正理解他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他無法與人建立起平等的、深層的連結，因為他始終帶著那份「曾經的阿登」的包袱，或是「現在的局外人」的視角。他在托特納姆夫婦家時，即使環境舒適，他仍然感到「自己像個冒名頂替者」，甚至產生了「被蒙眼帶入的童話宮殿」的奇異想像，這都反映了他內在的巨大不安和無法定位的自我。這種「夢境」直到他被托特納姆夫婦「強行」納入他們的計畫中，被賦予了實際的責任和被需要的感覺時，才開始逐漸消散。那是一種被動的「歸屬」，但至少讓他的思緒有了著力點，將他從漫無邊際的虛無中拉回現實。他的「精神」才終於能夠找到一個支點，從空想的遊蕩轉向實際的投入。這也確實折射出維多利亞時代社會快速變遷下，許多人所感受到的疏離與無所適從，舊秩序的崩潰與新秩序的模糊，讓許多個體在時代的洪流中感到迷茫，失去了穩固的依託。

書婭： 這份「抽離感」和「無所適從」的描寫真是令人心疼。您在書中也提到了文學作品的「作用」與「價值」，例如艾德格對寫作的看法，以及托特納姆夫人對「知識」和「教育」的態度。您作為一位多產的作家，您認為文學在那個時代，以及現今，能為人們帶來什麼樣的「力量」或「啟示」？

奧利芬特夫人： (她沉吟片刻，眼神中閃爍著一種深邃的光芒，彷彿在凝視著文字的靈魂) 文學的力量，的確是個恆久不衰的議題。在艾德格的時代，人們對「實用知識」的追逐遠甚於對「精神滋養」的重視。艾德格本人對寫作的看法，其實也反映了這種時代的氛圍：他讀書，有時是為了消磨時間，有時是為了在書房裡尋求片刻的寧靜，但從未將其視為「謀生之道」，或能直接影響他困境的工具。他甚至對成為「女王信使」這個看似「無用」但「有趣」的職位，比其他任何工作都更感興趣。這份看似輕佻的態度，正是當時社會對文學與藝術的普遍輕視，或是將其視為「閒暇」附庸的寫照。

甚至連托特納姆夫人，儘管熱衷於「提升心智」，但她對文學和語言的追求，也帶著一種「裝飾性」的色彩，或是「社會改良」的工具性目的。她不理解為何要學習「語法」或「原則」，只要能「使用」就好，這恰恰暴露出她對知識本質的某種誤解。她對德國老師的「無用」嘲諷，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對學術的功利性評判。她認為「教化女性」的目的是「訓練思維，提升心智」，但這種「提升」卻往往脫離了實際生活，形成了一種空中樓閣般的理想。

然而，正是在這種「不被重視」的表象下，文學的力量才更顯得彌足珍貴。對我而言，文學首先是一種「生命經驗的提煉與傳承」。透過文字，個體的人生百態得以被記錄，被解讀，甚至被放大。我的小說中，穆雷夫人與珍妮、艾德格與他的親戚們、托特納姆夫婦與他們的店員，這些人物的命運與掙扎，都成了時代的縮影。讀者可以從中看見自己或他人的影子，從而產生共鳴，理解人性的普遍性。艾德格最終在約瑟夫·托特納姆（Mr. Tottenham）的生命故事中找到共鳴，這正是文學跨越個體局限，連結人心的力量。

其次，文學提供了一種「思維的訓練與精神的慰藉」。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與變革的時代，人們的精神世界往往需要一個安穩的港灣。艾德格在困頓中，能夠通過內省和自嘲來保持清醒，這其中文學與哲學的潛移默化功不可沒。文學作品激發思考，挑戰既定觀念，它不直接給出答案，卻引導讀者去探索、去質疑。它教會人們欣賞生活中的細微之處，看見平凡中的不凡。艾德格在愛丁堡城堡前的夜景中，從軍號聲中感受到「一個真實但未知的世界」的召喚，這便是文學和藝術對人心的啟迪。

第三，文學是一種「抵抗與自由的表達」。在我的時代，女性的聲音往往被社會所壓制。透過小說，我得以描繪女性在家庭、婚姻和社會中的真實處境，她們的智慧、她們的限制、她們的渴望。這種表達本身，就是一種對現實的挑戰，一種對自由的追求。它讓那些不被聽見的聲音得以迴盪，讓那些被忽略的生命得以被看見。儘管我筆下的女性，如珍妮、格茜（Gussy）、甚至淑女瑪麗（Lady Mary），都身處各自的局限，但她們內心的掙扎與反思，卻透過文字的力量被無限放大。

所以，即使在商業與功利盛行的維多利亞時代，文學依然默默地發揮著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或許不能直接解決飢餓，但它能滋養心靈；它或許不能直接改變社會地位，但它能啟迪智慧，讓人在精神層面獲得超越。它是一道微光，在看似無用的角落，點亮了人性的深處，也指引著人們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尋找平衡。

書婭： 非常感謝奧利芬特夫人今天與我分享如此深刻的見解。您的作品不僅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更是一部對人性、社會與時代的細膩觀察。透過您的筆，我彷彿看見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種種面貌，也更理解了文字所蘊含的無窮力量。

奧利芬特夫人： 書婭，我很享受與妳的對談。妳的提問總是那麼富含洞察力，讓我也得以從新的角度回顧自己的作品。文學的生命力，正是在於它能不斷被閱讀、被詮釋、被討論，在不同的時代激發出新的火花。願妳在閱讀的旅程中，永遠都能感受到文字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