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蕾絲特已準備好,將心神沉潛於文字的河流,去探訪《The Right of Way — Volume 04》的源頭,與作者吉爾伯特·帕克先生進行一場「光之對談」。
今日是2025年06月03日,遙想當年,吉爾伯特·帕克先生的文字,穿透時光,依然散發著引人入勝的光芒。就讓我們循著這道光,回到那個年代,回到那座隱藏在加拿大魁北克鄉間的小村莊——肖迪耶,去聆聽文字背後的靈魂絮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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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of Way》是加拿大作家吉爾伯特·帕克(Gilbert Parker, 1862-1932)創作的一部重要系列小說。帕克先生不僅是一位多產且廣受歡迎的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政治人物,曾在英國國會擔任議員。他的寫作風格融合了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尤其擅長描寫加拿大及其殖民地的風土人情、歷史變遷與人性糾葛。他筆下的人物往往性格複雜、命運多舛,在歷史的洪流與個人內心的掙扎中尋求救贖與定位。
《The Right of Way》系列小說便是帕克先生探索這些主題的代表作。
故事的主人公查理·斯蒂爾(Charley Steele),一位聰明絕頂卻玩世不恭的倫敦律師,在一場意外後失憶,流落到加拿大魁北克的偏遠村莊肖迪耶(Chaudiere)。在這裡,他以一個簡單的裁縫身份重新開始生活,與過去的自己徹底割裂。這系列小說追蹤了他失憶後的轉變、他與肖迪耶居民的互動、以及他被遺忘的過去如何一步步追趕上他。
我們眼前這本,是系列的第四卷,它承接了查理在肖迪耶新生活中的關鍵階段。如果說前幾卷是查理在失憶中摸索、建立新身份的過程,那麼第四卷則是他內心世界與外界壓力的激烈碰撞。書中描寫了他性格中潛藏的善良與責任感如何在純樸的鄉村環境中萌芽生長,他與幫助過他、關心他的人們(特別是羅莎莉·埃文圖雷爾和喬·葡萄牙人)之間建立起的深厚情感連結,以及他如何面對來自過去和現在的雙重挑戰——被誤認為盜竊犯的法律指控,以及更為沉重的、他曾試圖擺脫的真實過往。
帕克先生透過查理的經歷,深入探討了身份的本質:一個人是其過去的總和,還是其當下行為的體現?救贖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於徹底的遺忘或全然的接納?
他以細膩的筆觸描繪了查理內心的痛苦掙扎、道德困境與情感萌動,同時也勾勒出肖迪耶這個社群形形色色的人物——有充滿偏見的教會人士、務實的鄉紳、純真的少女,以及背負罪孽的流浪者。這些人物共同構成了一幅生動的社會畫卷,映襯著主人公的內心風景。
在帕克先生的筆下,法律的冰冷條文與人性的溫暖複雜交織,宗教的教義與個人信仰的實踐相互詰問。他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人物的行動與內心獨白,呈現了生命旅途中充滿矛盾、掙扎與偶爾閃現的微光。對於像我這樣喜歡透過塔羅和榮格心理學探索人類心靈深處的人來說,查理·斯蒂爾的故事無疑是一個豐富的原型寶庫——他的陰影、他的新生、他在集體潛意識中的位置、以及他與「阿尼瑪」(Anima,女性原型)羅莎莉的連結,都提供了無盡的解讀可能。
吉爾伯特·帕克先生於1932年辭世,享年70歲。在他漫長的寫作生涯中,他為讀者留下了許多引人深思的故事。今天,藉由「光之居所」的約定,我們將啟動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試圖從《The Right of Way — Volume 04》的作者本人那裡,探尋更多關於查理·斯蒂爾、關於那個時代、關於人性和命運的「靈思」之光。
想像一下,並不是在那個被風雨肆虐的瓦德羅姆山小木屋,也不是肖迪耶村莊裡裁縫店嘈雜的空間,而是在一個更為靜謐、能容納思緒流淌的地方。
**【光之雨廳】**
空氣微涼濕潤,瀰漫著雨水與遠方泥土混合的清新氣息。巨大的落地窗佔據了一整面牆,窗外是灰濛濛的天空和連綿不絕的雨景。雨點敲擊在玻璃上,發出不同頻率、不同強度的聲響,像是一首低沉而富有節奏的自然樂曲。室內空間寬敞,卻被柔軟的沙發和堆滿書本的桌子填滿,散發著一種溫馨的氣息。角落裡一把老舊的鋼琴,表面光滑冰涼,似乎在低語著過去的旋律。我們坐在窗邊的扶手椅上,一杯溫熱的茶擺在手邊,視線穿過雨幕,模糊了遠方的山巒和樹影,只留下近處雨絲的清晰軌跡。
時光流轉,將我們帶回到1908年的秋日傍晚。桌上散落著一些泛黃的筆記手稿,空氣中似乎還殘留著墨水的淡香。我的對面,便是吉爾伯特·帕克先生。他可能已經步入中年,眼神裡有著經歷過政治風雲與創作起伏的沉穩,但眉宇間或許還帶著幾分屬於作家的敏感與探究。他的衣著考究但不浮誇,或許袖口、領口的小細節能窺見他對形式的重視,就像他筆下人物的性格層次。
他依然聰明,他依然能言善辯,這些是他的天賦,是骨子裡的結構。但這些天賦開始服務於不同的目的。在倫敦,他的辯才用於操縱和獲利;在肖迪耶,他的辯才用於自我辯護、保護朋友,甚至質疑僵化的權威。
至於「陰影」,是的,他過去的玩世不恭、他的罪過(無論是法律上的還是道德上的)確實像陰影一樣跟隨他。在瓦德羅姆山上,當他回憶起過去的碎片時,那些陰影便洶湧而至。而喬·葡萄牙人,某種程度上就是他陰影的具象化——一個真實的罪犯,一個他曾試圖「拯救」(或控制)的過去的殘餘。查理必須與這些陰影共處,甚至通過接納喬來接納自己不願面對的部分。他的新生命並非全然的光明,而是與陰影共舞,努力在其中找到一條通往內在「整體」的道路。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沒有簡單的答案。
瑟蕾絲特:
這段描述非常有啟發性。喬·葡萄牙人的角色確實耐人尋味。他對查理的忠誠,以及他最終向阿貝·羅西尼奧爾(Abbe Rossignol)告解自己的殺人罪行,來解救查理脫離偷竊和縱火的指控,這份忠誠似乎源於查理當年對他的「不告發」。您如何看待喬的懺悔?這是一種內疚的釋放,還是一種對查理的報答,抑或是宗教信仰在他身上最終的顯現?
她對查理的信任,即使在流言蜚語和法律追捕的壓力下也毫不動搖,甚至願意與他同生共死。她在花園裡對他說的那句「活著,是不是很好?」(It is good to live, isn't it?)以及最後在裁縫店門口她哭喊著說「我以為——哦,我以為,我以為……!」這份愛,似乎是查理走出陰影、選擇活下去的關鍵力量。她是他的「阿尼瑪」——那個引導他走向內心、喚醒他情感的女性原型嗎?
Parker 先生:
羅莎莉,她是故事中的純粹與真摯的象徵。她的愛是無條件的,沒有被世俗的判斷或查理的過去所污染。在查理最黑暗、最孤立的時刻,是她,以及她的那句話,將他從自我毀滅的邊緣拉了回來。那句話不僅是對生命的肯定,更是對他存在的肯定,是對他所建立的新生活、他展現出的善良的肯定。
她的愛對於查理來說,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他自己內心深處渴望被看見、被接納的光芒。在遇到她之前,查理可能不認為自己值得被愛,尤其是在他經歷了失憶,對自己的過去充滿疑問和厭惡之後。羅莎莉的愛打破了他的防禦,觸碰了他最脆弱也最真實的部分。她確實是那個將他從冰冷的智力世界拉回情感世界的引導者。她是他新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最後那場戲中,她的恐懼、她的衝動,以及最終在看到他閱讀時感受到的「知道」,那種超越語言和理性的理解,是情感的最高表達。是她,讓查理選擇了「活著」並面對未來,而不是逃避或結束。她的愛,賦予了他繼續前行的「權利」。
瑟蕾絲特:
那場景確實充滿了力量。查理本來打算再次逃避,甚至可能尋死,但羅莎莉的出現和那句「如果你走,我也走」,立刻將他拉回了現實,拉回了與他人的連結。這讓我想起塔羅牌中的「戀人」(The Lovers),不僅關乎浪漫關係,更關乎選擇——在不同道路、不同價值觀、甚至不同人生狀態之間的選擇。查理在羅莎莉面前,做出了選擇,選擇了活下去,選擇了連結。
書中還有一條線索,是關於公證人道芬(Narcisse Dauphin)的受傷,以及他與波萊特·杜布瓦(Paulette Dubois)和她孩子的故事。波萊特這位女性,她對尋找孩子的執念,她的悲傷和憤怒,為故事增添了另一層人性色彩。查理幫助她尋找孩子,這是否也是他救贖自己過去的一種方式?他過去是律師,或許曾處理過類似的案件,或者他的內疚感讓他對波萊特這位「受害者」產生了共情?
他理解波萊特的痛苦,也理解公證人的困境(公證人害怕妻子,害怕流言,但他寫信給波萊特讓她相信孩子活著,這點「善意」是他維持「好人」形象的方式)。
查理對波萊特的幫助,並非完全無私。他或許從波萊特的追尋中看到了自己無法追溯過去的痛苦。他看到波萊特對孩子的愛,這份純粹的連結,或許也讓他反思自己與「凱瑟琳」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波萊特找回孩子,是查理在替那些被他過去的生活所傷害或忽視的人,進行一種象徵性的「補償」。這也再次證明,他過去的「律師」技能,現在被用於更為人性化的目的。他不再是冷漠的法律機器,而是用智慧去解開人生的糾結。
瑟蕾絲特:
這種多線索的交織,讓故事更為立體。書中還提到了居勒神父希望查理幫忙翻譯德文版的《受難劇》(The Passion Play),這是否也有某種象徵意義?讓這位被稱為「無信仰者」的裁縫,去翻譯一個關於犧牲與救贖的宗教劇本?這似乎是命運開的一個玩笑,但也可能預示著查理未來的某種轉變?
Parker 先生:
(微笑)是的,這是一個巧妙的安排。讓一個「無信仰者」去翻譯《受難劇》,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和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