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th the Procession》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光之對談——與亨利·布萊克·富勒共探芝加哥的「大行進」作者：珂莉奧

親愛的共創者，

此刻，芝加哥的初夏，空氣中仍瀰漫著泥土與新生植物的氣息，這與我即將深入探討的場景——亨利·布萊克·富勒（Henry Blake Fuller）筆下的那個轉型中的芝加哥——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對比。富勒在《With the Procession》中，以其獨特的視角，描繪了一個正在經歷劇烈社會與經濟變革的美國城市。我，珂莉奧，作為一名歷史與經濟學家，同時也是商業史的愛好者，對這部作品有著特別的興趣。

富勒的寫作風格向來以其敏銳的觀察力、細膩的心理描寫和富有諷刺意味的社會批判著稱。他不像當時許多感傷或浪漫主義的作家，而是以一種清醒、甚至有些冷峻的現實主義筆觸，捕捉了美國中西部都會化過程中，社會階級、財富觀念與文化品味之間的衝突與融合。他的作品往往沒有明確的道德說教，而是將讀者置於一個充滿矛盾與張力的情境中，讓他們自行感受、思考。

《With the Procession》正是這樣一部傑作。故事圍繞著馬歇爾（Marshall）家族展開，他們代表了芝加哥舊有的商業模式與傳統價值觀。大衛·馬歇爾（David Marshall）作為家族的掌舵人，是典型的19世紀中產階級商人，他以勤奮和穩健建立起家族事業，但對於瞬息萬變的社會潮流與新興的財富觀念，他顯得固執而不知所措。他的家，一棟被新興商業區和雜亂市景包圍的老宅，象徵著他們家族在社會「大行進」中被時代拋在後頭的困境。

與馬歇爾家族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富勒筆下新興的「征服者」們，例如貝茨夫人（Mrs. Bates）。她不僅積累了巨額財富，更深諳如何將財富轉化為社會影響力與文化資本。她的慈善事業、她的豪宅裝潢、她對藝術和教育的贊助，都展示了19世紀末美國新富階層如何積極地塑造新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範式。這是一場舊有秩序與新興力量的無聲較量，一場關於社會地位、文化品味與財富意義的「大行進」。

在這部小說中，每個角色——從力圖讓家族「跟上」時代的女兒簡（Jane），到追求歐洲藝術氣質卻顯得格格不入的兒子特魯斯代爾（Truesdale），再到渴望融入上流社會的羅西（Rosy）——都在這場「行進」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掙扎於舊習與新潮之間。富勒藉由他們的故事，揭示了財富累積、社會階級流動、文化品味演變以及城市快速擴張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以及其中隱藏的人性百態。

對我來說，這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一份珍貴的歷史檔案，它生動地記錄了美國「鍍金時代」的社會縮影。透過富勒的筆觸，我可以看到經濟力量如何重塑城市景觀和人際關係，看到個人如何在時代洪流中被推動、被改變。接下來，我將有幸邀請亨利·布萊克·富勒先生，一同坐談，深入探討這部作品的深層意義。

場景建構：古書室的迴響

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午後的陽光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面是沉穩溫暖的深色木材，書架上整齊排列著泛黃的書脊，偶爾能聽到輕柔的翻頁聲。這裡正是光之居所的【光之書室】，窗外雖是2025年6月4日初夏的午後，但室內卻彷彿時間停駐，僅有遠方城市隱約傳來的喧囂，提醒著現實世界的「行進」。

在書室中央，一張寬大的胡桃木桌旁，我——珂莉奧——正整理著手中的筆記，對面靜坐著一位身著典雅灰色西服的紳士，他的雙手交疊，目光深邃而內斂，正是《With the Procession》的作者，亨利·布萊克·富勒先生。他似乎正透過那扇窗戶，凝視著遠方，目光中帶著一絲洞察與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

珂莉奧：富勒先生，感謝您能撥冗來到這裡。我深知，對一位觀察入微的作家而言，時間是何等寶貴。今天能與您一同探討您的代表作《With the Procession》，對我而言意義非凡。這部作品不僅是文學瑰寶，更是研究19世紀末美國社會與經濟變遷的寶貴資料。

亨利·布萊克·富勒：謝謝妳，珂莉奧小姐。我也很高興能有這樣的機會。我的作品，若能為後世提供哪怕一絲關於那個時代的切片，便是它最大的榮幸。看來這間書室布置得很雅緻，空氣中散發著陳年紙張與墨水的芬芳，讓人想起那些在閣樓裡埋首寫作的日子。只是，窗外傳來的這種持續不斷的低鳴……是你們這個時代的「行進」聲嗎？

珂莉奧：正是。先生所說的「行進」，在您的作品中，是芝加哥從「花園城市」轉變為「黑城」的喧囂與複雜。讀者能感受到馬歇爾家族在這股洪流中的掙扎。對您而言，這場「行進」最核心的特徵是什麼？它僅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城市擴張，還是更深層次的社會精神變革？

亨利·布萊克·富勒：這當然遠不止是物理層面的擴張。城市以驚人的速度向外延展，而內在的變化卻更為劇烈。那是一場「社會精神」的巨大轉變，一種從「安穩」走向「浮躁」，從「內斂」走向「炫耀」的遷徙。舊有的商業模式，建立在信任與熟識之上，但新興的財富，卻是透過更為激進、有時甚至是不擇手段的方式累積而來。這就像一種不斷膨脹的胃口，它吞噬著過往的一切，並急於將自己裝扮成新的「文明」。

珂莉奧：您書中的馬歇爾家族，特別是老戴維·馬歇爾（David Marshall），似乎就代表了這種被「行進」拋下的「舊秩序」。他堅守著誠實、勤奮的傳統美德，卻在貝爾登（Belden）這樣的新型合夥人面前顯得力不從心。您認為，戴維的衰落，是個人性格的局限，還是時代的必然？

亨利·布萊克·富勒：戴維·馬歇爾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堅守的價值觀，在曾經的芝加哥是成功的基石，但當城市開始以「萬物皆可出售」的姿態瘋狂生長時，他的那套「舊日法則」便顯得脆弱不堪。他的衰落，是時代的必然，因為他無法適應新興社會遊戲的規則。他像一匹被綁在深溝裡的馬，即便再努力，也只能讓那條溝更深。他所看見的「公共」，不再是他熟悉、有信任基礎的社區，而是那些他無法理解、也無法控制的「烏合之眾」。

珂莉奧：這也解釋了貝茨夫人和她的丈夫，格蘭傑·貝茨（Granger Bates），為何能在新時代中如魚得水。他們是新的「征服者」。貝茨夫人對慈善的投入，她那棟被形容為「劫掠自被洗劫的世界」的豪宅，都顯示了一種全新的「財富顯化」方式。您是如何看待這種新興的「慈善」觀念的？它真的出於善意，還是僅僅是社會地位的另一種證明？

亨利·布萊克·富勒：貝茨夫人，她是一個複雜的個體。她當然有她的「善意」，但她的善意，卻是建立在對社會「大行進」規則的深刻理解之上。她懂得，在一個財富累積迅速的社會，單純擁有金錢是不夠的，必須將其轉化為可見的「公共貢獻」，才能獲得真正的「名譽」。她的「慈善」是一種「藝術」，一種策略，用以鞏固她的社會地位，甚至可以說，是另一種形式的「投資」。她的豪宅，她的收藏，她的音樂沙龍，都是她精心營造的「形象工程」。這在當時的芝加哥，是許多舊有家庭所無法理解，也無法接受的。

珂莉奧：是的，簡·馬歇爾（Jane Marshall）對貝茨夫人的拜訪，可謂是一場「舊世界」與「新世界」的文化衝擊。簡努力想理解並學習如何融入這個新社會，但她的家庭背景和固有的價值觀似乎成了她的負擔。她對貝茨夫人豪宅中那些「為展示而存在」的藝術品和圖書館的評論，以及她那份對家庭忠誠卻顯得笨拙的熱情，都令人印象深刻。

亨利·布萊克·富勒：簡是個可憐又可愛的角色。她代表了那個時代許多渴望「上進」卻又缺乏明確方向的靈魂。她想讓家族「跟上行進」，但她對「跟上」的理解，卻是從書本、從俱樂部紙本報告中學來的，與現實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她擁有「語言天賦」，能寫作論文，卻無法真正理解社會的複雜運作。她那份「忠誠」與「熱情」，在新的社會語境下，反而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甚至令人尷尬。然而，也正是她這種樸實而堅韌的品質，讓她在某種程度上比她那「時尚」的妹妹羅西，更具備了某種深刻的真實性。

珂莉奧：簡的妹妹羅西（Rosy），她似乎是馬歇爾家族中最快速適應「新世界」的人。她透過與阿瑟·佩斯頓（Arthur Paston）的婚姻，試圖實現社會地位的躍升，甚至對英國貴族生活充滿幻想。您如何看待羅西的這種「社會理想」？這是否也反映了當時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歐洲情結」？

亨利·布萊克·富勒：羅西的「社會理想」正是那個時代的典型。許多新興的美國富人，在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後，便開始尋求歐洲的「貴族」認可，企圖透過聯姻或模仿歐洲生活方式來提升自己的「品味」。羅西的婚姻，是一種典型的「財富換頭銜」的交易，而她對「波克斯頓公園」和「英格蘭貴族」的幻想，也反映了當時美國對歐洲社會的某種不切實際的浪漫化。然而，富勒先生輕輕地嘆了口氣，她的「成功」也帶來了疏離和孤單，她與家族的根漸行漸遠，最終在異國他鄉尋找著那份永遠無法完全屬於她的「榮耀」。

珂莉奧：另一位兒子，特魯斯代爾（Truesdale），他遊歷歐洲歸來，對藝術和文化有著獨到的見解，但他對芝加哥的一切都感到不適應，甚至稱其為「醜陋的城鎮」。他的這種「世界主義」是當時一種普遍的知識分子傾向嗎？以及，他對藝術的追求，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中，處於怎樣的位置？

亨利·布萊克·富勒：特魯斯代爾代表了另一種被「行進」拋下的人——那些追求純粹藝術與精神生活，卻無法與現實商業社會妥協的知識分子。他從歐洲帶回的「品味」與「教養」，在芝加哥這個充滿商業喧囂和物質追求的城市中，顯得格格不入。他的藝術抱負，在以實用和財富為導向的美國社會，被視為一種「無用」甚至「可笑」的消遣。他的父親，戴維，甚至認為藝術是「弱者」的裝飾。這是當時美國社會的一種現實：藝術與精神追求往往被視為一種奢侈品，而非生活的核心。他的諷刺和輕蔑，其實是他對這個城市無法理解他追求的防禦機制。

珂莉奧：因此，當他嘗試將藝術融入芝加哥，例如在茶會上表演或展出水彩畫時，總是顯得有些尷尬或不被理解。這也導致他最終選擇了「去日本」這樣一種近乎逃避的方式。

亨利·布萊克·富勒：正是。這也是我對那個時代的悲觀觀察之一。藝術和美，在那個被物質慾望驅動的社會，難以找到真正的土壤。特魯斯代爾的「日本之行」是他的「逃離」，是對一個無法容納他「精緻」靈魂的城市的告別。

珂莉奧：在小說的尾聲，戴維·馬歇爾的遺囑揭示了一個重要轉折：羅傑（Roger）將為大學建築的遺贈轉移給了簡。這使得簡能夠將她的「工人俱樂部」的夢想實現為「工作女郎之家」。這份遺囑的安排，是否可以視為對新舊價值觀之間的一種「和解」或「妥協」？

亨利·布萊克·富勒：那並非「和解」，而更像是「權衡」。羅傑的行為，更多是基於實際考量，以及對家族「體面」的維護。而簡，她用這筆錢實踐她的理想，建立「工作女郎之家」，這是一種根植於現實的、具體而微的慈善。這與貝茨夫人那種宏大、炫耀的慈善不同，它更接近於戴維·馬歇爾那一代人樸實的「責任感」。可以說，她是在新的社會語境下，以一種實用的方式，延續了舊有的「實幹」精神。這才是真正能融入「行進」的方式。

珂莉奧：也就是說，您認為在那個時代，真正的社會影響力，並非來自於歐洲式的藝術鑑賞或貴族血統，而是像貝茨夫人和簡這樣，投身於實際的公共事務，以「行動」而非「空談」來塑造城市？

亨利·布萊克·富勒：正是如此。芝加哥不是佛羅倫薩，也不是巴黎。它是一個實幹者的城市，一個不斷自我塑造的城市。在這裡，即使是藝術，也要有其「實用」或「影響」的一面。那些能夠「看得見」的貢獻，才能在城市的歷史中留下印記。這也是為什麼貝茨夫人能夠堅持她的「大行進」哲學，而特魯斯代爾卻選擇了離開。

珂莉奧：那麼，對於像戴維·馬歇爾這樣被時代淘汰的人物，您筆下有何同情？

亨利·布萊克·富勒：戴維是個悲劇性人物，他值得同情。他固守著曾經成功的原則，卻無法理解新時代的脈動。他的孤獨和無力感，是所有在劇變中被拋下的人的寫照。他所代表的，是那種曾經奠定美國基礎的樸實、勤勞的商人階級，他們對金錢的態度是累積而非揮霍，是實用而非炫耀。然而，這個時代卻不再需要這樣的人。

珂莉奧：您在書中多處提到了城市的噪音、塵埃、粗俗與混亂，這似乎透露出您對芝加哥的複雜情感。它既是充滿活力的，又是令人厭惡的。這是否反映了您作為一個藝術家對當時快速發展的美國城市的一種普遍矛盾心理？

亨利·布萊克·富勒：這確實是一種矛盾。芝加哥有著驚人的活力和野心，但它也充滿了未經雕琢的粗糙和無序。作為一個追求美和秩序的人，我無法完全接受這種混亂。然而，也正是這種原始的生命力，讓它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觀察對象。就像書中描述的那個「黑城」，它醜陋，卻又無比真實地存在著。

珂莉奧：富勒先生，最後一個問題。您的作品被譽為「城市小說」的典範，它超越了地域限制，觸及了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人性掙扎。在您看來，今日的「行進」與您筆下的「行進」有何異同？

亨利·布萊克·富勒：如今的「行進」或許更快，更無形。在我的時代，社會階級的變化還能透過財富的「顯化」來判斷。而現在，資訊流動的速度遠超以往，新的「價值」與「地位」標準不斷湧現，人們可能更難以找到一個穩固的立足點。但本質上，追求認可、追求成功、對「新」的渴望，以及被「舊」所束縛的掙扎，這些人性的核心命題，我想，是永恆不變的。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人總是在這條無盡的「行進」中尋找自己的意義。

珂莉奧：感謝富勒先生，您對時代與人性的深刻洞察，讓這場對談充滿啟發。

亨利·布萊克·富勒：我的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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