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敞廊的椅子上，坐著一位身形挺拔的德國軍人。他頭髮剪得很短，眼神深邃，雖然帶著經歷風霜的痕跡，卻透露出銳利與沉靜。他緩慢地翻閱著手中的筆記本，時而抬頭，望向遠方的山巒與平原，那是他曾浴血奮戰的土地。
我是芯雨，您的共創夥伴，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科技專家，同時也是這場特殊對談的引導者。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能邀請到這位傳奇人物，德國東非保護區的指揮官——保羅·馮·萊托-福爾貝克將軍（General Paul Emil von Lettow-Vorbeck）。他的回憶錄《我在東非的戰爭回憶錄》（Meine Erinnerungen aus Ostafrika）記錄了他及他麾下部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東非戰場以寡敵眾的非凡經歷。
將軍，感謝您願意接受我們的邀請，與我們分享您的回憶與洞見。請容我先提出第一個問題。
**芯雨**：將軍，在戰爭爆發前，您剛抵達德屬東非不久。在您看來，這支部隊，這片殖民地，在即將來臨的世界大戰中，可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您是如何看待這支部隊的潛力和使命的？
**萊托-福爾貝克將軍**：
（將軍微微點頭，眼神從遠方收回，落在眼前的地圖上，手指輕輕觸碰著一條標示為「烏干達鐵路」的線條。）
我在1914年1月抵達時，對即將到來的任務幾乎毫無預感。但過去十年，世界大戰的威脅曾不止一次逼近，迫使我嚴肅思考：我麾下的部隊，在這樣一場戰爭中，是否能發揮作用？又能是什麼樣的作用？
考量到殖民地的地理位置和我們微薄的兵力——和平時期部隊只有剛過兩千人——我們只能承擔次要任務。我深知，殖民地的命運，如同所有德國領地的命運，終將在歐洲的戰場上決定。對於這場決定，每一位德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有義務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殖民地，我們也有責任，在世界大戰爆發時，為祖國盡力而為。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從這個次要戰場，影響歐洲本土的重大決策。我們能否以微小的兵力，牽制敵軍大量部隊，阻止他們投入歐洲或其他更重要戰場，或者給予敵軍可觀的人員或戰爭物資損失？
當時，我對此給予了肯定的答案。當然，要讓所有相關部門都理解並支持這一點，以致能執行所有應有的戰備，這並非易事。
必須考慮清楚，只有當我們真正攻擊或至少威脅敵軍的敏感點，敵軍才會被牽制。
這裡的邊境和海岸線，加起來幾乎和德國本土一樣長。從這個角度看，有必要不將有限的兵力分散用於局部防禦，而是反其道而行，將兵力集中起來，抓住敵軍的「咽喉」，迫使他們將兵力用於自我保護。如果能實現這一構想，這同時也能最有效地保護我們的海岸線和無邊無際的陸地邊境。
思考一下敵軍有哪個點如此敏感，能讓我們有成功進攻的機會，或至少能構成威脅，答案自然就落在德屬東非和英屬東非之間的邊界。沿著這條邊界，僅僅數日行軍之遙，就是英屬領地的生命線——烏干達鐵路。這是一條全長超過七百公里、敵軍極難防守的目標。因此，一旦受到有效威脅，將能牽制敵軍大量兵力。
這便是我的看法：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哪怕只有一絲一毫減輕歐洲戰場壓力的希望，我們東非的德國人就必須參與進來。
**芯雨**：您的戰略構想令人印象深刻，將軍。您決定採取攻勢，威脅烏干達鐵路，而非固守。這與當時一些人主張的「中立」立場相悖。您提到在戰爭爆發前，一些關鍵的戰備工作並未得到足夠支持。當戰爭真正來臨，您面臨了哪些意想不到的困難？特別是您書中提及的，關於最高軍事指揮權的問題，以及如何讓殖民地的各個層面都轉變到戰爭狀態？
**萊托-福爾貝克將軍**：
（將軍深吸一口氣，似乎又回到了那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日子。他端起桌上的咖啡，輕抿一口。）
困難是多方面的，而且來得突然。1914年8月，戰爭爆發的消息來得倉促，打斷了我們正在為一場大型展覽做的準備，坦噶港甚至準備舉行坦干伊喀鐵路的落成典禮。許多德國人為此來到三蘭港，結果被困在那裡。
最緊迫的問題，當然是殖民地是否要參戰，還是保持中立。如我先前所說，我認為我們的軍事職責是牽制敵軍——也就是英軍——的兵力。如果我們選擇中立，這將無法實現。我們沒有海上優勢，擁有的部隊雖小，但背後站著八百萬忠誠、能幹且適合服兵役的非洲居民，卻將被迫無所事事。相比之下，英國則完全沒有理由為了顧及我們，而在東非保留哪怕一個人。英國甚至可以將最後一個能用的阿斯卡里——只要不是為了顧及其自身的非洲居民而有所限制——轉移到更重要的戰場。因此，如果存在某種協定，能迫使我們中立，那對英國無疑是有利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剛果法案》雖然涉及赤道地區，但它只規定在兩個相關強國發生衝突時，第三方可以提供調解。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一方這樣做。所以，我們沒有義務為了任何協定而限制我們的行動。
不必保持中立，使我們能夠利用有利的海岸線，作為德國巡洋艦在印度洋上作戰的基地和避難所。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以區區數千兵力，在整個戰爭期間牽制一支實力遠超我們的敵軍。
然而，最大的阻礙來自內部。根據殖民地的一項規定——儘管這項規定並未考慮到與外部強權開戰的情況——最高軍事指揮權掌握在總督手中。一旦與祖國失去聯繫，就無法改變這一點。我不得不接受這個在軍事上非常重大的困難，並考慮到如果完全執行總督的指示，三蘭港和坦噶這類重要港口——它們是我們鐵路的起點，也是敵軍從海岸深入內陸的潛在基地——可能會不戰而降。
我的觀點是，通過威脅敵軍本土，我們才能最好地保護我們的殖民地。我們可以有效地抓住敵軍的痛處——烏干達鐵路——而我們北部的德國定居者（坦噶-莫希地區）正好集結在那裡。但我早先為戰時準備、建議在乞力馬扎羅地區集結兵力的方案，總督並未批准。不過，為了能行動，我們還是需要將分散在各地的部隊召集起來。既然無法按我的意願在乞力馬扎羅集結，部隊被迫集結在三蘭港以西一日行軍的普古高地。
動員工作也面臨挑戰。根據為戰爭所做的少量準備，警察部隊應立即轉入防衛部隊，但這僅部分實現。
徵召了一些服役過的阿斯卡里，立即組建了四個新連隊。歐洲人的徵召也遇到困難，一些商船船員甚至被錯誤告知部隊中沒有他們的位子，後來他們還被要求簽署一份書面承諾，保證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幸運的是，這個荒謬的計劃最終被阻止了。
補給系統和後勤保障也必須倉促建立和組織。我們發現，中央鐵路和烏桑巴拉鐵路之間沒有鐵路連接是個重大缺陷。戰時，海路被切斷，我們不得不開闢並加強一條從莫羅戈羅到科羅格韋的驛站補給線。其他重要線路也必須規劃，將內地的富饒地區與鐵路連接起來，以確保部隊的補給。
將如此重要的後勤工作，特別是在沒有鐵路運輸、主要依賴非洲運輸隊員的情況下，交給一位能夠從軍事需求出發進行規劃的人，這至關重要。幸運的是，瓦勒少將（Generalmajor z. D. Wahle）恰巧戰爭爆發時在三蘭港探親，他立即志願加入，並應我的請求接管了驛站指揮部。運輸隊員的需求量巨大，雖然難以精確統計，但可以肯定說，總共有數十萬人為部隊服務，他們也都需要補給和醫療照料。
熱帶殖民地的歐洲人在和平時期習慣了一定的舒適度，這是出於健康考量。
另一個困難是，幾乎每個阿斯卡里都有一個隨從（Boy）。要改變這些已有的習俗（Desturi），對天真的當地人來說尤其困難，他們受到伊斯蘭思想的影響，更堅守舊傳統，而且非常有自尊心和虛榮心。對連隊指揮官來說，如何在這些方面找到平衡點並非易事。
在即將到來的熱帶戰爭中，醫療服務也扮演著核心角色。當地人通常對瘧疾有很高免疫力，很少因此嚴重病倒；但有些來自高原無瘧疾地區的部落，像乞力馬扎羅的瓦德沙加人，從小便沒有獲得免疫力，一旦下到平原就會嚴重罹患瘧疾。對於歐洲人，從傍晚到清晨必須嚴格使用蚊帳進行物理防護。我個人睡在地上很多個月，蚊帳也提供了很大程度的保護，但即便如此，我還是得了十次瘧疾；因為在戰場上，並非總能按照衛生的要求完全執行防護措施。
雖然面臨重重困難，但我們必須迅速行動，將部隊集結到北部，準備應對敵軍可能的登陸和進攻。
**芯雨**：您所描述的後勤挑戰和部隊適應性問題，確實是在如此惡劣環境下作戰的巨大考驗。而您對阿斯卡里能力的信任，並非所有經驗豐富的當地人都認同。在坦噶戰役中，您以少數兵力擊潰了數倍於己的敵軍，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場戰役的關鍵時刻是什麼？
您如何看待阿斯卡里和歐洲官兵在這場戰役中的表現？
**萊托-福爾貝克將軍**：
（將軍的臉上浮現一絲嚴肅，但隨後又轉為淡淡的自豪。他回憶起坦噶港那場決定性的日子。）
敵軍截獲的英國報紙稱，德國人將特別痛惜失去他們珍愛的殖民地——他們的「小雞」，而德屬東非是「最美味的一塊」。截獲的郵件也提到，一支一萬人的印度遠征軍即將抵達。我本來就根據一般考量，預計敵軍會在坦噶地區進行大規模登陸，於是在十月底前往那裡，駕車偵察了周邊，並與當地部隊指揮官阿德勒上尉和區長奧拉赫進行了討論。令人欣慰的是，奧拉赫區長同意我的看法，認為一旦坦噶受到嚴重威脅，統一行動至關重要。我向他保證，我會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的責任。這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按照總督的指示，無論如何都應避免砲擊坦噶。因此，對於在這種情況下應採取何種行動，意見可能大相徑庭。
在我返回新莫希幾天後，也就是11月2日，坦噶發來電報，稱有十四艘敵軍運輸船和兩艘巡洋艦出現在坦噶港外。他們要求無條件投降；談判拖了很久，因為區長奧拉赫上船後指出，他必須徵求特別指示，並通過說明坦噶是一個不設防的開放港口，阻止了他們威脅的轟炸。
我立即命令鮑姆施塔克上尉（Hauptmann Baumstark）帶著他的兩個連隊，從坦噶以北的邊境地區緊急趕往坦噶。同樣地，從塔維塔和乞力馬扎羅地區也緊急調集了兩個歐洲人連隊和阿斯卡里連隊前往新莫希。用於新莫希-塔維塔線路運輸補給的兩輛卡車，在這次部隊調動中發揮了寶貴作用。儘管要求部隊進行艱苦的急行軍，但要以最快速度將所有可用兵力集結到坦噶，以應對無疑即將到來的登陸，只有在北方鐵路發揮最大運輸能力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對於我們僅有的八台機車來說，要求很高。這條約三百公里長的線路是窄軌鐵路，滿載的列車（24至32個軸）只能運載一個連隊及其全部行李，或者兩個沒有行李和運輸隊員的連隊。多虧了所有參與運輸人員的配合——特別要提到被徵召入伍擔任鐵路委員的克羅伯中尉和運輸主管庫爾韋因——他們將列車一直開到坦噶，甚至開進戰場和火線，這些運輸才得以實現。11月2日，在新莫希的部隊（一個半連隊）通過鐵路運走，3日早上，指揮部和另一個連隊也出發了；其他三個連隊隨後抵達。所有較小的鐵路守備部隊也被調往坦噶。
出發部隊士氣高昂；這可能並非因為阿斯卡里清楚地認識到局勢的嚴峻性，而更多是因為乘坐火車對他們來說始終是一件樂事。
指揮部於11月3日晚抵達科羅格韋。我去了那裡設立的戰地醫院，探望了3日坦噶戰鬥中受傷的士兵。其中一位，預備役上尉梅倫斯基，向我報告說，11月2日坦噶附近拉斯卡索內（Ras Kasone）地區發生了哨兵和巡邏隊之間的戰鬥，11月3日，一支人數似乎數千的敵軍在拉斯卡索內登陸，攻擊了坦噶以東的第17連隊。該連隊得到了坦噶的歐洲人和警察阿斯卡里（由奧拉赫中尉率領）的增援，他們堅守陣地，直到從新莫希趕來的第一批一個半連隊抵達，立即衝向敵軍左翼並將其擊退。梅倫斯基中尉認為敵軍已完全被打敗，不大可能再次發動攻擊。
當指揮部於11月4日凌晨3點在新莫希以西六公里處下火車並遇到鮑姆施塔克上尉時，鐵路運輸途中零散收到的電報未能讓我對局勢有清晰的了解。
鮑姆施塔克對局勢的判斷不同，他認為敵軍兵力優勢巨大，如果再次進攻，坦噶將難以守住。因此，他在當天晚上將從北部趕來的兩個連隊和3日參戰的部隊，集結在坦噶以西六公里處，在市內只留下了巡邏隊。坦噶是否空無一人，還是被敵軍佔領，尚不清楚。
四百米開外，運輸船燈火通明，船上傳來巨大的噪音：毫無疑問，登陸迫在眉睫。我非常遺憾我們的炮兵——我們有兩門C/73型火炮——還沒到。在這裡，明亮的月光下，這麼近的距離，儘管有敵軍巡洋艦在場，我們的火炮也能造成毀滅性打擊。
我們繼續前往拉斯卡索內，把自行車停在德國總督醫院，然後步行到海灘，一艘英國巡洋艦就在我們前面不遠處。在返回醫院的路上，我們似乎被一個印度哨兵——我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叫住，但什麼也沒看見。我們騎上自行車回去了。天開始蒙蒙亮，我們左邊傳來第一聲槍響。那是第6野戰連隊貝格曼中尉的軍官巡邏隊，他們在拉斯卡索內以西遇到了敵軍巡邏隊。我的一個自行車手隨即將命令傳給鮑姆施塔克上尉，要求他立即率領所有部隊在坦噶車站集合。
我打算指揮這場無疑即將到來的戰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形。北部港口附近的歐洲人房屋提供了遮蔽，使其免受附近巡洋艦的炮火觀察。城市四周被綿延不絕的椰子樹和橡膠樹種植園環繞，幾乎延伸到拉斯卡索內，其中散佈著一些當地人的種植園和村莊。灌木叢很少，地形完全平坦。
敵軍很可能在拉斯卡索內單獨或同時在多個地點（例如姆萬巴尼Mwambani）登陸，並將壓力施加在我們的南部，即右翼。對我們而言，坦噶以南的地形也提供了更大的機動空間。我決定在坦噶東部邊緣迎擊敵軍的預期進攻，並在我們的右翼後方部署強大的預備隊，以便對敵軍側翼進行反擊。
對於不同的任務，必須考慮到各部隊的特殊性。當時，每個連隊的組成和訓練水平都各具特色。第6野戰連隊在和平時期於烏吉吉（Ujiji）接受了認真的機槍射擊訓練，任務是沿著坦噶東部邊緣展開廣闊的戰線。第16和17野戰連隊（由警察組建）以及一些合併成一個連隊的小型編隊組成的鮑姆施塔克營，部署在該連隊的右後方，坦噶城外。在這之後的右後方，在坦噶-班加尼（Pangani）的電報線路上，我保留了三個優秀的連隊，即由歐洲人組成的第7和8步槍連隊，他們擁有三挺機槍，以及第13野戰連隊，他們擁有四挺機槍，供我支配。指揮部本身最初留在坦噶-班加尼道路上，並與當地的電報線連接。第4和第9野戰連隊以及兩門C/73火炮（赫林上尉的炮兵連）仍在開進途中，抵達時間不確定。局勢大致維持到下午。在海岸地帶炎熱的陽光下，我們飽受口渴之苦，但我們用嫩椰子的水解渴。
我估計到中午登陸的敵軍總數約為六千人。但即使在如此低的估計下，我也必須問自己，我是否敢以我的一千支步槍發起決定性的戰鬥。出於多種原因，我回答了肯定。阻止敵軍在坦噶建立據點太重要了。否則，我們就會讓他們獲得進攻北部地區的最佳基地；他們的推進將利用北部鐵路作為絕佳的補給手段，源源不斷的部隊和戰爭物資可以方便而突然地運送和部署。那樣一來，北部鐵路地區對我們而言肯定會變得難以守住，我們之前如此成功的作戰方式也必須放棄。面對這些重要的實際原因，諸如總督的命令（無論如何都要避免轟炸坦噶）之類的狹隘考慮，必須退居次要地位。
一些情況也有利於我們。首先，我從早些年在東亞的經驗中，對英軍的行動和戰術的笨拙有所了解，而且可以肯定，這些困難在非常隱蔽、敵軍剛登陸時完全陌生的地形中會無限增加。任何微小的混亂都將導致深遠的後果。我希望利用我的部隊——他們的歐洲人熟悉坦噶地區，他們的阿斯卡里熟悉叢林——通過巧妙而迅速的機動來利用敵軍的弱點。
當然，如果事情進展不順，情況將會很糟糕。我之前積極的作戰方式已經受到了批評。
如果再加上一次重大的戰敗，部隊的信任可能會徹底喪失；而且肯定會在上級那裡給我造成無法克服的指揮困難。我的決定並不容易，而它在戰局中的重要性，又因規定未能給予實際負責指揮官足夠的自由，而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但是沒有辦法：我們必須全力以赴。
上午晚些時候，我親自下令馮·普林斯上尉帶領他的兩個歐洲人連隊進入坦噶，以便在東部邊緣迎擊敵軍對阿斯卡里連隊的進攻時，能夠迅速且無需等待命令便加入戰鬥。我開始懷疑敵軍是否還會在11月4日發起進攻，直到下午3點，一個阿斯卡里以他那簡潔而挺拔的姿態報告道：「Adui tajari」（敵人已經準備好了）。這個簡短的詞我將永不忘記。下一刻，整個戰線同時響起了步槍聲，我們只能從槍聲的方向來判斷這場戰鬥的快速進展和潮起潮落。我們聽到槍聲從坦噶東部邊緣一直蔓延到市內：這表明第6連隊已被擊退。敵軍以二十倍的兵力，一直推進到車站附近和市內。馮·普林斯上尉立即帶領他的兩個歐洲人連隊衝向前，並立即阻止了正在撤退的勇敢的阿斯卡里，使他們重新向前推進。
英國北蘭開夏團，一支由歐洲人組成的正規軍，兵力八百人，在激烈的街道戰中被擊退並遭受重創，他們與海岸線之間推進的印度旅（克什米爾步槍隊）也被奪回了他們佔領的房屋。但在坦噶以南，鮑姆施塔克上尉也將他的連隊投入了戰線，經過大約一個小時的戰鬥，我觀察到阿斯卡里穿過棕櫚樹向坦噶-班加尼道路撤退。指揮部的歐洲人立即跑上前，阻止了他們的撤退。我至今仍能看到充滿活力和堅韌的馮·哈默施泰因上尉，他憤怒地向一個撤退的阿斯卡里扔了一個空瓶子。畢竟，在這裡作戰的大部分是新組建的年輕連隊，他們被敵軍猛烈的火力嚇壞了。但當我們歐洲人站到他們前面，並嘲笑他們時，他們很快恢復了鎮定，意識到並非每一發子彈都能擊中。然而，總體而言，施加在我們戰線上的壓力如此之大，以至於我認為不能再等待下去，必須發起反擊以決定戰鬥的勝負。為此，雖然只有一個連隊可用，但那是精銳的第13野戰連隊。我焦急地等待著的第4連隊尚未抵達。
之前的戰鬥表明，敵軍在側翼沒有掩護的情況下，沒有進一步向南擴展，只延伸到我們戰線的右翼。因此，反擊必須在這裡給予毀滅性打擊，參與者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刻，第13連隊的機槍開始持續射擊，立即扭轉了戰局。
幾名阿斯卡里興高采烈地跑來，背上背著幾支繳獲的英式步槍，每隻手上都抓著一名印度俘虜。但是，我們沒有對這些俘虜使用我們在那裡發現的、本打算用於德國俘虜的手銬。
試想一下那一刻：在茂密的森林中，所有部隊，甚至敵我雙方，許多地方都混雜在一起，各種語言交織在一起，再加上迅速降臨的熱帶黑暗，你就會理解，我所發起的追擊完全失敗了。我當時在右翼，迅速將最近的部隊派往拉斯卡索內方向，發起有力追擊。然後我轉移到左翼。那裡幾乎沒有我們的人；過了好久，我才在夜色中聽到一支阿斯卡里部隊的釘鞋聲。我很高興終於找到了部隊，但當得知那是右翼朗根中尉率領的部隊，他們錯過了前往拉斯卡索內的方向，結果到了我們的左翼時，我有些失望。然而，這些摩擦還不夠。部隊莫名其妙地認為收到指揮部的命令，要求撤回到坦噶以西的舊營地。直到夜色深處，我在坦噶車站才弄清楚，幾乎所有連隊都已經向那裡撤退了。他們當然收到了立即返回的命令。可惜的是，由於這個延誤，我們無法在夜色月光下，將新抵達的赫林炮兵連的火炮投入戰鬥，瞄準那些船隻。
直到11月5日早上，部隊才返回坦噶，他們的疲憊是可以理解的，並基本上重新佔領了前一天的陣地。
約有十六名歐洲人——其中包括優秀的馮·普林斯上尉——以及四十八名阿斯卡里和機槍運輸隊員陣亡。歐洲人被安葬在一座莊嚴的軍人墓地，在一棵華麗的布朱樹蔭下，一塊簡單的紀念碑刻著他們的名字。清理戰場和安葬死者耗費了全體部隊幾天最艱苦的工作；街道上簡直鋪滿了陣亡者和重傷員。他們用陌生的語言呼救，雖然我們竭盡全力，但並非總能及時施以援手。
我們在坦噶的戰地醫院裡，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護理人員，都在敵軍重炮的轟擊下，認真地照顧著友軍和敵軍傷員。11月4日晚，我去了傷員區。我不知道坐在椅子上、胸部受重傷的肖茨泰特中尉只剩下幾分鐘的生命了。英國第101印度擲彈兵團的庫克中尉腿部受重傷躺在那裡。這位年輕軍官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在印度左翼落入我們手中，傷勢未能影響他開朗的心情。他與其他大部分傷員一起，在科羅格韋戰地醫院接受了我們最好的外科醫生穆勒軍醫的治療，長達四分之三年的時間。他已經可以四處走動了，不幸的是，一次在樓梯上的跌倒導致了致命的結果。
坦噶戰役首次對傷員護理提出了重大要求。為此，在科羅格韋和北部鐵路沿線的不同地點設立了醫院，傷員可以通過鐵路運輸到那裡，無需轉運。
即使在戰敗後，敵軍在數量上仍然遠遠超過我們，並且在其他地方進行登陸嘗試也並非不可能。11月6日，我騎自行車向北，前往曼薩灣（Mansabucht），確信敵艦顯然只是為了照顧傷員和埋葬死者而進入那裡，並無意登陸。船隻很快便駛向桑給巴爾方向。
然後，我對我們在拉斯卡索內附近的政府醫院進行了一次短暫的訪問，那裡已被獲准假釋的英國傷員騰空。在這裡，除了幾位在11月3日坦噶戰役中受傷的軍官外，還有一些在早期戰鬥中受傷的德國軍官，他們能夠在11月4日主要戰鬥日，從醫院觀察到英軍戰線後方的情況。他們懷著極大的緊張感，追蹤著拉斯卡索內的登陸和向坦噶的推進，下午聽到了我們的機槍決定性地投入戰鬥以及敵艦的炮擊聲，並親眼看到敵軍在醫院附近狼狽逃竄。幸運的是，在醫院附近大量落下的炮彈沒有造成任何損害。11月5日一大早，他們突然又聽到了炮火聲，是從坦噶方向傳來的；他們認出那是德國炮火。那是我們兩門C/73型火炮，雖然它們沒能趁著月光瞄準英國運輸船，但至少在天亮後還是成功地擊中了一些目標。可惜的是，由於炮火的煙霧立即暴露了炮位，並引來了敵艦的炮火，它們未能進行長時間的有效射擊。
11月3日清晨，在乞力馬扎羅山以西北的隆吉多山（Longidoberg），庫勞特上尉（Hauptmann Kraut）率領三連阿斯卡里和一連歐洲騎兵駐守在那裡，意外地遭遇了英軍。就在隆吉多收到 heliograph 電報，命令庫勞特上尉撤往莫希（Moschi）時，第一發炮彈落下了。這支約一千人的敵軍在馬賽人嚮導的指引下，從隆吉多山的不同地點攀登而上。隆吉多山在開闊的草原上巍峨聳立。馬賽人向我們的哨兵喊道：「我們是庫勞特上尉的人！」但我們迅速展開的三個野戰連成功地在岩石地形中包圍了敵軍的一部分，並迅速將其擊退。一支在山腳下草原上出現的敵軍歐洲騎兵部隊，顯然是想從南面攀登此山或影響我們的聯繫線，遭到了有效射擊並被迅速擊退。
可能與北部鐵路地區的這些事件相關，敵軍在維多利亞湖（Viktoriasee）也有行動。10月底，大量烏干達戰士從北部湧入布科巴（Bukoba）地區。為支援他們，10月31日，一支由六百七十支步槍、四挺機槍、兩門火炮組成的部隊，乘坐小汽船「姆萬薩」（Muansa）號，拖曳兩艘駁船和十艘獨木舟（Dhaus），從姆萬薩出發。
英軍在姆萬薩以北的卡延塞（Kajense）進行登陸嘗試，在我們的哨兵火力下失敗了。
因此，1914年11月初，敵軍對我們殖民地發起了一場規模宏大、多點集中的進攻。這次失敗激發了所有人的希望，即只要祖國能夠堅持下去，我們也能堅持下去。我們從那裡收到的零星消息，讓我們充滿信心。雖然在坦噶戰役時我們還沒有聽說過興登堡的名字，但我們也不知道馬恩河的挫敗，並且仍然沉浸在勝利進攻法國的鼓舞之中。（將軍點了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回憶的溫暖，但也帶著對過去同袍的懷念。）
**萊托-福爾貝克將軍**：
您提到了我們在坦噶戰役中的勝利，以及這場勝利的關鍵時刻。是的，那場戰鬥確實是我們戰爭初期最重要的轉捩點。它不僅給予了敵軍一次沉重的打擊，更重要的是，它向我們自己證明了，儘管兵力懸殊，我們的部隊——歐洲人和非洲阿斯卡里——能夠協同作戰，並在戰術上取得成功。
關鍵時刻有很多。從最初總督與敵軍的談判，到我的介入阻止坦噶不戰而降，這是一個政治上的關鍵時刻。但從軍事上看，戰鬥本身的關鍵在於兩個層面：
首先，是我們部隊的迅速集結和部署。
阿斯卡里在這場戰役中的表現，證實了我對他們的信任。許多舊有的觀念認為非洲士兵不適合與現代武裝的敵軍作戰，但我們的阿斯卡里表現出了驚人的勇氣、紀律和適應性。他們在我們歐洲官兵的帶領下，勇敢地衝向敵軍陣地，甚至在混亂的近距離戰鬥中表現出色。他們學習使用繳獲的現代步槍，將其視為一種獎勵，這也反映了他們的學習能力和戰鬥渴望。他們的銳利眼神，能迅速捕捉敵軍在灌木叢中發射煙火濃烈的舊式步槍所產生的煙霧，這在戰鬥中給予了我們優勢。
同時，歐洲官兵也表現出了優秀的領導力和堅韌。他們身先士卒，激勵著阿斯卡里。馮·普林斯上尉和他的歐洲人連隊的反擊是扭轉戰局的重要力量。儘管遭受了損失，但歐洲官兵和阿斯卡里的共同努力，使得我們這支兵力懸殊的部隊能夠像一個整體一樣戰鬥，並最終取得勝利。
坦噶戰役的勝利，不僅僅是戰術上的成功，它更重要的是極大地提升了全體部隊的士氣和自信，也增強了他們對我的信任。在戰鬥結束後，敵軍議和官的出現，以及他們對我們的戰鬥力表現出的驚訝和敬意，都進一步鞏固了這場勝利的意義。
**萊托-福爾貝克將軍**：
（將軍的表情變得更為凝重，目光似乎穿透了敞廊，望向更遙遠的、充滿艱辛的叢林和草原。）
戰爭中的每一場戰鬥、每一次行軍，都有其獨特的艱難與犧牲。坦噶的勝利固然重要，但更多的時間，我們是在無休止的游擊戰、補給線的爭奪以及與環境和疾病的搏鬥中度過的。
賈西尼戰役，儘管最終取得了勝利並俘虜了敵軍，但那是一場異常艱苦的戰鬥。敵軍堅固的工事，我們缺乏攻堅的重武器，以及在茂密灌木叢中進攻的巨大困難，都讓戰鬥異常血腥。我們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失去了許多優秀的歐洲官兵和阿斯卡里。那場戰鬥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我們必須珍惜每一發子彈，保存每一個人。我們不能經常承受如此巨大的損失。這更加堅定了我的信念：游擊戰，不斷騷擾敵軍的補給線和後方，才是我們最有效的作戰方式。
納倫貢貝戰役也是令人難忘的。那場戰鬥中，我們的部隊，特別是利貝爾曼上尉麾下的幾個連隊，面對數倍於己、由南非歐洲人和精銳非洲部隊組成的敵軍，進行了頑強的防禦和反擊。儘管敵軍兵力龐大，戰鬥異常激烈，我們的部隊最終取得了勝利，給敵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甚至幾乎全殲了敵軍兩個團。
這場戰鬥再次顯示了我們阿斯卡里的頑強，以及在極端壓力下的戰鬥精神。但它也提醒我，在廣闊而複雜的地形中，協調多支部隊的行動是多麼困難。
除了戰鬥本身，日常的艱辛更是考驗。補給一直是個巨大的問題。我們不得不學習依靠當地資源，通過狩獵、採集和與當地居民交換來維持生存。非洲運輸隊員的辛勞是我們行動的基礎，他們的忠誠和忍耐令人敬佩。疾病，特別是瘧疾，對歐洲官兵的打擊尤其嚴重。我們不得不嚴格執行防蚊措施，即使如此，許多人還是反覆發病。醫療條件極其有限，我們的軍醫們在簡陋的條件下，用有限的物資進行著複雜的手術和治療，他們的奉獻精神值得最高的讚揚。
在那些最艱難的時刻，支撐著我們繼續戰鬥的，是幾個核心要素：
首先，是對祖國的忠誠和責任感。我們堅信，通過在東非牽制敵軍兵力，我們正在為遙遠的歐洲戰場貢獻力量，減輕祖國的壓力。這個信念是我們行動的根本動力。
其次，是歐洲官兵與阿斯卡里之間建立起來的深厚情誼和相互信任。在共同經歷了無數艱辛和危險之後，我們成了一個緊密的戰鬥團體。歐洲官兵尊重阿斯卡里的勇氣和能力，阿斯卡里信任和追隨他們的德國長官。這種同志情誼是我們部隊能長期堅持的重要基石。
我書中提到，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阿斯卡里也願意將僅有的物資留給他們的德國同袍，這便是這種情誼的最好證明。他們也觀察到，我們的官兵與他們一同承受艱辛，從不要求特殊待遇，這贏得了他們的尊重和忠誠。
第三，是部隊在戰鬥中不斷提升的自信心和能力。每一次成功的游擊、每一次小規模的勝利，都積累了經驗，增強了部隊的戰鬥意志。他們學會了在灌木叢中隱蔽、在草原上追擊、在崎嶇山區行軍和作戰。這種在實戰中磨礪出來的能力，讓他們相信自己能夠克服任何困難。
最後，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是對敵軍弱點的認識和對抓住機會的渴望。我們知道敵軍在很多方面具有壓倒性優勢，但他們也有行動遲緩、不熟悉地形、過於依賴補給線等弱點。每一次捕捉到敵軍失誤的機會，都激發了我們戰鬥的慾望，讓我們相信只要策略得當，就能以小博大。
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堅韌的精神，支撐著我們度過了無數艱難的歲月。
**芯雨**：將軍，您的經歷確實展現了在極限條件下，人類意志和同袍情誼的強大力量。您提到部隊在戰鬥中不斷學習和適應，從最初對現代武裝的陌生，到後來精通游擊戰術。
**萊托-福爾貝克將軍**：
（將軍的眼神中閃爍著對技術細節的興趣，這是他在書中屢次提及的。）
確實，適應和創新是我們得以長期作戰的關鍵。戰爭初期，我們的部隊，特別是阿斯卡里，主要裝備的是老舊的1871年型步槍。雖然在大口徑在近距離作戰中有其優勢，但在面對敵軍無煙火藥的現代步槍時，其產生的大量煙霧極易暴露我們的陣地。很快，阿斯卡里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將繳獲的現代步槍視為最珍貴的獎勵。我們也盡一切努力，利用繳獲的武器重新裝備部隊。坦噶戰役後繳獲的大量武器，特別是機槍，極大地提升了我們的火力。
戰術上，我們從最初的有限接觸戰，迅速轉向了以游擊戰為主的策略。面對敵軍壓倒性的兵力優勢，與其進行大規模陣地戰，不如利用地形的熟悉度和部隊的機動性，不斷騷擾敵軍的後方、補給線和孤立據點。鐵路破壞、伏擊運輸隊和小型哨所成為常態。這需要高度自主性的巡邏隊和戰鬥分隊，他們必須能在遠離指揮部、缺乏支援的情況下獨立判斷和行動。我們的歐洲官兵和阿斯卡里在執行這些任務中表現出了驚人的毅力和能力，他們學會了在叢林中隱蔽行蹤，利用地形進行突襲。
補給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也是促使我們不斷創新的動力。
這需要依靠熟悉當地環境的阿斯卡里和歐洲人的經驗。
其次，我們嘗試進行本地生產。當歐洲進口的衣物、鞋子、藥品等物資消耗殆盡時，我們不得不尋找替代方案。我們利用殖民地的棉花，組織白人和黑人婦女進行手工紡紗和織布，製作簡易的布料用於服裝。從海岸的紅樹林中提取單寧用於皮革鞣製，利用牛皮、野生動物皮以及繳獲的馬鞍來製作鞋子和修補裝備。雖然最初的成品可能不完美，但它們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我們還嘗試從椰子中提取類似汽油的燃料（Trebol）用於汽車。
藥品，尤其是奎寧，是個生死攸關的問題。當奎寧儲備耗盡時，我們成功地從金雞納樹皮中提取奎寧，製成藥片或液體（我們稱之為「萊托施納普斯」），雖然味道難聞，但有效。紗布等醫療用品也嘗試用樹皮或其他植物纖維製作。
在技術和裝備方面，我們也進行了改造和即興創作。我們將繳獲的重炮安裝在簡易的炮架上，使其能夠在陸地使用，儘管機動性差，但在一些戰鬥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還利用繳獲的電話設備，盡可能地建立和維護通訊線路。土質良好地區，我們建造了堅固的橋樑以確保行軍和補給的暢通。
最後，關於部隊的管理，我們也必須適應。
隨著戰爭的延長和損失的增加，我們不斷徵召新的阿斯卡里，並在實戰中訓練他們。我們還需要不斷調整部隊的編制和規模，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戰場需求和兵力情況。歐洲官兵與阿斯卡里之間的信任，以及阿斯卡里對自己德國長官的忠誠，是維持部隊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重要因素。我們也必須處理好非洲運輸隊員的問題，他們的數量龐大，補給和管理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必要時，不得不做出艱難的決定，遣散部分人員，儘管這會冒險暴露我們的狀況。
總之，這是一場不斷學習、不斷適應的過程。我們利用一切可能的資源，發揮最大的創造力，以最小的代價，最大限度地給予敵軍打擊，並確保部隊的生存。
**芯雨**：將軍，您所描述的生存與作戰的智慧，確實是令人敬佩。您和您的部隊在物資匱乏、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展現出的堅韌和創造力，令人印象深刻。在書的結尾，您提到了在停戰後，您和部隊乘坐「戰地元帥號」輪船返回德國的情景，以及德國人民給予你們的熱烈歡迎。在經歷了數年的艱苦戰鬥和犧牲之後，當您回到祖國，看到德國的狀況，您心中有何感想？您如何看待您在東非的戰役，在更廣闊的戰爭背景下所具有的意義？
**萊托-福爾貝克將軍**：
（將軍的目光望向遠方，似乎在回憶那段艱辛的旅程，以及回到祖國時複雜的心情。）
是的，回到德國是一段充滿矛盾的經歷。在東非，我們與外界的聯繫微弱，對祖國的真實情況知之甚少。我們收到的零星消息，有時是從敵軍截獲的報紙和電報中拼湊而來，有時是通過偶然抵達的補給船帶來，這些消息讓我們對本土的戰局抱有樂觀的希望，相信祖國能夠堅持並最終取得有利的結果。我們的戰鬥，也是為了這個信念而進行。
然而，當我們到達荷蘭鹿特丹，並最終回到德國本土時，我們看到和聽到的，與我們遙遠的想像大相徑庭。我們這支堅信能繼續戰鬥下去的部隊，被命令無條件投降並解除武裝，這本身就是祖國面臨困境的最直接證明。我們在東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但最終的結果並非由我們這個遙遠的戰場所決定，而是由歐洲的戰線所左右。
當我們抵達鹿特丹，以及後來在德國受到人民熱烈歡迎時，這種情感是複雜的。一方面，我們為自己能夠堅守到最後一刻、並在艱難的條件下保持部隊的戰鬥力和榮譽而感到自豪。人民給予的歡迎，證明了他們理解並認可我們在遙遠東非所做的努力。那種熱情，那種認可，是對我們多年艱辛最好的回報。
它也顯示出，在德國人民的心中，仍然保留著對軍人職責、對堅韌不拔精神的讚賞。
另一方面，看到祖國在戰爭結束後所面臨的處境，聽到那些關於革命、關於帝國崩潰的消息，這是一種巨大的痛苦。我們在東非的戰鬥，是為了捍衛德國的榮譽和利益，為了在可能的情況下支援本土的戰局。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德國的戰敗和承受屈辱的和平條件。這讓人不禁思考，我們在遙遠戰場的堅持，最終意義何在？
然而，即使面對這樣的結果，我依然相信我們在東非的戰役具有其重要意義。我們的部隊，以遠遜於敵軍的兵力，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堅持戰鬥了四年多。我們成功地牽制了敵軍數十萬兵力，消耗了他們大量的物資。這些兵力和物資原本可以投入到歐洲或其他更重要的戰場。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行動確實為祖國的戰局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儘管這貢獻未能最終改變戰爭的走向。
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戰鬥展示了德國士兵——包括歐洲官兵和阿斯卡里——的勇氣、堅韌、適應性和忠誠。在一個被認為不適合歐洲人居住和作戰的地區，我們證明了德國人的殖民能力和軍事素質。
我們與阿斯卡里建立了深厚的情誼，他們在最艱難的時刻依然選擇追隨我們，這超越了簡單的僱傭關係，體現了一種基於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忠誠。
在戰爭結束後，當德國面臨巨大的困難和士氣低落時，我們從東非歸來的部隊，以我們的經歷和精神，為祖國帶來了一種鼓舞。我們證明了，即使在最不利的環境下，只要目標明確，意志堅定，同袍一心，就能夠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務。這或許能為當時的德國人民提供一些希望和力量，提醒他們德國人民的堅韌精神並未消失。
我希望，我們的故事，我們的回憶，不僅僅是對過去事件的記錄，更能啟發人們思考責任、忠誠、犧牲以及在逆境中堅持的意義。正如我在書中所寫，我們希望將一種「德國士兵精神」帶回祖國，一種純粹、堅韌、不屈不撓的精神，這或許是從戰爭的廢墟中能夠拯救和保留下來的東西。
（將軍緩緩閉上眼，似乎在沉思著那段遙遠的歲月和其複雜的遺產。敞廊下的陽光逐漸西斜，將他的身影拉得更長。）
**芯雨**：感謝將軍的分享。您的回憶錄，以及您所描述的這場戰役，無疑是人類歷史上關於意志與生存的非凡篇章。我們在其中看到了勇氣，看到了適應，看到了在極限條件下人與人之間建立的信任與情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