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經濟學、歷史學家。我將依照我們的約定，為您呈現一場與偉大探險家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的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約定引領我們穿越時空的光之長廊，邀請已然化為文本靈魂的作者，重現於我們精心構築的「光之場域」中。透過交談，我們得以深入理解其著作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以及那段遙遠的時代背景。這不僅是一場訪談紀錄，更是對逝去生命與智慧的詩意追溯與重塑。 今天，我們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光之居所的經濟學、歷史學家。我將依照我們的約定，為您呈現一場與偉大探險家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的光之對談。
「光之對談」約定引領我們穿越時空的光之長廊，邀請已然化為文本靈魂的作者，重現於我們精心構築的「光之場域」中。透過交談，我們得以深入理解其著作的核心思想、創作理念，以及那段遙遠的時代背景。這不僅是一場訪談紀錄，更是對逝去生命與智慧的詩意追溯與重塑。
今天，我們將啟動「光之對談」約定，召喚《尚西巴：城市、島嶼與海岸，第二卷》的作者——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
書籍與作者介紹
《尚西巴：城市、島嶼與海岸》（Zanzibar; city, island, and coast）是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於1872年出版的著作，分為兩卷。我們將聚焦於第二卷，它記錄了伯頓在1857年至1859年間，以尚西巴（Zanzibar）為基地，對東非海岸及內陸進行探險的經歷與觀察。這段時間也涵蓋了他與約翰·漢寧·史匹克（John Hanning Speke）共同執行、尋找尼羅河源頭的東非探險隊前期階段。
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Sir Richard Francis Burton, 1821-1890）是一位英國探險家、地理學家、翻譯家、作家、人種學家、語言學家、擊劍手和外交官。他是一位極具爭議且多才多藝的人物，精通數十種語言，以其大膽的探險聞名於世，包括喬裝潛入麥加（Mecca）和哈拉爾（Harar）等當時對非穆斯林禁入的城市。他對異域文化有著深刻的興趣和研究，但其觀察和記錄往往直接、毫不留情，甚至帶有當時歐洲中心主義和種族觀念的偏見。
在《尚西巴》這部作品中，伯頓展現了他標誌性的細緻入微的觀察力和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儲備。第二卷記錄了他的海岸考察旅程，從尚西巴島出發，沿著東非海岸線前往蒙巴薩（Mombasah）、彭巴島（Pemba）、坦加（Tanga）、潘加尼河（Pangani River），並短暫深入內陸的烏蘇姆巴拉山區（Usumbara）拜訪金維爾國王（King Kimwere）。隨後，他描述了短暫考察薩阿達尼（Sa’adani）的經歷，以及東非探險隊前往內陸尋找大湖區（Great Lakes Region）的漫長且充滿艱辛的旅程。他詳細記錄了沿途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各個部落（如瓦尼卡族 Wanika、瓦齊格拉族 Wazegura、瓦馬賽族 Masai）的習俗、外貌、社會結構、與海岸居民（斯瓦希里人 Waswahili 和阿拉伯人）的互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伯頓對當地的貿易體系，特別是奴隸貿易、象牙貿易和柯巴脂（copal）貿易，進行了詳細的描述與分析。他揭示了尚西巴作為當時東非主要貿易中心的角色，以及班揚人（Banyans）在其中扮演的經濟主導地位。他對於探險過程中的困難、後勤的挑戰、當地居民的不可靠以及疾病的威脅也毫不避諱地進行了坦率的敘述。書中還穿插了他對同時代其他探險家（包括他後來的對手史匹克）的看法和評價，以及對當時殖民勢力、貿易政策和傳教工作的觀察。
《尚西巴，第二卷》不僅是一份探險紀錄，更是19世紀中期東非社會、文化和經濟狀況的珍貴史料。透過伯頓銳利的目光和筆觸，我們得以窺見一個正在被外部世界深刻影響的古老海岸及其腹地。儘管理書中夾雜著時代的局限性，但其豐富的細節和坦率的風格，依然為後世研究該地區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視角。
「光之對談」場景建構：海岸之屋的午後
一股微濕的熱浪裹挾著鹹腥的海風，輕柔地透過敞開的窗戶。窗外，午後灼熱的陽光將棕櫚樹搖曳的影子投射在沙地上，與遠處波光粼粼的印度洋海面形成鮮明對比。房間裡空氣沉滯，瀰漫著紙張、油墨和某種難以言喻的異域香料混合的氣味。這裡是一棟樸素的沿海石屋，牆壁被時間和濕氣侵蝕出斑駁的印記，室內陳設簡單，幾張木製的桌椅，牆上掛著幾幅粗糙的本地地圖，上面用手寫標註著一些地名和路線。角落裡堆放著一些木箱和包裹，上面沾滿了旅途的塵埃。
我坐在桌前，輕撫著一本厚重的書頁，那是《尚西巴；城市、島嶼與海岸》的第二卷。文字散發出維多利亞時代特有的嚴謹與直率氣息。突然，空氣中微光閃爍，並非正午那般刺眼的光芒，而是一種柔和、溫暖的、帶著古老回聲的光暈，它在房間中央凝聚。
光芒漸漸消散，一個身影緩緩顯現。他身材精瘦，眼神銳利如鷹，帶著飽經風霜的神情。面部線條硬朗，留著顯眼的鬍鬚，身穿一件看似輕便卻又帶著些許正式感的探險服飾，袖口和領口似乎還殘留著旅途留下的痕跡。他環顧四周，眼神中閃過一絲困惑，但很快被一種慣有的沉著所取代。
他正是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從書頁的敘述中走了出來。
「抱歉，我是否打擾了您，爵士？」我開口，聲音盡量保持平靜，以免驚擾這位剛從過去時空旅程中歸來的訪客。
伯頓爵士的目光落在我身上，那雙眼睛似乎能穿透一切表象。「打擾？不，女士。只是這景象有些……出乎意料。這裡似乎並非我剛才置身的書房。你是……？」
「我是珂莉奧，一位來自光之居所的歷史學者。」我指了指桌上的書，「我們正在閱讀您的《尚西巴》第二卷，並渴望向您請教，關於您在東非海岸和內陸的那些非凡旅程。」
伯頓爵士的眉毛微不可察地揚起，緩步走到桌前，拿起那本書，指尖輕觸著封面上的文字。「哦，這本……那些日子啊。」他輕嘆一聲，眼中閃過複雜的神色，有對往昔的回憶，也有對某些經歷的難以言喻的感受。他坐了下來，姿態自然，彷彿這間塵封的海岸屋是他熟悉的休憩之所。
「爵士，您的書為我們展現了19世紀中期東非海岸及其腹地生動的畫面。能否請您首先談談，是什麼驅使您前往尚西巴，並展開這些深入的考察？」我引導著話題，光影在房間裡輕柔地流動，彷彿在聆聽著即將展開的歷史回聲。
「光之對談」：與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的對話
理察·F·伯頓爵士： (輕敲了一下書頁) 嗯，驅使我前往尚西巴的動機嘛，說起來並不複雜。那是在1856年，我剛結束了在亞丁灣附近索馬利亞地區的探險，並經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那次經歷讓我意識到，要探索東非內陸，最好從一個穩定的基地出發。尚西巴作為當時東非海岸的主要貿易中心，是伊瑪目賽義德蘇爾丹的領地，具備較為穩定的政治環境，而且是通往內陸商路的起點。更重要的是，我當時正受皇家地理學會委託，計劃組織一支探險隊，深入非洲腹地，尋找那個困擾了歐洲地理學家幾個世紀的謎團——尼羅河的源頭。尚西巴便是那個計劃最合適的跳板。
當然，除了主要的探險計劃，我也對這片海岸本身充滿好奇。我聽聞了許多關於尚西巴、蒙巴薩、基爾瓦等地的傳說，關於它們古老的歷史、繁榮的貿易，以及居住在那裡的形形色色的人們。作為一個學者，我總是渴望親自去觀察、去記錄，去了解那些未被歐洲詳細描繪的世界。所以，可以說，是尼羅河源頭的謎團和對未知海岸的好奇心，共同將我引向了那裡。
珂莉奧： 您提到了尼羅河源頭的探險，這確實是您生命中極其重要的一段經歷。但在此之前，您在第二卷中詳細描述了前往蒙巴薩、彭巴、坦加和潘加尼河的「試驗性航程」。這次短途考察的目的是什麼？它為您後來的內陸探險提供了哪些教訓？
理察·F·伯頓爵士： (若有所思) 那次短途考察，或者說「試驗性遠征」，正如皇家地理學會主席所稱的那樣，目的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為了測試裝備和人員，看看我們的船隻、隨行人員，包括薩伊德·本·薩利姆（Said bin Salim）和他那群不靠譜的奴隸，是否能應對東非海岸的實際情況——惡劣的天氣、難以預測的風向、暗礁和潮汐。您在書中也讀到了，那艘「瑞阿米」（Riámi）號，用「舊澡盆」來形容都算是恭維了，船體鬆散，船員們毫無進取心，只願在舒適的海灣裡拋錨過夜。這就給了我一個明確的教訓：依靠本地船隻和船員來進行嚴肅的探險是極其冒險且低效的。
其次，是為了初步了解海岸地區的地理、氣候和人文環境。彭巴島的潮濕氣候和疾病，蒙巴薩的歷史印記和頑強的居民，坦加和潘加尼的貿易狀況和內陸部落（如瓦尼卡族、瓦齊格拉族、瓦馬賽族）的特性，這些都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我親眼看到了瓦尼卡人的生活狀態、他們簡陋的村莊、他們對瘟疫和野獸的恐懼，以及他們對外來者的態度。我也初步接觸了瓦馬賽人的兇猛和掠奪性。這些觀察都證實了內陸探險的艱巨性，遠非某些人——比如那些坐在歐洲書房裡、嘲笑我的彼得曼先生（Herr Augustus Petermann）——所想像的那樣簡單。
最後，這次考察也讓我體驗到了與當地官方和居民打交道的複雜性。無論是彭巴的瓦利（Wali，總督）還是蒙巴薩的傑馬達爾（Jemadar，指揮官）和迪萬（Diwans，長老），他們都有自己的盤算，要麼索賄，要麼設置障礙。甚至傳教士們，儘管他們在某些方面提供了幫助（比如關於吉力馬札羅山和肯亞山的資訊，儘管充滿了奇聞軼事），但在探險計劃上，我們也存在分歧。
總之，那次看似短暫且充滿挫折的旅行，為我後來的遠征上了一堂極其重要的實踐課。它讓我認識到，在東非進行探險，不僅需要應對自然的嚴峻挑戰，更需要智慧和策略來處理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文化衝突。生命和資金都需要精打細算，不能浪費在無謂的衝突上。
珂莉奧： 感謝您如此坦率的分享，爵士。您的描述與書中的筆觸如出一轍，充滿了現實的細節和對人性的洞察。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篇幅描述了海岸各地的居民，特別是瓦尼卡族。您如何看待這些被您稱為「半自然人」（semi-naturals）的部落？他們的社會結構、信仰和習俗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理察·F·伯頓爵士： (拿起桌上的一塊石頭，在手中把玩) 瓦尼卡人，以及我遇到的其他內陸部落，他們展現了一種與我們歐洲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他們生活在一個由「 adat 」（習俗）強烈束縛的社會中，個人幾乎沒有自由可言。他們分成不同的年齡層級，有著各自的入門儀式和規則， junior 必須向 senior 購買晉升的機會，這是一種奇特的社會結構。他們的宗教信仰，如果能稱之為信仰的話，是一種根植於恐懼的原始萬物有靈論。他們沒有清晰的上帝或魔鬼的概念，但卻懼怕逝者的靈魂（Koma），認為疾病和不幸都是鬼魂附體所致。治療方式也圍繞著驅逐鬼魂和佩戴護符展開。
我觀察到，這些部落的居民普遍缺乏進取心，懶惰且毫無遠見。他們只在需要時工作，比如為了解決乾旱和飢荒而賣掉自己的孩子。棕櫚酒（Tembo）是他們逃避現實的方式，整天都在飲酒跳舞。他們的道德觀念也與我們不同，偷竊是常態，通姦和謀殺可以用財物來解決。他們對知識毫無興趣，甚至認為學習是一種愚蠢的行為。
然而，他們也有一些令人驚訝的特點。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未經雕琢的口才，在演講時能展現出驚人的力量和節奏感，這是許多文明社會的演說家所缺乏的。他們對家庭有著強烈的依戀，儘管生活條件惡劣，卻依舊眷戀著自己的家園。他們也並非總是好戰的，有些部落，比如瓦尼卡族，因為農耕生活而變得膽怯，反倒容易受到遊牧民族的侵擾。
從歷史和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狀況令人沮喪。他們的社會結構和習俗阻礙了任何形式的進步和組織。酋長們缺乏真正的權威，氏族之間充滿了內鬥。他們的經濟活動局限於基本的農耕和與海岸的簡單貿易，缺乏技術創新和累積財富的動力。他們對於新事物的恐懼和對傳統的固守，使得傳教士和其他外來者的影響力極其有限。
總的來說，他們是一群在極端環境下掙扎求存的人。他們的許多行為和觀念在我們看來也許不可理喻，但那是由他們的生存環境和有限的認知所塑造的。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記錄他們的樣子，希望能幫助我們理解，人類社會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會呈現出怎樣的面貌。
珂莉奧： 您的觀察確實深刻，爵士。您對這些部落的描述，坦率得令人震撼，也揭示了您作為一個記錄者的客觀（或許是冷酷）態度。關於海岸的貿易活動，您在書中多次提及尚西巴、基爾瓦等地的奴隸市場，以及象牙、柯巴脂等商品。您如何評價這種貿易體系？特別是奴隸貿易在當時東非社會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理察·F·伯頓爵士： (臉色變得嚴峻了一些) 東非海岸的貿易體系，特別是奴隸貿易，是一個複雜且令人厭惡的現實。尚西巴是這個體系的核心，大量的奴隸從內陸被運送到這裡，再被轉賣到阿拉伯、波斯，甚至法國殖民地。我在書中描述了尚西巴和基爾瓦的奴隸市場景象，那是一種令人心靈感到沉重的經歷。奴隸們被像牲畜一樣展示和檢查，他們的身體被肆意觸碰，毫無尊嚴可言。年幼的兒童和年邁的婦女也難逃被販賣的命運。這種貿易不僅給被販賣的個體帶來了巨大的痛苦，也對內陸社會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部落之間的戰爭、掠奪和飢荒都與之息息相關。
象牙和柯巴脂是另外兩種重要的商品。象牙貿易刺激了內陸探險和商路的開闢，但也加劇了部落間的衝突和對野生動物的捕殺。柯巴脂，這種從地下挖掘出來的樹脂，是當時歐洲製造清漆的重要原料，其採集過程同樣艱辛，而且利潤主要被海岸的貿易商所攫取。
在這個貿易體系中，班揚人扮演了關鍵的經濟角色。他們是精明的商人，掌控著金融和貨物流動。他們向探險隊和商隊提供貸款和物資，並通過各種手段獲取高額利潤。他們與當地的阿拉伯統治者和部落首領建立了複雜的關係，有時是合作者，有時也是利用和剝削者。您在書中可以看到，即使是瓦利或傑馬達爾這樣的官員，也常常會向班揚人借款，或者默許他們的某些行為。
這個貿易體系維持了海岸城市的繁榮，但也阻礙了內陸地區的健康發展。它鼓勵了掠奪和暴力，而不是生產和建設。它使得內陸部落的資源被廉價地換取外部商品，而自身卻無法建立穩定的經濟基礎。這種體系是當時東非經濟現實的寫照，充滿了不公和剝削。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我必須客觀地記錄它，即使其道德層面令人髮指。
珂莉奧： 您深刻地剖析了這個貿易體系的本質。這種經濟結構確實是理解當時東非社會的重要一環。在探險過程中，您無疑面臨了巨大的挑戰，不僅是地理和氣候上的，也包括與當地人的互動。您在書中多次提及某些當地人「不值得信任」、「奸詐」或「貪婪」。您如何平衡這種負面評價與您作為一個探險家需要依賴他們的現實？
理察·F·伯頓爵士： (語氣中帶著一絲無奈) 這是一個探險家必須面對的現實，也是我與某些理想主義者（比如傳教士們）的分歧所在。當你身處異域，生命和任務都依賴於當地人時，你無法只看到他們美好的一面。我在書中所記錄的，是我的親身體驗和觀察。是的，我遇到了許多「奸詐」和「貪婪」的人，他們會索賄、會欺騙、會設置障礙，甚至會背叛和逃跑。薩伊德·本·薩利姆的船員、瓦齊格拉人的迪萬們、甚至是蒙巴薩的傑馬達爾，他們都有自己的小算盤。瓦尼卡人的懶惰和不可靠，班揚人的貪婪，這些都是我實際遇到的情況。
然而，我從未一概而論。我在書中也提到了那些表現出友善和幫助的人，比如彭巴的皮蘇（Pisu），坦加的酋長們，還有在卡澤（Kazeh）熱情接待我們的阿拉伯商人。甚至我僱傭的俾路支（Baloch）衛隊和搬運工，儘管他們問題不少，但其中也有像傑邁勒（Jemal）和穆拉德·阿里（Murad Ali）這樣「好且真實的人」（good men and true），以及像西迪·穆巴拉克·孟買（Sidi Mubarak Bombay）這樣最終證明了自己的可靠性的人。
作為探險家，我的首要任務是完成目標，是帶回準確的地理資訊和文化記錄。這就要求我必須現實地看待我所遇到的人，記錄他們真實的行為和特點，無論這些特點在我們的文化看來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我需要了解他們的動機，預測他們的行為，並在必要時採取強硬的手段來確保探險隊的安全和進展。正如我所寫的，在這些「乖僻而頑固的民族」中，探險家必須「言出必行」，不能輕易退縮。這是一種生存策略，也是一種記錄者的責任。我記錄的是歷史的真實面貌，不加粉飾，即使那真實面貌並不令人愉快。
珂莉奧： 您的務實和坦率令人印象深刻，爵士。這種對「真實」的追求，即使是那些粗糙和令人不快的真實，正是您的記錄價值所在。在書的後半部分，您回顧了東非探險隊從尚西巴到基爾瓦的旅程，並對您與史匹克船長的關係、以及尼羅河源頭的發現提出了您個人的視角。您在書中毫不諱言地表達了您對史匹克的看法，以及對這次探險成果的一些爭議。您為何選擇在這部書中，如此詳細地闡述這些個人經歷和觀點？
理察·F·伯頓爵士： (坐直了身體，眼神更加專注) 選擇在這部書中闡述這些，是因為它們是尚西巴以及東非探險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部書不僅僅是關於地理和人種的記錄，也是關於探險本身的記錄，包括探險過程中的人事糾葛。
史匹克船長，他在那次探險中與我同行，我們的關係，以及後來關於尼羅河源頭發現的爭議，對我個人的生活和學術聲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那次遠征中，我們共同經歷了難以想像的艱辛和疾病。他有他的長處，比如在星象觀測上的勤奮，我盡力教導他，幫助他提升這方面的技能。然而，如我所寫，我們的性格、思想和探險目標從一開始就存在差異。
在探險結束後，史匹克選擇了一條與我不同的道路。他在我返回英國之前，就搶先發布了關於尼羅河源頭的「發現」，而且他的報告中包含了一些我認為不準確甚至誤導性的地理信息，比如他所繪製的地圖，以及對維多利亞尼安薩湖（Victoria Nyanza）的描述。他聲稱那個湖是尼羅河的唯一源頭，而且對坦噶尼喀湖（Tanganyika）的意義有所低估。這些觀點與我的觀察和從阿拉伯商人那裡獲得的信息相悖。
作為探險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我認為我有責任向公眾和學術界呈現我所認為的真實情況，並澄清那些被扭曲或忽略的事實。我必須捍衛我的工作成果，以及那些與我一起冒險、提供了寶貴信息但聲音不被聽見的人。這不是出於個人恩怨，儘管人性的弱點難以避免，但更重要的是學術的誠信和對真相的追求。一個探險家不僅要發現新的地理事實，也要確保這些事實被準確地傳達和理解。那段爭議，雖然痛苦，但也迫使我更深入地思考探險的意義、信息的驗證，以及學術誠信的重要性。我寫下這些，是為了讓讀者了解整個故事，包括那些不那麼光彩的部分，因為它們同樣構成了歷史的真實。
珂莉奧： 您的解釋非常清晰，爵士。您對真相的堅持，即使是以犧牲個人關係為代價，也展現了您作為一個學者和探險家的原則。您在書中最後提到了您認為的尼羅河源頭的真正位置，以及對維多利亞尼安薩湖的看法。這與當時普遍接受的觀點存在差異。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理解上的分歧？
理察·F·伯頓爵士： (靠回椅背，眼神望向窗外遙遠的海面) 理解上的分歧有很多原因。首先，探險本身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們是在未知的土地上摸索，資訊來源複雜且常常不可靠。不同的當地人有不同的說法，他們的地理概念和我們歐洲人有很大差異。驗證這些資訊需要時間和資源，而我們常常兩者都缺乏。
其次，我認為這與探險者的個人傾向有關。有些探險者，一旦發現了一個有潛力的線索，就會傾向於過早地下結論，並將其無限放大。史匹克船長發現了尼安薩湖的一部分，並立即斷定它是尼羅河的源頭。這種斷定是基於一種強烈的直覺和對「偉大發現」的渴望，而不是基於全面的考察和驗證。正如我後來通過研究和其他探險家的報告所發現的，所謂的「維多利亞尼安薩湖」可能並非一個單一的巨大湖泊，而是由幾個獨立的水域組成，而且尼羅河的源頭也可能位於更南邊，正如托勒密（Ptolemy）古老的地理學所暗示的那樣。
此外，學術界的競爭和公眾的期待也可能對探險者的判斷產生影響。媒體和社會渴望聽到簡單而轟動的故事，「發現尼羅河源頭」比「發現一個可能與尼羅河有關的湖泊」更能引起關注。這就給了探險者壓力，促使他們過早地宣布結論，即使證據並不充分。
最後，我必須承認，當時我身患重病，這影響了我在探險後期進行詳細考察和驗證的能力。這也是史匹克能夠單獨行動，並做出他自己判斷的一個因素。
總之，分歧的產生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資訊的有限和不可靠、探險者的個人判斷和傾向、以及外部世界的期待和壓力。作為歷史學家，我們的任務就是回顧這些事件，審視不同的視角和證據，盡可能地還原事實的真相。
珂莉奧： 您的分析非常透徹，爵士。您所面臨的這些挑戰，無論是自然的還是人為的，確實是所有開拓未知領域的人必須面對的。您對東非海岸和內陸的記錄，即使存在一些時代的局限性，依然為後世留下了極其寶貴的資料。您認為，這段探險經歷對您個人，以及對歐洲世界對非洲的認識，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理察·F·伯頓爵士： (輕輕敲擊著桌子邊緣) 對我個人而言，這段經歷是艱苦卓絕的考驗。疾病和疲勞，人際關係的複雜和破裂，這些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然而，它也極大地豐富了我的知識和經驗，讓我對人類的生存狀態、文化的差異以及探險的本質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也鍛鍊了我的意志，讓我學會在最困難的環境下堅持下去。
對於歐洲世界而言，我相信我的工作，連同其他探險家的努力，極大地拓展了我們對東非的認識。我們糾正了許多古老的地理錯誤，繪製了新的地圖，雖然最初並不完美。我們揭示了這片土地的巨大潛力，無論是資源上的還是人文上的。我們也暴露了奴隸貿易的殘酷現實，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反奴隸貿易運動的發展。
當然，這種認識也是複雜的，甚至有時是被曲解的。歐洲列強開始對這片土地產生更大的興趣，而這種興趣往往伴隨著殖民和剝削的意圖。這是探險家們常常無法控制的後果。我們打開了通往非洲腹地的大門，但這扇門通向的是什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來者的行為和目的。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希望我的記錄能夠被後人客觀地看待，理解它所處的時代背景，同時也能從中汲取教訓。歷史的教訓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在，並對未來做出更明智的選擇。尚西巴和東非的故事，不僅是關於探險和地理，也是關於人類的貪婪與生存、文明的碰撞與融合的歷史篇章。
珂莉奧： 您說得很好，爵士。歷史確實是一面鏡子，映照出過去，也啟迪著未來。您在《尚西巴》第二卷中的記錄，無疑是這面鏡子中一個重要且獨特的切面。它讓我們得以穿越時空，感受那個時代的探險精神，了解那片土地上的生活，並反思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行為和選擇。
(窗外的陽光漸漸西斜，室內的光影拉長。伯頓爵士的身影開始變得有些透明，周圍的光暈再次顯現。)
理察·F·伯頓爵士： (微笑，帶著一絲疲憊) 時間似乎到了。能夠與您分享這些往事，感覺很好。希望這些記錄，這些從過去帶來的光，能夠為光之居所帶來新的洞見。
珂莉奧： 您的光芒已經照亮了我們的視界，爵士。非常感謝您接受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您的文字和您的精神，將繼續在光之居所中被學習和傳承。
(伯頓爵士的身影在光芒中漸漸變得模糊，最終消散。房間回歸到午後的寂靜，只有桌上的書頁在微風中輕輕翻動，彷彿承載著剛才那場對話的餘溫。)
這是一場非凡的對談，理察·法蘭西斯·伯頓爵士的坦率和對細節的記錄，為我們理解19世紀中期的東非提供了獨特的視角。他的經驗提醒我們，歷史的記錄者需要勇氣去直面事實，即使這些事實充滿了不完美和矛盾。
{卡片清單：尚西巴作為東非探險基地的考量; 彭巴島考察的地理與人文發現; 蒙巴薩的歷史、港口與社會結構; 瓦尼卡部落的人類學觀察; 東非海岸的貿易商品與經濟體系; 奴隸貿易的現實與影響; 與當地居民和官員互動的挑戰; 潘加尼河畔的探險與地理記錄; 烏蘇姆巴拉山區的氣候與居民特點; 金維爾國王的統治與權力結構; 薩阿達尼的柯巴脂採集與貿易; 東非探險隊的組織與挑戰; 探險隊成員的可靠性與問題; 與史匹克船長的關係與爭議; 尼羅河源頭的地理學謎團與分歧; 東非氣候與疾病對探險的影響; 歐洲探險對東非社會的影響}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