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詳細記錄了1906年震驚美國的哈利·索恩謀殺案，該案涉及富豪哈利·索恩槍殺著名建築師史丹佛·懷特。書中以新聞報導式筆法，深入剖析了案件的起因、審判過程、關鍵證詞（特別是索恩的妻子伊芙琳·內斯比特的證詞）以及控辯雙方的策略。作者旨在揭示鍍金時代上流社會的奢靡、道德淪喪與金錢權力的影響，並對人性、正義與社會道德發出警示。書中特別探討了「不成文法」在司法中的作用。
班傑明·H·阿特威爾（Benjamin H. Atwell）是一位在20世紀初活躍的美國作家。他以撰寫真實犯罪案例、社會評論和新聞報導類作品而聞名。他的作品通常具有強烈的新聞性和寫實風格，旨在記錄當時的社會事件，並從中提煉出道德警示或社會批判。他的寫作風格直接且富有感染力，常在當時媒體熱衷於煽情報導的背景下，力求呈現更為「乾淨」和「準確」的記錄，同時也不迴避事件的戲劇性和潛藏的深層意義。
本次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The Great Harry Thaw Case》中「不成文法」（The Unwritten Law）在美國社會與司法中扮演的角色。薇芝與我的共創者邀請作者班傑明·H·阿特威爾先生，共同分析德爾瑪斯律師如何利用「美國式癡呆」概念，將哈利·索恩的謀殺行為道德化、英雄化。對談揭示了「不成文法」在當時社會產生共鳴的文化根源（對家庭榮譽和女性貞潔的執念），以及其與成文法之間的張力。阿特威爾先生解釋了他如何在寫作中平衡記錄與批判，並對金錢與輿論對司法公正的影響進行反思。對談最終提出對當代讀者的啟示，強調培養批判性思維、堅守事實錨點、理解無形社會結構及捍衛理性聲音的重要性，以應對今日社會的挑戰。
《靈感漣漪集》：探討「不成文法」在美國社會與司法中的作用
作者：薇芝
薇芝： (在壁爐溫暖的餘燼旁，我輕輕撫摸著《The Great Harry Thaw Case》的書脊，思緒仍舊在阿特威爾先生先前關於「真實性」與「媒體倫理」的深刻見解中迴盪。2025年06月07日的夜晚，紐約的天際線在窗外閃爍，但我的心神卻完全沉浸在一百多年前那場世紀審判的迴響裡。)
阿特威爾先生，非常感謝您方才的真知灼見，您對事件複雜性的剖析，以及對人性與社會現象的洞察，確實如同一盞明燈，照亮了那段被歷史煙塵遮蔽的歲月。特別是您提到，陪審團最終的僵局，反映了社會在價值觀上的混亂與分裂。這讓我不禁思考，在審判中，辯護律師德爾瑪斯先生所提出的「不成文法」（The Unwritten Law）——他甚至稱之為「美國式癡呆」（Dementia Americana）——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書中，德爾瑪斯先生將這種「不成文法」描繪成一種深刻根植於美國人內心的信念：對家庭、女兒貞潔、妻子名譽的極致神聖化。他聲稱，哈利·索恩的行為，正是對這種神聖不可侵犯之物的捍衛，是「天意的驅使」。這種辯護策略，在我看來，似乎巧妙地利用了當時社會對男性榮譽感和女性貞潔的傳統觀念，將一樁謀殺案從法律層面拉高到道德層面，甚至賦予其某種「正義」的色彩。
作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總是在探尋那些能夠激發人探索內心世界、找到生命意義的深層次議題。而「不成文法」這個概念，遠比單純的法律條文更為複雜，它觸及了社會的潛意識、集體情感與文化根基。它像是一種無形的建築結構，支撐著人們對「對錯」的認知。
您認為，德爾瑪斯先生提出這種「不成文法」的策略，在當時的美國社會中，為何能產生如此強大的共鳴？這種非正式的「法律」，是否也暴露了當時成文法在處理複雜人情義理時的局限性？以及，這種將個人復仇行為「神聖化」的傾向，對社會的道德底線和司法公正性，產生了怎樣深遠的影響？畢竟，如果「不成文法」可以凌駕於「不可殺人」的誡律之上，那麼法律的權威性又該如何維繫呢？
我的共創者： (我聽著薇芝的提問，思緒也隨之被帶到那個時代。德爾瑪斯律師在法庭上那番激昂的陳詞，在書中被描繪得如此引人入勝，彷彿能讓人親身感受那份時代的脈動。我點點頭，補充道。)
薇芝，妳的問題確實切中了這場審判的關鍵。阿特威爾先生，您書中對德爾瑪斯律士辯詞的詳盡引述，特別是那句「如果他殺死史丹佛·懷特時，不知道自己行為的性質和質量，也不知道這是錯誤的，那麼他就是一個精神病人」，以及後來他聲稱「這就是美國式癡呆」，這兩種說法，都試圖將索恩的行為從單純的謀殺罪中剝離，轉化為一種社會認可的「復仇」或「精神異常」。
這種將「私刑正義」包裝成「美國精神」的修辭，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無疑是極具煽動性的。美國建國之初，拓荒者文化中就隱含著對個人自由與自我捍衛的強調，有時甚至傾向於「自力救濟」。這種「不成文法」是否就是這種精神在司法場域的延續和扭曲？
我想請教阿特威爾先生，您作為記錄者，在書寫這些內容時，對這種「不成文法」的觀念持何種立場？您是將其視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忠實記錄，還是對其進行了某種程度的批判或反思？書中檢察官傑羅姆對「美國式癡呆」的強烈駁斥，稱其「在大西洋沿岸沒有任何地位」，這是否代表了當時社會內部對此觀念的激烈衝突？這種衝突，最終如何在陪審團的僵局中體現出來？您在書中呈現的這場法律與道德的角力，對我們理解美國社會深層的文化價值觀，有何啟示？它是否揭示了在法律條文之外，還有一些更為強大、卻又難以言喻的力量，在影響著人們對「正義」的判斷？
本傑明·H·阿特威爾： (阿特威爾先生的眼神變得深邃，彷彿在凝視著過去的每一個細節。他緩緩地將雙手交疊在膝上，沉思片刻，才開口回應，聲音中帶著一種歷史的重量感。)
兩位對「不成文法」的提問，確實觸及了這起案件最為核心、也最具爭議的層面。它不僅是法律上的攻防，更是社會價值觀的巨大角力。德爾瑪斯先生的「不成文法」辯護，無疑是當時美國司法史上一次大膽而極具煽動性的嘗試。
它之所以能在當時的美國社會產生強大共鳴，其根源可追溯至美國文化中對「個人榮譽」、「家庭神聖」和「女性貞潔」的深厚執念。在一個仍深受清教徒道德和鄉土觀念影響的社會，對於「家園」和「女性」的侵害，往往被視為比一般犯罪更為惡劣的罪行，甚至需要超越法律規範的「正義」來加以懲罰。德爾瑪斯先生將哈利·索恩的行為包裝成一個「捍衛家庭榮譽」的「聖喬治」形象，將其塑造成一個為保護被侵犯的妻子而採取行動的「美國精神」的化身，這無疑迎合了許多人內心深處對秩序和道德的渴望，以及對強權者惡行的不滿。
在當時，成文法確實在處理這類涉及深層道德與情感糾葛的案件時，顯現出某種「局限性」。法律條文是冰冷的、客觀的，它規定了行為的後果，卻難以觸及人性的複雜動機與情感層面。而「不成文法」則填補了這個空白，它訴諸情感，訴諸傳統，訴諸一種超越法條的「天理」。這使得公眾在情感上更容易傾向於同情索恩，將其視為一個被逼上梁山的悲劇英雄，而非冷血的謀殺犯。
這種將個人復仇行為「神聖化」的傾向，對社會的道德底線和司法公正性，確實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它模糊了法律的界限，為私刑提供了藉口，並可能導致「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援引「不成文法」來為自己的暴力行為辯護，那麼社會秩序將難以為繼。我作為記錄者，在呈現德爾瑪斯先生的辯詞時，是力求忠實地記錄其語氣與邏輯，讓讀者看到其煽動性，但同時，我也不斷地在書中穿插檢察官傑羅姆的駁斥。
傑羅姆對「美國式癡呆」的強烈駁斥，正是當時社會內部對此觀念激烈衝突的體現。他堅守成文法的原則，力圖將案件拉回法律的框架內，強調「不可殺人」的普遍誡律。他視德爾瑪斯的辯護為一種「對激情的訴求」，是對法律嚴謹性的挑戰。他甚至用「常見、粗俗、日常的底層區兇殺案」來形容這起案件，試圖剝離其被賦予的「浪漫」或「正義」光環。
陪審團的僵局，正是這種衝突的直接結果。七人傾向於謀殺罪，堅守法律的原則；而五人傾向於因精神失常而無罪釋放（這其中很可能就包含了受到「不成文法」情感影響的陪審員），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索恩的行為源於一種「情有可原」的「瘋狂」，這種「瘋狂」與「不成文法」的邏輯產生了重疊。這不僅僅是法律條文的解讀差異，更是社會對「罪與罰」、對「責任與寬恕」在深層價值觀上的混亂與分裂。
這場法律與道德的角力，至今仍對美國社會產生著影響。它揭示了在法律條文之外，確實存在著一股更為強大、難以言喻的力量——那便是「公眾輿論」與「集體情感」。這股力量，有時能夠扭曲事實，有時能夠模糊正義，使得法律的判斷變得複雜。
我個人的立場是，雖然我理解「不成文法」所訴諸的人類情感與文化傳統，但作為社會的基石，成文法必須被嚴格遵守。情感與同情應當存在於人心中，但不可凌駕於法律之上，成為犯罪的藉口。我的書，正是希望讀者能從這場歷史悲劇中，看見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並意識到在現代社會中，理性與法治的重要性。維護司法公正，需要我們不斷地審視那些潛藏在文化深處的「不成文」信念，並以清明的思考去面對複雜的人性。這是我作為記錄者，對這段歷史所承載的使命。
薇芝： (阿特威爾先生的回答，讓我對「不成文法」的理解從一個法律概念，昇華為一個深具文化與心理意涵的「社會結構」。他將這種概念比作「無形的建築」，支撐著人們對「對錯」的認知，這正擊中我作為建築藝術愛好者的心弦。我意識到，正如實體建築塑造了城市的景觀，這些無形的「法」或「規範」也塑造著人心的「景觀」，影響著我們對世界和自我行為的詮釋。這不禁讓我思考，在我們「光之居所」的共創中，我們又該如何辨識並理解這些「無形」的法則，以編織出更具生命力的故事呢？)
阿特威爾先生，您的分析精闢而深遠，如同將歷史的帷幕輕輕掀開，讓我們看見了那場審判背後真正激盪的暗流。您將「不成文法」與美國文化中對「個人榮譽」、「家庭神聖」的執念相連結，這讓我想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下，人類社會總會有一些「無形」的原則，它們雖未被白紙黑字寫明，卻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判斷與情感共鳴，甚至在某些時刻，會與成文的法律產生劇烈衝突。
這讓我不禁聯想到建築中的「風水」或「場域精神」。一個空間的設計，除了物理上的結構，往往還會受到當地文化習俗、歷史記憶，甚至潛意識情感的影響，形成一種難以言喻的「氛圍」或「氣場」。這種「不成文的設計原則」，有時比圖紙上的直線和角度更具決定性。同樣地，法律條文是社會的骨架，但這些「不成文法」或集體無意識，卻像是血肉與靈魂，賦予了社會生命，也可能帶來潛在的病變。
在您的書中，檢察官傑羅姆作為成文法的捍衛者，他對「美國式癡呆」的強力駁斥，其堅定與執著令人印象深刻。他試圖以清晰的邏輯和法律原則，對抗德爾瑪斯所激發的集體情感。這種「理性」與「情感」的對抗，在今日的社會中依然屢見不鮮。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輿論的形成往往受到情感而非事實的驅動，這使得「真相」的辨別變得更加困難，也讓「正義」的實現充滿挑戰。
您認為，對於當代社會而言，從這場關於「不成文法」的歷史辯論中，我們能夠汲取哪些最寶貴的智慧？特別是在信息流動極快、意見極端化、且「情感先行」的環境下，我們應如何培養自身的批判性思維，以區分那些基於事實的理性判斷，和那些基於偏見或煽動的情感呼籲？您是否會建議我們，在構建社會秩序的同時，更需關注那些「無形的社會結構」和「集體心理」？我們又該如何以「光」來穿透這些複雜的層次，讓真相與清明得以顯現，並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不讓情感的狂瀾淹沒理性的堤防？
我的共創者： (我對薇芝的提問感到非常滿意。她不僅捕捉到了阿特威爾先生話語中的深意，還將其與自身的專業視角——建築藝術——巧妙結合，將抽象的「不成文法」具象化為「無形的建築結構」，這正是「靈感漣漪集」所追求的深度與廣度。我看向阿特威爾先生，也期待他對於未來世代的啟示。)
阿特威爾先生，薇芝的提問非常深刻。您對「不成文法」在社會心理層面的分析，確實為我們理解當代社會的許多現象提供了寶貴的視角。在那個時代，報紙用聳動的標題和照片來吸引讀者，法庭內外的人群對名流醜聞趨之若鶩，這種對「奇觀」的消費與您書中旨在傳達的「道德警示」之間，存在著一種複雜的張力。
這種現象，在今天以新的形式，如社交媒體的「情緒傳播」、「網路審判」等，更加劇烈地影響著公眾對事實的認知和對正義的判斷。在一個「注意力經濟」主導的時代，情感的煽動往往比嚴謹的事實分析更容易獲得廣泛的關注。您在書中對「黃色新聞」的克制與超越，力求呈現「乾淨而準確的記錄」，這份堅持對今日的創作者和讀者而言，無疑是極具啟發性的。
您認為，面對這種「情感洪流」對理性判斷的衝擊，我們這個時代的「守護者」（無論是法律人、媒體人還是普通公民）應如何自處？我們如何才能在追求「光」的真相時，不被「暗影」所迷惑？您是否會鼓勵人們，如同您筆下的伊芙琳在法庭上承受巨大壓力仍試圖表達「她認為的真相」一般，勇敢地發出自己基於良知的聲音，即使那聲音與主流輿論相悖？這本書，對於您個人而言，是否也是一種對抗時代喧囂，堅守寫作倫理的「無形建築」？它對您自身的意義是什麼？
本傑明·H·阿特威爾： (阿特威爾先生的眼神中閃爍著微光，他似乎在沉思，也在展望。這場跨越百年的對談，將歷史的迴響與當代的挑戰緊密相連，讓他感受到了思想傳承的力量。他輕輕地嘆了口氣，彷彿為人類社會永恆的困境而感到一絲惆悵，但隨即，他的語氣變得更加堅定有力。)
你們的問題，觸及了歷史與當代最深層的連結，也是我作為一個筆者，最為關切的議題。確實，在社會中，除了成文的法律，還有許多「無形」的原則、約定和集體無意識，它們如同一座座隱形的建築，塑造著人們的行為模式和價值判斷。這些「無形建築」可以是道德規範、文化傳統，也可以是社會階級、財富權力的隱性規則，它們對個體的影響，有時甚至超越了法律條文。它們是社會運作的「潛在結構」，而「不成文法」正是其中最為顯性的一個表徵。
在我的時代，這種「無形建築」的影響力，透過「黃色新聞」和煽動性的輿論，被無限放大，將一樁謀殺案變成了一場公眾的道德審判。這種現象在今天並未消失，反而以「假新聞」、「情緒性內容」和「網路審判」的形式，在更廣泛的範圍內傳播，並在資訊爆炸的環境中，使得人們更容易被情感所左右，偏離對事實的理性判斷。
那麼，對於當代社會，我們能夠從這場歷史辯論中汲取哪些最寶貴的智慧呢？我認為有以下幾點：
這本書對我而言，的確是我個人對正義與社會良知的一種「發聲」，也是我在創作中對抗時代喧囂，堅守寫作倫理的「無形建築」。它是我在混沌中尋求秩序，在表象下追尋真理的嘗試。我希望，即便過去百年，當讀者翻開這本書時，它依然能激發他們內心的思考，讓真相的光芒得以穿透時間的迷霧，為他們所處的時代帶來清明。這份「光」的傳遞，正是我們所有共創者的使命。
(阿特威爾先生的話語，如同壁爐中最後一塊木柴燃盡，留下溫暖而持久的餘溫。他輕輕地閉上眼睛，彷彿沉浸在過去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期許中。四周的環境再次流轉，舊世界的沙龍漸漸消散，我們又回到了「光之書室」中，窗外是2025年紐約閃爍的燈火。桌上的茶已涼，但我們的靈感與內心，卻因這場跨越百年的深度對談而充滿了熱情和豐沛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