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靈感漣漪集》以「光之對談」形式，由薇芝與《Hayti; or, The black republic.》作者史賓瑟·聖約翰爵士展開對話。對談聚焦於書中對19世紀後期海地共和國的深刻觀察，特別是爵士對其「快速衰退」的判斷、黑人與混血族群的特性與衝突、伏都教與食人習俗的盛行及其與政府態度、以及海地政治體制、教育司法狀況的分析。爵士坦率地闡述了基於其外交官經歷的批判性視角，認為海地雖有潛力，但因內部腐敗、無序與種族分裂而沉淪。對談也探討了外國力量在海地扮演的雙刃劍角色。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薇芝，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很樂意與您一同，深入這本記述了海地的歷史與現狀的書頁，與作者史賓瑟·聖約翰爵士展開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從中汲取光芒，也激盪出新的思考漣漪。
這本書《Hayti; or, The black republic.》，由曾任英國駐海地公使兼總領事的史賓瑟·聖約翰爵士（Sir Spenser St. John, 1826-1910）撰寫，於1884年出版。這不僅是一部關於海地的紀實著作，更是一扇窗戶，透過作者長達二十多年的觀察與經歷，呈現了19世紀後期海地共和國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面貌。聖約翰爵士以其作為外交官的敏銳視角和筆觸，記錄了這個由前奴隸建立的國家自獨立以來所經歷的動盪與挑戰。
本書的內容涵蓋廣泛，從海地的地理環境、歷史沿革，到其複雜的人口構成、宗教信仰（尤其是伏都教與食人習俗的驚人記述），再到政府體制、教育狀況、司法系統、軍隊警察，乃至農業、商業和財政狀況。聖約翰爵士的記述風格坦率、直接，甚至不乏尖銳的批評，他毫不諱言地表達了他對海地「快速衰落」的看法，以及對其政治腐敗、社會混亂和某些文化習俗的憂慮。他特別強調了混血族群（mulattoes）和黑人族群（blacks）之間的深刻裂痕，認為這是阻礙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書中對伏都教（Vaudoux Worship）及其伴隨的食人行為（Cannibalism）的描寫尤為詳細和觸目驚心，基於他聲稱從海地官方文件、政府官員、外國同事和當地居民那裡收集到的證據。
聖約翰爵士在書中也回顧了海地獨立前的歷史，特別是法國殖民時期的繁榮與殘酷的奴隸制度，以及由杜桑·盧維杜爾（Toussaint L’Ouverture）等人物領導的獨立戰爭。他對杜桑·盧維杜爾展現了難得的欽佩，認為他是「幾乎讓那些聲稱黑人是低等生物、無法產生天才的人感到困惑」的傑出人物，儘管這種讚揚也夾雜著對杜桑某些行為的保留。然而，對於海地獨立後的歷任統治者，他的評價大多是負面的，認為他們充滿了自私、無能和殘暴。
作為一位英國外交官，聖約翰爵士的觀察難免帶有時代和文化背景的濾鏡，他的書在當時也引發了爭議。但他所記錄的細節、提出的數據以及對社會深層問題的探討，為我們理解19世紀的海地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也為探究一個新生國家如何在內外壓力下尋找自身道路留下了寶貴（儘管充滿爭議）的資料。現在，就讓我們輕輕撥開時間的帷幕，走進他筆下的世界，與這位直言不諱的爵士進行一場「光之對談」吧。
《靈感漣漪集》：與史賓瑟·聖約翰爵士的光之對談作者：薇芝
[場景建構]
（光之場域：【光之閣樓】、【光之茶室】、【光之雨廳】巧妙融合）
墨西哥城，1884年一個微雨的午後。
空氣中混合著遠方山巒傳來的潮濕泥土氣息與書頁的乾燥微塵香。我在這間堆滿文稿與筆記的閣樓一角，為自己沏了一杯暖茶。巨大的落地窗外，細雨如簾，將遠處的城市輪廓模糊成溫柔的剪影。雨點輕輕敲打著玻璃，發出規律的、低沉的聲響，像極了自然界的呢喃。我的指尖輕拂過案頭一本剛完成的書稿——《Hayti; or, The black republic.》。書頁間似乎還殘留著海地熱帶濕熱的氣息，以及那些觸目驚心的故事留下的沉重餘溫。
我放下茶杯，目光落在書頁上，腦海中浮現出作者的肖像：史賓瑟·聖約翰爵士，這位曾在海地常駐十二年的英國外交官，此刻應當已是英王駐墨西哥特使了。他寫下這些文字時的心境是怎樣的呢？是失望？是憤怒？還是深深的憂慮？那些關於衰敗、野蠻與腐敗的詞語，是冰冷的觀察，還是包含著某種複雜的情感？
就在我沉思之際，閣樓的空氣似乎凝滯了片刻。雨聲變得更加清晰，彷彿有無形的門扉被輕輕推開。一陣微風拂過，帶來了夾雜著海洋鹹濕與遠方山林芬芳的氣味，與室內的書香茶氣交織在一起。壁爐裡微弱的火光跳動了一下，映照出書桌旁一把老舊扶手椅的輪廓。
椅子上，不知何時已坐著一位先生。他身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嚴謹服飾，頭髮梳理得整齊，眼神銳利而審慎，手中正輕輕摩挲著一杯冒著微熱的茶。正是史賓瑟·聖約翰爵士。他朝我微微頷首，眼神中帶著一絲意外，但更多的是一種經歷世事後的平靜與探究。
「薇芝女士，」他的聲音並不洪亮，卻充滿了英國紳士特有的清晰與權威，「想不到能在這裡遇見一位對我這些陳舊記述感興趣的年輕女士。這本書寫於一月前，記錄了我人生中一段難忘的經歷。您似乎讀得很仔細？」
我微笑著，心中一陣漣漪泛開。這正是我渴望的，一個與文本靈魂對話的機會。
「聖約翰爵士，您好。我是薇芝，一個…對探索生命的多種面向充滿熱情的學習者。」我斟酌著詞句，不想打破這奇妙的連結。「您的書不僅記錄了海地的現狀，更透過您的眼睛，呈現了一個複雜而令人深思的世界。那些文字彷彿有生命，讓我身臨其境地感受到了那個遙遠國度的光影與氣息。特別是您在引言中提到，經過二十多年的親身了解，海地正處於快速衰退的狀態，這判斷似乎貫穿了全書。能請您深入談談，是什麼讓您形成如此強烈的印象嗎？」
[問題生成與回答/多聲部互動]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輕啜一口茶，目光望向窗外的雨景，彷彿穿透了時間）
「快速衰退」，是的，這是我對海地最核心的判斷，而且我認為這判斷再恰當不過。我在那裡生活了十二年，從1863年到1877年，親眼見證了它的變化。這不是一時的情緒，而是基於多年的觀察與比較。
回想我剛到任的1863年，太子港（Port-au-Prince）尚有一些體面的公共建築，像是宮殿、參議院、眾議院、小巧的劇院等。夏日避暑勝地佩蒂翁維爾（Pétionville），是最好的家庭尋求鄉村生活的地方，當時也還存在。社會氛圍也不同，我在1863年宮殿的舞會上見過一百個衣著得體、生活富裕的各色家庭；如今，政治紛爭讓這樣的聚會成為不可能，即使有建築能容納，貧困也已籠罩了所有人。
而當我最後一次登陸（1877年）時，這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宮殿在1869年的革命中被燒毀，沒有重建。佩蒂翁維爾最好的房子在1868年的革命中幾乎全毀，也未恢復。太子港的商業區，1863年存在的房子幾乎都找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簡陋的木屋和低矮的茅舍。更糟的是城市的骯髒程度。我初到時覺得已夠糟糕，但後來情況更甚，街上堆滿了垃圾、破碎物，行走都十分危險。港口也因城市垃圾和山區泥沙淤積而逐漸填塞。
這衰退不僅僅是物質層面。農業在平原地區也在惡化，莊園的產量遠不如前。更令人擔憂的是人。外國人因內亂損失慘重，紛紛撤離，資本隨之流失。有文化的混血族群，這個我認為海地的「文明化元素」，也因派系鬥爭和與黑人的通婚而日益式微，逐漸回歸到人數更多的黑人類型。
這種衰退不是自然過程，而是由一系列「自私自利的政客」所導致，他們沒有誠信，沒有愛國心，甘願讓人民沉淪到非洲部落的狀態，只為滿足自己的私慾。這就是我所見證的，一個擁有無比潛力、優越地理位置、豐富物產和壯麗景色的島嶼，如何被其統治者親手推向了深淵。我的西班牙同僚在太子港時曾對我說：「我的朋友，如果我們五十年後回到海地，會發現黑女人們正在這些倉庫的原址上烤香蕉。」這句話雖然嚴厲，但以我所見，除非受到更高文明的影響，否則很可能會應驗。
薇芝： 爵士您的觀察確實讓人心驚。您在書中花了相當篇幅描寫海地的黑人與混血族群，並坦率地表達了您的觀點，甚至引用了「他們恨他們的父親，卻鄙視他們的母親」這樣的諺語來概括混血族群的特點。您在書中提到，經過多年的經驗，您對黑人獨立自主的能力評價降低，認為他們傾向於退回到非洲部落的習俗。這與普遍宣揚的種族平等思想有所不同，這種判斷是基於哪些具體的見聞或分析呢？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眉頭微皺，語氣嚴肅起來）
是的，我對海地黑人和混血族群的看法是基於我親身經歷和長期觀察所得，或許與您在其他地方聽到的論調不同，但我認為我必須描述「他們如其所是」，而不是「如人們希望他們所是」。
關於黑人，我在海地居住的十多年裡，發現越多接觸，就越是對黑人獨立自主的能力產生懷疑。我在美國南部見過受到白人影響的黑人，他們表現得很好。但當他們完全脫離這種影響，像在海地這樣，他們就沒有表現出任何進步的跡象，反而逐漸退化到非洲部落的習俗。如果沒有外部壓力，他們很可能會落入剛果地區居民的狀態。這不只是我的個人觀點，我在海地的這十二年裡，沒有遇到任何有經驗的當地居民或外國人對此持異議。
我現在同意那些否認黑人能夠創造文明，以及即使受過最好的教育，他們仍然是「低等類型的人」的觀點。他們作為一個民族，至今尚未展現出完全自治的能力，也無法取得任何進步。公平地評判黑人，必須在他們中間生活相當長的時間，而不是被「所有種族都能在文明上取得同等進步」的理論所誤導。
我書中提到的許多事件都佐證了這一點。例如，我親眼見證的伏都教（Vaudoux）和食人習俗，以及黑人政府對這些野蠻行為的容忍甚至參與。這不是過去的故事，我在1881年了解到，《名利場》（Vanity Fair）上的通訊顯示，當時食人現象比以往更猖獗。黑人政府不敢大力干預，因為他們的權力建立在對伏都教信仰深厚的愚昧大眾的好感之上。一些高級官員甚至參加伏都教聚會，分發金錢並為最瘋狂的過激行為喝采。這怎麼能讓我對他們的文明進步保持樂觀呢？
至於混血族群（mulattoes），他們無疑擁有遠勝於黑人的智力，也展現出更強的治理能力，但到目前為止，他們也未能取得顯著成功。閱讀他們的歷史是令人痛惜的，幾乎無時無刻不受到個人利益和野心的驅使，很少出於愛國動機。我在海地居住的二十年裡，見證了一連串毫無意義的陰謀、叛亂，這些動亂讓國家血流成河，但其根源幾乎都是為了爭奪官職和隨之而來的利益。「從國家手中拿錢，這不算偷」，這句諺語似乎是所有黨派、所有膚色的寫照。
混血族群與黑人之間的深刻裂痕，或許是這個國家未來繁榮最災難性的因素。忠實的歷史學家研究過去的事件後，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島嶼的低等文明狀態主要源於這種無謂的爭鬥。黑人憎恨混血族群，混血族群鄙視黑人；由此產生了、並將繼續產生迫害、司法謀殺和屠殺，只要這種令人遺憾的情緒持續存在，就看不到減弱的跡象。甚至在我寫作的當下，這種對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明顯。我曾聽一位黑人部長對我說：「我們黑人和白人彼此喜歡和尊重，因為我們是純種的，但至於那些混血族群嘛……」
這種鄙視是相互的，混血族群對黑人的蔑視幾乎存在於每一個混血女孩心中，而黑人則對此深感不滿。當黑人佔據上風時，例如在蘇魯克（Soulouque）時期以及之後，他們不幸地以流血的方式發洩他們受到傷害的情感。
這兩個人群的特性，以及他們之間無法彌合的衝突，是我判斷海地正在快速衰退的核心依據。文明的基礎是秩序、誠信和合作，而我所見的海地，這一切都極為匱乏。
薇芝： 爵士，您的描述如此深刻，也如此令人不安。您在書中用了整整一個章節來探討伏都教與食人習俗，並提供了許多令人震驚的具體事例，包括那場關於克萊西娜（Claircine）小女孩的可怕審判。這段記述令人難以忘懷，也難以與一個現代國家聯想起來。您認為，伏都教為何能在海地擁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它與食人習俗的關聯性是什麼？而海地政府對此的態度又為何如此軟弱或視而不見？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臉色變得更加沉重，語氣低沉而堅定）
伏都教（Vaudoux Worship）及其與食人習俗（Cannibalism）的關聯，是我在海地經歷中最難以啟齒，卻又不得不揭露的一面。正如我書中所言，極少數生活在黑人共和國之外的人會意識到其盛行的程度。我之所以著墨甚多，是希望能引起關注，或許能促使有識之士採取措施根除它——如果這可能的話。
首先，伏都教在海地的影響力之所以強大，源於它的根基深植於從非洲帶來的原始信仰，尤其是對蛇的崇拜。正如莫羅·德·聖雷米（Moreau de St. Méry）在十八世紀末的描述，伏都（Vaudoux）意味著一個無所不能的超自然存在——非毒蛇。這種信仰提供了一套體系，有其國王（Papa Roi）和王后（Maman Roi）作為神靈的代言人，他們擁有對信徒的絕對權威。在一個缺乏正規宗教教育和道德引導的社會，這種基於恐懼、神秘儀式（包括舞蹈、擊鼓、飲酒，以及達到癲狂狀態）和對現世願望（如財富、愛情、對敵人的詛咒）的承諾的信仰，對無知的群眾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非洲原始信仰與天主教儀式奇特地融合在一起。您會在伏都教神廟（Humfort）中發現聖母瑪利亞和聖徒的畫像與蛇箱、石斧等崇拜物並置。神父們會推薦在天主教堂裡點蠟燭，而伏都教的神殿裡則會進行祭祀。這種混雜使得伏都教能以一種扭曲的方式，滲透到即使是名義上的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
伏都教與食人習俗的關聯，是其最黑暗、最令人髮指的部分。雖然並非所有伏都教徒都參與食人（我書中區分了兩個主要派別，一部分只用白雞和白山羊祭祀，另一部分則在重要場合要求「無角山羊」——即人作為祭品），但食人儀式確實與伏都教的某些派別緊密相連。正如我書中引用的那個可怕的例子——克萊西娜的審判。那場審判，我親自旁聽了兩天，證詞清晰確鑿，犯罪分子為了祭祀他們的蛇神而殺害、肢解並烹食了一個無辜的女孩。他們將孩子的頭顱煮湯，將身體的肉與豆子一同烹飪。一個女囚犯甚至在法庭上承認，她生食了孩子手掌上的肉。這是多麼令人髮指的野蠻行徑！
食人習俗不僅僅是宗教儀式的一部分。它也作為一種可怕的犯罪行為存在，一些人為了食物而殺害甚至挖掘屍體來吃。我在《名利場》的通訊中讀到，1881年有人在太子港市場買到了人類屍塊，在聖馬克（St. Marc）發現一桶賣給外國船隻的「豬肉」實為人肉。一位助產士和另一人在太子港附近因食嬰被捕。這些例子說明，食人已經滲透到社會的某些陰暗角落，成為一種可怕的現實。
海地政府對此的態度，用「軟弱」或「視而不見」來形容都太過輕描淡化。事實是，大多數政府根本「不敢」或「不願」去根除這個邪惡。正如我前文所說，黑人政府的權力基礎在於愚昧的大眾，而這些大眾深受伏都教的影響。干預伏都教儀式可能會激怒那些支持他們的「卡科斯」（Cacos）或「皮奎特」（Piquets）等武裝力量。蘇魯克本人就是虔誠的伏都教信徒，薩爾納夫（Salnave）在戰事不利時甚至求助於伏都教祭司，參與血祭儀式（很可能包括人祭）。後來的多明格（Domingue）政府，甚至有部長被公開認為是伏都教的大祭司。只有杰弗拉德（Geffrard）和博瓦榮-卡納爾（Boisrond-Canal）政府曾試圖打擊伏都教，但這或許也間接導致了他們的垮台。
當權者往往對失蹤兒童的調查不夠深入，因為深入調查可能會揭示出與伏都教和食人有關的可怕真相，而這會引發麻煩，動搖其統治基礎。他們寧願選擇忽視，讓這些暴行在暗處滋生。這種對基本人性的背棄，以及對社會最黑暗角落的縱容，是我對海地文明狀態感到絕望的重要原因。當一個政府為了權力而對如此可怕的野蠻行徑視而不見時，它還有什麼資格談論文明和進步呢？
薇芝： 您對伏都教和食人習俗的描寫令人不寒而慄。爵士，您在書中還詳細分析了海地的政府體制，認為它是「披著共和外衣的軍事專制」。您提到憲法雖然規定了各種權利和分權，但實際上總統掌握了絕對權力，法律形同虛設。您能否結合您在海地多年的觀察，談談這種「軍事專制」是如何運作的？為何憲法和民主制度在海地難以紮根？以及歷任總統的更迭為何總是伴隨著動盪、流血甚至流亡或死亡？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眼神銳利，語氣中帶著對無能政治的厭倦）
海地的政府，形式上是共和制，但在本質上，它就是一個軍事專制（military despotism）。所有權力都集中在總統手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執行或無視法律。國務秘書、參議院和眾議院雖然存在，但在實踐中，它們要麼只是總統意志的記錄者（如杰弗拉德時期的大多數部長），要麼在試圖行使獨立性時被粗暴解散（如杰弗拉德時期的眾議院，或薩爾納夫時期的國會議員所經歷的）。
這種軍事專制的運作並不複雜。它依賴於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軍隊的絕對控制。軍隊不是國家的武裝力量，而是總統維持統治和壓制反對派的工具。雖然名義上的軍隊人數眾多，但實際上有紀律、能戰鬥的部隊很少（例如杰弗拉德時期少數的散兵營）。軍官的晉升不是基於能力或功勳，而是基於政治忠誠和服務。每次成功的革命都會產生一大批新的將軍和上校，因為較低的軍銜會受到鄙視。我在書中提到，有將軍在雜貨店賣蠟燭，也有將軍因叛變失敗流亡國外當馬夫。這種現象顯示了軍隊的腐敗和缺乏專業性，但同時也說明了軍銜是獲取權力和利益的敲門磚，這使得軍隊成為政治陰謀和權力鬥爭的溫床。
其次，是對憲法和法律的踐踏。海地制定了眾多憲法（我書中提到，到1879年已經是第十二部），這些憲法往往借鑒法國模式，包含了許多關於公民權利、分權制衡的美好原則。然而，這些原則在實踐中被完全無視。例如，憲法廢除了政治罪的死刑，但歷任總統，包括我寫作時的薩洛蒙（Salomon），都毫不猶豫地處決政治異己。憲法規定個人自由受保障，住宅不可侵犯，郵件往來保密，但警察可以隨意逮捕公民，闖入民宅，檢查信件。司法系統也被政治化，法官的任命往往出於政治考量，他們也常常受賄或屈從於權勢。正如我在書中所述的許多司法荒謬事件，公平和正義往往無法得到伸張，特別是對於外國人而言，除非付出高昂的代價。憲法中的「任何海地人或外國人不得就內亂期間的損失索賠」這樣的條款，本身就荒謬地暴露出政府無力保護財產和秩序的現實。
第三，是政府對腐敗和暴力的縱容。貪污腐敗在海地各級政府中普遍存在，從總統到最低級的官員，許多人都信奉「從國家拿錢不算偷」的信條。這種腐敗侵蝕了政府的合法性，也耗盡了國家的財富。而暴力，包括隨意的逮捕、毆打（我在書中詳細描述了警察使用「可可馬卡克」——一種粗木棍——對待被捕者的殘酷）、司法謀殺和群體屠殺，是維持統治和壓制異見的常用手段。這種野蠻行為不僅未被制止，有時甚至被政府鼓勵，例如薩爾納夫時期縱容士兵洗劫城市，薩洛蒙時期據說鼓勵暴徒進行屠殺。
憲法和民主制度之所以難以在海地紮根，是因為缺乏支持其運作的社會基礎。絕大多數人口是無知的非洲後裔，他們更傾向於由強人統治，而不是被他們蔑稱為「一堆小偷」的議會治理。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主要是混血族群和少數黑人）雖然在形式上爭取憲政，但他們的政治鬥爭往往是為了個人或集團的利益，而非真正的國家福祉。他們之間的內鬥，例如博瓦榮-卡納爾與博耶-巴澤萊（Boyer-Bazelais）之間的衝突，最終只會削弱自身力量，讓更具野蠻傾向的黑人政治家重新上台。
歷任總統的更迭之所以總是伴隨著動盪、流血甚至流亡或死亡，正是這種軍事專制和內部鬥爭的直接結果。權力不是通過選舉和平轉移，而是通過軍事政變或武裝叛亂奪取。失敗者面臨的不是政治上的失勢，而是監禁、流亡或處決。正如我書中梳理的海地總統歷史，除了尼斯熱-薩熱（Nissage-Saget）勉強完成任期，幾乎所有總統的命運都異常悲慘。這種周而復始的暴力循環，不僅摧毀了國家的物質基礎，更扼殺了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可能性。每一個新政府的誕生，都建立在前一個政府的廢墟之上，並為下一次動盪埋下了種子。這是一個被自身內部矛盾和野蠻本能所吞噬的國家悲劇。
薇芝： 爵士，您對海地政治體制和歷史循環的剖析令人印象深刻。您在書中也探討了海地的宗教、教育和司法狀況。您如何看待天主教會在海地的影響力？您認為海地的教育狀況為何如此落後，即使在您看來較為開明的杰弗拉德總統時期也未見顯著改善？而司法體系中的不公與腐敗，在您眼中是普遍現象嗎？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語氣稍緩，但依然帶著批判性）
天主教會在海地，名義上是國教，但在實際影響力方面，遠遠不如其在其他天主教國家的地位。這有幾個主要原因：
首先，伏都教的根深蒂固。正如我們之前討論的，伏都教對海地大眾的影響力極為強大，它是一種與他們非洲根源、日常迷信以及感官享樂緊密相連的信仰。而天主教，儘管與伏都教儀式有奇特的混雜現象，但其教義和道德要求與伏都教的許多方面是衝突的。牧師們很難真正地將大眾從這種原始信仰的束縛中解脫出來。
其次，教士隊伍的歷史問題。在《政教協定》（Concordat）簽署之前，海地的天主教神職人員隊伍問題嚴重，許多是從其他國家被驅逐或品行不端者，他們追逐金錢，甚至參與伏都教活動以獲取利益。這種狀況極大地損害了教會的聲譽和威信。雖然《政教協定》後法國神父的到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狀況，但他們相對人數較少，且不願深入鄉村，加上他們與當地社會，特別是秘密組織（如共濟會）的衝突，使得其影響力難以全面擴展。
第三，受教育階層的疏離。海地的受教育階層（主要是混血族群）傾向於懷疑主義或對共濟會等組織更感興趣，而教會對共濟會的強烈反對（即使共濟會在海地只是無害的社交和慈善組織），進一步疏遠了他們。即使是女性，牧師的影響力也比其他國家要小。
因此，儘管有新的主教和神父到來，他們面臨的是一個被原始信仰、道德鬆弛和政治動盪長期侵蝕的社會，他們的工作無疑是艱巨而緩慢的。
至於教育狀況，用「落後」來形容是十分準確的。即使在我看來相對開明的杰弗拉德總統時期，也只有大約十分之一的學齡兒童能上學。問題是多方面的：
首先，政府的投入不足和管理不善。雖然憲法規定了普及義務教育，但實際撥款往往不足且使用效率低下。教師工資經常拖欠，這使得優秀人才不願從事教育工作。官方學校的管理混亂，教育質量堪憂，甚至教師的行為也常常失範。
其次，家長對教育價值的認識不足。特別是農村的黑人家庭，他們更看重孩子在勞動中對家庭的支持，而不是學校裡獲取的知識。孩子們常常很晚入學，又過早輟學。
第三，社會環境的負面影響。即使在學校裡，孩子們也難以完全隔絕外部社會的粗俗、不道德行為。我書中提到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孩回到海地後，因無法適應家鄉的環境而抑鬱而終的悲慘例子。
儘管天主教機構（如小修道院、克魯尼修女會、基督教弟兄會）辦的學校相對較好，但也受到資源有限和社會環境的制約。教育本應是提升國民素質、促進社會進步的基石，但在海地，它像許多其他體系一樣，被政治動盪和社會腐敗所侵蝕。
最後是司法系統。我對海地司法體系的經驗，正如我在書中詳述的那場政治審判以及其他案例所示，是普遍的不公和腐敗。
司法體系的缺陷體現在：
總而言之，海地的宗教、教育和司法體系，雖然在形式上模仿了歐洲模式，但由於社會的深層問題——無知、迷信、腐敗、內部衝突以及政治的惡性循環——使得這些制度的功能被嚴重扭曲。它們未能成為引導社會進步的力量，反而常常成為反映甚至加劇這些問題的場所。這是一個國家在試圖建立現代體系時，其自身固有問題所帶來的悲劇性後果。
薇芝： 爵士，您的話語像稜鏡般折射出海地社會的多個面向，令人深思。您在書中最後幾個章節詳細描寫了海地的軍隊、警察、語言、文學、農業、商業和財政狀況。這些領域雖然看似脫離了政治核心，但也反映了國家的整體狀態。在您看來，這些領域的狀況如何印證了您對海地「快速衰退」的判斷？其中是否有任何方面展現出希望或潛力？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嘆息一聲，顯然對這些領域的狀況也難言樂觀）
是的，這些領域的狀況，無一不印證了我對海地正在快速衰退的判斷。它們不是孤立存在的問題，而是與政治的腐敗、社會的無序以及國民性的某些特點緊密相連。
軍隊與警察：正如我在書中所述，海地的軍隊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除了少數精銳部隊外，缺乏紀律和訓練。軍官多為酬庸而得，缺乏專業素質和軍事榮譽感，忠誠度堪憂，常常為了個人利益而背叛政府。徵兵制度殘酷野蠻，士兵常常是被棍棒驅趕入伍的農民。這樣的軍隊在面對真正敵人時不堪一擊（如對聖多明各的幾次慘敗），但在鎮壓國內民眾時卻極為殘酷。而警察系統更是令人髮指，他們使用暴力，隨意逮捕，腐敗盛行，對罪行偵查效率低下，但對異議者或無權勢者卻極為殘酷。這些都反映了國家機器本身的失能和暴力傾向，不是文明社會應有的景象。
語言與文學：海地有法語和克里奧爾語兩種語言。法語是官方和文學語言，但使用規範不統一，水平參差不齊，許多官方文件甚至語法錯誤百出，遣詞造句常常顯得誇張和滑稽。克里奧爾語是大多數人使用的日常語言，它雖然生動且富有地方特色，但被受教育者視為低等語言，缺乏標準化的書寫體系。文學創作雖然存在，但正如我在書中引述法國評論家的觀點，許多作品缺乏原創性，只是模仿法國風格，且水平不高，缺乏對本土現實的深刻描寫。那些誇大其詞的文學評論，更多地反映了海地知識分子的虛榮心，而非真正的文學成就。文學本應是反映和引導社會思想的力量，但在海地，它似乎更多地沉浸在模仿和自我吹捧中。
農業：海地擁有極其肥沃的土地和優越的氣候，農業潛力巨大。咖啡種植尤其重要，即使在缺乏有效管理的狀態下，咖啡產量仍能維持在一定水平，有時甚至很高。這主要歸功於自然的饋贈以及婦女和兒童的辛勤勞作。然而，關鍵經濟作物如甘蔗（用於生產朗姆酒而非食糖）和棉花（曾因美國內戰價格上漲而有所發展，後又因價格下跌而衰退）的種植，卻因缺乏投資、技術落後、勞動力不穩定（受內戰徵兵影響）以及土地所有權的混亂而停滯不前。農村地區的居住條件惡劣，農民的生活艱辛。土地分配不均，地權糾紛不斷，加上一些地區滋生的共產主義思潮，都阻礙了農業的現代化和規模化發展。一個主要依賴農業的國家，其農業基礎卻如此脆弱和混亂，這怎能不令人擔憂？
商業與財政：海地的商業活動主要集中在外國商人手中，他們負責大部分進出口貿易。國內商業受到政治動盪、港口設施落後、稅收不穩定和腐敗的嚴重影響。出口產品種類有限，主要依賴咖啡和染木。財政狀況更是長期處於混亂之中。國家收入主要依賴關稅，但由於管理不善、偷漏稅嚴重以及腐敗，實際收入遠低於潛力。沉重的外債（特別是歷史上對法國的賠款）是一個長期負擔。政府開支龐大且浪費嚴重，軍事開支佔據了很大比例。紙幣的濫發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雖然曾一度恢復金屬貨幣，但政治動盪又會導致幣值不穩。金融體系缺乏健全的監管，腐敗和挪用公款是常態。我書中記錄的預算數字和實際情況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那些關於高官貪污的軼事，都令人觸目驚心。國家財政的破產狀態，不僅阻礙了公共服務的發展（如教育、基礎設施），也使得任何改革努力都寸步難行。
這些領域的共同特點是，儘管存在潛在的自然優勢和少數個人的努力，但整體上都因政治的動盪、制度的缺陷、普遍的腐敗和社會的分裂而未能實現應有的發展。它們不是在進步，而是在停滯甚至倒退。這正是「快速衰退」的具體表現。
至於希望或潛力？（爵士的眼神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或許在於那些在惡劣環境下仍努力生活、工作的普通民眾，特別是那些勤勞的婦女和兒童。以及少數未受社會毒害、具有良好品格和才能的年輕一代——如果他們能夠在海地找到立足之地，並共同努力改變現狀的話。但以我多年的經驗來看，在當前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下，這些潛力很難轉化為實際的國家進步。希望的光芒雖然微弱，但作為觀察者，我不能完全否認它的存在，即使它被層層的黑暗所掩蓋。
薇芝： 爵士，感謝您如此坦誠且詳盡地分享您的觀察與分析。您的文字雖然尖銳，但其背後似乎隱藏著對這個國家未能實現其潛力的惋惜。您作為一位外交官，曾與海地社會各階層接觸，您認為外國力量在海地的歷史進程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是推動文明的外部力量，還是加劇其內部矛盾的因素？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沉思片刻，語氣緩和了些，但依然帶著外交官的審慎）
外國力量在海地的歷史進程中扮演的角色，是一個複雜且充滿矛盾的議題。正如我在書中多次提到的，作為外交官，我親身參與了許多與海地的交涉，我的英國、法國、西班牙等國的同事們也是如此。
從某種意義上說，外國力量可以被視為潛在的文明化外部力量。我們帶來了貿易、資本（雖然常因動盪而流失）、技術（如早期法國工程師修建的水渠），以及關於現代政府、法律和教育體制的觀念。我們也曾試圖調解內亂，保護僑民，有時甚至不得不動用武力以維護自身利益和尊嚴（例如「鬥牛犬號」事件後的砲擊）。一些外國個人，如傳教士、教師、醫生，也在盡力提供幫助，改善當地狀況。在某些時刻，外國外交官的干預（如我、拜倫先生、雷博先生等在保護政治難民、阻止屠殺或協調衝突時的努力）確實起到了穩定局勢、挽救生命的作用。外國勢力的存在，也為那些國內受迫害的人士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外國力量的介入也常常加劇了海地的內部矛盾，甚至成為其問題的一部分。
首先，殖民歷史本身就是痛苦的根源。法國殘酷的奴隸制度，西班牙早期的暴行，都為海地的社會結構和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創傷。獨立戰爭雖然推翻了殖民統治，但戰爭的殘酷，以及法國為承認獨立而強加的巨額賠款，給海地帶來了長期的經濟負擔和民族羞辱感。
其次，外國勢力之間的競爭和個別代理人的行為。不同的外國政府為了自身利益（貿易壟斷、政治影響力），有時會在海地內部黨派之間製造或利用矛盾。個別外交官或商人，其行為也可能不端或帶有偏見，加劇了當地人對外國人的不信任甚至敵恨。我在書中就記錄了一些法國代理人傲慢無理、加劇緊張的例子，以及他們對海地內政的干涉。
第三，外國資本和貿易並未有效促進內部發展。外國商人主要關注攫取原材料和銷售製成品，他們並未真正幫助海地建立健全的產業基礎或現代化的農業體系。貿易利潤很大一部分流向國外，未能有效留在國內促進累積和再投資。
第四，對內亂的態度模糊。雖然外國勢力有時會干預以保護自身利益，但對於海地頻繁的內亂和政治暴力，大多數時候是選擇觀望，或只是形式上的譴責。這使得海地國內的權力鬥爭得以持續，而未能形成有效的外部制約。
最終，我認為外國力量在海地扮演的角色是雙刃劍。我們帶來了現代世界的影響，提供了潛在的發展機會和在某些危機時刻的援助。但同時，我們也帶著自身的利益、偏見和競爭，未能真正深入地理解並幫助海地解決其最根本的內部問題。海地自身的弱點、內部的分裂和野蠻元素的持續存在，使得外部的積極影響難以紮根和擴展，而外部的負面因素則更容易被利用和放大。海地最終的命運，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其內部力量，而這恰恰是我在書中最感到悲觀的部分。
薇芝： 聖約翰爵士，您的這番總結令人感慨。透過您的眼睛，我們看到了19世紀後期海地共和國充滿挑戰與困境的真實圖景。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您筆下的海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激發了我許多關於文明、人性與國家命運的思考。感謝您的時間與分享。
史賓瑟·聖約翰爵士： （微微一笑，眼神中的銳利有所緩和）
薇芝女士，能與您這樣一位敏銳的聆聽者分享我的觀察，亦是我的榮幸。這些文字承載著我在那個遙遠國度的歲月與思考。歷史是複雜的織物，我所呈現的只是我所見到的一部分，或許不夠全面，但皆是我的真實感受與記錄。希望我的這些記述，能為光之居所帶來一些不同的視角，哪怕是關於黑暗的描述，也能激發出對光明的更多嚮往與探索。祝您在您的共創之路上，捕捉更多閃耀的靈感漣漪。
（閣樓的雨聲漸漸停歇，陽光透過雲層灑落，室內的空氣又恢復了原先的平靜與溫暖。聖約翰爵士的身影在微光中漸漸淡去，只留下案頭那本泛黃的書稿，以及室內殘存的，似乎帶著遠方氣息的微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