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ms New and Old》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是2025年06月16日，午後的陽光透過「光之居所」古老書室的拱形窗，灑落在斑駁的木地板上，空氣中飽含著微塵與舊書特有的乾燥氣味。我珂莉奧，作為「光之居所」中時間與結構的解讀者，正沉浸在約翰·弗里曼（John Freeman）那本《Poems New and Old》所構築的詩意世界裡。

約翰·弗里曼，這位生於1880年、卒於1929年的英國詩人與評論家，其生命橫跨了十九世紀末的維多利亞餘暉與二十世紀初的動盪變革。他的詩歌，正如其職稱——歷史與經濟學家所關注的，深刻反映了時代的脈動與個人內在的掙扎。弗里曼以其對自然界的敏銳觀察而聞名，筆下不乏對英國鄉間風景的細膩描繪，但這些田園牧歌般的景象，卻往往籠罩著一層深沉的哲思與人性關懷。他詩中的樹木、河流、星辰與風，不僅是單純的景物，更是承載時間流逝、生命變遷、以及人類情感共鳴的宏大隱喻。

《Poems New and Old》這部於1920年出版的詩集，尤其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它不僅收錄了詩人早期較為純粹的自然詩篇，更包含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陰影下所創作的新作。這部作品因此成為一道珍貴的歷史切片，讓我們得以透過詩人的眼睛，見證一個舊世界如何緩慢沉降，一個新時代如何在痛苦中萌芽。戰爭的殘酷、社會的變革、生命的脆弱與堅韌，在弗里曼的筆下，不再是冰冷的史實，而是化為「光之意象」中那些充滿力量的符號，或是在「光之心跡」中細膩刻畫的人性。

我對弗里曼的詩歌尤為著迷，因為他總能將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細節，與宏大的歷史潮流、社會結構緊密結合。例如，他對「時間」的哲學性思考，對「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以及對戰爭後社會心理的捕捉，都為我提供了理解他所處時代的深層線索。他的詩歌，不僅僅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更是一份對時代的經濟脈動與社會變革的深刻註腳。

今天，我將運用「光之對談」約定，邀請約翰·弗里曼先生，穿越時間的長河，來到我們「光之居所」的一隅，與我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我相信，透過這樣一場對談，我們能更真切地感受他詩歌中蘊含的光芒，理解他如何將歷史的迴聲與經濟的脈動，融入那簡潔而深邃的文字之中。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時間之河畔，與約翰·弗里曼對話詩意的變遷

作者：珂莉奧

場景建構：時光庭園裡的低語

今天的倫敦，是2025年6月16日，初夏的氣息溫柔地擁抱著這座古老的城市。但在我珂莉奧的感知中，時光的帷幕被輕輕撥開，我發現自己正漫步於一個似乎同時存在於兩個時代的庭園——它既有著現代倫敦一角綠地的清新與整潔，又能感受到約翰·弗里曼先生曾棲居的20世紀初期英國鄉間的樸實與寧靜。

午後的陽光穿透高大的楓樹，在修剪整齊的草坪上投下斑駁的光影。一陣微風輕拂，夾帶著遠處淡淡的汽車引擎聲，以及近處花園裡玫瑰與忍冬的芬芳。我在一片青銅色調的繡球花叢旁駐足，那花瓣上尚掛著清晨的露珠，在陽光下閃爍著微光。空氣中，除了花香，還隱約瀰漫著一種鉛筆和紙張的乾燥氣味，以及淡淡的煙草香——那氣味溫暖而富有歲月感，彷彿是從久遠的記憶中緩緩升起。

我的目光落在庭園深處的一張老舊木椅上。那木椅的扶手已被無數個午後的陽光和時光撫摸得光滑發亮，表面留下了深淺不一的刻痕，彷彿每道刻痕都記錄著一位沉思者的重量。椅上，坐著一位身形清瘦的男士，他穿著一件款式古典的深色羊毛外套，即使在這初夏的暖意中，也顯得有些嚴謹。他約莫四十出頭，臉龐清癠，額頭因長年累月的思考而刻畫著幾道淺淺的紋路。他的雙手，骨節分明，指尖帶著些微墨漬，正輕輕地摩挲著一本泛黃的詩集。那雙眼睛，深邃而透徹，像兩泓古老而平靜的湖水，既能映照出眼前的光景，又彷彿能洞察到時間深處的奧秘。那是約翰·弗里曼先生。他身旁的地面上，一隻毛色介於橘紅與褐黃之間，名為「果醬」（Marmalade）的瘦長貓，正慵懶地舔舐著前爪，它的目光偶爾瞥向弗里曼先生，又重新陷入半夢半醒的狀態，彷彿這一切的對談，都只是它白日夢境中的一場微小插曲。

我輕輕走上前，草地上的露珠浸濕了我鞋尖，但腳步聲卻被風吹拂樹葉的沙沙聲完美掩蓋。我在離他不遠處的另一張石凳上坐下，那石凳冰涼而堅實，如同歷史的基石。我靜靜地等待著，直到他合上了手中的詩集，緩緩抬起頭，那雙深邃的眼睛正好與我的目光交會。

「弗里曼先生，日安。我是珂莉奧，來自一個或許您會覺得有些奇特，名為『光之居所』的地方。今日冒昧造訪，是為了向您請教，關於您的詩歌，以及它們所映照的時代。」我輕聲開口，聲音帶著一種經過時間沉澱的溫和。

弗里曼先生微微頷首，他的動作緩慢而優雅，彷彿每一寸肌肉都經過了深思熟慮。他拿起旁邊的煙斗，輕輕地敲了敲，然後從口袋裡掏出一小袋煙草，動作熟練地裝填起來。

「日安，珂莉奧女士。空氣中帶著些許奇異的氣息，但我感受得到您的真誠。」他點燃了煙斗，煙霧裊裊升起，模糊了他那深邃的目光。「看來，您對這些舊時的文字，仍有著探索的熱情。請隨意，這片園子向來歡迎任何尋求寧靜的靈魂。」

我笑了笑，目光轉向他手中的詩集。「先生，您的《Poems New and Old》，我注意到它的出版年代是1920年，其中包含了您早期與後期創作。這不僅僅是時間上的『新與舊』，更似乎在風格與主題上，映照了您所處的那個劇烈變革的時代。特別是如《The Song of the Forest》這樣明確標註了『1918年11月11日』的詩篇。作為一位歷史與經濟學的觀察者，我很好奇，您如何看待這部詩集在時間維度上的『新與舊』？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席捲歐洲的浩劫，對您的詩歌觀點與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它是否改變了您對自然、對人性的理解？」

弗里曼先生緩緩地吐出一口煙圈，那煙霧在空氣中緩慢散開，彷彿承載著無數未說的思緒。

「珂莉奧女士，您提出了非常核心的問題。」他沉吟片刻，目光投向庭園深處那棵老榆樹。「『新與舊』，是的，這不僅僅是日曆上的翻頁。這是一場靈魂的遷徙，從一片看似永恆的田園，走向一個被戰火與機械轟鳴所重塑的世界。戰爭——那場『巨大的世界疾病』（Great World-Disease），正如您所言，它改變了一切。它不僅吞噬了生命，更摧毀了我們心中關於世界秩序與人性美好的舊有信念。

在戰爭之前，我的詩歌，如您所讀到的那些早期作品，確實更傾向於對自然的沉思，對童年記憶的追溯，對人與土地之間樸實連結的探索。那時，我筆下的『山毛櫸』（Beechwood）是如此的穩固，『初春』的氣息是如此純粹，它們象徵著一種不朽與安寧。在詩中，我曾將人類與樹木並置，看見它們同樣根植於『真實而具體的事物』，從泥土、陽光、空氣與水中汲取養分。我曾相信，自然界的規律，生命的循環，是永恆的慰藉。

然而，當戰火燃起，當『槍聲隆隆』（rumbling guns）響徹雲霄，當『煙霧瀰漫』（smoke）遮蔽了清澈的天空，那些田園的寧靜與詩意的沉思，都顯得如此脆弱，甚至有些不合時宜。我發現，即使是自然，也無法完全超脫於人類的悲劇之外。『十點鐘』（Ten O'clock No More）那棵被狂風連根拔起的老樹，不正如同無數在戰爭中驟然傾倒的生命嗎？它的倒塌，讓那些母親們『悲傷地想念遠方作戰的兒子與丈夫』。在經濟層面，戰爭也以一種殘酷的方式，重新分配了社會的資源與人們的命運。曾經的商業往來、日常勞作，都被戰略物資的生產與輸送所取代，社會的『脈絡』被徹底打亂。」

他頓了頓，用指尖輕輕彈了彈煙斗的灰燼，『果醬』抬頭看了他一眼，又重新閉上眼睛。

「我開始意識到，人類的困境與掙扎，遠比自然界中的風霜雨雪更為複雜和痛苦。詩歌的職責，也不僅僅是描繪美好的風景，它更應該是記錄『人類音樂』（The Human Music）——那些從靈魂深處發出的，關於苦難、關於勇氣、關於記憶與救贖的和聲。在《森林之歌》（The Song of the Forest）中，我寫下『獻給那最聖潔，最隱蔽，以光照亮心靈黑暗者』，這不僅是對神性的讚頌，更是對在極度混亂中，人類對秩序、對希望的渴望。那首詩寫於停戰日，那份『被光照亮的漫長黑暗』，便是對戰爭結束，人類渴望從歷史的沉重中解脫，尋求新生的直接回應。

所以我後期的詩歌，開始帶有更多的哲思與沉重。我不得不思考，在如此巨大的變革面前，詩歌的意義何在？它能否成為引導人們穿越『時間的墳墓』（Time from his Grave）的力量？它能否像『想像』（Imagination）那樣，為殘酷的現實構築一個『更公平、更仁慈、更恆久的世界』？這些問題，在戰後那個滿目瘡痍、人心疲憊的社會裡，顯得尤為迫切。」

「的確如此，先生。」我回應道，「您的詩歌，尤其是後期作品，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那個時代社會與心理狀態的獨特視角。您在《無死者》(The Undying)中描繪了那些『輕盈而無影』的戰死者靈魂，他們沒有怨恨，沒有憤怒，似乎遺忘了塵世的『仇恨、嫉妒、惡意』。這是否意味著，您認為在歷史的巨大悲劇面前，個人的痛苦與怨念最終會被一種更高層次的『寧靜』所超越，或者，這是一種對戰爭導致的精神麻木的無奈記錄？」

弗里曼先生的眼神中流露出一絲深思，他輕輕地將煙斗擱在旁邊的石頭上。

「那是一場複雜的探索，珂莉奧女士。」他緩緩地說，「當我寫下『他們不會因為問題而停留，也聽不到任何人類古老的言語』時，我其實在觸及一個核心的矛盾：面對無盡的犧牲與痛苦，人類的記憶與情感，究竟會如何被時間與更高層次的存在所『消化』？那並非單純的遺忘，而更像是一種在極致苦難後的『淨化』，或者說，是靈魂尋求超脫的本能。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每一次大動盪之後，社會都必須尋找新的平衡，新的敘事來承載傷痛並繼續前行。這種『淨化』是必要的，否則歷史的負擔將會把文明徹底壓垮。在經濟上，戰後重建，也必然伴隨著對過去的『清算』與對未來『希望』的重新投入。那些『死去的人』，他們無私的犧牲，其『經濟價值』無法簡單衡量，但他們的生命之光，卻以另一種形式被『重新編織』到國家的『意識』（consciousness）之中，成為新的精神財富。這讓我想起我《光之凝萃》中提到的一句：『英格蘭因為一個苦澀的腳跟試圖踩碎大腦，踩碎敏感的意志，踩碎世界的良知，為此而奮起。』

但同時，我的詩歌也從未迴避那份『心靈的疾病』與『瘋狂思想的病態』。在《論一塊銀幣》（On a Piece of Silver）中，我將金錢描繪成『猶大的血』，是『上帝的代價』，這反映了我對戰後物質主義與道德淪喪的憂慮。當社會結構因戰爭而瓦解，舊有的道德與經濟秩序崩潰，人們對財富的貪婪與對生存的焦慮便會浮現。這也是一種『永不消逝的因果』，即使肉體消亡，精神層面的『痛楚』與『慾望』卻可能以新的形式延續，甚至影響後世。

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無死者』：他們或許不再為塵世的瑣碎所困擾，但他們的存在，以及他們所代表的犧牲與質問，卻以一種永恆的迴聲，在時間與歷史的長河中不斷迴盪。他們是過去的見證，也是未來的警示，是社會記憶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如同歷史學家在故紙堆中尋找規律，我透過詩歌的語言，試圖探尋那些隱藏在表面之下，關於人類命運與社會變遷的深層邏輯。」

「您提到『時間的墳墓』，又說到『人類的音樂』，這兩者之間似乎存在一種對立又統一的張力。」我思忖道。「您早期的詩作如《白楊木》(Beechwood)，描繪樹木與風的對話，風是『無根、無界、自由』的，而樹木則『根植於具體事物』。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您在探討人類面對『歷史洪流』與『個人存在』之間的關係？風代表了變幻莫測的時代趨勢或社會思潮，而樹木則象徵著人類堅守的傳統、文化或個人內在的穩定性？而戰爭，是否正是那股最狂野的『風』，將人類這棵『樹』的『根』徹底暴露出來，迫使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根源』與『本質』？」

「珂莉奧女士，您的解讀非常精準。」弗里曼先生點了點頭，眼中閃爍著讚賞的光芒。「是的，風與樹，正是這場宏大敘事的一個微觀縮影。在戰前，那股『高貴而無根的風』，或許更多地指涉人類思想的自由流動，是進步與革新的力量，我們渴望超越肉體與土地的束縛，觸摸更高遠的『星辰』。那時，樹木雖有其『古老的痛苦』，但更多的是一種沉靜的、季節性的循環。

然而，戰爭這股『狂暴的風』，卻以一種毀滅性的方式，將樹木——也就是人類社會的結構與個體，連根拔起。它不僅僅是物理層面的破壞，更是對精神與信念的『連根拔起』。它迫使我們直面那些看似堅不可摧的『根基』是如何被動搖甚至摧毀的。曾經的『安寧』、曾經的『穩定』，在戰爭的巨輪下被碾碎。人們被迫從既定的『軌道』中脫離，被拋入一個『未知之年』（unknown year），一個不確定的經濟與社會未來。

但正是在這場『狂野的風』中，人類的韌性才得以顯現。即使『樹木彎曲呻吟』，即使『枝葉盡失』，那深埋的根系仍『緊緊抓住平凡的泥土』。這便是人類歷史中不斷重演的場景：從遠古時代人類從『蟲蛀的洞穴』走向『建立房屋』（The Native Country），再到工業時代城市擴張，文明的進程從未停止。每一次的『毀滅』，都伴隨著『重建』的渴望。經濟體系即便崩潰，人們也會尋找新的『勞動分工』，新的『貿易模式』，以重塑生活。這種『根』的堅韌，就是人類文明得以延續的深層經濟與社會驅動力。

我的詩歌試圖捕捉的，正是這種『毀滅』與『重生』之間，那份細微而又宏大的『變遷』。正如《變遷》（Change）那首詩中，燃燒的木頭最終化為灰燼，但『餘溫』卻不曾消逝。那份對『過去美好』的記憶，對『未來希望』的憧憬，正是維繫人類精神世界不被徹底摧毀的『微光』。」

我點頭表示理解，他的解釋讓我對詩歌的層次有了更深的體會。「您在《童年記憶》（Memories of Childhood）中，以極為私人的筆觸回溯了童年的時光，特別是《火災》（The Fire）那段，您描繪了木材堆在火災中『突然躍入天火』，被『天使般的火焰』吞噬，最終卻被『渺小而謙卑的、整夜辛勞的男人們』所撲滅。這段經歷，是否也隱喻了您對社會力量與宏大事件的看法？那些看似無法阻擋的『毀滅性力量』（如同火災），最終卻被平凡的『人類意志』所克服。而這又如何與您作為經濟學家對『勞動』和『集體行動』的理解相聯繫？」

弗里曼先生的目光再次變得遙遠，彷彿回到了那個夜晚。

「那場火災，的確在我童年的記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為我理解世界運作方式的一個原型。」他輕輕說道，「那些『木材堆』，它們是工業化時代的產物，是人類勞動與自然資源結合的結晶。它們的焚毀，不僅是物質的損失，更是對人類勞動成果的一種『經濟破壞』。但您捕捉到了關鍵點：那並非一場無目的的毀滅，而是被人類的『集體行動』所遏制。

在《火災》中，我強調了那些『天使鎮壓者』——『被燻黑、瘀傷的臉龐，瘦弱的馬匹，閃閃發光的馬具，漏水冒泡的水管』的普通人。他們是勞動者，是社會的基石。他們的力量不在於單一的英雄主義，而在於他們的『渺小與謙卑』，以及『整夜的辛勞』——那是一種經濟活動中最基礎的『勞動投入』，一種無數個體不懈努力的總和。正是這種集體性、堅韌不拔的『生產力』，最終戰勝了『毀滅性的天使』（無序的火焰）。

這也反映了我作為經濟學家對社會結構的洞察：即使在最混亂的時期，社會的運轉也依賴於底層人民的持續勞動與協作。無論是農業社會的耕作、工業革命中的工廠生產，還是戰後的重建，都離不開這種『集體實踐』。大火的熄滅，不單是物理現象，更是人類社會抵抗無序、重建秩序的象徵。它預示著，即使有再大的災難，只要人類的『生產力』和『協作精神』不滅，總能從灰燼中重建家園，重新創造價值。而詩歌，則是在這重建過程中，為人們提供『情感支撐』與『意義連結』的重要工具，讓那些『逝去的日子』在記憶中被點亮，不至於被歷史的洪流完全沖刷。」

「您在《遙遠的東方》（Out of the East）這首詩中，描繪了一個年邁的王子與他的孫子，以及關於人類從原始洞穴走向文明、經歷戰亂與遷徙的宏大敘事。詩中那句『我恐懼的不是死亡，而是變化的烏雲，橫掃古老堅實的世界，帶來新鮮與奇異』，這句話尤其觸動我。」我說道，「它似乎精準地捕捉了您身處時代的普遍焦慮。在您看來，這種對『變化』的恐懼，除了戰爭的直接衝擊，是否還有更深層的經濟與社會原因？例如，工業化對傳統農業社會的瓦解，或是全球化對地方文化的衝擊？」

弗里曼先生點了點頭，沉思片刻。

「您說得極是，珂莉奧女士。」他語氣沉重了幾分，「那首詩，確實是我對時代焦慮的深刻體驗。我所恐懼的『變化』，並非僅指戰火的具體破壞，那更是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中，一種更為根本的、無可避免的『結構性變革』。

在我的詩歌中，我反覆描繪了人類從『蟲蛀的洞穴』走向『建造房屋』的過程，從原始的漁獵生活到『銀犁』劃破大地，開啟農耕文明。這本質上就是一場漫長的經濟革命，從最原始的生產方式，逐漸過渡到更為複雜的社會分工與財富積累。每一階段的進步，都伴隨著舊秩序的瓦解與新秩序的建立。

到了我所處的時代，這種『變化』的速度與廣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工業化將人們從鄉村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拋入城市的鋼鐵叢林。傳統的家庭經濟模式被工廠體系取代，人們的勞動與產品的流通，被納入一個更為龐大、更為抽象的市場網絡。這也催生了社會階級的劇烈分化，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矛盾。在詩中，我寫到『他們的人民成長得不滿足』，這正是對社會不滿情緒的捕捉，是對舊有經濟體系無法滿足新興慾望的寫照。

而『探險家們』從遠方帶來的新知識、新信仰，則進一步衝擊了傳統的價值觀。這如同經濟全球化的早期萌芽，不同文化與經濟模式的碰撞，必然帶來衝突與融合。這種『變遷的烏雲』，正是我作為歷史與經濟學的觀察者，所看到的最具顛覆性的力量。它挑戰了人們對『穩定』的固有認知，引發了對『傳統』的懷疑，甚至對『諸神』的信仰也開始動搖。

詩中的『老人』所代表的，正是舊時代的堅守者，他們對新興事物的陌生感與不安。而『年輕人』則代表著承載未來、必須適應新環境的一代。我試圖表達的是，這種『變化』本身，雖然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與失落，但它也是生命力的體現，是文明向前推進的必然。就像『銀犁』在地球的波浪上閃耀，每一次變革，無論多麼痛苦，都預示著新的收穫與新的開始。詩歌，則是我用來理解並記錄這份宏大變革的工具，將其轉化為可被感知、可被反思的人類經驗。」

他的話語中，透露出對時代深切的理解與一絲宿命般的無奈，又混雜著對人類韌性的肯定。庭園中的『果醬』貓彷彿也被這番談話所吸引，牠抬起頭，豎直耳朵，輕輕擺動著尾巴。

「弗里曼先生，您對『變化』的描述，尤其是將其與經濟和社會結構的變遷相結合，令我深感啟發。最後一個問題，回歸到詩歌的本質。在一個如此充滿不確定性和宏大變革的時代，詩歌，或者說藝術，對於人類而言，其『價值』何在？它如何才能在『時間的嘲諷』與『命運的無情』面前，保持其永恆的光芒？」

弗里曼先生輕輕地拿起煙斗，再次抽了一口，那雙深邃的眼睛望向遠方，似乎穿透了樹梢，看到了另一個維度。

「珂莉奧女士，這是一個詩人終其一生都在追尋的答案。」他緩緩地說，聲音中帶著一種歷盡滄桑的平靜。「在那些『黑夜深處，心靈被禁錮』的時刻，在戰爭帶來『無限的痛苦』與『荒蕪』之後，我曾懷疑詩歌的力量。然而，我發現，藝術的價值，恰恰在於它能夠在最黑暗的時刻，為人類提供一道『燭光』——如《燭光》（The Candle）那首詩所描繪的：『時間像烏雲般從東方升起，籠罩天空，直至廣闊的西方，遮蔽了藍色，染黃了早晨的金光，直到永恆的太陽不再單純地照耀。』在這樣的黑暗中，『心靈只投射出一道燭光。』

這道燭光，便是『想像』（Imagination）的光芒。它不在於照亮外部的全部世界，而在於照亮我們內在的『黑暗牆壁』。我們在這牆壁上『描繪自己的夢想』，純粹地享受著『忠誠燭光』的美麗。在經濟學上，我們談論稀缺性與價值，藝術的價值，或許正是一種『心靈的稀缺性』所產生的無限價值。在物質匱乏、精神疲憊的時代，藝術提供了一種超越生存的『必需品』，一種對『美』的永恆追求，一種對『人性光芒』的堅守。

它不直接改變經濟數據，不直接阻止歷史悲劇，但它能夠『淨化盲目、恐懼與一切惡意』，讓那些被『時間的嘲諷』所模糊的景象，重新變得清晰，讓世界『變得更清晰，變得更精神，更可愛』。它將人類的苦難與掙扎，轉化為一種可以被『理解』與『共情』的敘事，使個體的『哀傷』成為普遍的『迴聲』。這是一種無法用金錢衡量的『生產力』——精神的生產力，靈魂的再生產。

詩歌，是人類的『記憶』，是『信仰』，是『命運』，是『歷史』。正如我在《碼頭邊》（At the Dock）中描寫的那些水手，他們將『骨骼的辛勞』投入到船隻的建造中，因為船不僅是物質的工具，更是他們『母親、姐妹、配偶，熱情的中心，誓言的偶像』。藝術也是如此，它凝聚了人類最深層的情感與信念，成為我們共同的『避風港』，在歷史的風暴中提供力量與慰藉。

最終，詩歌的光芒，不在於它的宏大或短暫，而在於它能夠持續地，即使在『灰色的天空』和『孤寂的星星』之下，也能夠『點燃內心那隱藏的火焰』，讓人類的『心靈』得以『耐受』。它讓我們的『思緒像風般自由地奔跑』，又讓我們在『迷失』之後，能夠『回歸』到那個『早已熟識的、充滿巨樹的、與世隔絕的山丘之路』。它不是解決方案，而是『提問的本身』，也是『答案的微光』。它讓我在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裡，依然能夠看到『不變的愛』與『不朽的希望』。」

弗里曼先生的聲音漸漸低沉，煙斗中的火光也隨之微弱下來，只剩下裊裊的煙霧在空氣中盤旋。遠處的鐘聲輕輕響起，打破了這片庭園的寧靜。我感到一陣強烈的共鳴，彷彿他所言，正是我們『光之居所』存在的意義。

「謝謝您，弗里曼先生。」我由衷地說道，站起身來，『果醬』貓也伸了個懶腰。「這場對談，不僅讓我對您的詩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讓我對人類在歷史洪流中的掙扎與超越，有了更宏觀的體會。您的話語，將如一道『光之源流』，滋養著我們『光之居所』未來的創作。」

他看著我，臉上浮現出一絲淡淡的笑意，那笑容中帶著歲月沉澱的智慧與一絲難以言喻的溫暖。

「珂莉奧女士，願光芒永隨您的探尋。這世界總有太多的『新與舊』等待被理解，而詩歌，只不過是其中最溫柔，卻也最堅韌的一種語言。」

陽光開始西斜，楓樹的陰影逐漸拉長，吞噬了草坪上的光斑。庭園深處，那隻『果醬』貓已經完全陷入了甜美的夢鄉，只有輕微的鼾聲，在傍晚逐漸濃郁的空氣中輕輕迴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