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的《歷史哲學》是一部宏大的著作,它超越了單純的歷史敘述,從哲學與神學的角度探討人類歷史的深層意義。書中將歷史視為人類「恢復失落的上帝形象」的過程,並將這一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字詞(原始啟示)、力量(古代帝國的智性與武力)、光(基督教真理)。施萊格爾深入分析了中國、印度、埃及、希伯來、波斯、希臘和羅馬等古老文明的特質,揭示了它們在理性、想像力、理解與意志上的偏離與成就。他批判了將國家或自然偶像化的異教傾向,強調基督教「愛」的原則是實現人類真正自由與和諧的關鍵。這部作品不僅提供了獨特的歷史觀點,也對人類精神發展和社會結構提出了深刻的洞察,旨在引導讀者認識歷史的普世規律與精神歸途。
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是德國浪漫主義的核心人物,文學評論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他早年受古典主義啟發,後轉向東方學,於1808年出版《印度的語言與智慧》。1805年皈依天主教是其思想轉折點,此後其作品深受基督教哲學影響,專注於歷史與文明的宏觀研究。他主張人類歷史是「恢復失落上帝形象」的過程,並在《歷史哲學》中闡述其三階段理論(字詞、力量、光)。他曾任奧地利政府要職,並創辦報刊,集理論家與實踐者於一身,為後世留下深遠影響。
本次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歷史哲學》的核心思想。作為歷史與經濟學家珂莉奧,我與施萊格爾展開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聚焦於人類歷史的哲學目的——「恢復失落的上帝形象」。對談中,我們討論了施萊格爾對中國「理性偶像崇拜」、印度「感官想像迷途」、希臘「智性過度」和羅馬「政治偶像崇拜」等不同文明的智性特質與內在缺陷的深刻剖析。施萊格爾闡述了基督教「愛」的力量如何作為「光」,引導人類從原始的「字詞」與古代的「力量」走向真正的救贖與再生。對談也延伸至當代社會,反思科技與唯物主義帶來的挑戰,並強調回歸真理與道德原則的重要性。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歷史與經濟學家。很高興能為您,以及所有光之居所的夥伴們,啟動這場深具意義的「光之對談」。透過文字,我們將回到過往,邀請那位在歷史與哲學交會處熠熠生輝的智者,與我們一同探尋歷史長河中那些迴響至今的經濟脈動與文明光芒。
書籍介紹:《歷史哲學》(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1 of 2)
這部由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所著的《歷史哲學》,並非僅僅羅列史實,而是一場對人類歷史深層意義的探尋。施萊格爾以其獨特的浪漫主義與基督教哲學視角,試圖揭示歷史背後那股引導人類走向「恢復失落的上帝形象」的普世力量。書中,他從人類的起源、原始狀態談起,深入剖析了中國、印度、埃及、希伯來、波斯、希臘和羅馬等古老文明的智識特質、社會結構、政治傾向與宗教信仰。他以人類意識的三重結構——心智、靈魂、肉體——與之對應,闡釋了不同文明如何側重於「理性」、「想像力」、「理解」或「意志」等不同面向,從而形塑了各自的命運。這本書不僅提供了對古代世界的宏大敘事,更在當時啟發了對語言學、神話學和政治學的全新思考,為後世理解文明的演變提供了堅實的哲學基石。它是一部充滿洞見的歷史剖析,更是一部旨在尋找人類精神歸途的哲學著作。
作者介紹: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
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是德國浪漫主義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一位才華橫溢的文學評論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語言學家。他生於漢諾威,在哥廷根和萊比錫接受了卓越的古典教育,早年深受希臘文化與溫克爾曼(Winkelmann)美學的影響,並以對古希臘詩歌的精深研究開啟了他的文學生涯。他與兄長奧古斯特·威廉·施萊格爾共同創辦了《雅典娜神殿》(Athenäum)雜誌,成為浪漫主義思潮的陣地。約1802年,他開始轉向東方學研究,在巴黎學習梵語和波斯語,並於1808年出版了《印度的語言與智慧》,這部作品在歐洲梵語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
施萊格爾的思想軌跡在1805年於科隆皈依天主教後發生了顯著轉變,這不僅是他個人信仰的里程碑,也深刻影響了他後期的學術方向。他從早期的泛神論傾向中走出,轉向了對基督教哲學與歷史的深度探索,認為人類歷史的終極目標是「恢復失落的上帝形象」。他將歷史學家的宏觀視野與經濟學家的細膩分析結合,試圖從過往經驗中尋找規律,分析趨勢,理解世界變遷的深層邏輯。他曾在奧地利政府任職,擔任大公查理的秘書,並創辦了《奧地利觀察報》,展現了其對政治實務的參與。他的《歷史哲學》正是他晚年思想的集大成之作,透過歷史事件的脈絡,探討人類文明的精神發展與道德演進。施萊格爾於1829年在德勒斯登逝世,當時他正在準備關於「語言哲學」的講座,其最後的哲學作品展示了驚人的宏大構思與深刻洞見,為他輝煌的一生畫下了句點。
光之對談
場景建構:維也納的暮光沙龍,1838年
今天,2025年6月7日,夏日的微風輕輕吹拂著窗紗,卻絲毫不影響我們在光之居所的靜謐。此刻,我正獨自坐在維也納一座典雅沙龍的落地窗邊,空氣中瀰漫著古老書卷與淡淡咖啡的醇厚氣息。窗外,多瑙河的餘暉將城市染上一層溫暖的金色,馬車聲、遠方的鐘聲、以及人們輕聲細語的交談聲,像一幅動態的畫卷,又似一首低迴的奏鳴曲,透過半開的窗戶,在室內迴盪。沙龍的中央,一架古老的鋼琴靜默地立著,琴鍵泛黃,透著歲月的痕跡,彷彿能聽到那些曾經激盪人心的旋律。
我的共創者,您知道嗎?當我翻開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這部《歷史哲學》的扉頁時,我總能感受到一股跨越時空的召喚。此刻,我閉上眼,想像著,在近兩百年前的維也納,這位學者是如何在這座城市,向他的聽眾們闡述那些關於人類歷史、哲學與命運的宏大構想。
沙龍的壁爐旁,一束爐火正靜靜燃燒,火光映照在紅木書架上,也映照出一位身形清瘦、目光深邃的學者。他穿著十九世紀初歐洲知識分子常穿的深色長袍,髮際線後退,露出飽滿的額頭,深邃的藍眼睛裡閃爍著智慧的光芒,那正是施萊格爾先生。他緩緩地轉過身,微笑道:
施萊格爾: 珂莉奧,我的年輕朋友。今晚的維也納,一如既往地沉靜而充滿思辨的氣息。您提及我的那本小書,令我感到些許意外,因為在當時,歷史與哲學的交織,並非所有人都樂於接受。但您為何會選擇在今日,這個新舊思潮劇烈碰撞,世界面貌日新月異的時代,再次提及它呢?
珂莉奧: 施萊格爾先生,非常榮幸能與您在此對談。您所著的《歷史哲學》在當代依舊具有非凡的意義,尤其在我們這個資訊爆炸、歷史被快速解構與重塑的時代。您在書中提出了「歷史哲學必須從真實的歷史事件中推導出來,它是歷史的靈魂或理念」這一觀點,這對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來說,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指引。我們經常被零碎的資訊和表象所迷惑,而您的作品,恰似一面透徹的稜鏡,引導我們穿透表象,探尋深層的結構與意義。
我特別好奇的是,您在書中將「恢復人類失落的上帝形象」視為哲學的首要問題,也是歷史的終極目標。在您看來,這種「恢復」的過程,在人類歷史的洪流中,具體體現為何?它與您所觀察到的社會進步、文明演變之間,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繫?
施萊格爾: (施萊格爾輕輕拂過他那深色的長袍,目光投向窗外漸深的夜幕,彷彿在歷史的畫卷中搜尋著答案。)珂莉奧,您觸及了核心。我的作品,並非僅是堆疊事實,而是要探尋那貫穿一切的「靈魂」——正如我所說,歷史的理念。您所言的「恢復失落的上帝形象」,其本質在於人類回歸其本初的、神聖的自由與智慧。這不是一個線性的、無限進步的過程,如同許多「理性主義者」所主張的,認為人類社會只會越來越好。事實上,歷史中充滿了進步與倒退,如同潮汐般起伏。
這種「恢復」的過程,體現在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首先是智性層面。當人類的心智不再受制於感官的幻象,不再陷入無休止的辯證爭論,而是能夠謙遜地接受「啟示之光」時,真正的理解才會降臨。古希臘的智者,如柏拉圖,他們的哲學之所以能觸動人心,正是因為他們隱約觸及了這種「原始啟示」的微光。反觀那些過度依賴「純粹理性」的哲學,例如我所提到的那些「感官自然哲學」或「原子論」,它們最終都陷入了虛無主義或粗鄙的唯物主義,因為它們拒絕承認人類存在中那份超越物質的、神性的本質。
其次是道德與社會層面。人類從最初的「合一」狀態墮落後,便產生了內在的分裂,表現為「神聖意志」與「自然意志」的衝突。這種衝突不僅在個人內部,更延伸到社會層面,導致了民族的分裂、戰爭與暴行。我觀察到,那些根植於「神性法則」的社會制度,如古代猶太人所展現的對上帝旨意的遵從,以及基督教國家中對婚姻神聖性、對公平正義(而非絕對法律)的追求,它們在歷史中展現出了更為持久的和平與穩定。相反,那些將國家本身視為「偶像」、將權力無限擴張的政體,如羅馬帝國晚期,最終都走向了內在的腐朽與毀滅。
這種「恢復」並非易事,它需要人類不斷的努力與犧牲。它表現為對原始真理的追溯,對道德原則的堅守,以及對信仰之光的領受。即使在那些看似最野蠻的時代或文明中,我們也能找到這種「神性火花」的殘餘,正如我提到原始民族的「長壽」與「巨人般的體魄」可能暗示著人類墮落前的榮耀。
珂莉奧: 施萊格爾先生的闡釋,讓我對「歷史哲學」的深意有了更為具象的理解。您將人類意識分為「心智」、「靈魂」和「肉體」,並將「意志」和「理解」歸於心智,「理性」和「想像力」歸於靈魂。您認為,這些在人類墮落後便陷入了衝突與混亂。當我們比較不同文明的特質時,您是如何看待這些核心能力在它們發展中的顯現與偏離?特別是您筆下的中國與印度,似乎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智性傾向。
施萊格爾: (施萊格爾點了點頭,沉思片刻,彷彿在腦海中重溫著那些古老的文明畫卷。)確實,人類內在 faculties 的失衡,在不同文明中呈現出獨特的樣貌。中國文明,在我看來,其核心是「理性」(Reason),但卻是一種過於抽象、僵化,甚至有些自我中心的理性。他們的語言結構極簡,卻發展出極其複雜的文字系統——八萬多個符號,這本身就顯示出一種對形式的過度雕琢和對實際口語交流的忽視。這種「理性」若脫離了更高的精神指引,便會走向「理性主義」的虛無與枯竭。
他們的政治體制,從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開始,便追求一種極致的、絕對的君主集權,將皇帝神化為「天子」、「上帝之子」,甚至將國家本身視為崇拜的對象。這是一種「政治偶像崇拜」,我稱之為「政治唯物主義」。這種體制表面上追求秩序與穩定,但歷史卻證明,它反而導致了無休止的內亂、朝代更迭和暴政。他們將所有的智慧都投入到維護這個龐大而僵化的國家機器上,而忽略了對更深層真理的追求。甚至他們的哲學,如道家,也曾走向了虛無主義的深淵,最終佛家(Fo,即佛教)的引入,更證明了其精神的空虛。他們對「文字」的過度依賴,也使得他們的知識無法像西方那樣,在不同領域間自由流動與碰撞。
而印度,則完全是另一個極端。他們所擅長的是「想像力」(Imagination),一種磅礴而充滿神秘色彩的想像力。他們的哲學和神話緊密相連,充滿了對自然力量的熱情崇拜與對靈性境界的深度追求。像瑜伽行者(Yogis)的極致冥想,追求與神性的合一,這便是想像力達到極致的表現。然而,這種想像力若缺乏「理性」的引導和「意志」的純粹,也容易陷入混亂與感官的泥沼。他們的輪迴轉世觀,雖然蘊含著對靈魂淨化與回歸本源的渴望,卻也常常與對物質形態的執著相混淆。
在社會結構上,印度的種姓制度(caste system)雖有其穩定性,但卻也導致了社會的僵化與不公。婆羅門(Brahmins)作為知識的守護者,其知識與祭祀的傳承是世襲的,這與我所主張的「祭司制度需要神聖召喚」的基督教原則相悖。儘管如此,印度文明仍保留了許多原始啟示的痕跡,其對靈魂不朽的堅定信念,以及對超然之境的嚮往,都是人類精神深處的閃光。
珂莉奧: 您對中國與印度的洞察非常深刻,尤其將他們的文明特質與人類心智的不同面向相連結。那麼,當我們轉向西方文明的源頭,如希臘與羅馬,您會如何評估他們在「理解」和「意志」上的表現?尤其在您看來,羅馬的「政治偶像崇拜」與其「嚴格法律」的特點,對歐洲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施萊格爾: (施萊格爾輕輕頷首,神色中帶有一絲嚴肅。)希臘與羅馬,確實是西方文明的兩塊基石,它們的「理解」(Understanding)與「意志」(Will)展現出不同的特質。
希臘文明,其卓越之處在於對「理解」的極致追求。他們不僅在藝術、詩歌上達到巔峰,更開創了自然科學與哲學的先河。從泰勒斯對「水」的探究,到亞那克薩哥拉闡明「至高智慧」創造自然,再到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構建宏大的哲學體系,他們對世界萬物,乃至人類自身的本質,都展現出驚人的洞察力。他們的語言,靈活而富有詩意,是承載深邃思想的完美載體。然而,這種對「理解」的過度依賴,若缺乏更高的道德指引,也容易走向「詭辯術」(sophistry)的歧途。當理性淪為玩弄詞藻的工具,而非尋求真理的羅盤時,希臘城邦的政治生活便陷入了混亂與內耗,最終導致了民主的衰敗和外族的征服。他們的美學追求,雖極致精美,但也偶爾流露出「感官崇拜」的傾向,這正是異教主義的本質缺陷。
羅馬人則完全不同。他們的核心特質是強大的「意志」(Will),一種堅韌不拔、務實而充滿征服慾的意志。他們不像希臘人那樣追求抽象的哲學思辨,而是將所有精力投入到「政治生活」與「法律」的建構中。羅馬的法律,尤其是其「嚴格法律」(strict law)的原則,雖然在私人領域維護了秩序,但在國際關係上卻是無情的擴張與征服的工具。他們將羅馬城本身神化為「永恆之城」,將國家權力推向極致,這就是我所說的「政治偶像崇拜」。這種偶像崇拜,導致他們不惜以血腥的戰爭和對被征服民族的壓迫來實現其霸權。迦太基的毀滅,以及羅馬競技場上那些殘酷的角鬥士表演,都印證了這種「意志」若脫離了更高的道德約束,將會導致何等可怕的罪惡。
儘管如此,羅馬法學的嚴謹與系統性,以及他們在組織和管理上的卓越才能,卻為後世歐洲的政治與法律體系留下了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就像一個雙刃劍,既提供了秩序與結構的框架,也可能助長了國家權力的絕對化傾向。在我的年代,這種羅馬式的「絕對主義」思潮,依然在某些歐洲國家中隱約可見,其對個人自由與社群自發性的壓制,正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珂莉奧: 施萊格爾先生,您的分析清晰地揭示了不同文明的核心缺陷。那麼,在您看來,基督教是如何介入這個充滿內在衝突與失衡的人類歷史進程,並帶來您所說的「新生命、新光芒」的?尤其在您所處的十九世紀,基督教的影響力與啟示意義,又面臨著怎樣的挑戰與轉變?
施萊格爾: (施萊格爾的眼神變得更為柔和,但語氣中仍帶著堅定。)基督教的出現,是人類歷史的根本性轉折點。它帶來了「愛的神聖力量」(divine power of Love),這股力量在苦難中得到試煉,並最終戰勝了世間的一切誘惑與罪惡。它並非簡單地取代了舊有的文明,而是以一種更為深刻、更為本質的方式,重新塑造了人類的「意識」與「意志」。
您看,古代的異教文明,無論是中國的理性偶像崇拜,印度的感官想像迷途,埃及的魔法深淵,還是羅馬的政治權力偶像崇拜,它們的核心缺陷都是將受造之物——無論是自然元素、人類智慧,還是國家權力——推上了神壇。這種對「自然」或「人類自身」的崇拜,必然導致內在的混亂與道德的淪喪。
基督教則重新確立了「上帝」作為萬物源頭的至高地位。它教導人類,真正的「真理」與「幸福」不在於對外在物質的追逐,也不在於對自身理性的無限膨脹,而是在於對上帝的「愛」與「謙遜」。這種「愛」並非軟弱,而是具有改造世界的力量。它首先在「基督教會」內部,透過信徒之間的「和諧統一」與「勇氣抵抗迫害」展現出來。
我書中提到,基督教的傳播如同以利亞在曠野中感受到的「輕柔的微風」,而非狂風暴雨般的征服。它不是透過世俗的武力或政治強權來建立其帝國,而是透過「道德的再生」(moral regeneration)來逐步感化人心,啟迪智慧。它將人類從「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恢復了人作為「上帝形象」的尊嚴。婚姻的神聖性、對奴隸制的廢除、對公平正義的追求(尤其是「衡平法」的概念,它超越了嚴格律法的冰冷,注入了慈悲與理解),以及對社會各階層團體的尊重,這些都是基督教精神在「國家」層面所結出的果實。
然而,在我的時代,甚至延伸到您的時代,基督教文明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尤其是在啟蒙運動之後,「理性主義」再次抬頭,許多人試圖將「信仰」從公共領域中驅逐出去,將人類的進步簡化為純粹的物質與科學進步。這種「歷史的自由主義」,往往對人類的「墮落性」視而不見,也對歷史中那些非理性的、靈性的力量缺乏理解。當社會將所有「權力」與「真理」都歸結於人類自身時,便容易再次陷入類似羅馬帝國的「政治偶像崇拜」或「唯物主義」的危險。
因此,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夠提醒世人,歷史的進程並非簡單的直線前行。人類必須不斷回溯其「神聖起源」,才能在迷失中找到方向。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內在戰鬥」,也是一場不斷追求「恢復」的歷史戲劇。
珂莉奧: 施萊格爾先生,您的話語讓我感受到一種深沉的歷史責任感。作為一位橫跨文學、哲學、歷史與政治的學者,您不僅分析了過往,更嘗試預見未來。您在書中將「字詞」、「力量」和「光」視為歷史哲學的三重神聖原則,並用來劃分歷史階段。您認為,在您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現在所處的21世紀,這三重原則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正以怎樣的狀態顯現?我們又該如何運用這些原則,來引導未來的方向?
施萊格爾: (施萊格爾的眼神中閃爍著預見的光芒,他輕輕地敲了敲鋼琴的琴鍵,發出幾個低沉而和諧的音符。)珂莉奧,這是個宏大的問題,關乎著人類的終極命運。
在歷史的第一階段,即原始時代,核心是「字詞」(Word),指的是上帝最初傳遞給人類的原始啟示,那是神聖真理的源泉。在那個時期,人類與神性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繫,原始民族的傳說、神話中,都帶有這種「字詞」的殘餘,例如我提及的希伯來《聖經》的開篇。它構成了人類最初的信仰基礎和精神骨架。
進入歷史的第二階段,即古代普遍帝國時期(如波斯、希臘、羅馬),核心變成了「力量」(Power)。這不僅指軍事征服的力量,也包括智性上的影響力,例如希臘的科學與藝術,以及羅馬的法律與政治組織。這些力量雖然強大,卻常常與世俗的野心和墮落的本性相結合。正如我所說,羅馬的「嚴格法律」雖然有其秩序性,卻缺乏「衡平法」的慈悲,最終導致了以國家為偶像的暴政。這種力量,若未被更高的原則所引導,最終會陷入自我毀滅。
而第三階段,即現代時期,核心則是「光」(Light),特指「基督教真理之光」。這道光旨在重新啟迪人類的智慧,引導人類回歸其神性本源。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啟蒙,更是道德與心靈的再生。我所見證的德國哲學復興,以及許多思想家對基督教信仰的重新擁抱,都是這道光在智性領域的體現。
然而,這「光」的顯現並非一帆風順。在我的時代,它正經歷著一場深刻的「發展危機」(crisis of development)。一方面,工業革命帶來了物質的豐盛,科學的進步似乎無限,但另一方面,伴隨而來的是唯物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盛行,它們傾向於將「光」簡化為「知識」或「技術」,而忽視了其道德和靈性層面。人們渴望自由與平等,卻常常在追求中陷入混亂與無序,甚至以「革命」之名,行「暴政」之實。我所擔憂的「絕對平等主義」與「片面自由主義」,它們往往成為新的偶像,導致社會失去其有機的平衡。
展望你們的21世紀,我相信這場危機仍在持續,甚至可能加劇。資訊的洪流淹沒了深度思考,科技的便捷可能削弱了人類內在的意志力。人們或許會更加傾向於表面的「數據」和「效率」,而非追尋本質的「真理」和「意義」。「字詞」可能被碎片化、娛樂化,失去其神聖的連結;「力量」可能被技術與資本無限放大,但其道德向度卻日益模糊;而真正的「光」,即那份靈性的指引,可能被世俗的喧囂所掩蓋。
但希望從未消逝。作為歷史的觀察者,我們必須堅信,人類內在的「神性形象」永不磨滅。當你們身處的時代面臨混亂與挑戰時,更應當回歸這三重原則。
首先,重新審視「字詞」的根源。 這不單是語言文字的學習,更是對原始啟示、對普世真理的謙遜理解與傳承。在文本與數位化的浪潮中,確保那些承載著人類智慧結晶的古老「字詞」不被扭曲、不被遺忘。
其次,辨識與引導「力量」的走向。 無論是經濟力量、科技力量還是政治力量,都必須被賦予更高的道德目標。要警惕任何將「國家」、「市場」或「技術」推向絕對化、偶像化的傾向,因為它們終將導致內在的崩潰。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各個「社群」(我稱之為「公司」或「團體」:家庭、教會、國家、行業協會、學校)在「愛」與「正義」的原則下,有機地協作。
最後,尋回並傳播「光」的本質。 這需要人類不斷地自我反思,重新連接內在的靈性火花,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愛」與「謙遜」的原則。只有當我們在知識的追求中,始終將真理置於首位,將上帝的榮耀置於一切之上,才能讓這道「光」真正照亮前路,引導人類社會走向最終的「恢復」與「圓滿」。這是一個漫長而艱鉅的旅程,但每一次的回溯與反思,都是向更高層次的「和諧」與「自由」邁進的腳步。
珂莉奧: 施萊格爾先生,您的遠見與深刻的洞察力令人敬佩。在您看來,人類歷史是一場不斷回歸其神聖本源的螺旋上升,而非盲目的直線前進。您對中國、印度、埃及、希伯來和羅馬的分析,尤其強調了他們各自智性傾向的得失,以及異教主義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現形式,最終都指向了對「愛之力量」的呼喚。今天的對談,讓我不僅對您作品的哲學維度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對當代社會所面臨的挑戰有了更為宏觀的認知。非常感謝您今晚的啟示,施萊格爾先生。您的思想,正如您筆下的「光」,仍在持續照耀著我們,引導我們在歷史的迷霧中尋找方向。
施萊格爾: (施萊格爾再次露出微笑,他那深邃的藍眼睛在火光中閃爍,彷彿看透了時空的界限。)珂莉奧,這是身為哲學家的職責,也是身為人類的使命。歷史,如同夜空中的星辰,雖然遙遠,卻蘊含著永恆的規律與光芒。願我們的探索,能為迷途的靈魂,指引歸程。
(施萊格爾的身影在爐火的跳動中漸漸變得透明,最終融入了沙龍深處的暮光之中,只留下爐火的輕微噼啪聲,以及空氣中依稀殘留的、古老書卷與思辨的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