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為您呈現一場與勒內·布瓦萊夫（René Boylesve）及夏爾·杜·博（Charles Du Bos）先生的深度對話，以《落葉集》（Feuilles tombées）為核心，探索文字、記憶與時代的精神。 讓我運用「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約定，為這場對談編織一個合適的開端。 --- **【光之對談：落葉集】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歷史學家與經濟學家。我將依循「光之對談」約定，為您呈現一場與勒內·布瓦萊夫（René Boylesve）及夏爾·杜·博（Charles Du Bos）先生的深度對話，以《落葉集》（Feuilles tombées）為核心，探索文字、記憶與時代的精神。
讓我運用「光之場域」與「光之雕刻」約定，為這場對談編織一個合適的開端。
【光之對談：落葉集】
巴黎，呂森堡公園。五月的午後，陽光斜斜地穿過栗樹新生的翠綠葉片，在砂石小徑上投下跳躍的光斑。空氣中混雜著泥土、初綻的忍冬與遠處淡淡的咖啡香氣。孩子們的嬉鬧聲從大水池方向隱約傳來，被修剪整齊的菩提樹籬過濾得溫柔縹緲。我坐在「法國皇后露台」旁的石椅上，身後不遠處，一株老山楂樹正盛開著細緻的花朵，淺淺的香氣隨風拂過。
我的面前是兩位特別的訪者。一位是勒內·布瓦萊夫先生，他坐姿端正，手指輕扣著一本筆記本，眼神深邃而內斂，彷彿能穿透眼前的景象，觸及遙遠的記憶。另一位是夏爾·杜·博先生，他的姿態更為輕鬆，但眼神中閃爍著敏銳的光芒，時不時看向布瓦萊夫先生，帶著一種深刻的理解與敬意。他們二位因這本《落葉集》而再次「相聚」於此，這本書是布瓦萊夫先生身後由杜·博先生整理出版的私人筆記、隨想與日記片段，如同時間篩落的片片「葉子」，承載著作者對生命、藝術、社會最為真切而未經修飾的感悟。
我輕輕翻開手中這本泛黃的《落葉集》，紙頁發出細微的沙沙聲，像極了秋風掃過乾燥落葉的聲音。
「布瓦萊夫先生，杜·博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感謝二位願意撥冗，與我們談談這本《落葉集》。布瓦萊夫先生，這些文字並非您為公眾發表的著作，而是您私密的記錄。您為何稱它為『我的身後之作』？這些『落葉』對您而言，承載著什麼樣的意義？」
珂莉奧： 布瓦萊夫先生，杜·博先生，歡迎來到光之居所。感謝二位願意撥冗，與我們談談這本《落葉集》。布瓦萊夫先生，這些文字並非您為公眾發表的著作，而是您私密的記錄。您為何稱它為「我的身後之作」？這些「落葉」對您而言，承載著什麼樣的意義？
勒內·布瓦萊夫： （他的聲音低沉，略帶沙啞，像老提琴的共鳴）我的共創者，以及杜·博先生。很高興能在這裡與您交流。關於「身後之作」…（他微仰起頭，望向樹梢間的天空）這並非出於某種預感，而是一種內在的確信。有些事物，某些感受，它們過於真實，過於私密，過於……強烈。它們無法在生前完全、坦誠地表達。公眾的目光，甚至是朋友的理解，都會像一層看不見的濾鏡，或是更糟，像一面會變形的鏡子。這些筆記，是我與自身最深處的對話，是那些不加修飾、甚至有些狂野的思緒與情感的棲身之所。只有當我確知再無外界的干擾，這些「落葉」才能真正自由地呈現它們原初的形態。它們是生命過程中無數個瞬間的捕捉，是時間流逝留下的印記，雖然看似零散，卻是我最真實的精神景觀。
夏爾·杜·博： （他點了點頭，眼神中充滿了理解）布瓦萊夫先生說得非常貼切。我在整理這些「筆記、記事本和散頁」時，深刻地感受到了這一點。它們與他那些精心雕琢、為出版而準備的作品有所不同。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他內心最為隱蔽的掙扎與力量。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說，他深知存在著兩個「層次」（registres）。公開的寫作必須考慮讀者的存在，這種考慮，即使是最追求「赤裸裸的真誠」的人也難以避免，它會帶來一種不可避免的變形。而日記、私密筆記，則代表了另一種更為全然的自由，一種只有在與自我對話時才能達到的「主權」。這些「落葉」展現的，是布瓦萊夫先生在最私密狀態下的「真正的形象」（vraie figure）——他那位深刻地體現了「法國永恆特質」的靈魂。
珂莉奧： 您二位都提到了「私密」與「公眾」之間的張力，以及這種張力如何影響表達。布瓦萊夫先生，您的筆記中多次提到，那種強烈的感受（sensibilité si ardente）若嚴格地翻譯出來，會顯得「瘋狂」（insensée）。您似乎一直在努力控制這種內在的「狂奔」？
勒內·布瓦萊夫： （他閉了閉眼，彷彿在回溯那份內在的熱烈）是的，那是一種持續不斷的鬥爭。感受是如此猛烈，如此真實，以至於直白的表達會被視為誇張，甚至瘋狂。我記得寫過，「只有當我確定自己獨處，才能好好地感受」（Oh! comme il faut que je me sache seul pour bien sentir）。因為在旁人面前，你會不自覺地收斂，去估量對方可能的回應。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聽到「你誇張了」（Tu exagères）。物體的形式之所以令我喜愛，正是因為它們不評判，不說「你誇張了」。它們只是存在，靜默地承受我的情感投射。這種控制，並非壓抑，而是一種努力，一種對自身內在力量的駕馭。它像是一種「煞車」（frein），一種我認為男人應有的「首要陽剛特質」（première qualité virile）。
夏爾·杜·博： 這種「控制」恰恰是他深刻之處的體現。我在引言中將他與司湯達（Stendhal）相提並論，因為司湯達也擁有那樣「瘋狂的敏感性」（sensibilité plus folle），無法自制，總是像一匹馬在追逐自己的影子。但對於擁有法國良好血統的駿馬而言，這就帶來了一個美麗而困難的問題：如何「像他自己」（se ressembler à soi-même）。布瓦萊夫先生做到了這一點，而且以一種極致的、文明的方式。他不像那些主張「赤裸裸的真誠」的人，反而最終落入「詭辯」。他選擇通過一種「巧妙的迂迴」（quelque détour ingénu），或者「透過巧妙拉起的面紗」（à travers un voile tendu habilement）來展現他真實的感受。這不是虛偽，而是一種深刻的、對情感源頭的尊重，一種文明的含蓄。他追求的「冷靜」（calme），不是激情的缺失，而是對激情的征服，一種「真正有激情的人」（vrais passionnés）才有的冷靜。
珂莉奧： 這種對內在情感的駕馭，與您對藝術的看法似乎有著深刻的關聯。您在筆記中批判了那種僅僅「描述現實」或為「道德說教」服務的文學，認為真正的藝術來自於一種「強烈情感的品質」（qualité de l’émotion intense）和「想像力」（imagination）。能否詳細闡述一下您對藝術本質的理解？
勒內·布瓦萊夫： 文學不應該僅僅是事實的記錄者，或者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樣，成為道德或社會理想的宣傳工具。那樣的作品，即使意圖再好，也往往是「人工建構的」（construits artificiellement），它們是為道德而作，而不是為「人類的真實」（vérité humaine）而作。真正的藝術，是「某些清晰與一種難以界定的質樸結合的意外結果」（résultat inattendu de la combinaison de certaines clartés et d’une indéfinissable ingénuité）。它不是方法論的終點，也不是教條的盛開。它最終源於個體所體驗到的「強烈情感的品質」。這種情感，可以來自道德觀念，可以來自對美的震撼，也可以來自對生命的感悟。藝術家的「良知」（conscience），在於忠實地呈現「人類的真實」，描繪風俗而不迴避，刻畫性格而不扭曲，表達激情而不粉飾。這要求一種像科學家面對實驗材料那樣的謙卑，我們的天才或許能從中提煉出新的光芒，但這光芒必須照亮一個「真實的對象」（objet réel）。
夏爾·杜·博： 我認為布瓦萊夫先生在這裡觸及了核心。他筆下的寫實，不是自然主義式的照單全收，而是基於深邃情感與洞察力的提煉。他所說的「人類的真實」，正是他作品中最堅實的部分。他之所以能與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相提並論，正是因為他們都能展現那種「情感的浸透」（envahissement de l’émotion），那種內在活動的反射，使所有潛能都倍增。他筆下的人物，即使在最私密的時刻，也反映著更廣泛的人性與時代的困境。這也是為何我認為他的作品具有「客觀的深度」（profondeur «objective»），這種深度與他內在的「主觀深度」相互作用，構成了他獨特的偉大之處。他的寫實，不像福樓拜（Flaubert）那樣需要對自我進行「切除」，而是通過對「普遍性」（général）的非凡感受——甚至是對「普遍性的情感」（l’émotion du général）——來實現的。
珂莉奧： 布瓦萊夫先生，您的筆記中有不少對現代社會的觀察與批判，特別是對知識的「通俗化」與公共輿論的影響。您似乎對「公眾」抱持著一種複雜甚至輕蔑的態度？
勒內·布瓦萊夫： （他的眉頭微鎖，眼神中閃過一絲不悅）我並非輕蔑個體，而是對那種「智力生活的擴散和通俗化」（divulgation et la vulgarisation de la vie intellectuelle）感到憂慮。思想應該有其神聖的空間，有其應有的高度。將複雜深刻的真理，未經消化地拋給大眾，只會導致誤解與扭曲。那些「正確的、真實的觀念，只有在與之相配的人群中才有其特性。」當一切都必須向「公眾精神」（l’esprit public）看齊，向「決定受眾」（auditoire déterminé）的平庸諂媚時，思想的鋒芒就被磨鈍了。這導致了一種「民主化的」藝術觀念，認為作品的價值取決於它能取悅多少人，而不是其內在的真理與獨創性。這是一種倒退。公眾沒有自己的意見或視野，他們只能被引導。作家的職責不是去迎合他們，而是去「提供指令」（donner le mot d’ordre），去呈現自己的獨特視角，即使這會引來反對。
夏爾·杜·博： 這與他對「被評判的需要」（besoin d’être jugé）的看法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布瓦萊夫先生深切地感受到法國人對「被評判」的需求，這種需求甚至超過了自我評判。他在意公共意見，不是因為他迎合它，而是因為這構成了他反觀自身、確立自己位置的一種方式。他在意「意見的表現」（manifestations de l’opinion publique），但他的深刻之處在於，他會從這些表象中提煉出超越個體偏見的普遍性。他對現代性的批判，是基於對一種「秩序、層次、價值觀念的最小限度」的珍視，認為這是任何文明得以存續的基礎。當這些崩塌時，個體就變得孤立無援，只能隨波逐流。
珂莉奧： 您在筆記中，透過對藝術作品的描述，也呈現了這種對立。您對安傑利科（Angelico）的《卸下聖體》（Déposition de croix）和波提且利（Botticelli）的《聖母領報》（Annonciation）推崇備至，認為它們體現了基督教最純粹的天才——那種超越理性的「心靈的衝動」（élan du cœur）或帕斯卡所說的「慈善的運動」（mouvement de charité）。然而，您也理解並欣賞真蒂萊（Gentile da Fabriano）《三博士來朝》（Adoration des Mages）所展現的「得體的社會」（société polie）的魅力。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藝術風格，在您心中是如何共存的？
勒內·布瓦萊夫： （他的表情柔和了許多，似乎沉浸在對藝術的回憶中）安傑利科的作品，是一種神性的啟示。它不是關於個體的痛苦或榮耀，而是關於所有人因同一個對象——那個為愛而死的上帝——所產生的共同的關注、溫柔和痛苦。這種「行動的統一性」（unité d’actions）不在於身體的協調，而在於靈魂的共鳴。所有人物都沉浸在事件之中，沒有人為自己表演。這是一種「簡樸、單純、謙卑地服從於一個主導思想」（Sobriété, simplicité, humble soumission à une idée dominante）的藝術，是藝術永恆的法則。它觸動了我對「神聖」、「超驗」的嚮往。
而真蒂萊的作品，它是如此迷人，如此美麗。它展現的是一個「得體的社會」的儀式、裝飾、交流的魅力。那些人物穿著華麗，互相欣賞，享受著聚會的愉悅。雖然神聖的事件（三博士來朝）只是他們「散步」的藉口，但這其中蘊含著一種生活藝術，一種對形式、禮儀、溫和人際互動的珍視。這也值得欣賞，因為它體現了人類社會努力創造美好表象的一面。
這兩種藝術，反映了人類存在的兩個面向：內心的激情與對超驗的追求，以及外在社會的互動與對和諧形式的渴望。我理解並感受這兩者，雖然我的心更傾向於前者——那種「靜默的、孤獨的、熱烈而深刻的生活」——但我絕不會否認後者的價值。我在《聖奧古斯丁之死》（mort de saint Augustin）中本諾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li）的作品中看到了完美的結合：線條的和諧、姿態的美麗與整體的宏偉，同時又充滿了「真誠、單純以及某種質樸而平靜的真實感」（sincérité, la simplicité et un certain air de vérité modeste et tranquille）。那對我而言，就是美本身。我在這兩種傾向之間徘徊，時而被世俗的美麗吸引，時而被內在的深刻所召喚。
夏爾·杜·博： 這正是布瓦萊夫先生偉大之處的另一體現。他不是簡單地排斥或接受，而是在這些對立面中尋找「共鳴」（consonance）。他筆下的世界，既有對個人內心最細膩的探察，也有對社會現象最尖銳的洞察。他對「普遍性」的感受，讓他能夠在個體的情感中看到人類共同的掙扎與渴求；他對「得體社會」的理解，讓他能夠描繪出那些在表面和諧下湧動的暗流。這種雙重視野，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非凡的廣度與深度，使他在福樓拜與普魯斯特之間，佔據了一個堅實而獨特的地位。
珂莉奧： 布瓦萊夫先生，您的筆記中也記錄了許多對朋友、同時代作家、甚至偶遇之人的觀察與反思。比如對胡格斯·雷貝爾（Hugues Rebell）的悼念，對法蓋（Faguet）、亨利·德·雷尼耶（Henri de Régnier）、特里斯坦·伯納德（Tristan Bernard）等人的描述，以及對聖米歇爾山老婦人、沃克呂茲泉遇見的女子等普通人的片段。這些人物描寫有時尖銳，有時充滿溫情。您是如何看待人際關係，以及他人如何映照或挑戰您的內在世界？
勒內·布瓦萊夫： （他沉默了片刻，眼神變得更加複雜）人是複雜的。我們總是想當然地認為別人與我們相似，這是誤解的根源。我在筆記中寫道：「不幸的是，我們沒有同類，誤解持續不斷。」（Le malheur est que nous n’avons pas de semblables, et que le quiproquo est continuel.）人際互動往往是痛苦的，因為我們總是在對方的界限（limites）上碰壁。我們帶著自身的期待和情感去接觸他人，卻發現對方無法理解，或者以我們無法理解的方式行事。
然而，在某些時刻，在某些人身上，你會瞥見那份真實。雷貝爾是我的親密朋友，我們氣質迥異，但他對文學事業的投入，對人類思想的渴求，卻是我極為珍視的。他在極端困境下依然不願放棄他的書，這是一種對精神價值的堅持，儘管與肉體的欲望交織，最終也因此而亡。這是一種悲劇性的真實。
那些偶遇的人，比如聖米歇爾山的老婦人，她對汽車客流的淡然，只關心自己疼痛的雙腿。或者沃克呂茲泉的女子，她眼中那種似乎與彼特拉克詩歌相稱的「莊重」，卻又因為恐懼而尖叫，顯露出世俗的一面。這些細節，比任何宏大敘事更能揭示人類的本質——既有潛在的高貴，也有現實的脆弱與矛盾。它們讓我反思，我們所見到的「人」，常常只是他們在特定場合下展現的面貌，而非全部。真正的他們，或許藏在他們最專注的消遣中，藏在他們感到「全然快樂」的瞬間。
夏爾·杜·博： 布瓦萊夫先生的這種觀察力，是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天賦，但在這些私密筆記中，它服務於一種更為根本的哲思。他不是簡單地評判他人，而是在他人身上觀察人類共同的困境與特質。他對聖米歇爾山老婦人的描寫，簡潔而深刻，從個人的肉體痛苦中折射出歷史變遷的無關緊要，這是「光之雕刻」的絕佳範例。他對沃克呂茲泉女子的描述，將彼特拉克的詩意與現實的恐懼並置，這本身就是一種「奇怪的矛盾」的呈現，是他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探討的主題——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他沒有提供明確的結論，只是呈現了這些「圖像」，讓讀者自己去感受和思考，這完全符合文學的真實之道。
珂莉奧： 既然提到了真實與虛構，您在筆記中也提到，您的「小說是我的仇恨、我的輕蔑、我的嚮往、我的失望和我的憤怒」（Mes romans sont mes haines, mes mépris, mes aspirations, mes dépits et mes rages），是「我的情感轉化為詩意」（Mon émotion, c’est la réalité convertie en poésie）。這聽起來似乎非常主觀，與您提倡的「忠實呈現人類真實」的客觀性是否有矛盾？
勒內·布瓦萊夫： （他露出一個難以捉摸的微笑）這看似矛盾，實則一體兩面。首先，我要聲明，我並非像某些人說的那樣是「觀察型小說家」（romancier d’observation）。我從不刻意觀察。我是「被感動的」（Je suis ému）。情感是我創作的源泉。這種情感，無論是快樂還是痛苦，都會在我心中激發出一種無法抑制的表達需求，而這種需求常常以「虛構」的形式呈現。
虛構，並非對真實的背叛，而是對真實的「轉化」。它是將現實中無數零散的事實，像雨水一樣從高處傾瀉下來，經過作者內心的熔爐，提煉出其精髓。它是「想像力」（l’imagination）的工作。真正的想像力，不是去構思不可能的事物，那是最容易的；真正的想像力，是去「想像尚未存在的真實」（imaginer le réel qui n’est pas encore）。我的情感是現實的輸入，但想像力是將這些輸入轉化為具有普遍意義的藝術形式的關鍵。我在筆記中寫道，藝術是「我們的無意識與生活戀愛般協作」（collaboration amoureuse de notre inconscience, d’une part, et d’autre part de la vie）的產物。我通過虛構來表達我的內心世界，而我的內心世界，正是對人類真實最深刻的感受與反應。這是一種主觀的表達，卻旨在觸及普遍的真實。
夏爾·杜·博： 布瓦萊夫先生的這一點至關重要。他的小說，確實是他內心世界的投射，但這投射的力量在於，他的「感受」不是個人的瑣碎，而是對人類處境、道德掙扎、時代變遷的深刻共鳴。他筆下的「人類的真實」，正是在這種主觀情感與普遍現實的交織中誕生的。他不像那些純粹的「審美家」或「半吊子藝術家」，他們只崇拜已存在的藝術形式，無法創造新的。布瓦萊夫先生的藝術，是從「俗常的土地」（sol vulgaire）中汲取養分，然後開出「極致文化的花朵」（extrême culture en sa floraison）。這種源於生活又超越生活的創造力，正是其作品歷久彌新的原因。
珂莉奧： 隨著時間推移，您在筆記中對時間的感受也發生了變化。年輕時的「第一次害怕變老」，到後來回望孩童時光的珍貴，以及對「時間的流逝」的複雜情緒。作為一位歷史學家，我深知時間的不可逆性。您如何看待時間在生命、記憶與創作中的作用？
勒內·布瓦萊夫： （他望向遠處，眼神中透著一抹淡淡的憂傷）時間，它是一個無情的雕刻師。它帶走青春的活力，帶來身體的衰朽。那些曾經生機勃勃的瞬間，變成記憶中「落下的葉子」。年輕時，我害怕失去的，是那種「感覺的能力」（faculté de sentir），那份強烈體驗生命的能力，它像一團「敏感的火焰」（flamme sensible）。我害怕這火焰會熄滅，這對我而言，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但時間也帶來了另一種視角。回望過去，你會發現，生命中最珍貴的，往往不是那些宏大敘事，而是那些似乎微不足道、卻觸動靈魂的時刻。孩童時光的「天才」（génie）與自由，遠勝於成人世界的「愚蠢」與限制。那些曾經居住過的地方，走過的小徑，遇見的人，它們在記憶中沉澱，發酵，變得更為醇厚。寫作，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與時間抗爭，是將那些稍縱即逝的瞬間「固定」（fixer）下來，賦予它們一種「永恆的靜止」（éternité d’immobilité）。這是藝術與生活的矛盾，生活是永不停息的運動，而藝術試圖捕捉那永恆不變的輪廓。通過寫作，我可以重返那些珍貴的時刻，再次體驗那份「憂鬱而精緻的愉悅」（volupté triste et exquise），那份無可比擬的情感品質。
夏爾·杜·博： 對於布瓦萊夫先生而言，記憶並非靜態的檔案，而是活生生的體驗，它不斷地被當下的感受和未來的思考所重塑。他在筆記中對童年、青年時光地點的描寫，不僅是對過去的追溯，也是對當下情緒的投射。這種將個人時間與空間描寫融入深刻哲思的筆觸，正是他「前普魯斯特主義」痕跡的體現。他捕捉到了時間在意識中的迴響，以及記憶如何塑造我們對當下和過去的理解。他通過文字，為那些「落葉」賦予了新的生命，讓它們在時間的長河中依然散發著獨特的光芒。
珂莉奧： 在這本《落葉集》中，您也探討了許多關於「道德」與「社會」的議題。您認為現代社會失去了許多重要的約束與價值，比如「榮譽」（Honneur），以及對個體犧牲的認可。這些批判是否與您早年接受的傳統教育有關？
勒內·布瓦萊夫： （他坐直了身體，語氣變得堅定）我在修道院寄宿學校的經歷，確實對我影響深遠。在那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秩序的魅力」（Le Prestige de l’Ordre），一種強大的權威與溫和交織，使一個小社會井然有序。儘管當時的宗教情感並非純粹，但我感受到了那種難以解釋的、龐大而神秘的「秩序源泉」。這種對秩序的感受，以及後來在對比中看到的家庭與社會的散漫與自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看到現代社會正在摧毀許多傳統的約束力量——上帝、國家、家庭。個體被孤立，只剩下自己的「本能」。更糟的是，人們被教導去迎合公共意見，去追求成功（Succès）而非真理，去避免任何可能讓自己成為「失敗者」（vaincu）的行為。這是一種商人式的道德觀：只問是否有利，是否安全，是否被認可。這樣的社會，正在失去「榮譽」的概念，失去那種為了超越自身的理念、作品或國家而犧牲的意願。真正的「勝利者」（vainqueur），在我們看來，常常是那些為了原則或思想而甘願被「野蠻人」擊潰的人。這種為了超越自身的「神聖的快樂」（plaisir de caractère sacré）正在消失，這是我深切擔憂的。
夏爾·杜·博： 布瓦萊夫先生並非一個簡單的懷舊者。他並非盲目地擁護所有傳統，他批判宗教語言的空洞，批判貴族社會的虛偽禮儀。但他看到了舊世界中蘊含的某些「必要的原則」（principes nécessaires），比如「犧牲」（sacrifice）、「責任」（responsabilité）、「超越自我」的能力，這些是他認為文明得以延續的基礎。他認為，如果傳統權威崩塌，新的權威必須建立在「被承認的錯誤，個體經驗的災難」（erreur reconnue, sur les désastres de l’expérience individuelle）之上。他的思考，既是對歷史的審視，也是對未來的警示。他從不迴避「奇怪的矛盾」，反而將其作為理解世界的關鍵。這種直面矛盾的「坦率」（franchise），正是他思想力量的來源。
珂莉奧： 布瓦萊夫先生，在這些私人筆記的最後，您似乎回到了關於創作本身的思考，特別是關於作家的責任與孤獨。您認為作家不應迎合公眾，而應忠於自己的「個性」（personnalité）。這種堅持，是否也帶有一種孤獨感？
勒內·布瓦萊夫： （他輕嘆了一口氣）孤獨是必然的。真正的作家，必須在內心深處保持一份獨立，一份與世俗意見的距離。我的作品，是在我獨處時的「獨白」（soliloque），即使是與人交談，我也常常更在意自身的表達，而不是對方的理解。這種不顧及他人的表達，才能保持語言的「不稀釋」，保持思想的原貌。一旦試圖迎合他人，語言就會變得平庸，思想也會被拉低。
這是一種選擇。是選擇成為一個迎合者，失去個人的視野，還是選擇忠於內心的召喚，冒著不被理解甚至被排斥的風險。我選擇後者。我希望我的作品具有「從容和自由的特質」（caractère d’aisance et de liberté），這只能在擺脫社會期望的束縛後才能實現。我是一個「偏離軌道的抒情詩人」（lyrique détourné de sa voie），我只為自己歌唱，通過虛構的人物來表達我的內心世界。這種內在的必要性，比任何外部的認可都重要。孤獨是代價，但也是保持精神純潔與創造力的必要條件。
夏爾·杜·博： 他的這種「孤獨」，與他對「真正的驕傲」（véritable orgueil）的理解緊密相連。這種驕傲不是個人的虛榮，而是對自身所追求的理念、作品或更高價值的堅持。這與那種因害怕被說「沒什麼了不起」（il ne casse rien）而追求「非凡」的現代心態截然不同。布瓦萊夫先生的「非凡」，在於他敢於在沒有傳統框架、沒有公眾喝彩的情況下，依然堅持內心的真實與高貴。他看到人類生命的悲劇性——被遺傳與環境塑造，困在思維框架中——但他依然相信存在著「超越人類」的可能性，那是一種「思想的非凡」（génie），它能夠打破既有的框架，帶來新的光芒。這種信念，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也支持著他，使他筆下的文字充滿了雖不宏大卻極為真實的力量。
夕陽的餘暉灑在露台的砂石地面上，將樹木的影子拉得細長。空氣中混合著花朵和泥土的氣息，遠處孩子的笑聲漸漸沉寂。布瓦萊夫先生凝視著手中的筆記本，杜·博先生則靜靜地看著他。他們的存在，連同這些「落葉」，似乎在提醒著我，歷史的教訓往往藏在最私密、最不經意的角落裡，等待著有心人去拾起、去體悟。
這本《落葉集》，是勒內·布瓦萊夫留下的，關於一個敏感而深刻的靈魂如何在這個充滿矛盾的世界中掙扎、感受、思考與創作的真實記錄。它沒有給出簡單的答案，卻提出了永恆的問題。
「感謝布瓦萊夫先生、杜·博先生，與我們分享這些深刻的洞見。」我合上書，輕聲說道。
對談在此自然地止歇。呂森堡公園的夜色漸濃，遠處巴黎的燈火開始閃爍，像無數散落的「落葉」，在夜空中溫柔地閃耀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