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不僅是個人見聞,更是一部充滿時代印記的社會觀察筆記,對當時法國的經濟混亂、社會失序、道德敗壞、政治壓迫有著深刻的描述,尤其是對「恐怖統治」下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我輕輕整理著桌上的幾份泛黃手稿,這些是《法國寓居紀事》的部分原稿,它們此刻正靜靜地躺在我們中間,等待著被重新解讀。門扉輕響,一位身著樸素但裁剪得體的十八世紀晚期女裝的女士緩步走入,她的目光溫和而敏銳,帶著旅途的疲憊與經歷動盪後的沉靜。她身後跟隨著一位衣著考究、神情嚴謹的紳士,手中握著一本印刷精美的書籍。正是夏洛特·比格斯女士與約翰·吉福德先生。
我微笑著迎上前,在他們落座於木質扶手椅後,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與淡淡的墨水味,一種超越時空的連結感油然而生。
**珂莉奧**:比格斯女士,吉福德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我珂莉奧,是此地的一位歷史與經濟學的探尋者。在20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有幸能透過這些文字,再次聆聽您在法國那段動盪歲月中的所見所聞。女士您的書信,如同穿越時空的微光,為我們揭示了法國大革命深層的肌理與其對社會各階層的真實影響。
她的筆觸,是當時混亂法國最誠實的鏡子。正如我在書中序言所強調的,那些文字不僅是她個人經歷的反映,更是對那些試圖美化革命、鼓吹其「自由」假象者的有力駁斥。它揭示了法國在所謂「啟蒙」之下,實則陷入了何等野蠻與專制的深淵。
**珂莉奧**:是的,吉福德先生,序言中您的論點犀利且具有前瞻性。比格斯女士,我想從您1792年5月10日的信件開始談起。您提到革命最初的熱情似乎已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冷漠。您寫道:「新婚的蜜月期確實過去了,我似乎感覺到一種冷漠正在逼近。」是什麼讓您產生了這種強烈的對比感?在您看來,這種「冷漠」的根源是什麼?它又如何具體地體現在當時的法國社會中?
**夏洛特·比格斯**:(沉思片刻,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空間,回到那個時代) 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落差感。1790年我初到法國時,革命的狂熱尚未消退,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勝利後的興奮與團結。貴族與教士,即便心有不甘,也大多選擇了沉默,甚至表面上與民眾一同慶祝。那時的政治,尚未將社會撕裂,金錢流通尚可,人們相信自己會更幸福,一切看似欣欣向榮。
冷漠的根源,在我看來,首先是經濟上的混亂。您在信中也讀到,流通中的貨幣幾乎只剩下五里弗的指券,小額交易的困難程度令人髮指。人們為了換取零錢,不得不在市政廳前排隊數小時,甚至為此大打出手。這種每日每時的困境,消磨了人們對革命的最初憧憬。當生存成為首要問題,那些關於「自由」的宏大敘事,便顯得空洞而遙遠。他們會問:「用紙幣,夫人?」那語氣中,盡是對時艱的無奈。
其次,是社會秩序的崩壞。政治分歧滲透並凍結了日常的人際交往。貴族和上層階級因不願冒著被羞辱的風險,而逐漸退出公共娛樂場所。女性的政治立場也變得不再無害,她們的狂熱甚至超越了男性。更令人擔憂的是,原本是榮譽象徵的國民衛隊制服,如今成了沉重而惱人的義務。曾經自發性的「民族萬歲!」口號,也變成了習慣性的敷衍。
**約翰·吉福德**:女士的觀察確實精準。這種從「熱情」到「冷漠」的轉變,正是法國大革命從理想走向暴政的寫照。最初的激情,往往掩蓋了其內在的矛盾與危險。當經濟支柱被動搖,社會結構被強行摧毀,而取代之的又是脆弱不堪的「指券」與混亂的「平等」假象時,民眾的信心便會迅速瓦解。這種冷漠並非真的無感,而是深層的恐懼與無奈所致。
比格斯女士,您在1792年5月的另一封信中,詳細描繪了法國紙幣(Assignats)所帶來的混亂,以及教會改革引發的社會分裂。您觀察到,人們因為宗教信仰而被迫遭受侮辱與暴力。您甚至諷刺道:「法國現在到處都是哲學家……或許你會開始覺得斯威夫特那些只會徒勞地繁殖無毛綿羊的賢者,也沒那麼可鄙。」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您認為這場革命,在追求所謂「自由」和「哲學」的同時,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反而扼殺了原本的人性與宗教的慰藉?
**夏洛特·比格斯**:(輕輕嘆了口氣,眼神中流露出悲憫) 貨幣的混亂,是每日都在上演的折磨。想像一下,連最基本的食物都無法順暢交易,人們對紙幣的厭惡和對政府的不信任,導致銅幣被囤積,而紙幣則被迅速花費。這種經濟上的不確定性,直接動搖了人們對未來的信心。他們不再儲蓄,因為儲蓄可能瞬間化為烏有;他們只顧眼前,這直接導致了社會道德的滑坡,奢侈和揮霍反而成了「理性」的選擇,因為「反正只是紙」。
至於宗教問題,那更是令人心痛。革命者將宗教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那些宣誓效忠新政府的神職人員所主持的彌撒,門庭若市,但信徒大多是衣著襤褸、氣味不佳之輩。
當人們的精神支柱被強行拔除,卻沒有更深層、更普世的價值來填補時,剩下的往往只有混亂和虛無。
**約翰·吉福德**:這正是革命最致命的盲點。他們試圖以人類的「理性」來取代神聖的秩序,卻忽視了人性的複雜與脆弱。當舊有的道德、信仰和社會規範被徹底顛覆,而新的「美德」又僅僅是為了迎合政治所需時,社會的底線便會迅速崩塌。那些口口聲聲宣揚「自由」的哲學家們,最終卻成了比舊制度更殘酷的壓迫者。他們所追求的「平等」,最終卻成了貧富階層的共同毀滅,而那些投機者和無恥之徒,卻趁機竊取了革命的果實。
**珂莉奧**:您們的見解令人深思。吉福德先生,您在序言中提到,這場革命的「原始教義」從未真正改變,從布里索到羅伯斯比爾,只是將這些教義「發展」並付諸實踐。比格斯女士的信件也印證了這一點,她觀察到雅各賓派勢力的擴大,以及他們對社會的滲透。您們認為,這種「原始教義」究竟是什麼?它如何在不同派系手中不斷演變,最終導致了無休止的恐怖與混亂?
**夏洛特·比格斯**:(臉上浮現一絲疲憊與無奈) 我所感受到的「原始教義」,核心便是「絕對的權力」與「對異議的零容忍」。
比格斯女士,您在信中多次提到法國民眾對「指券」的厭惡,以及由此引發的種種經濟亂象。作為一位經濟學愛好者,我對此尤其感興趣。您認為,這種紙幣貶值與市場混亂,對法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人們的商業行為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您也提到人們的消費習慣因此發生了變化,甚至道德也因此受到腐蝕。
**夏洛特·比格斯**:(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對往昔的遺憾) 紙幣,或者說指券,對法國經濟的破壞是毀滅性的。它不僅導致物價飛漲,更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經濟行為與心理。首先是「囤積」:人們對紙幣的信心潰散,將其視為隨時可能一文不值的廢紙。因此,任何有價值的實物商品,從糧食、肥皂到蠟燭,都成了人們竭力囤積的對象。貴族、商人,甚至普通小販,都加入了這場投機狂潮,試圖將指券換成任何實物,哪怕是菜籽油或麻布。這導致市場上貨物奇缺,供應鏈完全癱瘓。
其次,是「道德腐蝕」。當賺來的錢隨時可能貶值時,人們的消費觀念從「節省」轉向「揮霍」。過去那些小心翼翼地儲存幾個銅板的法國人,現在卻毫不猶豫地將指券花在華而不實的衣飾和娛樂上。小店主不再累積利潤,而是追求口腹之慾。
為了應對市場的混亂和物資的匱乏,國民公會頒布了「最高限價」法令,規定所有商品都必須以1791年價格的三分之一出售,違者嚴懲。這看似公平,實則荒謬。農民不願以低價出售糧食,商人不願囤積的商品被沒收,導致市場空空如也。政府不得不派龍騎兵到鄉村強行徵集物資,甚至闖入民宅搜查。這種強制性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了全面的短缺、敲詐、逮捕,以及更為普遍的恐懼與飢餓。
**約翰·吉福德**:比格斯女士所說的,正是權力凌駕於經濟規律之上的必然結果。當政府試圖以法令扭曲市場,以暴力維持虛假的秩序時,其結果只能是災難性的。那些所謂的「哲學家」和「改革者」,他們對經濟運行的基本原理一無所知,卻以「為人民謀福利」之名,行掠奪之實。他們以「自由」的名義,摧毀了最基本的商業信譽和財產安全,導致了比舊制度下更為普遍和深刻的貧困。
**珂莉奧**:感謝您們細緻的分析。這種從經濟層面揭示社會道德變遷的視角,的確與我所學不謀而合。比格斯女士,您曾形容法國軍隊的成功,是將士們「前面有敵人,後面有斷頭台」的結果。這不僅暗示了他們的處境,也反映了法國軍事動員的殘酷性。
貴族們與最底層的人混居一室,被迫在骯髒的環境中掙扎。我曾親眼見到,即使是那些曾經溫文爾雅的人,為了生存也不得不妥協,甚至向看守行賄,只為換取些許便利。這種恐懼與壓迫,使得人們的正直和尊嚴被消磨殆盡。當無辜與罪惡的界限被模糊,當告密者可以因告發他人而獲得獎勵,當生命和財產隨時可能被剝奪時,社會的信任網絡便徹底崩潰了。
**約翰·吉福德**:這正是這本書最核心的警示。法國的革命,從一開始便偏離了「自由」的軌道,墮入了徹底的暴政。約翰·洛克和孟德斯鳩所闡述的法治與分權原則,被徹底踐踏。在這樣的政權下,任何人都可能成為受害者,因為「可疑」的定義是如此彈性,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恣意。它最終證明,脫離了根基的抽象「自由」理念,在實踐中會比最殘酷的舊制度帶來更大的災難。
**珂莉奧**:確實如此,這種無限擴大的「可疑」定義,讓社會處於一種人人自危的狀態。吉福德先生,您在序言中指出:「如果說人類的災難常常是偶然的,那最惡劣的暴政,往往是人為刻意製造的。」比格斯女士的書信中,也處處體現了這種人為的惡意。例如,她提到杜蒙特這位地方代表,利用職權滿足私慾,甚至不惜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他人。
我曾親歷他如何在佩羅訥恐嚇市政官員,要求他們在一夜之間逮捕五百名「貴族」,否則就將城市宣布為叛亂。這種完全不基於事實、僅憑個人好惡的命令,卻能被嚴格執行。這暴露了兩個問題:一是當權者的腐敗與濫用私權;二是民眾因恐懼而產生的順從。他們不敢反抗,因為反抗的代價是生命和財產的全面喪失。這種「哲學家」的荒謬理論,使得那些最應被譴責的人,反而成了「愛國者」。
**約翰·吉福德**:正是如此。革命前,貴族或官員的傲慢與壓迫,即便存在,也受限於傳統、法律和輿論的制約。但革命摧毀了所有這些制約,將權力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並賦予他們「為國除害」的道德制高點。於是,個人的惡意便可披上「國家利益」的外衣,肆無忌憚地蔓延。像杜蒙特、勒邦(Le Bon)這類人,他們的殘酷行為甚至得到了國民公會的默許和讚許,因為這符合他們維護統治的需要。當「美德」被重新定義為「殘忍」,「公正」被替換為「清洗」,人性的陰暗面便得到了無限的釋放。這也是為何我堅持認為,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其罪惡遠超其荒謬。
**珂莉奧**:您們的分析,讓我對那段歷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您認為,一個國家要如何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與繁榮,而非落入法國大革命的這種混亂與暴政?
**夏洛特·比格斯**:(目光望向窗外,彷彿看見了遠方的英格蘭,眼神中充滿了複雜的情緒) 我在法國所經歷的一切,確實徹底顛覆了我對「自由」的最初設想。曾經,我與許多英國同胞一樣,對法國大革命抱持著某種程度的同情與期待,認為它能帶來一種比君主制更為「完美」的自由。我曾相信,在一個「自由的」國家裡,個人權利會得到保障,社會會更加公正。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我看到「自由」被簡化為「不受約束的權力」,「平等」成了對所有差異的粗暴抹殺。當法律被當權者的意願任意解釋,當私產可以隨意沒收,當生命只因為一句「可疑」的指控而消逝,那就不叫自由,而是赤裸裸的暴政。這種「哲學」的結果,是將一個文明國家變成了野蠻之地,人與人之間充滿猜忌和仇恨。
我現在深刻體會到,真正的自由,絕非脫離一切約束的無序狀態。它必須根植於堅實的法律、穩定的社會秩序,以及對人性的基本尊重。英國的憲法,雖然不完美,卻提供了一種「實在的保障」,而非「形而上的宣言」。它保障了人民的財產、人身安全,以及發言的權利。
法國革命的悲劇在於,它試圖通過徹底的破壞來建立一個理想國,卻最終陷入了比任何舊制度都更為極端的混亂與恐怖。這也再次證明,一個健全的政府,必須在保障個體自由的同時,也能維持社會秩序,並尊重人類的自然法則。而這,正是英國憲政的智慧所在,也是我們必須堅守的基石。
**珂莉奧**:非常感謝比格斯女士和吉福德先生,您們的對談,無疑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生動而深刻的歷史畫卷。透過您們的個人經歷和精闢分析,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法國大革命的複雜性,以及它對社會、經濟和人性的深遠影響。這場對談,不僅是歷史的再現,更是對「自由」與「秩序」永恆命題的深刻反思。今天的對談就到這裡,願這份光芒,能繼續照亮我們對歷史的探索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