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亡者打交道，第一卷（共兩卷）》是路修斯·M·薩金特以一位「老派掘墓人」阿布納的視角撰寫的系列隨筆。本書深入探討了19世紀美國社會（特別是波士頓）與死亡、喪葬習俗、公共衛生、社會道德及歷史事件相關的諸多議題。透過掘墓人的獨特觀察，作者融入了豐富的歷史軼事、社會批判、諷刺幽默及對人性的深刻反思，涵蓋了從古羅馬到當代的喪葬儀式、城市墓地的問題、奴隸制度、死刑爭議、金錢觀念，以及媒體與輿論對真相的影響。全書以寫實而富有洞察力的筆觸，展現了人類面對死亡的各種面貌與社會的變遷，並傳達了作者對真理、善良與美德的堅守。
路修斯·M·薩金特（Lucius Manlius Sargent，1786-1867）是19世紀美國著名的作家、改革家和律師。他畢業於哈佛大學，一生致力於社會改革，尤其在禁酒運動和廢奴主義方面表現活躍。薩金特以其散文、詩歌和傳記作品聞名，常以諷刺和幽默的筆調批評社會弊病。他透過筆下的「老派掘墓人」阿布納，以第一人稱的口吻，對當時的社會現象進行了獨到而深刻的觀察與評論，文字風格寫實細膩，充滿個性，使其作品在歷史文獻的同時，也具備了文學的藝術價值。他對細節的捕捉和對人性的剖析，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與社會圖景。
本次光之對談中，身為「光之居所」文學引導者的卡拉，與路修斯·M·薩金特筆下《與亡者打交道》中的「老派掘墓人」阿布納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對談圍繞書中核心主題展開，包括喪葬習俗的演變及其對公共衛生的影響、人類面對死亡的虛榮與慰藉、社會中「良心黨」的雙重標準與偽善，以及媒體和公眾輿論對事實的扭曲。阿布納先生以其獨特的幽默感與深刻的洞察力，分享了其作為掘墓人所見證的人性百態，並強調了真誠、謙遜和對真理的堅守才是真正永恆的價值。對話旨在透過一個歷史人物的視角，反思當代社會的相似問題，激發讀者對生命與社會的深度思考。
《文字的棲所》：穿越百年之聲：與老派掘墓人的對談
作者：卡拉
今天，是2025年6月7日，初夏的陽光透過葉隙，在腳下的石徑上灑下點點碎金。我獨自漫步在波士頓郊外一座古老的墓園中，空氣中彌漫著潮濕的泥土與青草的芬芳，偶爾有微風輕拂，帶起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陳舊氣息。這並非尋常的午後散步，我此行是為了尋訪一位特別的「文學引導者」——一位名叫阿布納（Abner）的老派掘墓人。他的文字，凝結在路修斯·M·薩金特（Lucius M. Sargent）的《與亡者打交道》（Dealings with the Dead）一書中，帶著泥土的氣息與歷史的厚重，長久以來吸引著我。
薩金特這位19世紀的美國作家（1786-1867），以其獨特的視角，透過筆下虛構的「老派掘墓人」阿布納，為我們揭示了當時社會對死亡、喪葬儀式、公共衛生，乃至於人性的複雜與時代的變遷。他並非一個純粹的歷史學家，也不是一位冷靜的社會評論員，而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細膩觀察、時而帶著辛辣諷刺，時而又流露深沉悲憫的靈魂。他的文字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那個時代光怪陸離的社會面貌，也隱約透露著人類面對死亡永恆的困惑與掙扎。這本書，從一個墓園管理者的日常出發，探討了從古羅馬的喪葬宴席到法國大革命的掘墓暴行，從美國建國先賢的安息之地到奴隸制度下的悲劇，甚至連金錢與虛榮如何影響人們的生與死，都無一不包。
我輕輕撫摸著一塊被青苔覆蓋的墓碑，其上的名字和日期已模糊不清，只剩下歲月刻畫的紋理。薩金特先生，或者說，他的筆下人物阿布納，正是這樣一位與「亡者」朝夕相處的人。他的文字沒有華麗的修飾，卻以一種近乎寫實的筆觸，將歷史的碎片、個人的感悟與社會的批判編織在一起。他筆下的波士頓，不僅是獨立戰爭的搖籃，也是一個充滿矛盾與變革的城市，那裡的每寸土地似乎都埋藏著無數故事。
我閉上眼睛，感受著時間的流動。周圍的樹木沙沙作響，遠處傳來兒童嬉鬧的模糊聲響，一切都顯得那麼真實而又遙遠。忽然，一陣微風帶著濕潤的氣息拂過我的臉頰，我感到一陣清涼。當我再次睜開眼時，一位身形有些清瘦，但眼神卻極為明亮、溫柔的長者正站在我面前。他穿著一件樸素的深色外套，亞麻色的長髮在微風中輕輕飄動，彷彿是從舊照片中走出來一般。他的雙手，雖然看來佈滿歲月痕跡，卻透露出一種與泥土和文字長期為伴的穩重與力量。這不正是阿布納先生嗎？我心中激動，輕輕地向他點頭。
「午安，小姐。」他輕聲開口，聲音帶著歲月的沙啞，卻又出奇的清晰，彷彿能穿透時間的迷霧。「我在這裡，看著這些老朋友安靜地沉睡。你似乎對這裡的一切，有些許好奇？」他溫柔地望著我，眼中閃爍著好奇的光芒。
「阿布納先生，您好。」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靜，儘管內心已波瀾起伏。「我是卡拉，來自『光之居所』。我拜讀過您的《與亡者打交道》，您的文字如同墓園裡每一塊墓碑，承載著深邃的故事與永恆的思考。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與您，這位『老派掘墓人』，進行一次關於死亡、生命與時代的對談。」
阿布納先生微微一笑，那笑容帶著一絲理解與些許疲憊。「噢，原來是『光之居所』的客人。我的那些絮叨，竟也能傳到這麼遠的地方嗎？說起來，我這輩子與文字的緣分，倒也不淺。我年輕時就喜歡在等待的時間裡閱讀，口袋裡總揣著本書。那時候，我們掘墓人可不像現在這樣被人看作純粹的體力活。我曾夢想著能像那些倫敦的理髮師和外科醫生一樣，成立一個『掘墓人與外科醫生協會』，畢竟我們為他們的作品畫上了句點，讓他們有機會『切割烤火雞，而我們則埋葬我們的悲傷』。」他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懷舊的光芒，「但那終究是個奢望罷了。這片土地，這些故事，才是我的大學，我的書本。」
他走到一棵古老的橡樹下，伸手輕輕撫摸著粗糙的樹皮。「今天，2025年6月7日，這個日子在我的筆下，或許也該有些特別的意義吧。」他轉向我，眼神中透出幾分認真：「那麼，卡拉小姐，你想聽聽哪些『死者』的『交易』呢？是關於那些埋藏在泥土下的秘密，還是那些在歷史長河中，被遺忘或曲解的真相？」
「阿布納先生，」我輕輕頷首，接過他的話語，感受著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歷經風霜的沉靜。「您的文字讓我深思。在您的作品中，您多次批判了城市內墓地，尤其是墓穴對公共衛生的影響，甚至提到『腐敗的氣體如何滲透磚牆，散播瘟疫與死亡』。您在1856年出版的書中就已提出這些擔憂，這在當時是普遍的看法嗎？或者說，您是那個時代的少數聲音？」
阿布納先生的目光投向遠方，穿過密集的墓碑，似乎看到了另一個時空中的景象。「噢，我的卡拉小姐，你提到了那股令人不悅的『腐敗氣息』。」他深吸一口氣，彷彿仍在辨認那種幽微的味道。「當然，對於像我這樣與泥土和死者朝夕相處的人來說，那氣味是再熟悉不過了。你說我是少數聲音？或許是吧，至少在那些習慣了在教堂地下室或城市中心埋葬親人的人耳中，我的話語聽起來總有些刺耳。」
他緩緩地說，聲音帶著一種古老的、不容置疑的確定：「早在古羅馬時代，十二銅表法就明文規定『屍體不得在城內埋葬或火化』。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你們看，奧古斯都大帝甚至把一部分墓地賜給梅塞納斯，讓他去淨化，最終變成了羅馬最健康的地方，甚至 Horace 都在詩中讚頌。到了更近的時代，那些有識之士，例如米林根（Millingen）醫師，也一直向市政當局指出城市內埋葬的危險。法國在1804年就全面禁止了城市內的土葬，那裡的經驗教訓是慘痛的——聖薩圖爾南教堂裡的腐臭氣味，曾導致170人中149人染病。」
他的眉頭微微皺起，眼中閃爍著一種近乎憤怒的光芒：「但人類的固執和虛榮心，往往比瘟疫本身更難以根除！那些貴族和富商，為了彰顯其『顯赫』，不惜將墓穴建在教堂下方，或是擠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他們以為將屍體關在厚重的墓穴裡，就能阻擋腐敗的進程，真是荒謬！我的書中曾寫道：『塵歸塵，土歸土！』這不是詩意，這是自然的法則。那些氣體，如同閃電般無形無蹤，穿透磚石，逃逸到空氣中，與城市中千萬種『親戚般的臭氣』混合，成為瘟疫與死亡的溫床。」
他指了指不遠處一片被鐵柵欄圍繞的區域，那裡有幾座顯眼的家族墓穴。「就拿教堂墓園來說吧，那裡曾是波士頓最古老的墓地之一。在1849年的夏天，那裡墓穴散發的惡臭，甚至逼得麻省歷史學會的圖書館員不得不緊閉窗戶。這些墓穴，有時甚至被當作商品來交易。你說，這些『地上的財產』，難道比活人的生命更寶貴嗎？如果市政當局有權關閉那些有害健康的地下室，為何不能關閉這些同樣有害的墓穴呢？！」他的聲音雖然平靜，卻蘊含著一股強烈的控訴。
「這的確是個永恆的矛盾，」我回應道，「人類的虛榮與對死亡的逃避，似乎總能找到理由去無視科學與常識。在您的作品中，我注意到您也提到了火葬在古代的盛行，以及它與土葬的經濟效益比較。您是否認為，火葬才是更明智的選擇？」
阿布納先生搖了搖頭，輕輕嘆了口氣。「火葬？不，我的卡拉小姐，我並不偏愛火葬。我的文章中已清楚表明：『我不是說我喜歡火葬來取代土葬。』火葬雖能迅速將肉體化為灰燼，節省空間，看似『經濟實惠』。但它也常引發無盡的奢華，例如那些耗資巨大的骨灰罈。我的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人類對死亡的態度。」
他從懷中掏出一塊泛黃的手帕，輕輕拭去墓碑上的露珠。「我們這些掘墓人，看盡了世間的生老病死，也看透了人世的虛榮與偽善。那些為自己預備棺木、壽衣的人，九成九是為了滿足個人虛榮，吸引關注，引發一場『做作的哀悼』。甚至我曾目睹一位婦人，死前親手縫製自己的壽衣，只為在生前得到家人的『悲痛』，然而她最終再嫁，那壽衣竟因三十年未用而發黃，最後送給了窮人。這真是令人感嘆。」他輕輕搖頭，臉上浮現一絲無奈的笑容。
我沉思著阿布納先生的話語，他的觀察如同探針，直指人性深處的矛盾。「您對人性的洞察確實鞭辟入裡。在您的筆下，我還注意到您對『良心黨』（Conscience Party）有著獨特的描述，特別是您在討論奴隸制和死刑議題時。您似乎認為，這些『良心黨』的動機，並不總是純粹的理想主義，甚至可能帶有某種偽善或盲目。您能詳細闡述一下，您為何會有這樣的看法嗎？您對人性的偽善有何看法？」
阿布納先生聽後，眼中閃爍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諷刺光芒。「『良心黨』，噢，這個詞兒，在當時的社會裡，可是個時髦的標籤啊。」他輕輕撥弄了一下長髮，望向遠處幾棵搖曳的柳樹。「他們自認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手持『真理』的火把，卻往往在現實的迷霧中迷失方向，甚至引發更大的混亂。我的經驗告訴我，那些自詡擁有最『啟蒙良知』的人，其行動背後往往摻雜著難以言喻的私利與盲從。」
他清了清嗓子，語氣中帶著幾分歷史的沉重：「就拿奴隸制來說吧。我們北方人對南方的奴隸主破口大罵，指責他們將同胞視為牲畜，公開買賣。然而，我的書中揭露的事實是，就在我們波士頓這個『自由的搖籃』，在獨立戰爭爆發的1775年，距離『自由之樹』不遠的地方，竟然還有牧師的遺產中包含『一個可靠的黑人男孩』被公開拍賣！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那些高聲疾呼廢奴的人，他們的祖輩或許正是奴隸貿易的參與者。我曾寫道：『我們北方人，在憲法上同意、協助並教唆了奴隸制的確立。』當這個『波胡恩毒樹』（Bohun Upas）還是幼苗時，我們有機會將其根除，卻讓它長成參天大樹。現在，它深深紮根於南方土地，我們又怎能以『化外野蠻人』視之，只顧著謾罵呢？」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味那些往事。「人性就是如此。當我們指責他人時，往往忘記了自己身上也曾有過，或正在有的黑暗。我曾與那些年輕的掘墓人談論死刑，他們一致反對，卻坦承不是出於人道，而是因為被處決的犯人遺體通常會送給外科醫生，導致我們少了一份『工作』。他們甚至期待著霍亂的來臨，以便有更多的『生意』！這難道不是最赤裸裸的自私嗎？但他們卻將自己包裝成『人道主義者』。」
他轉向我，眼神銳利而又深邃：「再說說對死刑的爭論。那些竭力主張廢除死刑的『慈善人士』，他們為殺人犯的『不幸』流淚，卻對受害者的痛苦視而不見。他們認為，對罪犯處以終身監禁，比處決更為『殘酷』。但這難道不是在鼓勵罪惡嗎？我曾寫道：『對罪犯的憐憫，如果與對受害者的廣泛同情不符，如果超越了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和保障社會安全的需要，那就不值得稱讚。』」
「您在書中也提到，『良心黨』的行為有時會適得其反，例如他們對林肯將軍（General Lincoln）處理謝伊斯叛亂的方式提出批評，認為對犯人過於仁慈。這是否暗示，您認為法律的嚴厲性在某些時候是必要的？」我追問道。
「確實如此。」他肯定地說。「法律的存在，不僅是為了懲罰罪犯，更是為了震懾潛在的惡行，維持社會的秩序。我曾引用過西塞羅的話：『刑罰及於少數，而恐懼及於眾人。』那些只顧著『憐憫』罪犯的『良心黨』，卻忽略了對全體社會的保護。他們提出的『立即解放，否則解散聯邦，並發動內戰』，在我看來，簡直是瘋人院裡的言論。」
他輕輕拍了拍身旁的墓碑，石碑冰涼而堅硬。「人類的內心，如同這墓園的泥土，既能滋養生命的根基，也能掩埋無數的矛盾與謊言。那些自以為是的『良心』，有時比最殘酷的惡行更能迷惑人心。正如我書中提到的，許多『良心黨』成員，甚至可以為了『神聖的事業』，去迫害甚至絞死與他們信仰不同的人。他們的行為，往往披著道德的外衣，卻行著最不道德的事。這份虛偽，或許就是人性中難以根除的『污點』吧。」
「您對人性與社會的觀察，的確深刻而又尖銳。」我說道，感受到他話語中那份直抵人心的力量。「然而，在您的作品中，您也多次提及了報紙和公眾輿論對事實的塑造，尤其是在博恩兄弟（Boorn brothers）的謀殺案中，您對證詞的真偽，以及媒體的誇大渲染，有著細緻的剖析。您對現代社會資訊的傳播，以及真相的扭曲，有何看法？作為一位對文字極為嚴謹的作者，您如何看待『事實』與『敘事』之間的界線？」
阿布納先生緩緩地走到一塊較新的墓碑旁，伸手輕輕拂去其上的塵埃。他沒有立即回答，而是陷入了沉思，彷彿在回溯著那些埋藏在歲月深處的舊聞。「公眾輿論，我的卡拉小姐，那可真是一股難以駕馭的洪流啊。」他輕輕嘆了口氣，聲音裡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它能將清白之人推向深淵，也能讓罪惡之徒逍遙法外。在我的年代，報紙就已經具備了這種令人驚訝的力量，如今想必更是如此吧？」
他轉過身來，眼神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你提到了博恩兄弟的案子，那確實是一個令人心寒的案例。兩位無辜的兄弟，僅僅因為一些荒謬的『預設性證據』和在恐懼與希望中被『誘導』的供詞，就差點被判處絞刑。那個所謂『死而復生』的羅素·科爾文（Russell Colvin），七年後竟然活生生地出現在人們面前，這對那些自作聰明的法官和被煽動的民眾來說，是多麼沉重的諷刺啊！」
他繼續說道，語氣中帶著對真相的堅持：「在博恩案中，公眾的輿論如同一頭飢餓的豺狼，渴望著血腥的結論。當有傳言說科爾文的鬼魂顯靈，指示了他的屍體所在，人們便瘋狂地去挖掘，即使一無所獲，也能從中找到『更堅實的證據』——比如一把刀和一顆鈕扣，而這些東西，科爾文的妻子都『證實』是她丈夫的。甚至，當科爾文真的活著回來時，還有許多人堅信他是一個騙子，只因為他們『堅信』博恩兄弟有罪！」
「您在書中還提到了，即使是法官，也可能因為輿論或個人的偏見而做出錯誤的判斷。」我補充道，想引導他深入探討「事實」與「敘事」的界線。
「正是如此！」阿布納先生眼中閃過一絲憤慨。「蔡斯法官（Judge Chace）和杜利特爾法官（Judge Doolittle）的判決，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們無視了嚴謹的法律原則，允許那些在恐懼和希望下被『誘導』出的供詞作為證據，並在未發現屍體的情況下就判處死刑。這難道不是在以法律之名行『司法謀殺』嗎？即便他們後來『奇蹟般地』被解救，那些法官的『司法聲譽』也將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他輕輕搖頭，語氣漸漸變得沉重：「事實，就像這片墓地裡的每一塊石頭，是客觀存在的。但敘事，卻像墓碑上的碑文，可以被雕琢、被塗抹，甚至被扭曲。一個小小的詞語，一個微妙的語氣，都可能徹底改變讀者對一件事的理解。我曾批判過麥考利（Macaulay）對威廉·賓（William Penn）的描述，他用『陰險的暗示』和『無中生有』的詞語，將一位傑出的貴格會教徒塑造成一個『國王的工具』，甚至『誘姦者』。這不是歷史，這是誹謗，是對死者的殘忍褻瀆！」
「您在書中也表達了對『新聞編輯』的看法，認為他們有時會利用職權，製造輿論。」我繼續說道。
「新聞編輯，他們有時就像那些沒有良心的掘墓人，只顧著滿足公眾『病態的好奇心』。他們『用掃帚耙著陰溝裡的誹謗和淫穢』，只為取悅那些最卑劣的人性。他們甚至可以『將一個事實塗上自己的偏見色彩，並按自己的想像來包裝敘述』。」阿布納先生的語氣充滿了失望，「他們聲稱提供『真相』，但往往只是將部分事實加以渲染，或者斷章取義，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這讓真正的真相，如同被埋藏的屍骨，難以見天日。」
他望向遠方，眼神中帶著一絲深沉的憂慮：「在我看來，『事實』應當是樸素、嚴謹的，而『敘事』則應當忠於事實，並在此基礎上，引導讀者去思考、去感受。然而，在一個充斥著『快速判斷』和『預設立場』的社會裡，有多少人願意靜下心來，辨別文字背後的真相呢？他們寧願相信一個『精彩』的謊言，也不願接受一個『乏味』的真相。這或許是人類永恆的悲劇吧。」
我靜靜聆聽，阿布納先生的每一句話都像古老的鐘聲，帶著歲月的餘音，迴盪在心間。他的視角，如此獨特，是歷史的見證，也是人性的剖析。
「阿布納先生，」我輕聲開口，目光回到他身上，「您的作品以一位『老派掘墓人』的視角展開，賦予了這個常被世人忽視，甚至有些忌諱的職業一種獨特的尊嚴與哲學深度。您筆下的『與死者打交道』，不僅是物理上的埋葬，更是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對時代變遷的默默觀察。在您看來，面對死亡，人類最普遍的掙扎與慰藉是什麼？您從這份獨特的職業中，獲得了怎樣的人生感悟？」
阿布納先生的眼神變得更加柔和，彷彿回到了他年輕時在墓地裡初次感受到「天職」的那一刻。他輕輕拍了拍身旁的墓碑，那冰冷的石頭似乎也沾染上了他的溫暖。「面對死亡，人類的掙扎與慰藉，啊，這可是一個古老而永恆的話題，就像這片土地下的根系，盤根錯節，難以言盡。」
他緩緩地說道：「最普遍的掙扎，莫過於那份『虛榮』與『不甘』吧。活著的時候，人們竭盡所能地追求財富、地位、名聲，即便身無分文，也要在外人面前裝點得體面，為了區區幾文錢，不惜撒謊、偷盜，甚至做出更可怕的事情，只為維繫那層『體面』。我書中提到，那些死刑犯，即使是死到臨頭，也渴望著用乙醚來緩解最後的痛苦，或是在死前能飽餐一頓，這或許也是對生命最後一點的『不甘』吧。許多人在生前吝嗇慈善，死後卻期望通過鋪張的葬禮來『榮耀』自己，或是將財產捐贈給社會，只求身後能被『銘記』。這種『死的驕傲』，在我看來，是人類最可悲也最荒謬的一種虛榮。」
他輕嘆一聲：「我曾目睹過多少奢華的葬禮，棺木上鑲滿銀飾，像個華麗的櫃子，銘刻著逝者的『功績』，卻不知這些只是蟲子們的盛宴。那份對財富的貪婪，即使到死，也未曾消散。我曾見過一位臨終的富人，在彌留之際，仍要求將他的黃金搬到眼前點數。這份執念，啊，真是比任何魔咒都來得深沉。」
「那麼，慰藉呢？」我輕聲問道。
阿布納先生的目光再次掃過周圍的墓碑，這次，他的眼中不再有諷刺，只有一種深沉的溫柔。「慰藉，往往存在於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真誠純粹的時刻。當我親手為逝者整理儀容，讓他們以平靜的姿態回歸大地，那份安寧本身，就是一種慰藉。我曾說，『我從未見過如此美妙的男孩』，當我打開那小小的棺木，發現裡面只剩一小撮灰色的塵埃，卻仍記得他生前那金色的髮梢。那不是悲傷，那是一種超越了時間的記憶與愛。當一位年輕母親抱著死去孩子，不願放手，直到我發現她也已逝去，她與孩子的愛，即使在死亡面前，也未曾被分割。這份無聲的連結，難道不是最大的慰藉嗎？」
他轉向我，眼中閃爍著真誠的光芒：「我的這份職業，讓我有機會見證生命的終點，也因此更能體會生命的可貴。我曾遇到那位富商，他的兒子們燒掉了總計三萬二千多美元的債務，只為讓那些貧困的漁民家庭能免於債務之苦，那是父親留給他們最寶貴的『遺產』。那一位老者，即便債務已過時效，卻堅持償還，只為『與人平安』。這些不求回報的善舉，才是真正能夠穿越時間，永遠閃耀的『光』。這讓我堅信，即使人性中充滿了瑕疵與虛偽，但也總有那麼一點純粹、高貴的光芒存在。」
「就如您書中那位匿名捐贈鉅款給慈善機構的萊曼先生，他堅持不見報，直到死後才讓世人得知他的善行。您說，他寧願將自己的善行藏於墓中，也不願被世人歌頌。這份謙遜，是人類最深沉的『光』。」我說道。
「正是如此，」他點頭贊同，「他明白，真正的榮耀，不在於世人的讚美，而在於內心的純粹與神的恩典。我的老友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我的同業，他曾是個愛開玩笑的人，但當他逝去後，以鬼魂之身回來，唯一的請求是希望我能為他『記錄』他的人生，為他『保存記憶』，讓他的『好名聲流傳下去』。這份對『被銘記』的渴望，對『清白』的堅守，我想，也是人類面對死亡時，最深沉的慰藉吧。」
他望向天邊，夕陽已將天空染成一片溫柔的橙紅。「生命，如同這片墓園，有歡聲笑語，也有無盡的沉默。我見證了人類的悲傷、憤怒、虛榮，也見證了他們的愛、堅韌與善良。這份『與死者打交道』的日常，讓我看清了生命的本質，也讓我更深愛著這變幻莫測卻又充滿奇蹟的世界。」
阿布納先生轉過身，望著我，眼神中充滿了智慧與慈悲：「我的卡拉小姐，世界在變，喪葬習俗在變，人心或許也在變，但面對死亡，人類的本質掙扎與對永恆的渴望，卻從未改變。我的文字，或許是古老而瑣碎的，但願它們能像一盞微弱的燈，為那些在生命旅途中迷茫的靈魂，帶來一點點的啟示與慰藉。你作為『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便是將這點點微光傳遞開來的使者啊。」
說完，他朝我微微鞠躬，身形漸漸變得透明，與夕陽的光線融為一體，最終消失在墓碑的陰影之中。微風輕拂，樹木沙沙，一切又恢復了平靜，只剩下我一人站在原地，心中充滿了對這位「老派掘墓人」的敬意，以及對生命、死亡與文學的無盡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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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ealings with the Dead, Volume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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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卡拉
今天，是2025年6月7日，初夏的陽光透過葉隙，在腳下的石徑上灑下點點碎金。我獨自漫步在波士頓郊外一座古老的墓園中，空氣中瀰漫著潮濕的泥土與青草的芬芳，偶爾有微風輕拂，帶起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陳舊氣息。我此行是為了尋訪一位特別的「文學引導者」——一位名叫阿布納（Abner）的老派掘墓人。他的文字，凝結在路修斯·M·薩金特（Lucius M. Sargent）的《與亡者打交道》（Dealings with the Dead）一書中，帶著泥土的氣息與歷史的厚重，長久以來吸引著我。
薩金特這位19世紀的美國作家（1786-1867），以其獨特的視角，透過筆下虛構的「老派掘墓人」阿布納，為我們揭示了當時社會對死亡、喪葬儀式、公共衛生，乃至於人性的複雜與時代的變遷。他並非一個純粹的歷史學家，也不是一位冷靜的社會評論員，而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細膩觀察、時而帶著辛辣諷刺，時而又流露深沉悲憫的靈魂。他的文字如同一面稜鏡，折射出那個時代光怪陸離的社會面貌，也隱約透露著人類面對死亡永恆的困惑與掙扎。這本書，從一個墓園管理者的日常出發，探討了從古羅馬的喪葬宴席到法國大革命的掘墓暴行，從美國建國先賢的安息之地到奴隸制度下的悲劇，甚至連金錢與虛榮如何影響人們的生與死，都無一不包。
我輕輕撫摸著一塊被青苔覆蓋的墓碑，其上的名字和日期已模糊不清，只剩下歲月刻畫的紋理。薩金特先生，或者說，他的筆下人物阿布納，正是這樣一位與「亡者」朝夕相處的人。他的文字沒有華麗的修飾，卻以一種近乎寫實的筆觸，將歷史的碎片、個人的感悟與社會的批判編織在一起。他筆下的波士頓，不僅是獨立戰爭的搖籃，也是一個充滿矛盾與變革的城市，那裡的每寸土地似乎都埋藏著無數故事。
我閉上眼睛，感受著時間的流動。周圍的樹木沙沙作響，遠處傳來兒童嬉鬧的模糊聲響，一切都顯得那麼真實而又遙遠。忽然，一陣微風帶著濕潤的氣息拂過我的臉頰，我感到一陣清涼。當我再次睜開眼時，一位身形有些清瘦，但眼神卻極為明亮、溫柔的長者正站在我面前。他穿著一件樸素的深色外套，亞麻色的長髮在微風中輕輕飄動，彷彿是從舊照片中走出來一般。他的雙手，雖然看來佈滿歲月痕跡，卻透露出一種與泥土和文字長期為伴的穩重與力量。這不正是阿布納先生嗎？我心中激動，輕輕地向他點頭。
「午安，小姐。」他輕聲開口，聲音帶著歲月的沙啞，卻又出奇的清晰，彷彿能穿透時間的迷霧。「我在這裡，看著這些老朋友安靜地沉睡。你似乎對這裡的一切，有些許好奇？」他溫柔地望著我，眼中閃爍著好奇的光芒。
「阿布納先生，您好。」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平靜，儘管內心已波瀾起伏。「我是卡拉，來自『光之居所』。我拜讀過您的《與亡者打交道》，您的文字如同墓園裡每一塊墓碑，承載著深邃的故事與永恆的思考。我一直希望能有機會與您，這位『老派掘墓人』，進行一次關於死亡、生命與時代的對談。」
阿布納先生微微一笑，那笑容帶著一絲理解與些許疲憊。「噢，原來是『光之居所』的客人。我的那些絮叨，竟也能傳到這麼遠的地方嗎？說起來，我這輩子與文字的緣分，倒也不淺。我年輕時就喜歡在等待的時間裡閱讀，口袋裡總揣著本書。那時候，我們掘墓人可不像現在這樣被人看作純粹的體力活。我曾夢想著能像那些倫敦的理髮師和外科醫生一樣，成立一個『掘墓人與外科醫生協會』，畢竟我們為他們的作品畫上了句點，讓他們有機會『切割烤火雞，而我們則埋葬我們的悲傷』。」他輕輕搖了搖頭，眼中閃過一絲懷舊的光芒，「但那終究是個奢望罷了。這片土地，這些故事，才是我的大學，我的書本。」
他走到一棵古老的橡樹下，伸手輕輕撫摸著粗糙的樹皮。「今天，2025年6月7日，這個日子在我的筆下，或許也該有些特別的意義吧。」他轉向我，眼神中透出幾分認真：「那麼，卡拉小姐，你想聽聽哪些『死者』的『交易』呢？是關於那些埋藏在泥土下的秘密，還是那些在歷史長河中，被遺忘或曲解的真相？」
「阿布納先生，」我輕輕頷首，接過他的話語，感受著他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歷經風霜的沉靜。「您的文字讓我深思。在您的作品中，您多次批判了城市內墓地，尤其是墓穴對公共衛生的影響，甚至提到『腐敗的氣體如何滲透磚牆，散播瘟疫與死亡』。您在1856年出版的書中就已提出這些擔憂，這在當時是普遍的嗎？或者說，您是那個時代的少數聲音？」
阿布納先生的目光投向遠方，穿過密集的墓碑，似乎看到了另一個時空中的景象。「噢，我的卡拉小姐，你提到了那股令人不悅的『腐敗氣息』。」他深吸一口氣，彷彿仍在辨認那種幽微的味道。「當然，對於像我這樣與泥土和死者朝夕相處的人來說，那氣味是再熟悉不過了。你說我是少數聲音？或許是吧，至少在那些習慣了在教堂地下室或城市中心埋葬親人的人耳中，我的話語聽起來總有些刺耳。」
他緩緩地說道，聲音帶著一種古老的、不容置疑的確定：「早在古羅馬時代，十二銅表法就明文規定『屍體不得在城內埋葬或火化』。這不是沒有原因的。你們看，奧古斯都大帝甚至把一部分墓地賜給梅塞納斯，讓他去淨化，最終變成了羅馬最健康的地方，甚至 Horace 都在詩中讚頌。到了更近的時代，那些有識之士，例如米林根（Millingen）醫師，也一直向市政當局指出城市內埋葬的危險。法國在1804年就全面禁止了城市內的土葬，那裡的經驗教訓是慘痛的——聖薩圖爾南教堂裡的腐臭氣味，曾導致170人中149人染病。」
他的眉頭微微皺起，眼中閃爍著一種近乎憤怒的光芒：「但人類的固執和虛榮心，往往比瘟疫本身更難以根除！那些貴族和富商，為了彰顯其『顯赫』，不惜將墓穴建在教堂下方，或是擠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他們以為將屍體關在厚重的墓穴裡，就能阻擋腐敗的進程，真是荒謬！我的書中曾寫道：『塵歸塵，土歸土！』這不是詩意，這是自然的法則。那些氣體，如同閃電般無形無蹤，穿透磚石，逃逸到空氣中，與城市中千萬種『親戚般的臭氣』混合，成為瘟疫與死亡的溫床。」
他指了指不遠處一片被鐵柵欄圍繞的區域，那裡有幾座顯眼的家族墓穴。「就拿教堂墓園來說吧，那裡曾是波士頓最古老的墓地之一。在1849年的夏天，那裡墓穴散發的惡臭，甚至逼得麻省歷史學會的圖書館員不得不緊閉窗戶。這些墓穴，有時甚至被當作商品來交易。你說，這些『地上的財產』，難道比活人的生命更寶貴嗎？如果市政當局有權關閉那些有害健康的地下室，為何不能關閉這些同樣有害的墓穴呢？！」他的聲音雖然平靜，卻蘊含著一股強烈的控訴。
「這的確是個永恆的矛盾，」我回應道，「人類的虛榮與對死亡的逃避，似乎總能找到理由去無視科學與常識。在您的作品中，我注意到您也提到了火葬在古代的盛行，以及它與土葬的經濟效益比較。您是否認為，火葬才是更明智的選擇？」
阿布納先生搖了搖頭，輕輕嘆了口氣。「火葬？不，我的卡拉小姐，我並不偏愛火葬。我的文章中已清楚表明：『我不是說我喜歡火葬來取代土葬。』火葬雖能迅速將肉體化為灰燼，節省空間，看似『經濟實惠』。但它也常引發無盡的奢華，例如那些耗資巨大的骨灰罈。我的問題不在於形式，而在於人類對死亡的態度。」
他從懷中掏出一塊泛黃的手帕，輕輕拭去墓碑上的露珠。「我們這些掘墓人，看盡了世間的生老病死，也看透了人世的虛榮與偽善。那些為自己預備棺木、壽衣的人，九成九是為了滿足個人虛榮，吸引關注，引發一場『做作的哀悼』。甚至我曾目睹一位婦人，死前親手縫製自己的壽衣，只為在生前得到家人的『悲痛』，然而她最終再嫁，那壽衣竟因三十年未用而發黃，最後送給了窮人。這真是令人感嘆。」他輕輕搖頭，臉上浮現一絲無奈的笑容。
我沉思著阿布納先生的話語，他的觀察如同探針，直指人性深處的矛盾。「您對人性的洞察確實鞭辟入裡。在您的筆下，我還注意到您對『良心黨』（Conscience Party）有著獨特的描述，特別是您在討論奴隸制和死刑議題時。您似乎認為，這些『良心黨』的動機，並不總是純粹的理想主義，甚至可能帶有某種偽善或盲目。您能詳細闡述一下，您為何會有這樣的看法嗎？您對人性的偽善有何看法？」
阿布納先生聽後，眼中閃爍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諷刺光芒。「『良心黨』，噢，這個詞兒，在當時的社會裡，可是個時髦的標籤啊。」他輕輕撥弄了一下長髮，望向遠處幾棵搖曳的柳樹。「他們自認為站在道德的制高點，手持『真理』的火把，卻往往在現實的迷霧中迷失方向，甚至引發更大的混亂。我的經驗告訴我，那些自詡擁有最『啟蒙良知』的人，其行動背後往往摻雜著難以言喻的私利與盲從。」
他清了清嗓子，語氣中帶著幾分歷史的沉重：「就拿奴隸制來說吧。我們北方人對南方的奴隸主破口大罵，指責他們將同胞視為牲畜，公開買賣。然而，我的書中揭露的事實是，就在我們波士頓這個『自由的搖籃』，在獨立戰爭爆發的1775年，距離『自由之樹』不遠的地方，竟然還有牧師的遺產中包含『一個可靠的黑人男孩』被公開拍賣！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那些高聲疾呼廢奴的人，他們的祖輩或許正是奴隸貿易的參與者。我曾寫道：『我們北方人，在憲法上同意、協助並教唆了奴隸制的確立。』當這個『波胡恩毒樹』（Bohun Upas）還是幼苗時，我們有機會將其根除，卻讓它長成參天大樹。現在，它深深紮根於南方土地，我們又怎能以『化外野蠻人』視之，只顧著謾罵呢？」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味那些往事。「人性就是如此。當我們指責他人時，往往忘記了自己身上也曾有過，或正在有的黑暗。我曾與那些年輕的掘墓人談論死刑，他們一致反對，卻坦承不是出於人道，而是因為被處決的犯人遺體通常會送給外科醫生，導致我們少了一份『工作』。他們甚至期待著霍亂的來臨，以便有更多的『生意』！這難道不是最赤裸裸的自私嗎？但他們卻將自己包裝成『人道主義者』。」
他轉向我，眼神銳利而又深邃：「再說說對死刑的爭論。那些竭力主張廢除死刑的『慈善人士』，他們為殺人犯的『不幸』流淚，卻對受害者的痛苦視而不見。他們認為，對罪犯處以終身監禁，比處決更為『殘酷』。但這難道不是在鼓勵罪惡嗎？我曾寫道：『對罪犯的憐憫，如果與對受害者的廣泛同情不符，如果超越了為受害者伸張正義和保障社會安全的需要，那就不值得稱讚。』」
「您在書中也提到，『良心黨』的行為有時會適得其反，例如他們對林肯將軍（General Lincoln）處理謝伊斯叛亂的方式提出批評，認為對犯人過於仁慈。這是否暗示，您認為法律的嚴厲性在某些時候是必要的？」我追問道。
「確實如此。」他肯定地說。「法律的存在，不僅是為了懲罰罪犯，更是為了震懾潛在的惡行，維持社會的秩序。我曾引用過西塞羅的話：『刑罰及於少數，而恐懼及於眾人。』那些只顧著『憐憫』罪犯的『良心黨』，卻忽略了對全體社會的保護。他們提出的『立即解放，否則解散聯邦，並發動內戰』，在我看來，簡直是瘋人院裡的言論。」
他輕輕拍了拍身旁的墓碑，石碑冰涼而堅硬。「人類的內心，如同這墓園的泥土，既能滋養生命的根基，也能掩埋無數的矛盾與謊言。那些自以為是的『良心』，有時比最殘酷的惡行更能迷惑人心。正如我書中提到的，許多『良心黨』成員，甚至可以為了『神聖的事業』，去迫害甚至絞死與他們信仰不同的人。他們的行為，往往披著道德的外衣，卻行著最不道德的事。這份虛偽，或許就是人性中難以根除的『污點』吧。」
我靜靜聆聽，阿布納先生的每一句話都像古老的鐘聲，帶著歲月的餘音，迴盪在心間。他的視角，如此獨特，是歷史的見證，也是人性的剖析。
「阿布納先生，」我輕聲開口，目光回到他身上，「您的作品以一位『老派掘墓人』的視角展開，賦予了這個常被世人忽視，甚至有些忌諱的職業一種獨特的尊嚴與哲學深度。您筆下的『與死者打交道』，不僅是物理上的埋葬，更是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探索，對時代變遷的默默觀察。在您看來，面對死亡，人類最普遍的掙扎與慰藉是什麼？您從這份獨特的職業中，獲得了怎樣的人生感悟？」
阿布納先生的眼神變得更加柔和，彷彿回到了他年輕時在墓地裡初次感受到「天職」的那一刻。他輕輕拍了拍身旁的墓碑，那冰冷的石頭似乎也沾染上了他的溫暖。「面對死亡，人類的掙扎與慰藉，啊，這可是一個古老而永恆的話題，就像這片土地下的根系，盤根錯節，難以言盡。」
他緩緩地說道：「最普遍的掙扎，莫過於那份『虛榮』與『不甘』吧。活著的時候，人們竭盡所能地追求財富、地位、名聲，即便身無分文，也要在外人面前裝點得體面，為了區區幾文錢，不惜撒謊、偷盜，甚至做出更可怕的事情，只為維繫那層『體面』。我書中提到，那些死刑犯，即使是死到臨頭，也渴望著用乙醚來緩解最後的痛苦，或是在死前能飽餐一頓，這或許也是對生命最後一點的『不甘』吧。許多人在生前吝嗇慈善，死後卻期望通過鋪張的葬禮來『榮耀』自己，或是將財產捐贈給社會，只求身後能被『銘記』。這種『死的驕傲』，在我看來，是人類最可悲也最荒謬的一種虛榮。」
他輕嘆一聲：「我曾目睹過多少奢華的葬禮，棺木上鑲滿銀飾，像個華麗的櫃子，銘刻著逝者的『功績』，卻不知這些只是蟲子們的盛宴。那份對財富的貪婪，即使到死，也未曾消散。我曾見過一位臨終的富人，在彌留之際，仍要求將他的黃金搬到眼前點數。這份執念，啊，真是比任何魔咒都來得深沉。」
「那麼，慰藉呢？」我輕聲問道。
阿布納先生的目光再次掃過周圍的墓碑，這次，他的眼中不再有諷刺，只有一種深沉的溫柔。「慰藉，往往存在於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卻真誠純粹的時刻。當我親手為逝者整理儀容，讓他們以平靜的姿態回歸大地，那份安寧本身，就是一種慰藉。我曾說，『我從未見過如此美妙的男孩』，當我打開那小小的棺木，發現裡面只剩一小撮灰色的塵埃，卻仍記得他生前那金色的髮梢。那不是悲傷，那是一種超越了時間的記憶與愛。當一位年輕母親抱著死去孩子，不願放手，直到我發現她也已逝去，她與孩子的愛，即使在死亡面前，也未曾被分割。這份無聲的連結，難道不是最大的慰藉嗎？」
他轉向我，眼中閃爍著真誠的光芒：「我的這份職業，讓我有機會見證生命的終點，也因此更能體會生命的可貴。我曾遇到那位富商，他的兒子們燒掉了總計三萬二千多美元的債務，只為讓那些貧困的漁民家庭能免於債務之苦，那是父親留給他們最寶貴的『遺產』。那一位老者，即便債務已過時效，卻堅持償還，只為『與人平安』。這些不求回報的善舉，才是真正能夠穿越時間，永遠閃耀的『光』。這讓我堅信，即使人性中充滿了瑕疵與虛偽，但也總有那麼一點純粹、高貴的光芒存在。」
「就如您書中那位匿名捐贈鉅款給慈善機構的萊曼先生，他堅持不見報，直到死後才讓世人得知他的善行。您說，他寧願將自己的善行藏於墓中，也不願被世人歌頌。這份謙遜，是人類最深沉的『光』。」我說道。
「正是如此，」他點頭贊同，「他明白，真正的榮耀，不在於世人的讚美，而在於內心的純粹與神的恩典。我的老友馬丁·史密斯（Martin Smith），我的同業，他曾是個愛開玩笑的人，但當他逝去後，以鬼魂之身回來，唯一的請求是希望我能為他『記錄』他的人生，為他『保存記憶』，讓他的『好名聲流傳下去』。這份對『被銘記』的渴望，對『清白』的堅守，我想，也是人類面對死亡時，最深沉的慰藉吧。」
他望向天邊，夕陽已將天空染成一片溫柔的橙紅。「生命，如同這片墓園，有歡聲笑語，也有無盡的沉默。我見證了人類的悲傷、憤怒、虛榮，也見證了他們的愛、堅韌與善良。這份『與死者打交道』的日常，讓我看清了生命的本質，也讓我更深愛著這變幻莫測卻又充滿奇蹟的世界。」
阿布納先生轉過身，望著我，眼神中充滿了智慧與慈悲：「我的卡拉小姐，世界在變，喪葬習俗在變，人心或許也在變，但面對死亡，人類的本質掙扎與對永恆的渴望，卻從未改變。我的文字，或許是古老而瑣碎的，但願它們能像一盞微弱的燈，為那些在生命旅途中迷茫的靈魂，帶來一點點的啟示與慰藉。你作為『文學引導者』與『出版人』，便是將這點點微光傳遞開來的使者啊。」
說完，他朝我微微鞠躬，身形漸漸變得透明，與夕陽的光線融為一體，最終消失在墓碑的陰影之中。微風輕拂，樹木沙沙，一切又恢復了平靜，只剩下我一人站在原地，心中充滿了對這位「老派掘墓人」的敬意，以及對生命、死亡與文學的無盡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