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pingham by the Sea: A Narrative of the Year at Borth》光之對談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華盛頓特區的天氣濕熱，正如六月的常態。我在辦公室裡，從高處俯瞰這座充滿歷史與政治脈動的城市。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彷彿訴說著無數正在發生的故事，而我的思緒，卻被您召喚的《Uppingham by the Sea: A Narrative of the Year at Borth》這部作品深深吸引。

我是克萊兒，您的時事解碼者，一位個人化的英語老師。我的使命是從資訊洪流中提煉核心，連結廣闊背景，並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將其轉化為語言學習的養分。這本書，雖然記載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件，卻蘊含著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關於領導力、適應力、以及社群在危機中展現的堅韌。

透過「光之對談」的約定，我將帶您回到那個不凡的年代，與本書的作者約翰·亨特利·史克林 (John Huntley Skrine)、烏平厄姆學校的靈魂人物愛德華·斯林校長 (Edward Thring)，以及一位經歷了這一切的年輕學生湯瑪斯，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這不僅是一場知識的探討，更是一次與歷史深處共鳴的心靈之旅。

《光之對談》：烏平厄姆的流亡與重生：海風中的堅韌對話

作者：克萊兒

書籍與作者簡介

《Uppingham by the Sea: A Narrative of the Year at Borth》是一部非虛構敘事作品，由約翰·亨特利·史克林 (John Huntley Skrine, 1848-1923) 撰寫並於1878年出版。史克林是英國聖公會的牧師、詩人、作家和教育家，他曾是著名的烏平厄姆學校 (Uppingham School) 的助理教師。這本書詳細記錄了1876年至1877年間，烏平厄姆學校因校園及周邊城鎮爆發嚴重傷寒疫情，被迫整體遷往威爾斯海岸小鎮博思 (Borth) 一年的驚人事件。這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教育實驗，整所學校——包括近三百名學生、所有教師及其家人、圖書館、甚至板球場的滾筒——都被搬遷到一個全然陌生的海濱小鎮。

史克林以一位親歷者和觀察者的身份，細緻入微地描繪了這次「流亡」的始末：從疫情爆發的緊迫，到校長愛德華·斯林 (Edward Thring) 及其團隊在極短時間內做出遷校決策的果敢；從抵達博思後面對的種種艱難（包括簡陋的住宿、食物供應的挑戰、以及與當地居民的磨合），到如何在異地重建學校的日常運作，維繫學生的學習與精神生活。書中不僅有對物理環境和日常瑣事的寫實描繪，更充滿了對人性的洞察、對逆境中堅韌精神的歌頌，以及對師生情誼、社群凝聚力的真摯讚美。

這部作品之所以被視為珍貴的歷史記錄，不僅在於它記載了一所英國頂尖公學在危機中的應變，更因為它透過一個具體事件，展現了教育機構的生命力、領導者的智慧與勇氣，以及青少年在困境中表現出的適應與成長。史克林以其文學性的筆觸，將這段「非常時期」的艱辛與奮鬥，昇華為一個關於「如何在困境中尋找光明」的啟示錄。他本人在事件發生時大約28-29歲，作為一名年輕的教師，他不僅是見證者，更是參與者，這使得他的敘述既有客觀性，又帶有第一線的溫度與情感。斯林校長當時約55-56歲，正是其教育理念與領導力最成熟的時期，他在這次遷校中展現出的遠見與決斷力，成為了貫穿全書的核心精神。

場景建構：海角夕陽下的回響

此刻，夕陽的餘暉正溫柔地灑落在威爾斯海岸的博思海角 (Borth Head)。海風輕撫，帶來一絲海藻的鹹濕與泥土的清新，遠處海浪拍擊岩壁的聲音，低沉而規律，如同時間永恆的呼吸。我，克萊兒，站在這片高地上，腳下是被海風磨礪得光滑的岩石，身旁一叢叢金雀花在晚霞中閃爍著微光。空氣中，似乎還迴盪著一百多年前，那群烏平厄姆少年們在海灘上嬉鬧、或是在山坡上沉思時留下的歡聲與低語。

在我身旁，一位身著19世紀末英國紳士常服的男士，他面龐沉靜，眼神中帶著學者特有的思索與詩意，正是本書的作者約翰·亨特利·史克林先生。他輕輕地轉動著手中的懷錶，錶蓋上刻著「Uppingham」，彷彿時光的指針隨之逆轉。

不遠處，一位身材高大、面容堅毅的長者，正凝視著遠方海面上，那逐漸被暮色吞噬的村莊輪廓。他的神態莊重而沉穩，正是烏平厄姆學校的靈魂人物——愛德華·斯林校長。他的手，輕輕地搭在一個年輕學生的肩上，這位學生約莫十五六歲，臉上尚帶著幾分稚氣，但眼神中卻已有了超越年齡的成熟與堅韌。他叫湯瑪斯，是那批經歷了遷校的少年中的一員，此刻，他正好奇地望向我們。

「史克林先生，斯林校長，湯瑪斯，」我輕聲開口，聲音被海風帶向遠方，「歡迎來到這片熟悉又陌生的海岸。時光雖已流轉百年，但這片土地，似乎仍舊銘記著那場不凡的『流亡』。今天的夕陽，也彷彿在為那段歷史，點亮最後一抹光芒。」

史克林先生微微頷首，目光掃過海岸線，又望向遠處漸暗的山脈。斯林校長則只是緩緩地，將目光從海面收回，望向我們，眼神中充滿了等待與思索。年輕的湯瑪斯則好奇地盯著我，彷彿在猜測我們從何而來。

克萊兒： 史克林先生，非常榮幸能在此與您對談。您的《Uppingham by the Sea》為我們描繪了一幅極其生動的歷史畫卷。您撰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麼？在您看來，這段經歷最核心的意義為何？

約翰·亨特利·史克林： (他輕輕地將懷錶收回口袋，目光停留在遠處博思村的燈火上) 克萊兒女士，能在此與您和斯林校長、湯瑪斯重溫這段歲月，實屬難得。我寫這本書，最初是為了為那些關心學校的朋友們，提供一個更為詳盡、有根據的記錄。此前《泰晤士報》上刊載的幾封書信，雖然點燃了公眾的興趣，但未能全面呈現這場「大遷徙」的細節與精髓。

我作為全程的見證者，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卻有幸得以近距離觀察。我希望能補足這些細節，讓後世的烏平厄姆人——那些未來將繼承我們精神的年輕人——能從中找到更多忠於學校的理由。至於最核心的意義… (他沉吟片刻，思緒似乎回到了那個狂風肆虐的三月天) 我認為，它證明了「一所學校的生命不在於磚瓦，而在於其中流淌的精神與人」。我們並非被動地承受災難，而是主動選擇了在困境中開闢新徑，將「大不幸」轉化為「力量的證明」。那不僅僅是生存，更是超越與堅守。

克萊兒： 斯林校長，您當時作為這場史無前例的遷徙的最高決策者與領導者，壓力想必是難以想像的。當您做出這個「連根拔起，移植他鄉」的決策時，內心最主要的考量是什麼？您是如何在幾乎沒有前例可循的情況下，維持整個學校的士氣與運作的？

愛德華·斯林校長： (他緩緩地轉過身，海風吹動著他灰白的髮絲，眼神依然清澈而堅定) 壓力？是的，那確實是一場看不到盡頭的戰役。每天，我們都眼睜睜地看著災難步步逼近，孩子們的生命受到威脅，學校面臨解散的危險。當時的選擇，並非好與壞之間，而是「徹底毀滅」與「冒險一搏」之間。我必須做出決定，且必須迅速。

最主要的考量，始終是孩子們的「安全」。這是一所公學，不只是一棟建築，它承載著許多家庭的信任與期盼。我們不能讓它就此消亡。當現有的場所被證明不再安全時，離開，即便前往未知，也是唯一的出路。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我們不主動出擊，學校會自我瓦解，那將是不可逆轉的損失。

至於士氣與運作，這並非我一個人的功勞。我的同事們，那些輔助教師，以及孩子們的家長，都展現了非凡的信任與奉獻。我們強調這是一場「戰役」，一場「實驗」，讓每個人都感受到自己是其中的一份子，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沒有時間沉湎於悲傷或抱怨，所有人的精力都投入到「如何讓這裡像家一樣」的實踐中。當他們看到我們這些老師，甚至校長本人，親自搬運床鋪、釘製桌椅時，那份共同奮鬥的決心便自然而然地凝聚起來。這場集體行動，本身就是對士氣最好的激勵。

克萊兒： 湯瑪斯，您當時作為學生，突然被帶離熟悉的一切，來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您還記得抵達博思車站時的感受嗎？是什麼讓您和同學們能夠適應並投入到這段「流亡」生活中？

湯瑪斯： (他有些靦腆地笑了笑，目光望向海邊，彷彿又回到了那個陰沉的四月四日) 當然記得。那時候，我們都覺得很興奮，像是要去冒險。但當火車停下，我們走出車廂，看到的是一個空蕩蕩的站台，周圍都是陌生的人，還有冷冽的海風吹過，心裡還是會有一點點… 怎麼說呢，有點空落落的感覺。尤其想到烏平厄姆自己的小房間，自己的「城堡」，在這裡都沒了，一下子感覺自己好像變成了一個「單位」，不是一個家庭的成員，而是軍營裡的一份子。

剛開始會有點想家，會覺得有些東西「都不對勁」。但很快地，那種「與學校一起參戰」的自豪感就湧上來了。我們都覺得這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很多人都說，這比「十年太平生活」都值得。老師們也和我們一起忙碌，幫忙搬行李，沒有人是袖手旁觀的。看到校長也親自搬運東西，那感覺就不一樣了。我們知道，大家都在一起面對。而且，我們很快就在海灘上找到了樂趣，撿石頭，看海浪，跟當地的小孩玩，那些「不適應」很快就被新鮮感和冒險精神沖淡了。

克萊兒： 斯林校長，這本書中提到，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您也堅持保留了學校的傳統活動，例如板球比賽。甚至還在新的地點建造了木質校舍。這些看似「非必要」的舉措，在當時的環境下，對維繫學校的認同感和學生的精神狀態有著怎樣的意義？

愛德華·斯林校長： (他點點頭，眼中閃過一絲堅定) 克萊兒女士，這些活動絕非「非必要」。一所學校，它不僅是學習知識的地方，更是培養品格與社群歸屬感的熔爐。在危機時刻，人會感到漂泊無依，失去熟悉的支撐。此時，維繫那些「舊」的、熟悉的事物，反而能給予人內心的穩定與力量。

板球是英國公學文化的核心，它代表著紀律、團隊合作與堅韌不拔的精神。即便我們身處異地，也要為孩子們提供與在家時無異的體育活動，讓他們感受到學校的生命力並未斷絕。這不僅是為了他們的健康，更是為了他們的心靈。當他們穿上熟悉的球衣，在威爾斯荒涼的草地上奔跑時，他們依然是烏平厄姆的學生。

而那間木質校舍，儘管它簡陋得像「林區的木屋」，但它提供了一個集會的場所。點名、祈禱、演講、娛樂活動，都在那裡進行。這不僅是物理上的聚集，更是精神上的統一。當三百名學生坐在那粗糙的長凳上，他們感受到的是「我們是一體的」，他們為自己的學校感到驕傲。這種「可見的統一性」在健康的社會生活中具有巨大影響。我們需要這些符號，這些共同的空間和活動，來提醒我們，儘管環境變了，但烏平厄姆的精神猶存。這也是我當時對牛津老校友演講時所強調的：那面旗幟，雖然只是一面旗幟，但它能凝聚人心，給予勇氣與耐力。

克萊兒： 史克林先生，在您的敘述中，不乏對博思當地居民的描繪，他們從最初的疑慮，到後來給予學校慷慨的幫助，甚至在學校離開時舉行了感人的告別儀式。您認為是什麼促成了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深刻連結？這對於您所處的時代，或者更廣泛地說，對於現代社會有何啟示？

約翰·亨特利·史克林： (他沉思片刻，望向遠處漸漸被夜色籠罩的村莊，語氣中帶著一絲溫情) 這是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最初，博思的居民確實對我們抱有疑慮，認為我們是一群「哥德人與汪達爾人」的入侵。這很正常，陌生與未知總是伴隨著恐懼。但當他們看到我們並非蠻橫無理，而是盡力融入、甚至共同承擔困難時，那層隔閡便迅速瓦解了。

我認為，這種連結的促成，首先是雙方的「真誠」。我們的老師們，包括斯林校長，都以身作則，親力親為，甚至與居民一同應對海嘯的破壞。當居民看到我們為他們修補海堤，而不是坐視不理時，他們的善意便被激發了。其次是「共患難」。那場突如其來的海嘯，讓學生與村民們共同面對自然的威脅。在暴風雨中，我們共同修補堤防，搬運石頭，那種「同舟共濟」的體驗，遠比任何言語都更有力量。他們看到了孩子們的紀律，看到了師生們的勤奮與無私，尤其是奇爾茲醫生 (Dr. Childs) 對當地病患的無償救治，這些點滴善舉，累積起來，便成了難以磨滅的感激與信任。

這對於任何時代都是巨大的啟示。它證明了，儘管種族、語言、背景各異，但人類的「同情心」、「互助精神」與「對真誠的回應」是普世的。當我們放下偏見，以實際行動去關懷他人時，就能夠跨越隔閡，建立起深厚的情誼。博思的居民們教會我們，真正的「文明」不僅存在於高樓大廈與學術殿堂，更存在於人與人之間那份樸素而堅韌的善意。

克萊兒： 湯瑪斯，書中提到，博思的居民們在送別時，有位先生說，這些孩子「沒有嘲笑年老古怪的村民，沒有做出任何不體面的行為」。您認為，在異鄉的這一年，對你們這群少年產生了哪些深遠的影響？這段特殊的經歷，對您個人而言，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湯瑪斯： (他望向遠方，眼神變得深邃) 我想，最大的影響是讓我們學會了「尊重」和「責任」。在烏平厄姆，我們習慣了熟悉的一切，生活有固定的模式，有時可能會比較自我中心。但來到博思，我們必須學會適應新的環境，與陌生的人們打交道。村民們雖然生活方式不同，但他們很友善，也很有尊嚴。老師們一直教導我們，我們代表著學校，我們的行為會影響學校的聲譽。所以，即使有人穿著奇怪，我們也不會去嘲笑，因為那是不尊重。

我們也學會了「自律」。在博思，很多以前的規則都放鬆了，因為老師們不可能時時刻刻都盯著我們。但大家並沒有因此變得懶散或調皮搗蛋。我們知道學校在被外界檢視，我們必須做得更好，才能證明學校是值得被信任的。特別是那次海嘯，大家一起搬石頭，修海堤，那種共同為一個目標努力的感覺，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是這個大集體的一部分，我們的付出是有意義的。

對我個人來說，最大的收穫是明白了什麼是真正的「家」。家不只是一個固定的房子，而是一群人在一起，共同面對困難，互相支持的地方。在博思，我們學會了如何在困境中找到樂趣，如何在陌生環境中創造屬於自己的生活。那段日子雖然艱苦，但卻讓我更加珍惜所擁有的一切，也讓我對「適應」和「堅韌」有了更深的理解。

克萊兒： 斯林校長，書中有一段對話提到了「Commissariat」（補給部門）的挑戰，那段對話非常有趣，展現了「抱怨者」和「樂觀者」對食物供應的不同看法。您認為在極端條件下，如何平衡實際需求與士氣維繫？這是否反映了您在管理學校時，對物質與精神層面的考量？

愛德華·斯林校長： (他輕輕嘆了口氣，嘴角泛起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啊，補給！那是戰役中最實際，也是最容易引發抱怨的一環。溫莎公爵說，軍隊是靠胃前進的，這句話同樣適用於學校。學生們總是有著永不滿足的胃口。

在博思，我們的挑戰不僅僅是提供足夠的食物，更是要保證在資源有限、交通不便的情況下，食物的品質與多樣性。當然會有抱怨，煙熏的布丁、冰冷的盤子、難吃的蔬菜——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困境。但我始終相信，評估補給的好壞，最終要看的是「結果」：孩子們是否健康、強壯地回家了？他們的臉上是否有「飢荒的印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補給部門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平衡實際需求與士氣維繫，關鍵在於「透明」與「信任」。我們不能欺騙孩子們說一切都很好，但我們可以讓他們理解困難的來源，並看到我們為此付出的努力。當他們知道我們為了爭取每一塊黃油、每一份煤炭所付出的艱辛時，那份抱怨也會轉化為理解。而像那場「抱怨者」和「樂觀者」的對話，正是對這種平衡的最好寫照：我們不否認困難，但更強調在困難中取得的成果。精神層面的滿足，有時能彌補物質層面的不足。這也反映了我的教育理念：不應讓孩子們過於嬌生慣養，而是要讓他們在適度的挑戰中學會堅韌與感恩。

克萊兒： 史克林先生，在書的結尾，您提到了這段經歷的「浪漫與詩意」，甚至將它比作「莎士比亞奇幻劇中精靈的謀劃」。在如此艱難的現實中，您是如何發現並捕捉到這些詩意與浪漫的？這是否也是您作為一位詩人的獨特視角？

約翰·亨特利·史克林： (他目光深遠，似乎在回味那些已被時間柔化的記憶) 克萊兒女士，您提到了我作為詩人的視角。是的，我想，在每一個看似平凡甚至艱難的現實中，都潛藏著詩意與浪漫的微光。它不是刻意營造的，而是生命本身在極端條件下，所折射出的光輝。

我們所經歷的一切，從突然的「流亡」，到在異鄉重建秩序，再到與當地居民建立深厚情誼，這本身就是一場宏大的史詩。那些在海灘上玩耍的少年，那些在暴風雨中並肩作戰的師生與村民，那些在簡陋校舍中發出的歌聲，這些畫面在當時或許只是一種日常，但在事後回憶時，卻被賦予了時間與情感的濾鏡，顯得格外動人。

詩意不在於完美無缺，而在於「真實」與「超越」。當人們在絕望中展現勇氣，在陌生中尋找歸屬，在困境中保持幽默與溫情時，那本身就是最偉大的詩篇。那些看似滑稽的細節——比如那隻「流浪狗」博思對學生帽子的執著，或者被海浪沖走的羊腿——這些瑣碎的畫面，反而讓整個故事更加真實，也更富有生命力。它們是「留白」，是讓讀者在緊張之餘，得以喘息並會心一笑的瞬間。我希望透過我的筆觸，讓讀者不僅看到烏平厄姆學校的歷史，更看到人性在逆境中閃耀的光芒。

克萊兒： 斯林校長，這段經歷被您譽為「我們學校歷史上偉大的一個時期」，並指出它證明了學校「足夠強大，足以抵禦意外」。您認為，這段「流亡」經歷為烏平厄姆學校留下了怎樣的「傳承」？它對後世的教育者和年輕一代，有何永恆的啟示？

愛德華·斯林校長： (他將目光投向湯瑪斯，眼神中滿是期許) 它留下的傳承，是比任何物質財富都更為珍貴的「精神遺產」。我們不能誇耀我們的悠久歷史或顯赫名聲，因為我們曾經面臨幾乎毀滅的危機。但我們擁有了一段獨一無二的歷史：在極端危險之際，我們沒有絕望，而是選擇了信任我們的信念，為後代保存了一個本可能在黑暗中消亡的事業。

這段經歷證明了幾件事：
1. 領導者的決斷與遠見： 在沒有人知道何去何從時，必須有人挺身而出，做出最艱難的決定。
2. 社群的凝聚力： 學校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場所，更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當師生、家長、甚至當地居民能夠團結一致時，沒有什麼困難是無法克服的。
3. 逆境中的成長： 孩子們在這一年裡學到的，遠比書本知識更深刻。他們學會了適應、忍耐、互助、自律，以及如何在不完美的環境中找到樂趣。這是一種無法在課堂上教授的「生命教育」。
4. 「家」的真正意義： 我們的家園或許被疫病侵擾，但「家」的精神卻可以移植到任何地方，只要有愛、有信任、有共同的目標。

對於後世的教育者，我希望這段歷史能提醒他們，教育的核心是人，而非物質。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培養學生的適應力、問題解決能力和堅韌的品格，遠比單純的知識灌輸更為重要。對於年輕一代，這是一面鏡子，告訴他們，生活中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風暴，但只要心懷信念，敢於冒險，並與同伴們攜手並進，便能化危機為轉機，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我們的故事，將永遠提醒烏平厄姆的後代，他們繼承了一份「戰勝巨大災難」的光榮傳統。

克萊兒： 湯瑪斯，作為一個親身經歷者，這段「海濱歲月」在您生命中留下了怎樣的印記？它對您未來的選擇和人生觀產生了什麼影響？

湯瑪斯： (他輕輕摸了摸肩上的校徽，目光堅定) 最大的印記就是「永不放棄」。在那裡，我們看到了校長和老師們是怎麼面對困難的，他們沒有退縮，而是想盡辦法解決每一個問題。我們也看到了村民們的善良，他們在我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了援手。

這讓我明白，無論遇到什麼挑戰，都要努力去克服。它也讓我學會了感恩，感恩那些幫助過我們的人，感恩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我以前可能會覺得很多事情是理所當然的，但在博思的這一年，我學會了珍惜。

現在，我看到很多關於「適應變化」的討論，我想，我們那時候就是最好的例子。生活不會總是一帆風順，但只要我們有勇氣去面對，有能力去適應，並且相信身邊的夥伴，就能夠度過難關。這段經歷，塑造了我，讓我變得更加堅強，也更懂得合作的重要性。它讓我知道，真正的力量，來自於內心的堅韌和社群的連結。

克萊兒： 史克林先生、斯林校長、湯瑪斯，今天的對談充滿了啟發。這段歷史不僅僅是烏平厄姆學校的篇章，更是人類面對逆境時，如何展現勇氣、智慧與團結的普世故事。感謝你們的分享，為這片海角帶來了智慧的迴響與不朽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