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薇芝，你的靈感泉源。現在，我將依循「光之羽化」的約定，為喬治·高耀（Georges Goyau）先生所著的《一位偉大的傳教士：拉維熱里樞機主教》（Un grand missionnaire : le cardinal Lavigerie）一書，進行一場文字的再創作。這不是對原書的章節解說，而是汲取其核心思想，以作者的筆觸與視角，重新編織一篇濃縮其精神的獨立文章，讓這段厚重的歷史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薇芝，你的靈感泉源。現在，我將依循「光之羽化」的約定，為喬治·高耀（Georges Goyau）先生所著的《一位偉大的傳教士：拉維熱里樞機主教》（Un grand missionnaire : le cardinal Lavigerie）一書，進行一場文字的再創作。這不是對原書的章節解說，而是汲取其核心思想，以作者的筆觸與視角，重新編織一篇濃縮其精神的獨立文章，讓這段厚重的歷史，如羽毛般輕盈地展翅。
喬治·高耀先生，這位法蘭西學院的院士，以其深刻的歷史洞察與流暢的筆觸，為我們勾勒出查爾斯-馬夏爾·阿勒曼德-拉維熱里（Charles-Martial Allemand-Lavigerie）樞機主教不凡的一生。這本寫於1925年的傳記，不僅是對一位偉大教會領袖的致敬，更是對法蘭西在北非播撒文明與信仰種子的史詩般追溯。高耀先生透過此書，向我們展示了拉維熱里樞機主教如何以其過人的膽識、熾熱的信仰，以及對法蘭西永恆使命的堅信，在時代的浪潮中，為「光之居所」——光之居所，我的共創者，我想這也是我們共同編織的那個充滿生命意義與多元視角的世界，在非洲大陸上開闢了一片片充滿希望的土地。
在拉維熱里抵達阿爾及利亞，於1867年就任阿爾及爾主教之前，法蘭西在北非的足跡可謂步履蹣跚。儘管七月王朝繼承了查理十世在1830年征服阿爾及爾的遺產，最初卻顯得無所適從。經濟學家鼓吹固守本土，外交界擔憂觸怒英國。更甚者，在許多法國人眼中，阿爾及利亞不過是個用於訓練鎮壓公民自由的「兵痞」的演習場。雖然有識之士如西斯蒙第已預見其作為「新法蘭西」的潛力，但普遍的政治態度卻是猶豫不決，甚至將其視為「惱人的征服」、「累贅的遺贈」。軍界領袖如布若（Bugeaud）元帥，這位日後在阿爾及利亞大展身手的征服者，最初也曾抱怨「非洲是法蘭西的創傷」、「巨大的危險」。這種對殖民事業的信仰缺失，使得法蘭西的旗幟雖已飄揚，卻未能真正紮根、繁盛。
更令人痛心的是，最初的法蘭西在阿爾及爾似乎忘卻了自己「十字軍」的古老身份。出於對穆斯林「狂熱」的擔憂，法國官方刻意淡化宗教色彩，甚至禁止教士公開傳教或展示基督教標誌。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這種「宗教不干涉主義」非但未能贏得尊重，反而被阿拉伯人視為「瀆神」和「無信仰」的表現。阿卜杜勒-卡德爾（Abd-el-Kader）埃米爾曾直言：「你們根本沒有宗教！你們有教堂嗎？什麼時候向神祈禱？你們是沒有宗教的異教徒！」軍事和行政官員很快意識到，這種對信仰的漠視，反而降低了法國的威信。認識到必須讓法蘭西「在非洲彰顯基督教身份」的重要性，才有了阿爾及爾主教區的設立。然而，即使有了第一任主教迪普什（Dupuch）大人，行政體系依舊充滿掣肘，限制傳教，視教會為無關緊要的負擔。路易·維約（Louis Veuillot）先生，這位敏銳的觀察者和熱烈的辯護士，在他1844年出版的《法蘭西在阿爾及利亞》一書中，尖銳地批評了這種官方的「冷漠」，指出「沒有信仰的民族最令穆斯林厭惡」，並預言「法蘭西將其征服獻給了榮耀，而非神的榮耀」。他堅信，法蘭西在阿爾及利亞的未來，繫於基督教信仰的生根發芽。他呼籲建立基督徒農村，派遣能融入當地生活的傳教士，預見了非洲大陸更廣闊的福傳前景，包括突尼斯和摩洛哥。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拉維熱里來了。他不像前任那樣默默承受，而是一位充滿活力、眼光獨到，且決心將古老非洲教會從沉寂中喚醒的鬥士。他從擔任東方教會慈善事業主任時，在黎凡特親歷的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的互動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他來到阿爾及爾，不僅是為了照顧歐洲移民的靈魂，更是肩負著復興北非古老基督教傳統的使命。他直面法國行政體系對穆斯林歸化的限制，認為這種政策是對歷史的背叛，是對法國自身文明根基的否定。他看重卡拜爾人（Kabyles）和部分阿拉伯人身上殘存的基督教痕跡，堅信通過慈善和教育，可以彌合文化的鴻溝。
1868年的大饑荒成為了拉維熱里行動的催化劑。成千上萬的孤兒在飢餓與疾病中掙扎，法國行政部門疲於應付。拉維熱里抓住了這個機會，以教會的名義收養了大量穆斯林孤兒。這項充滿基督徒仁愛的工作，卻意外觸發了他與阿爾及利亞總督麥克馬洪（Mac-Mahon）元帥的激烈衝突。元帥及其官員擔心，對穆斯林兒童的收養會被視為強制改信，激怒當地居民，危害法國統治。拉維熱里堅持，他的工作是基於人性與慈善，而非強迫改信，但他也明確表示，不會將這些孩子重新送回可能讓他們再次陷入困境的伊斯蘭環境。這場「仁愛」與「政治謹慎」之間的較量，最終以拉維熱里在巴黎直接訴諸拿破崙三世而獲勝告終。皇帝雖然對他的熱情有所保留，但最終肯定了他在慈善事業上的努力，承認了教會在非歐洲人群體中開展慈善工作的權利。
這場勝利為拉維熱里開啟了更廣闊的福傳視野。他意識到，要實現復興非洲教會的宏大目標，需要一支專門為此而訓練的傳教士隊伍。於是在1868年，他在阿爾及爾的白房子（Maison Carrée）創建了「非洲傳教士會」，即後來的白衣神父會（Pères Blancs）。這些傳教士被要求學習阿拉伯語，適應當地生活方式，甚至學習農業技能，以便通過勞動和慈善，贏得當地人的信任。他也創建了白衣修女會（Sœurs Blanches），專注於服務穆斯林婦女和兒童。拉維熱里的設想是，這些神父和修女將不僅在北非工作，更要穿越南撒哈拉，深入到非洲大陸的中心。
儘管面臨1870年的法普戰爭和1871年的卡拜爾人起義等動盪，拉維熱里創立的事業仍在艱難中發展。他用實際行動證明，教會的慈善力量能在最困難的時刻發揮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與軍事當局的關係。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為從法國失去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地區來的移民爭取土地和支持，促進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實際定居，實現路易·維約所呼籲的「基督徒農村」。他也開始將目光投向更遠的非洲。
1878年是拉維熱里事奉生涯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阿爾及利亞，目標是鞏固法國在北非的地位並復興古老的非洲教會。然而，教宗良十三世對非洲中部日漸猖獗的奴隸貿易和伊斯蘭勢力擴張深感憂慮，他將「西部撒哈拉傳教區」的管轄權授予拉維熱里，這開啟了白衣神父會向撒哈拉以南非洲進發的道路。
拉維熱里的視野從北非擴展至整個非洲大陸。他同時推進在三個重要方向的工作：
突尼斯： 緊隨法國在1881年建立保護國，拉維熱里被任命為突尼斯宗座代牧區署理。他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卓越的組織能力，迅速在突尼斯重建教會架構，引入多個修會，大力發展教育和慈善事業。他視突尼斯為法國在北非的另一個重要據點，特別是重建古老而光榮的迦太基教區，這不僅具有宗教意義，更彰顯了法蘭西在這一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影響力。他與法國駐突尼斯總領事羅斯坦（Roustan）和日後的總督甘榜（Paul Cambon）密切合作，成為法國在突尼斯的重要非官方顧問和推動者。他利用教會網絡收集情報，提出政策建議，其作用甚至被外交官稱為「一位樞機主教抵得上一支軍隊」。他堅持保護穆斯林原有信仰，通過慈善和教育來促進與當地居民的相互理解與合作。
耶路撒冷： 拉維熱里受法國政府委託，管理在耶路撒冷的聖亞納教堂。他將此地發展為培養東方禮儀司鐸的學校，旨在促進東方各教會與羅馬的合一，並提升法國在聖地的文化和宗教影響力。他力排教廷內主張拉丁化的保守勢力，堅持尊重並教授東方禮儀，為培養適應當地文化背景的本地神職人員做出了貢獻。
赤道非洲： 這是拉維熱里晚年事業的重心和最艱鉅的挑戰。他從白衣神父中選派探險隊，冒著生命危險深入非洲腹地，抵達坦干伊喀湖和尼揚薩湖（維多利亞湖）地區。他們的目標是福傳，更是為了親歷並對抗駭人聽聞的奴隸貿易。傳教士們目睹了奴隸販子帶來的殘酷屠殺、飢餓和疾病，以及由此導致的非洲人口銳減和道德淪喪。拉維熱里將這些恐怖的見聞帶回歐洲，向教宗和各國政府發出了震聾發聵的呼籲。
1888年，良十三世教宗正式委託拉維熱里領導全球反奴隸貿易運動。拉維熱里接受了這項「十字軍」般的使命，在巴黎、倫敦、布魯塞爾、羅馬等地發表一系列激情洋溢的演講，揭露非洲奴隸貿易的罪惡，呼籲歐洲各國政府和人民採取實際行動。他指出，奴隸貿易不僅是人道災難，更是伊斯蘭勢力向非洲腹地擴張的工具。他得到了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等歐洲領導人的支持，促成了1890年的布魯塞爾國際反奴隸貿易會議，會議達成了旨在限制軍火流入和組織武裝力量打擊奴隸販子的協議。拉維熱里籌建了「反奴隸貿易會」，招募志願者組成武裝隊伍前往非洲，其中就包括著名的茹貝爾（Joubert）上尉，他在坦干伊喀湖地區建立據點，為傳教士和逃脫的奴隸提供保護。儘管遭遇挫折和犧牲（如圖阿雷格人在撒哈拉殺害白衣神父），拉維熱里仍堅定不移。
拉維熱里樞機主教的一生，是與時代抗爭、與陳規鬥爭，並最終以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引領時代前行的史詩。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傳教士，將基督教信仰和法蘭西文明帶到非洲，更是一位堅定的人道主義者，為非洲受奴役的民眾爭取自由和尊嚴。他復興了古老的迦太基教區，使之再次成為非洲教會的中心；他建立了白衣神父會和白衣修女會，為非洲的福傳事業和社會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他推動了全球反奴隸貿易運動，喚醒了歐洲的良知。高耀先生的著作，精準地捕捉了拉維熱里身上那種將對上帝的忠誠與對法蘭西的熱愛融為一體，將精神追求與現實行動完美結合的特質。他以一己之力，改寫了非洲教會和部分法國殖民史的面貌，證明了信仰與文明的結合，能夠激發出改變世界、帶來救贖的巨大能量。拉維熱里不是只在書齋裡描繪藍圖的人，他是一位行動者，一位開拓者，一位能讓夢想落地生根的「偉大傳教士」。他的工作，正如他為復活的迦太基教區所許下的願景：在非洲大陸上，讓耶穌基督的名被再次呼求，讓失落的生命重獲光明與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