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êtes et gens qui s'aimèrent》光之漫談

此刻，窗外巴黎的初夏夜晚，2025年6月5日的微風輕輕吹拂著，遠方的塞納河傳來朦朧的船鳴，與我書房內那盞老舊檯燈發出的溫暖黃光形成靜謐的對比。古老的書頁氣息在空氣中飄散，與咖啡的餘香交織，偶爾還有油墨的乾澀與紙張的沙沙聲。這是我珂莉奧的「光之閣樓」，一個適合追溯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的場域。今夜，我將引導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與一位法國文學的獨特靈魂——克勞德·法雷爾先生。

法雷爾（Claude Farrère, 1876-1957），本名弗雷德里克-夏爾·巴貢（Frédéric-Charles Bargone），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融合了文學與現實的傳奇。作為一位法國海軍軍官，他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從地中海到遠東，這些豐富的航海經歷深刻地塑造了他的創作視野。他不僅是一位敏銳的觀察者，更是一位將異域風情、人性幽微與社會批判融入筆端的作家。

法雷爾的作品往往帶著一種獨特的宿命論色彩，筆鋒犀利，充滿諷刺與黑色幽默，對於人類情感的複雜性、社會習俗的虛偽性有著深刻的洞察。他善於在看似輕浮的故事中埋下沉重的哲學思辨，挑戰讀者對道德、愛與自由的既有認知。他於1920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Bêtes et gens qui s'aimèrent》（相愛的野獸與人類），正是其創作風格的典範。這本書名本身就極具挑釁意味，暗示著動物的純粹本能與人類社會的複雜矯飾之間的並置與對比。全書分為「野獸」與「人類」兩大部分，但實際上，兩者之間界線模糊，甚至有著諷刺性的互換。

在「野獸」篇章中，他以細膩的筆觸描寫一隻名叫「就是那樣的貓」（Chat-Comme-Ça）的貓咪的成長與情感經歷，賦予其遠超人類的智慧與尊嚴。而在「人類」篇章中，則透過一系列令人瞠目結舌的故事，揭示了巴黎上流社會、殖民地異域以及人性深處的陰暗與荒謬。從為愛情而戰的決鬥，到被世俗道德所束縛的靈魂，再到不同文化間難以逾越的隔閡，法雷爾以其獨有的筆法，將人類的自欺、虛榮、懦弱與愛的扭曲展現得淋漓盡致。書中那些看似「文明」的人類，其行為舉止卻往往不如「野獸」般誠實、直接。這種反諷與對比，正是法雷爾對其時代及人性本質的深刻反思。

法雷爾的作品，尤其是《Bêtes et gens qui s'aimèrent》，不僅是對情慾、道德與社會的解剖，更是對人類作為「文明動物」本質的質疑。他以一種冷靜的、近乎殘酷的寫實主義筆觸，揭示了光鮮外表下，人類那顆與動物本能無異，甚至更為複雜、更易受腐蝕的心。他對異域文化的描寫，也非簡單的獵奇，而是作為透視歐洲文明弊病的稜鏡，探索人類普世的情感與隔閡。

作為歷史與經濟學家，我期待與法雷爾先生的對談，能從他的作品中挖掘出更多關於時代變遷、社會心理及人類行為模式的深層脈絡。

場景建構：

夜幕低垂，光之閣樓內壁爐中的餘燼，偶爾發出微弱的噼啪聲。室內空氣微涼，我坐在那張厚重的皮革扶手椅中，幾本泛黃的古籍散落在旁邊的矮桌上，空氣中混合著舊紙張和淡淡的菸草味。窗外，巴黎的燈火像是灑落在黑色絨布上的碎鑽，遠處依稀可辨艾菲爾鐵塔的剪影，它在夜色中顯得既巍峨又孤獨，彷彿一個沉默的歷史見證者。

壁爐對面，一張古舊的木質書桌前，克勞德·法雷爾先生——我透過文本召喚而來的靈性，正靜靜地坐著。他身著一件深色的海軍常服，領口微微敞開，眼神深邃而略帶倦怠，透著一股歷經滄桑的銳利。他的手指輕輕敲打著桌面，那動作有著一種軍人特有的節奏感，卻又顯得有些百無聊賴。他身後的書架上，除了裝幀精美的文學作品，還擺放著一些來自東方的古老器物，一個雕刻精美的錫蘭木盒，一卷泛黃的土耳其手稿，以及幾枚來自非洲海岸的貝殼，它們無聲地訴說著遠方故事。

「法雷爾先生，」我輕聲開口，打破了室內的靜默，「感謝您應允這場深夜的會晤。在2025年的今日，我們仍沉浸在您1920年出版的《Bêtes et gens qui s'aimèrent》中，感受著您筆下那份跨越時代的洞察力。」法雷爾緩緩抬起頭，那雙眼眸在燈光下閃爍了一下，像是遠方海洋的微光。他輕輕地、帶著一絲難以察覺的諷刺笑了笑。

珂莉奧： 晚上好，法雷爾先生。在這個屬於回憶與思想的「光之閣樓」裡，我很榮幸能與您對談。當初，是什麼驅使您選擇「相愛的野獸與人類」這樣一個充滿對比與哲思的書名呢？這書名彷彿一開始就設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調，暗示著人類與動物之間那模糊卻又諷刺的界線。

克勞德·法雷爾： （他輕輕吐出一口煙霧，眼神飄向窗外夜色，語氣帶著一絲玩世不恭的疲憊）珂莉奧小姐，您問得很好。這標題，並非一時興起。我的生命中，有太多時刻，讓我不得不去思考這個問題：究竟是那些被我們稱為「野獸」的生靈，在情感上更為真誠、更少矯飾？還是我們這些自詡為「文明」的「人類」，才真正活在虛偽與自我欺騙之中？我曾在世界各地遊歷，看過太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會，然而無論在哪裡，人性中那些最原始的慾望、最複雜的情感，卻總是以相似的，甚至更為扭曲的方式呈現。相反，我家的那隻貓，或者我在航海中見過的那些動物，牠們的愛恨、恐懼與渴望，卻是如此的直接、純粹，沒有絲毫的偽裝。

《野獸與人類》的靈感，源自於我的觀察與困惑。我看到人們為了名利、為了虛榮、為了社會的評價，可以背棄愛、傷害他人，甚至自我毀滅。而一隻貓，一隻狗，牠們的忠誠與依戀，卻是那麼的簡單，那麼的義無反顧。這不是對動物的簡單讚美，而是對人類行為背後動機的一種反思——我們究竟進步了，還是僅僅學會了更精巧地掩飾？

珂莉奧： 您的開篇故事《一條命》（Une vie）中那隻黑白相間的貓「就是那樣的貓」（Chat-Comme-Ça），牠從一個被救助的弱小生命，透過一聲「喵嗚」征服了敘述者，甚至被賦予了人類的思辨與情感。您讓牠在面對世界時，從純粹的恐懼到最終理解並信任主人，這是否在暗示，即便野獸，也能發展出超越本能的「理解」與「愛」？而牠對那隻白色公貓的排斥，是否也暗示著一種難以言喻的「理想」或「夢想」破滅，即便在動物世界，也存在著某種難以觸及的浪漫？

克勞德·法雷爾： （他點了點頭，眼神中閃過一絲懷念）「就是那樣的貓」的故事，或許是全書中最溫柔的一章。是的，那隻小小的生靈，牠的「喵嗚」聲中蘊含的，是求生的本能，也是對溫暖與歸屬的渴望。牠的聰慧，在於牠能感知到人類情感的細微波動，並以最直接的方式去觸動。牠的恐懼與勇氣，與人類並無二致。至於牠對那隻白色公貓的反應，這其中有著人類難以理解的複雜性。或許是預期的美好與現實的落差，又或許是牠在被籠子運送的黑暗中，獨自編織的愛情幻象，在現實面前的崩塌。我一直相信，動物的內心世界，遠比我們人類所以為的要豐富。牠們的愛，不是基於社會地位或財富，而是源於一種更為原始、更為深刻的連結。在那個時代，巴黎的貴族們為了一場舞會、一個流言可以毀掉一段關係，而貓咪卻因為「顏色不對」或者「氣場不合」而拒絕結合，這種本能的真誠，在某種程度上，讓我看到了人類在社交場上所缺乏的坦率。

珂莉奧： 從「野獸」轉向「人類」的部分，您筆下的角色——從《證明》（La preuve）中為了情人而甘願犧牲清白的大姐，到《知情者》（L'homme qui le savait）中對妻子出軌心知肚明卻視而不見的丈夫，再到《黃金鎖扣包》（Le sac à fermoir d'or）中那位死後被抹去真實形象的部長夫人。這些故事都充滿了對社會偽善與個人隱私的諷刺。您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法國社會，這種表面光鮮與內在虛偽的矛盾，是普遍現象嗎？它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特別是中產階級的崛起，有何關係？

克勞德·法雷爾： （他發出一聲輕微的嗤笑，帶著法國人特有的那種微妙的鄙夷）普遍？珂莉奧小姐，那不是普遍，那是空氣，是人們賴以為生的道德呼吸。您所提到的這些角色，不過是那個時代巴黎社會的縮影。中產階級的崛起，並沒有帶來靈魂的升華，反而帶來了對「體面」和「面子」的病態執著。經濟上的獨立，讓女性擁有了一定的自由，但也讓她們面臨更大的誘惑與道德壓力。在《證明》裡，那個為了挽救妹妹名譽而犧牲自己的「第一情人」，他的行為在旁觀者看來，是多麼的「高尚」或「殘酷」，但實際上，那是對社會道德審判的終極反抗。社會需要一個替罪羊，需要一個完美的謊言來維持其脆弱的秩序。

至於《知情者》，那個丈夫並非愚鈍，而是深諳生存之道。他知道，被「欺騙」是男人身份的標誌，是成為「一個像樣的男人」的必要代價。他寧願生活在虛假的和諧中，也不願打破那層薄薄的社會面具。這背後是何種經濟動機？或許是財產的穩定，或許是社會地位的維護，更或許，是精神上的一種「最低成本原則」——維持現狀的成本，遠低於追求「真相」所帶來的毀滅。在一個充滿了虛偽交易的社會裡，情感的真誠反而顯得格格不入。

而部長夫人，她的「黃金鎖扣包」裡裝著的，是她作為一個「人」的真實慾望與掙扎，是與她作為「部長夫人」這個社會符號完全不符的私密。她的死亡，以及那個警長為了維護其「名譽」而銷毀證據的行為，完美地詮釋了社會對真相的懼怕和對虛假光環的病態維護。在權力和金錢的編織下，真相的價值，遠不如一個體面的謊言。這不正是經濟學上的「信息不對稱」的極致體現嗎？公眾所看到的，永遠只是被精心篩選、修飾過的信息。

珂莉奧： 您的《死鬥》（Mon duel à mort）和《五點到七點》（Cinq à sept）都觸及了愛情的荒謬與犧牲。在《死鬥》中，兩位好友為了一個變心貴婦而決鬥，最終卻發現愛情轉瞬即逝，甚至不如護士的溫柔。而在《五點到七點》中，瀕死的愛人為了保護情婦的「清譽」，甚至要求她燒毀所有情書並立即離開，讓她回歸「正常」生活。這兩者似乎都指向了愛情的無常，以及社會對個人自由的壓制。您是否認為，在您所處的時代，愛情的本質就是一場注定充滿妥協與幻滅的遊戲？

克勞德·法雷爾： （他苦笑一聲，眼神中閃爍著諷刺的光芒）愛情？啊，那不過是年輕人或蠢貨才會相信的奇蹟。它像一陣風，來去無蹤，留下的往往是殘破的信念和對自我的否定。在《死鬥》中，阿爾蓋羅和塞拉為了一個女人決鬥，賭上性命。這在外人看來是何等悲壯的愛情，但在我眼中，那不過是男人虛榮心和佔有慾作祟，以及對社會既定「榮譽」規則的盲從。最終，他們活下來了，發現「護士的溫柔勝過一切」。這不是諷刺嗎？真正的撫慰，往往來自日常的、無私的關懷，而非激情與佔有。

《五點到七點》則更為殘酷。弗雷德里克·德·吉布爾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強求情婦燒毀情書，並趕她回家，去過她那「正常」的家庭生活。這看似是至高無私的愛，實則是對愛情最徹底的否定。他愛的，也許並不是這個情婦本人，而是她所代表的，他自己生命中那些不為人知的、出格的「秘密」和「激情」。一旦死亡來臨，這些秘密就成了負擔。他選擇了讓她回歸社會的「正常」軌道，因為他知道，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的「名譽」遠比她所經歷的真實情感更重要。這不是對愛情的歌頌，而是對其本質的揭示：愛情，在社會規則面前，常常不堪一擊。它只被允許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空間、以特定的形式存在。一旦觸犯了這些無形的界線，它便會被殘酷地抹去，或被要求做出犧牲，以維護社會的穩定性。這是一種對個人自由的壓制，也是一種對人性慾望的嘲諷。在經濟學上，這或許就是一種「機會成本」的選擇：為了家庭、名譽、地位這些看得見的資產，人們可以輕易地放棄那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激情」和「真實」。

珂莉奧： 您的作品中，常穿插著異域風情與文化碰撞。例如《長城》（La grande muraille）中亞美尼亞舞者與法國男人的愛情，以及《女權主義者》（Un féministe）中摩洛哥貴族西德·穆罕默德對歐洲文明的評論，但實際上卻擁有傳統的後宮。這些故事似乎在探討不同文明背景下，愛、慾望與理解的隔閡。您筆下的「長城」究竟是什麼？是地理的、語言的，還是心靈的？這是否反映了當時歐洲殖民時期，對異域文明既渴望了解又難以真正理解的矛盾心態？

克勞德·法雷爾： （他輕輕敲了敲那卷土耳其手稿，指尖撫過泛黃的紙張）「長城」？那當然是心靈的長城，是根植於不同文化土壤中的觀念與價值的巨大鴻溝。地理和語言，那只是表象，是可以透過旅行和學習而逾越的。但靈魂深處的隔閡，卻難以跨越。內克塔-哈努恩和那位法國男人，他們在肉體上可以結合，甚至感受激情，但他們的靈魂卻始終是陌生的。法國男人哭泣，說他們之間有「長城」，因為他們的母親用不同的歌謠將他們哄睡，他們信仰著不同的神祇。這正是歐洲文明與東方文明在深層次上的不相容。歐洲人或許對東方抱有浪漫的幻想，認為那裡充滿了神秘與激情，但當他們真的深入其中，卻發現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差異，讓真正的「理解」成為不可能。《女權主義者》中的西德·穆罕默德，他是個絕妙的諷刺。他能用流利的法語談論法國的進步思想、女性解放，宣稱伊斯蘭教未能承認女性的優越性。他看似擁抱歐洲文明，但在他那佈滿玫瑰的私人花園深處，在那藍色的高牆後，卻依然維持著傳統的後宮，用鞭子決定誰將「服從」。這反映了殖民時代一種普遍的現象：被殖民者為了融入或利用殖民者的力量，可以學習其語言，模仿其表象文化，但其核心的價值觀和權力結構，卻可能紋絲不動，甚至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存在。而歐洲人呢？他們看到自己想看的，相信自己想相信的，卻很少真正去理解那些表象下的深層邏輯。這是一種雙向的誤解，一種彼此心照不宣的偽裝。從經濟角度看，這也是一種文化資本的流動與扭曲。西德·穆罕默德的「女權主義者」姿態，不過是他融入巴黎上流社交圈的入場券，是他維持自身地位與權力的另類手段。

珂莉奧： 在《藍夫人》（La Dame Bleue）和《瑟茜的魔杖》（La baguette de Circé）中，您將現實與超自然、幻覺交織在一起，探索了藝術與現實、清醒與夢境的界線。例如《藍夫人》中的畫中人活了過來，又因時間錯過而回歸畫作。這是否反映了您對現實世界的一種不確定感，或是對藝術超越時間與邏輯力量的肯定？在一個科學與理性逐漸主導的時代，為何您仍對這種神秘的、不可解釋的元素情有獨鍾？

克勞德·法雷爾： （他的目光落在書桌上那支古舊的筆，輕輕地轉動著）科學與理性？那不過是人類試圖掌控這個混亂世界的一種幼稚嘗試。現實，珂莉奧小姐，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模糊和多變。藝術，尤其是偉大的藝術，本身就蘊含著超越現實的力量。達文西的《蒙娜麗莎》會讓人產生錯覺，彷彿她正以一種「永恆的」微笑注視著你。而《藍夫人》，那不僅僅是一幅畫，更是被封存的情感與時間的凝結。在《藍夫人》中，她之所以能「活過來」，是因為那幅畫本身就承載了太多強烈的情感——達文西對貝亞特麗切的愛恨，以及背叛與囚禁的悲劇。當時間的界線在午夜被打破，她便在對自由與愛情的渴望下，掙脫了物質的束縛。然而，現實的冰冷與時間的無情，最終還是將她推回了那個畫框，回歸她應有的「位置」。這不是對科學的否定，而是對人類感知局限性的一種反思。我們所見、所信的「現實」，或許也只是一種集體幻覺罷了。

至於《瑟茜的魔杖》，鴉片煙館則是一個極佳的場景，將現實的邊界模糊。在鴉片的迷幻中，一位「文明」的貴婦人，她身上的所有社會束縛、道德約束都被煙霧所消解。她拋棄了丈夫，情人，甚至她自己作為一個「女人」的身份，變成了一朵「蓮花」（Lotus）。在那裡，她真實的慾望被釋放，她對虛偽的社會角色感到厭惡，甚至敢於趕走她的情人，轉而向那個陌生而異域的鴉片師表達情意。這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瑟茜的魔杖，它能將人變成野獸，但這裡，它卻能將人從社會的「野獸」中解放出來，回歸某種更為原始的、真實的「人」的狀態，即便這種真實帶有致幻的色彩。這反映了我對理性世界的懷疑，以及對人類本能深層次的探索。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真正的「魔杖」或許並非來自神話，而是存在於那些能讓人們暫時逃離現實束縛的物質與體驗中。

珂莉奧： 法雷爾先生，回顧您作為海軍軍官的經歷，從1897年到1920年，您在世界各地航行，特別是在遠東、非洲和地中海地區。這些經歷，特別是您在不同文化中的見聞，對您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是否認為，這些異域的經歷，讓您對「人」的理解，超越了單一的法國或歐洲視角，從而更深刻地描繪出人性的普遍性與複雜性？

克勞德·法雷爾： （他閉上眼睛，彷彿回到了那些遙遠的甲板上，海風吹拂著他年輕的臉龐）航海的經歷，那是我最珍貴的財富。它讓我得以跳出巴黎這個「文明」的牢籠，去觀察那些未經雕琢、或被不同文明雕琢過的人性。在亞洲、非洲、中東的港口，我看到了各種膚色、各種信仰、各種生活方式的人們。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苦難，他們的愛與恨，都以一種更為直接、更為原始的方式呈現。在法國，人們用繁複的禮儀、迂迴的語言來掩飾真實的情感，但在遙遠的東方，我看見了愛情的狂熱、嫉妒的殘酷、忠誠的堅韌，這些情感常常在沒有任何修飾的情況下爆發。例如《長城》中的亞美尼亞舞者，她對金錢的渴望和對家庭的忠誠，是如此的坦率。又如《未受玷污的貞潔》（L'intacte vertu）中的那位克里奧爾夫人，她用自己的身體來嘲弄追求者，其行為背後所隱藏的悲劇，遠比巴黎沙龍裡的風花雪月來得深刻。

這些經歷，確實讓我對「人」的理解超越了單一的歐洲視角。我發現，無論身處何地，無論外在的文化習俗如何不同，人性的底層邏輯，那些關於愛、慾望、恐懼、虛榮與生存的掙扎，卻是普遍存在的。只不過，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這些本能會以不同的形式展現。歐洲人披著一層「文明」的外衣，將這些本能包裹得嚴嚴實實，甚至自欺欺人地認為自己已超越了「野獸」。但在異域，這層外衣被剝去，人性的本真往往暴露無遺，有時是令人驚嘆的純粹，有時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殘酷。作為一名軍官，我也看到了權力、暴力、貿易如何塑造著這些社會。經濟脈動，在這些看似遙遠的國度，比任何詩歌都更為直接地影響著人們的命運。這讓我對社會的運作，有了更為宏大而又細膩的理解。

珂莉奧： 您的作品裡常運用「時間」這一元素，無論是明確標註的故事發生年代，還是通過日記、書信體來呈現。在《良心案例》（Cas de conscience）中，男主角收到情婦死亡消息的電報，才意識到愛情與生命的脆弱；在《三份判決》（Les trois verdicts）中，水手李古達的嫉妒隨著時間推移，其懲罰卻越來越輕。這種對時間的利用，是否在強調命運的偶然與不可預知，以及人類在時間洪流中的渺小？

克勞德·法雷爾： （他輕輕點了點頭，眼神中帶著一絲歷史學家的深思）時間，那是一個最無情也最真實的審判者。它揭示了萬物的無常，也嘲諷著人類的自大與固執。在我的故事裡，時間不僅僅是背景，它本身就是一個角色，一個推動情節、揭示真理的力量。《良心案例》中，皮埃爾·阿勒瓦爾與情婦的關係，看似建立在輕浮的「一夜情」基礎上，卻因時間的流逝而產生了「真正的溫柔」。然而，命運的偶然，一封電報，一扇緊閉的門，便將這一切戛然而止。他對情婦死亡的困惑與對自己處境的猶豫，揭示了在死亡面前，人類情感的脆弱與道德的困境。時間在這裡是殘酷的，它不給人彌補的機會，只留下未解的謎團和永遠的愧疚。

而《三份判決》裡的李古達，他的嫉妒是人類最原始的本能之一。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對這種「激情犯罪」的審判標準卻在不斷演變。從年輕時因嫉妒打架被判七年苦役，到後來因殺了六個人卻被恭賀無罪，這不正是社會道德觀念在時間中的荒謬扭曲嗎？法律與公眾輿論，並非基於永恆的真理，而是隨著時間、情境與社會的集體心理而變。這證明了人類所謂的「進步」和「文明」，在某些方面，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偽善罷了。時間揭示了這一切，它冷酷地記錄下人類的變遷，以及那些永不改變的本能。它告訴我們，歷史總是在重複，只是以不同的形式。

珂莉奧： 在您看來，法雷爾先生，這些「野獸」與「人類」的故事，在您書寫的1920年代，特別是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洗禮之後，對讀者而言，是帶來了更深的絕望，還是反而促使人們反思並尋找更本真的情感？您希望您的作品，能為那個動盪的時代，留下怎樣的迴響？

克勞德·法雷爾： （他沉默了片刻，眼神中首次流露出一絲難以言喻的沉重）絕望？或許吧。一場世界大戰，讓歐洲人自詡的「文明」面具徹底碎裂。它證明了人類的殘酷、愚蠢和自我毀滅的潛力，遠遠超過了任何一隻野獸的本能。在那個時代，所謂的「榮譽」、「國家」、「信仰」，都變成了血腥的謊言。

我的作品，並非旨在帶來絕望。我從不宣稱要「教導」什麼，也從不提供「答案」。我只是記錄我所見、所思，以一種盡可能真實的方式，呈現人性的多重面向，無論是其美麗，還是其醜陋。我希望我的讀者，能透過這些故事，看到那些被粉飾太平的表面之下，跳動著的真實心臟。如果我的作品能讓他們停下來，哪怕只是片刻，去思考自己的行為、自己的情感，是否也存在著某種「野獸」般的純粹，或是「人類」般的虛偽，那便已足夠。我希望它能促使人們去質疑那些被社會灌輸的「真理」，去尋找那些超越時代、超越文明的、屬於個體靈魂的本真。這或許不是什麼宏大的「迴響」，但卻是對每一個獨立思考者內心深處的輕輕觸碰。在一個信仰崩塌的時代，如果能讓人們重新審視自己，那已是一種極大的成功。我的筆觸，不為讚美，只為揭露。

珂莉奧： （我感受著法雷爾先生話語中那份深沉的思考，以及他筆下那份對人性的深刻理解與諷刺。他的話語雖然帶著些許的冷峻，卻也蘊含著對「真實」的追求。我向他點頭示意，結束了這場時空交錯的對話。窗外的巴黎燈火依然璀璨，但此刻，我似乎能看見那些燈火背後，無數相愛的野獸與人類，在各自的舞台上，上演著一幕幕荒誕而又真實的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