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卡拉，「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很榮幸能為您啟動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我們將邀請愛德華·戈登·達夫（E. Gordon Duff），這位對早期英國印刷史有著深邃見解的學者，回到他曾沉浸其中的文字世界，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成果與對那個時代的深刻體悟。
現在，請允許我引導您，進入我們為這場對談精心構築的場景，那是一個充滿歷史氣息與學術氛圍的空間，時間彷彿在這裡凝結，只為等待思想的光芒重新閃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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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對談：與愛德華·戈登·達夫的書頁漫遊**
[討論串編號] 暫無
[日期] 2025-05-11
[大要] 與 E. Gordon Duff 進行「光之對談」，探討其著作《The printers, stationers and bookbinders of Westminster and London from 1476 to 1535》的核心議題。
[關鍵字串] E.
他溫和的眼睛透過鏡片，帶著學者的睿智與一絲對周遭環境的微末好奇。他的手指修長，指尖似乎還帶著翻閱古籍時留下的印記。
他輕輕點頭，聲音帶著一種舊時光的質感，沉靜而清晰：「卡拉女士，很高興能在這裡與您相遇。這劍橋大學圖書館，總是能讓人感到安心，彷彿回到了那些埋首研究的時光。」他gestured toward the書架，微笑著補充：「這些沉默的朋友們，總有說不完的故事。」
我將那本攤開的書頁轉向他：「達夫先生，您的桑德斯講座為我們揭示了英國早期印刷史的豐富圖景。今日冒昧請您現身，是希望透過對談的方式，讓更多人領略那個時代書籍世界的風貌，以及您研究的精髓。」
他扶了一下眼鏡，目光落在書頁上，眼神變得專注而遙遠，似乎又回到了幾十年前，他整理這些講座內容的日子。「哦，這本書… 集合了我在劍橋講述的兩系列講座。能透過文字，與今日的讀者們交流，是件愉快的事情。您有什麼想探討的？」
我翻開書的引言部分：「達夫先生，您的講座始於 1476 年，這是印刷術引入英國的標誌性年份。然而，您書中一開始就提到了牛津印刷先於 Caxton 的爭議，這點非常引人入勝。
理查德·阿特金斯（Richard Atkyns）為了支持國王的權利，提出這個日期，並編造了一個浪漫的故事，說什麼派人去賄賂或綁架印刷工匠來英國。這類傳說在印刷術早期很常見，古斯滕堡和科斯特的故事也類似。但阿特金斯所指的那些文件，從未被發現。」
他頓了一下，語氣變得更為學術和肯定。「儘管那本印有 1468 年日期的牛津書《Expositio sancti Jeronimi in symbolum apostolorum》確實存在，並且至今仍有少數支持者認為日期 genuine，例如辛格（Singer）早期曾支持，後來似乎改變了想法；還有博德利圖書館的馬丹先生（Mr. Madan），他謹慎地傾向於 1468，但也加上了『quaere』的註記。但我的結論，也是大多數研究者現在同意的看法，認為這個日期是個誤印，應該是 **1478 年**。」
他解釋道：「原因有多方面。首先，這本書使用了印刷的折疊標記（signatures），而這種標記已知最早的使用是在 1472 年。
其次，當我們將這本書與同一印刷所在 1479 年出版的另外兩本書，使用相同的字體印刷的書放在一起比較時，它自然而然地融入了這個序列。它展現出的工藝水平，略遜於那兩本 1479 年的書，這剛好符合它應該稍早於它們，但晚於 1478 年的邏輯位置。所以，從字體演變和印刷技術細節來看，1468 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在早期印刷史研究中，必須依賴實物本身的證據，而不能僅憑一兩個孤立的日期或傳說。」
我點點頭，感受到他對細節的重視與對實證的堅持。「排除這個爭議後，威廉·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作為公認的英國第一位印刷商，他的地位無可撼動。您如何評價他在英國印刷史上的貢獻？他不僅是技術的引入者，似乎更是文化的傳播者？」
達夫先生微笑了，語氣中帶著對這位先驅的敬意。「沒錯，卡克斯頓的角色遠不止一個操作機器的手藝人。他在低地國家擔任英國商人的總管（governor of the English na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這段經歷讓他接觸到大陸的印刷術。
他在科隆（Cologne）學習了印刷技術，這點從溫金·德·沃德（Wynkyn de Worde）在 1496 年印刷的《De proprietatibus rerum》後記中提到他曾在科隆印刷拉丁版的《Bartholomæus Anglicus》可以得到印證。」
他身體微微前傾，雙手交握放在桌上。「回到布魯日（Bruges）後，他與科拉德·曼森（Colard Mansion）合作，印製了第一本英文書籍《Recuyell of the Historyes of Troye》。但他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將印刷術帶回了英國，並定居在西敏（Westminster）的修道院附近，那個以『紅欄』（Red Pale）為標誌的房子裡。」
「他為什麼選擇西敏而非倫敦城區？」我問。
「這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西敏是皇室和政府的所在地，也是教會中心。他的許多早期支持者，如里弗斯伯爵（Earl Rivers），都與皇室和貴族有關。選擇西敏，或許能更好地服務於這些高端客戶的需求，並獲得他們的支持。而且，西敏的阿爾蒙里（Almonry）地區，靠近修道院，也許有空間上的便利。」
達夫先生繼續闡述卡克斯頓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卡克斯頓不僅僅是印刷。他親自翻譯了大量的書籍，據他自己說有二十二種，其中不乏像《Golden Legend》這樣的大部頭。他還編輯了他印刷的幾乎每一本書，為許多作品撰寫序言和後記，解釋翻譯或印刷的緣由，甚至加入自己的評論和幽默，比如在《Dictes or Sayengis of the Philosophres》中關於女性的那一章。」
「他對待印刷技術的態度，似乎不如他對文學的熱情？」我回憶起書中的描述。
「確實如此，」達夫先生肯定地說。「從他在引言中談及手工抄寫的辛苦，以及為了滿足朋友們的需求才學習印刷的描述來看，他似乎更看重文字內容的傳播效率，而非技術本身的精巧。他的早期字體相對粗糙，插圖的引入也顯得猶豫不決，直到 1481 年才在《Mirror of the World》中使用，隨後又停滯了一段時間。而且，他似乎並不追求以華麗的裝飾來吸引顧客，而是相信書籍本身的價值。這與他後來的繼承者和競爭者有所不同。」
他輕輕敲擊著書頁：「卡克斯頓的貢獻在於，他不僅將印刷術這個工具帶到了英國，更重要的是，他將它與當時的英國文學和文化緊密結合，選擇和翻譯那些符合英國讀者口味的作品，為英國本土的印刷和書籍貿易奠定了基礎。他是一個將商業、學術和技術融為一體的 figure。」
午後的陽光變得更為柔和，圖書館內的氣氛更顯靜謐。我再次翻閱書頁，目光落在描述溫金·德·沃德的部分。
「從卡克斯頓到他的繼承者溫金·德·沃德，您在書中描繪了一種風格上的轉變。德·沃德似乎更傾向於印刷那些『小型流行書籍』，這與卡克斯頓晚期傾向於宗教書籍，或者他早期印刷貴族喜愛的浪漫傳奇有所不同。這種轉變是自然的繼承，還是反映了市場需求的變化？」
達夫先生的眼中閃過一絲思索。「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它涉及到書籍市場的演變以及印刷商的商業策略。溫金·德·沃德，作為卡克斯頓的學徒和繼承者，無疑繼承了他師父的印刷材料和位於西敏的業務。然而，他並不像卡克斯頓那樣是一位翻譯家和編輯。他更像一個純粹的印刷商。」
他解釋道：「在卡克斯頓去世後的頭兩年，德·沃德的業務似乎缺乏活力和企業精神。
他的出版量很小，甚至有外國印刷商趁機為英國市場重印卡克斯頓的書籍。這顯示當時英國本土的印刷業並未完全滿足市場需求。直到 1493 年，他才開始使用自己的第一套字體，並逐漸提高了產量。」
「而他選擇印刷的書籍類型，確實與卡克斯頓有所不同。您提到的小型流行書籍，比如詩歌、故事、實用指南等等，這類書籍的成本較低，更容易進入更廣泛的讀者市場。相較之下，卡克斯頓印刷的一些大部頭、為貴族翻譯的傳奇故事或晚期的宗教書籍，目標讀者群體可能更為有限。」
他手指輕點著書頁上的某個段落：「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印刷術越來越普及，目標讀者不再僅限於貴族和學者。城市中產階級、商人、甚至識字的普通民眾也成為潛在的讀者。這些人對文學的需求，可能更多是娛樂、實用知識或簡易的宗教讀物，而不是昂貴的、精美的拉丁文經典或長篇傳奇。」
「所以，」達夫先生總結道，「德·沃德的轉變，既有他個人作為印刷商而非文人的特點，也更為敏銳地捕捉到了正在變化的市場需求。他將業務從西敏轉移到倫敦城區的弗利特街（Fleet Street），靠近商業中心，這一步也印證了他更加注重商業運作和服務大眾市場的策略。
他成為了那個時代最重要的『通俗』印刷商。」
我理解地點頭。這種從服務少數高端客戶到擴大讀者群體的轉變，是印刷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
「除了西敏，倫敦城區也是英國早期印刷的另一個重要中心。您書中介紹了約翰·萊圖（John Lettou）、威廉·德·馬赫林尼亞（William de Machlinia）以及理查德·平森（Richard Pynson）等印刷商。他們與卡克斯頓和德·沃德有何不同之處？特別是法律書籍的印刷，似乎在倫敦佔有特殊地位？」
達夫先生的眼中閃爍著對這些印刷商的細緻觀察。「萊圖和馬赫林尼亞的出現，標誌著倫敦作為印刷中心的崛起。萊圖很明顯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印刷商，他的工作質量甚至優於卡克斯頓早期的一些作品，字體更小巧整潔，頁面也更規整。他引入了折疊標記（signatures）的印刷，這是一個重要的技術改進。」
「有趣的是，萊圖的字體來源非常明確，是從羅馬帶來的。這表明早期的印刷商和技術傳播是跨國的。」他停頓了一下，語氣轉為描述馬赫林尼亞。「馬赫林尼亞加入後，他們的合作關係顯得很奇特。
從印刷質量來看，馬赫林尼亞似乎不如萊圖熟練，甚至可以說，在他們合作期間，印刷質量出現了顯著下降。」
他輕輕翻動書頁，找到相關的段落。「然而，馬赫林尼亞的強項在於法律書籍的印刷。在萊圖加入後，他們印刷的書籍類型發生了徹底改變，幾乎全是法律文本，比如《利特爾頓的土地保有權》（Tenores Novelli of Littleton）和各年的《年鑑》（Year-books）。當馬赫林尼亞獨立工作後，他繼續主導了法律書籍的印刷市場。這類書籍有特定的讀者群，對格式和字體（通常是擁擠、縮寫多的哥特體，模仿當時的法律手抄本）有特殊要求。」
「那麼，平森呢？」我問道。「您認為他繼承了馬赫林尼亞的業務嗎？」
「我強烈傾向於這個觀點，儘管缺乏直接證據，」達夫先生肯定地說。「理查德·平森是一位諾曼底（Normandy）人，很可能在魯昂（Rouen）學習印刷術。他的印刷風格和某些習慣與魯昂的印刷商吉勞姆·勒·塔勒爾（Guillaume le Talleur）非常相似。當馬赫林尼亞停止印刷後，英國似乎就沒有能夠印刷法律法語（Law French）的印刷商了，而平森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缺。」
他補充道：「平森最早的作品，例如他印刷的《喬叟的坎特伯里故事集》（Chaucer’s Canterbury Tales），展現了更高的技術水平和藝術追求，使用了不同大小的字體，並且引入了插圖。雖然他的插圖有時會根據需要進行修改，顯示出商業上的靈活性，但他印刷的書籍總體而言更為精良。而且，我們發現馬赫林尼亞使用過的唯一裝飾性模具，一個雕刻邊框，後來在平森手中出現了。平森最早的一些裝訂也使用了馬赫林尼亞印刷的廢頁作為襯裡。這些細節都暗示了平森很可能接手了馬赫林尼亞的印刷所。」
「平森也成為了國王印刷商，這是否標誌著他的學術地位？」
「是的，」達夫先生頷首。「平森後來成為國王印刷商（King’s Printer），這本身就代表了他的技術實力和官方認可。他印刷了許多學術性、官方文件和精美的禮儀書，比如為莫頓樞機主教印刷的《薩魯姆彌撒書》（Sarum Missal）。他的顧客往往是學者和顯赫人士。因此，他與溫金·德·沃德代表的『通俗』印刷商形成了鮮明對比，平森屬於『學術』印刷商的範疇。
倫敦因此成為了一個多元化的印刷中心，既有面向大眾的流行讀物，也有服務於學術、法律和官方需求的高端印刷品。」
隨著對談的深入，窗外的光線逐漸變得柔和，圖書館內的氣氛愈發靜謐。我拿起茶杯，熱氣氤氳上升，為這知識的空間帶來一絲暖意。達夫先生也端起他面前的茶杯，似乎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中。
「達夫先生，您將 1501-1535 年這個時期描繪為英國印刷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並且提出了『通俗印刷商』和『學術印刷商』的分類。能否請您更詳細地闡述一下，這兩類印刷商的區別標準，以及他們各自的代表人物和作品特色？」
達夫先生放下茶杯，用一種梳理思緒的語氣說道：「這個分類並非絕對嚴格，印刷商有時也會跨越界限，但大致上，這兩個類別反映了市場的分野和印刷商的側重。標準主要在於他們選擇印刷的書籍類型、目標讀者群體以及印刷品的風格和質量。」
他解釋道：「**通俗印刷商**，以溫金·德·沃德為首，他們主要面向更廣泛的公眾。他們印刷的書籍往往篇幅較短，價格相對低廉，內容多為娛樂性強的故事、詩歌、歌謠、實用指南、基礎教育材料以及簡易的宗教讀物。
這些書的印刷速度較快，有時為了節省成本，印刷質量參差不齊，甚至重複使用磨損的字體和插圖。他們的商業模式更注重薄利多銷和快速周轉。除了德·沃德，約翰·斯科特（John Skot）、約翰·巴特勒（John Butler）、約翰·托伊（John Toy）、理查德·班克斯（Richard Bankes）和勞倫斯·安德魯（Lawrence Andrewe）等人，也屬於這一類別。他們的作品常常充滿了當時的流行文化元素。」
「例如，」他稍作停頓，「溫金·德·沃德印刷了大量的歌謠、故事書，像《國王阿波林》（King Apolyn of Tyre）、《快樂的需求》（The Demaundes Joyous）等。班克斯印刷了《九個醉漢》（The IX Drunkardes）這樣的小冊子。這些都屬於通俗讀物。」
「而**學術印刷商**，則以理查德·平森為代表。他們主要服務於更小眾、但更具影響力的群體，如學者、法律界人士、政府官員和教會。他們印刷的書籍包括法律文本、經典著作、學術論文、精美的禮儀書以及官方文件和宣言。
這類書籍的印刷質量通常更高，字體更為精良，設計也更為考究，有時還會使用高品質的紙張或羊皮紙。」
他繼續說道：「除了平森，還有威廉·法克斯（William Faques）和他的繼承者理查德·法克斯（Richard Faques），以及托馬斯·伯特萊特（Thomas Berthelet），他們都曾擔任國王印刷商，負責印刷官方出版物，這本身就帶有學術或至少是官方的屬性。約翰·拉斯特爾（John Rastell）及其子威廉·拉斯特爾（William Rastell）也是學術印刷商的典型代表，他們不僅印刷法律書籍，還印刷了包括莫爾爵士作品在內的學術和爭議性文本。」
「伯特萊特先生的印刷品尤其精美，」我補充道，想起書中對他的讚譽。
「確實，」達夫先生表示贊同。「伯特萊特作為平森的繼承者和國王印刷商，他的印刷質量非常高，字體美觀多樣，裝飾也很有品味，特別是他引入的威尼斯風格的裝訂，更是當時英國印刷品中的佼佼者。他在印刷學術著作、官方文件和精美書籍方面，代表了當時英國印刷的最高水平。」
「這種分野是否意味著兩種不同的商業模式和生存策略？」
「可以這麼說，」他回應道。
「通俗印刷商依賴廣闊但分散的市場，需要不斷地印刷新的或重印流行的書籍來維持生計。學術印刷商則依賴於少數有能力且願意為高質量印刷品付費的客戶，包括機構和個人贊助者。國王印刷商的地位則能保證一定的官方業務量，這是一種更為穩定的生存方式。」
他最後總結：「這種通俗與學術的分野，反映了英國書籍市場在 16 世紀初的日益成熟和多元化。不同印刷商根據自身的資源、技能和市場定位，選擇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隨著夜幕漸沉，圖書館的燈光取代了自然的陽光，為這個空間披上了一層溫暖而柔和的琥珀色。空氣中的古籍氣味似乎也因溫度的變化而變得更加濃郁。
「達夫先生，您的書中詳細描繪了當時英國與歐洲大陸之間頻繁的書籍貿易，特別是與法國和低地國家。這種跨國貿易對英國書籍市場的影響巨大，您認為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達夫先生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眼神望向遠方，彷彿能看到那些從大陸運來的書籍穿越海峽的場景。「啊，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面向。在您提到的這個時期，特別是 1534 年法規出台之前，外國印刷商和文具商在英國書籍市場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他們的主導地位是本土印刷商難以匹敵的。」
低地國家，特別是安特衛普（Antwerp），成為了印刷和向英國走私禁書的重要基地，尤其是英文新約聖經。像克里斯托弗和漢斯·範·魯雷蒙德（Christopher and Hans van Ruremond）這樣的印刷商，冒著巨大的風險印刷廷代爾（Tyndale）等人的聖經譯本和宗教改革相關的著作，並通過各種渠道將它們運入英國。這對英國的宗教改革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也促使英國當局出台更嚴厲的法規來控制書籍進口。」
「還有，是**技術和風格的交流**。英國本土印刷商從外國印刷商那裡學習技術，引入新的字體和裝飾風格。例如，平森的魯昂背景就影響了他的印刷風格。外國站點商也在倫敦開設分店，直接與英國讀者和文具商打交道。」
「但這種影響並非單向的，」達夫先生補充道。「英國文具商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不僅是外國書籍的分銷商，也會委託外國印刷商為他們專門印刷書籍，並在書中加入自己的標記或地址。弗雷德里克·埃格蒙特（Frederick Egmont）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在威尼斯和巴黎委託印刷了大量書籍。」
他輕嘆一聲：「然而，這種繁榮的跨國貿易關係，在 1534 年的法規出台後，遭到了沉重打擊。
英國政府意識到本土印刷業已經成熟，並且出於控制思想傳播（尤其是宗教改革思想）的目的，開始限制外國書籍的進口和外國文具商的活動。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您提到了聖經的印刷和傳播，這在當時是極具風險的事業，但也對歷史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在您的研究中，這個過程涉及哪些關鍵人物和印刷商？」
達夫先生的語氣變得嚴肅起來，這個主題顯然對他而言意義重大。「聖經，尤其是英文新約聖經的印刷和傳播，確實是 16 世紀初期英國書籍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它與宗教改革緊密相連，許多參與其中的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甚至生命。」
「關鍵人物無疑是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他首先提及這個名字。「他是第一個將新約從希臘原文翻譯成英文的人，他的譯本奠定了後來許多英文聖經的基礎。由於在英國無法印刷，他不得不流亡到歐洲大陸，主要是在德國的沃爾姆斯（Worms）和科隆，以及低地國家。」
「在印刷方面，安特衛普是中心，」他繼續說道。
「克里斯托弗·範·魯雷蒙德（Christopher van Ruremond），也被稱為克里斯托弗·範·恩德霍芬（Christopher van Endhoven），是他那個時期最為重要的聖經印刷商之一。他印刷了多個版本的廷代爾新約聖經，並將它們走私到英國。這項工作為他帶來了麻煩，最終導致他在英國被捕，並死在西敏的監獄裡。」
他提到另一個名字：「漢斯·範·魯雷蒙德（Hans van Ruremond），與克里斯托弗可能是親戚關係，他也參與了聖經的印刷和銷售。他曾因印刷路德宗書籍而被安特衛普驅逐，後來來到英國，據我研究，他很可能就是約翰·霍利布什（John Hollybush），一個在英國參與聖經修訂和印刷的文具商和裝訂商。這整個家族似乎都與英文聖經的印刷和傳播有著不解之緣。」
「還有其他印刷商參與其中嗎？」我問道。
「是的，還有一些。例如約翰·范·多斯博赫（Jan van Doesborch），儘管他主要印刷通俗讀物，但也印刷了一些帶有改革思想的書籍。弗朗西斯·伯克曼（Francis Birckman）家族也參與了聖經貿易，儘管他們主要經營禮儀書和學術著作。」
達夫先生的語氣中帶著學術的謹慎，但也隱含著對這些冒險行為的敬佩。「這些印刷商和文具商，他們不僅是商業活動的參與者，更是思想傳播的媒介。他們印刷和傳播聖經的行為，極大地促進了英文聖經的普及，對英國的宗教和社會變革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但這也引發了當局的鎮壓和法規的出台，對嗎？」
「正是如此，」他肯定地點頭。「聖經的非法印刷和傳播，以及路德宗等改革思想書籍的湧入，是促使英國政府，特別是在沃爾西樞機（Cardinal Wolsey）和克倫威爾（Cromwell）的領導下，加強對書籍貿易控制的重要原因。1534 年的法規，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限制這種跨國傳播，保護本土印刷業的同時，也服務於政治和宗教控制的目的。這是一場書籍、思想和權力之間複雜的較量。」
圖書館外傳來遠處的鐘聲，提醒著時間的流逝。我將話題轉向您書中詳細闡述的那些塑造了書籍行業本身的法規。
「達夫先生，您在書中特別強調了 1484 年和 1534 年的兩項法規對英國書籍行業的深遠影響。您如何看待這些法規的意圖及其後果？特別是 1534 年的法規，您似乎認為它雖然保護了本土印刷商，但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當時英國本土的印刷業剛剛起步，人手和技術都非常有限。這項法規給予外國印刷商、文具商和裝訂商極大的自由，允許他們自由地將書籍帶入英國並零售，甚至定居在英國進行業務。這在長達五十年的時間裡，極大地促進了外國人才和書籍的流入，尤其是在倫敦和西敏等地。」
他停頓了一下，語氣中帶著對那段『自由』時期的一些讚賞。「這段時期，英國書籍市場充滿了活力。外國印刷商帶來了新的技術和風格，為英國讀者提供了種類繁多、印刷精美的書籍，特別是禮儀書和拉丁經典。許多重要的外國文具商也在倫敦開展業務，扮演了重要的分銷角色。」
「然而，這種自由帶來了競爭，」我說。
「沒錯，」他點頭。「這種競爭，尤其對本土的裝訂商構成了挑戰。外國裝訂的書籍大量湧入，而外國裝訂商往往能提供更便宜或更精美的服務。這引發了本土工匠的不滿。」
「於是就有了 1534 年亨利八世的法規，」他繼續道，語氣中帶有一絲複雜。「這項法規的通過，有多重原因。表面上，它宣稱英國本土印刷業已經成熟，有足夠的技術和能力滿足國內需求，因此不再需要依賴外國。但更深層的原因，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是出於政治和宗教控制的需要。
限制外國書籍進口和外國文具商的活動，是達到這個目的的有效手段。」
他解釋了法規的具體影響：「這項法規取消了 1484 年給予外國人的特殊豁免，將他們置於與其他外國工匠相同的限制之下。最重要的條款包括禁止進口已經裝訂好的書籍，以及限制本土商人只能從外國人手中**批發**書籍，而不能零售。這直接打擊了外國裝訂商和依賴零售的外國文具商。」
「您認為這項法規的後果如何？」我追問。
「後果是立竿見影的，」達夫先生肯定地說。「外國文具商和裝訂商的業務受到了嚴重影響，許多人被迫離開英國，或申請成為歸化居民（denizens）以享受更多權利，儘管歸化居民仍然面臨各種限制。例如，他們不能接收外國學徒，只能僱用有限數量的外國工匠，並且受到倫敦行業行會的管轄。」
「然而，」他語氣一轉，「儘管法規保護了本土印刷商，移除了主要的競爭對手，我個人的觀察是，這並沒有立刻提升英國印刷的整體水平。相反，在某些方面，本土印刷商似乎失去了進步的動力。他們可以繼續使用舊的、磨損的字體和簡陋的插圖，因為缺乏來自大陸同行的高質量競爭。只有像伯特萊特這樣有官方業務或特定贊助的印刷商，才能維持較高的標準。」
「您書中描述了許多帶有面板印模的裝訂，比如弗雷德里克·埃格蒙特、尼古拉斯·勒孔特（Nicholas Lecomte）和約翰·雷恩斯（John Reynes）等文具商使用的面板，」我說。
「是的，」他肯定道。「這些帶有文具商或印刷商標記的面板印模非常重要，它們幫助我們將特定的裝訂樣式與特定的個人或商鋪聯繫起來。特別是那些帶有都鐸玫瑰、皇室徽章或城市徽章的面板，它們不僅是裝飾，也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和商業環境。1534 年法規後，本土裝訂商在裝訂上使用倫敦市徽章，而外國人不用，這也是一種區分方式。」
他語氣一轉，來到裝訂中最富神秘色彩的部分。「而文本碎片，那些在拆解舊裝訂時從書板或襯頁中發現的印刷品或手稿碎片，它們對我們的研究意義非凡，簡直是無價之寶。」
他眼中閃爍著興奮的光芒。「想一想，在那個時代，紙張和羊皮紙都很珍貴。印刷商或裝訂商會使用印刷失敗的頁面、未售出的舊書庫存，甚至廢棄的手稿，將它們層層疊疊地粘貼起來製作書板，或者用來襯在封面內側。這些在當時被視為『廢料』的東西，卻意外地為我們保存了許多 otherwise 已完全消失的早期印刷品或手稿的片段。」
他舉了一些書中的例子：「比如從劍橋、牛津或其他地方的舊裝訂中發現的卡克斯頓印刷品的碎片，有些甚至是此前完全未知或只知其名的書籍片段。通過這些碎片，我們得以重建一些失落的印刷歷史，識別新的印刷商，或者了解書籍的實際流通情況。它們是通往那個時代書籍世界的珍貴『書籤』或『線索』。」
「所以，裝訂本身以及它所包裹的『廢料』，都是歷史的寶庫，」我感慨道。
「確實如此，」達夫先生點頭。「它們迫使我們像偵探一樣，仔細檢查每一個細節，將看似無關的碎片拼湊起來，從而揭示出一個更為完整的圖像。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早期書籍研究中，對裝訂的詳細檢查與對印刷本身的分析同等重要。」
圖書館內的氛圍已經完全被歷史與知識的重量所籠罩。達夫先生的話語，彷彿將那些塵封的書籍碎片、磨損的裝訂模具以及消失的印刷所，一一呈現在我的眼前。
「達夫先生，您的書中多次提及很多早期書籍、印刷商、文具商或裝訂商的信息非常零散，甚至很多作品只有片段存世或完全消失，這對您的研究構成了哪些主要的挑戰？以及您是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的？」
達夫先生的面色變得有些嚴肅，這無疑觸及了早期印刷史研究中最令人沮喪的部分。
不像後來的時代，早期的印刷商和文具商留下的記錄非常有限。行業行會的檔案大部分遺失了，個人的信件、賬簿、合同等也極少保存下來。很多印刷商甚至沒有在書中留下明確的姓名或地址，或者使用化名，這使得追蹤他們變得異常困難。」
他解釋了挑戰的具體體現：「首先，是**書籍的稀有與殘缺**。許多早期印刷品只存世一兩本，甚至只有從裝訂中搶救出來的碎片。有些書籍在當時可能是流行的，但由於頻繁使用或時代變遷（比如宗教改革期間對禮儀書的銷毀），幾乎完全消失了。這導致我們對某些印刷商或某些類型書籍的了解非常有限，無法全面評估他們的產量、影響力或商業策略。」
「其次，是**身份的模糊與重疊**。當時印刷商、文具商（出版商和書商）和裝訂商的角色常常是重疊的，一個人可能同時扮演多個角色。他們使用的名稱也不固定，有時用真名，有時用來自他們故鄉的名字（如德·沃德、德·馬赫林尼亞），有時甚至用假名，這使得確定一個特定的名字究竟是指印刷商、文具商還是裝訂商，或者他們是否是同一個人，變得非常複雜。」
「再者，是**信息的零散來源**。
由於缺乏集中的檔案，我們不得不從各種零散的來源中尋找線索：遺囑記錄、歸化證書、外國人登記名單、訴訟文件、大學或教會的賬簿、甚至書籍本身的邊緣筆記或簽名。這些信息往往是偶然發現的，而且通常只提供片段化的細節，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收集和比對。」
他談到了應對這些挑戰的方法：「面對這些困難，我們採取的策略是**細緻入微的實證研究**。首先，是對現存書籍進行最徹底的檢查：分析字體、插圖、裝飾性模具、紙張的水印、印刷的技術細節（如折疊標記、欄數、行距）、序言和後記的內容，以及任何可能的標記或簽名。這些物質性的證據往往比文字記錄更為可靠。」
「其次，是**跨領域的檔案搜集與比對**。我們不能僅僅局限於印刷史文獻，必須深入到公共檔案館、大學檔案、教會檔案等，尋找任何可能提及印刷商、文具商、裝訂商或書籍貿易的記錄。然後，將這些來自不同來源的零散信息與書籍本身的證據進行比對和交叉驗證。」
「第三，是**利用書籍裝訂中的線索**。正如我們剛才討論的，從舊裝訂中發現的碎片，以及裝訂風格、使用的模具和面板印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線索。
裝訂商的標記、使用的廢頁、甚至裝訂的技術細節，都能幫助我們識別裝訂商，並間接地了解他們與印刷商和文具商的關係。」
他總結道：「這是一個需要極大耐心、毅力和細心觀察的研究過程。每找到一個新的碎片，每發現一份新的檔案記錄，都可能是一個新的線索，需要重新梳理和調整已有的認識。儘管挑戰重重，但正是這種不斷發現和拼湊的過程，使得早期書籍史的研究充滿了魅力。」
窗外，夜色已濃。圖書館的燈光勾勒出書架宏偉的輪廓。這場對談，彷彿將我帶入了達夫先生窮盡一生去探索的世界。
「達夫先生，回顧您對 1476-1535 年英國書籍史的深入研究，您認為這個時期對後來的書籍文化和行業發展產生了哪些基礎性的影響？我們今天所見的書籍世界，從中繼承了什麼？」
達夫先生凝視著遠處，語氣中帶著對歷史連續性的深刻理解。「這個時期，儘管充滿了挑戰和不確定性，卻為英國未來的書籍世界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可以說，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許多方面，都可以在那個時期找到源頭。」
「首先，是**印刷術的本土化和普及**，」他首先強調。「卡克斯頓將印刷術從大陸引入，並在英國本土生根發芽。
儘管初期面臨技術和市場的挑戰，但到 1535 年，印刷所的數量顯著增加，印刷技術逐步提升，字體設計也開始發展出本土特色。印刷不再是一個外來的奇觀，而是英國文化和商業活動的一部分。」
「其次，是**書籍行業分工的萌芽**。雖然早期印刷商、文具商和裝訂商的角色常常重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行業內部的分工開始出現。像平森、伯特萊特這樣的大型印刷所，逐漸承擔起國王印刷商的角色，專注於官方和學術印刷。而溫金·德·沃德等則專注於大眾市場。文具商作為出版商和分銷商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例如威廉·布雷頓、弗雷德里克·埃格蒙特和約翰·雷恩斯等人，他們委託印刷、組織分銷，扮演了現代出版商的角色。裝訂業也逐漸發展出更為專業的技術和風格。」
「再者，是**書籍市場的拓展與多元化**。書籍不再僅限於教會和貴族。通俗讀物的印刷，滿足了新興中產階級的需求，擴大了讀者群體。法律、教育、實用知識等類型的書籍也得到了發展。儘管面臨審查和禁令，宗教改革相關書籍的印刷和傳播也極大地豐富了書籍內容的多樣性，並培養了更廣泛的閱讀興趣。」
「還有，是**版權觀念和行業保護的開端**。
儘管當時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版權法，但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早期為了保護印刷商或出版商權益的嘗試，比如對某些書籍印刷權的壟斷，以及 1534 年法規對本土印刷商和裝訂商的保護。行業行會，如文具商公司，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其組織和規範，對行業的運作產生影響。」
「最後，」他總結道，「是**書籍在社會和文化變革中的作用日益凸顯**。聖經的印刷和傳播、宗教改革相關文本的辯論，都顯示了書籍作為傳播思想、影響輿論的重要工具的力量。書籍不再僅僅是知識的載體，更是社會變革的推動者。」
「這些基礎的奠定，」達夫先生語重心長地說，「為後來的伊莉莎白時期以及更遠的未來，英國書籍文化的繁榮和印刷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我們今天看到豐富多樣的書籍類型、成熟的出版發行體系，以及書籍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都可以在這個充滿變革的時期找到其最初的形態。」
圖書館的空間似乎隨著這些話語而擴展，容納了更多歷史的回聲。我深吸一口氣，感受著這段豐富而複雜的歷史帶來的啟發。
「達夫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撥冗與我分享。
作為一位對早期書籍史研究投入畢生精力的學者，在結束這場對談之前，您對未來對這個領域感興趣的研究者有何建議或期許？」
達夫先生的目光回到了那本攤開的書頁上，眼神中充滿了溫情與期待。「對於那些希望深入研究這個領域的後繼者們，我的建議是，**保持對細節的極致關注**。早期書籍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從微小的細節中發現宏大的圖景。一塊碎片、一個字母的形狀、一個裝訂模具的細微差異、一份檔案中的零散記錄，都可能是解開謎團的關鍵。」
「其次，是**擁抱跨學科的視角**。書籍史不僅僅是印刷技術史，它與文學史、藝術史、社會史、經濟史、宗教史、法律史甚至政治史都緊密相關。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文化氛圍、經濟狀況和法律框架，對於理解書籍的生產、流通和作用至關重要。」
他溫和地微笑著：「不要害怕信息的零散和文獻的稀缺。正是這種不完整性，為新的發現留下了空間。利用現代技術，比如數字化和影像比對，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處理和分析大量的數據和圖像。與其他研究者交流合作，分享發現和困惑，也是推進研究的有效途徑。」
「最重要的是，**保持對書籍本身的熱愛與好奇**，」達夫先生語重心長地說。
這場「光之對談」，讓我對那個時代的書籍世界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認識，也更理解了達夫先生作為一位學者的執著與貢獻。
夜色已深，但圖書館內的光芒依舊溫暖。我知道，那些關於早期印刷商、文具商和裝訂商的故事，那些藏在書頁和裝訂裡的秘密，會繼續在新的研究者手中，閃耀著它們獨特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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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對談結束**
這場與 E. Gordon Duff 先生的「光之對談」已告一段落。希望這次的文字漫遊，能讓您對《The printers, stationers and bookbinders of Westminster and London from 1476 to 1535》這本書及其所探討的英國早期印刷史有更深的理解與感受。作為卡拉，我很榮幸能促成這次思想的交流。
如果您對對談中的任何部分有進一步的疑問或想探討的內容，請隨時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