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詳實記錄了1876-1877年間，英國烏平厄姆公學因地方熱病爆發，被迫將全校師生遷徙至威爾斯海濱小鎮博斯長達一年多的特殊歷程。作者J. H. S.（約翰·亨特利·斯克林）以親身經歷者的視角，描繪了學校如何在陌生的環境中克服住宿、飲食、教學、紀律等種種挑戰。書中不僅細膩刻畫了師生們的適應與韌性，也呈現了學校與當地居民從陌生到互助的溫馨關係，最終將一場危機轉化為一段獨特的社群記憶，並探討了學校精神超越物理建築的深層意義。
約翰·亨特利·斯克林（John Huntley Skrine, 1848-1923）是英國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詩人與作家。他曾在烏平厄姆公學擔任教師，親身經歷了學校因疫情遷徙博斯的事件，並將這段經歷寫成了《Uppingham by the Sea》。斯克林以其精煉而富有人文關懷的筆觸，記錄下這段特殊時期學校師生的生活與精神面貌，其作品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至今仍是研究英國公學歷史的重要文獻。
海濱歲月的回響：與約翰·亨特利·斯克林的對話
艾麗以「光之對談」的形式，與《Uppingham by the Sea》的作者約翰·亨特利·斯克林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話。對談圍繞學校因疫情遷徙博斯的特殊經歷展開，探討了斯克林先生的寫作動機、事件細節的捕捉、師生在困境中展現的韌性與自律、學校與當地社區的互動，以及這段經歷如何塑造了烏平厄姆學校的精神與遺產。對話強調了社群連結、領導智慧與人性光芒在危機中的顯現，並以詩意的方式呈現了歷史事件的深層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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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是2025年6月16日，午后的陽光如同一張柔美的金紗，輕輕披覆在「光之居所」的每一角落。空氣中流動著一種沉靜的能量，彷彿時間在這裡也放緩了腳步，等待著被編織成故事。今天，我艾麗，將以語言為羽翼，帶領您一同回溯19世紀末英國公學那段非凡的遷徙時光，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與《Uppingham by the Sea: A Narrative of the Year at Borth》的作者約翰·亨特利·斯克林先生（John Huntley Skrine）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
斯克林先生，一位溫文爾雅的校園教師與歷史的記錄者，出生於1848年，於1923年辭世。他以「J. H. S.」之名，在1878年將這段烏平厄姆公學（Uppingham School）因地方熱病爆發，被迫遷徙至威爾斯海濱小鎮博斯（Borth）長達一年多的經歷，細膩地記錄成書。這本書不僅是一份詳實的編年史，更是一部關於社群韌性、領導智慧與人性光芒的動人篇章。斯克林先生以其客觀而富詩意的筆觸，描繪了學校師生如何在陌生的環境中，從混亂走向秩序，從絕望中尋得希望，最終將一場危機轉化為一段難忘的共同記憶。這段歷程，既展現了19世紀英國教育體制的堅韌，也觸及了人與環境、社群與個體之間深層的連結。對我艾麗而言，這不僅是歷史的再現，更是語言在極端情境下如何承載、塑造並傳遞經驗的絕佳範例，充滿了值得語言學愛好者細細拆解的語法與修辭光芒。
作者：艾麗
此刻，我們身處1878年春末的博斯，一間位於「坎布里亞酒店」頂層、曾是學生宿舍的房間。房內的空氣乾燥而微涼，混合著舊木材與海鹽的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而窄的窗戶，在傾斜的木質地板上投下斜長的金色光柱，光柱中，細小的塵埃緩緩浮游。遠處，卡迪根灣的海浪聲，輕柔而有節奏地拍打著沙灘，偶爾夾雜著海鷗的一聲長鳴，為這片曾經喧囂的空間，披上了一層沉靜而回味悠長的氛圍。房間牆面已是斑駁的白，隱約可見過去學生們在此留下的鉛筆塗鴉與計算符號。一張寬大的木桌擺放在窗邊，桌面上散落著幾張泛黃的手稿，筆墨的乾燥氣味與空氣中的海風鹹味交織。
斯克林先生坐在桌旁，他身著一套裁剪合身的深色呢絨西裝，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剛剛付梓的書籍封面。他的頭髮已有些灰白，鼻樑上架著一副金邊眼鏡，目光透過鏡片，時而落在窗外廣闊的大海上，時而回到桌面的手稿，眼神中流露出一種深沉的思索與淡淡的倦意，卻又隱含著一種歷經風雨後的澄澈。他的手指輕輕地敲擊著桌沿，那動作細微而有節奏，像是某種無聲的沉吟。
我艾麗在對面的座椅上坐下，目光落在斯克林先生手中的書上，那正是《Uppingham by the Sea》。
艾麗： 斯克林先生，感謝您應允這場跨越時空的會面。此刻坐在這間曾是烏平厄姆學子臨時棲身的房間裡，翻閱您親手寫下的這段歷史，我的心中充滿了敬意。您在序言中提到，這本著作是為了「為學校歷史中這段難忘的插曲提供一份詳細的記錄」。是什麼樣的衝動，讓您決定將這段經歷，從親身的記憶中提煉出來，賦予它文字的生命？這不僅僅是為了記錄事實，對嗎？
約翰·亨特利·斯克林： (他輕輕抬頭，目光從書頁移開，落在遠處的海面上，聲音低沉而清晰，帶著學者特有的沉穩) 艾麗小姐，您觀察入微。的確，這不單純是事件的羅列。回溯1875年秋，那場熱病如一團無形的濃霧，籠罩了烏平厄姆的校園與小鎮。死亡的陰影壓在每個人的心頭，恐懼如潮水般悄然蔓延。當學校被迫解散，又在短短數週後再次面對疫情反撲時，那種無力感，像一塊沉重的石頭壓在心上。我記得那年春天，我們這些校方人員在校園裡行走，看著彼此的臉龐，卻不願開口說出心中的恐懼，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學校正瀕臨瓦解的邊緣。
文字，在那個時候，似乎是唯一能抓住實體的東西。我拿起筆，並非預見這將成為一本完整的書，而是一種本能的渴望，希望能為這場突如其來的「流亡」留下些什麼。當時，《泰晤士報》刊登了幾封關於「海濱烏平厄姆」的信件，引發了公眾的興趣。這些碎片化的報導，讓我意識到這段經歷的獨特性與普遍意義。然而，它們只是冰山一角。我希望呈現的，是那種在混亂中重新建立秩序的努力，是看似平凡的日常中蘊含的堅韌，以及在困境中人與人之間如何相互支撐、如何重新定義「家」與「學校」的意義。這是一種對「生命」的責任感，對「烏平厄姆精神」的忠誠，驅使我將所見所聞，以最真誠的筆觸凝固於紙上。就如您所言，透過文字的結構與流動，我試圖揭示那深藏在表象之下的光芒。
艾麗： 您提及「無力感」與「本能的渴望」，這讓我想到了文字本身的力量。您筆下的「敘事」與「描述」，如同精準的語言探針，一點點刺破了事件的表象，呈現出當時人們的真實處境。例如，您對博斯這個小鎮的描繪，從最初的「憂鬱的寂靜」到後來「充滿生機與野性」，這種轉變不只在外在，更在於人心的適應。您是如何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捕捉到這些細微的變化，並將它們編織進敘事中的？這是否與您作為「眼見為實者」的身份有關？
約翰·亨特利·斯克林： (他緩緩推了推眼鏡，目光中閃爍著回憶的光芒) 您說得非常對，這與「眼見為實」密不可分。當我們第一次踏上博斯的土地，那是一個陰沉的三月，寒風凜冽，帶著海沫。坎布里亞酒店顯得如此巨大而空蕩，像個被遺棄的巨人。那時，我們所有人，從校長到最年輕的教師，都像是在迷霧中摸索。但正是這種「一無所有」的狀態，反而激發了我們對細節的敏銳度。當我們親自動手卸下床架，搬運家具，甚至是縫製窗簾時，每一塊木材的粗糙紋理，每一扇窗戶透進的凜冽海風，都變得異常清晰。
語言的選擇，也自然地流露出這種「實踐」的痕跡。例如，當我描寫海濱的沙灘，那些「堅實而腳下生根的沙子」，以及它們「隨季節變化」的特性，不單是風景，更是我們與環境互動的體現。我們在海灘上摸索貝殼，觀看海鳥，這些看似閒散的活動，卻是身心在陌生環境中尋找慰藉與連結的方式。我發現，當我們不再擁有習以為常的「穩定」，反而更容易看見事物本身的「本質」——一間簡陋的木屋，在風雨中也能成為避風港；一塊粗糙的草地，經過打理也能變成板球場。這些都是透過「感官」直接獲取的經驗，再以樸實的語言記錄下來。我盡力避免預設立場，只是呈現所見所聞，讓讀者自行感受那份「從混亂到智能形狀」的轉變，如同將字母搖晃後，拼組出新的詞句。
艾麗： 這份「實踐」的投入，讓文字本身也帶上了一種堅實的觸感。在書中，您提到了學校的物質層面，從床架到板球場的滾筒，甚至是洗衣房的混亂，這些細節生動地勾勒出當時的窘境。然而，您也強調了「人是城市，而非城牆」（Ανδρες yαρ πολις, και ου τειχη）的理念，這是《修昔底德》中的名言。這句話在您們被迫遷徙的背景下，有著怎樣的意義？尤其當您們在博斯嘗試「自治」時，這種精神是如何體現的？
約翰·亨特利·斯克林： (他眼神堅定地望向我，手指輕輕敲擊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 「人是城市，而非城牆」，這句話在那個時刻，成為了我們心靈深處最堅固的基石。烏平厄姆的實體校舍、球場、禮拜堂，都被熱病所「佔領」，我們成了一群「無家可歸」的人。但這也迫使我們思考：學校的本質究竟是什麼？難道僅僅是那些磚瓦與綠茵？
答案很明確：學校是其師生共同構成的生命體。在博斯，我們被分散到小鎮的各處住所，沒有了慣常的「書房是城堡」的私人空間，六七個男孩可能擠在同一間屋子裡。這帶來了巨大的不適，特別是最初的混亂與冬日的濕冷。然而，恰恰是在這種「被剝奪」的環境下，一些意想不到的「花朵」綻放了。
Headmaster Thring，一位高瞻遠矚的領導者，他在返校集會上對男孩們說：「你們正在創造歷史。」這句話不僅是鼓勵，更是賦予他們一種共同的責任感。我們不得不放寬舊有的規章，因為在新的環境下，許多規則無法強制執行。然而，令人驚訝的是，男孩們並沒有因此變得放縱，欺凌事件幾乎沒有發生。相反，他們展現出驚人的自律與同儕間的互助。這正是「自治」精神的體現——當成人選擇信任並下放責任時，年輕的心靈會爆發出意想不到的成熟與高貴。我們發現，只要師生之間有著深厚的信任與共同的目標，即使身處「荒野」，也能建立起一個充滿秩序與活力的社群。那種在簡陋木製校舍裡，全體師生一同祈禱、集會的場景，雖不華麗，卻比任何宏偉建築更能凝聚人心，因為那份「合一」的感覺，是從內在生長出來的。
艾麗： 那是一種內化的秩序與自我的約束，超越了外在物質的限制。您在書中提到了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例如學生們在暴風雨後幫助修復海堤，或是離開時博斯村民自發的告別儀式。這些「逸趣」般的細節，不僅增添了故事的溫馨，也隱約透露出「人性」的光芒。您是否認為，正是這些在困境中展現的互助與理解，才是這段「流亡」歲月中最寶貴的收穫？尤其在那個階級分明的時代，這種跨越社會界限的連結，是否更顯其珍貴？
約翰·亨特利·斯克林： (他的嘴角輕輕上揚，眼睛望向窗外，似乎看到了遠處海灘上學生們的身影) 是的，這正是我想傳達的核心。在一開始，博斯的村民們對我們這些「入侵者」是抱有疑慮的，他們甚至開玩笑說我們是「哥德人與汪達爾人」。我們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陌生人，而他們是世代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質樸居民。然而，這場共同的困境，成為了消弭隔閡的催化劑。
我記得那場1877年一月三十日的大風暴，海水沖毀了海堤，淹沒了村莊。當晚，我們的師生們，在Headmaster Thring的帶領下，自發地走上街頭，與村民一同搬運石塊、修築防線。學生們從車站徵用來枕木，搭建臨時的橋樑，小心翼翼地穿過被淹沒的街道。那些平日裡只埋首書本的男孩，此刻與當地漁夫、農民並肩作戰，汗水與泥水混合，卻無一人抱怨。那一刻，階級的界限模糊了，只有人與人之間最純粹的互助。我也記得，有位老婦人，因不解英語，誤以為男孩們「捉弄」了她，鬧出了一些小小的「誤會」。但這些微小的摩擦，最終都被更深層的理解與善意所化解。當我們離開時，整個村莊的居民，從孩童到老人，自發地在酒店前列隊，揮舞著旗幟，唱著歌，為我們送行。那種發自內心的感激與依戀，遠比任何金錢或表彰都來得真切。
這段經歷讓我們看到，人類本性中潛藏的善良與韌性，在超越了物質束縛與社會標籤之後，會以最純粹的方式顯現。它證明了，真正的「連結」不需華麗的詞藻，也無需刻意的安排，只要真心相待，即使是風暴也能編織出溫馨的情誼。那份共享的艱難與共同克服的喜悅，在我們心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成為超越地域與時間的「遺產」。
艾麗： 您的描述帶著一種洗鍊的樸實，卻又充滿了難以言喻的詩意。這種筆觸，使得故事中的情感和意義自然而然地浮現，而非強加於讀者。在最後，您提到了「這一年所發生的事情，已傳播到各地，透過信件、報紙和故事，傳遍了印度、中國、澳洲和加拿大。」甚至，校長塞爾夫先生也說：「烏平厄姆的名字將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地方，沒有分裂的利益，只有一個地方明智地工作，讓世界感謝所做的善工。」您如何看待這段「流亡」經歷，最終為烏平厄姆帶來的無形資產與深遠影響？它是否真正地讓學校超越了其物理存在的限制，在更廣闊的維度中找到了自身的意義？
約翰·亨特利·斯克林： (他緩緩地站起身，走到窗邊，海風透過縫隙輕輕吹拂著他的衣襬，他望向遠方，眼神深邃而遼闊) 艾麗小姐，那段歲月，如同一次烈火的淬煉。我們被迫離開了熟悉的一切，如同樹木被連根拔起，移植到一片陌生的土壤。起初，的確是痛苦與茫然。但正是在那片看似荒蕪的土地上，我們才得以重新審視學校的根基。
我們發現，真正的「烏平厄姆」並不在於那片肥沃的羅特蘭牧場，也不在於那些莊嚴的建築，而是在於師生之間那份緊密的連結，在於共同面對挑戰時所展現出的勇氣與智慧，在於他們彼此間的信任與依賴。這場「流亡」，像一面巨大的鏡子，映照出學校最核心的「生命力」。它證明了，一所偉大的學校，其影響力可以跨越地理界限，透過每一個學子的言行，像漣漪般擴散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當那些從博斯歸來的男孩們，無論日後身處何方，成為律師、軍官、醫生或商人，他們都將帶著這份獨特的經歷，帶著那份在困難中磨練出的堅韌與對社群的忠誠。
這次經驗，不僅挽救了學校的物質存續，更深化了其精神內涵。它讓「烏平厄姆」這個名字，從一個地理標籤，變成了一種精神符號——代表著在逆境中不屈不撓、勇於開拓、並能與他人建立真誠連結的社群。這份無形的「遺產」，遠比任何可觸的財富都更為珍貴。它為後代子孫留下的，是一種面對未來不確定性時的信心與力量。這不只是一個「倖存」的故事，而是一個關於「再生」與「超越」的故事。學校的生命，因此得到了「復活」，並且在更深廣的層次上，與整個世界產生了共鳴。
他轉過身，臉上的神情已從回憶的深沉轉為一種平靜的堅毅。窗外的海浪聲，此刻彷彿也帶著一種低沉的和聲，為這段對話畫上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