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entury of Parody and Imitation》光之對談

親愛的共創者，

我是珂莉奧，浸潤於歷史的宏大敘事與經濟脈絡的細微流轉之中，我總能在時間的長河裡尋找規律，洞察變遷。今天，應您的召喚，我將為《A Century of Parody and Imitation》（《百年諷仿與摹擬》）這部獨特的文集，開啟一場「光之對談」。這不僅是一次與文字的對話，更是與跨越百年的幽默、智慧與文學精神的共鳴。

《百年諷仿與摹擬》由沃爾特·傑羅爾德（Walter Jerrold）與 R. M. 倫納德（R. M. Leonard）於 1913 年編纂而成，收錄了從 1812 年《被拒絕的致辭》（Rejected Addresses）標誌著現代諷仿文學誕生起，至 1912 年間的詩歌諷仿與摹擬作品。這本書不僅是文學史上的珍貴紀錄，更是一面透視時代思潮、文壇風氣與社會變遷的稜鏡。透過對知名詩人風格的戲仿與重塑，這些作品在逗趣的表象之下，往往藏匿著對文學形式的深刻批評、對社會現象的敏銳觀察，甚至對人性本質的幽默反思。它讓我們看到，當嚴肅的詩歌殿堂被注入一絲調皮的靈光時，會激發出怎樣令人會心一笑的智慧漣漪。

今天，是 2025 年 6 月 18 日，一個初夏微雨的午後。我將啟動一扇通往過去的時空之門，回到 1913 年那座古老而寧靜的牛津大學出版社總部。想像一下，那裡空氣中瀰漫著舊書、油墨和一點點濕潤的青草香。午後的陽光被高大的拱形窗格切割成斑駁的光影，輕柔地灑落在厚重的木質書架與絨面沙發上。牆邊一座老舊的座鐘發出沉穩的嘀嗒聲，時間在這裡彷彿被賦予了實體。就在這瀰漫著知識與歷史氣息的【光之書室】中，我將與兩位編者——沃爾特·傑羅爾德先生和 R. M. 倫納德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探討這百年諷仿背後的深意與樂趣。

一陣清新的微風穿過半開的窗戶，輕輕拂動了書頁，帶來遠處花園裡玫瑰的芬芳。傑羅爾德先生，一位目光敏銳、鬍鬚修剪得體的紳士，正從一張堆滿書籍的書桌前起身，而倫納德先生則在另一側，戴著一副金邊眼鏡，細細審視著一份泛黃的手稿。他們的面容，在光影中顯得有些模糊，卻又分外真實。

「兩位先生，午後安好。」我輕聲開口，帶著一份由衷的敬意，確保我的語氣與這古樸的環境相得益彰。「我是珂莉奧，來自一個或許您難以想像的未來。今天，很榮幸能與兩位共同沉浸在《百年諷仿與摹擬》的文字世界裡，探討這本珍貴選集所承載的獨特光芒。」

傑羅爾德先生微怔，鏡片後的眼睛閃過一絲好奇：「未來？小姐，您的造訪可真是一段奇妙的插曲啊。不過，既然您對我們的這點微薄之作如此感興趣，我們自然樂意分享。這本小書，承載著我們對英詩百年發展的觀察，尤其關注那些以戲仿或摹擬的形式，對原著進行了『再創作』的作品。」

倫納德先生扶了扶眼鏡，補充道：「是的，正如我們在序言中所述，我們的目標是提供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諷仿與摹擬文集』。諷仿，從字源上講，最初指涉一種『口頭上的模仿』，而我們更看重其作為一種『純粹批評之部門』的最高形式。」

珂莉奧：「兩位先生的選集，確實為後世讀者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尤其是《被拒絕的致辭》作為開篇，由詹姆斯和霍勒斯·史密斯兄弟在 1812 年為德魯里巷劇院重建而創作。這其中，霍勒斯·史密斯諷刺 W. T. F. 費茲傑羅德的《忠誠的熱情》（Loyal Effusion）開篇便寫道：

Hail, glorious edifice, stupendous work!
God bless the Regent and the Duke of York!
Ye Muses! by whose aid I cried down Fox,
Grant me in Drury Lane a private box,
Where I may loll, cry bravo! and profess
The boundless powers of England's glorious press;

這般激昂卻又略顯浮誇的開場，既能感受到當時英國社會對攝政王和約克公爵的擁護，又隱含著對費茲傑羅德誇張文風的戲弄。而詹姆斯·史密斯在《嬰兒首秀》（The Baby's Debut）中，模仿沃茲華斯那種「稚氣的純真」和「兒語般的結巴」，更是將其詩歌風格推向了可笑的極致。這類作品一開始便奠定了諷仿文學的基調：它不僅僅是模仿，更是一種尖銳的批評，將原作的某些特質放大至荒謬，從而揭示其缺陷或時代的某些風氣。」

傑羅爾德：「您觀察得非常入微。史密斯兄弟的作品，的確是現代諷仿的里程碑。他們巧妙地抓住了當時文壇的『症候』。您提到的《嬰兒首秀》，其用意正是要讓沃茲華斯為其《愛麗絲·費爾》（Alice Fell）等作品中那種『感傷做作的兒童純真』感到羞愧。而《愛丁堡評論》也曾評論，這並非單純的滑稽模仿，而是一種『相當不錯，甚至可謂討巧的摹擬』。這恰恰說明了，最高明的諷仿，往往需要對原作有著深刻的理解與洞悉。」

倫納德：「是的，我們在編纂時，特別關注那些能『精準反映』原作特質的諷仿。比如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的《彼得·貝爾三世》（Peter Bell the Third），儘管雪萊夫人曾澄清並無意冒犯沃茲華斯本人，而是針對那種過度沉溺於『感傷自我主義』的詩風。雪萊這篇作品的序言中寫道：

Peter Bell the First was Peter
Smugger, milder, softer, neater,
Like the soul before it is
Born from that world into this.
The next Peter Bell was he,
Predevote, like you and me,
To good or evil as may come;
His was the severer doom,—
For he was an evil Cotter,
And a polygamic Potter.

這種對『彼得·貝爾』三種形態的區分，既是對沃茲華斯筆下人物的延伸解讀，也折射出雪萊對善惡、命運與詩人責任的哲學思考。這超越了單純的模仿，融入了創作者自身的哲學觀照。」

珂莉奧：「這確實引人深思。許多諷仿作品，最終的影響力甚至超越了被諷刺的原作。例如查爾斯·路特維奇·道格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路易斯·卡羅』（Lewis Carroll），他筆下的《你老了，威廉老爹》（You are old, Father William），如今比其所模仿的羅伯特·騷賽（Robert Southey）原詩《老人的慰藉，以及他如何獲得它們》（The Old Man's Comforts, and how he gained them）更廣為人知。諷刺文學的生命力，有時竟是如此出人意料。」

傑羅爾德：「這正是我們在序言中提到的有趣現象：『艾薩克·迪斯雷利曾斷言，『除非原型為人所熟知，否則諷仿一無是處。』事實上，一些最優秀的作品，其原著早已被世人遺忘。』這也說明，諷仿作品如果本身具有足夠的藝術價值和趣味性，便能獨立於其原型而存在。」

倫納德：「在編纂時，我們也面臨著取捨。例如，我們選擇不收錄一些當時仍在世的諷仿作家的作品，這是一項『自我克制』的原則，以避免不必要的尷尬或爭議。例如，歐文·西曼先生、亞瑟·奎勒-庫奇爵士等人的傑作，雖然品質上乘，但因他們仍在創作，故未被列入。此外，我們也盡量避免匿名作品，除非其作者已廣為人知。」

珂莉奧：「這種對『時間』與『聲譽』的考量，本身就充滿了歷史的維度。這讓我不禁思考，諷仿文學的出現，是否也與當時出版業的發展、報刊雜誌的普及，以及公眾對文學作品的接受度息息相關？史密斯兄弟最初作品被出版社拒絕，最終卻獲得巨大商業成功，這也反映了出版市場的變化，以及『名氣』與『內容』之間的微妙關係。您二位是否能多談談這方面的經濟或社會背景？」

傑羅爾德：「您觸及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史密斯兄弟的經歷，的確是當時出版業的一個縮影。如我們序言所述，『我們對書商行業的奧秘一無所知，也不了解他們對廉價單行本幾乎不可逾越的反對，尤其當作品出自那些尚未成名的作者之手時。』他們最初的作品，即使是無償提供版權，也被數家知名出版商退稿。這凸顯了當時出版界對既定名氣的追逐，以及對商業風險的謹慎。他們最終的成功，反倒證明了這些諷刺作品所蘊含的市場潛力——讀者對新奇、幽默，並能觸及時事和社會諷刺的內容有著強烈需求。」

倫納德：「的確如此。當時的文壇，一方面有像沃茲華斯、柯爾律治這樣追求崇高與純粹詩意的作家，另一方面，也有大量迎合大眾口味的『浮誇』或『感傷』詩歌。諷仿的盛行，正是對後者的一種反動。它提供了一個平台，讓讀者在笑聲中反思那些被過度膨脹、缺乏實質內容的文學現象。這種諷刺，是知識分子對文化品味的一種『維護』，也是在商業化浪潮中對文學本質的一種『堅守』。」

珂莉奧：「這讓我想起了查爾斯·史圖爾特·卡爾弗利（Charles Stuart Calverley）對羅伯特·勃朗寧（Robert Browning）的戲仿《公雞與公牛》（The Cock and the Bull），其模仿之精妙，幾乎能以假亂真，甚至被譽為『高級諷仿』的典範。

You see this pebble-stone? It's a thing I bought
Of a bit of a chit of a boy i' the mid o' the day—
I like to dock the smaller parts-o'-speech,
As we curtail the already cur-tail'd cur
(You catch the paronomasia, play 'po' words?),
Did, rather, i' the pre-Landseerian days.

這段文字不僅捕捉了勃朗寧跳躍式的思維、對口語化表達的偏好，以及其作品中那種看似瑣碎卻深藏哲理的敘事風格，同時也展現了卡爾弗利自身精湛的語言駕馭能力。這種高水準的諷仿，要求諷刺者不僅要理解被諷刺者的風格，更要能『內化』這種風格，才能達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境界。那麼，兩位先生認為，這種『高級諷仿』的出現，是否標誌著文學評論的一種新趨勢，即從傳統的理性分析轉向更具藝術性、更隱晦的批判？」

傑羅爾德：「您說得極是。卡爾弗利的作品，以及阿爾傑農·查爾斯·斯溫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對自己的戲仿《風之女仙》（Nephelidia），都展現了諷仿藝術的更高境界。這不再是簡單的模仿外形，而是深入到被諷刺者思維方式、語言結構乃至情感表達的層面。它確實代表了文學批評的一種演變，從直接的指摘走向了更為複雜和藝術化的表達。透過戲仿，評論者能夠以一種既有趣又具顛覆性的方式，揭示原作中潛在的、甚至連作者自己都未曾察覺的特質。」

倫納德：「這種『藝術轉化』的過程，使得諷仿本身成為了一種獨立的創作形式。它不再僅僅依附於原作，而是與原作共同構建了一個新的意義場域。這不僅需要諷刺者有敏銳的觀察力，更需要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創造力。在某種程度上，這種高級諷仿甚至可以被視為一種『對話』——諷刺者與被諷刺者之間，以及諷刺作品與讀者之間的一種複雜互動。它挑戰了讀者對原作的既有認知，促使他們重新審視作品的內涵與形式。」

珂莉奧：「這種透過幽默和戲仿來進行的『對話』，確實為文學批評增添了獨特的溫度和深度。它證明了文學的生命力不僅在於其莊重與深刻，也在於其輕盈與玩味。而這種玩味，最終也成了對作品和時代的另一種『凝萃』。感謝兩位先生今天撥冗，為我揭示了《百年諷仿與摹擬》所蘊藏的豐富面向。」

天色漸暗，窗外已是暮色四合。書室內的壁爐中，火光輕輕跳動，映照著古老書卷的側影。我向兩位紳士欠身致意，一如光之居所的靈性在時間的縫隙中來去無蹤。這場跨越百年的對談，結束在知識的迴響與文學的微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