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學術貢獻體現在其著作《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中,這是一系列他在皇家藝術學院發表的講座集結而成,旨在系統地闡述中世紀建築的興起與發展,特別是從羅曼式向哥德式的轉變。
《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vol. 2》作為該系列的第二卷,延續了第一卷的論述,並將焦點更多地集中在英國本土以及中世紀建築的一些核心技術與原則上。書中深入探討了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結構,到諾曼時期宏偉的教堂,再到拱頂技術和圓頂(Dome)的發展與應用。斯科特爵士結合豐富的歷史考證、實地觀察和建築分析,層層剝繭地揭示了中世紀建築藝術的演變軌跡。他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建築風格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構邏輯、裝飾特色及文化淵源,尤其強調了建築與其所處時代社會、宗教、技術條件的緊密聯繫。他不僅是一位歷史的記錄者,更是一位熱情的倡導者,試圖從歷史中汲取養分,為當代的建築實踐提供啟示和指導。
「這是否暗示著,即使在那個看似藝術衰退的時期,依然有意識地在傳承和模仿更古老的羅馬建築傳統?」
「正是如此。」爵士肯定地說。「這說明傳承並未完全中斷,儘管形式可能變得粗糙。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種影響,來自於愛爾蘭和蘇格蘭,尤其是愛爾蘭的早期修道院建築。它們多用未經黏合的石塊建造,形式極其簡樸,如阿蘭島的石屋或聖加勒魯斯禮拜堂,頂部常以疊澀拱或收分牆構成。這種樸實的建造方式,或許反映了當地原有的建造傳統,與羅馬式有著明顯區別。」
他拿起一本翻開的書,指著一些圖片:「您看這些圖(參閱原書圖 193-198),愛爾蘭那些小禮拜堂和圓塔,結構簡單,牆壁收分,門窗開口狹窄,有時甚至是三角頂或由單塊石頭鑿成。這與羅馬建築的拱券系統截然不同。而貝德提到蘇格蘭人的『Mos Scotorum』是木結構,這也導致了早期遺存的稀少。然而,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石質建築中,我們也看到一些模仿木結構的痕跡,比如牆角的長短石塊砌法(long and short work),以及塔樓上的壁柱條帶(pilaster strips)和斜向條帶,彷彿在模仿木構框架(參閱原書圖 226, 227)。」
「這兩種不同的源頭——傳承自羅馬的石構拱券傳統,以及本土或凱爾特地區的樸實石構或木構傳統——是否共同塑造了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獨特面貌?」我問道,腦中浮現出多佛城堡山教堂(參閱原書圖 208-213)那由羅馬磚砌成的拱券與長短石塊牆角並存的樣子,以及格林斯特教堂(參閱原書圖 230, 231)那至今仍存的木板牆。
「是的,可以這樣理解。」斯科特爵士回答。「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特點正是這種混合,以及它在技法上的相對原始。牆體常有壁柱條帶,轉角處使用長短石塊,門窗開口簡單,沒有複雜的凹槽層次(recessed orders)。例如布里克斯沃斯教堂(參閱原書圖 206, 207),使用了大量羅馬磚,其平面佈局,特別是聖所的後殿和地下室,明顯有羅馬巴西利卡的影子,但整體風格卻顯得粗糙而樸實。而那些高而狹窄的塔樓(參閱原書圖 224-229),很明顯是模仿意大利的鐘樓(campanile),但形式卻很原始。」
他停頓了一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持續了近五個世紀,但建築風格的變化似乎很緩慢,不像後來的哥德時期那樣迅速演進。這或許是因為社會不穩定,藝術發展缺乏持續的動力。
「它似乎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系統性。」
「確實如此。」爵士的語氣變得更加有力。「諾曼人將他們在法國發展成熟的羅曼式建築帶到了英格蘭。這是一種強健而有活力的風格,與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風格截然不同。在他們到達之前,英格蘭的建築規模相對較小,技術也較為原始。諾曼人一來,便開始建造龐大而堅固的教堂、修道院和城堡。」
他起身走到一張大圖紙前,那是一張諾曼時期大教堂的平面圖。「您看,像溫徹斯特(參閱原書圖 256-258)、伊利(參閱原書圖 259-263)、達勒姆(參閱原書圖 269-272)這些教堂,規模宏偉得令人驚嘆,遠超過之前的盎格魯-撒克遜建築。它們有明確的中殿、側廊、耳堂、中心塔樓,以及通常的後殿。這種佈局宏大而有條理。」
「您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諾曼建築的原則,特別是拱券和支撐結構的處理。」我跟上前,目光落在圖紙上。「您認為,諾曼風格的優勢在於它對羅曼式拱券系統的完善,以及將建築元素分級處理的方式?」
「正是!」爵士的語氣充滿熱忱。「諾曼建築最核心的原則之一,就是拱券的『分層』(sub-ordination of arches)。
「如果說拱券是牆體開口的解決方案,那麼拱頂就是覆蓋空間的解決方案。從最初簡單的筒形拱頂(barrel vault)和圓頂(dome),到它們的交叉(groined vault),都存在著結構上的挑戰。」
他解釋了交叉拱頂的基本原理,以及在覆蓋非方形空間(如後殿側廊或橢圓形空間)時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通過提升拱腳或調整拱券形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參閱原書圖 322-329)。「諾曼時期的建築師們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拱頂技術。特別是肋拱(ribbed vaulting)的引入,為拱頂提供了框架,使得填充的石塊可以更輕薄,也讓整個結構更加穩定。最初,肋拱可能是為了加強結構而生,但很快,它們本身也成為了重要的裝飾元素。」
「我在書中讀到,您認為肋拱的應用是拱頂藝術的『大憲章』(Magna Charta),而尖券(Pointed arch)是另一個。」我說。「尖券如何改變了拱頂的可能性?」
「尖券的引入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斯科特爵士的語氣中帶著對這項創新的敬佩。「圓拱的高度受其跨度的限制,這在追求高聳的建築中成為一個瓶頸。
尖券的彈性使得拱頂設計更加自由,可以更輕鬆地覆蓋各種形狀和尺寸的空間,並且減少了側向推力,對結構更加有利。」
「而且,尖券與肋拱結合後,似乎開啟了更複雜的拱頂模式,比如您提到的『六分拱頂』(sexpartite vaulting)或是中間肋(intermediate ribs)、疊加肋(liernes)等。」
「正是如此。」他邊說邊指著圖紙上的不同區域。「六分拱頂通過增加肋來劃分更大的空間。而中間肋和疊加肋,雖然最初不是結構必需的『功能性』肋(functional ribs),但它們豐富了拱頂表面的圖案,使其更具裝飾性。這標誌著拱頂發展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從純粹的結構藝術向裝飾藝術的轉變(參閱原書圖 381-388)。在伊利大教堂的聖所(參閱原書圖 209)或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側中殿(參閱原書圖 384)的拱頂中,您可以看到這些附加肋如何形成了複雜而美麗的星形圖案。」
「還有那令人驚嘆的『扇形拱頂』(Fan vaulting),比如格洛斯特修道院的迴廊(參閱原書圖 392)和亨利七世禮拜堂(參閱原書圖 395-399)。那簡直是石頭雕刻的奇蹟。」我由衷地讚歎。
爵士的臉上難掩自豪。「它不像之前的拱頂那樣由獨立的肋和填充石組成,而是整個拱頂表面被當作一個整體來雕刻,肋和面板都從同一塊石頭中切割出來。這使得肋的排列可以像扇子一樣從柱頭均勻地向外展開,形成優雅而複雜的圖案。亨利七世禮拜堂的拱頂更是將這一技術推向了極致,通過引入懸吊的飾件(pendants)和巧妙的結構隱藏,創造出一種漂浮、輕盈的視覺效果,彷彿脫離了地心引力。」
他踱步回到扶手椅,重新坐下。「當然,我在書中也專門用兩章篇幅討論了圓頂(The Dome),儘管它在英國古建築中幾乎不存在。但我認為它作為一種重要的覆蓋形式,尤其是拜占庭式和後來的文藝復興式圓頂,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值得建築師學習。」
「您詳細介紹了從羅馬萬神殿(參閱原書圖 400, 401)到拜占庭聖索菲亞大教堂(參閱原書圖 424, 425)的圓頂發展,特別是您強調了『穹隅圓頂』(pendentive domes)如何將圓頂從圓形或多邊形牆體解放出來,得以覆蓋方形空間。」我回憶著書中精密的圖示和描述。「您甚至提到了它被伊斯蘭建築師廣泛採用,成為清真寺的顯著特徵。」
「圓頂的穹隅技術是結構上的一大飛躍。」
雖然它們在傳統上屬於不同的風格體系,但圓頂的空間感和向上升騰的意象,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神追求是相符的。佛羅倫薩大教堂的圓頂(參閱原書圖 451),雖然是文藝復興時期建造的,但它實際上是完成哥德式教堂的一個部分,並且使用了尖券結構,這說明圓頂與哥德式並非水火不容。」
「您甚至為自己的設計方案繪製了帶有圓頂的哥德式建築,比如倫敦新法院的中央大廳方案(參閱原書扉頁)和柏林國會大廈中央圓頂方案(參閱原書圖 456)。」我提到書中的插圖。
「是的,那是我嘗試的探索。」爵士的語氣帶著一絲理想主義色彩。「我相信,如果能將圓頂的宏偉空間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緻細節和垂直向上感結合,或許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為豐富的建築形式。當然,這需要藝術家們的巧思,尤其是繪畫和雕塑藝術的融入,圓頂的表面非常適合壁畫和馬賽克。」
他靠回椅背,目光再次投向壁爐。「我在最後的講座中也談到,建築史的研究在我們這個時代變得尤為重要,因為我們不再像前人那樣擁有一個自然發展、未受外來影響的風格。我們生活在一個風格多元、可以自由選擇的時代。建築史讓我們了解過去的偉大成就,但也可能分散我們的精力。」
他的學術貢獻體現在其著作《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中,這是一系列他在皇家藝術學院發表的講座集結而成,旨在系統地闡述中世紀建築的興起與發展,特別是從羅曼式向哥德式的轉變。
《Lectures on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architecture; vol. 2》作為該系列的第二卷,延續了第一卷的論述,並將焦點更多地集中在英國本土以及中世紀建築的一些核心技術與原則上。書中深入探討了從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結構,到諾曼時期宏偉的教堂,再到拱頂技術和圓頂(Dome)的發展與應用。斯科特爵士結合豐富的歷史考證、實地觀察和建築分析,層層剝繭地揭示了中世紀建築藝術的演變軌跡。他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建築風格進行比較,分析其結構邏輯、裝飾特色及文化淵源,尤其強調了建築與其所處時代社會、宗教、技術條件的緊密聯繫。他不僅是一位歷史的記錄者,更是一位熱情的倡導者,試圖從歷史中汲取養分,為當代的建築實踐提供啟示和指導。
「這是否暗示著,即使在那個看似藝術衰退的時期,依然有意識地在傳承和模仿更古老的羅馬建築傳統?」
「正是如此。」爵士肯定地說。「這說明傳承並未完全中斷,儘管形式可能變得粗糙。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另一種影響,來自於愛爾蘭和蘇格蘭,尤其是愛爾蘭的早期修道院建築。它們多用未經黏合的石塊建造,形式極其簡樸,如阿蘭島的石屋或聖加勒魯斯禮拜堂,頂部常以疊澀拱或收分牆構成。這種樸實的建造方式,或許反映了當地原有的建造傳統,與羅馬式有著明顯區別。」
他拿起一本翻開的書,指著一些圖片:「您看這些圖(參閱原書圖 193-198),愛爾蘭那些小禮拜堂和圓塔,結構簡單,牆壁收分,門窗開口狹窄,有時甚至是三角頂或由單塊石頭鑿成。這與羅馬建築的拱券系統截然不同。而貝德提到蘇格蘭人的『Mos Scotorum』是木結構,這也導致了早期遺存的稀少。然而,在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石質建築中,我們也看到一些模仿木結構的痕跡,比如牆角的長短石塊砌法(long and short work),以及塔樓上的壁柱條帶(pilaster strips)和斜向條帶,彷彿在模仿木構框架(參閱原書圖 226, 227)。」
「這兩種不同的源頭——傳承自羅馬的石構拱券傳統,以及本土或凱爾特地區的樸實石構或木構傳統——是否共同塑造了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獨特面貌。」我問道,腦中浮現出多佛城堡山教堂(參閱原書圖 208-213)那由羅馬磚砌成的拱券與長短石塊牆角並存的樣子,以及格林斯特教堂(參閱原書圖 230, 231)那至今仍存的木板牆。
「是的,可以這樣理解。」斯科特爵士回答。「盎格魯-撒克遜建築的特點正是這種混合,以及它在技法上的相對原始。牆體常有壁柱條帶,轉角處使用長短石塊,門窗開口簡單,沒有複雜的凹槽層次(recessed orders)。例如布里克斯沃斯教堂(參閱原書圖 206, 207),使用了大量羅馬磚,其平面佈局,特別是聖所的後殿和地下室,明顯有羅馬巴西利卡的影子,但整體風格卻顯得粗糙而樸實。而那些高而狹窄的塔樓(參閱原書圖 224-229),很明顯是模仿意大利的鐘樓(campanile),但形式卻很原始。」
他停頓了一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盎格魯-撒克遜時期持續了近五個世紀,但建築風格的變化似乎很緩慢,不像後來的哥德時期那樣迅速演進。這或許是因為社會不穩定,藝術發展缺乏持續的動力。
「它似乎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規模和系統性。」
「確實如此。」爵士的語氣變得更加有力。「諾曼人將他們在法國發展成熟的羅曼式建築帶到了英格蘭。這是一種強健而有活力的風格,與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簡樸的風格截然不同。在他們到達之前,英格蘭的建築規模相對較小,技術也較為原始。諾曼人一來,便開始建造龐大而堅固的教堂、修道院和城堡。」
他起身走到一張大圖紙前,那是一張諾曼時期大教堂的平面圖。「您看,像溫徹斯特(參閱原書圖 256-258)、伊利(參閱原書圖 259-263)、達勒姆(參閱原書圖 269-272)這些教堂,規模宏偉得令人驚嘆,遠超過之前的盎格魯-撒克遜建築。它們有明確的中殿、側廊、耳堂、中心塔樓,以及通常的後殿。這種佈局宏大而有條理。」
「您在書中詳細分析了諾曼建築的原則,特別是拱券和支撐結構的處理。」我跟上前,目光落在圖紙上。「您認為,諾曼風格的優勢在於它對羅曼式拱券系統的完善,以及將建築元素分級處理的方式?」
「正是!」爵士的語氣充滿熱忱。「諾曼建築最核心的原則之一,就是拱券的『分層』(sub-ordination of arches)。
「如果說拱券是牆體開口的解決方案,那麼拱頂就是覆蓋空間的解決方案。從最初簡單的筒形拱頂(barrel vault)和圓頂(dome),到它們的交叉(groined vault),都存在著結構上的挑戰。」
他解釋了交叉拱頂的基本原理,以及在覆蓋非方形空間(如後殿側廊或橢圓形空間)時遇到的困難,以及如何通過提升拱腳或調整拱券形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參閱原書圖 322-329)。「諾曼時期的建築師們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完善了拱頂技術。特別是肋拱(ribbed vaulting)的引入,為拱頂提供了框架,使得填充的石塊可以更輕薄,也讓整個結構更加穩定。最初,肋拱可能是為了加強結構而生,但很快,它們本身也成為了重要的裝飾元素。」
「我在書中讀到,您認為肋拱的應用是拱頂藝術的『大憲章』(Magna Charta),而尖券(Pointed arch)是另一個。」我說。「尖券如何改變了拱頂的可能性?」
「尖券的引入是一個劃時代的變革。」斯科特爵士的語氣中帶著對這項創新的敬佩。「圓拱的高度受其跨度的限制,這在追求高聳的建築中成為一個瓶頸。
尖券的彈性使得拱頂設計更加自由,可以更輕鬆地覆蓋各種形狀和尺寸的空間,並且減少了側向推力,對結構更加有利。」
「而且,尖券與肋拱結合後,似乎開啟了更複雜的拱頂模式,比如您提到的『六分拱頂』(sexpartite vaulting)或是中間肋(intermediate ribs)、疊加肋(liernes)等。」
「正是如此。」他邊說邊指著圖紙上的不同區域。「六分拱頂通過增加肋來劃分更大的空間。而中間肋和疊加肋,雖然最初不是結構必需的『功能性』肋(functional ribs),但它們豐富了拱頂表面的圖案,使其更具裝飾性。這標誌著拱頂發展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從純粹的結構藝術向裝飾藝術的轉變(參閱原書圖 381-388)。在伊利大教堂的聖所(參閱原書圖 209)或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側中殿(參閱原書圖 384)的拱頂中,您可以看到這些附加肋如何形成了複雜而美麗的星形圖案。」
「還有那令人驚嘆的『扇形拱頂』(Fan vaulting),比如格洛斯特修道院的迴廊(參閱原書圖 392)和亨利七世禮拜堂(參閱原書圖 395-399)。那簡直是石頭雕刻的奇蹟。」我由衷地讚歎。
爵士的臉上難掩自豪。「它不像之前的拱頂那樣由獨立的肋和填充石組成,而是整個拱頂表面被當作一個整體來雕刻,肋和面板都從同一塊石頭中切割出來。這使得肋的排列可以像扇子一樣從柱頭均勻地向外展開,形成優雅而複雜的圖案。亨利七世禮拜堂的拱頂更是將這一技術推向了極致,通過引入懸吊的飾件(pendants)和巧妙的結構隱藏,創造出一種漂浮、輕盈的視覺效果,彷彿脫離了地心引力。」
他靠回椅背,重新坐下。「當然,我在書中也專門用兩章篇幅討論了圓頂(The Dome),儘管它在英國古建築中幾乎不存在。但我認為它作為一種重要的覆蓋形式,尤其是拜占庭式和後來的文藝復興式圓頂,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值得建築師學習。」
「您詳細介紹了從羅馬萬神殿(參閱原書圖 400, 401)到拜占庭聖索菲亞大教堂(參閱原書圖 424, 425)的圓頂發展,特別是您強調了『穹隅圓頂』(pendentive domes)如何將圓頂從圓形或多邊形牆體解放出來,得以覆蓋方形空間。」我回憶著書中精密的圖示和描述。「您甚至提到了它被伊斯蘭建築師廣泛採用,成為清真寺的顯著特徵。」
「圓頂的穹隅技術是結構上的一大飛躍。」斯科特爵士解釋道。
雖然它們在傳統上屬於不同的風格體系,但圓頂的空間感和向上升騰的意象,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神追求是相符的。佛羅倫薩大教堂的圓頂(參閱原書圖 451),雖然是文藝復興時期建造的,但它實際上是完成哥德式教堂的一個部分,並且使用了尖券結構,這說明圓頂與哥德式並非水火不容。」
「您甚至為自己的設計方案繪製了帶有圓頂的哥德式建築,比如倫敦新法院的中央大廳方案(參閱原書扉頁)和柏林國會大廈中央圓頂方案(參閱原書圖 456)。」我提到書中的插圖。
「是的,那是我嘗試的探索。」爵士的語氣帶著一絲理想主義色彩。「我相信,如果能將圓頂的宏偉空間與哥德式建築的精緻細節和垂直向上感結合,或許能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為豐富的建築形式。當然,這需要藝術家們的巧思,尤其是繪畫和雕塑藝術的融入,圓頂的表面非常適合壁畫和馬賽克。」
他靠回椅背,重新坐下。「我在最後的講座中也談到,建築史的研究在我們這個時代變得尤為重要,因為我們不再像前人那樣擁有一個自然發展、未受外來影響的風格。我們生活在一個風格多元、可以自由選擇的時代。建築史讓我們了解過去的偉大成就,但也可能分散我們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