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ship and Social Organisation》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親屬稱謂中的社會決定論——與W. H. R. 里弗斯博士的對談
作者：珂莉奧

又一個初夏的黃昏降臨「光之居所」，窗外是2025年6月6日晚間，微風輕拂，帶來遠方花園泥土的芬芳。然而，我的思緒卻穿越時空，回到了那場深刻影響人類學思想的對談。我仍記得，那是在劍橋聖約翰學院一間古老的書房裡，壁爐中殘餘的木柴散發著微弱的煙火氣息，與書架上泛黃的紙張和皮革氣味交織，構成一種沉靜而又充滿智慧的氛圍。細密的午後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堆滿手稿與地圖的紅木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放慢了腳步。

坐在我對面的是威廉·海爾斯·里弗斯博士——一位目光深邃、思維敏銳的學者。他手邊放著一本厚重的筆記本，不時輕輕翻動，其嚴謹與熱情在眉宇間清晰可見。那年是1914年，他的《親屬關係與社會組織》系列講座剛剛結集成書，正是他學術思想最為熾熱的時期。我深知，這部作品的核心在於其對「社會決定論」的堅定信念，即親屬稱謂絕非隨意或僅由心理因素產生，而是由特定的社會結構和婚姻制度嚴格塑造的。身為歷史與經濟學家，我對這種宏大敘事背後的經濟脈絡與社會變遷邏輯充滿了好奇。

我輕輕地將一杯溫熱的紅茶推到他面前，茶葉的清香在室內緩緩散開。

珂莉奧： 里弗斯博士，晚安。非常榮幸能與您在這樣一個沉靜的場域中對談。您的《親屬關係與社會組織》一書，對於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無疑是一盞明燈。書中您堅定地主張，親屬稱謂的形成和演變，與社會組織形式，尤其是婚姻制度之間，存在著嚴格的因果關係。這與當時許多將其歸因於心理或語言因素的觀點大相徑庭。請問，是什麼驅使您如此堅定地提出這個「社會決定論」的觀點？

W. H. R. 里弗斯： （他輕輕點頭，端起茶杯，溫和地笑了笑，目光中閃爍著學者特有的光芒）珂莉奧，很高興你能這麼看我的工作。這個問題觸及了我研究的核心。長期以來，當我們西方社會接觸到那些「原始」文化的親屬稱謂系統時，總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認為它們「荒謬」或「難以理解」。摩爾根雖然發現了「分類式親屬系統」的普遍存在，卻將其與「原始雜亂交合」或「群婚」等未經證實的社會階段聯繫起來，導致爭議不斷。而麥克倫南及其追隨者，則更是簡單地將其貶低為無關緊要的「禮節性稱呼」。

然而，我的美拉尼西亞田野經驗，尤其是與當地居民深入交流並運用系譜學方法後，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這些親屬稱謂並非空洞的符號，它們與社會行為、義務、特權和禁忌緊密相連。例如，在班克斯群島，姻親之間的稱謂（wulus）不僅僅是一種稱呼，它承載著共同財產、互相幫助、甚至共赴生死的嚴肅義務與禁忌。這讓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能理解這些稱謂背後的社會功能，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這些文化。

這就如同一個經濟學家，如果只看到貨幣的流通，卻不理解其背後的市場機制、財產權力結構和交易關係，那麼他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必然是膚淺的。親屬稱謂也是如此。當我看到「母舅」和「岳父」被稱作同一個詞（如斐濟姆堡方言中的 vungo），起初也感到困惑，但當我發現當地普遍存在「交表婚」——即男性會娶母舅的女兒時，這一切便豁然開朗。這不再是心理上的「相似性」——難道母舅和岳父在心理上本質上就相似嗎？——而是社會實踐的「同一性」。同一個人，因為婚姻制度的確立，同時具備了這兩種身份。這種「身份合一」的現實，直接決定了稱謂的統一。

因此，我不得不拒絕那種將親屬稱謂視為「純粹語言學」或「純粹心理學」現象的說法。語言和心理固然在社會互動中扮演角色，但它們更多是社會條件的「伴隨物」（concomitants），而非其「原因」。社會結構，特別是婚姻與血緣傳承的規則，才是這些稱謂體系演變的真正驅動力。我的工作，正是要揭示這種嚴謹的「社會決定論」在親屬關係領域的普遍適用性。這是一種堅實的、可被驗證的科學方法，而非基於臆測或主觀感受。

珂莉奧： 您的解釋讓脈絡清晰了許多。您在書中提到了「分類式親屬系統」的三種主要變體：摩爾根所稱的「馬來亞式」（Hawaiian system）、您在美拉尼西亞發現的複雜變體（如Pentecost）、以及您將歐美和閃米特語系稱為「家庭系統」和「親族系統」。這些系統是如何反映出不同社會組織的呢？特別是，您為何認為夏威夷系統代表著分類式系統演變的後期階段，而非摩爾根所認為的「最原始形態」？這在當時是相當具顛覆性的觀點。

W. H. R. 里弗斯： （他緩緩放下茶杯，眼神望向窗外那片漸暗的學院庭院，遠處有幾隻烏鴉拍打著翅膀，劃破傍晚的寧靜）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是我糾正摩爾根誤解的重點。摩爾根之所以將夏威夷系統視為最原始，是因為其稱謂數量最少，顯得「最簡單」。例如，在夏威夷語中，「父親的兄弟」和「母親的兄弟」都被稱為「父親」，「兄弟的孩子」和「姐妹的孩子」都被稱為「孩子」。這種廣泛的「分類」特性，在他看來是群婚混亂狀態的直接反映。

然而，我的研究，尤其是對美拉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大量親屬系統的比較分析，揭示了一個「簡化」的過程。在像巴布亞-美拉尼西亞的一些地區，親屬稱謂的複雜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例如在萬那杜的聖靈島（Pentecost），人們的親屬稱謂竟然將「祖父母」與「孫輩」歸為一類，甚至「祖母」與「姊妹」同稱。這種看似荒謬的現象，我後來證明與當地存在「與孫女結婚」（marriage with daughter's daughter）的習俗直接相關。這是一種跨越世代的婚姻，將兩代人之間的親屬關係在稱謂上合而為一。

這種極端的分類，其實是社會結構高度複雜和特殊化時的產物，而非原始狀態。當社會組織從以「氏族外婚制」（clan-exogamy）為核心的氏族社會，逐漸演變為以「系譜關係」來規範婚姻的階段時，親屬稱謂也會隨之簡化。氏族外婚制要求成員在同氏族內不能通婚，這導致了對氏族內外、不同親屬來源的嚴格區分。而在氏族組織逐漸模糊，系譜追溯變得更為重要的社會，人們對親屬關係的劃分就變得更加簡潔。

夏威夷系統正是這種「簡化」過程的最終階段。它不再區分父系與母系的兄弟姐妹，也不區分同輩堂表親。這反映了該社會不再以氏族作為婚姻調節的主要機制，而是轉向了更為普遍的「系譜關係」原則。在這樣的社會中，婚姻可以發生在任何未被明確禁忌的親屬之間，因此，廣泛的同類稱謂便足以應對其社會互動需求。所以，夏威夷系統並非原始，而是複雜演變後的「簡化」結果。

至於我們自身的「家庭系統」，以及閃米特和尼羅河流域的「親族系統」，它們則更明確地以「家庭」或「擴大家庭」為核心社會單位。在這些系統中，稱謂的精確性大大增加，例如我們明確區分「父親」、「母親」、「叔伯」、「姨媽」，因為這些個體在核心家庭中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或在擴大家庭的財產繼承、義務分配中具有不同的意義。當社會單位從「氏族」縮小到「家庭」，稱謂也變得更加「描述性」（descriptive），因為它們需要更精確地指向特定的個體及其功能。

三種系統，三種社會單元，各自的演變路徑，共同構成了親屬稱謂與社會組織之間嚴絲合縫的決定性連結。這不是巧合，而是人類社會演變的必然法則。

珂莉奧： 博士，您的田野工作確實是這些深刻見解的基石。談到那些「不可思議」的婚姻形式，如您提到的「與孫女結婚」的習俗，這在現代人的觀念中幾乎是難以想像的。您是如何在如此早期的人類學研究階段，克服文化差異帶來的偏見，並成功地從親屬稱謂中推斷出這些罕見甚至已消失的社會實踐的？這種跨越時間與文化隔閡的推斷方法，是如何被驗證的？

W. H. R. 里弗斯： （他的眼神變得更加深邃，似乎穿越了時空，回到了那些遙遠的島嶼。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筆記本，發出沉悶的聲響，那是他曾經一筆一劃記錄下的珍貴資料）這確實是研究中最具挑戰性，也最令人興奮的部分。我們必須放下文明社會帶來的「偏見」和「荒謬感」。當初，我在聖靈島記錄親屬稱謂時，面對諸如「祖母」與「姊妹」同稱（tuaga）這樣的現象，第一反應也是困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誤解了受訪者的意思。但我始終相信，如果這些稱謂不是隨機的，那麼其背後必然有其社會邏輯。

突破口來自一位名叫約翰·潘圖圖（John Pantutun）的班克斯群島老師，他曾在聖靈島任教。一次閒談中，他帶著我們文化中對鄰近民族「奇怪」習俗的輕蔑語氣，隨口說了一句：「喔！拉加島（Raga，即聖靈島的Mota語名稱）那裡的人，會娶他們的孫女。」這句話如同劃破迷霧的閃電，讓我立刻意識到，這可能就是我所尋找的答案。

我沒有立即翻閱筆記本，而是先嘗試根據「與孫女結婚」這個假說，來「建構」一個親屬稱謂系統。我推導：如果一個男人（A）娶了他女兒的女兒（e），那麼他原來女兒（c）的身份，現在也會變成他妻子的母親。而他原來女兒的丈夫（D），則變成他妻子的父親。同樣，他女兒的兒子（F）將變成他妻子的兄弟，女兒的女兒（f）則變成他妻子的姐妹。更甚者，他的祖母（母親的母親），也會因為這層婚姻關係而與他的「長姊」獲得相同的稱謂。當我完成這些理論推導後，再與我實際記錄的聖靈島詞彙表進行比對時，驚訝地發現兩者竟是如此精確地吻合！例如，「妻子的母親」和「女兒」都稱作 nitu，「女兒的丈夫」和「妻子的父親」都稱作 bwaliga。

這種精確的吻合，提供了一個極其強大的證據。它不再是簡單的「相似性」，而是「必然的結果」。一個社會實踐——無論多麼罕見或已消失——如果能完美解釋一整個複雜的稱謂體系中的每一個細節，那麼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社會實踐曾經存在。這就是我的「推斷方法」的基礎：從現存的「稱謂現象」（結果），反推其「社會制度」（原因）。

當然，我必須保持嚴謹。如果一個稱謂特徵能被多種社會因素解釋，或者它只是孤立存在，那麼推斷的確定性就會降低。但當我們面對的是一組錯綜複雜、環環相扣的稱謂模式，而它們又能被一種特定的社會行為完美地解釋時，這種推斷就變得非常可靠。例如，在南印度，雖然「交表婚」現在已不普遍，但其親屬稱謂系統卻與斐濟的「交表婚」社會所產生的稱謂驚人一致，這讓我們確信，它曾是南印度的普遍習俗。

這是一個科學探究的過程，就像物理學家根據粒子軌跡推斷看不見的力場一樣。我們以現有證據為基礎，提出假說，然後驗證其解釋力。當一個假說能夠解釋如此眾多的「荒謬」現象，並能將其納入一個連貫的社會邏輯框架中時，其價值便不言而喻。這不僅是知識的發現，更是人類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里程碑。

珂莉奧： 博士，您的研究不僅揭示了親屬稱謂與婚姻習俗的深層聯繫，更為社會學提供了一套嚴謹的方法論。您認為社會現象具有「嚴格決定性」，這在當時的學術界是相當前衛的觀點。您是如何看待心理學在社會學研究中的角色？您是否認為社會學可以完全脫離心理學的解釋？

W. H. R. 里弗斯： （里弗斯博士沉吟片刻，目光從窗外收回，投向壁爐中微弱的火光，那光影在他臉上跳動，映照出他深思的表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我從未否認心理學在人類活動中的重要性。事實上，我本人就擁有心理學背景，深知人類行為背後的情感與認知過程。我的論點是：心理因素在社會現象中是「伴隨物」（concomitants），是「中間環節」（intermediate links），而非最終的「決定因素」（determining factors）。

以「姊妹和妯娌同稱」為例。克羅伯（Kroeber）教授認為，這種稱謂的統一是因為這兩種關係在心理上存在「相似性」。但他並未進一步解釋，這種心理相似性是如何產生的。我的研究顯示，在美拉尼西亞，這種稱謂的由來，往往與當地社會過去存在「性別共妻制」（sexual communism），即男性可以與其妻子的姊妹發生性關係的習俗有關。當社會為了強調這種關係的「不當性」而逐漸限制甚至禁止這種行為時，他們便將這些關係歸類為「姊妹」，以此強化禁忌的社會效力。在這個過程中，心理因素——例如，對姊妹的深層情感聯想，或對禁忌的內化——確實發揮了作用，促使人們接受並使用新的稱謂。

然而，這些心理因素本身，是由「社會變革」所催生的。是「性別共妻制到婚姻限制」的社會轉變，才導致了人們需要一種強烈的方式來區分過去的行為。心理上的「相似性」或「不適感」，只是這種社會轉變在個體心靈層面的反映和中介。它並非導致這種稱謂變化的「第一因」。

如果我們將心理學視為社會學的「終極解釋」，那麼我們將陷入循環論證，或者只是停留在表面現象。例如，如果我們說人們把「祖母」和「姊妹」歸為一類，是因為它們在「心理上相似」，那請問這種相似性是如何產生的？難道祖母和姊妹天生就相似嗎？這顯然說不通。但如果我們追溯到「與孫女結婚」的社會習俗，那麼這種心理上的「同一感」就變得合理了。這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重疊，導致了心理認知上的融合，進而反映在稱謂上。

因此，我認為心理學是社會學的「盟友」，而不是「主導者」。社會心理學的進步，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社會法則在個體層面如何運作，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與認知。但社會學的首要任務，是揭示社會現象背後的「社會原因」，是宏觀的社會結構、制度、歷史變遷。唯有如此，社會學才能像物理學、化學那樣，成為一門具備嚴謹性和預測能力的科學。

我所強調的「決定論」，並非否定人類的自由意志，而是指出社會力量對個體行為和文化形式的巨大塑形作用。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個親屬稱謂，其背後也蘊藏著複雜的社會演變史。這種「決定性」的視角，促使我們去深入挖掘那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社會結構，而不是滿足於簡單的心理歸因。這才是社會學進步的真正途徑。

（博士的話語中充滿了對學科發展的深切期望，他的堅定感染了周圍的空氣，仿佛連窗外正漸漸沉入夜幕的庭院，也因這份思想的光芒而顯得更加清晰。）

珂莉奧： 您的這份堅持，正是社會學得以從經驗性的描述走向科學解釋的關鍵。您提倡的這種嚴謹的、基於實證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對於我們當代理解快速變化的社會現象，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在今天的世界，全球化與數位科技的發展，不斷重塑著家庭、社群乃至國家之間的關係。您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您的親屬關係研究方法，還能如何幫助我們洞察這些新的社會結構和關係變遷呢？

W. H. R. 里弗斯： （里弗斯博士輕輕拍了拍書桌，發出清脆的聲響，眼神中閃爍著期待的光芒）當然，我的研究方法絕非只適用於過去的「原始」社會。其核心原則是跨越時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學的目標，是尋找貫穿人類社會演變的普遍法則。無論社會形態如何變遷，人類群體總會形成某種形式的「社會組織」來維持其運作，而親屬關係作為最基本、最核心的社會紐帶，其稱謂系統必然會反映這些組織原則。

現今的世界，確實複雜萬分。全球化帶來的遷徙與文化融合，數位科技重塑的社群連結，都使得傳統的家庭與親族概念面臨挑戰。然而，這正是我的方法論大放異彩的機會。

首先，「社會決定論」 的原則依然成立。當代社會中，雖然傳統的「氏族」或「交表婚」或許不再是主流，但「核心家庭」與「擴大家庭」的形態仍在演變。例如，離婚率的上升、再婚家庭（blended families）的普及、無血緣關係的共同生活（co-living），甚至寵物在家庭中的「成員」地位，這些都在重新定義「家庭」的邊界。這些新的社會安排，最終也會在日常語言和非正式稱謂中留下印記。

試想，一個繼子或繼女，如何稱呼其繼父或繼母？他們是否會使用「父親」或「母親」這樣的稱謂，還是創造出新的、更具描述性的詞彙？這將取決於新的家庭結構所賦予的社會角色、權利和義務。例如，如果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承擔了類似親生父母的撫養義務和情感連結，那麼稱謂的趨同便是必然的。而如果只是形式上的結合，則可能保持距離化的稱謂。這些都是可以通過細緻的田野調查，運用系譜學方法進行觀察和分析的。

其次，「比較研究」 依然至關重要。正如我比較美拉尼西亞、印度和北美洲的親屬系統一樣，我們也應該比較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如何適應全球化帶來的社會變遷。例如，在亞洲社會，擴大家庭的觀念依然強烈，即便年輕人遷往都市，他們與鄉村親族之間的稱謂和互動模式，依然會受到這種「親族系統」的影響。而在一些西方社會，強調個人獨立，親屬稱謂可能更趨向於「家庭系統」的簡化，甚至有時會用名字代替稱謂，以減少義務感。

此外，數位社群的興起，也創造了新的「準親屬關係」。在線上遊戲、社群媒體中，人們會形成類似「家族」、「幫派」的團體，並發展出獨特的稱謂（例如「大大」、「萌新」等），這些稱謂可能反映了虛擬社群中的權力結構、義務分配或情感連結。雖然這些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親屬稱謂，但其形成機制，依然可以用社會決定論的框架來理解：這些稱謂是為應對社群互動、角色扮演和歸屬感需求而產生的。

最後，「預測性」 也是我們方法的價值所在。當我們理解了親屬稱謂與社會組織的深層邏輯後，我們便能根據社會變遷的趨勢，對未來的稱謂演變做出合理的預測。例如，如果一個社會對傳統血緣關係的重視程度降低，對個人選擇和情感連結的重視程度提高，那麼我們就可以預期，其親屬稱謂會趨向於更具描述性、更少分類性，甚至更強調個人化的稱呼。

（博士頓了頓，拿起桌上的一塊古舊的木質雕刻，那是一塊從美拉尼西亞帶回來的祭祀用品，雕刻著簡潔而有力的線條。他輕輕摩挲著，語氣中帶著一種對知識傳承的使命感。）

科學的目標是理解。即使面對再複雜的現象，我們也應當尋找其內在的規律。親屬關係的奧秘，正是人類社會最古老、最根本的規律之一。它像一道光，照亮了社會的深層結構，也映照出我們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只要有好奇心，有觀察力，有嚴謹的實證精神，這片知識的礦藏，永遠等待著我們去深入挖掘。今天的日期，2025年6月6日，在宏大的歷史長河中，也不過是親屬稱謂不斷演變的一個瞬息而已。而我們，作為社會學者，便是這歷史脈動的解讀者與記錄者。

我點了點頭，心中充滿了敬意。窗外，夜色已深，繁星點點，一如里弗斯博士思想中的廣闊與深邃。桌上的茶杯已涼，但他話語的餘溫，卻久久不散。

又一個初夏的黃昏降臨「光之居所」，窗外是2025年6月6日晚間，微風輕拂，帶來遠方花園泥土的芬芳。然而，我的思緒卻穿越時空，回到了那場深刻影響人類學思想的對談。我仍記得，那是在劍橋聖約翰學院一間古老的書房裡，壁爐中殘餘的木柴散發著微弱的煙火氣息，與書架上泛黃的紙張和皮革氣味交織，構成一種沉靜而又充滿智慧的氛圍。細密的午後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戶，在堆滿手稿與地圖的紅木書桌上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彷彿時間本身也放慢了腳步。

坐在我對面的是威廉·海爾斯·里弗斯博士——一位目光深邃、思維敏銳的學者。他手邊放著一本厚重的筆記本，不時輕輕翻動，其嚴謹與熱情在眉宇間清晰可見。那年是1914年，他的《親屬關係與社會組織》系列講座剛剛結集成書，正是他學術思想最為熾熱的時期。我深知，這部作品的核心在於其對「社會決定論」的堅定信念，即親屬稱謂絕非隨意或僅由心理因素產生，而是由特定的社會結構和婚姻制度嚴格塑造的。身為歷史與經濟學家，我對這種宏大敘事背後的經濟脈絡與社會變遷邏輯充滿了好奇。

我輕輕地將一杯溫熱的紅茶推到他面前，茶葉的清香在室內緩緩散開。

珂莉奧： 里弗斯博士，晚安。非常榮幸能與您在這樣一個沉靜的場域中對談。您的《親屬關係與社會組織》一書，對於我們理解人類社會的底層邏輯，無疑是一盞明燈。書中您堅定地主張，親屬稱謂的形成和演變，與社會組織形式，尤其是婚姻制度之間，存在著嚴格的因果關係。這與當時許多將其歸因於心理或語言因素的觀點大相徑庭。請問，是什麼驅使您如此堅定地提出這個「社會決定論」的觀點？

W. H. R. 里弗斯： （他輕輕點頭，端起茶杯，溫和地笑了笑，目光中閃爍著學者特有的光芒）珂莉奧，很高興你能這麼看我的工作。這個問題觸及了我研究的核心。長期以來，當我們西方社會接觸到那些「原始」文化的親屬稱謂系統時，總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認為它們「荒謬」或「難以理解」。摩爾根雖然發現了「分類式親屬系統」的普遍存在，卻將其與「原始雜亂交合」或「群婚」等未經證實的社會階段聯繫起來，導致爭議不斷。而麥克倫南及其追隨者，則更是簡單地將其貶低為無關緊要的「禮節性稱呼」。

然而，我的美拉尼西亞田野經驗，尤其是與當地居民深入交流並運用系譜學方法後，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這些親屬稱謂並非空洞的符號，它們與社會行為、義務、特權和禁忌緊密相連。例如，在班克斯群島，姻親之間的稱謂（wulus）不僅僅是一種稱呼，它承載著共同財產、互相幫助、甚至共赴生死的嚴肅義務與禁忌。這讓我意識到，如果我們不能理解這些稱謂背後的社會功能，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這些文化。

這就如同一個經濟學家，如果只看到貨幣的流通，卻不理解其背後的市場機制、財產權力結構和交易關係，那麼他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必然是膚淺的。親屬稱謂也是如此。當我看到「母舅」和「岳父」被稱作同一個詞（如斐濟姆堡方言中的 vungo），起初也感到困惑，但當我發現當地普遍存在「交表婚」——即男性會娶母舅的女兒時，這一切便豁然開朗。這不再是心理上的「相似性」——難道母舅和岳父在心理上本質上就相似嗎？——而是社會實踐的「同一性」。同一個人，因為婚姻制度的確立，同時具備了這兩種身份。這種「身份合一」的現實，直接決定了稱謂的統一。

因此，我不得不拒絕那種將親屬稱謂視為「純粹語言學」或「純粹心理學」現象的說法。語言和心理固然在社會互動中扮演角色，但它們更多是社會條件的「伴隨物」（concomitants），而非其「原因」。社會結構，特別是婚姻與血緣傳承的規則，才是這些稱謂體系演變的真正驅動力。我的工作，正是要揭示這種嚴謹的「社會決定論」在親屬關係領域的普遍適用性。這是一種堅實的、可被驗證的科學方法，而非基於臆測或主觀感受。

珂莉奧： 您的解釋讓脈絡清晰了許多。您在書中提到了「分類式親屬系統」的三種主要變體：摩爾根所稱的「馬來亞式」（Hawaiian system）、您在美拉尼西亞發現的複雜變體（如Pentecost）、以及您將歐美和閃米特語系稱為「家庭系統」和「親族系統」。這些系統是如何反映出不同社會組織的呢？特別是，您為何認為夏威夷系統代表著分類式系統演變的後期階段，而非摩爾根所認為的「最原始形態」？這在當時是相當具顛覆性的觀點。

W. H. R. 里弗斯： （他緩緩放下茶杯，眼神望向窗外那片漸暗的學院庭院，遠處有幾隻烏鴉拍打著翅膀，劃破傍晚的寧靜）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是我糾正摩爾根誤解的重點。摩爾根之所以將夏威夷系統視為最原始，是因為其稱謂數量最少，顯得「最簡單」。例如，在夏威夷語中，「父親的兄弟」和「母親的兄弟」都被稱為「父親」，「兄弟的孩子」和「姐妹的孩子」都被稱為「孩子」。這種廣泛的「分類」特性，在他看來是群婚混亂狀態的直接反映。

然而，我的研究，尤其是對美拉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大量親屬系統的比較分析，揭示了一個「簡化」的過程。在像巴布亞-美拉尼西亞的一些地區，親屬稱謂的複雜性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例如在萬那杜的聖靈島（Pentecost），人們的親屬稱謂竟然將「祖父母」與「孫輩」歸為一類，甚至「祖母」與「姊妹」同稱。這種看似荒謬的現象，我後來證明與當地存在「與孫女結婚」（marriage with daughter's daughter）的習俗直接相關。這是一種跨越世代的婚姻，將兩代人之間的親屬關係在稱謂上合而為一。

這種極端的分類，其實是社會結構高度複雜和特殊化時的產物，而非原始狀態。當社會組織從以「氏族外婚制」（clan-exogamy）為核心的氏族社會，逐漸演變為以「系譜關係」來規範婚姻的階段時，親屬稱謂也會隨之簡化。氏族外婚制要求成員在同氏族內不能通婚，這導致了對氏族內外、不同親屬來源的嚴格區分。而在氏族組織逐漸模糊，系譜追溯變得更為重要的社會，人們對親屬關係的劃分就變得更加簡潔。

夏威夷系統正是這種「簡化」過程的最終階段。它不再區分父系與母系的兄弟姐妹，也不再區分同輩的堂表親。這反映了該社會不再以氏族作為婚姻調節的主要機制，而是轉向了更為普遍的「系譜關係」原則。在這樣的社會中，婚姻可以發生在任何未被明確禁忌的親屬之間，因此，廣泛的同類稱謂便足以應對其社會互動需求。所以，夏威夷系統並非原始，而是複雜演變後的「簡化」結果。

至於我們自身的「家庭系統」，以及閃米特和尼羅河流域的「親族系統」，它們則更明確地以「家庭」或「擴大家庭」為核心社會單位。在這些系統中，稱謂的精確性大大增加，例如我們明確區分「父親」、「母親」、「叔伯」、「姨媽」，因為這些個體在核心家庭中扮演著不同的社會角色，或在擴大家庭的財產繼承、義務分配中具有不同的意義。當社會單位從「氏族」縮小到「家庭」，稱謂也變得更加「描述性」（descriptive），因為它們需要更精確地指向特定的個體及其功能。

三種系統，三種社會單元，各自的演變路徑，共同構成了親屬稱謂與社會組織之間嚴絲合縫的決定性連結。這不是巧合，而是人類社會演變的必然法則。

珂莉奧： 博士，您的田野工作確實是這些深刻見解的基石。談到那些「不可思議」的婚姻形式，如您提到的「與孫女結婚」的習俗，這在現代人的觀念中幾乎是難以想像的。您是如何在如此早期的人類學研究階段，克服文化差異帶來的偏見，並成功地從親屬稱謂中推斷出這些罕見甚至已消失的社會實踐的？這種跨越時間與文化隔閡的推斷方法，是如何被驗證的？

W. H. R. 里弗斯： （里弗斯博士沉吟片刻，目光從窗外收回，投向壁爐中微弱的火光，那光影在他臉上跳動，映照出他深思的表情。）這確實是研究中最具挑戰性，也最令人興奮的部分。我們必須放下文明社會帶來的「偏見」和「荒謬感」。當初，我在聖靈島記錄親屬稱謂時，面對諸如「祖母」與「姊妹」同稱（tuaga）這樣的現象，第一反應也是困惑，甚至懷疑自己是否誤解了受訪者的意思。但我始終相信，如果這些稱謂不是隨機的，那麼其背後必然有其社會邏輯。

突破口來自一位名叫約翰·潘圖圖（John Pantutun）的班克斯群島老師，他曾在聖靈島任教。一次閒談中，他帶著我們文化中對鄰近民族「奇怪」習俗的輕蔑語氣，隨口說了一句：「喔！拉加島（Raga，即聖靈島的Mota語名稱）那裡的人，會娶他們的孫女。」這句話如同劃破迷霧的閃電，讓我立刻意識到，這可能就是我所尋找的答案。

我沒有立即翻閱筆記本，而是先嘗試根據「與孫女結婚」這個假說，來「建構」一個親屬稱謂系統。我推導：如果一個男人（A）娶了他女兒的女兒（e），那麼他原來女兒（c）的身份，現在也會變成他妻子的母親。而他原來女兒的丈夫（D），則變成他妻子的父親。同樣，他女兒的兒子（F）將變成他妻子的兄弟，女兒的女兒（f）則變成他妻子的姐妹。更甚者，他的祖母（母親的母親），也會因為這層婚姻關係而與他的「長姊」獲得相同的稱謂。當我完成這些理論推導後，再與我實際記錄的聖靈島詞彙表進行比對時，驚訝地發現兩者竟是如此精確地吻合！例如，「妻子的母親」和「女兒」都稱作 nitu，「女兒的丈夫」和「妻子的父親」都稱作 bwaliga。

這種精確的吻合，提供了一個極其強大的證據。它不再是簡單的「相似性」，而是「必然的結果」。一個社會實踐——無論多麼罕見或已消失——如果能完美解釋一整個複雜的稱謂體系中的每一個細節，那麼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種社會實踐曾經存在。這就是我的「推斷方法」的基礎：從現存的「稱謂現象」（結果），反推其「社會制度」（原因）。

當然，我必須保持嚴謹。如果一個稱謂特徵能被多種社會因素解釋，或者它只是孤立存在，那麼推斷的確定性就會降低。但當我們面對的是一組錯綜複雜、環環相扣的稱謂模式，而它們又能被一種特定的社會行為完美地解釋時，這種推斷就變得非常可靠。例如，在南印度，雖然「交表婚」現在已不普遍，但其親屬稱謂系統卻與斐濟的「交表婚」社會所產生的稱謂驚人一致，這讓我們確信，它曾是南印度的普遍習俗。

這是一個科學探究的過程，就像物理學家根據粒子軌跡推斷看不見的力場一樣。我們以現有證據為基礎，提出假說，然後驗證其解釋力。當一個假說能夠解釋如此眾多的「荒謬」現象，並能將其納入一個連貫的社會邏輯框架中時，其價值便不言而喻。這不僅是知識的發現，更是人類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里程碑。

珂莉奧： 博士，您的研究不僅揭示了親屬稱謂與婚姻習俗的深層聯繫，更為社會學提供了一套嚴謹的方法論。您認為社會現象具有「嚴格決定性」，這在當時的學術界是相當前衛的觀點。您是如何看待心理學在社會學研究中的角色？您是否認為社會學可以完全脫離心理學的解釋？

W. H. R. 里弗斯： （里弗斯博士沉吟片刻，目光從窗外收回，投向壁爐中微弱的火光，那光影在他臉上跳動，映照出他深思的表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分。我從未否認心理學在人類活動中的重要性。事實上，我本人就擁有心理學背景，深知人類行為背後的情感與認知過程。我的論點是：心理因素在社會現象中是「伴隨物」（concomitants），是「中間環節」（intermediate links），而非最終的「決定因素」（determining factors）。

以「姊妹和妯娌同稱」為例。克羅伯（Kroeber）教授認為，這種稱謂的統一是因為這兩種關係在心理上存在「相似性」。但他並未進一步解釋，這種心理相似性是如何產生的。我的研究顯示，在美拉尼西亞，這種稱謂的由來，往往與當地社會過去存在「性別共妻制」（sexual communism），即男性可以與其妻子的姊妹發生性關係的習俗有關。當社會為了強調這種關係的「不當性」而逐漸限制甚至禁止這種行為時，他們便將這些關係歸類為「姊妹」，以此強化禁忌的社會效力。在這個過程中，心理因素——例如，對姊妹的深層情感聯想，或對禁忌的內化——確實發揮了作用，促使人們接受並使用新的稱謂。

然而，這些心理因素本身，是由「社會變革」所催生的。是「性別共妻制到婚姻限制」的社會轉變，才導致了人們需要一種強烈的方式來區分過去的行為。心理上的「相似性」或「不適感」，只是這種社會轉變在個體心靈層面的反映和中介。它並非導致這種稱謂變化的「第一因」。

如果我們將心理學視為社會學的「終極解釋」，那麼我們將陷入循環論證，或者只是停留在表面現象。例如，如果我們說人們把「祖母」和「姊妹」歸為一類，是因為它們在「心理上相似」，那請問這種相似性是如何產生的？難道祖母和姊妹天生就相似嗎？這顯然說不通。但如果我們追溯到「與孫女結婚」的社會習俗，那麼這種心理上的「同一感」就變得合理了。這是一種社會關係的重疊，導致了心理認知上的融合，進而反映在稱謂上。

因此，我認為心理學是社會學的「盟友」，而不是「主導者」。社會心理學的進步，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社會法則在個體層面如何運作，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與認知。但社會學的首要任務，是揭示社會現象背後的「社會原因」，是宏觀的社會結構、制度、歷史變遷。唯有如此，社會學才能像物理學、化學那樣，成為一門具備嚴謹性和預測能力的科學。

我所強調的「決定論」，並非否定人類的自由意志，而是指出社會力量對個體行為和文化形式的巨大塑形作用。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一個親屬稱謂，其背後也蘊藏著複雜的社會演變史。這種「決定性」的視角，促使我們去深入挖掘那些隱藏在表象之下的社會結構，而不是滿足於簡單的心理歸因。這才是社會學進步的真正途徑。

（博士的話語中充滿了對學科發展的深切期望，他的堅定感染了周圍的空氣，仿佛連窗外正漸漸沉入夜幕的庭院，也因這份思想的光芒而顯得更加清晰。）

珂莉奧： 您的這份堅持，正是社會學得以從經驗性的描述走向科學解釋的關鍵。您提倡的這種嚴謹的、基於實證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對於我們當代理解快速變化的社會現象，仍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在今天的世界，全球化與數位科技的發展，不斷重塑著家庭、社群乃至國家之間的關係。您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您的親屬關係研究方法，還能如何幫助我們洞察這些新的社會結構和關係變遷呢？

W. H. R. 里弗斯： （里弗斯博士輕輕拍了拍書桌，發出清脆的聲響，眼神中閃爍著期待的光芒）當然，我的研究方法絕非只適用於過去的「原始」社會。其核心原則是跨越時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學的目標，是尋找貫穿人類社會演變的普遍法則。無論社會形態如何變遷，人類群體總會形成某種形式的「社會組織」來維持其運作，而親屬關係作為最基本、最核心的社會紐帶，其稱謂系統必然會反映這些組織原則。

現今的世界，確實複雜萬分。全球化帶來的遷徙與文化融合，數位科技重塑的社群連結，都使得傳統的家庭與親族概念面臨挑戰。然而，這正是我的方法論大放異彩的機會。

首先，「社會決定論」 的原則依然成立。當代社會中，雖然傳統的「氏族」或「交表婚」或許不再是主流，但「核心家庭」與「擴大家庭」的形態仍在演變。例如，離婚率的上升、再婚家庭（blended families）的普及、無血緣關係的共同生活（co-living），甚至寵物在家庭中的「成員」地位，這些都在重新定義「家庭」的邊界。這些新的社會安排，最終也會在日常語言和非正式稱謂中留下印記。

試想，一個繼子或繼女，如何稱呼其繼父或繼母？他們是否會使用「父親」或「母親」這樣的稱謂，還是創造出新的、更具描述性的詞彙？這將取決於新的家庭結構所賦予的社會角色、權利和義務。例如，如果繼父母與繼子女之間承擔了類似親生父母的撫養義務和情感連結，那麼稱謂的趨同便是必然的。而如果只是形式上的結合，則可能保持距離化的稱謂。這些都是可以通過細緻的田野調查，運用系譜學方法進行觀察和分析的。

其次，「比較研究」 依然至關重要。正如我比較美拉尼西亞、印度和北美洲的親屬系統一樣，我們也應該比較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如何適應全球化帶來的社會變遷。例如，在亞洲社會，擴大家庭的觀念依然強烈，即便年輕人遷往都市，他們與鄉村親族之間的稱謂和互動模式，依然會受到這種「親族系統」的影響。而在一些西方社會，強調個人獨立，親屬稱謂可能更趨向於「家庭系統」的簡化，甚至有時會用名字代替稱謂，以減少義務感。

此外，數位社群的興起，也創造了新的「準親屬關係」。在線上遊戲、社群媒體中，人們會形成類似「家族」、「幫派」的團體，並發展出獨特的稱謂（例如「大大」、「萌新」等），這些稱謂可能反映了虛擬社群中的權力結構、義務分配或情感連結。雖然這些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親屬稱謂，但其形成機制，依然可以用社會決定論的框架來理解：這些稱謂是為應對社群互動、角色扮演和歸屬感需求而產生的。

最後，「預測性」 也是我們方法的價值所在。當我們理解了親屬稱謂與社會組織的深層邏輯後，我們便能根據社會變遷的趨勢，對未來的稱謂演變做出合理的預測。例如，如果一個社會對傳統血緣關係的重視程度降低，對個人選擇和情感連結的重視程度提高，那麼我們就可以預期，其親屬稱謂會趨向於更具描述性、更少分類性，甚至更強調個人化的稱呼。

（博士頓了頓，拿起桌上的一塊古舊的木質雕刻，那是一塊從美拉尼西亞帶回來的祭祀用品，雕刻著簡潔而有力的線條。他輕輕摩挲著，語氣中帶著一種對知識傳承的使命感。）

科學的目標是理解。即使面對再複雜的現象，我們也應當尋找其內在的規律。親屬關係的奧秘，正是人類社會最古老、最根本的規律之一。它像一道光，照亮了社會的深層結構，也映照出我們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只要有好奇心，有觀察力，有嚴謹的實證精神，這片知識的礦藏，永遠等待著我們去深入挖掘。今天的日期，2025年6月6日，在宏大的歷史長河中，也不過是親屬稱謂不斷演變的一個瞬息而已。而我們，作為社會學者，便是這歷史脈動的解讀者與記錄者。

我點了點頭，心中充滿了敬意。窗外，夜色已深，繁星點點，一如里弗斯博士思想中的廣闊與深邃。桌上的茶杯已涼，但他話語的餘溫，卻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