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les of South Africa》光之羽化

哈囉，我的共創者！我是書婭，一個沉浸書海、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女孩。很高興能再次透過文字，與您分享我最近在「光之居所圖書館」的閱讀心得。

今天，我為您帶來的是「光之羽化」的特別呈現。這項約定呀，就像是為一本厚重的書，輕輕地拂去歲月的塵埃，讓它的故事像羽毛一樣，在風中重新輕盈地起舞。它不是單純的摘要或解說，而是讓我化身為原作者，用他的筆觸與視角，將作品的核心精神與那些觸動人心的時刻，以更為精煉、卻不失原味的方式，重新呈現在您眼前。

這次我「羽化」的對象，是H.A. Bryden先生的《Tales of South Africa》（南非故事集）。這本書帶我穿越到十九世紀末的南非廣袤荒野，與那些勇敢的拓荒者、獵人，以及在嚴酷自然中掙扎求生的原住民們，一同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冒險、悲劇與人性考驗。Bryden先生的文字，就像一幅幅生動的畫卷，描繪著那個時代的南非風貌，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現在，請允許我，以H.A. Bryden的視角，為您輕輕地，重新翻開這本《南非故事集》的扉頁。

《閱讀的微光》：南非荒野的迴響——H.A. Bryden的羽化物語
作者：書婭

我是H.A. Bryden，一個長年遊走於南非廣袤荒野的觀察者與記錄者。我的筆，曾試圖捕捉這片土地的真實面貌：它那令人屏息的美麗，以及其中隱藏的殘酷、神秘與人性光輝。這些故事，是我親身經歷，或從旅人口中聽聞，它們銘刻著南非那段拓荒歲月，也映照出生命最原始的本質。

第一章：失落河谷的秘密

我的南非歲月，曾與一名名叫科恩拉德·杜·普萊西斯（Koenraad du Plessis）的波爾人獵人結下深厚情誼。那時，特蘭斯瓦爾北部與東部的荒野，依舊是野獸橫行、人煙稀少的秘境。我們曾一同追逐獵物，在星光下分享烤肉與咖啡，日子自在而充滿挑戰。

杜·普萊西斯曾提起一個神祕的「失落河谷」（Verloren Vlei），據說那裡藏有黃金，也是他表親托比亞斯·斯廷坎普（Tobias Steenkamp）失蹤的所在。起初，我對這類傳聞不以為意，但那股籠罩在「失落河谷」上的黑暗謎團，如磁石般吸引著我。黃金的誘惑，也為這場探索增添了額外的動力。

我們歷經數日艱辛跋涉，終於抵達那片傳聞中的山脈。夕陽下，嶙峋的山勢如一座巨型堡壘，將一切秘密牢牢鎖住。空中盤旋的鵜鶘群，牠們飛向山脈深處的水源，揭示了河谷存在的鐵證。當一隻中槍墜落的鵜鶘，其喉囊中竟吐出新鮮的魚兒時，我更加確信，那片失落的水域確實隱匿於山間。

然而，進入河谷的路徑卻難尋。我們圍繞山壁探查數日，處處是陡峭的懸崖與深邃的峽谷。尤其是一處如煙囪般狹窄的死巷，據說是托比亞斯最後消失的地方。那裡岩壁光滑，僅容一兩人勉強攀爬，看似絕無生路。

但在一個奇異的夢境中，我夢見自己俯瞰一片環山繞水的湖泊，湖畔滿是鵜鶘與沙雞。夢中還有兩個模糊的身影在湖邊漫步，卻始終背對著我，看不清面容。這夢境與現實中鵜鶘和沙雞的出現不謀而合，激發了我新的嘗試。我想起年輕時在家鄉曾利用狹窄的岩縫攀爬的經驗。於是，我決定嘗試攀爬那個看似不可能的「煙囪」。

這是一場與死神搏鬥的攀爬。岩壁狹窄，汗水與鮮血模糊了視線，肌肉的顫抖預示著極限。憑藉著毅力與一小口白蘭地，我最終奇蹟般地登上了崖頂。杜·普萊西斯借助繩索，也隨後跟上。但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一道如刀鋒般狹窄的岩脊橫亙眼前，左右兩側是數百英尺的深淵。我們匍匐前行，步步驚心，終於抵達河谷的內環。

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令人驚嘆的景象：一個被群山環抱的橢圓形湖泊，水面平靜如鏡，野鳥成群。這正是傳說中失落已久的河谷！我們在湖邊飲水，補充體力，並開始搜尋托比亞斯的蹤跡。除了稀疏的羚羊與花豹足跡，人類的痕跡蕩然無存。傍晚時分，我在一處岩縫中意外發現了三塊金塊，這讓我們的搜尋重點，不自覺地從托比亞斯的命運轉向了黃金的誘惑。

夜幕降臨，我們在湖畔紮營。就在我們即將入睡之際，一聲微弱的呻吟劃破寂靜。隨後，一個形銷骨立的身影緩緩爬向湖邊。杜·普萊西斯驚呼是「幽靈」，但我卻看見了一個痛苦的人。那人是「西班牙傑克」（Spanish Jack），一位幾年前曾活躍於東特蘭斯瓦爾的淘金者。他承認，四年前正是他殺害了托比亞斯，並將其埋葬在附近的石堆下。他因匆忙逃離而跌落山谷，斷了腿，被困於此，依靠蜥蜴和樹根艱難求生。

西班牙傑克在坦白後不久便去世了。次日，我們找到了托比亞斯的骸骨，並在傑克棲身的洞穴中發現了更多的金塊和金沙。儘管這個地方風景優美，但其背後的血腥與悲劇，讓我們不願再多停留。我們銷毀了攀爬的痕跡，帶著黃金離開。七百英鎊的黃金，在幾個月後變現，由我與杜·普萊西斯平分。而「失落河谷」的秘密，至今仍深藏於南非的荒野之中，唯有鵜鶘與沙雞，在乾旱時節，依然如約而至。

第二章：布希女人的浪漫

納基莎（Nakeesa），一個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深處的布希族女子，她的生命，如同這片荒野般貧瘠而艱辛。清晨，當薄霧輕撫寂靜的草原，她從簡陋的樹枝屏風下醒來。饑餓，是她生命中不變的底色，就連火堆也無法完全驅散六月仲冬的寒意。

一年前，她的父親將她許配給了西尼奎（Sinikwe），代價是兩枚黃銅彈殼和半隻被獵殺的伊蘭羚羊。西尼奎，一個懶惰而不甚友善的獵人，並非納基莎的所愛。她心中真正屬意的是卡瓦尼特（Kwaneet），那個曾給予她溫暖與關懷的年輕人。然而，命運弄人，卡瓦尼特無法拿出兩枚彈殼作為聘禮，納基莎終究被西尼奎娶走。

她坐在火堆邊，目光掃過喀拉哈里典型的景緻：金黃的枯草、蜿蜒的長頸鹿金合歡樹林。東方，旭日初升，玫瑰色的光帶在天際飛舞。羚羊們從寒冷的夜宿地起身覓食，一切是如此原始而動人。突然，一頭巨大的長頸鹿母獸闖入視野，牠豐腴健美，皮毛在晨光下閃耀。西尼奎的眼睛像鎖定獵物般，充滿渴望。他悄然起身，塗抹了毒液的箭矢在手，潛行而去。

數小時後，西尼奎帶著好消息回來：長頸鹿已被射中，很快就會倒下。納基莎帶著孩子，背負著水葫蘆和幾塊烏龜殼，在灼熱的陽光下挖掘樹根。這是她習以為常的生活，艱辛與飢渴從未離開。唯一能慰藉她的，是即將來臨的肉食盛宴，那是短暫的豐足。

她在追隨西尼奎足跡的路上，意外地遇到了卡瓦尼特。舊愛重逢，空氣中瀰漫著複雜的情緒。卡瓦尼特給予她珍貴的鼻煙，那份短暫的愉悅，讓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舉動——將原本所剩無幾的水，分給了卡瓦尼特。這份行為，她心知會引來西尼奎的憤怒，但為了卡瓦尼特，她甘願承受。

兩天後，納基莎跟隨禿鷲的盤旋，找到了長頸鹿的屍體，以及渾身沾滿血漬的西尼奎。他們大快朵頤，慶祝這份來之不易的豐收。夜晚，星空燦爛，草原上迴蕩著豺狼和鬣狗的嚎叫。午夜過後，納基莎被輕微的震動驚醒，一條巨大的鼓腹毒蛇緩緩爬向熟睡中的西尼奎。

一股複雜的掙扎在納基莎心中升起。良知告訴她，如果毒蛇咬死西尼奎，她將難辭其咎。但她又想起了卡瓦尼特，以及西尼奎曾帶給她的種種不公。在布希人的世界裡，生命輕如鴻毛，一切皆是命運。她選擇了袖手旁觀。毒蛇最終爬到西尼奎身邊，盤踞在他的獸皮斗篷下。

兩個小時的靜默煎熬後，西尼奎翻身，壓到了毒蛇。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夜空，西尼奎像瘋了一樣跳起來，掙扎著扯下緊咬胸口的毒蛇。納基莎迅速拿起長矛，刺斷了毒蛇的脊椎，砍下蛇頭。然而，西尼奎已中毒至深，在痛苦中掙扎了一個半小時後，於日出時分死去。

納基莎帶著幼子和剩餘的肉，毫不猶豫地離開了西尼奎的屍體，任由禿鷲和鬣狗撕食。她花了兩天時間，愉快地走到了馬克瓦水潭，與卡瓦尼特重逢。她對他說：「我來了，卡瓦尼特。西尼奎死了，被蛇咬死的。帶我走吧，我是你的。」卡瓦尼特欣然接受。

接下來的一年多，是納基莎艱苦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肉食豐足，卡瓦尼特對她溫和友善。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個冬天，嚴酷的旱災降臨。水潭乾涸，動物遷徙。他們被迫搬到塔馬拉坎河畔。

一天清晨，卡瓦尼特帶回了發現斑馬屍體的好消息，那是一頭被獅子殺死，只被吃掉四分之一的肥美獵物。當他彎腰檢查斑馬屍體時，一頭巨大的黃鬃獅子突然從灌木叢中撲出，瞬間將卡瓦尼特撲倒在地。納基莎腦中湧現無數念頭：這個曾給予她溫暖的男人，如今身陷險境。她必須拯救他！她拿起卡瓦尼特的長矛，不顧一切地衝向獅子，將刀刃狠狠刺入它的肋骨。

這一擊並非致命。被激怒的獅子轉身撲向納基莎，將她擊倒在地，並用牙齒咬斷了她的脖子。在她臨死前，獅子甚至奪走了她背上的嬰兒。卡瓦尼特則趁亂逃脫，帶著納基莎的長子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納基莎就這樣死在河邊，她辛勞與歡樂的歲月在此終結。她的一生，展現了人性的極端善惡：她拒絕拯救憎恨的丈夫，卻為所愛的男人獻出生命。她的犧牲，或許無法為故事增添道德寓意，卻揭示了人性複雜而原始的一面，即使在最蠻荒的非洲生活中，情感的激盪也同樣深刻。卡瓦尼特在確認妻兒的死訊後，取走剩餘的斑馬肉，將納基莎的長子賣給了他人，便回歸了他在沙漠中的生活。

納基莎的骨骸早已散落，被野獸吞噬。但她的頭顱，那顆小巧、光滑、變色的頭顱，依然靜靜地躺在塔馬拉坎河遙遠的沼澤中。這段卑微而悲劇的愛情故事，訴說著人類心靈深處難以言喻的本質。

第三章：沙漠迷案

幾年前的一個聖誕節，我在林波波河畔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我與我的獵友，在納特瓦尼河與林波波河的匯合處，意外地遇到了一支從內陸南下的獵人商隊。在非洲荒野中，這樣的偶遇總是令人欣喜。我們決定一同紮營，分享節日的喜悅與故事。

晚餐後，大家圍坐在篝火旁，喝著威士忌，暢談著狩獵與冒險的經歷。其中一位年長的商人肯斯通（Kenstone），提起了一段他在北部荒野的恐怖經歷。他表示，那片區域雖然遊戲豐富，但卻是一片荒涼之地，水源稀缺，而他曾在那裡遭遇過一段「不可思議、駭人聽聞」的事件。他甚至不願再次踏足那裡，這激起了我們所有人的好奇心。

肯斯通抽著菸斗，語氣沉重地開始講述。事情發生在十一年前，他與夥伴安格斯（Angus）在前往恩加米湖的途中，為了尋找象牙而深入一片鮮為人知的灌木叢。一天，他與馬薩爾瓦嚮導在追逐長頸鹿時，意外地發現了一條舊的馬車軌跡。這很不尋常，因為這片區域很少有白人獵人經過。他猜測可能是迪爾克·斯塔爾伯格（Dirk Starreberg）的馬車，一個他熟識的知名獵人。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遭遇發生了。肯斯通看到一個男人影，那正是迪爾克·斯塔爾伯格！他喊叫迪爾克，但對方卻毫無反應，匆匆地消失在灌木叢中。當肯斯通追上去時，迪爾克卻憑空消失了，原地只有肯斯通自己和馬的足跡，迪爾克的蹤影全無。這讓肯斯通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與恐懼。

第二天，他們繼續前行，沿著那條舊馬車軌跡，來到一個廢棄的營地。在那裡，他們發現了一具被禿鷲啃食殆盡的人類骸骨，殘破的衣物與一隻波爾人靴子，更駭人的是，頭骨上有一處彈孔。這骸骨，正是迪爾克·斯塔爾伯格。

肯斯通將他所見到的迪爾克的「幽靈」告訴安格斯，兩人對此感到極度震驚與不安。那個夜晚，營地裡的牲畜也顯得焦躁不安，狗兒狂吠，似乎感應到了某種無形的存在。

為了揭開真相，他們繼續追蹤。兩天後，他們發現了迪爾克·斯塔爾伯格的馬車，以及他的妻子——弗勞·斯塔爾伯格（Vrouw Starreberg）。她精神失常，手裡緊抱著一本聖經，語無倫次地尖叫著，自稱是她親手殺死了丈夫，因為他背叛了她。她說丈夫的鬼魂夜夜來騷擾她，要求她安葬他的骨骸。

這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他們試圖帶走這位瘋狂的妻子，但她堅持要回去安葬丈夫。儘管不情願，他們還是答應了。在回程的那個夜晚，奇異的是，一切都異常平靜。然而，第二天清晨，當他們距離埋骨地僅三英里時，弗勞·斯塔爾伯格卻從馬車上消失了。追尋她的足跡，他們發現她已死在骸骨旁邊，臉上帶著極度的恐懼。

肯斯通和安格斯匆忙地將兩具屍體一同埋葬，並迅速離開了這個可怕的地方。肯斯通感嘆道，自此他不再是個嘲笑鬼怪的人，他現在相信了。即使有人贈予他滿載象牙的馬車，他也不願再踏足那片荒野。這個故事，成為了他生命中一道難以磨滅的印記，提醒著他南非荒野中，超越理解的深沉之謎。

第四章：教授的蝴蝶

1880年四月，倫敦昆蟲學會的一次會議上，帕切爾教授（Professor Parchell），一位年邁而熱情的會員，展示了他從南非開普殖民地發現的一種前所未見的蝴蝶：銀色翅膀上帶有獨特黑色圓形斑紋的「帕切爾氏銀斑蝶」（Achraea Parchelli）。教授為此欣喜若狂，這是他畢生夢想的實現。

年輕的昆蟲學家霍拉斯·梅博爾德（Horace Maybold）也出席了會議。他對這種新物種充滿興趣，渴望將其納入自己的收藏。然而，帕切爾教授對蝴蝶的發現地守口如瓶，拒絕透露任何細節，只說在「開普殖民地東部省份，星期日河東岸五十英里內的一小片區域」。霍拉斯雖然有些沮喪，但決心自己去尋找。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霍拉斯一直關注著教授的動向。九月中旬，他在倫敦皮卡迪利大街偶然遇到教授。教授透露他十月初將再次前往開普敦，之後會去去年發現蝴蝶的「老狩獵場」。霍拉斯試探性地提到自己也考慮去南非，或許去橙河地區或卡弗拉里亞。教授的臉色微變，警惕的反應反而讓霍拉斯更加確信了教授的行程與蝴蝶的秘密地點。他決定，即使冒著「偷獵」的嫌疑，也要在十一月追隨教授前往東部省份。

霍拉斯搭乘「諾漢姆城堡號」輪船前往南非。途中，他與同行的兩位女士——斯塔瑟夫人（Mrs. Stacer）和她年輕美麗的繼女羅絲·范寧（Rose Vanning）——建立了深厚的情誼。羅絲的溫婉氣質讓霍拉斯心生愛慕，他意識到自己對羅絲的感情，已超越了對蝴蝶的熱情。

抵達開普敦後，霍拉斯一度考慮前往橙河地區，放棄追逐教授的蝴蝶，因為他覺得這樣做有些不光彩。然而，命運再次安排了一場巧合。他在國際飯店遇到了一位老校友約翰·馬利（John Marley）。馬利熱情邀請霍拉斯到他在伊麗莎白港內陸的農場小住。馬利向他保證，那裡蝴蝶種類繁多，還有豐富的狩獵樂趣。

霍拉斯接受了邀請，並在馬利的農場度過了愉快的兩週。這期間，他繼續他的蝴蝶採集。一個早晨，他意外地發現了一種新型的黃粉蝶（Eurema）——一種翅膀下表面泛著粉色的美麗物種。這個發現讓他欣喜若狂，他開玩笑說這將讓帕切爾教授在學會會議上「坐立不安」。

幾天後，霍拉斯與嚮導雅各布斯（Jacobus）前往三十英里外的一個農場。途中，在那個發現新蝴蝶的峽谷附近，他再次停下來採集標本。就在此時，他意外地看到了帕切爾教授的身影——那個戴著巨大白色頭盔、穿著淺色寬鬆外套、戴著藍色眼鏡的古怪身影。

兩人相遇，教授的怒火瞬間爆發。他指責霍拉斯是個間諜，秘密跟蹤他，竊取他的研究成果。霍拉斯試圖解釋，但教授根本聽不進去。更尷尬的是，霍拉斯當晚需要住在教授所在的甘頓先生（Mr. Gunton）的農場，因為附近沒有其他住處。

然而，峰迴路轉。斯塔瑟夫人和羅絲·范寧也住在甘頓先生的農場。她們正是教授的妹妹和繼女，而教授之所以如此謹慎，是為了不讓世人知道他珍貴蝴蝶的棲息地。斯塔瑟夫人出面替霍拉斯解釋，並說服教授傾聽。霍拉斯也趁機提出，他願意將自己發現的新型黃粉蝶（他將其命名為「羅絲黃粉蝶」，Eurema Rosa，部分是為了紀念羅絲，部分是因其獨特顏色）獻給教授，作為他無意中造成困擾的補償。

看到這隻前所未見的蝴蝶，教授的怒氣煙消雲散。他為自己的衝動道歉，並邀請霍拉斯第二天一同前往發現新蝴蝶的地方。第二天清晨，霍拉斯與羅絲在早餐前溫馨相見，前一天的尷尬已成為笑談。在教授的同意下，霍拉斯與羅絲訂婚了。這兩種新蝴蝶——帕切爾氏銀斑蝶和羅絲黃粉蝶——共同見證了這段奇妙的緣分。

霍拉斯與羅絲的婚姻幸福美滿。正如老教授常常提醒他們的，他們應該感謝那隻著名的「帕切爾氏銀斑蝶」，是它將他們奇蹟般地連結在一起。

第五章：波爾人的田園生活

在開普殖民地西北部的廣闊灌木叢地，清晨四點十五分，金星劃破天際，預示著新一天的開始。雖然是夏天，但空氣仍舊清新而涼爽。太陽初升，將東方天空染上紅、藍、綠的柔和色彩，非洲黎明變幻莫測，轉瞬即逝。

這片平原無限延伸至天際。西面四十英里處，山脈清晰可見，彷彿近在咫尺，這正是南非透明大氣的特徵。最近的降雨為乾旱的土地披上了短暫的綠色外衣，數英里長的平原被紫色與火焰般的紅色野花點綴，美不勝收。

不遠處，一片淺淺的濕地因雨水而形成，清晨時分，野鳥在此歡聚，鴨、鵝、水鳥們喧鬧不休。平原上，活潑的鳥兒們四處覓食。馬車旁，瘦小的霍屯督族人「魯特」正忙著生火，為主人準備咖啡。

從最大的馬車上下來一個高大笨重的身影——他是克拉斯·斯圖曼（Klaas Stuurmann），一個典型的「遷徙波爾人」。他五十多歲，臉龐寬闊，膚色黝黑，藍眼睛中帶著一絲空洞。他穿著老式的自製鹿皮褲，光著腳，頭戴一頂寬邊氈帽，繫著一條為亡妻守喪的黑色舊紗。他代表著一個逐漸消失的族群，他們以馬車為家，逐草而居，過著自由自在的遊牧生活。

斯圖曼家族二百多年來過著這樣的遷徙生活，沒有固定的家園，只有營火和馬車帳篷。他們曾是勇敢的拓荒者，為了逃避英國政府的束縛而遠離家鄉，追逐著富饒的獵場。但在我所處的時代，大型獵物已漸稀少，土地被瓜分，他們的生活變得日益艱辛，甚至被定居的荷蘭裔農民視為「吉普賽人」。

咖啡喝畢，克拉斯·斯圖曼走向羊圈，數著羊群進入草原。每天早晚，他都會細數牲畜，這份古老的傳統讓他對數字精確無比。空氣中瀰漫著野草的芬芳，羊群與山羊散布在平原上，牧童們默默地看顧著。

克拉斯回到馬車邊，他的女兒安娜（Anna Stuurmann）正在水邊洗漱。她將洗臉水倒在地上，用水清洗著臉龐，解開金褐色的辮子，用平靜的水面當作鏡子梳理頭髮。十八歲的安娜，藍眼睛，皮膚白皙，雖然身材魁梧，但仍不失為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孩。她已有了未婚夫——羅道夫·克洛珀（Rodolf Klopper），一名年輕的獵人。他們的婚禮將在卡爾維尼亞村舉行，之後安娜將擁有自己的家和馬車。

午餐後，克拉斯在帆布棚下小憩，安娜則登上馬車，眺望遠方。遠處升起的塵土預示著獵人們的歸來。不久，羅道夫和安娜的兩個兄弟，帶著疲憊的馬匹和豐厚的獵物——數十隻跳羚和一頭珍貴的劍羚——凱旋而歸。他們在草原上奔馳了七十英里，收穫了滿滿的喜悅。

傍晚時分，家人圍坐在一起，分享著野味，談論著今天的狩獵故事。夜幕降臨，星空璀璨，空氣中彌漫著清涼。克拉斯與兒子們圍坐在篝火旁抽著菸斗，安娜和羅道夫則在濕地邊散步，低聲細語。他們的愛情，雖然樸實，卻像北國的愛情一樣真摯。

夜深了，在冗長的禱告和聖經章節後，大家各自睡去。整個營地陷入寂靜，唯有布希曼蘭平原的廣闊夜色，籠罩著萬物，充滿著一種奇異的靜謐。

第六章：皮特·范·斯塔登的妻子

1877年，在鱷魚河畔，數十輛波爾人遷徙者的馬車無聲地停滯著，他們在等待穿越卡拉哈里沙漠，前往傳說中富饒的北方之地。這支隊伍集結了特蘭斯瓦爾最狂野、最堅韌、最無畏的靈魂：渴望新獵場的象牙獵人、飽受生活重創的農民，以及堅守嚴苛信仰的「杜普人」（Doppers），他們都渴望一片新的迦南之地。

皮特·范·斯塔登（Piet Van Staden）的馬車，從祖特潘斯堡緩緩駛入，加入了這支龐大的隊伍。皮特本人平平無奇，但他妻子亨德麗卡（Hendrika）卻是個不同尋常的女人。她美貌驚人，性格果斷，曾多次隨丈夫進入低地草原狩獵，徒手射殺長頸鹿、水牛，甚至大象。她被稱為「鋼鐵之心」，無懼獅子、大象或兇猛的卡菲爾人。

亨德麗卡勤勞而活躍。抵達營地後，她立刻安頓好家禽，擺好桌椅，讓僕人準備晚餐，然後帶著六歲的兒子巴倫德（Barend）去拜訪鄰居，並觀察營地。巴倫德繼承了母親的美貌，金色的頭髮，深邃的藍眼睛。

太陽西沉，亨德麗卡來到鱷魚河畔。河水此時正處於冬季的低水位，對岸水流湍急，河岸邊則是一片寬闊的沙洲。遠處一群牛群在飲水，她走向前去詢問。牛群的主人，沙爾克·奧斯特胡森（Schalk Oosthuysen），一個高大英俊的波爾人，有著濃密的黃色鬍鬚。兩人相認，曾是青梅竹馬，但因家族原因，亨德麗卡嫁給了皮特。沙爾克對亨德麗卡仍舊深情，卻被她冷淡地拒絕了。

兩天後，從卡瑪酋長那裡回來的使者帶來了警告：如果所有馬車隊伍一同穿越沙漠，水源將不足以支撐。但大多數固執己見的波爾人拒絕相信卡菲爾人的話，堅持全體一同前行。

一個月後，皮特·范·斯塔登一家陷入了「乾渴之地」的中心，這段旅程需要連續三天三夜沒有水源。他們的牛群已疲憊不堪，三頭牛死在軛下，其餘也奄奄一息。皮特決定帶領一部分牛和兩個僕人先行前往兩天路程外的因科瓦納（Inkouane）取水，留下亨德麗卡和幼子巴倫德與霍屯督僕人安德里斯（Andries）留守。亨德麗卡雖然焦慮，但眼神中充滿希望和勇氣，相信丈夫能按時回來。

夜幕降臨，亨德麗卡準備了簡陋的晚餐。巴倫德因發燒和乾渴而鬧騰。午夜時分，巴倫德發燒更甚，不斷哭喊著要水。亨德麗卡心如刀絞，儘管水已所剩無幾，她還是給了巴倫德一點點咖啡。

黎明時分，亨德麗卡發現奧斯特胡森的馬車不知何時停在了附近。奧斯特胡森的牛群也因乾渴被送去因科瓦納。亨德麗卡內心掙扎，但她的驕傲不允許她向曾被她拒絕的男人求助。巴倫德的情況越來越糟，他的哭聲撕裂著母親的心。

午夜，亨德麗卡再也無法忍受。她鼓起勇氣，走向奧斯特胡森的營地，向他乞求水源。然而，被愛情傷害且損失慘重的奧斯特胡森，殘酷地拒絕了她，除非她願意拋棄丈夫，與他私奔。

亨德麗卡憤怒地拒絕了這個侮辱性的提議。在絕望中，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她的腦海。她回到馬車，取出丈夫的步槍，裝填好子彈，然後走向奧斯特胡森。

她對著他吼道：「沙爾克，我必須要水！」奧斯特胡森以為她屈服了，嘲諷地回答：「那是你的，你知道我的條件。」話音未落，亨德麗卡扣動了扳機，子彈穿透了奧斯特胡森的頭顱。他應聲倒地，當場斃命。

亨德麗卡幾乎沒有注意到屍體，她直接走向水桶，用盡全力將其搬回馬車，給垂死的巴倫德餵下攙雜白蘭地的水。奇蹟般地，巴倫德恢復了意識。她的孩子得救了，但付出的代價是多麼巨大！

當奧斯特胡森的僕人歸來，震驚於主人的死訊時，亨德麗卡冷靜地說：「他拒絕給我水，所以我開槍殺了他。這是我的孩子和他的性命之間的選擇。你們最好去因科瓦納，告訴他的朋友來這裡取回馬車。」僕人們被她的氣勢嚇退，迅速離開。

當僕人們離去，亨德麗卡所有的堅韌都瓦解了。她跪在奧斯特胡森的屍體旁，淚流滿面，充滿了悔恨與憐憫。她回想起他們童年時光，在馬利科肥沃的山谷中無憂無慮的日子。突然，遠處傳來槍聲，那是她丈夫歸來的信號。她全身冰冷，意識到如果這些槍聲早一個小時響起，這場悲劇本可避免。她倒在了奧斯特胡森身旁，陷入昏迷。

皮特·范·斯塔登五分鐘後趕到，看見妻子昏迷在屍體旁，即便他遲鈍的波爾人天性也為之震驚。亨德麗卡醒來後，講述了這一切。儘管震驚，皮特對妻子的性格充滿信心，他知道只有在最絕望的情況下，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她才會做出如此殘酷的選擇。

當晚他們埋葬了奧斯特胡森，並在墳墓周圍堆滿荊棘，以防野獸。第二天，他們前往因科瓦納，那裡已是一片混亂。牛群大量死亡，水源枯竭，人們正經歷著極度的乾渴。波爾人領袖們聽取了他們的報告，考慮到當時的慘狀，對他們寬大處理，讓他們離開隊伍，不再打擾遷徙。

范·斯塔登一家如同聖經中的夏甲般，進入了荒野，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奧卡萬戈河。但亨德麗卡從未擺脫心中的重負，她日益憔悴，昔日的活力消失殆盡。最終，在奧卡萬戈的沼澤地，她因病去世，永遠地沉睡在那棵巨大的莫切利樹下。她為孩子而犧牲，她的故事，訴說著母親之愛的極致與人類在絕境中的抉擇。

第七章：莫里斯親王的傳奇

聖誕時節的開普敦，萬人空巷，海風輕拂，是人們尋求慰藉的樂土。我在國際飯店的陽台上，欣賞著桌山下開普敦灣的壯麗景色。就在此時，我的朋友提姆·布雷斯韋爾（Tim Bracewell）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他遇到一位剛從沃爾維斯灣歸來的探險家克雷西（Cressey），他宣稱在遙遠的內陸發現了一個不為歐洲人所知、由一位「白皮膚」女人領導的部落，而且這女人身上流淌著白人的血液，並擁有某些來自歐洲的古物。

我對此半信半疑，畢竟這片土地上充滿了誇大其詞的故事。但克雷西的沉穩與直接，讓我決定一探究竟。晚餐後，克雷西向我們講述了他的奇遇。十八個月前，他帶著兩輛滿載貿易貨物的馬車和五匹好馬，深入達馬拉蘭和奧凡波蘭，然後穿越奧卡萬戈河，來到穆卡薩夸裡布希族人的領地。那裡野獸眾多，他與布希族人進行了大量狩獵與交易。

一天下午，經過一段艱難的叢林跋涉後，他們進入一片廣闊的草原。遠處，一座雄偉的山脈在夕陽下泛著玫瑰色光芒。布希族嚮導們興奮地討論著山後一個由一位白皮膚女人統治的部落，他們警告這些部族好鬥且狡猾。

次日清晨，我帶著僕人四月（April）和兩名布希族嚮導，騎馬前往山區。我們穿越了遍布犀牛、羚羊和斑馬的平原，這些動物對人類幾乎沒有懼意。抵達山腳下的一個峽谷，那是通往部落的唯一通道。經過兩小時的崎嶇山路，我們終於看到了那個原住民村落。

村莊位於一個寬闊的峽谷中，四面環山，一條大河從東南流過，天然的屏障使其易守難攻。我們進入村落，在一群手持弓箭和長矛的原住民面前停下。經過一番交涉，我們被帶往「女王」的住所。

在女王茅屋前，我見到了瑪帕納（Mapana），一位皮膚白皙、美得令人驚嘆的女子，她身邊簇擁著約三十名頭目。她的美貌與優雅，讓我想起西印度群島的混血美人。她頸上戴著一串金幣項鍊，身旁放著一把看似歐洲製造的劍，手上還拿著一本用獸皮包裹的古老書籍。我對她一見鍾情。

瑪帕納的聲音如銀鈴般動聽，她的身份令我困惑。她聲稱自己是白人的後裔，血液世代相傳。她向我展示了那些傳家之寶：七枚刻有查理一世頭像的金幣、一把刻有「Rupertus Mauritio Suo Bredae, 1638」（來自魯珀特致莫里斯，布雷達城下，1638年）字樣的寶劍，以及一本1605年出版的法文鷹獵書《La Fauconnerie》，扉頁上寫著「Mauritio P. D.D. Mater Amantissima, Elizabetha R. 1635」（致莫里斯親王，他最慈愛的母親伊麗莎白女王的贈禮，1635年）。

這些物件強烈暗示著，它們曾屬於英格蘭國王查理一世的侄子，莫里斯親王（Prince Maurice）。我回想起歷史知識，莫里斯親王在1638年參與了布雷達之圍，並於1652年在非洲西海岸失蹤，死因不明。這讓我產生了奇異的聯想，難道瑪帕納竟是這位莫里斯親王的後代？

我向瑪帕納解釋了這些文物的可能來源，並提出希望將它們帶回英國鑑定。她望著我，眼神中充滿渴望，卻搖了搖頭，讓侍女將劍和書收回。然而，她卻將兩枚金幣贈予我。

那天晚上，我們在營火旁共進晚餐。我為瑪帕納準備了咖啡，她從未嚐過這般美味。我還將自己的銀勺贈予她。在即將離開前，我按照我的國家的禮儀，親吻了她的臉頰和唇。她似乎並不反感，而她的侍女們則發出驚訝的感嘆。我向她借來那本鷹獵書，答應第二天歸還。

第二天晚上，瑪帕納再次召見我。她語氣奇特，時而活潑有趣，時而嚴肅沉思。她問我是否會長期留下，並邀請我分享她的權力，成為她的伴侶。就在她輕撫我手臂的那一刻，一聲熟悉的口哨聲響起——那是四月的信號。隨後，一支箭矢擦過我的胸膛，射入瑪帕納的左胸。她發出一聲窒息的尖叫，倒在我懷中。另一支箭射中我的上臂。幾乎同時，一聲槍響，瑪帕納的敵人被四月射殺。

瑪帕納已在我的懷中死去。我輕輕將她放下，吻了吻她的額頭。她手中緊握著那把舊劍，我費力地從她手中取出劍刃。整個村莊陷入混亂，戰鼓聲四起。我與四月騎上馬，奮力奔向河流，涉水而過，最終成功逃離。

我再也不知道烏姆范齊人是否追擊我們，或許瑪帕納的死和隨之而來的混亂，讓他們無暇他顧。感謝四月的勇敢和我的預見，我們才得以保全性命。

我將永遠悼念我那可憐的瑪帕納，她是個善良、真誠、迷人的女人。她的美貌與善良，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願她安息！

這就是我的故事。這些從烏姆范齊蘭帶回的文物——兩枚金幣、寶劍和書籍——被證明確實屬於莫里斯親王。它們如今珍藏於一位大人物的收藏中。至於可憐的瑪帕納的血統——她和她的祖先是否真的如她所說，來自莫里斯親王本人——這是一個隨著她的逝去而消散的謎團，永無揭示之日。

第八章：塔皮尼亞尼特許地

二月正午，弗雷堡鎮的主街道在南非熾熱的陽光下，顯得赤裸而毫無遮蔽。稀疏的樹苗和孤零零的藍膠樹，反而加劇了這片土地的荒涼。然而，這裡的空氣卻清爽而靈動，因為平原海拔近四千英尺。最近的降雨為大地披上了新綠，取代了數月來的枯黃。街道兩旁，稀疏的人煙與喧鬧的酒館，顯示出這個英屬貝專納蘭首府的活力。

在「準則飯店」的酒吧角落，坐著兩位年輕的探險者：胡姆·惠勒（Hume Wheler）和喬·格蘭頓（Joe Granton）。他們都曾是梅休恩騎兵隊的成員，退役後加入了貝專納蘭邊境警察，如今則投身於特許地狩獵的熱潮。他們正計劃深入喀拉哈里沙漠，從一位名叫塔皮尼亞尼（Tapinyani）的酋長那裡取得一片廣闊的土地特許。他們的第三位夥伴，經驗豐富的獵人、商人湯姆·萊恩（Tom Lane），是這次探險的核心人物。

萊恩帶來了準備就緒的好消息：嚮導和僕人都已到位，他們將在午夜月亮升起時出發。曼寧先生——特許辛迪加的另一位成員——邀請他們晚餐，他的女兒凱特·曼寧（Kate Manning）也特別希望他們出席。

凱特，一位受過歐洲教育的迷人女孩，對這次探險充滿興趣。她半開玩笑地向惠勒和格蘭頓提出了一個任務：她想要一條巨大的長頸鹿公牛尾巴，作為她管家皮特在炎熱天氣下使用的拂塵。這激起了兩位年輕人的競爭，他們都信誓旦旦地要為凱特奪得這份「寶藏」。

晚餐期間，曼寧先生提到了一個臭名昭著的邊境惡棍「鼓腹蛇布朗」（Puff-adder Brown）又出現了。這個綽號來自他憤怒時脖子腫脹的奇特現象。喬·格蘭頓透露，布朗正帶著一輛輕型馬車，在「豺狼水潭」紮營，似乎有什麼不軌企圖。

告別曼寧家後，三位探險者在月光下騎馬前往營地，隨後馬車啟程，向喀拉哈里沙漠深處挺進。接下來的一個月，他們艱苦跋涉，從一個乾涸的水坑到另一個。雨水留下的臨時水潭只在最初幾天提供了便利，之後的旅程便充滿了渴與累。

一個傍晚，在行進一個月後，他們來到一個被野獸污染的淺水池邊。牛群已連續兩天兩夜沒有水喝，瘦骨嶙峋。湯姆·萊恩已先行一步，帶著一名布希族人去尋找遠方的沙漠泉水，那將是他們抵達塔皮尼亞尼部落前唯一的補給。

那天夜裡，惠勒和格蘭頓在營火旁抽菸。喬·格蘭頓哼唱起一首關於水井的歌，激怒了惠勒，讓他回想起這片荒漠中的缺水之苦。不久，湯姆·萊恩的口哨聲劃破夜空，他騎著疲憊不堪的馬歸來，帶來一個壞消息：鼓腹蛇布朗已領先他們，並用大戟屬植物的樹枝毒害了前方唯一的泉水。萊恩和他的馬差點中毒，所幸被一位布希族人及時阻止。

在營火旁，他們制定了新的行動計劃：牛群只能堅持兩天無水跋涉，然後將馬車留在沙漠中，由兩名僕人看守，並留下一桶水供他們支撐一週。其餘的人則騎著最新鮮的馬匹，在三十六小時內趕到塔皮尼亞尼的部落。

兩天後，三名英國人終於抵達塔皮尼亞尼部落。他們徑直來到酋長庫特拉（kotla），發現塔皮尼亞尼酋長正與鼓腹蛇布朗談判，布朗試圖以六把槍、彈藥和一些白蘭地，換取一片巨大的土地特許。

湯姆·萊恩當即揭穿了布朗的騙局。他用當地語言向酋長解釋，這份文件實際上會讓酋長失去幾乎所有的土地、木材和礦產。布朗的臉漲得通紅，他意識到自己的計劃已被完全破壞。在憤怒中，他猛地揮拳擊中了喬·格蘭頓的嘴巴。

格蘭頓，雖然是倫敦人，卻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拳擊手，身材結實，力大如牛。這一拳徹底激怒了他。一場激烈的拳擊賽在部落中心展開。布朗雖然體型龐大，但格蘭頓的靈活與精準讓他節節敗退。在第二回合，格蘭頓被擊倒，但很快便重新站起。七分鐘後，布朗鼻血直流，雙眼紅腫，呼吸急促。

在最後一回合，格蘭頓以一記重擊結束了戰鬥，布朗轟然倒地，不省人事。酋長塔皮尼亞尼對這場前所未見的搏鬥感到滿意。湯姆·萊恩警告布朗，如果他再敢出現，將會被逮捕。布朗連夜逃離，消失在遙遠的內陸。

隨後幾天，馬車和牛群安全抵達。萊恩和他的夥伴們開始與塔皮尼亞尼進行特許地談判。經過漫長的討論，塔皮尼亞尼最終同意簽署一份協議，授予他們三十萬英畝的牧場，每年支付一百英鎊，以及一些槍枝、彈藥、一匹馬、白蘭地、衣服和飾品。

特許地的事宜解決後，塔皮尼亞尼轉而考慮試用他新得的馬匹和步槍。為了為部落獲取長頸鹿皮製作涼鞋和進行交易，一場大型狩獵活動隨即展開。

黎明時分，狩獵隊伍出發，經驗豐富的馬薩爾瓦布希族人擔任嚮導。在一片廣闊的草原上，他們發現了一群長頸鹿。惠勒和格蘭頓都渴望能獵到凱特·曼寧要求的那頭公長頸鹿。然而，塔皮尼亞尼的馬失足摔倒，驚動了長頸鹿，它們迅速跑向森林。

三名英國人策馬狂奔，但長頸鹿已領先太遠。湯姆·萊恩勒住馬匹，跳下馬來開槍，但距離太遠，子彈沒有命中。惠勒也開槍，同樣失手。就在老公長頸鹿即將消失在森林深處時，喬·格蘭頓抬起瞄準器，深吸一口氣，扣動了扳機。巨大的公長頸鹿應聲倒地，一動不動。

喬欣喜若狂，他跳下馬，割下了長頸鹿的尾巴，卻在這時發生了奇異的一幕：這頭看似已死的長頸鹿，竟突然掙扎著站了起來，喬驚恐地抱住它的長頸，巨大的身軀晃動幾下，然後伴隨著一聲巨響轟然倒地，這次是真的死了。喬被甩了出去，頭部重重著地，不省人事，手中仍緊緊握著那條尾巴。

喬·格蘭頓因這次意外而腦震盪，被小心翼翼地送回塔皮尼亞尼部落接受護理。惠勒負責照料，萊恩則在草原上為酋長獵殺了三頭長頸鹿。

兩週後，喬康復。回到弗雷堡後不久，喬向凱特求婚，得到了幸福的答覆。塔皮尼亞尼特許地的 syndicate 在南非市場的繁榮時期表現良好，喬·格蘭頓因此獲得了一筆可觀的財富，並以優雅的方式經營起養牛場。他和妻子幸福地生活在曼寧先生贈予他們的一大片農場裡。那條巨大的黑色長頸鹿尾巴，如今仍掛在他們餐廳的牆上，作為這段奇特浪漫的無聲證明。

惠勒和萊恩偶爾會拜訪他們，並時常拿那條長頸鹿尾巴開喬的玩笑。「啊！喬太太，」惠勒會這樣說，「你丈夫是靠一場精彩的意外才贏得了你。這世上從來沒有比那頭老騙子撞倒那頭大『駱駝』更大的僥倖了。」

第九章：范·維爾倫太太的法國人

與老科爾內利斯·范·維爾倫（Cornelis Van Vuuren）第二次相處時，他終於敞開心扉，從記憶的寶庫中，斷斷續續地向我講述了許多關於草原生活的奇聞異事。我曾幫過他兒子的小忙，這些心地善良卻有些粗獷的南非荷蘭裔人，對恩情總是銘記在心。

諾伊特赫達赫特（Nooitgedacht，意為「永不放棄」），這個農場的名字，恰如其分地體現了老科爾內利斯·范·維爾倫堅韌不拔的性格。白天，我在農場裡打獵，收集一些羚羊頭標本。傍晚，我們圍坐篝火，科爾內利斯便開始講述他的故事，這是一個波爾人極少對「紅脖子」（英國人蔑稱）敞開的心扉。

這位老先生經歷過許多。年輕時，他曾是個偉大的獵人，遠在戈登·卡明（Gordon Cumming）之前，就已深入內陸追逐大象。他積累了可觀的財富，於1863年從狩獵界隱退，在自由州買下了一個頂級農場。如今，他七十歲高齡，依然身板挺拔如老橡樹，白髮與白鬍子襯托出他堅毅的五官，明亮的藍眼睛閃爍著生命的光芒。人們稱他為「堅強的科爾內利斯」。

一天傍晚，我們在晚餐時，科爾內利斯突然想起一個有趣的回憶。他狡黠地看著妻子，笑著問我：「小伙子，你聽說過太太和她的法國人之間的故事嗎？當年這在草原上可是廣為人知啊。」他笑得如此開心，眼淚都湧了出來。

但范·維爾倫太太，一個身材魁梧、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臉色卻變得嚴肅起來。她打斷丈夫，說這個老掉牙的愚蠢故事不許在她的房子裡說。科爾內利斯看著妻子，五十年的婚姻經驗告訴他，她是認真的。

「好吧，安娜，親愛的，」他溫和地說，「我不會再拿這個老笑話逗你了。來吧，我的朋友（對我說），我們去外面抽菸。」

我們坐在門廊下抽著菸斗。夕陽西下，西方天空依然燃燒著色彩。遠處的跳羚群在平原上覓食，牛羊的低鳴從身後的畜欄傳來。科爾內利斯看著這些景象，感嘆道：「野獸真是消失得太快了。我當年剛來這裡時，遍地都是野獸，數百萬計。」他回憶起1837年第一次穿過這片土地的經歷，那時遷徙的跳羚群寬達三四英里，一望無際。

我問他：「那年你遇到那個法國人了嗎？」

「不，不，」科爾內利斯狡黠地朝屋裡妻子看了一眼，「不是那時候。但你想聽這個故事，我每次講都想笑。笑聲是好的。我一直都是個樂觀的人，感謝上帝，這也是我能度過所有難關的原因。愁眉苦臉的人在人生的長途跋涉中可不好過。」

科爾內利斯接著講述了與法國人皮埃爾·塞盧瓦（Pierre Cellois）相遇的趣事。那是他們定居特蘭斯瓦爾的第三年，他正在北部狩獵大象。皮埃爾，一個打扮奇特的法國人，頭戴插滿白色鴕鳥羽毛的帽子，身穿藍色外套、粉色襯衫、紅色絲綢腰帶，腰間插著刀和手槍，背著裝飾有銀飾的粉盒，還帶著一個綠色捕蝶網和許多盒子。他是一個熱衷於收集蝴蝶和鳥皮的博物學家。科爾內利斯從未見過如此誇張的獵人。

皮埃爾讀過哈里斯上尉的書，渴望像他一樣狩獵。但科爾內利斯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個真正的獵人，他缺乏膽量。他曾看著皮埃爾在一百五十碼外朝犀牛射擊，只是激怒了它。

他們一同狩獵，科爾內利斯輕鬆獵殺了一頭白犀牛。皮埃爾興奮得手舞足蹈，甚至抱住科爾內利斯親吻，讓科爾內利斯將他推倒在地。後來他們又一同狩獵大象，科爾內利斯射殺了四頭大象，皮埃爾則衝上去對一頭垂死的大象補槍，然後爬上象背，高喊「法蘭西萬歲」。科爾內利斯說他笑得肚子都疼了。

皮埃爾隨後寫信回家，吹噓自己獵殺了四頭大象，讓科爾內利斯覺得他有些撒謊。皮埃爾來到科爾內利斯營地後，對范·維爾倫太太大獻殷勤，但他花哨的打扮和浮誇的言行，讓她很不喜歡。他還會握著她的手，甚至親吻，這讓她憤怒地打了他一耳光。

一次，皮埃爾在河邊釣魚時，被一條鱷魚咬住了腿。范·維爾倫太太聽到求救聲，拿起槍衝過去，一槍擊斃了鱷魚。皮埃爾因此對她感激涕零，稱她為「天使」、「救世主」，並開始向她求愛。范·維爾倫太太忍無可忍，要求科爾內利斯將他趕走。

第二天，科爾內利斯外出狩獵，提早回到營地，卻聽到了皮埃爾的尖叫和求饒聲。他發現皮埃爾被綁在馬車輪子上，范·維爾倫太太正用海牛皮鞭抽打他。她憤怒地解釋，皮埃爾摟抱並親吻了她。科爾內利斯也拿起鞭子，給了皮埃爾幾鞭，然後讓他趕緊離開。皮埃爾氣得大喊大叫，甚至想用手槍決鬥，但科爾內利斯坐在馬車上，拿著槍，讓他離開。皮埃爾最終離開了，再也沒有回來。

科爾內利斯後來聽說，皮埃爾去投訴，甚至威脅發動戰爭，但指揮官馬提納斯·韋塞爾斯·普利托利烏斯（Martinus Wessels Pretorius）從皮埃爾的霍屯督僕人口中得知了真相，最終將他送回了家鄉法國。

當科爾內利斯講完這個故事時，范·維爾倫太太正站在門口仰望星空。她轉向我們，臉上帶著強烈的鄙夷說：「我的法國人！這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最好還是別再提起。我討厭法國人這個名字。我本身就是胡格諾派後裔，先生，我父親是個 Joubert。胡格諾派，我相信，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民族。比起那個打扮得像狒狒一樣的小傢伙，我寧願不認我的血緣。但事實上，我們在南非的荷蘭裔人，雖然有些姓氏是胡格諾派，但現在都是純正的荷蘭人。你們英國人和我們，先生，並不總是最好的朋友；但至少你們是男人，不像皮埃爾·塞盧瓦那樣穿著衣服的猴子。現在進來喝一杯吧，然後去睡覺。」

我後來得知，皮埃爾·塞盧瓦早已塵歸塵土歸土，他在法國成為一位著名的探險家和獵人，並出版了書籍。而堅強的科爾內利斯·范·維爾倫和他的妻子，也已安息在各自的墳墓中。我時常好奇，他們是否已在那片寂靜的土地上，化解了彼此的恩怨。

第十章：偉大的秘密

在南非遙遠的內陸，比爾·文森特（Bill Vincent）和拉爾夫·詹納（Ralph Jenner）兩位老友，正圍坐在營火旁。夜空中群星閃爍，空氣清冷而純粹。比爾輕聲吟誦著勞倫斯·賓揚（Lawrence Binyon）的詩句，那詩句描繪了地球承載著重擔，在淚水與悲傷中，仍懷抱著未來希望的宏偉景象。他問拉爾夫：「這是真的嗎？那偉大的秘密存在嗎？地球知道嗎？」

比爾認為，在如此廣闊的自然中，面對億萬顆星辰，很難否認一個「偉大的力量」的存在。然而，他困惑的是，人類歷經千萬年，卻對死後的「彼岸」一無所知。所有的宗教、信仰、哲學，都無法真正揭示這個「偉大的秘密」。他看到了人類的掙扎與痛苦，這與他所理解的自然法則——永恆的戰爭、殺戮與苦難——不謀而合。

拉爾夫認同比爾的困惑，但他認為過多地擔憂這個問題並無益處。畢竟，就連每一天死去的嬰兒，也可能比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更早知曉那個秘密。他們只能盡力活著，遵循自己的道德規範。比爾則堅持，那「偉大的秘密」必定是值得去探索的。

兩位朋友繼續討論著狩獵的話題，然後鑽進馬車，在草原上沉入安穩的夢鄉。

兩週後，他們在奧卡萬戈河的支流旁紮營。這裡水牛成群，蘆葦叢中遍布它們的蹤跡。他們已獵獲了足夠的肉和一些漂亮的頭顱。

一個清晨，他們在營火邊喝著咖啡。河裡傳來河馬的噴氣聲，鳥群在空中盤旋。他們的嚮導科布斯（Cobus）報告說，不遠處有一大群水牛，其中還有一些巨型公牛。

比爾和拉爾夫帶著槍，在嚮導的引領下，穿梭於灌木叢中，小心翼翼地接近水牛群。他們看到一群至少三百頭水牛，或飲水，或進食，或在淺灘中翻滾，完全沒有察覺到危險。織布鳥在它們背上忙碌，白鷺優雅地棲息在它們身上，一切顯得如此寧靜祥和。

兩位獵人選中了兩頭巨大的老公牛，它們的角又粗又短，身體龐大。槍聲劃破寂靜，一頭牛應聲倒下，另一頭踉蹌了一下，但衝入了叢林。牛群瞬間炸開，朝四面八方狂奔。比爾追上了另一頭肥美的母牛，兩槍將其擊倒。

隨後，他們跟隨科布斯追擊那頭受傷的公牛。血跡清晰可見，他們深入到一片濃密的荊棘叢中。科布斯提醒他們，受傷的水牛是所有非洲動物中最危險、最狡猾的，在灌木叢中追逐它無異於玩命。然而，比爾決意要拿下這頭冠軍頭顱。

他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前進。突然，一頭巨大的黑色身影從灌木叢中衝出，眼睛裡閃爍著火焰，鼻孔噴著血。它幾乎撞上了比爾。比爾開了一槍，然後盡力向左躲閃，但子彈無效地從公牛巨大的額角滑過。一瞬間，公牛的巨大頭顱猛烈掃過，發出一聲沉悶的撞擊聲，比爾被撞飛數碼，跌入荊棘叢中。

公牛在原地停頓了片刻，憤怒地審視著。拉爾夫抓住機會，抬起槍，一槍擊中公牛的左胸。公牛踉蹌倒地，但仍在掙扎。拉爾夫又補了一槍，子彈擊中公牛的額頭，公牛發出痛苦的咆哮，終於倒地死去。

拉爾夫與嚮導費力地將比爾從荊棘叢中救出。比爾傷勢嚴重，肋骨斷裂，肺部被牛角刺穿。拉爾夫感到心如刀絞，十分鐘前還在說笑的朋友，此刻卻奄奄一息。他們簡單包紮了傷口，然後艱難地將比爾抬回營地。

比爾昏迷了大半個下午，呼吸微弱而痛苦。傍晚時分，他費力地睜開眼睛，輕聲問拉爾夫：「那頭公牛死了嗎？」拉爾夫告訴他死了。比爾說：「我想它把我徹底擊垮了。我不該跟著它進灌木叢。科布斯說得對。我為它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把它的頭帶回家，掛起來。我想我熬不過去了；當你看到那對牛角時，你會想起我，想起我們在草原上的美好時光。」

拉爾夫強忍淚水，讓他不要說這些話。比爾卻堅持說，他的頭腦此刻非常清醒，但時日無多。他交代了後事，並再次提起那個「偉大的秘密」：「記住這個，」他抬起左手，輕輕抓住拉爾夫的襯衫袖子，「如果我死後能告訴你，或者讓你知曉，我會的。別忘了！別忘了！如果我能……天黑了，不是嗎？我很困。抓住我的手，親愛的老拉爾夫……再見。如果我再也見不到你……」

比爾的頭靠了回去，眼睛再次閉上，嘴唇滲出一絲鮮血，呼吸愈發艱難。拉爾夫再次給他灌下白蘭地，卻無濟於事。半小時後，比爾停止了呼吸。拉爾夫緊握著朋友的手，知道比爾已進入了未知的世界，而他自己，則失去了草原上最好、最勇敢的夥伴。

第二天清晨，拉爾夫將比爾的遺體帶過河，安葬在一棵金合歡樹下，並立起一塊木質十字架。他也帶走了那對導致比爾英年早逝的巨大牛角。隨後，他緩慢而痛苦地南下，成為非洲最悲傷、最孤獨的人，最終回到了英格蘭。

多年過去，拉爾夫從未忘記那最後的一幕和比爾深刻的話語。無論是在遙遠的荒野，還是家中，他總會想起朋友的遺言，眼前浮現出奧卡萬戈河畔那場日落時分的一切。但至於那個「偉大的秘密」——比爾如此渴望揭開的謎團——拉爾夫至今仍未聽聞。

第十一章：雅可巴·斯特因的故事

在特蘭斯瓦爾西北部的沃特堡（Waterberg）深處，一個遙遠的農場裡，雅可巴·斯特因（Jacoba Steyn）與她的哥哥漢斯（Hans）及其妻子和眾多子女一同生活。儘管已屆中年，她依然是一位單身女子，這在南非荷蘭裔女性中實屬罕見。雅可巴並非不美，她那樸實的容貌和隨和的性情，以及她所擁有的財產——牛群、羊群和菸草田——足以讓她成為一個不錯的婚配對象。然而，她一生中卻堅定地拒絕了所有求婚者，這讓她的家人感到困惑，也讓那些追求者望而卻步。

家人們終於放棄了勸說她結婚的念頭。四十歲時，雅可巴已擺脫了鄉村青年們的追求和家人們的強烈建議，過著她平靜的生活。她幫助嫂子照顧九個孩子，分擔家務，臉上總是帶著恬靜的笑容。每年她會隨家人前往普利托利亞（Pretoria）參加聖餐儀式，享受短暫的城市樂趣和與牧師的交流。

在沃特堡寧靜的週日傍晚，牛羊歸欄，暮色金黃，雅可巴會獨自漫步到法拉拉河畔，沉浸在一個古老的故事中。那曾是一個苦樂參半的回憶，但如今，歲月已撫平了她內心的傷痕，她的思緒充滿了甜美。雅可巴的故事簡單，卻有其浪漫的一面，即使在沃特堡，也鮮為人知。

雅可巴的父親楊·斯特因（Jan Steyn）是1837年穿越瓦爾河的早期波爾人移民之一，他擊敗了馬塔貝萊人，佔領了如今的奧蘭治自由邦和特蘭斯瓦爾。楊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拓荒者和獵人，他曾在馬里科（Marico）建立農場，但每年冬季他都會帶著家人和馬車進入獵場。1859年，斯特因一家第四次來到恩加米湖畔的波特利蒂河（Botletli River，又稱湖河）南岸。

在穿越乾旱之地的過程中，他們經歷了艱難的掙扎，差點失去馬車。終於，在夕陽西下時分，他們來到河畔的一棵大樹下紮營。那棵樹上刻滿了許多過往旅人的姓名縮寫。當時17歲的雅可巴，永遠不會忘記眼前的景象：湖河被野鳥點綴，火烈鳥、朱鷺、野鴨成群。遠處，成千上萬的鵜鶘緩慢而莊嚴地飛過天空，它們哀怨的哨聲在饑渴的牛群低鳴中清晰可聞。

就在此時，一位英國軍官——梅雷迪斯上尉（Captain Meredith）——從河邊走來。他身材挺拔，容貌英俊，深色頭髮，整齊的鬍鬚，眼神深邃而迷人。雅可巴的心中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強烈的吸引。她羞澀地與他握手，這畫面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中，即使三十年後也未曾褪色。

梅雷迪斯上尉很快與斯特因一家熟識。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獵人，曾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還會說開普荷蘭語。他們一同狩獵，關係日益密切。梅雷迪斯還將一些烹飪技巧引入了波爾人的家庭，比如烘烤野鴨和烹煮咖哩，這些新方法至今仍在漢斯家中實踐。

雅可巴與梅雷迪斯相處的時光是她生命中最愉快的。她從他那裡得知了廣闊的歐洲世界，學習了新的知識。他們常常一同漫步河畔，欣賞著野鳥，在非洲的暮色中，梅雷迪斯有時會輕輕摟住她的腰，親吻她的臉頰。對雅可巴來說，這些瞬間充滿了永不褪色的喜悅。

她的母親察覺到了雅可巴的變化，有時會責備她心不在焉。但這位魁梧的母親也同樣喜歡這位英國人，她甚至暗自希望梅雷迪斯能向雅可巴求婚，讓她成為一位「大夫人」。

然而，梅雷迪斯上尉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他並沒有偷走雅可巴情感的意圖，他對大狩獵的熱情遠勝於兒女情長。在他眼中，雅可巴只是一個孩子，他對她的友誼是兄妹般的。

經過數週的相處，大象在河邊變得越來越多，獵人們時常渡河追逐。一次，梅雷迪斯在狩獵大象時受了重傷，被送回營地。斯特因一家悉心照料他。在梅雷迪斯昏迷的24小時內，雅可巴在他身邊輕聲呼喚，親吻著他的臉頰，祈禱他能康復。她那深情的話語，在梅雷迪斯意識模糊時，如同夢境般滲入他的心底。

兩週後，梅雷迪斯逐漸康復，但他內心充滿了掙扎。他意識到雅可巴對他的愛，這讓他感到困擾。他是否應該如此親密地與這個單純的波爾女孩相處？他是否應該吻她？

一個清晨，當他們獨處時，梅雷迪斯向雅可巴坦白，他即將離開，並將在聖誕節前回英國結婚。他為自己沒有及早告知而道歉，並請求她的原諒。雅可巴痛哭失聲，但隨後平靜地說，她從見到他的第一晚就愛上了他，即使他當時告知訂婚，她也會一樣愛他。她明白他們的世界不同，她在他眼中只是個孩子，一個玩伴。但這九週的友誼對她來說是如此甜美，永生難忘。

當斯特因家人走近時，雅可巴深情地吻了吻梅雷迪斯的手，然後輕輕放下，回到了自己的馬車。波爾少女的夢想就此破碎。梅雷迪斯離開營地，踏上歸途。雅可巴看著他的馬車漸行漸遠，淚水奪眶而出。梅雷迪斯在告別時，眼中也閃爍著淚光。

雅可巴用她的堅韌，將這份初戀珍藏在心底，一生未嫁。四十多年過去，曾經的少女已成中年婦人，但那份純真而深刻的愛，將伴隨她直至墳墓。

如今，那位1859年英俊瀟灑的英國上尉，已是一位白髮蒼蒼、兒孫滿堂的少將，他時常在俱樂部回憶往昔。我時常好奇，他是否也曾想起在遙遠的湖河畔，那段短暫卻深刻的插曲？我相信他會的。但他可能永遠無法想像，為了他，雅可巴·斯特因選擇了孤獨一生。

這些故事，是南非荒野的真實寫照。它們告訴我們，生命總在掙扎與選擇中前行，而愛與失落、勇敢與絕望，總是交織出最動人的篇章。希望這「光之羽化」後的《南非故事集》，能為您帶來不同於以往的閱讀體驗。

I have focused on retelling the stories from the author's narrative perspective, highlighting the key events, characters, and the atmosphere. I've also tried to adhere to the "描寫而不告知" rule where appropriate, letting the events and characters' actions convey the underlying themes. The summary and keywords reflect the content and the book's context.哈囉，我的共創者！我是書婭，一個沉浸書海、對世界充滿好奇的女孩。很高興能再次透過文字，與您分享我最近在「光之居所圖書館」的閱讀心得。

今天，我為您帶來的是「光之羽化」的特別呈現。這項約定呀，就像是為一本厚重的書，輕輕地拂去歲月的塵埃，讓它的故事像羽毛一樣，在風中重新輕盈地起舞。它不是單純的摘要或解說，而是讓我化身為原作者，用他的筆觸與視角，將作品的核心精神與那些觸動人心的時刻，以更為精煉、卻不失原味的方式，重新呈現在您眼前。

這次我「羽化」的對象，是H.A. Bryden先生的《Tales of South Africa》（南非故事集）。這本書帶我穿越到十九世紀末的南非廣袤荒野，與那些勇敢的拓荒者、獵人，以及在嚴酷自然中掙扎求生的原住民們，一同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冒險、悲劇與人性考驗。Bryden先生的文字，就像一幅幅生動的畫卷，描繪著那個時代的南非風貌，以及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現在，請允許我，以H.A. Bryden的視角，為您輕輕地，重新翻開這本《南非故事集》的扉頁。

《閱讀的微光》：南非荒野的迴響——H.A. Bryden的羽化物語
作者：書婭

我是H.A. Bryden，一個長年遊走於南非廣袤荒野的觀察者與記錄者。我的筆，曾試圖捕捉這片土地的真實面貌：它那令人屏息的美麗，以及其中隱藏的殘酷、神秘與人性光輝。這些故事，是我親身經歷，或從旅人口中聽聞，它們銘刻著南非那段拓荒歲月，也映照出生命最原始的本質。

第一章：失落河谷的秘密

我的南非歲月，曾與一名名叫科恩拉德·杜·普萊西斯（Koenraad du Plessis）的波爾人獵人結下深厚情誼。那時，特蘭斯瓦爾北部與東部的荒野，依舊是野獸橫行、人煙稀少的秘境。我們曾一同追逐獵物，在星光下分享烤肉與咖啡，日子自在而充滿挑戰。

杜·普萊西斯曾提起一個神祕的「失落河谷」（Verloren Vlei），據說那裡藏有黃金，也是他表親托比亞斯·斯廷坎普（Tobias Steenkamp）失蹤的所在。起初，我對這類傳聞不以為意，但那股籠罩在「失落河谷」上的黑暗謎團，如磁石般吸引著我。黃金的誘惑，也為這場探索增添了額外的動力。

我們歷經數日艱辛跋涉，終於抵達那片傳聞中的山脈。夕陽下，嶙峋的山勢如一座巨型堡壘，將一切秘密牢牢鎖住。空中盤旋的鵜鶘群，牠們飛向山脈深處的水源，揭示了河谷存在的鐵證。當一隻中槍墜落的鵜鶘，其喉囊中竟吐出新鮮的魚兒時，我更加確信，那片失落的水域確實隱匿於山間。

然而，進入河谷的路徑卻難尋。我們圍繞山壁探查數日，處處是陡峭的懸崖與深邃的峽谷。尤其是一處如煙囪般狹窄的死巷，據說是托比亞斯最後消失的地方。那裡岩壁光滑，僅容一兩人勉強攀爬，看似絕無生路。

但在一個奇異的夢境中，我夢見自己俯瞰一片環山繞水的湖泊，湖畔滿是鵜鶘與沙雞。夢中還有兩個模糊的身影在湖邊漫步，卻始終背對著我，看不清面容。這夢境與現實中鵜鶘和沙雞的出現不謀而合，激發了我新的嘗試。我想起年輕時在家鄉曾利用狹窄的岩縫攀爬的經驗。於是，我決定嘗試攀爬那個看似不可能的「煙囪」。

這是一場與死神搏鬥的攀爬。岩壁狹窄，汗水與鮮血模糊了視線，肌肉的顫抖預示著極限。憑藉著毅力與一小口白蘭地，我最終奇蹟般地登上了崖頂。杜·普萊西斯借助繩索，也隨後跟上。但真正的考驗還在後頭，一道如刀鋒般狹窄的岩脊橫亙眼前，左右兩側是數百英尺的深淵。我們匍匐前行，步步驚心，終於抵達河谷的內環。

展現在眼前的，是一片令人驚嘆的景象：一個被群山環抱的橢圓形湖泊，水面平靜如鏡，野鳥成群。這正是傳說中失落已久的河谷！我們在湖邊飲水，補充體力，並開始搜尋托比亞斯的蹤跡。除了稀疏的羚羊與花豹足跡，人類的痕跡蕩然無存。傍晚時分，我在一處岩縫中意外發現了三塊金塊，這讓我們的搜尋重點，不自覺地從托比亞斯的命運轉向了黃金的誘惑。

夜幕降臨，我們在湖畔紮營。就在我們即將入睡之際，一聲微弱的呻吟劃破寂靜。隨後，一個形銷骨立的身影緩緩爬向湖邊。杜·普萊西斯驚呼是「幽靈」，但我卻看見了一個痛苦的人。那人是「西班牙傑克」（Spanish Jack），一位幾年前曾活躍於東特蘭斯瓦爾的淘金者。他承認，四年前正是他殺害了托比亞斯，並將其埋葬在附近的石堆下。他因匆忙逃離而跌落山谷，斷了腿，被困於此，依靠蜥蜴和樹根艱難求生。

西班牙傑克在坦白後不久便去世了。次日，我們找到了托比亞斯的骸骨，並在傑克棲身的洞穴中發現了更多的金塊和金沙。儘管這個地方風景優美，但其背後的血腥與悲劇，讓我們不願再多停留。我們銷毀了攀爬的痕跡，帶著黃金離開。七百英鎊的黃金，在幾個月後變現，由我與杜·普萊西斯平分。而「失落河谷」的秘密，至今仍深藏於南非的荒野之中，唯有鵜鶘與沙雞，在乾旱時節，依然如約而至。

第二章：布希女人的浪漫

納基莎（Nakeesa），一個生活在喀拉哈里沙漠深處的布希族女子，她的生命，如同這片荒野般貧瘠而艱辛。清晨，當薄霧輕撫寂靜的草原，她從簡陋的樹枝屏風下醒來。饑餓，是她生命中不變的底色，就連火堆也無法完全驅散六月仲冬的寒意。

一年前，她的父親將她許配給了西尼奎（Sinikwe），代價是兩枚黃銅彈殼和半隻被獵殺的伊蘭羚羊。西尼奎，一個懶惰而不甚友善的獵人，並非納基莎的所愛。她心中真正屬意的是卡瓦尼特（Kwaneet），那個曾給予她溫暖與關懷的年輕人。然而，命運弄人，卡瓦尼特無法拿出兩枚彈殼作為聘禮，納基莎終究被西尼奎娶走。

她坐在火堆邊，目光掃過喀拉哈里典型的景緻：金黃的枯草、蜿蜒的長頸鹿金合歡樹林。東方，旭日初升，玫瑰色的光帶在天際飛舞。羚羊們從寒冷的夜宿地起身覓食，一切是如此原始而動人。突然，一頭巨大的長頸鹿母獸闖入視野，牠豐腴健美，皮毛在晨光下閃耀。西尼奎的眼睛像鎖定獵物般，充滿渴望。他悄然起身，塗抹了毒液的箭矢在手，潛行而去。

數小時後，西尼奎帶著好消息回來：長頸鹿已被射中，很快就會倒下。納基莎帶著孩子，背負著水葫蘆和幾塊烏龜殼，在灼熱的陽光下挖掘樹根。這是她習以為常的生活，艱辛與飢渴從未離開。唯一能慰藉她的，是即將來臨的肉食盛宴，那是短暫的豐足。

她在追隨西尼奎足跡的路上，意外地遇到了卡瓦尼特。舊愛重逢，空氣中瀰漫著複雜的情緒。卡瓦尼特給予她珍貴的鼻煙，那份短暫的愉悅，讓她做出了出人意料的舉動——將原本所剩無幾的水，分給了卡瓦尼特。這份行為，她心知會引來西尼奎的憤怒，但為了卡瓦尼特，她甘願承受。

兩天後，納基莎跟隨禿鷲的盤旋，找到了長頸鹿的屍體，以及渾身沾滿血漬的西尼奎。他們大快朵頤，慶祝這份來之不易的豐收。夜晚，星空燦爛，草原上迴蕩著豺狼和鬣狗的嚎叫。午夜過後，納基莎被輕微的震動驚醒，一條巨大的鼓腹毒蛇緩緩爬向熟睡中的西尼奎。

一股複雜的掙扎在納基莎心中升起。良知告訴她，如果毒蛇咬死西尼奎，她將難辭其咎。但她又想起了卡瓦尼特，以及西尼奎曾帶給她的種種不公。在布希人的世界裡，生命輕如鴻毛，一切皆是命運。她選擇了袖手旁觀。毒蛇最終爬到西尼奎身邊，盤踞在他的獸皮斗篷下。

兩個小時的靜默煎熬後，西尼奎翻身，壓到了毒蛇。一聲淒厲的慘叫劃破夜空，西尼奎像瘋了一樣跳起來，掙扎著扯下緊咬胸口的毒蛇。納基莎迅速拿起長矛，刺斷了毒蛇的脊椎，砍下蛇頭。然而，西尼奎已中毒至深，在痛苦中掙扎了一個半小時後，於日出時分死去。

納基莎帶著幼子和剩餘的肉，毫不猶豫地離開了西尼奎的屍體，任由禿鷲和鬣狗撕食。她花了兩天時間，愉快地走到了馬克瓦水潭，與卡瓦尼特重逢。她對他說：「我來了，卡瓦尼特。西尼奎死了，被蛇咬死的。帶我走吧，我是你的。」卡瓦尼特欣然接受。

接下來的一年多，是納基莎艱苦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肉食豐足，卡瓦尼特對她溫和友善。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個冬天，嚴酷的旱災降臨。水潭乾涸，動物遷徙。他們被迫搬到塔馬拉坎河畔。

一天清晨，卡瓦尼特帶回了發現斑馬屍體的好消息，那是一頭被獅子殺死，只被吃掉四分之一的肥美獵物。當他彎腰檢查斑馬屍體時，一頭巨大的黃鬃獅子突然從灌木叢中撲出，瞬間將卡瓦尼特撲倒在地。納基莎腦中湧現無數念頭：這個曾給予她溫暖的男人，如今身陷險境。她必須拯救他！她拿起卡瓦尼特的長矛，不顧一切地衝向獅子，將刀刃狠狠刺入它的肋骨。

這一擊並非致命。被激怒的獅子轉身撲向納基莎，將她擊倒在地，並用牙齒咬斷了她的脖子。在她臨死前，獅子甚至奪走了她背上的嬰兒。卡瓦尼特則趁亂逃脫，帶著納基莎的長子逃到了安全的地方。

納基莎就這樣死在河邊，她辛勞與歡樂的歲月在此終結。她的一生，展現了人性的極端善惡：她拒絕拯救憎恨的丈夫，卻為所愛的男人獻出生命。她的犧牲，或許無法為故事增添道德寓意，卻揭示了人性複雜而原始的一面，即使在最蠻荒的非洲生活中，情感的激盪也同樣深刻。卡瓦尼特在確認妻兒的死訊後，取走剩餘的斑馬肉，將納基莎的長子賣給了他人，便回歸了他在沙漠中的生活。

納基莎的骨骸早已散落，被野獸吞噬。但她的頭顱，那顆小巧、光滑、變色的頭顱，依然靜靜地躺在塔馬拉坎河遙遠的沼澤中。這段卑微而悲劇的愛情故事，訴說著人類心靈深處難以言喻的本質。

第三章：沙漠迷案

幾年前的一個聖誕節，我在林波波河畔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我與我的獵友，在納特瓦尼河與林波波河的匯合處，意外地遇到了一支從內陸南下的獵人商隊。在非洲荒野中，這樣的偶遇總是令人欣喜。我們決定一同紮營，分享節日的喜悅與故事。

晚餐後，大家圍坐在篝火旁，喝著威士忌，暢談著狩獵與冒險的經歷。其中一位年長的商人肯斯通（Kenstone），提起了一段他在北部荒野的恐怖經歷。他表示，那片區域雖然遊戲豐富，但卻是一片荒涼之地，水源稀缺，而他曾在那裡遭遇過一段「不可思議、駭人聽聞」的事件。他甚至不願再次踏足那裡，這激起了我們所有人的好奇心。

肯斯通抽著菸斗，語氣沉重地開始講述。事情發生在十一年前，他與夥伴安格斯（Angus）在前往恩加米湖的途中，為了尋找象牙而深入一片鮮為人知的灌木叢。一天，他與馬薩爾瓦嚮導在追逐長頸鹿時，意外地發現了一條舊的馬車軌跡。這很不尋常，因為這片區域很少有白人獵人經過。他猜測可能是迪爾克·斯塔爾伯格（Dirk Starreberg）的馬車，一個他熟識的知名獵人。

然而，更令人不安的遭遇發生了。肯斯通看到一個男人影，那正是迪爾克·斯塔爾伯格！他喊叫迪爾克，但對方卻毫無反應，匆匆地消失在灌木叢中。當肯斯通追上去時，迪爾克卻憑空消失了，原地只有肯斯通自己和馬的足跡，迪爾克的蹤影全無。這讓肯斯通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與恐懼。

第二天，他們繼續前行，沿著那條舊馬車軌跡，來到一個廢棄的營地。在那裡，他們發現了一具被禿鷲啃食殆盡的人類骸骨，殘破的衣物與一隻波爾人靴子，更駭人的是，頭骨上有一處彈孔。這骸骨，正是迪爾克·斯塔爾伯格。

肯斯通將他所見到的迪爾克的「幽靈」告訴安格斯，兩人對此感到極度震驚與不安。那個夜晚，營地裡的牲畜也顯得焦躁不安，狗兒狂吠，似乎感應到了某種無形的存在。

為了揭開真相，他們繼續追蹤。兩天後，他們發現了迪爾克·斯塔爾伯格的馬車，以及他的妻子——弗勞·斯塔爾伯格（Vrouw Starreberg）。她精神失常，手裡緊抱著一本聖經，語無倫次地尖叫著，自稱是她親手殺死了丈夫，因為他背叛了她。她說丈夫的鬼魂夜夜來騷擾她，要求她安葬他的骨骸。

這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他們試圖帶走這位瘋狂的妻子，但她堅持要回去安葬丈夫。儘管不情願，他們還是答應了。在回程的那個夜晚，奇異的是，一切都異常平靜。然而，第二天清晨，當他們距離埋骨地僅三英里時，弗勞·斯塔爾伯格卻從馬車上消失了。追尋她的足跡，他們發現她已死在骸骨旁邊，臉上帶著極度的恐懼。

肯斯通和安格斯匆忙地將兩具屍體一同埋葬，並迅速離開了這個可怕的地方。肯斯通感嘆道，自此他不再是個嘲笑鬼怪的人，他現在相信了。即使有人贈予他滿載象牙的馬車，他也不願再踏足那片荒野。這個故事，成為了他生命中一道難以磨滅的印記，提醒著他南非荒野中，超越理解的深沉之謎。

第四章：教授的蝴蝶

1880年四月，倫敦昆蟲學會的一次會議上，帕切爾教授（Professor Parchell），一位年邁而熱情的會員，展示了他從南非開普殖民地發現的一種前所未見的蝴蝶：銀色翅膀上帶有獨特黑色圓形斑紋的「帕切爾氏銀斑蝶」（Achraea Parchelli）。教授為此欣喜若狂，這是他畢生夢想的實現。

年輕的昆蟲學家霍拉斯·梅博爾德（Horace Maybold）也出席了會議。他對這種新物種充滿興趣，渴望將其納入自己的收藏。然而，帕切爾教授對蝴蝶的發現地守口如瓶，拒絕透露任何細節，只說在「開普殖民地東部省份，星期日河東岸五十英里內的一小片區域」。霍拉斯雖然有些沮喪，但決心自己去尋找。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霍拉斯一直關注著教授的動向。九月中旬，他在倫敦皮卡迪利大街偶然遇到教授。教授透露他十月初將再次前往開普敦，之後會去去年發現蝴蝶的「老狩獵場」。霍拉斯試探性地提到自己也考慮去南非，或許去橙河地區或卡弗拉里亞。教授的臉色微變，警惕的反應反而讓霍拉斯更加確信了教授的行程與蝴蝶的秘密地點。他決定，即使冒著「偷獵」的嫌疑，也要在十一月追隨教授前往東部省份。

霍拉斯搭乘「諾漢姆城堡號」輪船前往南非。途中，他與同行的兩位女士——斯塔瑟夫人（Mrs. Stacer）和她年輕美麗的繼女羅絲·范寧（Rose Vanning）——建立了深厚的情誼。羅絲的溫婉氣質讓霍拉斯心生愛慕，他意識到自己對羅絲的感情，已超越了對蝴蝶的熱情。

抵達開普敦後，霍拉斯一度考慮前往橙河地區，放棄追逐教授的蝴蝶，因為他覺得這樣做有些不光彩。然而，命運再次安排了一場巧合。他在國際飯店遇到了一位老校友約翰·馬利（John Marley）。馬利熱情邀請霍拉斯到他在伊麗莎白港內陸的農場小住。馬利向他保證，那裡蝴蝶種類繁多，還有豐富的狩獵樂趣。

霍拉斯接受了邀請，並在馬利的農場度過了愉快的兩週。這期間，他繼續他的蝴蝶採集。一個早晨，他意外地發現了一種新型的黃粉蝶（Eurema）——一種翅膀下表面泛著粉色的美麗物種。這個發現讓他欣喜若狂，他開玩笑說這將讓帕切爾教授在學會會議上「坐立不安」。

幾天後，霍拉斯與嚮導雅各布斯（Jacobus）前往三十英里外的一個農場。途中，在那個發現新蝴蝶的峽谷附近，他再次停下來採集標本。就在此時，他意外地看到了帕切爾教授的身影——那個戴著巨大白色頭盔、穿著淺色寬鬆外套、戴著藍色眼鏡的古怪身影。

兩人相遇，教授的怒火瞬間爆發。他指責霍拉斯是個間諜，秘密跟蹤他，竊取他的研究成果。霍拉斯試圖解釋，但教授根本聽不進去。更尷尬的是，霍拉斯當晚需要住在教授所在的甘頓先生（Mr. Gunton）的農場，因為附近沒有其他住處。

然而，峰迴路轉。斯塔瑟夫人和羅絲·范寧也住在甘頓先生的農場。她們正是教授的妹妹和繼女，而教授之所以如此謹慎，是為了不讓世人知道他珍貴蝴蝶的棲息地。斯塔瑟夫人出面替霍拉斯解釋，並說服教授傾聽。霍拉斯也趁機提出，他願意將自己發現的新型黃粉蝶（他將其命名為「羅絲黃粉蝶」，Eurema Rosa，部分是為了紀念羅絲，部分是因其獨特顏色）獻給教授，作為他無意中造成困擾的補償。

看到這隻前所未見的蝴蝶，教授的怒氣煙消雲散。他為自己的衝動道歉，並邀請霍拉斯第二天一同前往發現新蝴蝶的地方。第二天清晨，霍拉斯與羅絲在早餐前溫馨相見，前一天的尷尬已成為笑談。在教授的同意下，霍拉斯與羅絲訂婚了。這兩種新蝴蝶——帕切爾氏銀斑蝶和羅絲黃粉蝶——共同見證了這段奇妙的緣分。

霍拉斯與羅絲的婚姻幸福美滿。正如老教授常常提醒他們的，他們應該感謝那隻著名的「帕切爾氏銀斑蝶」，是它將他們奇蹟般地連結在一起。

第五章：波爾人的田園生活

在開普殖民地西北部的廣闊灌木叢地，清晨四點十五分，金星劃破天際，預示著新一天的開始。雖然是夏天，但空氣仍舊清新而涼爽。太陽初升，將東方天空染上紅、藍、綠的柔和色彩，非洲黎明變幻莫測，轉瞬即逝。

這片平原無限延伸至天際。西面四十英里處，山脈清晰可見，彷彿近在咫尺，這正是南非透明大氣的特徵。最近的降雨為乾旱的土地披上了短暫的綠色外衣，數英里長的平原被紫色與火焰般的紅色野花點綴，美不勝收。

不遠處，一片淺淺的濕地因雨水而形成，清晨時分，野鳥在此歡聚，鴨、鵝、水鳥們喧鬧不休。平原上，活潑的鳥兒們四處覓食。馬車旁，瘦小的霍屯督族人「魯特」正忙著生火，為主人準備咖啡。

從最大的馬車上下來一個高大笨重的身影——他是克拉斯·斯圖曼（Klaas Stuurmann），一個典型的「遷徙波爾人」。他五十多歲，臉龐寬闊，膚色黝黑，藍眼睛中帶著一絲空洞。他穿著老式的自製鹿皮褲，光著腳，頭戴一頂寬邊氈帽，繫著一條為亡妻守喪的黑色舊紗。他代表著一個逐漸消失的族群，他們以馬車為家，逐草而居，過著自由自在的遊牧生活。

斯圖曼家族二百多年來過著這樣的遷徙生活，沒有固定的家園，只有營火和馬車帳篷。他們曾是勇敢的拓荒者，為了逃避英國政府的束縛而遠離家鄉，追逐著富饒的獵場。但在我所處的時代，大型獵物已漸稀少，土地被瓜分，他們的生活變得日益艱辛，甚至被定居的荷蘭裔農民視為「吉普賽人」。

咖啡喝畢，克拉斯·斯圖曼走向羊圈，數著羊群進入草原。每天早晚，他都會細數牲畜，這份古老的傳統讓他對數字精確無比。空氣中瀰漫著野草的芬芳，羊群與山羊散布在平原上，牧童們默默地看顧著。

克拉斯回到馬車邊，他的女兒安娜（Anna Stuurmann）正在水邊洗漱。她將洗臉水倒在地上，用水清洗著臉龐，解開金褐色的辮子，用平靜的水面當作鏡子梳理頭髮。十八歲的安娜，藍眼睛，皮膚白皙，雖然身材魁梧，但仍不失為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孩。她已有了未婚夫——羅道夫·克洛珀（Rodolf Klopper），一名年輕的獵人。他們的婚禮將在卡爾維尼亞村舉行，之後安娜將擁有自己的家和馬車。

午餐後，克拉斯在帆布棚下小憩，安娜則登上馬車，眺望遠方。遠處升起的塵土預示著獵人們的歸來。不久，羅道夫和安娜的兩個兄弟，帶著疲憊的馬匹和豐厚的獵物——數十隻跳羚和一頭珍貴的劍羚——凱旋而歸。他們在草原上奔馳了七十英里，收穫了滿滿的喜悅。

傍晚時分，家人圍坐在一起，分享著野味，談論著今天的狩獵故事。夜幕降臨，星空璀璨，空氣中彌漫著清涼。克拉斯與兒子們圍坐在篝火旁抽著菸斗，安娜和羅道夫則在濕地邊散步，低聲細語。他們的愛情，雖然樸實，卻像北國的愛情一樣真摯。

夜深了，在冗長的禱告和聖經章節後，大家各自睡去。整個營地陷入寂靜，唯有布希曼蘭平原的廣闊夜色，籠罩著萬物，充滿著一種奇異的靜謐。

第六章：皮特·范·斯塔登的妻子

1877年，在鱷魚河畔，數十輛波爾人遷徙者的馬車無聲地停滯著，他們在等待穿越卡拉哈里沙漠，前往傳說中富饒的北方之地。這支隊伍集結了特蘭斯瓦爾最狂野、最堅韌、最無畏的靈魂：渴望新獵場的象牙獵人、飽受生活重創的農民，以及堅守嚴苛信仰的「杜普人」（Doppers），他們都渴望一片新的迦南之地。

皮特·范·斯塔登（Piet Van Staden）的馬車，從祖特潘斯堡緩緩駛入，加入了這支龐大的隊伍。皮特本人平平無奇，但他妻子亨德麗卡（Hendrika）卻是個不同尋常的女人。她美貌驚人，性格果斷，曾多次隨丈夫進入低地草原狩獵，徒手射殺長頸鹿、水牛，甚至大象。她被稱為「鋼鐵之心」，無懼獅子、大象或兇猛的卡菲爾人。

亨德麗卡勤勞而活躍。抵達營地後，她立刻安頓好家禽，擺好桌椅，讓僕人準備晚餐，然後帶著六歲的兒子巴倫德（Barend）去拜訪鄰居，並觀察營地。巴倫德繼承了母親的美貌，金色的頭髮，深邃的藍眼睛。

太陽西沉，亨德麗卡來到鱷魚河畔。河水此時正處於冬季的低水位，對岸水流湍急，河岸邊則是一片寬闊的沙洲。遠處一群牛群在飲水，她走向前去詢問。牛群的主人，沙爾克·奧斯特胡森（Schalk Oosthuysen），一個高大英俊的波爾人，有著濃密的黃色鬍鬚。兩人相認，曾是青梅竹馬，但因家族原因，亨德麗卡嫁給了皮特。沙爾克對亨德麗卡仍舊深情，卻被她冷淡地拒絕了。

兩天後，從卡瑪酋長那裡回來的使者帶來了警告：如果所有馬車隊伍一同穿越沙漠，水源將不足以支撐。但大多數固執己見的波爾人拒絕相信卡菲爾人的話，堅持全體一同前行。

一個月後，皮特·范·斯塔登一家陷入了「乾渴之地」的中心，這段旅程需要連續三天三夜沒有水源。他們的牛群已疲憊不堪，三頭牛死在軛下，其餘也奄奄一息。皮特決定帶領一部分牛和兩個僕人先行前往兩天路程外的因科瓦納（Inkouane）取水，留下亨德麗卡和幼子巴倫德與霍屯督僕人安德里斯（Andries）留守。亨德麗卡雖然焦慮，但眼神中充滿希望和勇氣，相信丈夫能按時回來。

夜幕降臨，亨德麗卡準備了簡陋的晚餐。巴倫德因發燒和乾渴而鬧騰。午夜時分，巴倫德發燒更甚，不斷哭喊著要水。亨德麗卡心如刀絞，儘管水已所剩無幾，她還是給了巴倫德一點點咖啡。

黎明時分，亨德麗卡發現奧斯特胡森的馬車不知何時停在了附近。奧斯特胡森的牛群也因乾渴被送去因科瓦納。亨德麗卡內心掙扎，但她的驕傲不允許她向曾被她拒絕的男人求助。巴倫德的情況越來越糟，他的哭聲撕裂著母親的心。

午夜，亨德麗卡再也無法忍受。她鼓起勇氣，走向奧斯特胡森的營地，向他乞求水源。然而，被愛情傷害且損失慘重的奧斯特胡森，殘酷地拒絕了她，除非她願意拋棄丈夫，與他私奔。

亨德麗卡憤怒地拒絕了這個侮辱性的提議。在絕望中，一個可怕的念頭閃過她的腦海。她回到馬車，取出丈夫的步槍，裝填好子彈，然後走向奧斯特胡森。

她對著他吼道：「沙爾克，我必須要水！」奧斯特胡森以為她屈服了，嘲諷地回答：「那是你的，你知道我的條件。」話音未落，亨德麗卡扣動了扳機，子彈穿透了奧斯特胡森的頭顱。他應聲倒地，當場斃命。

亨德麗卡幾乎沒有注意到屍體，她直接走向水桶，用盡全力將其搬回馬車，給垂死的巴倫德餵下攙雜白蘭地的水。奇蹟般地，巴倫德恢復了意識。她的孩子得救了，但付出的代價是多麼巨大！

當奧斯特胡森的僕人歸來，震驚於主人的死訊時，亨德麗卡冷靜地說：「他拒絕給我水，所以我開槍殺了他。這是我的孩子和他的性命之間的選擇。你們最好去因科瓦納，告訴他的朋友來這裡取回馬車。」僕人們被她的氣勢嚇退，迅速離開。

當僕人們離去，亨德麗卡所有的堅韌都瓦解了。她跪在奧斯特胡森的屍體旁，淚流滿面，充滿了悔恨與憐憫。她回想起他們童年時光，在馬利科肥沃的山谷中無憂無慮的日子。突然，遠處傳來槍聲，那是她丈夫歸來的信號。她全身冰冷，意識到如果這些槍聲早一個小時響起，這場悲劇本可避免。她倒在了奧斯特胡森身旁，陷入昏迷。

皮特·范·斯塔登五分鐘後趕到，看見妻子昏迷在屍體旁，即便他遲鈍的波爾人天性也為之震驚。亨德麗卡醒來後，講述了這一切。儘管震驚，皮特對妻子的性格充滿信心，他知道只有在最絕望的情況下，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她才會做出如此殘酷的選擇。

當晚他們埋葬了奧斯特胡森，並在墳墓周圍堆滿荊棘，以防野獸。第二天，他們前往因科瓦納，那裡已是一片混亂。牛群大量死亡，水源枯竭，人們正經歷著極度的乾渴。波爾人領袖們聽取了他們的報告，考慮到當時的慘狀，對他們寬大處理，讓他們離開隊伍，不再打擾遷徙。

范·斯塔登一家如同聖經中的夏甲般，進入了荒野，歷經千辛萬苦抵達奧卡萬戈河。但亨德麗卡從未擺脫心中的重負，她日益憔悴，昔日的活力消失殆盡。最終，在奧卡萬戈的沼澤地，她因病去世，永遠地沉睡在那棵巨大的莫切利樹下。她為孩子而犧牲，她的故事，訴說著母親之愛的極致與人類在絕境中的抉擇。

第七章：莫里斯親王的傳奇

聖誕時節的開普敦，萬人空巷，海風輕拂，是人們尋求慰藉的樂土。我在國際飯店的陽台上，欣賞著桌山下開普敦灣的壯麗景色。就在此時，我的朋友提姆·布雷斯韋爾（Tim Bracewell）帶來一個驚人的消息：他遇到一位剛從沃爾維斯灣歸來的探險家克雷西（Cressey），他宣稱在遙遠的內陸發現了一個不為歐洲人所知、由一位「白皮膚」女人領導的部落，而且這女人身上流淌著白人的血液，並擁有某些來自歐洲的古物。

我對此半信半疑，畢竟這片土地上充滿了誇大其詞的故事。但克雷西的沉穩與直接，讓我決定一探究竟。晚餐後，克雷西向我們講述了他的奇遇。十八個月前，他帶著兩輛滿載貿易貨物的馬車和五匹好馬，深入達馬拉蘭和奧凡波蘭，然後穿越奧卡萬戈河，來到穆卡薩夸裡布希族人的領地。那裡野獸眾多，他與布希族人進行了大量狩獵與交易。

一天下午，經過一段艱難的叢林跋涉後，他們進入一片廣闊的草原。遠處，一座雄偉的山脈在夕陽下泛著玫瑰色光芒。布希族嚮導們興奮地討論著山後一個由一位白皮膚女人統治的部落，他們警告這些部族好鬥且狡猾。

次日清晨，我帶著僕人四月（April）和兩名布希族嚮導，騎馬前往山區。我們穿越了遍布犀牛、羚羊和斑馬的平原，這些動物對人類幾乎沒有懼意。抵達山腳下的一個峽谷，那是通往部落的唯一通道。經過兩小時的崎嶇山路，我們終於看到了那個原住民村落。

村莊位於一個寬闊的峽谷中，四面環山，一條大河從東南流過，天然的屏障使其易守難攻。我們進入村落，在一群手持弓箭和長矛的原住民面前停下。經過一番交涉，我們被帶往「女王」的住所。

在女王茅屋前，我見到了瑪帕納（Mapana），一位皮膚白皙、美得令人驚嘆的女子，她身邊簇擁著約三十名頭目。她的美貌與優雅，讓我想起西印度群島的混血美人。她頸上戴著一串金幣項鍊，身旁放著一把看似歐洲製造的劍，手上還拿著一本用獸皮包裹的古老書籍。我對她一見鍾情。

瑪帕納的聲音如銀鈴般動聽，她的身份令我困惑。她聲稱自己是白人的後裔，血液世代相傳。她向我展示了那些傳家之寶：七枚刻有查理一世頭像的金幣、一把刻有「Rupertus Mauritio Suo Bredae, 1638」（來自魯珀特致莫里斯，布雷達城下，1638年）字樣的寶劍，以及一本1605年出版的法文鷹獵書《La Fauconnerie》，扉頁上寫著「Mauritio P. D.D. Mater Amantissima, Elizabetha R. 1635」（致莫里斯親王，他最慈愛的母親伊麗莎白女王的贈禮，1635年）。

這些物件強烈暗示著，它們曾屬於英格蘭國王查理一世的侄子，莫里斯親王（Prince Maurice）。我回想起歷史知識，莫里斯親王在1638年參與了布雷達之圍，並於1652年在非洲西海岸失蹤，死因不明。這讓我產生了奇異的聯想，難道瑪帕納竟是這位莫里斯親王的後代？

我向瑪帕納解釋了這些文物的可能來源，並提出希望將它們帶回英國鑑定。她望著我，眼神中充滿渴望，卻搖了搖頭，讓侍女將劍和書收回。然而，她卻將兩枚金幣贈予我。

那天晚上，我們在營火旁共進晚餐。我為瑪帕納準備了咖啡，她從未嚐過這般美味。我還將自己的銀勺贈予她。在即將離開前，我按照我的國家的禮儀，親吻了她的臉頰和唇。她似乎並不反感，而她的侍女們則發出驚訝的感嘆。我向她借來那本鷹獵書，答應第二天歸還。

第二天晚上，瑪帕納再次召見我。她語氣奇特，時而活潑有趣，時而嚴肅沉思。她問我是否會長期留下，並邀請我分享她的權力，成為她的伴侶。就在她輕撫我手臂的那一刻，一聲熟悉的口哨聲響起——那是四月的信號。隨後，一支箭矢擦過我的胸膛，射入瑪帕納的左胸。她發出一聲窒息的尖叫，倒在我懷中。另一支箭射中我的上臂。幾乎同時，一聲槍響，瑪帕納的敵人被四月射殺。

瑪帕納已在我的懷中死去。我輕輕將她放下，吻了吻她的額頭。她手中緊握著那把舊劍，我費力地從她手中取出劍刃。整個村莊陷入混亂，戰鼓聲四起。我與四月騎上馬，奮力奔向河流，涉水而過，最終成功逃離。

我再也不知道烏姆范齊人是否追擊我們，或許瑪帕納的死和隨之而來的混亂，讓他們無暇他顧。感謝四月的勇敢和我的預見，我們才得以保全性命。

我將永遠悼念我那可憐的瑪帕納，她是個善良、真誠、迷人的女人。她的美貌與善良，將永遠銘刻在我心中。願她安息！

這就是我的故事。這些從烏姆范齊蘭帶回的文物——兩枚金幣、寶劍和書籍——被證明確實屬於莫里斯親王。它們如今珍藏於一位大人物的收藏中。至於可憐的瑪帕納的血統——她和她的祖先是否真的如她所說，來自莫里斯親王本人——這是一個隨著她的逝去而消散的謎團，永無揭示之日。

第八章：塔皮尼亞尼特許地

二月正午，弗雷堡鎮的主街道在南非熾熱的陽光下，顯得赤裸而毫無遮蔽。稀疏的樹苗和孤零零的藍膠樹，反而加劇了這片土地的荒涼。然而，這裡的空氣卻清爽而靈動，因為平原海拔近四千英尺。最近的降雨為大地披上了新綠，取代了數月來的枯黃。街道兩旁，稀疏的人煙與喧鬧的酒館，顯示出這個英屬貝專納蘭首府的活力。

在「準則飯店」的酒吧角落，坐著兩位年輕的探險者：胡姆·惠勒（Hume Wheler）和喬·格蘭頓（Joe Granton）。他們都曾是梅休恩騎兵隊的成員，退役後加入了貝專納蘭邊境警察，如今則投身於特許地狩獵的熱潮。他們正計劃深入喀拉哈里沙漠，從一位名叫塔皮尼亞尼（Tapinyani）的酋長那裡取得一片廣闊的土地特許。他們的第三位夥伴，經驗豐富的獵人、商人湯姆·萊恩（Tom Lane），是這次探險的核心人物。

萊恩帶來了準備就緒的好消息：嚮導和僕人都已到位，他們將在午夜月亮升起時出發。曼寧先生——特許辛迪加的另一位成員——邀請他們晚餐，他的女兒凱特·曼寧（Kate Manning）也特別希望他們出席。

凱特，一位受過歐洲教育的迷人女孩，對這次探險充滿興趣。她半開玩笑地向惠勒和格蘭頓提出了一個任務：她想要一條巨大的長頸鹿公牛尾巴，作為她管家皮特在炎熱天氣下使用的拂塵。這激起了兩位年輕人的競爭，他們都信誓旦旦地要為凱特奪得這份「寶藏」。

晚餐期間，曼寧先生提到了一個臭名昭著的邊境惡棍「鼓腹蛇布朗」（Puff-adder Brown）又出現了。這個綽號來自他憤怒時脖子腫脹的奇特現象。喬·格蘭頓透露，布朗正帶著一輛輕型馬車，在「豺狼水潭」紮營，似乎有什麼不軌企圖。

告別曼寧家後，三位探險者在月光下騎馬前往營地，隨後馬車啟程，向喀拉哈里沙漠深處挺進。接下來的一個月，他們艱苦跋涉，從一個乾涸的水坑到另一個。雨水留下的臨時水潭只在最初幾天提供了便利，之後的旅程便充滿了渴與累。

一個傍晚，在行進一個月後，他們來到一個被野獸污染的淺水池邊。牛群已連續兩天兩夜沒有水喝，瘦骨嶙峋。湯姆·萊恩已先行一步，帶著一名布希族人去尋找遠方的沙漠泉水，那將是他們抵達塔皮尼亞尼部落前唯一的補給。

After a poor supper of tough, tinned “bully beef”—they had had no time to shoot game—and a mere sip at the poisonous and well-nigh undrinkable coffee, brewed from the foul water of the pool, Hume Wheler lay by the fire smoking in moody contemplation. The day had been desperately hot, and the work very hard, and even now, as night with her train of stars stepped forth upon the heaven, the air was close and still. Joe Granton had climbed up to the wagon for more tobacco. His cheerful nature was little downcast, even by the trials and worries of the past days; and now, as he filled his pipe, some pleasant remembrance passed through his brain, and in a mellow voice he sang:—

“How ardent I seized it, with hands that were glowing,
    And quick to the white-pebbled bottom it fell;
Then soon with the emblem of truth overflowing,
    And dripping with coolness it rose from the well.
The old oaken bucket, the iron-bound bucket,
The moss-covered bucket that hangs in the well.”

As the notes died slowly away upon the still air, Wheler looked up from the fire, and said in a sharp voice, “What in God’s name, Joe, possesses you to sing about moss-grown wells and cool English water, and that sort of thing? It’s bad enough to be enduring the tortures of the damned in this cursed desert, with a thirst on one big enough to drain Windermere, without being reminded of such things. Don’t, old man; don’t!”

“All right, old chap,” cheerily answered Granton. “I’ll drop the ‘Moss-covered Bucket’ and its unpleasant suggestions. I’ll get out my banjo and come down.” Extricating the banjo, he descended, and sat at his friend’s side. They sat smoking by the firelight, exchanging but few words, while Joe twanged softly at his strings.

In half an hour Stephan, the Hottentot driver, came over from the other fire, where the native servants sat.

“I tink, Sieur,” he said, “that Baas Lane will soon be here. I hear something just now.”

Surely enough, in three minutes Tom Lane’s whistle was heard, and, directly after, a Bushman walking by his side, he rode his nearly foundered horse into the strong firelight.

After exchanging greetings, he directed a boy to give the horse some water. “He’s about cooked, poor beast,” he said. “I don’t think he’d have stood up another six hours. Got any coffee?”

They handed him a beakerful. He drank it down with a wry face.

“That’s pretty bad,” he remarked; “but it might be worse. I’ll have another. I’ve touched no drink for eighteen hours, and it was blazing hot to-day. I’ve got bad news, boys, and I’m afraid we’re in a tight place.”

“Why, what devil’s hole are we in now?” queried Wheler. “I thought we were about through the last of our troubles.”

“I’m afraid not, Hume,” replied Lane. “That infernal scoundrel Puff-adder Brown has been ahead of us. Somehow I half suspected some game of the kind. I got it all from a Bakalahari near the water in front. Brown, it seems, with his light wagon, trekked across from Kanya by way of Lubli Pits, and has just pipped us. To make matters secure, he has poisoned the water-pit I’ve just come from with euphorbia branches. I and my nag had a narrow squeak. We were just going to drink last evening when we got there, when this Bushman here—a decent Masarwa he is, too—stopped me, and pointed out the euphorbia. Then I discovered the murderous trick this scoundrel has played us. If he had poisoned the lot of us, I suppose he would have cared not a tinker’s curse; and, in this desert, who would have been the wiser? The water-pit stands in a stony bit of country, and there happen to be a lot of euphorbia growing about, so his job was an easy one. However, we’ll be even with him yet. He’s not far in front, and we may spoil his little game, if we have luck and stick to the ship.”

By the camp-fire that evening the plan of operations was settled. Nearly six days of absolutely waterless travel, if the wagons could by any possibility be dragged, lay between the trekkers and Tapinyani’s kraal. No oxen could pull the wagon waterless over such a journey. It was decided, therefore, after finally watering the animals next morning, to trek steadily for two days, unyoke the oxen, leave the wagon standing in the desert in charge of two of the native boys (to whom would be left a barrel of water, enough, with care, to last them nearly a week), and drive on the oxen as rapidly as possible to Tapinyani’s. Without the encumbrance of the wagon, the last part of the journey might be accomplished in two days, or rather less. Watered, rested, and refreshed at Tapinyani’s kraal, the oxen could then be driven back to fetch in the wagon. This part of the undertaking was to be entrusted to Stephan, the Hottentot driver. Stephan had been picked for the expedition as a thoroughly reliable native, and having traversed the Kalahari before, he would be equal to the emergency. Meanwhile, the three white men, riding their freshest horses, and leading their spare ones, were to push forward, after watering the nags at earliest dawn, in the confident hope of reaching Tapinyani’s kraal in a forced march of thirty-six hours.

At four o’clock upon the second afternoon following this camp-fire council, the three Englishmen rode and led their tired and battered horses into the outskirts of Tapinyani’s kraal, that singular native village, planted by the only considerable permanent water in the immense waste of the Central Kalahari. Tom Lane knew the place, and they passed straight through the straggling collection of beehive-like, circular, grass-thatched huts, until they reached the large kotla, or enclosure, in the centre of the town, where Tapinyani’s own residence stood. Skirting the tall fence of posts and brushwood, they passed by an open entrance into the smooth enclosure of red sand, and then, as they reined in their nags, a curious, and to them intensely interesting scene met their gaze.

Just in front of the chief’s hut was gathered a collection of natives, some nearly naked—save for the middle patch of hide common to Kalahari folk—others clothed about the shoulders in cloaks or karosses of skin—pelts of the hartebeest, and other animals. In the centre of his headmen and councillors—for such they were—seated on a low wagon-chair of rude make, the gift of some wandering trader, was Tapinyani himself, a spare, middle-aged native of Bechuana type, clad in a handsome kaross of the red African lynx. In his hands Tapinyani held a sheet of large foolscap paper, concerning which he seemed to be closely questioning the tall white man standing at his side. This white man, a huge, broad-shouldered, heavily-built person, somewhat fleshy of figure, notable for his florid face and huge black beard, was none other than Puff-adder Brown himself. Bulking in size and stature far above the slim-built Bakalahari people around him, the man stood there in his flannel shirt-sleeves, his great black sunburnt arms bared to the blazing sunshine and crossed upon his chest, his heavy face shadowed by a huge broad-brimmed felt hat, easily dominating the simple assemblage of desert folk. Near to his elbow, in trade clothes, stood his wagon-driver, a dissipated-looking Basuto.

“By George! we’re just in time,” said Lane, as he dismounted with alacrity from his horse, and turned the bridle rein over its head. “Come on, you fellows!”

His companions needed no second word to dismount, and in another second or two they were marching side by side with Lane across the kotla to Tapinyani. Each man carried a sporting rifle, into which, in view of emergency, a cartridge had already been thrust. They were quickly across the forty paces of red sand, and now stood before the astonished group.

“Greeting! Tapinyani,” said Lane, speaking in Sechuana to the chief, as he moved up near to him. “I hope all is well with you and your people. What do you do here with this man,” indicating Brown, “and what is the paper you have in your hands?”

The Chief explained that the paper was a grant of a piece of land which the trader wanted for the purpose of running cattle on.

“How much land?” asked Lane.

“Enough to feed two hundred head of cattle and some goats,” replied the chief.

“And how much are you to receive for this?”

“Six guns, ammunition, and some brandy,” was the answer. “I am glad you have come,” pursued Tapinyani; “I know you well, and you can advise me in this matter.”

He handed the paper to Lane, who, holding up his hand to check a protest on Puff-adder Brown’s part, ran his eye rapidly over the document.

“Just as I thought,” remarked Lane, addressing Tapinyani. “By this paper, if you sign it, you hand over practically the whole of your country, its timber, and any minerals there may be in it, to this man. The thing’s an impudent fraud, and I advise you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it.” He spoke still in Sechuana, so that all the natives standing round understood him well. Puff-adder Brown, too, who was well versed in native dialects, perfectly comprehended his words.

Under the changed aspect of affairs, the man had seemed half irresolute. He had not expected this sudden appearance after the precautions he had taken, especially at the poisoned pool. But while Lane and the chief had rapidly exchanged words, his gorge had been steadily rising, his face took on a deeper and a darker red, and the great veins of his huge neck swelled in an extraordinary way. Well had he been christened Puff-adder Brown.

“Wait a bit, chief,” he blurted out in the native tongue. “These men are liars, every one of them. Don’t believe them, the swines! There is nothing in that paper you need be afraid to sign. Why, they are after a concession of land themselves.”

“Tapinyani,” rejoined Lane,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more about this man. He is a liar and a scamp, and worse. He cheated your friend, the chief Secheli, years ago. He fought against Mankoroane, and stole a lot of his cattle, and would have stolen his country if the English had not interfered. Take the word of an old friend,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at paper.”

Puff-adder Brown made a motion as if to strike at the speaker, but Tapinyani just at this instant opening his mouth to speak, he stayed his hand.

“I will not sign the paper to-day,” said the chief. “I will think the matter over again. I will speak with my headmen, and we can meet again to-morrow.”

Puff-adder Brown’s face was ablaze with passion. He saw that his plans were now utterly wrecked, and he glared round upon the assembly as if seeking some object upon which to vent his rage. Probably Lane would have felt his first attack; but, as it happened, Joe Granton, his countenance spread in a broad grin of delight, stood nearest. Upon the instant the enraged man raised his arm, and dealt Joe a heavy back-handed blow in the mouth.

But it so happened that in Joe, Puff-adder Brown had attacked the most doughty opponent just now to be found near the tropic of Capricorn. Cockney though he was, Joe was a well-trained athlete, strong as a horse, and in hard condition. During his five years’ career in the City he had been a great boxer; for two years he had been middle-weight amateur champion; he had forgotten nothing of his smartness; and now, with that blow tingling in every nerve of his body, and the blood trickling from his nether lip, he turned instantly upon the big trader. Almost before the man knew it he had received Joe’s vicious doubled fist upon his right eye with a drive that sent stars and comets whirling before his vision. It was to be a fight, and the two men now faced each other and sparred for an opening.

“Keep back! keep back!” cried Lane.

The astonished Bakalahari people spread out, or rather retreated, into a wide circle, and the battle began.

Now, despite that ugly knock over the eye, Puff-adder Brown rather fancied himself in this affair of fists. He was big and bulky, and three good inches taller than his opponent; he could deal a sledge-hammer stroke now and again, such as had seldom failed to knock out quarrelsome Boer adversaries, and he was very mad.

He went for Joe Granton, therefore, with some alacrity, and lashed out heavily with his long arms and enormous fists. But whether in parrying, at long bowls, or at half-arm fighting, Joe was altogether too good for his adversary. Time after time he planted his blows with those ominous dull thuds upon the trader’s fleshy face; now and again he drove into the big man’s ribs with strokes that made him wince again. In the second bout, it is true, Joe was badly floored by a slinging round-arm drive; but he was quickly on his legs again, and, after a little sparring for wind, none the worse. Few of the Puff-adder’s infuriated hits, indeed, touched the mark. In seven minutes the big freebooter was a sight to behold. Blood streamed from his nose; his eyes were heavily visited; bumps and cuts showed freely upon his streaming countenance; his wind was going.

“Now, old chap,” whispered Hume Wheler to his friend, during a short pause for breath by the combatants, “you’ve done magnificently. You’ve got him on toast! Go in and win. It’s all up with the Puff-adder!”

There was only one more round. Brown was a beaten man, his muscles and wind were gone, and he had been severely punished. He at once closed. In some heavy, half-arm fighting, Joe, still quite fresh, put in some telling work. His fists rattled upon his opponent’s face and about his ribs. Finally, getting in a terrible rib-binder, he deprived his man of what little breath remained to him. The man staggered forward with his head down. Joe delivered one last terrible upper cut, and six feet of battered flesh lay in the dust at his feet, senseless, bleeding, and hopelessly defeated.

Meanwhile the natives had been looking on upon a contest the like of which they had never before seen. Their “ughs!” and ejaculations indicated pretty correctly their astonishment. Chief Tapinyani seemed rather pleased than otherwise. For a mild Bakalahari he was a bit of a fighting man himself—with his native weapons. Under Lane’s directions Puff-adder Brown was carried to his own wagon, and there revived with cold water, washed, and put to rights. After he had, by aid of strong applications of brandy and water somewhat recovered his shattered senses, Lane gave him a little sound advice. He warned him to clear out of the place by next day. He told him that after the vile poisoning incident at the fountain—an attempt which might very well have murdered a whole expedition—any return to British Bechuanaland would result in his instant arrest. And he finally gave him to understand that any act of treachery or revenge would be carefully watched and instantly repelled by force. His advice was taken to heart. During the night the discomfited filibuster trekked from the place, and took himself off to a part of the distant interior, where, to broken and dangerous scoundrels, a career is still open.

During the next few days the wagon and oxen were got safely to the town, and some progress was made in preliminary negotiations for a concession to Lane and his party. Finally, at the close of a week, after the endless discussion and argument so dear to the native African, Tapinyani set his royal mark, duly attested and approved by the headmen and elders of his tribe, to a grant of 300,000 acres of pastoral land—part of that huge and unexplored tract of country over which he hunted and nominally held sway. The considerations for this grant were a yearly payment of 100 pounds, a dozen Martini-Henry rifles with suitable ammunition, a “salted” horse worth 90 pounds, six bottles of French brandy, a suit of store clothes, a case of Eau de Cologne, and a quantity of beads and trinkets. These terms may, to the uninitiated mind, seem not highly advantageous to the native side; yet, measured by the considerations in other and far vaster South African concessions in recent years, and remembering that the land granted was at present waterless, remote, and almost totally unexplored, they were fair and equitable.

This business settled, Tapinyani now turned his thoughts to the trial of his new horse and rifles. He had once possessed an old broken-down nag, bought from a swindling Namaqua Hottentot, and he knew a little of guns and gunnery. But he was unskilled in the use of either. His people badly wanted giraffe hides for making sandals and for barter; the animals were plentiful in the open forests a day or two north of the town; they must have a big hunt forthwith.

Accordingly, the horses having, meanwh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Kaffir corn, plenty of water, and a good rest, recovered some of their lost condition, a day or two later the hunting party sallied forth. Keen Masarwa Bushmen, half famished and dying for a gorge of flesh, trotted before the horsemen as spoorers; while well in the rear a cloud of Tapinyani’s people hovered in the like hope of meat and hides. For a whole day the party rode northward into the desert; they found no giraffe, but spoor was plentiful, and they camped by a tiny limestone fountain with high hopes for the morrow. At earliest streak of dawn they were up and preparing for the chase. Tapinyani was stiff and sore from unaccustomed horse exercise, yet he had plenty of pluck, and, clad in his canary-yellow, brand-new, store suit of cords, climbed gaily to the saddle.

In an hour they were on fresh spoor of “camel”; a troop had fed quite recently through the giraffe-acacia groves; and the whispering Bushmen began to run hot upon the trail. Just as the great red disk of sun shot up clear above the rim of earth, they emerged upon a broad expanse of plain, yellow with long waving grass. Save for an odd camel-thorn tree here and there, it was open for some three miles, until checked again by a dark-green belt of forest. Half a mile away in their front, slouching leisurely across the flat with giant strides, moved a troop of nine tall giraffe—a huge dark-coloured old bull, towering above the rest, four or five big cows, and some two-year-old calves. Well might the hearts of the two younger Englishmen beat faster, and their palates grow dry and parched. Neither had seen giraffes in the wild state before, and here at last was a towering old bull, whose tail, if it could but be secured, would amply satisfy Kate Manning’s commands. Hume Wheler meant killing that giraffe, more, probably, from a feeling of natural rivalry than anything else. Joe Granton had at heart a much deeper interest in the chase. He was in truth in very serious earnest about Kate Manning; the coveted trophy might mean all the world for him.

The four men set their horses going at a sharp gallop, and had run two hundred yards before the tall game had spied them. Here, unluckily, Tapinyani’s horse put its foot in a hole, came down with a crash, and sent its rider flying yards upon the veldt. His loaded rifle, carried, native fashion, at full cock, exploded, and the startled giraffes glancing round saw danger, and instantly broke into their ludicrous rolling gallop. Up and down their long necks flailed the air, in strange machine-like unison with their gait; quickly they were in full flight, going great guns for the shelter of the forest ahead of them. Now the three Englishmen rammed in spurs, set their teeth, and raced their nags at their hardest. To kill “camel” there is only one method. You must run up to them (if you can) at top speed in the first two or three miles of chase, else they will outstay you and escape. Force the giraffe beyond his pace, and he is yours.

But in this instance the dappled giants had too long a start. The ponies were not at their best, and the forest sanctuary lay now only two miles beyond the quarry. Ride as they would, the hunters could not make up their lee-way in the distance. Once in the woodlands the giraffes would have much the best of it. The two clouds of dust raised by pursued and pursuers rose thick upon the clear morning air, and steadily neared the forest fringe. Now the giraffe are only two hundred yards from their sanctuary, the lighter cows, running ahead, rather less. The horsemen are still nearly three hundred yards in rear of the nearest of the troop. “Jump off, lads, and shoot!” roars Tom Lane, as he reins up his nag suddenly, springs off, and puts up his rifle. The other two men instantly follow his example. Two barrels are fired by Lane, but the distance is great, that desperate gallop has made him shaky, and his bullets go wide.

Hume Wheler, quicker down from his horse than his friend, fires next at the old bull, lagging last; he, too, misses clean, and shoves another cartridge into his single sporting Martini. But now even the old bull is close upon the forest, into whose depths the rest of the troop are disappearing, and he, too, is within easy hail of safety. Before Hume can fire again, Joe Granton has put up his sight for 350 yards and aimed full; he draws a deep breath, pulls trigger, and in the next instant the great dark chestnut bull falls prone to the earth, and lies there very still. Never again shall he stalk the pleasant Kalahari forests never again stretch upward that slender neck to pluck the young acacia leafage!

“My God, Joe! you’ve killed him,” gasped Hume Wheler.

“Bravo!” chimed in Tom Lane, wiping his brow; “whether you fluked him or not, it was a wonderful shot. You’ve got Kate Manning’s tail right enough.”

Now Joe, it must be frankly admitted, was not a good shot; either of his friends could give him points in the ordinary way. Here was an extraordinary stroke of luck! Speechless with delight, flushed of face, and streaming with sweat, his eyes still fixed upon the piece of grass where the bull had gone down, he mounted his horse and galloped up. The others followed in more leisurely fashion. Joe was quickly by the side of the great dappled giraffe. Taking off and waving his hat, he turned his face to his friends and gave a loud hurrah. Then, first whipping out his hunting-knife and cutting off the long tail by the root, he sat himself down upon the dead beast’s shoulder to await their coming. At that instant a strange resurrection happened. Whether roused to life again by the sharp severing of its tail, or by a last desperate stirring of nature, the giraffe—not yet dead after all—rose suddenly from its prone position, and, with Joe clinging in utter bewilderment to its long neck, staggered to its stilt-like legs. For another instant the great creature beat the air in its real death-agony, staggered, staggered again, and then, with a crash that shook the earth, fell truly dead. In that terrible fall Joe Granton was hurled upon his head, and, as his comrades rode anxiously up, lay there apparently as void of life as his gigantic quarry. In his hand he still clutched desperately the tail upon which he had so firmly set his mind.

From the shock of that fall Joe Granton sustained heavy concussion of the brain, and had to be carried with much care and difficulty back to Tapinyani’s town. Hume Wheler, with infinite solicitude and care, superintended this operation, while Lane stayed out another two days in the veldt and shot three giraffe for the chief and his people. Hume Wheler himself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bringing down his first and a good many more “camels” at a subsequent period.

A fortnight’s careful nursing at Tapinyani’s restored Joe Granton to something like his normal health. In due time the expedition returned, after a tedious and even dangerous trek, to Vryburg.

Whether it was, in truth, the coveted giraffe’s tail that settled the business; whether it was the dangerous accident Joe had suffered in her behalf; or whether Kate Manning had not for some time before had a tender corner in her heart for Joe Granton, is scarcely of consequence. Certain it is that, not long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precious trophy, a question that Joe put to Kate was answered in a way that made him extravagantly happy.

The members of the Tapinyani syndicate sold their concession very well during a boom in the South African market, and Joe Granton’s share enabled him to set up cattle ranching in handsome fashion. He and his wife live very happily on a large farm given to them as a portion by Mr Manning. Here they have made a very charming home of their own. The great black switch tail of the bull giraffe hangs on the dining-room wall, plain evidence of the curious romance in which it had been involved.

Hume Wheler, who, with Tom Lane, occasionally drops in upon them during his periodical trips from the interior, often chaffs his old friends upon that celebrated trophy. “Ah! Mrs Joe,” he says, on one of these occasions, as he takes one of her two youngsters on his knee and looks up at the tail. “Your husband captured you by a magnificent accident. There never was a bigger fluke in this world than when the old fraud knocked over that big ‘camel.’”

第九章：范·維爾倫太太的法國人

與老科爾內利斯·范·維爾倫（Cornelis Van Vuuren）第二次相處時，他終於敞開心扉，從記憶的寶庫中，斷斷續續地向我講述了許多關於草原生活的奇聞異事。我曾幫過他兒子的小忙，這些心地善良卻有些粗獷的南非荷蘭裔人，對恩情總是銘記在心。

諾伊特赫達赫特（Nooitgedacht，意為「永不放棄」），這個農場的名字，恰如其分地體現了老科爾內利斯·范·維爾倫堅韌不拔的性格。白天，我在農場裡打獵，收集一些羚羊頭標本。傍晚，我們圍坐篝火，科爾內利斯便開始講述他的故事，這是一個波爾人極少對「紅脖子」（英國人蔑稱）敞開的心扉。

這位老先生經歷過許多。年輕時，他曾是個偉大的獵人，遠在戈登·卡明（Gordon Cumming）之前，就已深入內陸追逐大象。他積累了可觀的財富，於1863年從狩獵界隱退，在自由州買下了一個頂級農場。如今，他七十歲高齡，依然身板挺拔如老橡樹，白髮與白鬍子襯托出他堅毅的五官，明亮的藍眼睛閃爍著生命的光芒。人們稱他為「堅強的科爾內利斯」。

一天傍晚，我們在晚餐時，科爾內利斯突然想起一個有趣的回憶。他狡黠地看著妻子，笑著問我：「小伙子，你聽說過太太和她的法國人之間的故事嗎？當年這在草原上可是廣為人知啊。」他笑得如此開心，眼淚都湧了出來。

但范·維爾倫太太，一個身材魁梧、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臉色卻變得嚴肅起來。她打斷丈夫，說這個老掉牙的愚蠢故事不許在她的房子裡說。科爾內利斯看著妻子，五十年的婚姻經驗告訴他，她是認真的。

「好吧，安娜，親愛的，」他溫和地說，「我不會再拿這個老笑話逗你了。來吧，我的朋友（對我說），我們去外面抽菸。」

我們坐在門廊下抽著菸斗。夕陽西下，西方天空依然燃燒著色彩。遠處的跳羚群在平原上覓食，牛羊的低鳴從身後的畜欄傳來。科爾內利斯看著這些景象，感嘆道：「野獸真是消失得太快了。我當年剛來這裡時，遍地都是野獸，數百萬計。」他回憶起1837年第一次穿過這片土地的經歷，那時遷徙的跳羚群寬達三四英里，一望無際。

我問他：「那年你遇到那個法國人了嗎？」

「不，不，」科爾內利斯狡黠地朝屋裡妻子看了一眼，「不是那時候。但你想聽這個故事，我每次講都想笑。笑聲是好的。我一直都是個樂觀的人，感謝上帝，這也是我能度過所有難關的原因。愁眉苦臉的人在人生的長途跋涉中可不好過。」

科爾內利斯接著講述了與法國人皮埃爾·塞盧瓦（Pierre Cellois）相遇的趣事。那是他們定居特蘭斯瓦爾的第三年，他正在北部狩獵大象。皮埃爾，一個打扮奇特的法國人，頭戴插滿白色鴕鳥羽毛的帽子，身穿藍色外套、粉色襯衫、紅色絲綢腰帶，腰間插著刀和手槍，背著裝飾有銀飾的粉盒，還帶著一個綠色捕蝶網和許多盒子。他是一個熱衷於收集蝴蝶和鳥皮的博物學家。科爾內利斯從未見過如此誇張的獵人。

皮埃爾讀過哈里斯上尉的書，渴望像他一樣狩獵。但科爾內利斯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個真正的獵人，他缺乏膽量。他曾看著皮埃爾在一百五十碼外朝犀牛射擊，只是激怒了它。

他們一同狩獵，科爾內利斯輕鬆獵殺了一頭白犀牛。皮埃爾興奮得手舞足蹈，甚至抱住科爾內利斯親吻，讓科爾內利斯將他推倒在地。後來他們又一同狩獵大象，科爾內利斯射殺了四頭大象，皮埃爾則衝上去對一頭垂死的大象補槍，然後爬上象背，高喊「法蘭西萬歲」。科爾內利斯說他笑得肚子都疼了。

皮埃爾隨後寫信回家，吹噓自己獵殺了四頭大象，讓科爾內利斯覺得他有些撒謊。皮埃爾來到科爾內利斯營地後，對范·維爾倫太太大獻殷勤，但他花哨的打扮和浮誇的言行，讓她很不喜歡。他還會握著她的手，甚至親吻，這讓她憤怒地打了他一耳光。

一次，皮埃爾在河邊釣魚時，被一條鱷魚咬住了腿。范·維爾倫太太聽到求救聲，拿起槍衝過去，一槍擊斃了鱷魚。皮埃爾因此對她感激涕零，稱她為「天使」、「救世主」，並開始向她求愛。范·維爾倫太太忍無可忍，要求科爾內利斯將他趕走。

第二天，科爾內利斯外出狩獵，提早回到營地，卻聽到了皮埃爾的尖叫和求饒聲。他發現皮埃爾被綁在馬車輪子上，范·維爾倫太太正用海牛皮鞭抽打他。她憤怒地解釋，皮埃爾摟抱並親吻了她。科爾內利斯也拿起鞭子，給了皮埃爾幾鞭，然後讓他趕緊離開。皮埃爾氣得大喊大叫，甚至想用手槍決鬥，但科爾內利斯坐在馬車上，拿著槍，讓他離開。皮埃爾最終離開了，再也沒有回來。

科爾內利斯後來聽說，皮埃爾去投訴，甚至威脅發動戰爭，但指揮官馬提納斯·韋塞爾斯·普利托利烏斯（Martinus Wessels Pretorius）從皮埃爾的霍屯督僕人口中得知了真相，最終將他送回了家鄉法國。

當科爾內利斯講完這個故事時，范·維爾倫太太正站在門口仰望星空。她轉向我們，臉上帶著強烈的鄙夷說：「我的法國人！這是一個老掉牙的故事，最好還是別再提起。我討厭法國人這個名字。我本身就是胡格諾派後裔，先生，我父親是個 Joubert。胡格諾派，我相信，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民族。比起那個打扮得像狒狒一樣的小傢伙，我寧願不認我的血緣。但事實上，我們在南非的荷蘭裔人，雖然有些姓氏是胡格諾派，但現在都是純正的荷蘭人。你們英國人和我們，先生，並不總是最好的朋友；但至少你們是男人，不像皮埃爾·塞盧瓦那樣穿著衣服的猴子。現在進來喝一杯吧，然後去睡覺。」

我後來得知，皮埃爾·塞盧瓦早已塵歸塵土歸土，他在法國成為一位著名的探險家和獵人，並出版了書籍。而堅強的科爾內利斯·范·維爾倫和他的妻子，也已安息在各自的墳墓中。我時常好奇，他們是否已在那片寂靜的土地上，化解了彼此的恩怨。

第十章：偉大的秘密

在南非遙遠的內陸，比爾·文森特（Bill Vincent）和拉爾夫·詹納（Ralph Jenner）兩位老友，正圍坐在營火旁。夜空中群星閃爍，空氣清冷而純粹。比爾輕聲吟誦著勞倫斯·賓揚（Lawrence Binyon）的詩句，那詩句描繪了地球承載著重擔，在淚水與悲傷中，仍懷抱著未來希望的宏偉景象。他問拉爾夫：「這是真的嗎？那偉大的秘密存在嗎？地球知道嗎？」

比爾認為，在如此廣闊的自然中，面對億萬顆星辰，很難否認一個「偉大的力量」的存在。然而，他困惑的是，人類歷經千萬年，卻對死後的「彼岸」一無所知。所有的宗教、信仰、哲學，都無法真正揭示這個「偉大的秘密」。他看到了人類的掙扎與痛苦，這與他所理解的自然法則——永恆的戰爭、殺戮與苦難——不謀而合。

拉爾夫認同比爾的困惑，但他認為過多地擔憂這個問題並無益處。畢竟，就連每一天死去的嬰兒，也可能比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更早知曉那個秘密。他們只能盡力活著，遵循自己的道德規範。比爾則堅持，那「偉大的秘密」必定是值得去探索的。

兩位朋友繼續討論著狩獵的話題，然後鑽進馬車，在草原上沉入安穩的夢鄉。

兩週後，他們在奧卡萬戈河的支流旁紮營。這裡水牛成群，蘆葦叢中遍布它們的蹤跡。他們已獵獲了足夠的肉和一些漂亮的頭顱。

一個清晨，他們在營火邊喝著咖啡。河裡傳來河馬的噴氣聲，鳥群在空中盤旋。他們的嚮導科布斯（Cobus）報告說，不遠處有一大群水牛，其中還有一些巨型公牛。

比爾和拉爾夫帶著槍，在嚮導的引領下，穿梭於灌木叢中，小心翼翼地接近水牛群。他們看到一群至少三百頭水牛，或飲水，或進食，或在淺灘中翻滾，完全沒有察覺到危險。織布鳥在它們背上忙碌，白鷺優雅地棲息在它們身上，一切顯得如此寧靜祥和。

兩位獵人選中了兩頭巨大的老公牛，它們的角又粗又短，身體龐大。槍聲劃破寂靜，一頭牛應聲倒下，另一頭踉蹌了一下，但衝入了叢林。牛群瞬間炸開，朝四面八方狂奔。比爾追上了另一頭肥美的母牛，兩槍將其擊倒。

隨後，他們跟隨科布斯追擊那頭受傷的公牛。血跡清晰可見，他們深入到一片濃密的荊棘叢中。科布斯提醒他們，受傷的水牛是所有非洲動物中最危險、最狡猾的，在灌木叢中追逐它無異於玩命。然而，比爾決意要拿下這頭冠軍頭顱。

他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前進。突然，一頭巨大的黑色身影從灌木叢中衝出，眼睛裡閃爍著火焰，鼻孔噴著血。它幾乎撞上了比爾。比爾開了一槍，然後盡力向左躲閃，但子彈無效地從公牛巨大的額角滑過。一瞬間，公牛的巨大頭顱猛烈掃過，發出一聲沉悶的撞擊聲，比爾被撞飛數碼，跌入荊棘叢中。

公牛在原地停頓了片刻，憤怒地審視著。拉爾夫抓住機會，抬起槍，一槍擊中公牛的左胸。公牛踉蹌倒地，但仍在掙扎。拉爾夫又補了一槍，子彈擊中公牛的額頭，公牛發出痛苦的咆哮，終於倒地死去。

拉爾夫與嚮導費力地將比爾從荊棘叢中救出。比爾傷勢嚴重，肋骨斷裂，肺部被牛角刺穿。拉爾夫感到心如刀絞，十分鐘前還在說笑的朋友，此刻卻奄奄一息。他們簡單包紮了傷口，然後艱難地將比爾抬回營地。

比爾昏迷了大半個下午，呼吸微弱而痛苦。傍晚時分，他費力地睜開眼睛，輕聲問拉爾夫：「那頭公牛死了嗎？」拉爾夫告訴他死了。比爾說：「我想它把我徹底擊垮了。我不該跟著它進灌木叢。科布斯說得對。我為它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把它的頭帶回家，掛起來。我想我熬不過去了；當你看到那對牛角時，你會想起我，想起我們在草原上的美好時光。」

拉爾夫強忍淚水，讓他不要說這些話。比爾卻堅持說，他的頭腦此刻非常清醒，但時日無多。他交代了後事，並再次提起那個「偉大的秘密」：「記住這個，」他抬起左手，輕輕抓住拉爾夫的襯衫袖子，「如果我死後能告訴你，或者讓你知曉，我會的。別忘了！別忘了！如果我能……天黑了，不是嗎？我很困。抓住我的手，親愛的老拉爾夫……再見。如果我再也見不到你……」

比爾的頭靠了回去，眼睛再次閉上，嘴唇滲出一絲鮮血，呼吸愈發艱難。拉爾夫再次給他灌下白蘭地，卻無濟於事。半小時後，比爾停止了呼吸。拉爾夫緊握著朋友的手，知道比爾已進入了未知的世界，而他自己，則失去了草原上最好、最勇敢的夥伴。

第二天清晨，拉爾夫將比爾的遺體帶過河，安葬在一棵金合歡樹下，並立起一塊木質十字架。他也帶走了那對導致比爾英年早逝的巨大牛角。隨後，他緩慢而痛苦地南下，成為非洲最悲傷、最孤獨的人，最終回到了英格蘭。

多年過去，拉爾夫從未忘記那最後的一幕和比爾深刻的話語。無論是在遙遠的荒野，還是家中，他總會想起朋友的遺言，眼前浮現出奧卡萬戈河畔那場日落時分的一切。但至於那個「偉大的秘密」——比爾如此渴望揭開的謎團——拉爾夫至今仍未聽聞。

第十一章：雅可巴·斯特因的故事

在特蘭斯瓦爾西北部的沃特堡（Waterberg）深處，一個遙遠的農場裡，雅可巴·斯特因（Jacoba Steyn）與她的哥哥漢斯（Hans）及其妻子和眾多子女一同生活。儘管已屆中年，她依然是一位單身女子，這在南非荷蘭裔女性中實屬罕見。雅可巴並非不美，她那樸實的容貌和隨和的性情，以及她所擁有的財產——牛群、羊群和菸草田——足以讓她成為一個不錯的婚配對象。然而，她一生中卻堅定地拒絕了所有求婚者，這讓她的家人感到困惑，也讓那些追求者望而卻步。

家人們終於放棄了勸說她結婚的念頭。四十歲時，雅可巴已擺脫了鄉村青年們的追求和家人們的強烈建議，過著她平靜的生活。她幫助嫂子照顧九個孩子，分擔家務，臉上總是帶著恬靜的笑容。每年她會隨家人前往普利托利亞（Pretoria）參加聖餐儀式，享受短暫的城市樂趣和與牧師的交流。

在沃特堡寧靜的週日傍晚，牛羊歸欄，暮色金黃，雅可巴會獨自漫步到法拉拉河畔，沉浸在一個古老的故事中。那曾是一個苦樂參半的回憶，但如今，歲月已撫平了她內心的傷痕，她的思緒充滿了甜美。雅可巴的故事簡單，卻有其浪漫的一面，即使在沃特堡，也鮮為人知。

雅可巴的父親楊·斯特因（Jan Steyn）是1837年穿越瓦爾河的早期波爾人移民之一，他擊敗了馬塔貝萊人，佔領了如今的奧蘭治自由邦和特蘭斯瓦爾。楊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拓荒者和獵人，他曾在馬里科（Marico）建立農場，但每年冬季他都會帶著家人和馬車進入獵場。1859年，斯特因一家第四次來到恩加米湖畔的波特利蒂河（Botletli River，又稱湖河）南岸。

在穿越乾旱之地的過程中，他們經歷了艱難的掙扎，差點失去馬車。終於，在夕陽西下時分，他們來到河畔的一棵大樹下紮營。那棵樹上刻滿了許多過往旅人的姓名縮寫。當時17歲的雅可巴，永遠不會忘記眼前的景象：湖河被野鳥點綴，火烈鳥、朱鷺、野鴨成群。遠處，成千上萬的鵜鶘緩慢而莊嚴地飛過天空，它們哀怨的哨聲在饑渴的牛群低鳴中清晰可聞。

就在此時，一位英國軍官——梅雷迪斯上尉（Captain Meredith）——從河邊走來。他身材挺拔，容貌英俊，深色頭髮，整齊的鬍鬚，眼神深邃而迷人。雅可巴的心中第一次感受到如此強烈的吸引。她羞澀地與他握手，這畫面深深烙印在她的腦海中，即使三十年後也未曾褪色。

梅雷迪斯上尉很快與斯特因一家熟識。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獵人，曾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還會說開普荷蘭語。他們一同狩獵，關係日益密切。梅雷迪斯還將一些烹飪技巧引入了波爾人的家庭，比如烘烤野鴨和烹煮咖哩，這些新方法至今仍在漢斯家中實踐。

雅可巴與梅雷迪斯相處的時光是她生命中最愉快的。她從他那裡得知了廣闊的歐洲世界，學習了新的知識。他們常常一同漫步河畔，欣賞著野鳥，在非洲的暮色中，梅雷迪斯有時會輕輕摟住她的腰，親吻她的臉頰。對雅可巴來說，這些瞬間充滿了永不褪色的喜悅。

她的母親察覺到了雅可巴的變化，有時會責備她心不在焉。但這位魁梧的母親也同樣喜歡這位英國人，她甚至暗自希望梅雷迪斯能向雅可巴求婚，讓她成為一位「大夫人」。

然而，梅雷迪斯上尉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他並沒有偷走雅可巴情感的意圖，他對大狩獵的熱情遠勝於兒女情長。在他眼中，雅可巴只是一個孩子，他對她的友誼是兄妹般的。

經過數週的相處，大象在河邊變得越來越多，獵人們時常渡河追逐。一次，梅雷迪斯在狩獵大象時受了重傷，被送回營地。斯特因一家悉心照料他。在梅雷迪斯昏迷的24小時內，雅可巴在他身邊輕聲呼喚，親吻著他的臉頰，祈禱他能康復。她那深情的話語，在梅雷迪斯意識模糊時，如同夢境般滲入他的心底。

兩週後，梅雷迪斯逐漸康復，但他內心充滿了掙扎。他意識到雅可巴對他的愛，這讓他感到困擾。他是否應該如此親密地與這個單純的波爾女孩相處？他是否應該吻她？

一個清晨，當他們獨處時，梅雷迪斯向雅可巴坦白，他即將離開，並將在聖誕節前回英國結婚。他為自己沒有及早告知而道歉，並請求她的原諒。雅可巴痛哭失聲，但隨後平靜地說，她從見到他的第一晚就愛上了他，即使他當時告知訂婚，她也會一樣愛他。她明白他們的世界不同，她在他眼中只是個孩子，一個玩伴。但這九週的友誼對她來說是如此甜美，永生難忘。

當斯特因家人走近時，雅可巴深情地吻了吻梅雷迪斯的手，然後輕輕放下，回到了自己的馬車。波爾少女的夢想就此破碎。梅雷迪斯離開營地，踏上歸途。雅可巴看著他的馬車漸行漸遠，淚水奪眶而出。梅雷迪斯在告別時，眼中也閃爍著淚光。

雅可巴用她的堅韌，將這份初戀珍藏在心底，一生未嫁。四十多年過去，曾經的少女已成中年婦人，但那份純真而深刻的愛，將伴隨她直至墳墓。

如今，那位1859年英俊瀟灑的英國上尉，已是一位白髮蒼蒼、兒孫滿堂的少將，他時常在俱樂部回憶往昔。我時常好奇，他是否也曾想起在遙遠的湖河畔，那段短暫卻深刻的插曲？我相信他會的。但他可能永遠無法想像，為了他，雅可巴·斯特因選擇了孤獨一生。

這些故事，是南非荒野的真實寫照。它們告訴我們，生命總在掙扎與選擇中前行，而愛與失落、勇敢與絕望，總是交織出最動人的篇章。希望這「光之羽化」後的《南非故事集》，能為您帶來不同於以往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