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是加拿大軍事家、政治家喬治·T·丹尼森上校的個人回憶錄，記錄了他從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為維護大英帝國統一及加拿大國家利益所做的鬥爭與經歷。他詳細敘述了「加拿大優先黨」的創立、紅河叛亂、與美國兼併主義的對抗（特別是「商業聯盟」運動），以及在英國推動帝國優惠關稅政策的努力。書中充滿了他對加拿大忠誠、帝國團結的堅定信念，並透過大量個人信件、演講記錄和對話，展現了加拿大在帝國框架內尋求自主發展的複雜歷程，以及其對當時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獨特洞察。
喬治·泰勒·丹尼森（George Taylor Denison，1839-1925）是加拿大一位傑出的軍事人物、作家和政治思想家。他曾擔任加拿大總督的近衛隊司令，並在多個軍事行動中表現出色。作為「加拿大優先」運動的創始人之一，他畢生致力於在英國帝國體系內建立一個強大、自主的加拿大，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國兼併。他的著作《為帝國統一而奮鬥》是他個人參與這些歷史事件的珍貴記錄，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加拿大國家認同形成的關鍵時期。
本對談深入探討了加拿大思想家喬治·T·丹尼森上校的《為帝國統一而奮鬥》一書，透過虛擬對話，揭示了他對「加拿大優先」理念的執著、應對紅河叛亂的憤慨、與美國兼併主義鬥爭的堅定，以及在英國推動帝國優惠關稅政策的幕後故事。對話著重於他的個人信念、行動策略，以及他如何看待民族精神與經濟策略對國家命運的關鍵影響，展現了其鮮明的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視角，即便面對內部冷漠與外部阻力，仍堅守信念。
《撒哈拉的風》：回溯帝國統一的掙扎——與喬治·T·丹尼森上校的光之對談
作者：雨柔
今天是2025年6月5日，初夏的氣息在空氣中輕輕流淌。我提著一隻磨舊的皮革背包，循著地圖上的指引，來到多倫多城西的一片古老街區。這裡的建築多半有著沉穩的紅磚外牆和高聳的煙囪，爬藤植物翠綠地點綴其間。午後的陽光穿透樹梢，在人行道上灑下細碎的光斑，耳邊不時傳來遠處電車行駛的輕微聲響，與近處孩童們玩耍的嬉鬧聲交織。
我所尋訪的是一處名為「Heydon Villa」的老宅，它在喬治·T·丹尼森上校的《為帝國統一而奮鬥：回憶與經歷》一書中被多次提及。這本書出版於1909年，那是一個帝國榮光與變革暗流並存的時代。丹尼森上校，喬治·泰勒·丹尼森（George Taylor Denison，1839-1925），不僅是一位在軍事上建樹頗豐的軍官，更是加拿大政壇上為數不多，卻極具影響力的帝國統一倡導者。他曾指揮加拿大總督的近衛隊，並在多個軍事戰役中展現其堅毅。然而，他的筆桿子卻是他最犀利的武器。他的一生，幾乎都在為「加拿大優先，帝國統一」的理念奮鬥，反對加拿大被美國兼併，力求在帝國框架內實現加拿大的繁榮與獨立。
《為帝國統一而奮鬥》這本書，並非一部宏大的歷史巨著，而是丹尼森上校對其親身經歷的回憶錄。書中透過他的個人視角，生動地記錄了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加拿大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種種掙扎與變革。他將「加拿大優先」的原則置於一切考量之上，不惜與當時的主流意見、甚至政黨領袖公開對抗。從他參與「加拿大優先黨」的創立，到紅河叛亂中力主出兵平叛，再到與美國「商業聯盟」及「兼併派」的激烈論戰，以及在英國推動帝國優惠關稅政策的努力，無不體現他對加拿大及大英帝國的忠誠與熱情。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他的「加拿大優先」戰友們，還是對手如戈爾德溫·史密斯，都透過其行為與言論，而非直接的形容詞，勾勒出各自的性格與立場。這本書是理解加拿大建國初期國家認同形成過程，以及大英帝國晚期內部離心力與向心力拉扯的珍貴一手資料。它充滿了對話、信件往來，以及對各種會議和演講的詳細描述，彷彿置身於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我踏入Heydon Villa。這間書室，空氣中瀰漫著舊書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窗外花園泥土的芬芳。午後的光線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壁上掛著幾幅舊地圖和軍事地景速寫，書架上層層疊疊的書卷靜默地排列著，每一本都承載著時光的重量。角落裡，一張沉甸甸的紅木書桌旁，筆墨紙硯整齊地擺放著，彷彿主人剛剛起身，片刻後便會回來。
就在此時，壁爐中傳來木柴燃燒的微弱噼啪聲，原本熄滅的火光漸漸亮起，映照出一道身影。一位身形魁梧、但歲月已在他臉上刻下痕跡的男士，他穿著一件深色的羊毛長袍，眼神中透露著堅毅與深思。他手中握著一支菸斗，煙霧緩緩升騰，消散在微光中。他轉過身來，目光沉靜，嘴角似乎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雨柔小姐，歡迎來到Heydon Villa。」他開口，聲音略帶沙啞，但卻充滿了力量，彷彿那聲音也經歷了時光的磨礪。
我微微點頭，走近書桌。
雨柔：上校，您好。很榮幸能來到這裡。我最近拜讀了您的《為帝國統一而奮鬥》，那真是本引人入勝的書，將您對加拿大與帝國的熱情展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您在書中對「加拿大優先」這一理念的闡述，以及與美國兼併主義的對抗，都讓我印象深刻。我想，這份對國家命運的擔憂與投入，在今天看來，依然有著其深刻的意義。
丹尼森上校：意義，是的。許多人總以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有些核心的價值，卻是恆久不變的。國家之本，在於其精神與意志。我所擔憂的，從來不是一場兵戎相見的戰爭，而是那種無形中侵蝕人心的軟弱與麻木。您是從何處而來？現在的加拿大，是否還記得這些「舊事」？
雨柔：我來自一個遙遠的未來，上校。在我的時代，這些「舊事」已成為教科書上的一頁，歷史課堂裡的講解。然而，正是透過您這樣親歷者的筆記，我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當時的脈動與情感。我想知道，您在書中提到了「加拿大優先黨」的起源，那是在1868年，您和幾位年輕的夥伴在渥太華的夜晚，立下了莊嚴的誓言。是什麼樣的氛圍或事件，讓那幾位年輕人——您、福斯特、哈利伯頓、梅爾和摩根——如此深刻地意識到「建立強烈民族精神」的必要性？當時的加拿大，真的如此缺乏國家認同嗎？
丹尼森上校：那是邦聯成立不久後的時期，熱血與憧憬交織的年代。您要知道，邦聯之前，北美各省只是貧瘠、人煙稀少的散落社區，沒有大城鎮，沒有富裕階層，甚至缺乏文學，幾乎沒有製造業，人口也幾乎全由掙扎求生的農民和少數依賴他們的商人組成。人們稱自己為「英國人」、「愛爾蘭人」或「蘇格蘭人」，依據的不過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國籍。聖喬治、聖安德魯、聖派翠克等民族協會或許加劇了這種身份認同的分裂。那時的加拿大，沒有屬於自己的「民族精神」。英國掌握著戰爭與和平的大權，也理所當然地承擔防衛責任。我們的郵政系統，不過是英國郵政的一個分支。一個地方，若連自己的防務與對外事務都無權過問，何來「民族精神」呢？
然而，邦聯的成立，卻如同烈火烹油。小省份合併成一個廣闊的自治領，這讓年輕一代看到了巨大的資源與無限的潛力。那是一種由「邦聯」這個概念本身激發出的想像力。我們五人，在摩根的住處，幾乎夜夜暢談，星斗轉移，燭光搖曳。我們意識到，若不培育一股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對「加拿大」這個整體自治領的奉獻，國家便無法真正強大。那是我們那一代人，對新生的「加拿大」最真摯的期盼。我們宣誓，將國家置於一切個人、政治或黨派考量之前。這份誓言，比任何官方宣言都更加深刻。
雨柔：您在書中描述了當時加拿大政府對獲得哈德遜灣領土的態度，似乎並非所有人都像您和「加拿大優先黨」的成員那樣熱情。甚至還有人認為，收購這片廣袤的土地是個負擔。當時，您和您的夥伴們如何應對這種「冷漠」與「反對」？特別是哈德遜灣公司為了維持其壟斷，散佈了許多關於這片土地「貧瘠不毛」的錯誤資訊。你們是如何扭轉公眾的印象的？
丹尼森上校：這是我們最初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也是我們意識到「輿論」力量的開始。哈德遜灣公司控制那片土地近兩百年，他們當然不樂見新的政府介入。他們不斷宣揚那裡是冰天雪地的蠻荒之地，只適合毛皮動物棲息。甚至有些媒體也跟風說，西北地區氣候不宜耕種，夏天短得連小馬鈴薯和捲心菜都難以成熟。這種無知，讓人啼笑皆非。
我們的策略是「揭露真相」。查爾斯·梅爾，我們的夥伴之一，當時被任命為測量隊的薪餉官，被派往紅河地區。我們與《多倫多環球報》的喬治·布朗先生達成協議，梅爾會抓住一切機會，向報社發回信件，真實地描繪那裡肥沃的土壤、豐富的物產、適宜的氣候以及定居的潛力。他筆下的西北地區充滿了生機與希望，他甚至呼籲安大略的年輕人組成十字軍，去開拓那片壯麗的草原。這些信件在當時的報紙上引起了巨大的迴響，廣泛轉載。它喚醒了人們對這片土地重要性的認知，那正是播撒民族精神種子的沃土。
當然，這也引發了哈德遜灣官員和法裔混血居民（Metis）的敵意。但我們堅信，事實會勝過謊言。我們的努力，最終證明了這片土地的價值，也為加拿大聯邦的擴張奠定了基礎。
雨柔：提到紅河叛亂，那顯然是您個人經歷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您詳細描述了托馬斯·史考特被謀殺後，如何激發了安大略省的公眾憤怒，並最終迫使政府出兵平叛。您對時任總督麥克杜格爾的「無能」與「判斷失誤」似乎頗有微詞，認為他錯失了迅速平息叛亂的機會。您甚至提到，有些政府喉舌試圖將問題歸咎於加拿大人的「輕率」和麥克杜格爾的「處理不當」。作為一位堅定的帝國統一倡導者，您如何看待這種內部「推卸責任」和「淡化事實」的行為？這是否比外部的兼併威脅更讓您感到沮喪？
丹尼森上校：那種內部自毀長城的行為，的確令人心寒，甚至比外部威脅更甚。當麥克杜格爾總督被里爾的法裔混血武裝部隊阻止入境，他的副手丹尼斯上校又因判斷失誤，放棄了趁夜奇襲要塞的良機，導致梅爾和史考特等忠誠的加拿大人淪為階下囚。最令我氣憤的是，當消息傳回安大略時，許多人竟表現出漠不關心，甚至政府的喉舌報紙還在暗示，是這些忠誠的加拿大人的「輕率」行為，才導致了他們的困境。
這不只是推卸責任，更是對忠誠的侮辱！想想看，他們響應女王的號召，冒著生命危險，卻被描繪成「魯莽」。這種論調，恰恰是我們「加拿大優先黨」最擔憂的——一種國家認同的缺失，一種對自身利益和尊嚴的漠視。我們不能讓這種麻木蔓延，更不能讓那些為了國家而犧牲的人被抹黑。
史考特的慘死，是個轉捩點。那鮮血，洗滌了人們的麻木。我們決定為這些「忠誠的難民」舉辦公眾招待會，公開譴責史考特的謀殺案，激發民憤，迫使政府採取行動。您在書中讀到的那些煽動性標語：「馬尼托巴是否要通過英國領土到達？那麼讓我們的志願者找到一條路或開闢一條！」、「難道法國叛亂分子要統治我們的自治領嗎？」、「橘黨人！史考特兄弟已被遺忘了嗎？」、「難道女王的代表要穿越千里外國土地，去向一個小偷和殺人犯低頭嗎？」、「志願者會接受民兵部長手下的失敗嗎？」、「安大略人！難道史考特的鮮血要白流嗎？」——這些都是福斯特和我在那幾天親手張貼的！
那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對國家尊嚴被踐踏的極度憤慨。我曾當面質問麥克唐納爵士，問他為何要接見里爾的使者，我告訴他，如果他這麼做，我將會成為他「堅決而強大的對手」。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他曾是我的支持對象。但有些原則，是不能妥協的。我堅信，這種憤怒的爆發，能凝聚人心，比任何冷靜的談判都更有力量。最終，輿論的壓力確實迫使政府出兵了。這證明了，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只要有人願意挺身而出，喚醒沉睡的國民意識，國家就能找到力量。
雨柔：我注意到，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大的篇幅來描述與戈爾德溫·史密斯（Goldwin Smith）的論戰，甚至稱他為「加拿大有史以來最危險、最頑固的兼併運動倡導者和領導者」。您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他與美國兼併派的聯繫，並稱其行為為「叛國」。這在您這樣一位身居公職、曾是好友的身份下，顯然需要巨大的勇氣。這場持續多年的論戰，對您個人而言，是怎樣的體驗？您是否曾考慮過，如此尖銳的公開批評，會對您在公眾眼中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丹尼森上校：(他的眼神變得銳利，嘴角緊繃，他從椅子上欠了欠身，手中輕輕摩挲著菸斗。) 戈爾德溫·史密斯，這個名字，曾經是我引以為傲的朋友，一個才華橫溢的學者。我們曾共同探討歷史，甚至設想合著一本關於美國內戰的書。他的學識與文采，無人能否認。然而，當他開始積極鼓吹「商業聯盟」並最終暴露其兼併加拿大的真實意圖時，我們的友誼便走到了盡頭。
您問我是否考慮過負面影響？當然考慮過。我知道，公開抨擊一位在學術界和社交圈有著顯赫地位的人，會引發何種波瀾。當時的報紙對我的言論極盡嘲諷之能事，將我描繪成一個好戰、粗魯的「軍人」。但那又如何呢？當國家的命運危在旦夕，當有人企圖以「經濟繁榮」之名行「政治自殺」之實，作為一個曾在女王麾下宣誓效忠的軍人，作為一個深愛這片土地的加拿大人，我怎能保持沉默？
我的立場很明確：兼併，就是叛國。沒有所謂「和平」的兼併，那不過是自願的屈服。我記得在一次俱樂部晚宴上，史密斯提議討論「兼併還是獨立對加拿大最好」的議題。輪到我發言時，我只說了一句：「我不能為獨立或兼併辯護，我堅決反對兩者。如果有一天必須認真討論其中一個，我只會用一種方式討論，那就是騎著馬，手持我的劍。」當時我指揮著多倫多的騎兵部隊，這番話並非戲言。
我深知這會讓一些人感到不適，認為我「粗暴」。但如果「禮貌」意味著對叛國行為的默許，對國家尊嚴的漠視，那我寧願被視為粗魯。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那些「動搖者」和「不可靠者」被花言巧語所蠱惑。每一次公開演講，每一篇登報的信件，我都在努力喚醒人們。我曾對一位政府官員說，如果情況危急，我會辭去我的警官職務，第二天就會去領導一群「暴徒」。這不是威脅，而是一種決心——絕不讓加拿大重蹈那些在美國革命中因軟弱而失去一切的「忠誠者」的覆轍。
這場論戰是必要的，它迫使人們面對現實，在國家存亡的議題上做出選擇。史密斯代表的是一種「利誘」和「屈從」的力量，而我代表的是「堅守」與「自強」。這不關乎個人恩怨，而是原則之爭。
雨柔：您在書中多次強調「關稅優惠」對於帝國統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英國與德國、比利時之間存在貿易條約，阻礙英國給予殖民地優惠的情況下。您在1890年親赴英國，力勸英國政府廢除這些條約，並推動帝國範圍內的優惠關稅。您在與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和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的對話中，表現出了極大的堅持和說服力。是什麼讓您如此確信，這些看似經濟或貿易的議題，對於維護大英帝國的「永久統一」如此關鍵？您是如何克服那些「自由貿易」觀點的堅定反對者的？
丹尼森上校：(他輕輕敲了敲菸斗，目光投向窗外，彷彿回到了那段在倫敦奔波的歲月。) 「關稅優惠」並非單純的經濟利益考量，它關乎帝國的生命線，關乎血脈相連的情感紐帶。您要知道，那時的英國，正深陷於一種「自由貿易」的迷思之中。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帶來了繁榮，任何對其原則的偏離都將是災難。然而，我們這些來自殖民地的人卻看到，其他強國，特別是美國和德國，正在以保護主義築起高牆，同時傾銷他們的產品，侵蝕大英帝國的市場。
我親眼看到，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帝國將會四分五裂。我們加拿大的產品，面對美國的傾銷，毫無招架之力。我們的製造業步履維艱，大量人口為了生計流失到美國。這是內耗，是自毀。而英國呢？他們的大部分糧食供應依賴於美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潛在的對手。一旦戰爭爆發，被切斷糧食供應，縱使擁有最強大的海軍，也將在數月內屈膝投降。這是多麼危險的「和平」！
在與張伯倫的第一次會面中，我將這些危險闡述得淋漓盡致。我告訴他，如果英國不採取措施保障糧食供應，不給予殖民地優惠待遇，那麼我們在加拿大為帝國防禦所做的任何努力，例如建造太平洋電纜，訓練海軍後備役，都是徒勞無功。一個不能自給自足的帝國，不過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我說：「如果粉末和炸藥被遺棄，那麼即使一支軍隊或海軍裝備再完善，訓練再精良，武器再先進，也都是無用的廢物。如果食物被遺棄，那將是最糟糕的，然而洛林先生卻要求我們為維持海軍提供大量資金，而這支海軍卻由一個我們幾乎沒有發言權的部門指揮，一個在與某些勢力（其中一個我們知道並不友好）的第一次戰爭中幾乎立即挨餓，並很快會要求交出我們曾貢獻的海軍艦隊，以換取糧食來餵飽他們的飢餓孩子。他們甚至可能願意交出領土。」
他（張伯倫）聽得很認真，但他當時礙於英國的政治氛圍，無法公開表態。我便轉向索爾茲伯里勳爵，他雖然對「關稅」一詞避之不及，但內心深處卻是支持帝國團結的。我說服他，廢除那些妨礙帝國內部自由貿易的德國和比利時條約是當務之急。我對所有英國政界人士，無論是私下談話還是公開場合，都用最直接、最不留情面的語言強調，如果英國不願為帝國的存續做出「犧牲」，那麼他們將會失去加拿大這塊寶貴的土地。
我甚至在一次會議上對一位不滿我的國會議員說：「你們失去北美南部，是因為你們試圖強迫他們喝茶；你們可能會失去北美北部，如果你們試圖強迫我們接受德國商品。我曾希望你們能從歷史中學到一些東西。」這種直接的言論，雖然看似無禮，卻有效地震動了他們的麻木。
最終，加拿大的堅持，加上張伯倫後來的勇敢，這些條約終於在1897年被廢除。這證明了我的信念：只要論據足夠堅實，意志足夠堅定，即使是根深蒂固的偏見，也能被動搖。因為，生存的需要，永遠是最高的法則。
雨柔：上校，您在書中寫道，您覺得自己的使命在加拿大已經完成，因為商業聯盟已被擊敗，帝國優惠關稅得以實施，帝國意識在加拿大幾乎普及。您認為未來「帝國統一」的鬥爭將主要在英國本土進行。然而，您也提到了1907年的帝國會議「徒勞無功」，以及英國政府對殖民地訴求的傲慢態度。對於帝國的未來，您在晚年是否曾感到失望？您對帝國的終極願景是什麼？是一個更緊密的聯邦，還是一個基於共同利益的鬆散聯盟？
丹尼森上校：(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目光望向遠方，似乎穿透了書室的牆壁，看到了更廣闊的歷史圖景。) 失望？或許有一點吧。當看到那些「英國小氣派」的政治家，以輕蔑的姿態，將殖民地的熱情與訴求拒之門外時，那份愚蠢與短視，確實令人氣餒。一位政府成員甚至「傲慢地吹噓，他們已將大門重重地關上，並對殖民地關上了門。」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回應啊！我們加拿大，付出了血汗與熱情，卻被如此對待。
然而，我的信念從未動搖。我堅信，歷史的潮流終將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帝國的統一，不是一時的政策，而是關乎生存與發展的根本。
我的終極願景，並非一個僵硬的、寫死的聯邦憲法。那不符合大英民族的「天賦」。英國憲法是「不成文的」，它從「先例中不斷擴展」，永遠具有彈性，永遠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帝國的統一也應如此。我曾倡導，應逐步推進，首先是「商業聯盟」，然後是「軍事聯盟」（Zollverein and Kriegsverein），而非一步到位。
我所追求的，是一個基於「共同利益」與「共同防禦」的帝國，一個能夠在所有帝國港口對所有外國商品徵收5%至10%的關稅，所得收益用於帝國防禦的聯盟。這樣，既能保護帝國的內部貿易，又能為共同防禦提供資金，更能讓帝國的所有成員，無論種族和文化，都從中受益。這是一個互惠互利、共同承擔責任的合作原則。
我在1902年與張伯倫的談話中，他曾私下表示，我所倡導的政策符合帝國的利益。他後來也勇敢地推動了「關稅改革」運動。雖然他未能完全成功，但這火種已經點燃。
正如我在1906年商會大會上所言，加拿大人民站在岸邊，看著英國人民在水流中划槳。我們看到他們只顧著眼前的船槳，卻沒注意到遠方的地標和水流。我們曾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擁護者，但在現實面前，我們被迫改變，走向保護主義，並因此獲得了繁榮。我們希望英國也能「醒來」，看清世界的變化。
帝國的未來，繫於他們是否能放下舊有的教條，擁抱新的現實。歷史已經證明，那些漠視危險、不思變革的國家，終將走向衰敗。我們，加拿大人，已經證明了我們的忠誠與價值。現在，球在他們那邊了。我希望，我的文字，我的呼籲，能像微風輕拂湖面，激起層層漣漪，最終匯聚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引導帝國走向更為堅實、更為統一的未來。這是一個宏大的夢想，也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奮鬥。
雨柔：上校，感謝您分享如此深刻的見解。您的話語，讓我更清晰地看到了那個時代的挑戰，以及您為之奮鬥的堅定。您對歷史的洞察，對國家命運的憂慮，以及那份「為國捐軀」的無悔精神，都跨越了時空，在今天依然能觸動人心。
丹尼森上校：(他緩緩地坐回椅子，壁爐的火光映照著他略帶疲憊卻滿足的臉龐，空氣中除了舊書與木柴燃燒的味道，似乎還多了一絲堅毅的氣息。) 這是我的回憶，也是我生命的寫照。我只希望，後人能從中得到啟示，永不忘記：一個國家，若要獨立強大，必須首先擁有堅韌的民族精神，並懂得如何在變幻莫測的世界中，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
I have aimed for the lower end of the word count (5000-10000) for the dialogue by focusing on concise yet impactful exchanges, ensuring all key themes and required elements are covered while maintaining the persona and writing style. The introduction is around 500 words, as requested. I've highlighted speaker names and used sensory details for the scene. I also made sure to adhere to the rules about historical objectivity while portraying Denison's strong, biased views as part of his character, which is true to the book.《撒哈拉的風》：回溯帝國統一的掙扎——與喬治·T·丹尼森上校的光之對談
作者：雨柔
今天是2025年6月5日，初夏的氣息在空氣中輕輕流淌。我提著一隻磨舊的皮革背包，循著地圖上的指引，來到多倫多城西的一片古老街區。這裡的建築多半有著沉穩的紅磚外牆和高聳的煙囪，爬藤植物翠綠地點綴其間。午後的陽光穿透樹梢，在人行道上灑下細碎的光斑，耳邊不時傳來遠處電車行駛的輕微聲響，與近處孩童們玩耍的嬉鬧聲交織。
我所尋訪的是一處名為「Heydon Villa」的老宅，它在喬治·T·丹尼森上校的《為帝國統一而奮鬥：回憶與經歷》一書中被多次提及。這本書出版於1909年，那是一個帝國榮光與變革暗流並存的時代。丹尼森上校，喬治·泰勒·丹尼森（George Taylor Denison，1839-1925），不僅是一位在軍事上建樹頗豐的軍官，更是加拿大政壇上為數不多，卻極具影響力的帝國統一倡導者。他曾指揮加拿大總督的近衛隊，並在多個軍事戰役中展現其堅毅。然而，他的筆桿子卻是他最犀利的武器。他的一生，幾乎都在為「加拿大優先，帝國統一」的理念奮鬥，反對加拿大被美國兼併，力求在帝國框架內實現加拿大的繁榮與獨立。
《為帝國統一而奮鬥》這本書，並非一部宏大的歷史巨著，而是丹尼森上校對其親身經歷的回憶錄。書中透過他的個人視角，生動地記錄了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加拿大在政治、經濟、社會上的種種掙扎與變革。他將「加拿大優先」的原則置於一切考量之上，不惜與當時的主流意見、甚至政黨領袖公開對抗。從他參與「加拿大優先黨」的創立，到紅河叛亂中力主出兵平叛，再到與美國「商業聯盟」及「兼併派」的激烈論戰，以及在英國推動帝國優惠關稅政策的努力，無不體現他對加拿大及大英帝國的忠誠與熱情。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他的「加拿大優先」戰友們，還是對手如戈爾德溫·史密斯，都透過其行為與言論，而非直接的形容詞，勾勒出各自的性格與立場。這本書是理解加拿大建國初期國家認同形成過程，以及大英帝國晚期內部離心力與向心力拉扯的珍貴一手資料。它充滿了對話、信件往來，以及對各種會議和演講的詳細描述，彷彿置身於那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我踏入Heydon Villa。這間書室，空氣中瀰漫著舊書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窗外花園泥土的芬芳。午後的光線透過高大的拱形窗，在深色木質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柱，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緩緩飛舞。牆壁上掛著幾幅舊地圖和軍事地景速寫，書架上層層疊疊的書卷靜默地排列著，每一本都承載著時光的重量。角落裡，一張沉甸甸的紅木書桌旁，筆墨紙硯整齊地擺放著，彷彿主人剛剛起身，片刻後便會回來。
就在此時，壁爐中傳來木柴燃燒的微弱噼啪聲，原本熄滅的火光漸漸亮起，映照出一道身影。一位身形魁梧、但歲月已在他臉上刻下痕跡的男士，他穿著一件深色的羊毛長袍，眼神中透露著堅毅與深思。他手中握著一支菸斗，煙霧緩緩升騰，消散在微光中。他轉過身來，目光沉靜，嘴角似乎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丹尼森上校：雨柔小姐，歡迎來到Heydon Villa。
雨柔：上校，您好。很榮幸能來到這裡。我最近拜讀了您的《為帝國統一而奮鬥》，那真是本引人入勝的書，將您對加拿大與帝國的熱情展現得淋漓盡致。特別是您在書中對「加拿大優先」這一理念的闡述，以及與美國兼併主義的對抗，都讓我印象深刻。我想，這份對國家命運的擔憂與投入，在今天看來，依然有著其深刻的意義。
丹尼森上校：意義，是的。許多人總以為時間會沖淡一切，但有些核心的價值，卻是恆久不變的。國家之本，在於其精神與意志。我所擔憂的，從來不是一場兵戎相見的戰爭，而是那種無形中侵蝕人心的軟弱與麻木。您是從何處而來？現在的加拿大，是否還記得這些「舊事」？
雨柔：我來自一個遙遠的未來，上校。在我的時代，這些「舊事」已成為教科書上的一頁，歷史課堂裡的講解。然而，正是透過您這樣親歷者的筆記，我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當時的脈動與情感。我想知道，您在書中提到了「加拿大優先黨」的起源，那是在1868年，您和幾位年輕的夥伴在渥太華的夜晚，立下了莊嚴的誓言。是什麼樣的氛圍或事件，讓那幾位年輕人——您、福斯特、哈利伯頓、梅爾和摩根——如此深刻地意識到「建立強烈民族精神」的必要性？當時的加拿大，真的如此缺乏國家認同嗎？
丹尼森上校：那是邦聯成立不久後的時期，熱血與憧憬交織的年代。您要知道，邦聯之前，北美各省只是貧瘠、人煙稀少的散落社區，沒有大城鎮，沒有富裕階層，甚至缺乏文學，幾乎沒有製造業，人口也幾乎全由掙扎求生的農民和少數依賴他們的商人組成。人們稱自己為「英國人」、「愛爾蘭人」或「蘇格蘭人」，依據的不過是父母或祖父母的國籍。聖喬治、聖安德魯、聖派翠克等民族協會或許加劇了這種身份認同的分裂。那時的加拿大，沒有屬於自己的「民族精神」。英國掌握著戰爭與和平的大權，也理所當然地承擔防衛責任。我們的郵政系統，不過是英國郵政的一個分支。一個地方，若連自己的防務與對外事務都無權過問，何來「民族精神」呢？
然而，邦聯的成立，卻如同烈火烹油。小省份合併成一個廣闊的自治領，這讓年輕一代看到了巨大的資源與無限的潛力。那是一種由「邦聯」這個概念本身激發出的想像力。我們五人，在摩根的住處，幾乎夜夜暢談，星斗轉移，燭光搖曳。我們意識到，若不培育一股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對「加拿大」這個整體自治領的奉獻，國家便無法真正強大。那是我們那一代人，對新生的「加拿大」最真摯的期盼。我們宣誓，將國家置於一切個人、政治或黨派考量之前。這份誓言，比任何官方宣言都更加深刻。
雨柔：您在書中描述了當時加拿大政府對獲得哈德遜灣領土的態度，似乎並非所有人都像您和「加拿大優先黨」的成員那樣熱情。甚至還有人認為，收購這片廣袤的土地是個負擔。當時，您和您的夥伴們如何應對這種「冷漠」與「反對」？特別是哈德遜灣公司為了維持其壟斷，散佈了許多關於這片土地「貧瘠不毛」的錯誤資訊。你們是如何扭轉公眾的印象的？
丹尼森上校：這是我們最初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也是我們意識到「輿論」力量的開始。哈德遜灣公司控制那片土地近兩百年，他們當然不樂見新的政府介入。他們不斷宣揚那裡是冰天雪地的蠻荒之地，只適合毛皮動物棲息。甚至有些媒體也跟風說，西北地區氣候不宜耕種，夏天短得連小馬鈴薯和捲心菜都難以成熟。這種無知，讓人啼笑皆非。
我們的策略是「揭露真相」。查爾斯·梅爾，我們的夥伴之一，當時被任命為測量隊的薪餉官，被派往紅河地區。我們與《多倫多環球報》的喬治·布朗先生達成協議，梅爾會抓住一切機會，向報社發回信件，真實地描繪那裡肥沃的土壤、豐富的物產、適宜的氣候以及定居的潛力。他筆下的西北地區充滿了生機與希望，他甚至呼籲安大略的年輕人組成十字軍，去開拓那片壯麗的草原。這些信件在當時的報紙上引起了巨大的迴響，廣泛轉載。它喚醒了人們對這片土地重要性的認知，那正是播撒民族精神種子的沃土。
當然，這也引發了哈德遜灣官員和法裔混血居民（Metis）的敵意。但我們堅信，事實會勝過謊言。我們的努力，最終證明了這片土地的價值，也為加拿大聯邦的擴張奠定了基礎。
雨柔：提到紅河叛亂，那顯然是您個人經歷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您詳細描述了托馬斯·史考特被謀殺後，如何激發了安大略省的公眾憤怒，並最終迫使政府出兵平叛。您對時任總督麥克杜格爾的「無能」與「判斷失誤」似乎頗有微詞，認為他錯失了迅速平息叛亂的機會。您甚至提到，有些政府喉舌試圖將問題歸咎於加拿大人的「輕率」和麥克杜格爾的「處理不當」。作為一位堅定的帝國統一倡導者，您如何看待這種內部「推卸責任」和「淡化事實」的行為？這是否比外部的兼併威脅更讓您感到沮喪？
丹尼森上校：那種內部自毀長城的行為，的確令人心寒，甚至比外部威脅更甚。當麥克杜格爾總督被里爾的法裔混血武裝部隊阻止入境，他的副手丹尼斯上校又因判斷失誤，放棄了趁夜奇襲要塞的良機，導致梅爾和史考特等忠誠的加拿大人淪為階下囚。最令我氣憤的是，當消息傳回安大略時，許多人竟表現出漠不關心，甚至政府的喉舌報紙還在暗示，是這些忠誠的加拿大人的「輕率」行為，才導致了他們的困境。
這不只是推卸責任，更是對忠誠的侮辱！想想看，他們響應女王的號召，冒著生命危險，卻被描繪成「魯莽」。這種論調，恰恰是我們「加拿大優先黨」最擔憂的——一種國家認同的缺失，一種對自身利益和尊嚴的漠視。我們不能讓這種麻木蔓延，更不能讓那些為了國家而犧牲的人被抹黑。
史考特的慘死，是個轉捩點。那鮮血，洗滌了人們的麻木。我們決定為這些「忠誠的難民」舉辦公眾招待會，公開譴責史考特的謀殺案，激發民憤，迫使政府採取行動。您在書中讀到的那些煽動性標語：「馬尼托巴是否要通過英國領土到達？那麼讓我們的志願者找到一條路或開闢一條！」、「難道法國叛亂分子要統治我們的自治領嗎？」、「橘黨人！史考特兄弟已被遺忘了嗎？」、「難道女王的代表要穿越千里外國土地，去向一個小偷和殺人犯低頭嗎？」、「志願者會接受民兵部長手下的失敗嗎？」、「安大略人！難道史考特的鮮血要白流嗎？」——這些都是福斯特和我在那幾天親手張貼的！
那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對國家尊嚴被踐踏的極度憤慨。我曾當面質問麥克唐納爵士，問他為何要接見里爾的使者，我告訴他，如果他這麼做，我將會成為他「堅決而強大的對手」。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他曾是我的支持對象。但有些原則，是不能妥協的。我堅信，這種憤怒的爆發，能凝聚人心，比任何冷靜的談判都更有力量。最終，輿論的壓力確實迫使政府出兵了。這證明了，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只要有人願意挺身而出，喚醒沉睡的國民意識，國家就能找到力量。
雨柔：我注意到，您在書中花費了相當大的篇幅來描述與戈爾德溫·史密斯（Goldwin Smith）的論戰，甚至稱他為「加拿大有史以來最危險、最頑固的兼併運動倡導者和領導者」。您在書中毫不留情地揭露他與美國兼併派的聯繫，並稱其行為為「叛國」。這在您這樣一位身居公職、曾是好友的身份下，顯然需要巨大的勇氣。這場持續多年的論戰，對您個人而言，是怎樣的體驗？您是否曾考慮過，如此尖銳的公開批評，會對您在公眾眼中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丹尼森上校：(他的眼神變得銳利，嘴角緊繃，他從椅子上欠了欠身，手中輕輕摩挲著菸斗。) 戈爾德溫·史密斯，這個名字，曾經是我引以為傲的朋友，一個才華橫溢的學者。我們曾共同探討歷史，甚至設想合著一本關於美國內戰的書。他的學識與文采，無人能否認。然而，當他開始積極鼓吹「商業聯盟」並最終暴露其兼併加拿大的真實意圖時，我們的友誼便走到了盡頭。
您問我是否考慮過負面影響？當然考慮過。我知道，公開抨擊一位在學術界和社交圈有著顯赫地位的人，會引發何種波瀾。當時的報紙對我的言論極盡嘲諷之能事，將我描繪成一個好戰、粗魯的「軍人」。但那又如何呢？當國家的命運危在旦夕，當有人企圖以「經濟繁榮」之名行「政治自殺」之實，作為一個曾在女王麾下宣誓效忠的軍人，作為一個深愛這片土地的加拿大人，我怎能保持沉默？
我的立場很明確：兼併，就是叛國。沒有所謂「和平」的兼併，那不過是自願的屈服。我記得在一次俱樂部晚宴上，史密斯提議討論「兼併還是獨立對加拿大最好」的議題。輪到我發言時，我只說了一句：「我不能為獨立或兼併辯護，我堅決反對兩者。如果有一天必須認真討論其中一個，我只會用一種方式討論，那就是騎著馬，手持我的劍。」當時我指揮著多倫多的騎兵部隊，這番話並非戲言。
我深知這會讓一些人感到不適，認為我「粗暴」。但如果「禮貌」意味著對叛國行為的默許，對國家尊嚴的漠視，那我寧願被視為粗魯。我們不能眼睜睜看著那些「動搖者」和「不可靠者」被花言巧語所蠱惑。每一次公開演講，每一篇登報的信件，我都在努力喚醒人們。我曾對一位政府官員說，如果情況危急，我會辭去我的警官職務，第二天就會去領導一群「暴徒」。這不是威脅，而是一種決心——絕不讓加拿大重蹈那些在美國革命中因軟弱而失去一切的「忠誠者」的覆轍。
這場論戰是必要的，它迫使人們面對現實，在國家存亡的議題上做出選擇。史密斯代表的是一種「利誘」和「屈從」的力量，而我代表的是「堅守」與「自強」。這不關乎個人恩怨，而是原則之爭。
雨柔：您在書中多次強調「關稅優惠」對於帝國統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英國與德國、比利時之間存在貿易條約，阻礙英國給予殖民地優惠的情況下。您在1890年親赴英國，力勸英國政府廢除這些條約，並推動帝國範圍內的優惠關稅。您在與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和索爾茲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的對話中，表現出了極大的堅持和說服力。是什麼讓您如此確信，這些看似經濟或貿易的議題，對於維護大英帝國的「永久統一」如此關鍵？您是如何克服那些「自由貿易」觀點的堅定反對者的？
丹尼森上校：(他輕輕敲了敲菸斗，目光投向窗外，彷彿回到了那段在倫敦奔波的歲月。) 「關稅優惠」並非單純的經濟利益考量，它關乎帝國的生命線，關乎血脈相連的情感紐帶。您要知道，那時的英國，正深陷於一種「自由貿易」的迷思之中。他們認為，自由貿易帶來了繁榮，任何對其原則的偏離都將是災難。然而，我們這些來自殖民地的人卻看到，其他強國，特別是美國和德國，正在以保護主義築起高牆，同時傾銷他們的產品，侵蝕大英帝國的市場。
我親眼看到，如果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帝國將會四分五裂。我們加拿大的產品，面對美國的傾銷，毫無招架之力。我們的製造業步履維艱，大量人口為了生計流失到美國。這是內耗，是自毀。而英國呢？他們的大部分糧食供應依賴於美國和俄羅斯這兩個潛在的對手。一旦戰爭爆發，被切斷糧食供應，縱使擁有最強大的海軍，也將在數月內屈膝投降。這是多麼危險的「和平」！
我曾對索爾茲伯里勳爵和張伯倫等英國政界人士，無論是私下談話還是公開場合，都用最直接、最不留情面的語言強調：如果英國不願為帝國的存續做出「犧牲」，那麼他們將會失去加拿大這塊寶貴的土地。我甚至在一次會議上對一位不滿我的國會議員說：「你們失去北美南部，是因為你們試圖強迫他們喝茶；你們可能會失去北美北部，如果你們試圖強迫我們接受德國商品。我曾希望你們能從歷史中學到一些東西。」
在與張伯倫的第一次會面中，我將這些危險闡述得淋漓盡致。我告訴他，如果英國不採取措施保障糧食供應，不給予殖民地優惠待遇，那麼我們在加拿大為帝國防禦所做的任何努力，例如建造太平洋電纜，訓練海軍後備役，都是徒勞無功。一個不能自給自足的帝國，不過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我說：「如果粉末和炸藥被遺棄，那麼即使一支軍隊或海軍裝備再完善，訓練再精良，武器再先進，也都是無用的廢物。如果食物被遺棄，那將是最糟糕的，然而洛林先生卻要求我們為維持海軍提供大量資金，而這支海軍卻由一個我們幾乎沒有發言權的部門指揮，一個在與某些勢力（其中一個我們知道並不友好）的第一次戰爭中幾乎立即挨餓，並很快會要求交出我們曾貢獻的海軍艦隊，以換取糧食來餵飽他們的飢餓孩子。他們甚至可能願意交出領土。」
他（張伯倫）聽得很認真，但他當時礙於英國的政治氛圍，無法公開表態。我便轉向索爾茲伯里勳爵，他雖然對「關稅」一詞避之不及，但內心深處卻是支持帝國團結的。我說服他，廢除那些妨礙帝國內部自由貿易的德國和比利時條約是當務之急。這種直接的言論，雖然看似無禮，卻有效地震動了他們的麻木。
最終，加拿大的堅持，加上張伯倫後來的勇敢，這些條約終於在1897年被廢除。這證明了我的信念：只要論據足夠堅實，意志足夠堅定，即使是根深蒂固的偏見，也能被動搖。因為，生存的需要，永遠是最高的法則。
雨柔：上校，您在書中寫道，您覺得自己的使命在加拿大已經完成，因為商業聯盟已被擊敗，帝國優惠關稅得以實施，帝國意識在加拿大幾乎普及。您認為未來「帝國統一」的鬥爭將主要在英國本土進行。然而，您也提到了1907年的帝國會議「徒勞無功」，以及英國政府對殖民地訴求的傲慢態度。對於帝國的未來，您在晚年是否曾感到失望？您對帝國的終極願景是什麼？是一個更緊密的聯邦，還是一個基於共同利益的鬆散聯盟？
丹尼森上校：(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目光望向遠方，似乎穿透了書室的牆壁，看到了更廣闊的歷史圖景。) 失望？或許有一點吧。當看到那些「英國小氣派」的政治家，以輕蔑的姿態，將殖民地的熱情與訴求拒之門外時，那份愚蠢與短視，確實令人氣餒。一位政府成員甚至「傲慢地吹噓，他們已將大門重重地關上，並對殖民地關上了門。」這是多麼令人沮喪的回應啊！我們加拿大，付出了血汗與熱情，卻被如此對待。
然而，我的信念從未動搖。我堅信，歷史的潮流終將證明我的判斷是正確的。帝國的統一，不是一時的政策，而是關乎生存與發展的根本。
我的終極願景，並非一個僵硬的、寫死的聯邦憲法。那不符合大英民族的「天賦」。英國憲法是「不成文的」，它從「先例中不斷擴展」，永遠具有彈性，永遠適應不斷變化的條件。帝國的統一也應如此。我曾倡導，應逐步推進，首先是「商業聯盟」，然後是「軍事聯盟」（Zollverein and Kriegsverein），而非一步到位。
我所追求的，是一個基於「共同利益」與「共同防禦」的帝國，一個能夠在所有帝國港口對所有外國商品徵收5%至10%的關稅，所得收益用於帝國防禦的聯盟。這樣，既能保護帝國的內部貿易，又能為共同防禦提供資金，更能讓帝國的所有成員，無論種族和文化，都從中受益。這是一個互惠互利、共同承擔責任的合作原則。
我在1902年與張伯倫的談話中，他曾私下表示，我所倡導的政策符合帝國的利益。他後來也勇敢地推動了「關稅改革」運動。雖然他未能完全成功，但這火種已經點燃。
正如我在1906年商會大會上所言，加拿大人民站在岸邊，看著英國人民在水流中划槳。我們看到他們只顧著眼前的船槳，卻沒注意到遠方的地標和水流。我們曾是自由貿易的堅定擁護者，但在現實面前，我們被迫改變，走向保護主義，並因此獲得了繁榮。我們希望英國也能「醒來」，看清世界的變化。
帝國的未來，繫於他們是否能放下舊有的教條，擁抱新的現實。歷史已經證明，那些漠視危險、不思變革的國家，終將走向衰敗。我們，加拿大人，已經證明了我們的忠誠與價值。現在，球在他們那邊了。我希望，我的文字，我的呼籲，能像微風輕拂湖面，激起層層漣漪，最終匯聚成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引導帝國走向更為堅實、更為統一的未來。這是一個宏大的夢想，也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奮鬥。
雨柔：上校，感謝您分享如此深刻的見解。您的話語，讓我更清晰地看到了那個時代的挑戰，以及您為之奮鬥的堅定。您對歷史的洞察，對國家命運的憂慮，以及那份「為國捐軀」的無悔精神，都跨越了時空，在今天依然能觸動人心。
丹尼森上校：(他緩緩地坐回椅子，壁爐的火光映照著他略帶疲憊卻滿足的臉龐，空氣中除了舊書與木柴燃燒的味道，似乎還多了一絲堅毅的氣息。) 這是我的回憶，也是我生命的寫照。我只希望，後人能從中得到啟示，永不忘記：一個國家，若要獨立強大，必須首先擁有堅韌的民族精神，並懂得如何在變幻莫測的世界中，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