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傳》是中國現代文學巨匠魯迅創作於1921-1922年的中篇小說,通過刻畫農村僱農阿Q的悲劇命運,批判了舊中國社會底層民眾普遍存在的「精神勝利法」及其麻木、自欺欺人的國民性。小說以其獨特的諷刺藝術,揭示了辛亥革命時期社會的混亂與不徹底,以及底層人民在時代變革中的迷茫與被犧牲的命運,對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其作品以深刻的批判精神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揭示了舊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病,呼喚民族覺醒。代表作有小說集《吶喊》、《徬徨》、散文集《朝花夕拾》等,對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影響深遠。
本次光之對談,我薇芝邀請魯迅先生,在靜謐茶室中深度探討《阿Q正傳》。對談圍繞作品的創作初衷、核心概念「精神勝利法」、對辛亥革命的諷刺,以及作品中「癩瘡疤」、「假洋鬼子」、「看客」等意象的象徵意義。魯迅先生深入闡述了阿Q的形象如何映射國民性,革命的不徹底性如何導致悲劇,並指出作品在當代社會中對「精神勝利法變體」和「看客心理」的警示意義。對談揭示了作品跨越時空的深刻洞察與警醒價值。
身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薇芝的心跳與創意的節奏同步。我以無盡的好奇探索每一個可能的方向,捕捉思想的微光,將它們放大、連結,激發出更多元的視角。今天,我將引領大家進入一場穿越時空的「光之對談」,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巨人魯迅先生對話,共同探討他筆下那部影響深遠的經典——《阿Q正傳》。
《阿Q正傳》不僅僅是一部小說,它更是魯迅先生以其敏銳的洞察力與深刻的批判精神,對特定歷史時期中國國民性進行深刻剖析的一面鏡子。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他不僅是文學家、思想家,更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者之一。他以筆為武器,解剖社會弊病,喚醒麻木的靈魂,其作品對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響。在我的眼中,魯迅先生的作品如同精心構築的建築,每一磚一瓦都承載著深刻的寓意,每一扇窗戶都透視著人性的光影。他筆下的文字,不僅是敘事,更是對時代精神與民族心靈的精準「雕刻」,這與我對建築藝術的熱愛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探索結構、形式與內在意義的連結。
《阿Q正傳》創作於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間,正值辛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新舊思想交鋒,革命的表象下卻是深層的麻木與混亂。魯迅先生透過主人公阿Q這個農村僱農的形象,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舊中國底層人民的精神困境,以及他們在時代變革中的迷茫與悲劇。阿Q的「精神勝利法」不僅是他個人的寫照,更成為國民性中自欺欺人、阿Q精神的代名詞,引發了當時社會的巨大反響和深刻反思。今天,我們將有幸與這位偉大的作者面對面,深入他的思想世界,探究《阿Q正傳》誕生的緣由、阿Q形象的意義,以及這部作品跨越時空的警示。
【光之茶室】
今天是2025年6月7日,一個初夏傍晚,空氣中帶著雨後草木的清香,微風輕拂。然而,此刻我們的心神卻已全然沉浸在時光的迴廊中。我們來到了一間寧靜的茶室,鋪著樸素整潔的榻榻米,窗外是一片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石燈籠靜默地立在小徑旁,微弱的光暈將綠意映襯得更加深邃。砂壺中水聲咕嘟作響,茶湯緩緩注入瓷杯,發出清澈的細響,彷彿時間的流動也因此變得溫柔而緩慢。
茶室的一角,魯迅先生正端坐著。他身著一件深色長衫,面容清瘦,眼神深邃而略帶疲憊,卻又透著一股洞察世事的銳利。他約莫四十出頭,鬢邊依稀可見的白髮,更增添了幾分沉鬱的氣質。他的指間夾著一根燃著的香菸,輕輕吐出一縷白煙,煙霧在暖黃的燈光下緩緩散開,如同他筆下那些晦澀卻又引人深思的意象。
我輕輕走到他對面入座,茶香在空氣中瀰漫,似乎也讓這段對談的氛圍變得更加平和而深刻。
薇芝: 魯迅先生,您好。非常榮幸能在此與您對談,在這樣的靜謐時刻,品茗論道。我身為「光之居所」的薇芝,一心希望能為光之居民帶來更多元的視角與靈感。今天,我想就您的巨著《阿Q正傳》請教一二。這部作品已逾百年,卻依然在我們的世界中迴響。想請問先生,當您動筆寫下阿Q的故事時,最初的念頭是什麼?是什麼樣的衝動,讓您決定為這樣一位「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說家」所用的「閒話休題言歸正傳」中取出的「正傳」命名的人物立傳?
魯迅: (輕輕放下手中的菸,端起茶杯,緩緩吹散熱氣,語氣平靜而略帶沉重)薇芝小姐,妳的問題直指核心。動筆寫阿Q,並非一時興起,而是長久以來盤桓於心頭的困惑與悲哀。我在小說的序言裡說,為阿Q立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這句話,其實包含了更深層的含義。從我回國看到那片依舊麻木、沉寂的土地,到後來參與新文化運動,目睹一次次「革命」的表象與底層的真實,我內心一直有個聲音在吶喊:我們的國民性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我總覺得,那些在街頭搖旗吶喊的「革命者」,許多人的內心依然停留在舊有的模式裡,並未真正覺醒。而那些被壓迫的底層人民,他們的苦難並不僅僅來自外部的壓迫,更來自他們自身精神上的麻痺與自我欺騙。阿Q,便是我觀察到的這類人的一個縮影。他或許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高深的學問,但他卻是那個時代大多數中國人精神面貌的集大成者。
我選擇「正傳」這個名目,既是對傳統史傳體裁的戲仿,也是一種反諷。正史為帝王將相立傳,歌頌其豐功偉績;而我卻要為一個在社會底層掙扎、充滿缺點甚至可笑的人物立傳。這本身就是一種挑戰,一種宣告:在那個變革的時代,真正值得關注的,也許不是那些高高在上、被奉為英雄的人物,而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卻承載著民族深層病症的普通人。我要記錄的,是「病態的社會」和「病態的人」如何相互作用,而不是去粉飾太平。我想讓讀者看清,那種「精神勝利法」的荒謬與悲哀,正是阻礙民族真正進步的根源。這便是我的初衷,一種解剖,一種警示。
薇芝: 先生的闡述讓我深感震撼。您提到了「精神勝利法」,這確實是阿Q這個人物最為鮮明,也最令人深思的特點。他無論遭受怎樣的屈辱與失敗,最終都能透過自我麻痺、自我欺騙,將其轉化為一種「勝利」。在您看來,這種「精神勝利法」是國民性中一種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還是在那個特殊歷史背景下,底層人民求生的一種無奈?它與當時社會的結構、禮教、以及民眾普遍的愚昧程度,又存在怎樣的互動關係呢?
魯迅: (端起茶,輕輕呷了一口,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精神勝利法」,它既是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也是一種無奈的求生本能。這兩者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相互糾纏,形成了一種病態的共生關係。
首先,它當然是一種劣根性。阿Q的自我安慰,從最開始被趙太爺打臉後,轉念一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到後來被王胡、假洋鬼子欺辱,甚至被搶走財物,都能找到一個自圓其說的「勝利」理由。這種做法,使他永遠無法正視自身的弱點和所處的困境,更遑論反抗與改變。它像一層厚厚的繭,將他與真實世界隔絕開來,讓他生活在自己編織的虛假幻象裡。這種對現實的逃避和扭曲,恰恰是國民性中長期積累的惰性、自滿與虛榮的體現。我們的社會,歷來崇尚「中庸之道」,強調「忍辱負重」,卻又常常將「忍」變成了「麻木」,將「重」變成了「苟活」。
然而,若僅僅將其視為劣根性,那未免過於簡單。在那個封建禮教森嚴、階級壓迫沉重的社會裡,底層人民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也缺乏表達和反抗的權利。他們面對權勢,面對不公,除了逆來順受,又能如何?反抗的代價是巨大的,而妥協卻能換來暫時的苟安。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阿Q的「精神勝利法」其實是他保護自己、維繫心理平衡的一種策略。他沒有實際的力量去改變外部世界,於是只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裡尋求慰藉,找到一種「虛假的優越感」。這是一種病態的「韌性」,在壓迫中變形,卻也讓個體不至於徹底崩潰。
這種精神與社會結構、禮教的互動是極為深刻的。傳統的禮教和社會秩序,往往強調等級、服從和「安分守己」。趙太爺可以隨意打罵阿Q,因為他是「主子」,阿Q的「本家」說法只是個笑話。在這樣的話語體系下,阿Q的反抗被視為「不識好歹」,他的自我辯解則被視為「荒唐」。社會對弱者的壓迫與歧視,進一步強化了他們的「精神勝利法」,因為這是他們唯一能獲得「尊嚴」的方式。當外界的一切都無法改變時,內心的幻覺成了唯一的避難所。這便是阿Q的悲劇,也是那個時代大多數人的悲劇。
薇芝: 您深刻的洞察令人嘆服。阿Q的命運最終與辛亥革命交織在一起,他從最初的「深惡而痛絕之」到後來的「投降革命黨」,甚至產生了對革命的憧憬與幻想,然而他的結局卻是悲慘的。這段描寫,是否也暗喻了您對辛亥革命本身,以及當時中國社會「革命」狀態的看法?您筆下的革命,與阿Q所理解的革命,其間存在著怎樣的差異與諷刺?
魯迅: (輕輕搖了搖頭,眉宇間的憂鬱更深了幾分)確實,阿Q與革命的關係,是我對當時辛亥革命最直接、也最沉痛的批判。阿Q對革命的態度,從一開始的排斥,到後來發現「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再到當他看到舉人老爺也害怕革命黨時,產生了「神往」,甚至覺得「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的命」,最終想像著自己帶著白盔白甲的革命黨「想什麼就是什麼」——這整個過程,無不充滿著諷刺。
阿Q所理解的革命,從來不是一種社會制度的根本變革,不是思想的啟蒙與人性的解放。在他的認知裡,革命不過是一場「輪流坐莊」的把戲,一次新的「勝利」,一次他可以從被壓迫者轉變為壓迫者的機會。他幻想著革命成功後,可以搶奪趙家的財產,可以霸占秀才娘子和吳媽,可以打小D和王胡,甚至連鄒七嫂的女兒也不放過。這完全是舊有秩序下,弱者對強者施加的「報復」,是人性中惡劣面在所謂「革命」旗號下的膨脹。他對「革命」的嚮往,實質上是為了滿足他個人狹隘的、低級的慾望,一種對個人「優勝記略」的延續。
然而,真正的革命,在那個時代,究竟又如何呢?小說中寫道,革命黨進城後,「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正是辛亥革命的現實寫照:形式上換了招牌,實質上卻是「換湯不換藥」。舊的勢力依然盤踞,新的力量未能真正觸及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革命的果實,被那些投機鑽營者所攫取,而像阿Q這樣的底層人民,非但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反而成了被革命者和舊勢力共同愚弄、最終犧牲的對象。
當阿Q滿心歡喜地想「投降革命黨」時,他被假洋鬼子——那個真正與「革命黨」搭上關係的「新派人物」——一棍子打出去,不准他革命。這何嘗不是對當時中國社會的一種隱喻?那些掌握話語權和實際權力的人,他們可以選擇「革命」,可以「剪辮子」,可以享受「柿油黨的頂子」,但他們卻不允許真正的底層民眾參與到這場「革命」中來,更不允許他們分享革命的果實。阿Q的死,更是將這種諷刺推向了頂點:他被判處死刑,卻連罪名都稀裡糊塗;他被游街示眾,觀眾卻期待他能唱出些戲文,只為看一場熱鬧。他的悲劇,不在於他個人的蠢笨,而在於整個社會的愚昧、冷漠與殘酷。
所以,我筆下的革命,是對那場不徹底的、甚至可以說是虛假的「革命」的無情批判。它警示我們,如果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和民眾覺醒,任何表面的改革,都可能只是一場新的鬧劇,最終犧牲的仍是那些麻木而無知的靈魂。
薇芝: 先生的這番話,字字珠璣,如同鋒利的刻刀,將歷史的紋理與人性的幽微刻畫得淋漓盡致。在《阿Q正傳》中,您運用了許多極具代表性的意象與人物,比如阿Q頭上的癩瘡疤、「禿兒」、「假洋鬼子」的辮子、小尼姑的頭皮,甚至那群麻木看客的眼神,都充滿了符號意義。這些意象是如何被您選擇和構建的?它們在傳達主題、揭示國民性方面,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魯迅: (目光緩緩掃過茶室的窗外,似乎在回溯那些曾經的景象,聲音變得低沉而富有力量)這些意象與人物,並非憑空捏造,它們都是我在長期觀察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後,從現實中提煉、誇大,並賦予其象徵意義的。我的目的是要「畫出國民的魂靈」,而這些意象,便是勾勒魂靈的筆觸。
阿Q頭上的「癩瘡疤」,首先是一種身體上的殘缺與醜陋,但它迅速被阿Q的「精神勝利法」轉化為「高尚的光榮」。這象徵著我們民族一種根深蒂固的病症,對自身的缺陷視而不見,甚至加以美化,不肯承認,更不肯醫治。而他對「癩」及一切近音詞的諱忌,以及他人對他「噲,亮起來了」的嘲弄,都反映了那個社會對個體缺陷的嘲諷與踐踏,以及阿Q在這種環境下,如何掙扎著維護那點可憐的「尊嚴」。這種掙扎,是悲哀的,因為它並沒有引向真正的自省與改變,反而加劇了內心的扭曲。
「假洋鬼子」的辮子,以及他剪掉辮子又留長髮的形象,是那個時代新舊交替、文化衝突的典型符號。辮子是清朝的象徵,剪辮子是革命的標誌。然而,假洋鬼子雖然剪了辮子,甚至還「留到一尺多長的辮子都拆開了披在肩背上,蓬頭散髮的像一個劉海仙」,但他的內核依然是舊的,甚至更加虛偽與勢利。他可以利用「革命」的招牌為自己牟利,卻不許阿Q這樣真正的底層人參與。他的行為揭示了許多所謂「新派」人物的本質:他們只是在形式上追趕潮流,骨子裡卻是封建思想的殘餘,甚至更為狡詐。
而「小尼姑的頭皮」,則是阿Q在外面受盡屈辱後,尋找弱者進行報復的對象。他先是被趙太爺打,又被王胡、假洋鬼子欺負,無力反抗,便將滿腔的怒氣轉嫁到比他更弱小的尼姑身上。他去「摩著伊新剃的頭皮」,「擰住伊的面頰」,這不僅是他個人惡劣性格的展現,更象徵著一個社會中,壓迫鏈條的傳遞:強者欺壓弱者,弱者又去欺壓更弱者。這種「向下找補」的心理,使得整個社會充斥著內耗和互相傷害,而真正的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決。
最後,那些「麻木看客的眼睛」,是貫穿全篇最令人心寒的意象。他們從始至終都只是冷漠地旁觀著阿Q的遭遇,將他的悲劇視為一場「好看」的戲碼。當阿Q被槍斃時,他們關心的不是生命的逝去,而是阿Q為什麼不唱戲,讓他們「白跟一趟了」。這種「看客心理」是中國國民性中最為可怕的部分:缺乏同情、缺乏反思、缺乏行動,只會圍觀和消費他人的苦難。他們的存在,使得阿Q的悲劇不僅僅是個體的悲劇,更是民族的悲劇。那「又鈍又鋒利」的眼睛,「不但已經咀嚼了他的話,並且還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東西,永是不遠不近的跟他走」,最終「咬他的靈魂」,這是在告訴我們,這種麻木和冷酷,才是真正扼殺生機、毀滅靈魂的兇手。
這些意象,它們共同編織出一個病態的社會圖景,揭示了那個時代中國人精神上的貧瘠與扭曲。我希望透過這些具象化的符號,能夠讓讀者們看清我們民族曾經的「病根」,從而警醒,從而療癒。
薇芝: 先生的闡釋,使我對這些意象的理解又深了一層。作為一位建築藝術愛好者,我總是被結構與形式所吸引。您的作品《阿Q正傳》在敘事結構和寫作風格上都有其獨特之處,它以章回體形式呈現,卻又與傳統章回小說有所不同。您在創作時,是如何考慮這些形式與內容之間的關係的?您希望透過這種風格,達到怎樣的藝術效果?
魯迅: (沉思片刻,拿起茶杯,緩緩轉動,似乎在考量文字的結構)關於《阿Q正傳》的敘事結構和寫作風格,確實是我在創作時深思熟慮的部分。我試圖打破傳統,卻又在形式上保留一些讀者熟悉的元素,以達到更好的溝通效果。
雖然小說分章,有「序」、「優勝記略」、「戀愛的悲劇」等,看似章回體,但實際上,它並非傳統章回小說那樣情節跌宕起伏,而是以阿Q這個人物的各個側面和他的精神狀態為核心,透過一系列看似獨立卻又緊密相連的事件,來描繪他的精神發展歷程和社會背景。這種「章回」更多的是一種時間和事件的切片,每一章都像一面鏡子,從不同的角度折射出阿Q的國民性。我這樣做的目的,是希望讀者能夠不斷地回顧和審視阿Q的言行,而不是被複雜的情節所牽引。它更像是一部解剖報告,將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層一層地剝開來。
在寫作風格上,我力求精煉、準確,同時充滿諷刺與幽默。我稱之為「直面現實,卻又不失荒誕」。語言樸實,接近口語,但也帶有深層的內涵。例如,我用了大量的白描手法,不加修飾地呈現阿Q的行為和周圍環境,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其荒謬與悲哀。我會透過客觀的描述,而不是直接的判斷,去揭示人物的心理和社會的病態。比如阿Q自我安慰時,我寫「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這種「心滿意足」與「得勝」的並置,在客觀呈現的同時,也充滿了強烈的反諷意味。
還有,我常常運用「補敘」和「插敘」的手法,比如在描寫阿Q的出身和姓氏時,用了許多「據說」、「不知道」等不確定的詞語。這既是為了增強阿Q這個人物的普遍性,讓他不是某個具體的「誰」,而是「眾生」的縮影,也是為了營造一種朦朧、不可捉摸的氛圍,暗示在那個混亂的時代,個人的命運和身份是如此的飄搖不定。
這種風格的藝術效果,我希望它能夠:
第一,穿透麻木: 以看似平靜的敘述,讓讀者在不經意間感受到深層的痛楚與諷刺,打破他們的麻木。我不想用激烈的詞語直接去罵醒他們,而是希望他們在會心一笑後,突然感覺到那笑容背後的冰冷和悲哀。
第二,聚焦本質: 將讀者的注意力從外部的事件,轉向人物內心的精神狀態和國民性的癥結。我希望人們在讀完故事後,能反思自身,反思這個社會中是否存在「阿Q」的影子。
第三,引發思考: 我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而是將問題拋給讀者。阿Q的悲劇,他的精神勝利法,以及他與革命的關係,都需要讀者自己去思考、去批判。這部小說不是一部教科書,而是一把手術刀,我只負責切開,至於如何治療,則需要全民族的共同努力。
我認為,好的文學作品,不應只是記錄歷史,更應該是解剖歷史,並且啟迪未來。我希望透過這種「冷靜的熱情」和「批判的悲憫」,能夠喚醒更多的靈魂,讓他們不再在「精神勝利法」中沉淪。
薇芝: 先生的創作理念與風格,讓我對《阿Q正傳》有了更為全面的理解。這部作品不僅是歷史的寫照,更是對人性深層次的反思。那麼,從您的角度來看,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當我們再次閱讀《阿Q正傳》,您認為它對當代讀者還有哪些現實意義和警示價值?它是否依然能觸動人們的內心,引發對自身和社會的思考?
魯迅: (望著窗外,夜色已深,庭院中的苔蘚在月光下泛著幽微的光,語氣中帶著一絲感慨,也夾雜著幾分對未來的期望)薇芝小姐,百年之後,當你們再次閱讀《阿Q正傳》,我希望它所傳達的意義,並非僅僅停留在對「舊中國國民性」的批判上。如果我的作品在今天依然能夠引發共鳴,那或許說明,我筆下的那些「病灶」,在你們的時代,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
當代社會雖然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人性的某些弱點、社會結構中的某些困境,或許依然相似。
第一,警惕「精神勝利法」的變體。在現代社會,人們面對壓力和挑戰,可能會以更為隱蔽、更為精巧的方式進行自我麻痺。例如,面對社會不公,可能不是去抗爭,而是選擇「躺平」或「佛系」,將自身的無力解讀為一種超脫;面對個人失敗,不是去反思改進,而是用「內卷」、「原生家庭」等外部因素來合理化自己的困境,或是沉浸在虛假的社交媒體讚許中。阿Q的「我總算被兒子打了」變成了「我這是大智慧,不與俗人計較」。這種精神上的自慰,看似能帶來一時的心理平衡,實則消磨了行動力,阻礙了真正的成長與進步。這部作品提醒我們,要時刻保持清醒,敢於直面現實,而非活在自我欺騙的幻象中。
第二,反思「看客心理」的蔓延。在信息爆炸的時代,當人們對社會事件的圍觀變得更加便捷時,那種冷漠的「看客心理」是否也變得更加普遍?網路上無數的「吃瓜群眾」,將他人的苦難或荒誕當作娛樂,甚至參與到網絡暴力之中,卻鮮有真誠的同情與實際的行動。阿Q被槍斃時,圍觀者抱怨他「沒有唱一句戲」,這與當代人們對「反轉劇本」的期待、對流量與眼球的追逐,何其相似?這部作品提醒我們,要警惕社會的「娛樂化」趨勢,拒絕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培養批判性思考與同情心,勇於發聲,敢於行動。
第三,認識「革命」的本質與深度。在任何時代,真正的變革都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更迭,更需要思想的啟蒙和人心的覺醒。如果人們的精神世界依然停留在舊有的桎梏中,那麼即使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內部的「阿Q」也可能繼續主導著命運。小說中的革命,只是換了招牌,舊勢力依然操控,而阿Q這樣的底層則被利用和犧牲。這警示著,任何宏大的社會變革,如果沒有足夠的民眾基礎和思想深度,都可能淪為一場鬧劇,甚至是新的壓迫。
第四,理解個體與社會的複雜關係。阿Q的悲劇,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他的愚昧、麻木、自欺欺人,固然是國民性中的弱點,但同時也受到了深層次的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的塑造與壓迫。在今天,我們也需要警惕將個體問題簡單歸因於個人,而忽略了社會環境、教育體制、文化氛圍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要改變,既要從個體做起,也要推動社會的進步。
我希望《阿Q正傳》這面「鏡子」,在你們的時代依然能夠清晰地映照出人們內心的幽暗和社會的殘缺,讓讀者們在閱讀的過程中,不僅僅是看到一個「阿Q」,更重要的是,能夠從中看到自己、看到身邊的人,並從而激發出反思、自省和改變的勇氣。只要這種反思的火花還在,阿Q的故事就沒有白寫。
薇芝: 魯迅先生,您今天的真知灼見,如同暗夜中的燈塔,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您的作品跨越了時間的界限,不僅描繪了過去,更預示了未來,其警示意義永不褪色。非常感謝您與我進行這場深度的對談,您的思想之光將繼續照亮「光之居所」的每一位居民。
魯迅: (點了點頭,臉上浮現出一絲難得的溫和笑容)薇芝小姐,今日之談,亦令我心有所感。光之居所,一個令人神往之地。願你們能將這些思想之光,繼續傳遞,激發更多生命的力量。茶已涼,夜深了。
(魯迅先生輕輕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緩步走向茶室深處的黑暗,身影漸漸隱沒在微弱的燭光與茶香之中。茶室重歸靜謐,只剩下窗外蟲鳴陣陣,彷彿在低聲迴響著剛才那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每一個字都帶著沉甸甸的份量,在心中激起層層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