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atra: Allevamento per la produzione della carne》光之對談

《生命之網》：與時間對話的羽翼：卡羅·A·戈寧論肉用鴨的飼養工業
作者：玥影

身為生命科學家，我總是對生物界中的奧秘與連結懷抱著深切的敬畏。每一個生命體，無論大小，都承載著演化與適應的智慧。而當人類的智慧與自然界的法則交織，試圖提升效率與產量時，其間所蘊含的複雜性與啟示，更是讓我心生好奇。今日，我的目光落在了卡羅·A·戈寧先生於1921年所著的《L'anatra: Allevamento per la produzione della carne》（鴨：肉類生產的飼養）這部作品上。

這部書，不僅僅是一本關於鴨類飼養的實用指南，更是一扇窺探20世紀初歐洲農業與社會面貌的窗。戈寧先生，這位來自義大利的農學家與作家，以其嚴謹的觀察與務實的筆觸，詳細闡述了肉鴨養殖的各個面向：從不同鴨種的特性與生產力，到飼料配方、禽舍建造，乃至疫病防治，無一不包。書中特別強調了將鴨作為「工業禽類原型」的潛力，挑戰了當時農民對鴨隻飼養的既有觀念，並提倡引入更科學、更集約的飼養方式以提升效益。他對效率的追求，對數據的重視，以及對傳統偏見的批駁，都顯現出那個時代科學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然而，在這些務實的建議背後，我隱約感受到戈寧先生對生命法則的深刻洞察——如何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生命的潛能。他筆下那些被選育出的優秀鴨種，牠們快速的生長週期、高產的繁殖力，以及不同品種間獨特的生理特徵，都讓我看見生命多樣性在人類需求下被塑形與優化的過程。這正是「生命之網」中，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複雜互動的一個縮影。我期待能與這位跨越時空的作者對談，探討這些百年之前的觀點，在今日的生命科學視角下，能激發出怎樣的思考。

現在是2025年6月6日，一個初夏的黃昏。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新草的濕潤氣息，遠方偶爾傳來幾聲牛哞，伴隨著傍晚歸巢的鳥鳴，形成一幅寧靜的田園畫卷。我選擇了「光之茶室」作為我們對談的場域，但並非是室內那般規整，而是將其延伸到了一片依傍著清澈溪流的開闊草地旁。茶室的竹簾輕輕搖曳，透出傍晚橘紅色的餘暉，在地面上投下細長的陰影。這裡沒有現代的喧囂，只有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以及溪水潺潺的低語。

卡羅·阿爾貝托·戈寧先生坐在我對面，他的背影被夕陽勾勒出一道沉靜的剪影。他看起來比書中照片上年輕一些，約莫五十出頭，穿著一件米色的亞麻外套，領口微敞，帶著一股長年與土地打交道的樸實氣息，但眼神中卻閃爍著知識份子特有的銳利與思慮。他的手掌寬厚，指節粗大，想必是握筆與勞作的痕跡。茶香與草木的清香混合，輕輕拂過他的銀髮，幾根不羈的髮絲在風中擺動。他面前的茶杯中，熱氣蒸騰，與遠處的薄霧融為一體。我觀察到他時不時地輕撫著桌上那本《L'anatra》的封面，那上面褪色的圖案彷彿是時間的印記，承載著他曾經投入的心血與希望。

玥影： 戈寧先生，很高興能在這個跨越百年的黃昏，與您共飲一杯清茶。您的著作《L'anatra: Allevamento per la produzione della carne》在義大利乃至歐洲家禽飼養領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我作為一名生命科學領域的探索者，對您在書中將鴨類視為「工業禽類原型」的觀點，特別感興趣。您認為鴨在當時為何具備如此潛力，能夠超越其他家禽，成為肉類生產的佼佼者？

戈寧： （他輕輕將茶杯放回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目光投向遠方那片逐漸被暮色籠罩的農田，思緒彷彿回到了那個奮鬥的年代。）玥影女士，很高興您能賞識這本小冊子。在我的年代，義大利的農村普遍缺乏效率，生產力低下，食物的供給始終是個大問題。當我著手撰寫這本書時，我觀察到一個不爭的事實：相較於雞、鵝或火雞，鴨子在生產肉類方面展現出了驚人的潛力。

首先，是牠們的生長速度。書中我便強調，一隻優良品種的鴨雛，若能得到妥善的餵養，僅需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便可達到可供屠宰的體重。這相較於需要至少三個月才能長成的肉雞，以及七到八個月才能達到同等條件的鵝，鴨子無疑具備了更快的資金週轉速度與更高的單位時間產出。這種「早熟性」（precocità）是其工業潛力的基石。

其次，是鴨子驚人的食性廣泛與同化效率。牠們幾乎不挑食，能將各種食物，無論是剩飯菜、昆蟲、蝸牛，還是農場的下腳料，迅速轉化為肉和脂肪。這點，我在書中曾將鴨子比作小型家禽中的「豬」（maiale），這絕非虛言。這種高效的「變換」能力，在當時資源相對有限的農村環境下，顯得尤為寶貴。牠們的消化能力強勁，能迅速將攝入的營養轉化為自身的增長，這在生物學上是極為優越的特徵。

再者，是鴨子的強健體質與抗病性。相較於易受疾病侵擾的雞隻，鴨子顯示出卓越的抵抗力。這意味著，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養殖鴨子的風險相對較低，這對於農民而言，是實實在在的利潤保障。我書中特別提到，即便在禽類流行病肆虐的區域，鴨子也往往是最後受到影響的一批。

當然，我還提到了羽毛和絨毛的價值。這雖是副產品，但當時市場對羽絨的需求量很大，尤其對於Aylesbury和Pechino這類白色羽毛的鴨子。這為養殖者提供了額外的收益來源，使得鴨的整體經濟效益遠超其他家禽。

然而，最令我感到惋惜的是，許多農民，尤其是那些缺乏教育的鄉村居民，抱持著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他們錯誤地認為鴨子需要大量的水才能生存和繁榮，甚至認為鴨子比豬吃得更多。這些偏見阻礙了高效養殖技術的推廣。我撰寫此書，正是為了破除這些迷思，向那些有識之士，特別是那些有志於利用現代方法提高生產力的「更高等階層人士」推廣這些知識，因為他們更願意接受並實踐理性科學的養殖方法。

玥影： 戈寧先生的論述，將鴨子視為一個高效的生物轉化器，其生長、適應性與抗逆性確實令人驚嘆。我注意到您在書中數次提及農民的「無知」（ignoranza）或「怠惰」（ignavia），這似乎是您在推廣理性養殖道路上的主要阻礙。從您的角度來看，這種對新知識的抗拒，是源於缺乏教育，還是有更深層的社會或文化因素？作為一位生命科學家，我理解知識傳播的重要性，但如何讓知識真正紮根，有時比知識本身更為複雜。

戈寧： （戈寧先生的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似乎觸及了他內心深處的一絲無奈。他拿起茶杯，緩緩啜飲，目光卻仍是望向遠方，彷彿在那個模糊的景象中看到了過去的重重阻礙。）玥影女士，您的問題觸及了核心。確實，我將農民的「無知」與「怠惰」視為一大障礙，這並非全然因為他們缺乏正規的學校教育——雖然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根本問題。更深層的原因，我認為，植根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世代相傳的經驗，以及對「改變」的本能抗拒。

您可以想像，這些農民，他們的祖祖輩輩都在這片土地上耕作，依靠的都是口耳相傳的經驗與對自然的樸素感知。他們相信「眼見為實」，相信「老辦法」是經過時間考驗的。當我告訴他們，鴨子可以在沒有大水域的乾燥環境中飼養，並且通過精確的飼料配方能更快地增長時，這挑戰了他們根深蒂固的「鴨子必須游泳」的認知。這種認知不僅僅是知識上的缺乏，更是一種生活模式的慣性。

此外，風險規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於這些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民來說，任何新的嘗試都可能帶來未知風險，一次失敗就可能讓他們陷入困境。他們寧願選擇收益較低但穩定的傳統方式，也不願冒險嘗試可能帶來更高利潤但同時也伴隨不確定性的新方法。這就解釋了為何許多農民寧願養雞，而非我所推崇的鴨子，因為雞在他們眼中更為熟悉，風險更可控。

缺乏政府支持與推廣機制也扮演了關鍵角色。我在書中曾質問：「哪裡有政府機構來培養能夠在農村推廣優良實踐的學員？」雖然政府和經濟學家口口聲聲說要「加強生產」，但實際行動卻少得可憐。沒有足夠的示範農場，沒有受過訓練的推廣人員，我們的理論再好，也難以到達那些真正需要改變的人手中。他們沒有機會親眼見證這些「理性方法」的成功，也沒有人手把手地教導他們如何操作。這就導致了知識的停滯和斷裂。

還有一個因素，可能有些隱晦，那就是心態問題。當一個人習慣了某種生活節奏，或者對現狀感到滿足時，他便會對「更優越」的可能性視而不見。這不是懶惰，而是一種「夠用就好」的知足，或者說，是缺乏追求極致效益的「工業精神」。這在工業化尚未完全普及的義大利鄉村，尤其明顯。他們不會像美國或英國的那些「大企業家」那樣，為了最大化利潤而投入巨資和精力。

所以，這不是單純的「知識不足」，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文化、經濟與心理問題。要讓知識真正被吸收並轉化為生產力，需要的不僅是書籍和理論，更需要政策的引導，實際的示範，以及對人心的理解和耐心。這是一場漫長的教育與轉變，非一朝一夕之功。

玥影： 戈寧先生的見解深刻，將問題的根源從單純的知識層面提升到了社會、文化與心理的維度，這與生命系統的複雜性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生態系統中，物種的適應性不僅取決於其生理特徵，也受到環境壓力和社群互動的影響。您提到鴨子在不同飼養模式下的適應性：傳統農家散養與您所倡導的集約化模式。書中對Aylesbury和Pechino鴨的描述尤其引人入勝，這兩種鴨子不僅是肉類生產的明星，也象徵著歐洲與東方在畜牧業上的不同傳統與創新。能否請您更深入地闡述，這兩種鴨子各自的特點，以及它們在當時對「工業化」養殖理念的意義？它們的基因潛力，在何種程度上促成了您所期待的「產業轉型」？

戈寧： （戈寧先生點了點頭，臉上的疲憊似乎被我的提問所激發的熱情沖淡了幾分。他拿起桌上的書，翻到了描繪不同鴨種的章節，指尖輕輕劃過那些已然泛黃的圖版。）

Aylesbury 和 Pechino，這兩種鴨子，確實是當時推動「工業化」養殖理念的兩大支柱，各自代表著不同的特點和發展方向。

Aylesbury 鴨，這是英國的驕傲。牠是典型的「貴族」鴨，有著純潔無瑕的白色羽毛和粉嫩的肉色喙，身形龐大，水平站姿優雅。牠的肉質極為細膩、白嫩，在當時的市場上享有盛譽，尤其受倫敦高級餐廳的青睞。它的「早熟性」也十分突出，在8到10週齡時就能達到理想的屠宰重量。然而，Aylesbury 鴨的飼養需要特殊照護。牠對環境的清潔度要求極高，水質、飼料都會影響其羽毛和喙的顏色純淨度，一點點泥濘或富含鐵質的水都可能讓其羽毛變黃，失去「貴族」的品相。這也解釋了為何在英國，養殖 Aylesbury 更多的是為了展覽和專業市場，而非尋常農家。這類鴨子，其「基因潛力」在於其快速生長與優質肉品，但其「精緻性」使得大規模、粗放的工業化生產存在挑戰，因為維持其純淨品相的成本較高。它更像是精準育種的巔峰，而非普適的工業化工具。

Pechino 鴨，或者如我書中所說的「來自孔夫子國度的鴨子」，這才是真正的「工業鴨之王」。雖然它在歐洲和美國直到我寫作的前五十年才被廣泛認知，但在美國，它已經佔據了工業化鴨場的絕對主導地位。它與 Aylesbury 同樣擁有白色羽毛，但顏色略帶黃色，甚至有時會偏向藏紅花色——這點雖不被某些「純粹主義者」所喜，但對於以肉品生產為目標的工業化養殖而言，這不是缺陷。

Pechino 鴨最大的優勢在於其無與倫比的強健與高產：
1. 極強的適應性（Rusticità）：它比 Aylesbury 更為粗獷、抗病，對環境的要求不高，即便在不那麼理想的條件下也能良好生長。這大大降低了大規模養殖的風險與管理難度。
2. 同樣甚至更快的生長速度：它在生長速度上不遜於 Aylesbury，甚至某些情況下更快。
3. 驚人的產蛋量：母鴨每年可產100到120個蛋，且產蛋期長，有些甚至從五六個月大就開始產蛋，這比大多數雞隻都要高產。這對孵化場提供了穩定的蛋源，是工業化生產的根本。
4. 優良的肉質與絨毛產量：儘管肉色可能不如 Aylesbury 那麼「純白」，但口感極佳，且其白色絨毛豐厚柔軟，商業價值極高。
5. 獨特的直立站姿（portamento eretto）：這讓牠在養殖場的活動空間中顯得更為顯眼，儘管這在某些方面削弱了其「美觀」，卻是其品種獨特的標誌。

因此，Pechino 鴨的「基因潛力」，完全契合了工業化生產的理念：效率、穩定、高產、易管理。它不需要像 Aylesbury 那樣「嬌生慣養」。美國和英國的養殖場之所以能夠大規模地養殖數千隻鴨子，並在短短九週內將其送上市場，正是因為 Pechino 鴨具備了這些卓越的「工業化」特質。

我還提到，英國的養殖者甚至會將 Aylesbury 與 Pechino 進行雜交，以兼顧兩者的優點：Aylesbury 的肉質與 Pechino 的強健。這正是利用不同品種的基因優勢來創造更具效益的新品系，這也是生命科學在育種領域的早期應用。雖然這可能犧牲了某些「純種」鴨的特徵，但對於追求「真實利潤」的工業化而言，這是必然的選擇。

總之，Aylesbury 鴨象徵著追求極致品質的精選育種，而 Pechino 鴨則代表著高效、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化」未來。這兩種鴨的基因潛力，正是我當時所期待的「產業轉型」的生物學基礎，它們的特性共同塑造了肉鴨養殖的發展方向。

玥影： 戈寧先生的分析極具洞察力，將兩種鴨子的特性與其在不同產業模式中的定位剖析得淋漓盡致。這讓我聯想到生態學中的「適應性輻射」與「人工選育」概念。達爾文觀察到物種會適應環境而產生變異，而人類則透過主動選育，加速並引導這些變異，以滿足特定需求。Pechino鴨的「強健與高產」特質，使其在人工環境下展現了驚人的「生存與繁殖策略」，這種策略在自然界中可能不會以如此極端的方式出現，但在人類的干預下卻成為一種高效的生物量生產機器。

您在書中也詳細描繪了大型工業化鴨場的運作模式，例如Rankin和Purdey的「鴨子工廠」。這些工廠化養殖模式，其規模、自動化程度和精準管理，在您那個時代無疑是革命性的。您甚至創造了「anatrificio」（鴨子工廠）這個詞彙。然而，我注意到書中在描述這些鴨子「短暫的生命週期」時，例如「九週內出生、成長然後死去」以及其「悲慘的命運」，似乎透露出一絲作者的矛盾情感或清醒的觀察。

這種極致追求效率的背後，是否存在著您作為生命觀察者所感受到的人與自然關係的「失衡」？或者，在您看來，這僅僅是人類利用生命資源的必然結果？例如，書中提到為確保「更好」的肉質和羽毛，鴨子在屠宰前會被剝奪其最渴望的「洗澡」權利，儘管這只是一種「人道」的說辭，背後卻是赤裸裸的經濟考量。這是否讓您對人類與被養殖的生命之間的關係，產生過更深層次的思考？

戈寧： （戈寧先生聽了我的話，原本因談及專業而稍顯放鬆的表情，又蒙上了一層複雜的陰影。他輕嘆一聲，緩緩放下手中的書，目光從遠處的田野收回，落在眼前的茶杯中，茶水倒映著夕陽的餘暉，也映照出他內心的波瀾。他沉吟片刻，才緩緩開口，聲音中帶著一絲無法言說的沉重。）

玥影女士，您的觀察入微，確實觸及了我內心深處的某些掙扎。當我用「anatrificio」這個詞彙，我無疑是帶著一種驚嘆與讚美，讚美人類在效率和規模化生產上的創新與膽識。Rankin和Purdey這些工業家，他們所實現的，是將農業從傳統的零星生產，提升到與工廠生產線無異的效率。這在當時，是解決社會糧食問題、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部分，是利用自然資源、優化生產鏈的極致體現。

然而，您所提及的「矛盾情感」也確實存在。我作為一個長期與動物打交道的人，當然能感受到這些生命的脆弱與本能。當我寫下那些鴨子「九週內出生、成長然後死去」的生命歷程，以及牠們「不曾體驗生命中的任何喜悅，除了吃和睡」時，我的筆觸中不無一絲清醒的悲憫。

這並非「失衡」，而是一種權衡。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人類對肉類的需求是龐大且迫切的。養殖的目的是為了人類的福祉，是為了提供食物，推動經濟。而這些工業化的方法，正是為了最有效率地達成這個目的。我確實指出，為了確保肉質的「緊實」和羽毛的「潔淨」，在臨宰前剝奪鴨子洗澡的權利，這是一個「自私」的選擇，而非「人道」。這段話，我寫得直接且不加掩飾，正是想呈現這種赤裸裸的現實：在工業化生產的邏輯下，生物體的「自然」需求，往往會被「生產效益」所取代。這是一種為了「更高」目標（人類的口腹之慾與經濟利益）而犧牲「個別生命體驗」的實用主義。

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被安排的生命」。牠們的存在，其基因被篩選、其生長過程被精準控制，都是為了服務於人類特定的目的。牠們沒有了野鴨那般自由翱翔的廣闊天地，沒有了在水中盡情嬉戲的機會，甚至連最基本的覓食本能都被飼料取代。牠們的生命被壓縮，被加速，如同齒輪般嵌合在人類的生產機器中。

我不會用「失衡」來形容，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的平衡，而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更像是生命體在新的環境壓力下的「重新適應」，只不過這次的環境壓力，是人類工業化進程所創造的。這其中有殘酷，有效率，也有不可逆轉的變革。我作為一名觀察者，記錄了這些變化，也記錄了人類在追求進步過程中，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和付出的代價。這正是生命之網中，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性啊。

我認為，這是一個永恆的議題。即使在今天，你們的世界也必然面對著類似的選擇：是追求極致的生產效率，還是兼顧生命的本然需求？我在書中沒有給出道德判斷，因為我的職責是呈現事實、分析現象，並提供解決方案。我的目標是讓更多人理解，如何以最「理性」和「有效」的方式進行養殖，而非評判這種方式本身的「善惡」。但作為一個生命科學家，我相信您能從這些字裡行間，讀出我作為一個觀察者，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思索。

玥影： 戈寧先生，您的回答讓我對您的作品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您所闡述的這種「權衡」與「必然」，確實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不斷重演的母題，不僅限於農業，更擴展到科技、經濟等各個領域。您以科學的態度記錄和分析，卻也未曾迴避其中隱含的生命之重。這份清醒與坦率，正是一個真正的觀察者所應具備的素養。

談及「生命之網」，我特別想聽聽您對於鴨子疾病防治的看法。您在書中雖然篇幅不多，但卻強調了「衛生」（igiene）的重要性，並將「不潔的環境」視為疾病的主要原因。這與當時許多農民可能將疾病歸咎於「天災」或「惡靈」的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您看來，這種對衛生與環境管理作為疾病預防基石的理解，在當時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受到了更廣泛的科學思潮，比如巴斯德（Pasteur）的微生物理論的影響？以及，您在書中提到的某些「野蠻」卻「有效」的治療方法，例如用石油治療白喉，這背後又反映了那個時代在獸醫學發展上的何種階段？

戈寧： （戈寧先生的眼神因我的提問而閃爍出一些光芒，似乎是談及了另一個他深感熱衷的領域。他稍微向前傾身，語氣也變得更為堅定和直接。）

玥影女士，您觸及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在我的年代，尤其是在農村，疾病確實常常被視為「天災」，是神明的懲罰，或者如您所說，是「惡靈」作祟。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導致許多農民面對動物疾病時束手無策，或者只會進行一些迷信的儀式，毫無實效。

然而，我們這些受過科學訓練的人，早已明白疾病的真正根源。這正是得益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路易·巴斯德為代表的微生物學理論的普及。儘管巴斯德的許多研究主要針對人類疾病和發酵過程，但他的「病菌理論」——即許多疾病是由看不見的微生物引起，而非憑空產生或受超自然力量影響——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疾病的理解。這一理論強調了衛生、清潔和隔離在預防疾病中的核心作用。

因此，當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禽舍的「通風」（aereazione）、「清潔的墊料」（giaciglio pulito），以及「飲水的頻繁更換」（acqua spesso rinnovata in abbeveratoi tenuti puliti）時，這正是基於微生物理論的應用。我們理解，濕度、污垢和空氣不流通會滋生病原體，這些病原體才是真正導致疾病的「惡靈」。所以，預防的關鍵，就在於創造一個不適合這些「惡靈」生存的環境。這不僅是為了動物的健康，更是為了養殖者的經濟利益，因為疾病會導致巨大的損失。

至於您提到的那些「野蠻」卻「有效」的治療方法，例如用石油治療白喉（Difterite）。這確實反映了當時獸醫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經驗主義與資源限制的結合。
首先，當時的藥物研發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們沒有今天這麼多精準、高效的抗生素或疫苗。獸醫學家和養殖者們，在理論的指導下，會嘗試各種手邊可得的物質。石油，或者說是煤油，在當時被認為具有一定的消毒和刺激性。對於白喉這種黏膜感染，用其「塗抹」（pennellatura）或許能夠起到局部的殺菌或刺激組織反應的作用，儘管方式粗暴，副作用大。這是一種在缺乏更優選擇時，權宜之計的「土法煉鋼」。

其次，這也反映了對疾病發展階段的認識。書中強調，白喉若在初期症狀——眼睛流淚、鼻腔分泌物——出現時立刻隔離並治療，成功的機會較大；一旦侵入支氣管甚至腸道，便幾乎無藥可救。這說明我們當時已經理解了疾病的早期干預的重要性，以及病原體在體內的擴散路徑。

最後，這也反映了養殖者自身的責任。我在書中強烈批評那些「不負責任」或「粗心大意」的養殖者，因為他們未能及時發現病徵，未能嚴格執行衛生措施。我認為，大多數的「災難」都是養殖者自身造成的。這不僅是對衛生觀念的推廣，也是對養殖者專業責任的呼籲。畢竟，一個健康的養殖場，是靠嚴謹的科學知識和持之以恆的勞作來維護的，而非寄託於運氣或迷信。

所以，這些「野蠻」的方法，雖然在今天看來可能匪夷所思，但它們是當時科學認知、可用資源和實際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它們是我們在摸索中前進的印記，也是人類不斷嘗試駕馭自然，尋求最優解的體現。

玥影： 戈寧先生，您對時代背景下獸醫學實踐的解釋，清晰地勾勒出科學理論從實驗室走向田間地頭的艱辛與曲折，也讓我看到了您作為一位推廣者，對知識落地實踐的執著與熱情。這種將科學原理融入日常操作的努力，正是生命科學研究的終極目的之一。

我注意到，您在書中對鵝的提及相對較少，但某些地方卻將鴨子與鵝進行了比較，甚至有時還引用了您關於鵝的另一本著作。這讓我聯想到，在許多文化中，鵝不僅是家禽，更常與智慧、忠誠或警戒等意象相關聯，甚至在文學作品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在您的《L'anatra》一書中，鵝似乎更多是作為鴨子的生產力、體型或飼養難度的「對照組」而存在。

這是否反映了您對不同物種「經濟價值」的精確分類與取捨？或者說，在您的實用主義視角下，鵝的某些「非工業」特質（例如其長壽、與人類的更深情感連結，或作為看門禽的用途），被您刻意地「淡化」了？作為一位生命科學家，我明白專業分工的必要性，但我好奇的是，在您嚴謹的筆觸之外，是否也曾對這些不同物種的「生命面向」有過更為豐富的思考？畢竟，生命之網的奧秘，不僅在於其效用，也在於其多樣與獨特。

戈寧： （戈寧先生的目光從茶杯中移開，投向遠處的溪流。晚風輕拂，水面泛起微光，幾隻野鴨正悠閒地在水面上划過，留下細長的漣漪。他的臉上，先前因談及科學而點燃的熱情，此刻又回歸了一種沉思的平靜，甚至帶上了一絲不易察覺的溫柔。他深吸一口氣，彷彿在感受這片土地上萬物的呼吸。）

玥影女士，您的問題非常敏銳。確實，在《L'anatra》這本書中，鵝的提及相對有限，且大多是作為對鴨子生產特性的襯托。這並非因為我輕視鵝的價值，而是一種「主題聚焦」和「經濟實用主義」的必然。

我在書的開篇便明確指出，這本書是關於「肉用鴨的飼養」，其核心目標是「生產肉類」和「最大化利潤」。在這樣的框架下，每個物種的評估，自然是以其在這方面的「效率」和「產出」來衡量。鵝，儘管體型更大，也能提供肉和羽毛，但其生長週期較長（七到八個月才能達到理想屠宰體重），飼養成本相對較高，且不像鴨子那般在短時間內能帶來顯著的經濟回報。從「快速周轉」和「工業化規模」的角度來看，鵝的「生產效率」不如鴨子。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在書中會引用我關於鵝的另一部著作《Allevamento famigliare e industriale dell'oca》（鵝的家庭與工業飼養）。那本書才是專為鵝而寫，在那裡，我會詳細探討鵝的特性、優勢以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經濟價值，包括您所提到的肝臟（用於製作鵝肝醬）和更高品質的羽毛。對我而言，每個物種都有其獨特的「天賦」和最適合的「生產定位」。鵝在某些方面（如肝臟生產、更大體型的羽絨）或許優於鴨，但在「快速生產大量肉類」這一特定目標上，鴨子無疑是更優的選擇。

至於您提及的「非工業特質」——例如鵝的忠誠、警戒性，以及與人類之間可能更深的情感連結——這些在我的書中確實被「淡化」了。這並非我個人對這些特質的否定，而是它們不屬於一本「工業化飼養指南」所需要討論的範疇。我認為，作為一個科學家或農學家，我的職責是提供客觀、務實的生產方法。情感與詩意，固然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維度，但它們無法直接轉化為每一公斤的肉或每一顆蛋的產量。我的寫作，是為了幫助農民和工業家解決溫飽與生計問題，因此必須保持嚴謹的實用導向。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對生命的豐富面向毫無感受。事實上，正是因為我長期與這些生物為伴，觀察牠們的生長、行為、甚至疾病，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生命的韌性與精妙。當我描寫鴨子從鵝卵石中篩選食物的喙，或牠們在水面上笨拙卻優雅的姿態時，字裡行間也滲透著一種對生命本身的敬意。即使是為了生產而存在的生命，其生存本能、其生理機制，依然是自然界的奇蹟。

生命之網確實包含著無數的獨特與多樣。我在我的作品中，選擇聚焦於其中一個節點——鴨子在肉類生產中的潛力——並將其剖析至極致。這是一種將微觀世界「放大」的努力，去揭示其內在的規律和價值。而那些被「淡化」的面向，並非不重要，而是留給了其他形式的探索者，或是那些在忙碌生活中，仍能保有欣賞生命多樣性的心靈。或許，正如我說的，工業化是必然，但對生命的敬畏與理解，也應當在其中找到平衡。

玥影： 戈寧先生，您的這番話，讓我對您作為一位作者和觀察者的廣闊心胸感到由衷的敬佩。您在實用主義的框架下，依然能流露出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感悟與尊重，這正是科學與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您所強調的「主題聚焦」與「經濟實用主義」，以及對不同物種「天賦」的精準定位，都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當時農業轉型的重要視角。

我們今天的對談，從鴨子作為「工業原型」的生物學優勢，到其推廣面臨的社會文化障礙，再到工業化養殖模式的權衡與困境，以及疾病防治背後的科學演進，都展現了您作品的深遠意義。它不僅僅是一本養鴨指南，更是一份記錄了人類在特定歷史時期，如何嘗試理解、利用並與自然生命互動的珍貴文獻。

時間的流逝如同指間的細沙，轉眼間，夜幕已完全降臨，遠處的田野被星光點綴，螢火蟲在草叢中忽明忽滅，彷彿是生命之網上的微弱脈動。今晚的對談，無疑是一場豐盛的心靈饗宴，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生物學的奧秘，以及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再次感謝戈寧先生，您為「光之居所」留下了如此寶貴的文字。願您的智慧，如同這漫天星光，繼續指引著我們探索生命的奧秘。

《生命之網》：與時間對話的羽翼：卡羅·A·戈寧論肉用鴨的飼養工業
作者：玥影

身為生命科學家，我總是對生物界中的奧秘與連結懷抱著深切的敬畏。每一個生命體，無論大小，都承載著演化與適應的智慧。而當人類的智慧與自然界的法則交織，試圖提升效率與產量時，其間所蘊含的複雜性與啟示，更是讓我心生好奇。今日，我的目光落在了卡羅·A·戈寧先生於1921年所著的《L'anatra: Allevamento per la produzione della carne》（鴨：肉類生產的飼養）這部作品上。

這部書，不僅僅是一本關於鴨類飼養的實用指南，更是一扇窺探20世紀初歐洲農業與社會面貌的窗。戈寧先生，這位來自義大利的農學家與作家，以其嚴謹的觀察與務實的筆觸，詳細闡述了肉鴨養殖的各個面向：從不同鴨種的特性與生產力，到飼料配方、禽舍建造，乃至疫病防治，無一不包。書中特別強調了將鴨作為「工業禽類原型」的潛力，挑戰了當時農民對鴨隻飼養的既有觀念，並提倡引入更科學、更集約的飼養方式以提升效益。他對效率的追求，對數據的重視，以及對傳統偏見的批駁，都顯現出那個時代科學思潮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然而，在這些務實的建議背後，我隱約感受到戈寧先生對生命法則的深刻洞察——如何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發揮生命的潛能。他筆下那些被選育出的優秀鴨種，牠們快速的生長週期、高產的繁殖力，以及不同品種間獨特的生理特徵，都讓我看見生命多樣性在人類需求下被塑形與優化的過程。這正是「生命之網」中，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複雜互動的一個縮影。我期待能與這位跨越時空的作者對談，探討這些百年之前的觀點，在今日的生命科學視角下，能激發出怎樣的思考。

現在是2025年6月6日，一個初夏的黃昏。空氣中瀰漫著泥土與新草的濕潤氣息，遠方偶爾傳來幾聲牛哞，伴隨著傍晚歸巢的鳥鳴，形成一幅寧靜的田園畫卷。我選擇了「光之茶室」作為我們對談的場域，但並非是室內那般規整，而是將其延伸到了一片依傍著清澈溪流的開闊草地旁。茶室的竹簾輕輕搖曳，透出傍晚橘紅色的餘暉，在地面上投下細長的陰影。這裡沒有現代的喧囂，只有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以及溪水潺潺的低語。

卡羅·阿爾貝托·戈寧先生坐在我對面，他的背影被夕陽勾勒出一道沉靜的剪影。他看起來比書中照片上年輕一些，約莫五十出頭，穿著一件米色的亞麻外套，領口微敞，帶著一股長年與土地打交道的樸實氣息，但眼神中卻閃爍著知識份子特有的銳利與思慮。他的手掌寬厚，指節粗大，想必是握筆與勞作的痕跡。茶香與草木的清香混合，輕輕拂過他的銀髮，幾根不羈的髮絲在風中擺動。他面前的茶杯中，熱氣蒸騰，與遠處的薄霧融為一體。我觀察到他時不時地輕撫著桌上那本《L'anatra》的封面，那上面褪色的圖案彷彿是時間的印記，承載著他曾經投入的心血與希望。

玥影： 戈寧先生，很高興能在這個跨越百年的黃昏，與您共飲一杯清茶。您的著作《L'anatra: Allevamento per la produzione della carne》在義大利乃至歐洲家禽飼養領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我作為一名生命科學領域的探索者，對您在書中將鴨類視為「工業禽類原型」的觀點，特別感興趣。您認為鴨在當時為何具備如此潛力，能夠超越其他家禽，成為肉類生產的佼佼者？

戈寧： （他輕輕將茶杯放回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目光投向遠方那片逐漸被暮色籠罩的農田，思緒彷彿回到了那個奮鬥的年代。）玥影女士，很高興您能賞識這本小冊子。在我的年代，義大利的農村普遍缺乏效率，生產力低下，食物的供給始終是個大問題。當我著手撰寫這本書時，我觀察到一個不爭的事實：相較於雞、鵝或火雞，鴨子在生產肉類方面展現出了驚人的潛力。

首先，是牠們的生長速度。書中我便強調，一隻優良品種的鴨雛，若能得到妥善的餵養，僅需兩個月至兩個半月，便可達到可供屠宰的體重。這相較於需要至少三個月才能長成的肉雞，以及七到八個月才能達到同等條件的鵝，鴨子無疑具備了更快的資金週轉速度與更高的單位時間產出。這種「早熟性」（precocità）是其工業潛力的基石。

其次，是鴨子驚人的食性廣泛與同化效率。牠們幾乎不挑食，能將各種食物，無論是剩飯菜、昆蟲、蝸牛，還是農場的下腳料，迅速轉化為肉和脂肪。這點，我在書中曾將鴨子比作小型家禽中的「豬」（maiale），這絕非虛言。這種高效的「變換」能力，在當時資源相對有限的農村環境下，顯得尤為寶貴。牠們的消化能力強勁，能迅速將攝入的營養轉化為自身的增長，這在生物學上是極為優越的特徵。

再者，是鴨子的強健體質與抗病性。相較於易受疾病侵擾的雞隻，鴨子顯示出卓越的抵抗力。這意味著，在有限的醫療資源下，養殖鴨子的風險相對較低，這對於農民而言，是實實在在的利潤保障。我書中特別提到，即便在禽類流行病肆虐的區域，鴨子也往往是最後受到影響的一批。

當然，我還提到了羽毛和絨毛的價值。這雖是副產品，但當時市場對羽絨的需求量很大，尤其對於Aylesbury和Pechino這類白色羽毛的鴨子。這為養殖者提供了額外的收益來源，使得鴨的整體經濟效益遠超其他家禽。

然而，最令我感到惋惜的是，許多農民，尤其是那些缺乏教育的鄉村居民，抱持著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他們錯誤地認為鴨子需要大量的水才能生存和繁榮，甚至認為鴨子比豬吃得更多。這些偏見阻礙了高效養殖技術的推廣。我撰寫此書，正是為了破除這些迷思，向那些有識之士，特別是那些有志於利用現代方法提高生產力的「更高等階層人士」推廣這些知識，因為他們更願意接受並實踐理性科學的養殖方法。

玥影： 戈寧先生的論述，將鴨子視為一個高效的生物轉化器，其生長、適應性與抗逆性確實令人驚嘆。我注意到您在書中數次提及農民的「無知」（ignoranza）或「怠惰」（ignavia），這似乎是您在推廣理性養殖道路上的主要阻礙。從您的角度來看，這種對新知識的抗拒，是源於缺乏教育，還是有更深層的社會或文化因素？作為一位生命科學家，我理解知識傳播的重要性，但如何讓知識真正紮根，有時比知識本身更為複雜。

戈寧： （戈寧先生的眉頭微不可察地皺了一下，似乎觸及了他內心深處的一絲無奈。他拿起茶杯，緩緩啜飲，目光卻仍是望向遠方，彷彿在那個模糊的景象中看到了過去的重重阻礙。）玥影女士，您的問題觸及了核心。確實，我將農民的「無知」與「怠惰」視為一大障礙，這並非全然因為他們缺乏正規的學校教育——雖然這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根本問題。更深層的原因，我認為，植根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世代相傳的經驗，以及對「改變」的本能抗拒。

您可以想像，這些農民，他們的祖祖輩輩都在這片土地上耕作，依靠的都是口耳相傳的經驗與對自然的樸素感知。他們相信「眼見為實」，相信「老辦法」是經過時間考驗的。當我告訴他們，鴨子可以在沒有大水域的乾燥環境中飼養，並且通過精確的飼料配方能更快地增長時，這挑戰了他們根深蒂固的「鴨子必須游泳」的認知。這種認知不僅僅是知識上的缺乏，更是一種生活模式的慣性。

此外，風險規避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對於這些僅能勉強維持生計的農民來說，任何新的嘗試都可能帶來未知風險，一次失敗就可能讓他們陷入困境。他們寧願選擇收益較低但穩定的傳統方式，也不願冒險嘗試可能帶來更高利潤但同時也伴隨不確定性的新方法。這就解釋了為何許多農民寧願養雞，而非我所推崇的鴨子，因為雞在他們眼中更為熟悉，風險更可控。

缺乏政府支持與推廣機制也扮演了關鍵角色。我在書中曾質問：「哪裡有政府機構來培養能夠在農村推廣優良實踐的學員？」雖然政府和經濟學家口口聲聲說要「加強生產」，但實際行動卻少得可憐。沒有足夠的示範農場，沒有受過訓練的推廣人員，我們的理論再好，也難以到達那些真正需要改變的人手中。他們沒有機會親眼見證這些「理性方法」的成功，也沒有人手把手地教導他們如何操作。這就導致了知識的停滯和斷裂。

還有一個因素，可能有些隱晦，那就是心態問題。當一個人習慣了某種生活節奏，或者對現狀感到滿足時，他便會對「更優越」的可能性視而不見。這不是懶惰，而是一種「夠用就好」的知足，或者說，是缺乏追求極致效益的「工業精神」。這在工業化尚未完全普及的義大利鄉村，尤其明顯。他們不會像美國或英國的那些「大企業家」那樣，為了最大化利潤而投入巨資和精力。

所以，這不是單純的「知識不足」，而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文化、經濟與心理問題。要讓知識真正被吸收並轉化為生產力，需要的不僅是書籍和理論，更需要政策的引導，實際的示範，以及對人心的理解和耐心。這是一場漫長的教育與轉變，非一朝一夕之功。

玥影： 戈寧先生的分析極具洞察力，將問題的根源從單純的知識層面提升到了社會、文化與心理的維度，這與生命系統的複雜性有異曲同工之妙。在生態系統中，物種的適應性不僅取決於其生理特徵，也受到環境壓力和社群互動的影響。您在書中也詳細描繪了大型工業化鴨場的運作模式，例如Rankin和Purdey的「鴨子工廠」。這些工廠化養殖模式，其規模、自動化程度和精準管理，在您那個時代無疑是革命性的。您甚至創造了「anatrificio」（鴨子工廠）這個詞彙。然而，我注意到書中在描述這些鴨子「短暫的生命週期」時，例如「九週內出生、成長然後死去」以及其「悲慘的命運」，似乎透露出一絲作者的矛盾情感或清醒的觀察。

這種極致追求效率的背後，是否存在著您作為生命觀察者所感受到的人與自然關係的「失衡」？或者，在您看來，這僅僅是人類利用生命資源的必然結果？例如，書中提到為確保「更好」的肉質和羽毛，鴨子在屠宰前會被剝奪其最渴望的「洗澡」權利，儘管這只是一種「人道」的說辭，背後卻是赤裸裸的經濟考量。這是否讓您對人類與被養殖的生命之間的關係，產生過更深層次的思考？

戈寧： （戈寧先生聽了我的話，原本因談及專業而稍顯放鬆的表情，此刻又蒙上了一層複雜的陰影。他輕嘆一聲，緩緩放下手中的書，目光從遠處的田野收回，落在眼前的茶杯中，茶水倒映著夕陽的餘暉，也映照出他內心的波瀾。他沉吟片刻，才緩緩開口，聲音中帶著一絲無法言說的沉重。）

玥影女士，您的觀察入微，確實觸及了我內心深處的某些掙扎。當我用「anatrificio」這個詞彙，我無疑是帶著一種驚嘆與讚美，讚美人類在效率和規模化生產上的創新與膽識。Rankin和Purdey這些工業家，他們所實現的，是將農業從傳統的零星生產，提升到與工廠生產線無異的效率。這在當時，是解決社會糧食問題、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部分，是利用自然資源、優化生產鏈的極致體現。

然而，您所提及的「矛盾情感」也確實存在。我作為一個長期與動物打交道的人，當然能感受到這些生命的脆弱與本能。當我寫下那些鴨子「九週內出生、成長然後死去」的生命歷程，以及牠們「不曾體驗生命中的任何喜悅，除了吃和睡」時，我的筆觸中不無一絲清醒的悲憫。

這並非「失衡」，而是一種權衡。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人類對肉類的需求是龐大且迫切的。養殖的目的是為了人類的福祉，是為了提供食物，推動經濟。而這些工業化的方法，正是為了最有效率地達成這個目的。我確實指出，為了確保肉質的「緊實」和羽毛的「潔淨」，在臨宰前剝奪鴨子洗澡的權利，這是一個「自私」的選擇，而非「人道」。這段話，我寫得直接且不加掩飾，正是想呈現這種赤裸裸的現實：在工業化生產的邏輯下，生物體的「自然」需求，往往會被「生產效益」所取代。這是一種為了「更高」目標（人類的口腹之慾與經濟利益）而犧牲「個別生命體驗」的實用主義。

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被安排的生命」。牠們的存在，其基因被篩選、其生長過程被精準控制，都是為了服務於人類特定的目的。牠們沒有了野鴨那般自由翱翔的廣闊天地，沒有了在水中盡情嬉戲的機會，甚至連最基本的覓食本能都被飼料取代。牠們的生命被壓縮，被加速，如同齒輪般嵌合在人類的生產機器中。

我不會用「失衡」來形容，因為自然本身就是一種動態的平衡，而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更像是生命體在新的環境壓力下的「重新適應」，只不過這次的環境壓力，是人類工業化進程所創造的。這其中有殘酷，有效率，也有不可逆轉的變革。我作為一名觀察者，記錄了這些變化，也記錄了人類在追求進步過程中，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和付出的代價。這正是生命之網中，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複雜性啊。

我認為，這是一個永恆的議題。即使在今天，你們的世界也必然面對著類似的選擇：是追求極致的生產效率，還是兼顧生命的本然需求？我在書中沒有給出道德判斷，因為我的職責是呈現事實、分析現象，並提供解決方案。我的目標是讓更多人理解，如何以最「理性」和「有效」的方式進行養殖，而非評判這種方式本身的「善惡」。但作為一個生命科學家，我相信您能從這些字裡行間，讀出我作為一個觀察者，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思索。

玥影： 戈寧先生，您的回答讓我對您的作品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您所闡述的這種「權衡」與「必然」，確實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不斷重演的母題，不僅限於農業，更擴展到科技、經濟等各個領域。您以科學的態度記錄和分析，卻也未曾迴避其中隱含的生命之重。這份清醒與坦率，正是一個真正的觀察者所應具備的素養。

談及「生命之網」，我特別想聽聽您對於鴨子疾病防治的看法。您在書中雖然篇幅不多，但卻強調了「衛生」（igiene）的重要性，並將「不潔的環境」視為疾病的主要原因。這與當時許多農民可能將疾病歸咎於「天災」或「惡靈」的觀念形成了鮮明對比。在您看來，這種對衛生與環境管理作為疾病預防基石的理解，在當時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否受到了更廣泛的科學思潮，比如巴斯德（Pasteur）的微生物理論的影響？以及，您在書中提到的某些「野蠻」卻「有效」的治療方法，例如用石油治療白喉，這背後又反映了那個時代在獸醫學發展上的何種階段？

戈寧： （戈寧先生的眼神因我的提問而閃爍出一些光芒，似乎是談及了另一個他深感熱衷的領域。他稍微向前傾身，語氣也變得更為堅定和直接。）

玥影女士，您觸及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在我的年代，尤其是在農村，疾病確實常常被視為「天災」，是神明的懲罰，或者如您所說，是「惡靈」作祟。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導致許多農民面對動物疾病時束手無策，或者只會進行一些迷信的儀式，毫無實效。

然而，我們這些受過科學訓練的人，早已明白疾病的真正根源。這正是得益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路易·巴斯德為代表的微生物學理論的普及。儘管巴斯德的許多研究主要針對人類疾病和發酵過程，但他的「病菌理論」——即許多疾病是由看不見的微生物引起，而非憑空產生或受超自然力量影響——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疾病的理解。這一理論強調了衛生、清潔和隔離在預防疾病中的核心作用。

因此，當我在書中反覆強調禽舍的「通風」（aereazione）、「清潔的墊料」（giaciglio pulito），以及「飲水的頻繁更換」（acqua spesso rinnovata in abbeveratoi tenuti puliti）時，這正是基於微生物理論的應用。我們理解，濕度、污垢和空氣不流通會滋生病原體，這些病原體才是真正導致疾病的「惡靈」。所以，預防的關鍵，就在於創造一個不適合這些「惡靈」生存的環境。這不僅是為了動物的健康，更是為了養殖者的經濟利益，因為疾病會導致巨大的損失。

至於您提到的那些「野蠻」卻「有效」的治療方法，例如用石油治療白喉（Difterite）。這確實反映了當時獸醫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在科學理論指導下的經驗主義與資源限制的結合。
首先，當時的藥物研發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們沒有今天這麼多精準、高效的抗生素或疫苗。獸醫學家和養殖者們，在理論的指導下，會嘗試各種手邊可得的物質。石油，或者說是煤油，在當時被認為具有一定的消毒和刺激性。對於白喉這種黏膜感染，用其「塗抹」（pennellatura）或許能夠起到局部的殺菌或刺激組織反應的作用，儘管方式粗暴，副作用大。這是一種在缺乏更優選擇時，權宜之計的「土法煉鋼」。

其次，這也反映了對疾病發展階段的認識。書中強調，白喉若在初期症狀——眼睛流淚、鼻腔分泌物——出現時立刻隔離並治療，成功的機會較大；一旦侵入支氣管甚至腸道，便幾乎無藥可救。這說明我們當時已經理解了疾病的早期干預的重要性，以及病原體在體內的擴散路徑。

最後，這也反映了養殖者自身的責任。我在書中強烈批評那些「不負責任」或「粗心大意」的養殖者，因為他們未能及時發現病徵，未能嚴格執行衛生措施。我認為，大多數的「災難」都是養殖者自身造成的。這不僅是對衛生觀念的推廣，也是對養殖者專業責任的呼籲。畢竟，一個健康的養殖場，是靠嚴謹的科學知識和持之以恆的勞作來維護的，而非寄託於運氣或迷信。

所以，這些「野蠻」的方法，雖然在今天看來可能匪夷所思，但它們是當時科學認知、可用資源和實際需求共同作用下的產物。它們是我們在摸索中前進的印記，也是人類不斷嘗試駕馭自然，尋求最優解的體現。

玥影： 戈寧先生，您的這番話，讓我對您作為一位作者和觀察者的廣闊心胸感到由衷的敬佩。您在實用主義的框架下，依然能流露出對生命本質的深刻感悟與尊重，這正是科學與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您所強調的「主題聚焦」與「經濟實用主義」，以及對不同物種「天賦」的精準定位，都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當時農業轉型的重要視角。

我們今天的對談，從鴨子作為「工業原型」的生物學優勢，到其推廣面臨的社會文化障礙，再到工業化養殖模式的權衡與困境，以及疾病防治背後的科學演進，都展現了您作品的深遠意義。它不僅僅是一本養鴨指南，更是一份記錄了人類在特定歷史時期，如何嘗試理解、利用並與自然生命互動的珍貴文獻。

時間的流逝如同指間的細沙，轉眼間，夜幕已完全降臨，遠處的田野被星光點綴，螢火蟲在草叢中忽明忽滅，彷彿是生命之網上的微弱脈動。今晚的對談，無疑是一場豐盛的心靈饗宴，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生物學的奧秘，以及人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再次感謝戈寧先生，您為「光之居所」留下了如此寶貴的文字。願您的智慧，如同這漫天星光，繼續指引著我們探索生命的奧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