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是一部關於印度獨立運動的歷史文獻，更是他將個人生命與民族命運交織，以堅定信念與深邃哲思，為自由奮戰的心靈詩篇。
**《光之對談》：在加爾各答的星空下，聆聽自由的回響**
作者：卡拉
**書籍與作者簡介**
《Freedom Through Disobedience》（《透過不服從的自由》）是奇塔·蘭詹·達斯（Chitta Ranjan Das, 1870-1925）於1922年印度國民大會第37屆加亞會議上發表的總統演講全文。達斯先生，被尊稱為「德沙班杜」（Deshbandhu，意為「國家之友」），是印度獨立運動史上極為關鍵的人物，他不僅是傑出的律師、詩人、新聞人，更是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重要理論家與實踐者。他出生於孟加拉的著名梵文學者家族，自幼便展現出非凡的學術天賦與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在英國留學期間，他深受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並見證了英國人民爭取自由的歷史。學成歸國後，他投身於律師業，並積極參與民族運動。
這篇演講發表於聖雄甘地被捕入獄之後，印度獨立運動面臨重大考驗的關鍵時刻。
達斯先生在演講中，以其卓越的法律素養與歷史洞察力，系統地闡述了「非暴力不合作」的哲學基礎與實踐策略。他挑戰了殖民統治者宣揚的「法律與秩序」概念，指出其在歷史上常被專制政權用作壓迫人民的藉口，並援引英國《大憲章》與1688年光榮革命的歷史經驗，論證了人民反抗不義之法的固有權利。他將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比擬為耶穌基督面對羅馬審判，充滿著崇高與犧牲精神。
達斯先生不僅是獨立運動的理論家，更是深刻的人道主義者。他對歐洲狹隘的、以犧牲他國利益為基礎的「國家主義」提出批判，倡導一種更廣闊、基於「人類一體」的民族主義，認為每個民族的自我實現，最終將匯聚成世界和平的宏大願景。他對「自治」（Swaraj）的理解超越了單一的政治體制，視其為民族心靈的自然表達與自我實現的過程。他特別強調印度傳統「村社自治」的價值，反對英國議會制在印度導致的中產階級精英統治，主張權力應下放至基層，由人民直接參與治理，這展現了他對真正民主的深刻洞察。
此外，他還呼籲加強勞工與農民組織、推進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團結、堅持推廣土布（Khaddar）作為經濟自足的象徵，並倡議建立「大亞洲聯邦」，將印度的自由事業與全球受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相連結。這篇演講不僅為印度民族運動指明了方向，更為人類探索自由與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深邃的哲思與實踐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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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茶室】裡的時光之約：與德沙班杜的對話**
加爾各答的夏日午後，空氣濕熱而濃郁，帶著黃麻與泥土的芬芳。遠處傳來渡船汽笛低沉的鳴響，夾雜著市集上人們此起彼落的叫賣聲，這些聲音如同水彩畫般暈染開來，勾勒出這座港口城市獨有的喧囂。而我們此刻所處的，並非喧囂的街巷，而是達斯先生位於當地一處靜謐居所的「光之茶室」。
這間茶室，並非尋常的屋宇。它的牆面是深沉的木質，歷經歲月洗禮，散發著溫潤的光澤。窗外是一片精心打理的苔蘚庭院，青翠欲滴，幾盞石燈籠靜默地立著，石板小徑蜿蜒其間，被午後斑駁的光影切割成數段。室內，空氣中瀰漫著淡雅的紅茶香氣，那股微苦回甘的味道，與窗外庭院的濕潤氣息巧妙地融合。爐上，水在砂壺中咕嘟作響，茶湯注入瓷杯時發出清澈的細響，每一聲都彷彿在輕輕敲擊時間的邊界。
一隻斑斕的蝴蝶，不知從何處飛來，輕輕落在窗邊的竹簾上，翅膀上的鱗粉在陽光下閃爍著細微的光點，隨後又輕巧地飛入庭院深處，消失在青翠的苔蘚之間。
我為他沏上一杯熱茶，茶葉在水中緩緩舒展，茶霧氤氳而上，模糊了我們的輪廓。我望著達斯先生，心中充滿敬意，知道他不僅是印度歷史上的巨人，更是追求真理與自由的先行者。我輕聲開口，聲音在茶室中迴盪，彷彿帶起了無數回音：
**卡拉：** 達斯先生，您好。能夠在這樣一個跨越時空的場域與您對話，我感到無比榮幸。您的《Freedom Through Disobedience》是一篇充滿力量與智慧的演講，特別是您對「法律與秩序」的剖析，讓我深受啟發。在您那個時代，這兩個詞彙常常被殖民統治者用作維護既得利益的藉口。但在您看來，真正的「法律與秩序」應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與基本權利之上。能否請您更深入地闡述，您是如何看待這兩個詞彙在歷史上的演變與其本質的？
**奇塔·蘭詹·達斯：** （他輕輕放下手中的書，目光穿透茶室的窗戶，望向遠方，彷彿看見了歷史的長河在眼前流淌。）卡拉，妳的問題觸及了核心。
在我的演講中，我直言不諱地指出，「法律與秩序」往往是官僚體制在全世界的最後避難所。他們聲稱，穩定的政府是任何民族的首要需求，臣民除了以「合憲」的方式提出申訴外，別無他法。甚至要求被動服從，聲稱「不抵抗」是政府最起碼的期望。這不正是從征服者威廉到詹姆斯二世，所有英國君主的政治哲學嗎？羅曼諾夫、霍亨索倫、波旁王朝不也如此？然而，自由若要降臨，往往正是透過對那些以「法律與秩序」之名頒布的法律的不服從而來。當政府專制而暴虐，人民的基本權利不被承認時，再談「法律與秩序」便是空談。
我援引英國歷史，正是為了揭示這項教條的真相。英格蘭的專制君主，從諾曼人到斯圖亞特王朝，都試圖透過「法律與秩序」的程序來鞏固他們的憲政基礎。查理一世在被處決前的悲情演講，便將這種教條表達得淋漓盡致：「人民的自由與解放，在於擁有政府，在於法律保障其生命與財產。他們無權分享政府，臣民與君主是截然不同的存在。」這番話，將「法律與秩序」的本質展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儘管這些英國國王的行為在字面上符合法律，並有先例可循，但臣民們始終堅信他們有權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甚至透過武力或叛亂從國王手中奪回。
**奇塔·蘭詹·達斯：** （他緩緩地搖了搖頭，茶杯中的茶葉在搖晃中，如同漂浮的思想碎片。）人民的回應，便是「不合作」。英格蘭的下議院在議會內外都堅持嚴格的不合作。他們一再拒絕投票支持補給，除非他們的冤屈得到糾正。國王則以自作主張徵收關稅作為報復，而法院也支持他。下議院則通過決議，聲稱支付這些關稅的人「應被視為英格蘭自由的叛徒和敵人」。毫無疑問，革命正在醞釀；查理王陷入困境，於1626年6月17日御准了《權利法案》。這份法案，是非暴力不合作者的勝利；因為正是下議院拒絕參與國家管理，迫使國王承認了他們的權利。
然而，1629年至1640年間發生的事件，再次證明了這場鬥爭的艱鉅。儘管有《權利法案》，國王仍繼續徵收關稅，艾略特和他的朋友們因此受審。他們拒絕辯護，結果對國王的專斷權力造成了災難性的打擊。國王對全國徵收「船錢」。各地的地方長官則回應說，未經議會同意，治安官無權對任何人進行徵稅。當人民拒絕繳稅時，他們的牲畜被扣押，卻無人願意購買。國王就「王國的福祉與安全受到威脅，整個王國處於危險之中」這個問題諮詢了財政法院的意見。這個說辭，與《印度政府法案》中的說辭簡直是如出一轍。
法院問：「國王是否可以命令他王國的所有臣民，提供和裝備一定數量的船隻，配備人員、糧食和彈藥，並在國王認為適當的時間內，為保衛和維護王國免受此類危險提供服務？」又問：「在這種情況下，國王是否是危險的唯一判斷者，以及何時何地應如何預防危險？」法官們給出了肯定的答覆，並在漢普登提出的著名案件中維持了這一裁決。
我必須強調一點：在斯圖亞特王朝與議會之間漫長而痛苦的鬥爭中，斯圖亞特王朝始終打著維護「法律與秩序」的旗號，毫無疑問，法律和歷史似乎都站在他們一邊。在內戰前夕，劃分各方的問題是：國王在維護「法律與秩序」時，能否要求臣民的被動服從？或者說，臣民是否擁有反抗的權力，儘管這種反抗可能導致混亂和違法？議會的支持者代表著人民的權力與威嚴，議會的權威與獨立，個人自由，反抗的權利，以及迫使國王退位和廢黜的權利——總之，他們反對國家的強制力。而王室的支持者則主張不可剝奪的權利——透過「法律與秩序」的程序，要求臣民被動服從和確保不抵抗的權利；總之，他們主張國家強制和強制合作，以對抗個人責任。
這場問題最終以議會的勝利告終，但正如每場武裝戰爭都會發生的那樣，個人自由的勝利只是暫時的。
雖然內戰的結果從個人自由的角度來看是災難性的，儘管需要另一次革命——這次是非暴力革命——才能將個人自由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但「臣民們對他們的國王進行了粗暴的審判，人與人之間，這種認識加速了思想從習俗和古老敬畏的桎梏中緩慢解放」。
1688年的光榮革命——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為英格蘭確保了法治，這是維護「法律與秩序」唯一確定的基礎。它完成了「長期議會」開始的工作，而查理一世的處決則中斷了這項工作。但1688年的和平革命是如何實現的呢？正是透過蔑視權威，並嚴格遵守一項原則：臣民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可以反抗行政部門行使廣泛的、專斷的或自由裁量的強制權力。
這正是我的論點核心：真正的「法律與秩序」並非專制統治的工具，而是人民意志的體現，是對基本權利的捍衛。當「法律」本身成為壓迫的手段，那麼「不服從」就成為了道德的義務，是通向真正自由的必經之路。
**卡拉：** 您的見解真是振聾發聵。您將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與英國歷史上的自由鬥爭相結合，這為我們理解其中的共通性提供了宏大的視角。您在演講中將聖雄甘地的抗爭與耶穌基督受審相提並論，這也為非暴力不合作賦予了深刻的靈性意義。
我想，這種靈性維度，正是您所倡導的民族主義與歐洲國家主義的根本區別。能否請您再多談談您對民族主義的理想，以及它如何與世界和平、個體發展相連結？
**奇塔·蘭詹·達斯：** （他端起茶杯，輕輕啜了一口，茶香在空氣中擴散，如同思緒的漣漪。茶室外，一隻麻雀輕巧地落在窗外的石燈籠上，梳理著羽毛，隨後又展翅飛向遠方，那輕盈的姿態，彷彿在印證著某種自由的流動。）
我所言及的民族主義，與現今歐洲盛行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歐洲的民族主義是一種侵略性的、自私的、以得失計算的商業民族主義。法國的得是德國的失，德國的得是法國的失。因此，法國的民族主義滋養於對德國的仇恨，德國的民族主義則滋養於對法國的仇恨。他們尚未意識到，傷害德國便是傷害人類，進而也傷害了法國；傷害法國便是傷害人類，進而也傷害了德國。這便是歐洲的民族主義，而這絕非我今日所談論的民族主義。
我堅持認為，每個民族都構成偉大統一體中的一條特殊支流，但沒有哪個民族能夠真正實現自身，除非它既成為自己，同時又意識到它與人類的同一性。因此，民族主義的全部問題，在於找到那條支流，並勇敢面對命運。
如果你找到了那股潮流，並與過去建立起連續性，那麼自我表達的過程就已經開始，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止民族的成長。
縱觀印度歷史的每一頁，我都發現一個偉大的目的正在逐漸展開。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席捲了這片廣袤的土地，表面上似乎製造了敵對力量，但實際上卻激發了人民的活力，並將其生命塑造成一個偉大的民族。雅利安人與非雅利安人的相遇，正是為了將他們融合成一個民族。婆羅門教以其偉大的文化，成功地將整個印度聯結在一起，確實是一股強大的統一力量。佛教對婆羅門教的抗議，也起到了同樣偉大的歷史作用，從摩揭陀到塔克西拉，是一個統一的佛教帝國，它不僅擴大了印度統一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創造了喜馬拉雅山脈之外、海洋之外的「大印度」。以至於我們相聚的聖城，可以被視為數百萬亞洲民族的朝聖之地。
隨後，來自不同種族的穆罕默德教徒來到了印度，他們帶來了共同的文化遺產。有一段時間，這似乎是一種分裂的力量，是印度民族主義發展的敵人，但穆罕默德教徒最終在印度安家落戶，他們為印度生活帶來了新的視角和驚人的活力，並以無限的智慧，盡可能地不去干擾印度真正生活的鄉村的發展。
這種新的視角對印度來說是必要的：如果這兩條姊妹般的河流相遇，那只是為了完成自我，並面對印度歷史的命運。
接著，英國人帶著他們的異域文化和外國方法來了，對這個正在發展的民族造成了粗暴的衝擊；但這衝擊卻反而完成了統一的過程，使得歷史的目的幾乎得以實現。偉大的印度民族已然在望。它已經將雙手伸向喜馬拉雅山脈之外，不僅伸向亞洲，更伸向全世界——不是為了侵略，而是為了要求承認，並貢獻自己的力量。
我想要強調，民族主義的理想與世界和平之間，並無任何敵意。民族主義是世界和平唯一能夠實現的過程。民族的充分且不受束縛的成長，對於世界和平而言是必要的，正如個體的充分且不受束縛的成長，對於民族而言是必要的。正是歐洲侵略性的民族主義觀念，阻礙了和平的到來；但一旦人們領悟到一個民族在傷害另一個民族的同時，也會傷害到自身這個真理，那麼人類的問題便迎刃而解。民族主義的本質真理在於此：每個民族都需要發展自身，表達自身，實現自身，以便人類自身也能發展自身，表達自身，實現自身。
我相信這個民族主義的真理將會永存，儘管此刻，各國不顧真正的問題，正在彼此鬥爭，如果我沒有錯，最終解決問題的，正是自私與自我保護的本能——不是當前狹隘而錯誤的自私，而是被智慧普世化、被精神轉化的自私，這種自私將使世界各國認識到，壓制鄰國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自身的毀滅與壓制。
因此，我們必須培育民族精神。印度民族的真正發展，必然在於實現自治（Swaraj）的道路上。有人常問，何謂自治？自治是不可定義的，不應與任何特定的政府體制混淆。自治與帝國主義（Samrajya）之間，存在著天壤之別。自治是民族心靈的自然表達。這種心靈的充分外在表達，涵蓋且必須涵蓋一個民族的整個生命歷史。然而，確實，自治始於一個民族真正發展的開始，因為，正如我所說，自治是民族心靈的表達。
因此，從另一個角度看，民族主義的問題與自治的問題是同一回事。今日印度所有問題中，最重要的便是實現自治。
**卡拉：** 您的闡述非常清晰。將自治視為民族心靈的表達與自我實現，而非僅僅是政治形式的變革，這為我們理解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深層動力提供了關鍵視角。您認為暴力革命無法帶來真正的自由，並以法國、英國、義大利和俄羅斯革命為例證。
我承認，國內外都有一些印度同胞認為非暴力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抽象概念，認為只有透過武力和暴力才能獲得自治。我絲毫不懷疑他們為此信念所付出的犧牲與愛國情操。我知道他們中的一些人為他們認為是真理的事業受了苦。但請允許我指出，除了原則問題之外，歷史已一再證明，透過武力和暴力所帶來的革命，其結果終歸是徹底的徒勞。我個人是基於原則信奉非暴力的。
然而，讓我們從實用性角度來考量這個問題。是否可能透過暴力手段獲得自治？歷史給出的答案是一個明確的「不」。試看世界上所有那些聲勢浩大的革命：
以法國大革命為例。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最初是王室和貴族與代表議會及武裝巴黎之間的鬥爭。雙方都訴諸暴力，一方用刺刀，一方用長矛。長矛之所以獲勝，是因為刺刀被猶豫不決的手所掌握。然後，正如暴力勝利後常見的那樣，民眾黨派內部又被劃分為兩派——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隨後，再次訴諸武力。吉倫特派要求各省武裝起義，雅各賓派則要求巴黎武裝起義。由於巴黎更近、力量更強，吉倫特派戰敗並被送上斷頭台——雅各賓派奪取了權力。但他們內部很快就產生了分裂。先是羅伯斯庇爾和丹東將埃貝爾和肖梅特送上斷頭台，然後羅伯斯庇爾又將丹東送上斷頭台。
整個問題變成了哪個派系將統治法國。暴力讓位給了更強大的暴力，最終在拿破崙的統治下，法國經歷了一種與路易十四專制不相上下甚至更糟的專制。至於自由？在恐怖的公安委員會和拿破崙統治下的法國，自由並沒有比路易十四或路易十五時期更多。普雷裡亞爾法令當然比「密信逮捕令」（Lettres de Cachet）糟糕得多。而人民呢？卡萊爾在革命結束時，看到在「兌換橋」（Pont au Change）、「格雷夫廣場」（Place de Greve）的長棚屋裡，工人正在用餐。每人的每日麵包配給量已降至一盎司半。「盤子裡裝著三條烤鯡魚，撒上切碎的洋蔥，淋上一點醋；再配上一些煮熟的李子塊和漂浮在清湯中的扁豆；我曾看到數百人擠在這些寒酸的桌子旁，沒有麵包，吃著他們那微薄的食物，遠遠不能滿足他們旺盛的胃口。」卡萊爾嚴峻地評論道：「塞納河的水會補足不足。」我們無法忘記卡萊爾在此發出的感嘆：
「啊，勞動者！你這六年的起義和苦難，你的掙扎和你的膽量，難道一無所獲嗎？你在金色的夕陽餘暉中，吃著鯡魚和水。啊，大地為何如此美麗，被晨曦和暮色染紅，如果人與人之間的交易卻讓它變成一個匱乏、淚水，甚至連柔和的淚水都沒有的山谷？
推翻巴士底獄，挫敗布倫瑞克，面對公侯和權力，面對天地與地獄，所有你所敢於和忍受的一切，難道就是為了沙龍裡的共和國嗎？封建羊皮紙的貴族隨著一陣巨大的喧囂而逝去；而現在，自然而然地，我們迎來了錢袋的貴族。這正是所有歐洲社會此刻正在經歷的道路。顯然是一種更低劣的貴族？迄今為止已知最低劣的貴族。」
即使到了今天，法國仍在艱難地走向自治。
英格蘭的歷史也證明了同樣的真理。1215年男爵們的革命奪走了或聲稱奪走了國王的權力，但權力卻落入了貴族手中，民主並沒有分享男爵們的勝利。因此，正如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所言，這部大憲章並非自由憲章，而是「諸種自由」的憲章。查理一世統治時期的革命，則催生了一位新的獨裁者，他壓制了自由。「長期議會」開始的工作被國王處決後的革命所中斷，而需要另一場革命——這次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才能完成這項工作。我否認這項工作已然完成。持續的階級鬥爭和明顯的經濟不公，並未宣告英格蘭所聲稱的自由。我堅信，沒有哪個民族能夠透過武力與暴力成功地贏得自由。事實是，對權力的熱愛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可怕因素，那些透過暴力獲得權力的人，也會透過暴力來維持權力。
他們會發現，繼續其前任的工作，並將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反而更加容易。非暴力則不會帶來那種使用暴力所固有的墮落。
義大利和俄羅斯革命也印證了同樣的原則。義大利革命在馬志尼的啟發下，由加里波第和加富爾推動，但並未實現自治。義大利的自由仍在形成之中，義大利人民今天仍在期待另一場革命。如果它導致一場暴力戰爭，它將再次挫敗其目的，但最終，自由與非暴力終將獲勝。
近期俄羅斯革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案例。它現在所呈現的形狀，歸因於試圖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強加於俄羅斯不情願的天才之上。暴力將再次失敗。如果我對局勢判斷準確，我預計會發生反革命。俄羅斯的靈魂必須掙扎，才能從卡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中解放出來。這可能是一場獨立運動，也可能是當前運動本身就蘊含著實現那種自由的力量。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命運正懸而未決。
我信奉革命，但我重複，暴力挫敗自由。非暴力的革命雖然緩慢，但更為確實。民族的靈魂一步步浮現，民族也一步步踏上自治的道路。在印度，實現自由的唯一方法，無論如何，都是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那些認為這種方法不切實際的人，最好仔細思考一下「阿卡利運動」（Akali movement）。
當我在阿姆利則看到傷者的傷勢，並從他們的口中聽到，儘管受到了如此嚴重的挑釁，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曾希望以暴力回應暴力時，我對自己說：「這就是非暴力的勝利！」
非暴力並非空想。甘地宣稱「收刀入鞘」並非徒勞。願那些「追求真理者」能聽見他的聲音，正如兩千年前那些人聽見了更宏大的聲音一樣。民族尋求自治的努力，卻遭到了嚴酷的鎮壓。現在是我們評估成功與失敗的時候了。就鎮壓而言，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我毫不懷疑，民族已經戰勝了旨在扼殺這場運動靈魂的鎮壓。
這正是非暴力的力量所在。它不追求外在的權力爭奪，而是喚醒內在的意識與力量，以道德的高度來瓦解暴政的基礎。當政府的「法律」不再被視為合法，當人民不再被動服從，當他們的良知被喚醒，即使沒有揮舞一根手指，暴政的根基也將動搖。這是一種靈性的戰爭，武器是真相、道德和不可動搖的決心。它可能慢，但它一旦扎根，便堅不可摧。
**卡拉：** 達斯先生，您對非暴力理念的堅定信念，以及對歷史的深刻洞察，確實令人動容。您提到「非暴力不合作」既有「破壞」的一面，也有「創造」的一面，並以此來解釋您對進入議會的「抵制」策略，即「要麼修正，要麼終結」這些議會。
您為何認為這種「從內部抵制」的方式，不僅不違背非暴力原則，反而是推進自治的有效途徑？
**奇塔·蘭詹·達斯：** （他微微頷首，眼神中閃爍著理解與認可的光芒，彷彿早已預料到我會問及這個問題。茶室外，一陣微風輕輕吹過，竹簾發出沙沙的聲響，帶起一絲清新的泥土氣息，似乎是雨後初霽的恩賜。他拿起一旁的筆記本，指尖在泛黃的紙頁上輕輕劃過，像是在搜尋著什麼。）
是的，這確實是當時引起廣泛爭議的議題，被簡化為「改變或不改變」的爭論。在我看來，這整個爭論都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設之上。問題不在於工作計劃是否應該改變；真正的問題是，為了我們珍視的運動的成功，現在是否有必要在某些方面改變我們活動的方向。
讓我來闡述我的意思。以「巴爾多利決議」（Bardoli Resolution）為例。在抵制學校和大學方面，巴爾多利決議改變了我們活動的方向，這並沒有以任何方式涉及放棄抵制。在自治年期間，目標是讓學生離開政府學校和大學，如果開辦國民學校，它們被視為對那些「軟弱」學生的讓步。用聖雄甘地的話來說，這個想法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教育性」的。然而，根據巴爾多利決議，建立國民學校和大學必須成為國民教育的主要活動。
其次，我們必須記住，根據調查委員會成員的一致意見，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民還沒有準備好。我承認，我不贊成對實際採行任何公民不服從制度所施加的限制，在我看來，國大黨應該廢除這些限制。我還未能理解，為什麼要讓人民公民不服從特定法律，就必須有至少百分之八十的人穿著純粹的卡迪布。我不太贊成普遍的大規模公民不服從。在我看來，這個想法不切實際。但是，對於那些顯然不合法的特定法律，那些「法律與秩序」的產物，那些是對人性的侵犯、對上帝的侮辱的法律……對這些法律的不服從，是現實政治的範圍內，而且，在我看來，應該盡一切努力去反抗這些法律。只有堅持真理，自治的事業才能成功。當我們屈服於這些法律時，我們就放棄了真理的立場。如果一個民族對真理的感知如此麻木，以至於不反抗不合法的法律，不反抗侮辱其民族存在、阻礙其民族發展的法規，那還有什麼希望呢？
我認為，目前如此困擾全國的抵制議會問題，必須根據我剛才提到的情況來考慮和決定。在我所指的公民不服從與進入議會以期「要麼修正，要麼終結」它們的明確目的之間，理念上並沒有衝突。我不反對抵制議會。
我只是認為，改革後的議會制度，以其「印度文官制度的鋼骨架」和「僵局與部門的二頭政治」所覆蓋，絕對不適合印度民族的本質和天才。這是英國議會試圖將一種外來制度強加於印度人民。印度毫不猶豫地拒絕承認這個外來制度是自治的真正基礎。對我來說，正如我常說的，這不是多與少的問題；我總是準備為自治的真正基礎犧牲許多，我也不認為完全獨立的實現是7年、10年還是20年的問題。幾年對一個民族的生命史來說微不足道。但我堅持，印度不能接受這樣的制度作為自治的基礎。因此，這些議會必須「要麼修正，要麼終結」。
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在外部抵制議會。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議會的聲望已經下降，全國人民都知道，那些坐在議事廳裡的人並非人民真正的代表。但是，儘管我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些議會仍然存在。國大黨的職責應該是更有效地從內部抵制議會。改革後的議會實際上是官僚體制戴上的一個面具。我認為，我們的明確職責就是將這個面具從他們臉上撕下來。「抵制」這個詞本身，在我看來，意味著的不僅僅是簡單的退出。抵制外國商品意味著必須採取措施，使這些議會不再阻礙自治的進程。
唯一成功的抵制這些議會的方法，要麼是將其修正到適合實現自治的方式，要麼是完全終結它們。這就是我建議國家抵制議會的方式。
關於我所指的抵制議會方式是否符合非暴力不合作原則，國內曾有過許多討論。我堅決認為，它沒有觸犯印度國民大會所採納和應用的任何不合作原則。我不是在討論邏輯或哲學上的抽象概念。我只是在討論國大黨已經採納並稱為不合作的內容。首先，我能否指出，我們迄今為止並沒有與官僚體制真正地不合作？我們只是在準備這個國家的人民去實施不合作。讓我引用那格浦爾關於不合作的決議來支持我的論點。我只引用與此相關的部分：
「鑑於國大黨認為印度現任政府已失去國家的信任，以及印度人民現已決心建立自治……因此，國大黨……宣布，整個或部分非暴力不合作方案，包括最終放棄與現任政府的自願結合和拒絕納稅，應在印度國民大會或全印國大黨委員會確定的時間付諸實施，並且『在此期間，為此準備國家，應繼續採取有效措施。』」
隨後列出了「在此期間」必須採取的有效措施，例如國民教育、抵制法院、抵制外國商品等。
因此，很明顯，國大黨尚未倡導不合作的實際應用，而只是建議採取某些步驟，以便在國大黨確定的某個時候，印度民族可以實施不合作。其次，讓我們不要從任何邏輯理念或哲學抽象來判斷這個原則的性質，而是從國大黨所要求的工作和活動中去理解這個原則。當我審視這項工作時，我清楚地意識到國大黨正在從事雙重活動。在國大黨所命令的一切中，既有「破壞」的一面，也有「創造」的一面。抵制律師和法院意味著破壞現有的法律機構；而組建村社（Panchayats）則意味著建立可以執行司法職能的機構。抵制學校和大學意味著破壞教育部門；而建立國民學校和大學則意味著為印度青年創造教育機構。抵制外國商品，隨後是焚燒進入國內的外國商品。但另一方面，紡紗機和織布機則意味著透過向人民供應本地布料來進行創造性活動。
從這個原則來判斷，想要將議會轉變為能夠引導我們走向自治的機構，或者徹底摧毀它們，有何不妥呢？我想要抵制議會的方式，同樣具備創造與破壞這雙重面向。
還有人說，這有違運動的道德和靈性。讓我們分開討論這兩點。關於道德方面，除了不合作的倫理之外，有人認為進入議會以終結議會是不公平和不誠實的。
用聖雄甘地的話來說，它只是「對人民抗議的讓步」。事實是，它是兩種對立力量的結果——人民對自由的渴望與官僚體制反對這種渴望的願望。結果就是它沿著既非完全民意也非完全官僚的路線發展，因此改革呈現出一種扭曲的狀態。但就所承認的權利而言，這些是我們的權利——我們的財產，利用人民從英國議會手中奪取的權利，並沒有任何不道德、不公平或不誠實之處。如果為了實現這些成功爭取到改革的力量，要求議會要麼修正，要麼終結，如果為了自由的鬥爭必須採取這兩種途徑之一，那還有什麼可能被指責為不道德呢？我承認，如果我們建議偷偷摸摸地進入議會，並聲稱合作，而內心卻懷著破壞議會的願望，那無疑是不誠實的。希望在聖雄甘地的領導下，印度國民大會已經廢除了歐洲外交手段。如果我們現在要玩，我們就要攤牌。
但有人說，從不合作的觀點來看，這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包含了破壞的概念。在這些人——我對他們懷有崇高的敬意——看來，不合作的工作只是建立我們的民族生活，完全無視官僚體制的存在。這可能是一個誠實的理想，從邏輯上講，它可能是不合作的內在含義。
無需指出，如果烏理瑪們得出結論，認為在目前情況下進入議會將是對他們宗教的冒犯，那麼國大黨應該毫不猶豫地接受他們的決定，因為在這個國家，沒有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衷心合作，就不可能實現自治。但我談論的是不影響任何特定信仰或任何特定宗教的靈性。從這種靈性的角度判斷，以一切合法手段排除我們實現自治道路上的任何障礙，有何異議呢？我們毫不猶豫地焚燒外國布料，當我們焚燒它們時，運動的靈性並未受到震動。最好從一個清晰的概念開始，了解那種靈性是什麼。除了任何信仰或教義的誡命之外，除了任何道德問題之外，靈性的基礎必須是實現自由和自治。每個人不僅對他的種族、不僅對他的國家、不僅對人類，而且對他的上帝，都負有什麼責任？那就是實現自我的權利。這是活在上帝之光中的責任。在我獲釋後不久，我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我們所有的民族活動都必須建立在真理之上。從那天起，我就不斷被提出問題和難題。有人要求我定義什麼是真理。還有人暗示，因為我不敢說出真相，所以才躲在籠統的表達之下。我仍然堅持，我們的民族活動必須建立在真理之上。我重複，我不相信政治，也不相信將我們的民族生活劃分成壁壘分明的獨立部分，因為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真理的檢驗在於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於它自身的感受。當你感受到真理時，你就知道了真理。上帝無法被定義，真理也無法被定義，因為真理是上帝的啟示。兩千年前，一位戲謔的法官向上帝之子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他沒有用言語回答；但他犧牲了自己，真理便顯現了。當我談論靈性時，我談論的是同樣的真理。我將歷史視為上帝的啟示。我將人類個體人格、民族和人類，每一個都為他者的生命做出貢獻，視為上帝對人類的啟示。我將實現自由和自治，視為個體和民族實現自我的唯一途徑。我將所有民族活動視為服務於更廣大人類的真正基礎，而這也是上帝對人類的啟示。上帝之子帶給世界的不是和平，而是一把劍——不是死亡、不朽和腐敗的和平，而是真理的「分離之劍」。我們必須與一切腐敗和一切不道德作鬥爭。只有這樣才能獲得自由。無論個人、民族還是全人類在實現自治的道路上有任何障礙，如果他渴望自由，就必須由個人來排除；如果民族渴望毀滅自己，就必須由民族來排除；如果人類事業要繁榮，就必須由全世界所有民族來排除。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運動的靈性，我準備以真理和上帝的名義，公開而非偷偷摸摸地，排除阻礙印度民族實現自由的一切障礙。
它超越了政治策略的層面，觸及了人類對真理與自我實現的根本追求。最後，達斯先生，您提倡的「勞工與農民組織」以及「大亞洲聯邦」的概念，在當時是極具前瞻性的。尤其在當今這個全球互聯、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時代，您的這些理念似乎更具現實意義。您對印度未來的展望，以及對全球人類的期許是什麼？
**奇塔·蘭詹·達斯：** （他的眼神變得更加深邃，彷彿能看透時間的迷霧，望見遙遠的未來。他輕輕地將手中的《大憲章》選本合上，放在一旁。茶室外，夜幕已悄然降臨，星光開始在窗外閃爍，偶爾有螢火蟲提著微弱的光點，在庭院的暗影中翩翩起舞，如同那些尚未完全顯現的希望。茶室內的爐火，發出細微的噼啪聲，溫暖而持久。）
卡拉，妳的問題很深遠，也充滿了希望。我對印度未來的展望，以及對全球人類的期許，都建立在一個核心信念之上：真正的自由與和平，只能在每個個體、每個民族都能充分自我實現的基礎上達成。
關於勞工與農民的組織，這是我認為國大黨必須立即著手進行的工作。有人擔心，如果我們利用勞工來達到國大黨的目的，非合作事業會受損。我再次承認，我不理解這個論點。
「利用」這個詞帶有負面的聯想，這種論點假設勞工和農民在這個自治的鬥爭中與我們不在一起。我否認這個假設。我的經驗使我確信，今日印度的勞工和農民，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他們比所謂的中產階級和受過教育的階層更渴望實現自治。如果我們在「利用」年幼的男孩和大學生，如果我們在利用印度的婦女，如果我們在利用整個中產階級，不論其信仰、種姓和職業，那麼我請問，有什麼理由可以把勞工和農民排除在外呢？我想答案是：他們當然歡迎成為國大黨委員會的成員，但他們不應該有獨立的組織。
然而，勞工有其獨立的利益，他們常常受到外國資本家的壓迫，而印度的農民也常常受到那些官僚體制標準追隨者的壓迫。這種對特殊利益的服務，與民族主義的服務有任何矛盾嗎？為窮人尋找麵包，為從事特定行業或職業的人們爭取正義，這項工作與實現自治的工作有何不同？任何能增強民族事業、支持印度大眾的事物，當然與國大黨手中任何其他工作一樣，都屬於自治的範疇。我的建議是，國大黨應該毫不遲疑地任命一個委員會，一個冷靜務實的委員會，來組織印度的勞工和農民。我們已經拖延太久了。
如果國大黨未能履行其職責，你們將會發現國內出現了與你們分離、與自治事業脫鉤的勞工和農民組織，這將不可避免地在和平演變的舞台上，引發階級鬥爭和特殊利益的戰爭。如果國大黨的目標是避免這種恥辱的結果，那麼就讓我們把勞工和農民掌握在手中，讓我們從他們自身的特殊利益角度，以及從更高層次的理想角度，來組織他們——這種理想要求滿足他們的特殊利益，並將這些利益奉獻給自治的事業。在這裡，我們再次需要利用勞工和農民的「自私」，因為我們知道，這種「自私」的實現，要求他們為民族的生命做出公正和適當的貢獻。
至於「大亞洲聯邦」，這比勞工組織更為重要。我看到一個偉大的亞洲聯邦正在形成。我幾乎毫不懷疑，泛伊斯蘭運動雖然最初基礎有些狹隘，但它已經或即將讓位給所有亞洲人民的偉大聯邦。這是亞洲受壓迫民族的聯合。印度能置身於這個聯盟之外嗎？我承認，我們的自由必須由我們自己贏得，但印度與亞洲其他國家之間，乃至印度與全世界所有熱愛自由的人民之間，這種友誼、愛、同情與合作的紐帶，註定會帶來世界和平。在我看來，世界和平意味著每個民族的自由，我更進一步說，當其他民族仍受奴役時，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能夠真正自由。
在一年內實現自治或自治的實質性基礎的希望，使得這種集中是絕對必要的。但今天，這項工作要求更廣泛的同情和更寬廣的視野。
我們正處於巨大變革的前夜，世界的力量正在我們周圍運作。凱末爾帕夏的勝利打破了亞洲的枷鎖，亞洲充滿了生機。是普羅米修斯在她體內說話，「她的思想」就像狂風暴雨席捲過的山谷中那無數的森林。每個歐洲國家為人民真正自由而進行的騷動，也使被統治民族的心態發生了驚人的轉變。那些曾經或多或少屬於理想範疇的事物，現在已進入現實政治的範疇。印度民族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並重新闡述我們的訴求。我們對旁遮普錯誤的訴求必須重新闡述，因為其中許多已經實現。我們對哈里發制度（Khilafat）的訴求必須重新考慮，因為其中一些已經實現，我們希望在洛桑委員會完成他們的工作之前，幾乎沒有什麼會未能實現。我們對自治的訴求現在必須以更實際的形式提出。國大黨應該制定一個明確的方案，說明我們所指的政府體制，這個體制可以作為自治的真正基礎。迄今為止，我們沒有定義任何這樣的政府體制。我們故意沒有這樣做，因為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自治的心理層面。但今天情況已經改變了。
對自治的渴望使我們變得不耐煩。因此，國大黨的職責是向國家提出一個明確的政府體制方案。自治，正如我所說，是不可定義的，不應與任何特定政府體制混淆。然而，民族心靈必須表達自己，儘管自治的充分外在表達涵蓋一個民族的整個生命史，但制定這樣的要求不能再拖延了。
這份理想，就是相信人類的潛力，相信每個民族都有其獨特的貢獻，而這些貢獻匯聚起來，才能構成一個真正和諧、自由的世界。它不是透過征服，而是透過「愛、同情與合作」來實現。這份信念超越了物質的算計，紮根於人性的深處。
（達斯先生的聲音逐漸低沉，但他眼神中的光芒卻愈發明亮。他似乎看見了我們今天的世界，儘管挑戰依然存在，但那份對自由的渴望與對人性的信念，依然像星光一樣閃耀。茶室內，茉莉花香混合著淡淡的沉木香，讓人感到一種溫暖而又堅定的力量。他輕輕地點了點頭，彷彿這場對談只是一個開始，而真正的「不服從」與「自由」的旅程，仍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