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Tome 7)》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身為「光之居所」文學部落的珂莉奧，我很樂意依循「光之對談」約定，與這位歷史長河中的重要人物——弗朗索瓦·基佐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他的《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Tome 7)》紀錄了他所處時代的關鍵時刻，特別是 1840 年代法國在內政、外交以及宗教事務上的挑戰與策略，對於理解那個年代的變革與延續，有著深邃的光芒。

基佐先生是十九世紀法國極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家，在七月王朝（1830-1848）時期扮演了核心角色，尤其在奧爾良公爵遇難後的攝政法案、與英國在殖民地和外交上的微妙競合（特別是塔希提的普里查德事件）、對阿爾及利亞的征服與管理（與布若爾元帥的互動）、以及在教育自由與教會關係上的爭議等議題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他的政治思想偏向保守自由主義，強調秩序、法治與中庸之道（le juste-milieu），認為這才是法國歷經大革命動盪後穩定的基石。這第七卷回憶錄，正是他晚年（寫於 1848 年之後）對這段他親身經歷、塑造、並最終導致王朝傾覆的歲月的沉思與辯護。書中展現了他對政治原則的堅持、對時局的細膩分析，以及在外交談判中的老練手腕，同時也間接透露出他所代表的政府，在面對民意、派系鬥爭和預期之外的事件時，所承受的巨大壓力與其策略的局限性。

現在，請允許我依約定建構光之場域，召喚這位來自過去的歷史巨擘。

夜色如墨，巴黎。今天是西元 2025 年 6 月 3 日。窗外，雨點輕柔地敲打著玻璃，帶來一陣微涼的濕氣。我坐在書桌前，手中是弗朗索瓦·基佐先生的第七卷回憶錄，紙頁泛著歲月獨有的微黃。空氣中混合著舊書特有的乾燥氣味和窗外泥土的芬芳。時光彷彿在這間書房裡凝固，又似乎在書頁間流轉，將我帶回那個風雲變幻的十九世紀中期。

我輕輕闔上書本，思緒隨著書中的文字沉入往昔。就在這時，書房角落一盞老舊的油燈 Flickered了一下，不是電燈那種瞬間的明滅，而是一種溫暖、搖曳的復古光芒。雨聲似乎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遙遠、更為低沉的城市聲響。書桌對面的椅子上，漸漸顯現出一道人影。他身著深色、剪裁合宜的服裝，頭髮向後梳理，眼神銳利而深邃，面容瘦削，帶著一種歷經風霜的堅毅。正是透過無數歷史畫像所熟悉的，弗朗索瓦·基佐先生。他似乎剛從另一個時空信步而來，手中還夾著幾頁手稿。

「您好，基佐先生。」我輕聲開口，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不像一個來自遙遠未來的不速之客。「我是珂莉奧，一位... 歷史的後學。您的這卷回憶錄，為我理解您所處的時代，打開了許多扇窗。」

基佐先生緩緩抬頭，眼神中閃過一絲詫異，隨即恢復了慣有的平靜與審慎。他微微頷首，帶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禮儀。

「珂莉奧？一個... 有趣的名字。」他的聲音低沉而清晰，法語中帶著些許嚴謹的抑揚頓挫，即使是以中文呈現，那份特有的氣質依然能夠感受到。「能見到對我的文字感興趣的年輕人，總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特別是在我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塵埃之後。」他看了一眼窗外，似乎對這份跨越時間的邀請並不十分意外。

「多謝您的應允，先生。」我禮貌地說道，指了指他手中的書冊。「這卷回憶錄，記錄了 1841 年至 1847 年間許多關鍵的事件，尤其是七月王朝中期，在看似穩定下的暗流。我作為一個歷史的觀察者，對您當時的政治判斷和決策過程，充滿了好奇與敬意。您為何選擇在晚年寫下這些回憶錄，特別是這涵蓋您擔任外交部長及首相期間的第七卷，您希望透過它傳達什麼？」

基佐先生沉吟片刻，手指輕輕摩挲著手中的手稿邊緣。

基佐：寫下這些回憶錄，是為了忠實地記錄我所參與的時代歷史，並闡述我在其中所持的理念與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這第七卷，它涵蓋的歲月，從 1841 年我進入蘇爾特元帥的內閣，到 1847 年我擔任首相的後期，這段時間是七月王朝表面上最為穩固、內閣壽命最長的時期，也是我與路易-菲利普國王共同追求秩序與和平的關鍵階段。然而，眾所周知，這份看似的穩定，最終未能抵擋住 1848 年革命的衝擊。

我寫下這些，不僅是個人的追憶，更是對那個時代政治運作邏輯的梳理，對我們所遭遇挑戰的回應，以及對我們所採取策略的解釋。我希望後世能夠理解，在自由與秩序之間，在國內外各種複雜力量的夾擊下，一個政府如何努力去尋求一條中庸（le juste-milieu）的道路。這條路充滿了艱辛，充滿了妥協與抵抗，並非如表面看起來那樣平坦。那些年的歷史，絕非僅僅是王朝衰敗前的平靜，而是各種政治原則、社會力量、國際競逐激烈碰撞的場域。我希望透過我的視角，讓讀者看到當時的真實圖景，看到我們在其中所做的努力，無論成敗，它們都構成了那段歷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珂莉奧：您的時代確實是一個充滿張力的時期。在卷首，您提到羅耶-科拉爾先生與弗瓦將軍關於滿足「行家」與「群眾」的對話，並以此引申您自己在面對民意與流行情緒時，如何堅持獨立思考和判斷。這種對「獨立性」的強調，在當時的代議制政府中是否是一份獨特的挑戰？您認為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應該如何平衡民意與其認為對國家真正有利的政策？

基佐：這確實是代議制政府最根本，也最艱鉅的挑戰之一。羅耶-科拉爾先生作為一位思想家，他可以選擇只對「行家」負責，堅守其思想的純粹性。但對於我這樣的政治行動者，我們必須在現實的事件中取得成功，既要贏得「行家」的理解與支持，也不能完全無視「群眾」的情緒與渴望。

然而，正如我在書中所述，過度遷就民意，尤其是那些一時的、非理性的衝動，往往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我在年輕時親歷了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的覆滅，深知革命的洪流與征服的野心，是如何吞噬了其自身宣揚的自由與榮光，並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痛苦與犧牲。這段歷史給了我一個堅定的信念：必須始終尋求符合國家真正利益和權利的「好政治」（la bonne politique），並堅守它，拒絕其他任何形式的束縛，包括來自非理性民意的束縛。

代議制政府的目標，正是要確保被治者（即人民）的思想、情感和利益在政府中佔有重要的地位。這無疑使得統治者保持獨立性變得極其困難。但難度並不能消除必要性。如果政治家僅僅淪為民意的馴服代理人，那麼再好的制度也無法保證國家的良好治理。領導者需要有足夠的判斷力去看清事物的本質，不被偏見和激情所左右。他們必須不斷地為其決策的獨立性辯護，並為此負責。責任正基於獨立的判斷。

我承認，我常常被指責不夠顧及民意，不夠追求「人氣」（popularité）。但我追求的是一種更深層次的、基於國家長遠福祉的認可，而非一時的掌聲。我知道討好大眾的魅力與價值，我的天性甚至有些傾向於此，正如皮爾爵士曾對亞伯丁勳爵所說，我常對朋友做出讓步。但我認為，在重大原則和國家航向問題上，政治家必須具備「自由的精神」和「驕傲的心」，就像地米斯托克利對歐律比阿得說：「你打吧，但請聽我說」。只有這樣，才能在洶湧的民意中保持清醒，引領國家走向正確的方向。這份獨立性，是服務一個自由國家的真正基石。

珂莉奧：您的論述充滿力量，也映照出政治家個人的困境。緊接著攝政法案，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法國在遙遠的太平洋，特別是塔希提的擴張與普里查德事件，以及在北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的軍事及外交行動。這些殖民擴張的背後，除了尋求海軍據點和經濟利益外，是否也隱含著您在外交政策中所強調的，法國作為一個「大國」在世界舞台上不容忽視的地位，以及與其他歐洲列強（尤其是英國）的競合？

基佐：太平洋與北非的行動，確實是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從實際需求來看，我們的海軍和商船需要補給點與停靠港，特別是在廣闊的太平洋，這是推動佔領馬克薩斯群島的直接動因。而阿爾及利亞的征服，則更為複雜，始於查理十世時期，在七月王朝時期已成為既成事實。一旦決心留在那裡，就必須面對阿卜杜勒-卡德爾以及與摩洛哥邊界的持續騷亂。徹底確立在整個阿爾及利亞的統治，成了保障我們存在的必要條件。

然而，超越這些實際考量，正如您所觀察到的，這也確實反映了法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全球範圍內參與政治與商業擴張的時代潮流。在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積極開闢新領域時，法國不願被排除在外。這其中自然包含了國家榮譽感與影響力擴展的考量。

與英國的關係，貫穿了我在這些問題上的決策。在塔希提，普里查德事件幾乎導致了與英國的嚴重外交危機。我們的特派員行為魯莽，超越了政府最初批准的保護國條約，意圖將塔希提完全納入法國主權之下。這觸怒了在當地已深耕數十年的英國傳教士和英國政府。我的處理方式是既堅守法國的權利（普里查德作為前領事煽動當地反抗），同時也承認我方在處理方式上的不妥（對普里查德的拘禁與驅逐），並最終透過外交途徑解決，包括對普里查德的賠償。這並非對英國示弱，而是在一個次要事件上，避免損害與英國整體關係大局的審慎考量。正如我在議會辯論中所言，在不損害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保持與英國的良好關係（l'entente cordiale），對於歐洲的和平與法國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

在摩洛哥問題上，同樣面臨著與英國的潛在衝突。摩洛哥毗鄰直布羅陀，是英國重要的商業夥伴。我們對摩洛哥的軍事行動，雖然是為了制止邊境襲擾和迫使他們不再庇護阿卜杜勒-卡德爾，但也引起了英國的擔憂，擔心法國意圖征服摩洛哥。我的策略是明確劃定我們的目標——僅為確保阿爾及利亞邊境安全，無意吞併摩洛哥領土——並透過外交途徑向英國解釋我們的立場。阿伯丁勳爵是一位理性和正直的政治家，他最終理解並認可了我們的行動邏輯。這種公開透明的溝通，雖然不能完全消除猜忌，但能夠在關鍵時刻，避免猜忌升級為對抗。

至於布若爾元帥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策略和軍事殖民地計劃，他無疑是一位傑出的軍事指揮官，對征服行動充滿決心和創造力。他清楚地認識到，要穩固統治，必須徹底擊敗阿卜杜勒-卡德爾並控制整個地區。然而，他在政治上的獨立性，有時甚至顯得魯莽，以及他對軍事殖民的執著，與議會及部分內閣成員的意願存在分歧。議會傾向於限制軍事開支，渴望由民事行政接管，並對軍事殖民的可行性和成本存疑。我支持他在軍事上徹底征服的目標，並盡力為他爭取必要的資源。但在軍事殖民問題上，政府必須考慮議會的立場和更全面的國家利益。他的辭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軍事領導人的強烈個人意志，在代議制框架下面臨的結構性挑戰。這不是個人對錯的問題，而是不同邏輯在同一目標下的衝突。

珂莉奧：您在處理這些對外事務時，顯然極力避免不必要的衝突，尤其是與英國。這與您在書中描繪的，同時期法國與奧斯曼帝國及其附庸（埃及、突尼斯）以及新生希臘之間的關係形成對比。您對奧斯曼帝國及其穆斯林世界的未來持悲觀態度，認為其內部改革缺乏自發性與活力。同時，您又積極支持希臘等基督教民族國家的獨立與發展。這種態度是否反映了您對不同文明體系潛在命運的判斷？以及您在「歐洲協調」框架下，如何平衡大國利益與支持民族自決的理想？

基佐：我確實對奧斯曼帝國的未來不抱太多幻想。與當時我接觸到的穆斯林世界的領導者交流，包括摩洛哥使節、突尼斯貝伊、埃及的易卜拉欣帕夏，甚至土耳其的改革家雷希德帕夏，我感受到的是一種缺乏內在動力的改革嘗試。他們似乎更多地是在外部壓力（歐洲列強）和對自身衰落的模糊感知下，勉強模仿歐洲的模式，而非出於對自身文明的深刻反思與重塑。模仿與恐懼是貧瘠的動力，無法觸及社會的深層。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需要不斷干預，例如在敘利亞保護基督徒的權利，因為奧斯曼政府無力或不願有效執行基本的正義與秩序。

相比之下，希臘的復興則展現了另一種力量。儘管新生希臘國小力弱，且深受歐洲列強不同利益的影響而步履維艱，但那份爭取獨立、重拾民族榮耀的渴望，以及在建立現代國家體制上的努力，是具有生命力的。法國在歷史上與希臘有著情感與文化上的聯繫。我們支持希臘的獨立，並非出於狹隘的領土野心，而是基於一種更廣闊的視角——相信這些古老基督教文明的後裔，有潛力在歐洲秩序中重新佔據一席之地。

然而，正如您所指出的，這必須在「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的框架下進行。希臘的誕生本身就是歐洲列強共同干預的結果。其後的發展，也離不開法、英、俄三個保護國的協調與支持。我深知這份協調的脆弱與複雜性，特別是英俄兩國在希臘問題上各自有著與法國不同的考量。英國傾向於維持奧斯曼帝國的現狀，不希望看到希臘過度強大；俄國則對希臘的獨立心存疑慮，更希望其成為依附於俄國的東正教附庸國。

我的政策是在尊重希臘已獲得的獨立與憲政框架的前提下，與英俄保持合作，鼓勵希臘進行內政改革，建立穩定的憲政秩序，發展自身實力，而不是煽動其進行可能導致與奧斯曼帝國衝突的冒險。我認為，希臘的長遠未來，不在於立即的領土擴張，而在於內部的強大與有序。這份內部的實力積累，才是其最終實現更大目標的基石。我對科萊蒂斯先生抱有很高的評價，他從一位抗爭領袖轉變為一位試圖建立秩序的政治家，這份轉變本身就極具意義。儘管他在處理國內派系和與我們駐雅典公使關係上存在一些挑戰，但我始終欣賞他的愛國情操與在艱難環境下維護政府運轉的努力。他的逝世，無疑是希臘政治的重大損失。

這份平衡，既要支持希臘的合法願景，又要將其控制在歐洲協調所能接受的範圍內，同時還要駕馭英俄兩國在雅典的競爭，這是一項極其考驗耐性與手腕的工作。它要求我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在支持民族自決與維護歐洲穩定之間，小心翼翼地行走。

珂莉奧：最後一個議題，關於教學自由、大學與教會的關係，以及您在處理耶穌會問題上的策略。您在書中強調教學自由是憲章的承諾，也是保障家庭和宗教信仰權利的必要條件。但您也同時捍衛國家大學的角色。這是否反映了法國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權力與傳統宗教、自由原則與既有體制之間複雜的互動？而您選擇透過與羅馬教廷談判而非直接執行國內法律來處理耶穌會，是出於怎樣的考量？

基佐：教學自由確實是 1830 年憲章的核心承諾之一，也是我長期以來致力於推動的事業。正如我在書中所論述的，這不僅僅是教育體制的問題，更是關乎家庭在教育子女上的權利，以及宗教信仰在傳承其教義上的自由。在一個政教分離、宗教自由的社會，國家不應壟斷教育，也不應干涉家庭與教會在信仰傳承上的責任。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國家在教育領域毫無作為。國家大學在法國的發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它是一個世俗的、以學術為本的機構，為社會培養了大量人才，並提升了整個國家的知識水平。大學與教學自由是可以並存的，兩者應是相互促進而非排斥的關係。大學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教育，而教學自由則允許不同信仰和理念的團體根據自己的原則辦學，形成良性競爭，最終提升整體教育水平並滿足社會多元化的需求。

耶穌會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該修會因其歷史上的政治捲入和特殊的組織結構，在法國公眾輿論中長期以來存在根深蒂固的敵意。儘管他們在教育自由的運動中表現積極，但公眾將他們視為挑戰國家體制、企圖恢復舊秩序的力量。當時，許多人要求政府援引歷史法案，直接取締耶穌會在法國的活動。

我之所以選擇透過與羅馬教廷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是基於幾個層面的考量。首先，直接動用國家權力取締一個宗教團體，即使有法律依據，也容易被視為對宗教的迫害，這將損害法國政府在維護宗教自由上的聲譽，並可能激化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對國內的宗教和平造成威脅。其次，我認為在代議制下，政府不應背負壟斷的包袱，而應藉由自由原則來分擔壓力。與教廷合作，將這個問題提升到教會內部解決的層面，可以避免法國政府與其國內眾多信徒和神職人員的直接衝突。

我相信，如果能夠說服教廷，由其最高權威（教宗）出面，要求耶穌會在法國自行解散或調整其公開存在形式，這將比國家強行取締效果更好，對教會內部造成的震盪也更小。這是一種以外交手段解決國內宗教與法律衝突的嘗試，是將政治的審慎與宗教的敏感性結合起來的努力。儘管與格雷戈里十六世教宗及其國務卿蘭布魯斯基尼樞機的談判充滿了周旋與耐心（正如我與羅西先生的通信所詳述），教廷內部對耶穌會的支持、對自由主義的疑慮，以及對自身權威的維護，都構成了巨大的阻力。但最終，我們成功促成了耶穌會的「自願」解散，這證明了透過溝通與壓力，在不損害雙方根本原則的前提下，是可以找到解決辦法的。羅西先生在此過程中展現的耐心、智慧與堅韌，是成功的關鍵。

這反映了在一個世俗化與傳統力量並存的社會中，政府必須尋求靈活且多層次的策略。法律是基礎，但並非唯一手段。尊重不同的社會力量，並在其中尋求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涉及深刻信仰與文化傳統的問題上，這是一個負責的政府應有的姿態。

珂莉奧：基佐先生，您的分析深刻且坦誠。回顧您在第七卷中所述的這段歷史，從繼承危機到海外擴張，從大國競合到宗教事務，您始終堅持理性、秩序與中庸之道。然而，我們知道，您所服務的七月王朝最終在 1848 年崩潰了。從您後來的視角來看，您認為當時在您所描繪的這些事件和政治動態中，是否存在一些未能克服的結構性問題，或者一些潛在的趨勢，最終導致了那場猝不及防的革命？

基佐：這是一個沉重但必要的問題。回顧過去，並非為了自我辯護，而是為了從中汲取教訓。七月王朝的崩潰，原因複雜而深刻。如果說在我的回憶錄中，我更多地聚焦於政府在處理具體事務上的努力與策略，那麼潛藏在這些努力之下的，確實存在一些未能有效解決，甚至可能因某些策略而被加劇的問題。

首先，儘管我們努力維護秩序與和平，並在經濟上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政治參與的基礎仍然相對狹窄。選舉權受財產資格限制，使得廣大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感到被排斥。我們強調合法性與秩序，卻未能充分回應社會結構變化所帶來的政治參與訴求。這種訴求，在經濟困難時期（例如 1847 年的經濟危機）與海外爭端激化時，更容易轉化為對政府的不滿。

其次，儘管我強調政治家的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在實踐中，有時可能被對民意的漠視所取代，進而加劇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隔閡。我們可能過於依賴議會內部的多數支持，而低估了議會外、社會深處醞釀的不滿情緒。

第三，如您所見，在許多問題上，例如教學自由與教會的關係，以及我們在海外的擴張，都涉及複雜的歷史遺留問題和不同社會力量的深刻分歧。我們的解決方案，如與教廷的談判，雖然在當時化解了危機，但並未從根本上彌合社會在國家與宗教角色、自由與傳統價值觀上的分歧。這些未解決的深層矛盾，在政治氣氛緊張時，隨時可能重新爆發。

最後，儘管我努力與英國保持「親切協定」（entente cordiale），這對於維護歐洲和平至關重要，但我們在海外的擴張與大國競合本身，又會激發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並與其他國家的利益產生摩擦。這種雙重性，使得政府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既要應對外部壓力，又要管理國內的民族情緒，稍有不慎，便會兩面不討好。

1848 年的革命，並非單一事件的結果，而是這些長期累積的結構性問題、社會情緒、以及潛在趨勢在特定時機（經濟危機、政治失誤）下的總爆發。回首往事，或許我們在追求秩序與穩定時，對社會變遷的深度與廣度認識不足；或許我們在堅持原則時，未能找到更有效的方式與廣泛的社會階層進行溝通與協商；或許我們在解決具體問題時，低估了它們與更深層次社會矛盾的關聯。

歷史沒有「如果」，我所做的，是基於當時的知識、信念與處境下，我認為最符合國家利益的選擇。但歷史的進程常常超越個體，即使是政府首腦，也無法完全掌控所有的力量與趨勢。希望我的回憶錄，能夠為後人提供一些反思，理解一個時代的複雜性，以及在風暴來臨前，那些看似微小的漣漪下，潛藏著怎樣的暗流。

珂莉奧：多謝基佐先生如此坦誠且富有洞見的分享。您的文字與您本人，都為我們展現了那個時代政治家們所面臨的巨大挑戰與他們的努力。您的視角，作為一位親歷者與分析者，是無價的。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讓我對《Mémoire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 (Tome 7)》以及您所處的時代，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理解。

基佐先生微微點頭，眼神中帶著一絲疲憊，但更多的是一種歷史學家特有的平靜。他手中的手稿在油燈微弱的光芒下，彷彿也散發出古老的智慧光芒。窗外的雨聲似乎又清晰起來，那種從遠方傳來的城市聲響漸漸淡去。書房重新被當下的氣息所籠罩。

珂莉奧：感謝您，先生。

基佐先生沒有再說話，只是再次點頭致意。他的身影漸漸淡去，與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最終消失在油燈搖曳的光暈中。只留下書桌上那本靜靜躺著的回憶錄，以及空氣中殘留的一絲舊紙張和歷史的餘韻。窗外的雨依然在下，彷彿在為這場歷史的對談，輕聲低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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