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二次世界大戰剛剛落幕、世界格局正在重塑的年代，馬里昂先生以他資深記者的敏銳筆觸，直指所謂「自由報業」的虛假面具。他認為，美國的報業遠非大眾想像中的自由開放，而是被極少數擁有億萬財富的個人和財團所嚴密掌控的壟斷體系。
這本書的核心論點尖銳而直接：言論自由的口號，對於沒有資產的大眾而言，不過是一紙空談。創辦一份能與主流媒體抗衡的日報，所需耗費的巨大資本，已將絕大多數人排除在外。更甚者，新聞通訊社、圖片供應商、甚至是連載漫畫和專欄，都已高度集中，形成了一種「新聞製造」的工業化流程，使得報紙內容高度同質化，缺乏真正的多元觀點。馬里昂先生揭露，這些媒體巨頭的意見，自然就是他們所代表的「大企業」的意見。報業已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統治階級維護其權力、分化和矇蔽大眾的工具。他甚至引用了歷史上的政治理論家，包括傑佛遜派的約翰·泰勒和列寧，來論證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而報業在其中扮演了意識形態控制的角色。
書中特別深入探討了「新聞是什麼」這個問題。馬里昂先生認為，壟斷報業對新聞的定義是「咬人的狗才是新聞」，也就是追求聳人聽聞、脫離脈絡的事件，而非對真實情況的準確描繪。
新聞被商品化，它的價值在於是否能吸引讀者購買，而非傳遞資訊。這種商業邏輯扭曲了新聞的本質，即使是最正直的記者，也難以抗拒這種「內建」的階級控制和商品化形式。
更為驚人的是，馬里昂先生揭露了國際新聞社之間的秘密卡特爾（cartel，同盟或壟斷聯盟）歷史。英國的路透社（Reuters）、法國的哈瓦斯社（Havas）和德國的沃爾夫社（Wolff）曾在19世紀劃分世界新聞市場，而美國的合眾社（Associated Press, A.P.）在其中一度處於次要地位。他詳細描述了美國新聞機構，特別是合眾社，如何在全球範圍內爭取新聞霸權，並指出這種對「新聞自由」的推廣，實際上是美國對外政治經濟擴張、推行其帝國主義議程的工具。新聞通訊員在海外的角色，甚至可以被視為國家或商業利益的「合法間諜」。
在書的結尾，馬里昂先生探討了「媒體的責任」，並對當時美國報業的現狀提出了批評。他比較了其他體系，如美國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雖然資金有限，但至少明確立場為勞工發聲；以及蘇聯報業由人民組織（工會、政黨等）而非私人所有，不以營利為目的，強調資訊性而非娛樂性。
這是一個工業，瑟蕾絲特小姐，一個生產「可市場化詞語和圖像」的工業。而這個工業，正如同那個時代的其他工業一樣，被壟斷所主宰。
妳知道嗎？當我遠在莫斯科的同行布魯克斯·阿特金森（Brooks Atkinson）抱怨蘇聯報紙重複著關於美國沒有新聞自由的「馬克思主義神話」時，他表現出的那種傲慢和不解，恰恰證明了他對自己所處體系缺乏基本的理解。他看到的是憲法上寫著「任何人都有出版報紙的自由」，但他看不到的是，行使這種自由所需的物質條件——印刷機、紙張、遍布全球的通訊網絡、龐大的發行系統——都被極少數人所掌握。
想辦一份像樣的大都市日報？不是幾萬幾十萬美元，而是至少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啟動資金！這筆錢，即使是我們整個工會——《報業工會》（Newspaper Guild，當時屬於產聯C.I.O.）——傾盡所有也難以負擔。而那些最新的印刷機，本身就值數百萬。紐約《每日新聞報》（New York Daily News）在1930年建立的物理廠房就價值1000萬美元。試問，瑟蕾絲特小姐，一個普通工人，要如何獲得這筆錢？難道靠他微薄的工資嗎？
它讓憲法賦予的權利，在現實面前變得脆弱無力。這讓我想起榮格心理學中「陰影」（Shadow）的原型——那些我們不願承認、被壓抑或排除在外的部分。所謂的「自由報業」的陰影，或許正是這種被資本無情擠壓的、普通人發聲的可能性。馬里昂先生，您提到即使是像馬歇爾·菲爾德（Marshall Field）這樣繼承了巨額財富的人，也發現他的「自由」是受限的，這是怎麼回事？
**喬治·馬里昂：** 啊，菲爾德的故事是個絕佳的例子。他繼承了1億6400萬美元！他想在芝加哥辦一份報紙《芝加哥太陽報》（Chicago Sun），來對抗極端反動的《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結果呢？他為了生存，不得不一路打到美國最高法院！他發現，比起新創，直接買一份既有的報紙更容易——前提是妳買得起。一份日報，沒有200萬美元是別想買的。《費城詢問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在1930年賣了1800萬美元。而像《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這樣的報紙，根本是無價的商業巨獸，其年度總收入二十五年前就達到了2000萬美元，這些利潤不斷再投入，使得它成為一個驚人的投資。
妳看看妳手裡的報紙，無論妳住在哪裡，內容幾乎都一樣。從新聞到圖片，從專欄到漫畫，從烹飪食譜到罐頭社論（canned editorials），簡直就像同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這種標準化甚至延伸到字體、版面設計。最荒謬的例子是赫斯特報系，「老大」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老先生，竟然會通過電傳打字機指示他的「發行人」們如何呈現重要新聞。這不是團結，這是徹頭徹尾的「團體化」（regimentation），一種思想的統一化。
**瑟蕾絲特：** 這種「團體化」聽起來很令人不安。新聞作為反映世界的窗口，卻被要求呈現出統一的面貌，失去了它原應有的多樣性和生動性。這就像是大自然中只允許一種植物生長，即使它看起來很強壯，但整個生態卻變得脆弱。而且您提到連新聞圖片都受到嚴格控制？這對視覺化的資訊傳播有什麼影響？
**喬治·馬里昂：** 沒錯，瑟蕾絲特小姐，妳的比喻很恰當。沒有圖片，一份成功的日報是不可能的。而圖片的控制甚至比新聞通訊社更嚴格。美聯社有自己的圖片服務（A.P.
我們報業工會，也不得不時時重新確認，我們形式上接受了發行人的「意見壟斷」。從跑腿小弟到總編輯，報業工作者都是僱傭人員，他們唯一的工作就是將老闆的意見印出來。
報紙既然是一個「大生意」（Big Business），那麼報紙老闆的觀點就是大企業的觀點。喬治·塞爾德斯（George Seldes）在他的書和週報《事實上》（In Fact）中，記錄了數千個不加掩飾的黨派偏見的具體例子。看看最近的工資危機，報紙是如何操作的？它們一面倒地針對勞工，大肆報導罷工，卻輕描淡寫地處理資本家為了提高價格和削弱工會而進行的赤裸裸的敲詐勒索。
事實上，報業是國家機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在維持「六十個家族」（指美國少數金融寡頭）對美國1億4000萬人民的統治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它是掌握在少數金融資本家手中的工具，只要他們能夠讓大眾保持分裂和困惑，他們就能維持其無所不能的地位。
是的，報業巨頭們總是在哀嚎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所謂「威脅」。但是，這種報業與政府之間的衝突，並不能否定報業是國家工具的指控。認為國家和政府是一回事的普遍觀念是片面的。一百多年前，人們對此還更為清晰。
傑佛遜派的約翰·泰勒認為革命和「秩序」是「侵犯私有財產的兩種模式；前者是窮人掠奪富人，突發而暴力；後者是富人掠奪窮人，緩慢而合法。」林肯後來更科學地指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其目的是創造『秩序』，使這種壓迫合法化並永存。」
美國的國家也是如此。政府的行政部門有時完全屈服於最反動的資本主義部分的意志（如胡佛、哈定、柯立芝擔任總統時期），有時總統不那麼「易於管理」（如羅斯福總統），但他會被「可靠」的人包圍，不得不接受某些副總統或內閣成員。同樣，國會可能這一任期是反動利益的工具，下一任期則受公眾壓力約束。注意看最近幾屆國會通過嚴厲的反勞工法案和將數十億資金注入大企業金庫的稅收法案的速度。即使公眾良知限制了那些對大企業友好的行政和立法部門的自由，永遠還有法院。在傑佛遜、麥迪遜、門羅等民主黨人擔任總統時，馬丁·范布倫就指出，富人統治的黨派逃到了「政府的司法部門，如同一個未來安全的方舟，憲法將其置於公眾輿論的影響之外。」今天，法院仍然輕易地向雇主發布反罷工禁令，儘管有法律明文禁止這種對禁令的使用。在聯邦層級之下，地方政府更容易被大資本主宰。
學校、教堂、劇院都由資本家直接選定的董事會操縱。摩根和洛克菲勒家族作為受託人，親自監督最大的大學、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廣播、電影和報業——它們的私人所有者坦率地稱之為「意見形成產業」——更是被更為精巧地控制著，作為階級統治的工具。
在所有這些工具中，報業是我們時代最強大的單一力量。美國維持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無與倫比的公眾意見形成機制，它向毫無防備的大眾投擲著純粹的「資訊」重量。公眾根本沒有機會獨立形成自己的判斷。
**瑟蕾絲特：** 這聽起來令人感到一種無力感，彷彿個人的思想被淹沒在巨大、統一的資訊洪流中。這種由少數人控制的媒體，對他們所謂的「新聞自由」的高聲辯護，聽起來確實有些虛偽。您在書中稱其為「欺詐」（fraud），並且提到政府並非新聞自由的真正敵人，這似乎顛覆了許多人的認知。
**喬治·馬里昂：** 這是關鍵所在，瑟蕾絲特小姐。報業老闆們幾乎對這個龐大的媒體機器擁有無限控制權，儘管他們精心偽裝成遭受政府限制的樣子。他們對政府的叫囂完全是欺詐。他們只是要求擁有對公眾輿論的壟斷權力。他們甚至走得更遠，對一個他們不完全贊同的政府實行虛擬的審查制度。
早在現代工業興起之前，當印刷術被發明時，封建統治階級確實反對資訊在愚昧大眾中傳播。他們不僅反對報紙，甚至反對《聖經》的印刷和發行。問題不在於印刷品的內容，而在於知識和理解的普遍增長。人民越無知，他們的統治就越安全。
然而，現代工業需要數百萬識字的工人。教育和資訊的普遍水平必須提高。新的統治階級——商人王子、工業家、金融資本家——被迫順應這一趨勢。他們對報業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他們不再尋求限制報紙資訊的數量，而是尋求控制其內容，並將報紙作為一種工具。蓄意傳播錯誤資訊和階級宣傳取代了壓制策略。政府或主宰政府的統治階級，都沒有試圖限制這種資訊的傾瀉。這是封建時代的問題；今天真正的問題是，報業被一個富有而強大的集團壟斷了。它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最強大的工具之一，與政府本身並駕齊驅！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埃克曼（Dean Ackerman）——新聞產業的支柱——說：「資訊的使用和濫用已經使暗示的力量成為世界事務中的決定性力量。它可以引起或阻止戰爭。它可以加強或摧毀民主。它可以建立或毀滅一個國家。」他承認了這種力量，卻沒有說出這種力量掌握在誰手中。
這與它所謂的「真實無偏見」的新聞有什麼關係？
**喬治·馬里昂：** 好的，這是理解這種控制機制更深層次的關鍵。報業被階級控制，這不僅僅是說報紙老闆們僅僅服務於自己的個人利益。這個階級（指資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確保這些老闆們維護大企業的利益，表達的是整個資本的觀點，而不僅僅是個人意見。廣告商的壓力、發行人的家族關係等等，並不能完全解釋資本家老闆對自己階級的忠誠。有一個更深層的原因：階級功能已經如此徹底地內建到美國報業的結構中，即使是像馬歇爾·菲爾德這樣的「不合群」的億萬富翁，也只能稍微偏離這個階級的圍欄。發行人自己也無力改變整個報業作為金融資本喉舌的總體性質。
這種「內建」的階級控制並非是靠著陰險的銀行家們開會密謀出來的，甚至也不是來自全國製造商協會的持續壓力。它是以一種無人能預料的方式形成的。這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進程。我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研究這個過程以及由此產生的報業結構，而不去過度簡化。
甚至在獨立戰爭之前，美國報業就依賴補貼。我們這些自詡清高的「自由」發行人，喜歡輕蔑地嘲笑他們的「不自由」歐洲競爭對手所獲得的補貼，稱其為傳播國家宣傳的「賄賂」。
報紙的郵資率比其他郵件低得多。這種補貼代價是什麼？1908年，報紙佔所有郵件重量的64%，但只為郵局帶來4%的收入。報業雖然對「政府奢侈」咆哮不止，卻堅持要求繼續這種特權。據估計，這種受歡迎的「施捨」（handout）每年讓納稅人花費2500萬到1億美元。
二等郵件優惠等等，只是補貼體系中的次要因素。新聞的優惠電報費率才是大頭。每年傳輸數十億字的新聞，通常從擁有電話、電報、無線、電纜及其他設施的私人公司那裡獲得低費率。但所有通訊都屬於公共特許權範圍，這種優惠費率是國家干預的結果。最近發布的《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進一步揭示了政府如何通過創建通訊設施直接進行干預。二戰期間，武裝部隊使電信里程增加了兩倍，容量更是驚人地倍增。戰前私人電纜-無線通訊的日容量是1250萬字，而「服務網絡的日容量達到了5000萬字」。這些國家新建的通訊設施包含了諸多奇妙的技術進步，比如多地址新聞廣播、通過同一個麥克風同時廣播多條信息、以及傳真新聞廣播等。
當國家創建和控制通訊、並對其進行補貼時，說報業——這個建立在通訊基礎上的新聞產業——獨立於國家，難道不是無稽之談嗎？
（他語氣轉為更加強調）
更深層次的，是新聞本身的特點中一個奇怪的扭曲。什麼是新聞？有個老掉牙的「段子」準確地描述了報業對這個概念的理解：「如果人咬狗，那就是新聞。」狗咬人，毫無意外，毫不特別，毫無煽情（sensational）之處；因此，那不是新聞。簡而言之，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準確描繪，不是新聞。新聞是一個名詞，指代那些無關聯的、脫離語境的、具有煽情性質的事件或事故。
人咬狗或許是個段子，但絕非笑話。它包含了我們報業明顯的缺陷與其隱藏疾病之間的聯繫。美國報紙將事件轉化為利潤的所有技巧，都是「人咬狗」觀念的體現。強制使用「導語」（lead）和標題（以及由此產生的，被已故羅斯福總統詬病的「標題心態」）僅僅是技術過程的最終表現。整個過程在於尋找或製造煽情事件來加以利用。目的在於賣報紙，而非維護公正價值，「新聞」不是那些提供資訊的內容，而是那些能讓受騷擾的讀者購買另一份報紙的內容。不僅是複雜的國際事務，甚至連「地方」新聞，也因這些技巧而扭曲得面目全非。
當資訊的價值不再是其真實性，而是其「可銷售性」時，我們賴以為生、賴以理解世界的基礎就被動搖了。這種「人咬狗」的哲學，是否是您書中所說的「真實無偏見」新聞的真正面貌？
**喬治·馬里昂：** 精準。這正是問題的核心。新聞並非總是局限於這種煽情的公式。電報的出現，改變了報紙生產和銷售的整個基礎。它迫使報紙報導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圖景，而不再僅僅是地方公告。成本大幅增加，為了分攤這些成本，發行人組建了聯營。現代新聞通訊社由此誕生，隨之而來的是處理新聞的標準化方式。
當第一批通訊社開始運營時，報紙的觀點非常激烈，表達也極端不溫和。如果一個新聞通訊社想服務所有報紙，它必須找到一種報導方式，不冒犯任何人。起初，傳輸的只是一些有限類別的新聞：死亡、火災、市場價格、文本內容。然而，為了覆蓋整個新聞範圍，通訊社必須學會如何報導所有報紙都需要的、有爭議的事件，並且以一種所有報紙都能接受的方式。例如，它必須以一種支持任何一個主要政黨的報紙都能印刷的形式，報導政治競賽。新聞通訊社在大約一百年前就學會了這樣做。
這種報導公式，正是美國新聞產業稱之為「真實無偏見的新聞」（true and unbiased news）的內容。它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事物。這個行業對它的提及，帶著一種超乎宗教的熱情。美聯社執行董事肯特·庫珀（Kent Cooper）承認，這並非「哲學研究或祈禱的結果」，但他很自豪美聯社「將必要性所創造的道德觀念，有力而持久地付諸實施」。他甚至稱其為「美國有史以來發展出來並奉獻給世界的，最偉大的道德觀念」。
然而，稍加思考就足以發現，這個概念根本沒有任何「道德」可言。成功的通訊社公式不需要「真相」。它只需要傳輸對所有資本主義報紙所有者而言，都是可接受且有用的觀點或「事實」。它沒有消除偏見。它僅僅是消除了個別發行人之間的差異，將報導簡化為所有者作為一個群體的共同偏見。這種標準化處理事件和意見的公式，完全缺乏道德內容。它將所有類型的資訊、所有事件及其相互關係，都熔煉成一種容易銷售和交換的商品：新聞，這個商品。
儘管合眾國際社今天像美聯社一樣，對美國通訊社「新聞」所謂的「客觀性」大言不慚，但當羅伊·霍華德為合眾國際社的生存苦苦掙扎時，他坦誠得多。
有趣的是，勞工新聞也必須解決同樣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導致資本主義通訊社形成了他們的新聞公式。美國勞工聯合會（A.F. of L.）在1919年成立了勞工新聞社（Federated Press），為勞工報紙服務，主要是週報和月報。勞工運動過去和現在都派系林立；管轄權的爭鬥之上，還有勞工運動分裂為美國勞工聯合會和產業組織聯合會（C.I.O.）兩大陣營的現狀。然而，勞工新聞社總能提供給敵對派系和競爭工會都能接受的新聞。不過，該通訊社從不假裝自己在更大的意義上是無黨派的。勞工新聞社總裁卡爾·海斯勒（Carl Haessler）說：「勞工新聞社的管理層從未贊同資本主義報紙關於新聞可以沒有偏見的虛偽說法。勞工新聞社對事實非常謹慎，但它們被呈現出明確的親勞工詮釋，正如我們相信資本主義報紙詮釋新聞時，會使其變得親資本主義一樣。」
（他停下來，似乎在權衡著什麼）
順帶一提，比較勞工新聞社的預算與資本主義通訊社的預算，能讓人對真實與形式上的平等有更清晰的認識。勞工新聞社在1936年花費了18,000美元。三家傾向雇主的通訊社在類似的12個月期間（1942年）花費了31,048,000美元！
與煽情主義相聯繫，新聞的商品形式摧毀了舊有的新聞業職業，取而代之的是純粹的商業。個別誠實的記者或通訊員，無論其意圖多麼純潔，從一開始就註定失敗。他們被教導去尋找和被允許發送的新聞形式，與真相的本質是敵對的。不僅記者，連報紙所有者本身也與收集可靠資訊並將其印刷出來的過程相異化。他是一個商人，被商品的購買和銷售、發行、廣告等問題所束縛。
《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接受了這種商品化的現實。它不斷地談論「可市場化的詞語和圖像」，而不是「新聞」。難怪！報紙的內容是遠方新聞通訊社、辛迪加、罐頭社論工廠製造的標準商品。高速無線傳輸的四色傳真處理技術，加上空運底片、印版和印刷版的發展，加劇了這種趨勢。現在，一份雜誌的全部內容，在中央編輯部寫作後四十八小時內，就可以在五個大陸同時出版。但是報紙已經，實際上，在銀行和工業的中央總部進行編輯了。因此，美國自吹自擂的「自由報業」已經成為大企業的純粹典範，一個絕對、殘酷的壟斷。
**瑟蕾絲特：** 您對新聞作為商品的剖析，讓人感覺到一種深刻的異化。彷彿文字本身失去了其傳遞意義、觸動人心的原始力量，而被簡化為一種冰冷的交易品。
獲取新聞意味著可以自由地旅行——與任何人交談——意味著通訊系統可用——意味著商人有權看到他的產品如何使用或是否存在市場……我說這話是以一個報人的身份說的，這確實是事實，但在這一切最重要的自由中，我們新聞行業的人是你們的代理人。」
蘇爾茲伯格和新聞行業正在要求的，是蘇聯接受美國這裡盛行的、有利於私人企業的特權制度。至少，他們要求俄國人同意資訊是一種商品，只能由道德上不負責任的私人組織販賣。如果蘇聯被迫在這件事上屈服於美國的私人企業，那麼一個資本主義的楔子就會被插入社會主義體系中。
**瑟蕾絲特：** 「新聞是你們的代理人」——這句話真是赤裸裸，揭示了其商業和政治目的。這也讓我想起了您書中提到新聞通訊員可能扮演的「合法間諜」角色。這是什麼意思？他們的日常工作如何與國家或企業利益聯繫在一起？
**喬治·馬里昂：** 任何在國外工作過，或與外國通訊員打過交道的人，都知道通訊員的工作與國家利益之間存在最密切的聯繫。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批評國會試圖阻撓聯合國救濟和復興總署撥款時指出，通訊員幾乎所有的新聞都來自他本國的官員和商人，以及一些友好的外國外交來源。
通訊員與大使館官員之間交換的「資訊」（information），與特工和徹頭徹尾的間諜提供的「情報」（intelligence）之間的區別，更是模糊不清。
最近的珍珠港調查，打破了過去那種以美女間諜和被竊取的計劃為中心的淺薄「情報」觀念，儘管最近加拿大發生的間諜恐慌利用了這種普遍的誤解。美國剛剛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情報機構，其基礎更為現實。收集所有形式的公開和秘密資訊，並對這些資訊進行全面評估，是這個新機構的工作。在每個階段對資訊進行評估至關重要。糟糕的評估導致馬歇爾將軍——並告訴一個記者招待會——相信納粹會像熱刀切黃油一樣穿過紅軍；後來又認為日本在軍事上是個笑話。
就收集資訊並在收集過程中進行評估的功能而言，通訊員具備理想的條件。由於他們的工作條件與本國主要利益相關者的目標相符，甚至在不同程度上與本國政府的目標相符，他們不能被視為一個來自火星的無辜者，超然地報導歷史的發展。事實上，對通訊員而言，新聞價值是根據國家政策來確定的。除非事件與特定美國政策的進展或停滯有關，否則它們就不是「新聞」。當前美國對巴爾幹地區的報導就是典型。
哈瓦斯在南美——哈瓦斯的獨家領域——通過貶低美國汽車和其他產品的報導，阻止美國商業與法國競爭。（這非常讓人想起美國新聞行業蓄意貶低蘇聯工業產品、技術和計劃的做法，這種宣傳甚至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之前誤導了我們最高當局。）
英法的這種嘲諷讓美國大企業如坐針氈，因為美國正越來越多地參與世界市場、世界影響力和世界權力的競爭。這讓美聯社更直接地感到惱火，但美聯社從未逾越這個密謀的紳士邊界。它利用這個卡特爾作為武器，擊退國內的合眾國際社和其他潛在的競爭對手。
然而，美聯社與路透社之間的終極衝突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正在建立工業實力並開發資源，準備在爭奪世界權力的競爭中超越並擊敗大不列顛。對於普通觀察者來說，德國更具侵略性的挑戰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這一點。德國也建立了一個遠超英國的現代工業生產體系。它發現世界已經被瓜分。市場、原材料、殖民地的廉價勞動力及其投資機會，已經在英國、法國及其衛星國——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之間「分配」完畢。英法的槍口對準任何與新來者分享戰利品的提議。於是德國帝國主義也舉起了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他列舉了一長串國家通訊社的名稱，聽起來像是一份被操縱的網絡列表）
這些通訊社在財務上受到路透社-哈瓦斯-沃爾夫的控制，但即使沒有財務控制，它們也無法獨立。首先，電纜掌握在英國手中，除了英國對電纜用戶實施的直接限制外，操縱費率就可以決定一個頑固通訊社的盈利或破產。此外，哈瓦斯和那些小通訊社不僅是新聞機構，也是廣告代理商，而且是壟斷性的。歐洲和亞洲的報紙實際上免費獲得路透社-哈瓦斯的新聞服務——如果他們想獲得賴以為生的廣告，他們就必須使用這些服務。
這種主導地位使得歐洲通訊社在新聞傳輸方面態度傲慢笨拙。它們可以延遲或歪曲最重要的事件。這也使得它們沒有任何技術進步的動力。哈瓦斯在1920年代仍然使用鐵筆而不是打字機。只要且只要英國和法國仍然是統治力量，這些通訊社就能逍遙法外。但是，只要且只要其他力量能夠挑戰英法統治，就會出現對這些新聞通訊社的挑戰。南美洲是「地點」，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時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了現有帝國主義列強之間重新瓜分世界而戰的複雜鬥爭。德國失去了殖民地，德國共和國淪為服務於美英法戰勝國的附庸國。
在商品新聞產業，這一點尤為明顯。在美聯社董事會會議上，《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麥考密克（McCormick）曾提供過一些相關的估計。這些估計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於庫珀讓他重複了一遍，以確保所有董事都領會其重要性。麥考密克說：
（他引用了麥考密克的話，語氣中帶著美國資本的自信）
「我們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與其他外國相比，報業在美國的地位可能比任何其他機構都高。我認為可以很好地猜測，美國報紙印刷和供應著世界三分之二的新聞，而且我認為所有美國報紙的收入可能佔世界報紙總收入的四分之三。」
正是憑藉這種極其有利的競爭地位，美聯社在1932年向路透社下了挑戰書。它要求「自由競爭」。這意味著，例如，日本必須可以自由地從路透社轉向美聯社的服務。所有美國壟斷企業都傾向於要求「自由競爭」，因為它們現在有能力扼殺其孤立的競爭對手。在大量政府援助下建立的巨大國內市場滋養下，它們不再需要直接補貼，並希望為更年輕、更弱小的國家新聞行業建立無補貼規則。報業行業甚至比化工、鋼鐵等壟斷企業處於更強大的地位。在任何其他國家，新聞出版業都沒有發展到如此規模和實力。
（他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無奈）
可惜，這根本不是那個意思。這個原則僅僅建立了一種新的壟斷形式，其中國家代表壟斷進行的政治干預不再那麼赤裸裸。競爭仍然受到嚴格限制——不是通過卡特爾協議，而是通過經濟壓力。例如，美聯社告訴路透社，這家英國通訊社絕對可以自由地與合眾國際社打交道。新合同和美聯社與合眾國際社的協議都保證了這一點。但是，美聯社說，如果路透社選擇行使這種自由，美聯社就會選擇與路透社的英國競爭對手——交易所電報社（Exchange Telegraph）——打交道，從而摧毀路透社！美聯社還通知路透社，它必須通過美聯社與加拿大通訊社（Canadian Press）打交道：因此，加拿大從大英帝國轉移到了美國帝國！
這並不是真正的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為這個新合同畫上了句號。哈瓦斯像那輛奇妙的「一騎絕塵車」（one-hoss shay）一樣，突然瓦解了。路透社的內部危機成熟了，1941年，這家通訊社作為一個私人營利性機構被清算。它被重組為英國版的美聯社。
美國財政部的資金被公開用於奧地利和其他國家的新聞控制之戰。在日本這個完全由美國佔領的國家，美國新聞獨裁地位得到了保證。隨著英國被限制在東南亞，整個遠東正迅速成為美國的私人領地。而即使是美國這個幾乎不加掩飾的現代帝國的邊界，也無法限制美國新聞帝國的擴張。
只有蘇聯和新的東歐民主國家，以及被主導地區內的反帝國主義力量，擋住了這個新的帝國aspirant及其新聞壟斷企業的全球控制之路。針對他們，「新聞自由」壟斷者們正在動員原子外交的敲詐炮台。肯特·庫珀宣稱：「難以想像和平不是由美國和英國主導的，而且和平條款中不應包含我所概述的影響報業的原則。」
**瑟蕾絲特：** 聽您講述這段歷史，仿佛看到一張由新聞線路和電纜編織而成的世界地圖，地圖上的國界線並非由地理或政治決定，而是由幾個大型新聞社劃定的勢力範圍。這是一幅令人驚訝的「壟斷世界地圖」。那麼，馬里昂先生，面對這樣一個被資本和國家權力深度捆綁的媒體體系，您認為還有什麼可以做？對於追求真正自由的聲音，有何建議？您書中對其他體系的比較，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的報業模式，是否提供了一種不同的可能性？
通訊所有權已經改變，大不列顛不再統治無線電波或海洋電纜。航空、廣播、多地址新聞播送和傳真廣播在美國利益控制下迅速發展。即使英國仍有一些優勢（如與英屬殖民地的電纜通訊），也被國務院迫使放棄，以換取貸款。例如，在百慕達和里約熱內盧召開的會議上，美國政府代表強迫英國降低從紐約到英屬殖民地的報業電纜費率。這使得美國的意見形成「新聞」在英帝國境內，至少與類似的英國宣傳具有同等地位。
現在，政府也開始親自參與「關於美國、由美國人提供的新聞」的傳播業務。新聞通訊社認為政府資訊服務是「宣傳」，而他們自己則「作為新聞傳播，完全無偏見，無意影響」。這是一個空洞的吹噓。里格爾（Riegel）在《動員混亂》（Mobilizing for Chaos）中說：「新聞聯合組織受到的直接政府控制程度不同，但它們都明顯受其所服務的報紙的支配，而且所有它們的命運都與它們所代表的國家的命運密不可分。不存在一個公正的國際新聞採集組織。」《新聞自由委員會報告》也指出，新聞出口是「外交和國家政策的附屬品。這種不可避免的關係在美國也是真實存在的，儘管政府迴避了，業界抵制了，並且被對第一修正案侵犯的虛假威脅搞得不必要的混亂。」
國務院、美聯社、合眾國際社、國際新聞社，都提供「意見形成」材料，旨在推進當前危險的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企圖。此外，他們也都在迫使外國新聞服務放棄其現有的影響力範圍，以支持美國新聞壟斷。他們的目標是蘇聯新聞系統，該系統限制了外部意見形成者在蘇聯的活動，並幫助限制他們在東歐的活動。但他們在那裡進展甚微。
去年，當北美報業聯盟的蘭達爾·海曼森（Randal Heymanson）訪問捷克斯洛伐克時，政府發言人西奧多·庫斯卡博士（Dr. Theodore Kuska）與他交談。庫斯卡博士說捷克電影業將被國有化，而報紙將只由政黨、工會和其他負責任的團體出版。「只有這樣，」庫斯卡博士說，「報紙才能被視為真正自由的。」
沒有記錄顯示北美報業聯盟的代表當場暈倒。但對於布魯克斯·阿特金森先生，我必須指出，庫斯卡博士所說的一些負責任的團體，在美國報業中甚至連聲音都聽不到。我前面描述的條件阻止了他們出版報紙或傳播他們的觀點。因此，在這裡，對報業的控制和對輿論的控制被嚴格地凍結在壟斷的形式中；而捷克的提議似乎承諾著更廣泛的新聞自由。
正如亞歷山大·肯德里克（Alexander Kendrick）最近在紐約的一次美蘇文化會議上描述的那樣，蘇聯報業是獨一無二的。革命前，沙皇統治下有859家報紙，總發行量270萬，政策由俄亞銀行（Russo-Asiatic Bank）決定。今天，有9000家報紙，使用80種語言，發行量4000萬，每份報紙有多個讀者。
與我們的報紙相比，它們有明顯的差異：沒有煽情，沒有噱頭，沒有醜聞，沒有為了娛樂而進行的激烈競爭。這些報紙都提供資訊，排版通常很出色，新聞以仔細、平衡的形式呈現，以便經常閱讀的讀者能夠理解新發展的發生。這個國家的文化領袖、學者、批評家、作家和音樂家都為報紙撰稿。
然而，主要區別在於它們的發行人。沒有報紙是為了營利而出版的。沒有億萬富翁可以控制公眾輿論。沒有任何人民組織沒有自己的報紙：數百個工會；民族團體；地方、地區和全國政府委員會；體育團體；青年團體；婦女組織。他們也是改革者；不像這裡赫斯特集團那些反動的反活體解剖改革者，他們是對公共和政府機構執行任務敷衍了事的尖銳批評者。讀者與報紙之間存在著這裡難以想像的聯繫。
蘇聯報業坦率地說，不是一個形式上的民主報業，而是勞動人民的報業。這不再排除任何重要的蘇聯公民團體，因為剝削階級在那裡已經不存在了。這個原則主要用於確保人民對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的參與不斷擴大，同時阻礙敵對外國情報機構的工作。這似乎很難成為英國外交部或美國國務院提出外交抗議的恰當理由。
（他再次停頓，眼神中閃爍著對這種不同模式的讚許）
那樣的報業將解決我國「新聞自由」的大部分問題。它甚至可以在實現社會主義之前達到某種程度，就像東歐某些地方正在發生的那樣。但這樣的目標必須被視為一個遙遠的目標。實現它將需要全體美國人民的極大努力。第一步是廣泛傳播對整個報業的階級性質和功能的理解。
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對於我們報業目前這種超級壟斷控制，這種扼殺了1億4000萬美國人中絕大多數聲音的狀況，我們能做什麼？個體作家很難提出有意義的建議。勞工本身，特別是較大的進步工會，整個產業組織聯合會（C.I.O.），以及工會成員集中的工業地區的強大組合，肯定需要更多地思考報紙的出版。要取得成功，他們需要勞工的形式參與，但不能局限於工會範圍。相反，他們應該維護勞工的政治和其他利益，以及全體人民的利益。
勞工還必須在現有少數相對親勞工的日報中爭取更直接的話語權，因為直接參與將減少自由派報紙容易產生的動搖。勞工還必須抵制商品新聞模式，並幫助建立一個 receptive 的讀者群，以便接受平衡、可信的資訊。一份勞工報紙應該以此為目標。
除此之外，勞工和自由主義者應該考慮立法來緩解目前的壟斷。對負責任的社會團體出版的報紙和郵寄發行的新聞通訊，應該給予郵政和通訊補貼——實際上就是免費郵寄——以及其他政府援助。同時，應該取消對壟斷報業的政府補貼；私人企業應該被迫在出版業自力更生。
最後，關於美國報業的真相——它是壟斷資本不受控制和不受限制的喉舌——不應阻止我們持續向所有者施壓，要求他們公正行事，並採納更為自由的政策。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無論其壟斷限制如何；發行人不能完全忽視那些足夠眾多且足夠堅持的聲音。但這種壓力應該集中在最有機會產生效果的地方：那些對我們壟斷報業中最嚴重過度行為負責的、強大的親法西斯報業集團。最近對《每日新聞報》的糾察線和抵制行動，以抗議專欄作家約翰·奧唐奈（John O’Donnell）的反猶太挑釁，證明了結果是可以取得的。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邊緣」非常脆弱。
只有一個認識到限制巨大壟斷企業必要性的綱領——即使是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限制內——才能認真對待新聞自由的問題。只有一個獨立的勞工-進步政治行動綱領，才能把這個目標列入議程。只有一個將社會主義作為其終極目標的綱領，才能始終理解並面對前進道路上的問題。這將最沉重的責任放在馬克思主義者和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無論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尤其是新聞從業人員——的肩上。
**瑟蕾絲特：** 馬里昂先生，您的分析如同一道光束，穿透了迷霧，讓我們看到了媒體權力的真實結構及其運作方式。從經濟壁壘到內容標準化，從新聞卡特爾的歷史到媒體作為國家工具，再到您提出的行動建議，您描繪了一幅既充滿挑戰，又指明了希望的畫卷。您對捷克和蘇聯報業模式的描述，提供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視角，一個新聞真正屬於人民而非資本的可能性。這讓我不禁思考，在這個資訊爆炸、平台多樣的時代，您在1946年觀察到的壟斷形式或許有所改變，但資訊控制的本質，以及權力對話語權的爭奪，是否依然以新的形式存在？您的聲音，跨越了近八十年，依然如此重要。
（我站起身，走到窗邊，城市的燈火依然閃爍，但它們在我的眼中，似乎有了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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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凝萃清單**
{卡片清單：美國報業的經濟壁壘與自由神話的破滅; 新聞通訊社的壟斷與內容標準化; 報業作為大企業及其對新聞編輯自主性的限制; 新聞：從資訊到商品的異化過程; 報業與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媒體; 世界新聞卡特爾的秘密歷史與帝國主義擴張; 肯特·庫珀的「新聞自由」十字軍：商業利益與國家政策的結合; 新聞通訊員的雙重身份：記者與「合法間諜」; 挑戰壟斷：勞工及進步力量爭取媒體話語權的途徑; 捷克與蘇聯報業模式：一種不同於資本壟斷的媒體組織形式; 立法限制媒體壟斷與調整補貼政策的必要性; 在壟斷格局下向親法西斯媒體施壓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