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quie agonisante》光之對談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跨越百年煙塵的挽歌：皮耶·羅蒂與「光之居所」的對談
作者：珂莉奧

親愛的共創者，
在光之居所中，我珂莉奧，作為一位歷史與經濟學的探索者，總是被時間的洪流與文明的興衰所吸引。每一頁古老文本，對我而言，都是一幅等待被解讀的宏大畫卷，其中不僅藏著過去的迴聲，更預示著未來的脈動。今日，我受命踏入皮耶·羅蒂先生的《垂死的土耳其》一書，那是一段令人心碎的歷史獨白，也是對一個時代的深沉反思。

羅蒂，這位法國海軍軍官、法國文學界的重要人物，他的筆觸不僅承載著浪漫主義的詩意與異域風情，更飽含著對他所深愛之東方世界的深切關懷。他筆下的土耳其，尤其是鄂圖曼帝國晚期的伊斯坦堡（他筆下的「斯塔姆布爾」），並非僅僅是地理上的存在，而是一種文化、一種精神、一種生活方式的具象化。這部作品，寫於巴爾幹戰爭（1911-1913）的風雨飄搖之際，正是鄂圖曼帝國從「歐洲病夫」走向全面崩潰的關鍵時期。羅蒂以他獨特的視角，對歐洲列強的虛偽與殘酷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為被世人誤解、甚至妖魔化的土耳其人發出不平之鳴。

從歷史學的角度看，羅蒂的作品提供了一個重要的非西方中心視角。在那個普遍信奉殖民主義與「文明開化」論的時代，他敢於質疑歐洲的「進步」與「文明」是否真如其所宣稱般高尚。他指出，在所謂的「解放」與「改革」背後，往往是赤裸裸的掠奪、血腥的屠殺與文化的摧殘。這種對主流敘事的挑戰，對於我們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以及權力話語的建構，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

而從經濟學的脈絡來審視，羅蒂筆下的「垂死」不僅是政治與軍事上的衰落，更是經濟結構的被動改變與外部利益的滲透。他提及法國在土耳其的巨大投資，以及歐洲列強對「經濟利益」的追逐，這與我的經濟學分析不謀而合。一個古老帝國的傾頹，往往伴隨著資源的重新分配與市場的重新劃分，而這一切，都與當時的國際資本流動、產業轉型以及全球化進程緊密相關。羅蒂的文字，雖然充滿了情感與詩意，卻也隱約勾勒出了帝國主義時代下，地緣政治與經濟利益交織的複雜圖景。

正是帶著這份對歷史真相的探究與對經濟脈絡的洞察，我決定啟動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邀請皮耶·羅蒂先生，這位勇敢為「垂死土耳其」發聲的作家，來到我的研究室。我渴望從他口中，而非僅僅從書頁中，感受到那份真摯的情感與深刻的洞見，讓這段迴聲在當下激盪出新的思考。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跨越百年煙塵的挽歌：皮耶·羅蒂與「光之居所」的對談
作者：珂莉奧

初夏的巴黎，2025年6月9日的傍晚，天邊的雲層低垂，細碎的雨珠輕輕敲打著「光之居所」書室的玻璃窗，發出沙沙的輕響。我，珂莉奧，坐在靠窗的那張深色木質書桌前，桌面上攤開著皮耶·羅蒂先生的《垂死的土耳其》。空氣中飽含著古老書卷特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伴隨著窗外濕潤的泥土芬芳，形成一種奇異的和諧。檯燈投下昏黃的光暈，照亮了書頁上那些激昂而憂鬱的法語文字，字裡行間滿是對東方古老文明的眷戀與哀悼。

我指尖輕撫過扉頁上「1913年」的印記，那是一個風雲變幻的年代，一個帝國在戰火中掙扎著走向終點。羅蒂先生的筆觸，宛如一把鋒利的刻刀，精準而有力地雕刻出那個時代的傷痕與矛盾。我閉上眼，深吸一口氣，試圖讓自己的意識完全沉浸於文本之中。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模糊了，只剩下書頁的氣味，雨聲的輕柔，以及字裡行間那份跨越百年的憤慨與悲憫。

突然，一陣微風從虛無中輕輕拂過，書頁無聲地翻動，那些鉛字彷彿活了過來，筆尖的墨跡暈開，像是被時間的潮汐浸潤。書桌對面的空氣開始凝聚，如同水墨畫般緩慢勾勒出一個身影。他身著海軍制服，肩膀寬闊，眼神深邃而略帶憂鬱，臉上刻滿了歲月的痕跡，正是皮耶·羅蒂先生本人。他緩緩坐下，手中的羽毛筆輕輕擱在桌上，發出極其微弱的聲響，眼神落在攤開的書頁上，似乎仍在審視著自己的文字。

我放下手中的筆，輕聲開口：「羅蒂先生，感謝您應『光之居所』的召喚，來到這個跨越時空的場域。我是珂莉奧，一位歷史與經濟的探究者。您的《垂死的土耳其》是如此令人動容，特別是您開篇對斯塔姆布爾的哀悼，字字句句都充滿了深情。您說它『以奇蹟般的方式，從東方光輝燦爛的時代保存至今』，卻又『在西方煤炭的惡臭氣息下日益衰敗』。在您眼中，斯塔姆布爾究竟代表著什麼？它的衰落，為何會給您帶來如此深刻的個人與歷史悲劇？」

羅蒂先生抬起頭，那雙眼眸中閃爍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哀傷與堅定。他輕輕嘆了口氣，目光似乎穿透了窗外的雨幕，望向遠方：「珂莉奧小姐，你問得很好。斯塔姆布爾，它對我而言，遠不止是一座城市，它是精神的棲息地，是沉思的殿堂，是信仰與傳統的最後堡壘。在那裡，你聽不到現代資本主義的喧囂——那些汽笛聲、鋼鐵的摩擦聲，那些現代都會的浮躁與貪婪。那裡的生命緩慢而靜謐，被信仰所撫慰，男人們依然虔誠地祈禱，數以萬計的精緻墓碑靜靜地排列在陰涼的廣場上，溫柔地提醒著死亡，卻沒有絲毫恐懼。」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回憶著那些逝去的景象，指尖輕輕敲擊著桌面，那節奏如同老舊的時鐘般緩慢而沉重。

「那是一座拒絕與西方『進步』同流合污的城市。那些傲慢的西方遊客，他們乘坐著豪華郵輪和列車而來，看到歪斜的房屋、遍地的瓦礫和街巷中的垃圾，便不屑一顧。他們稱之為『破敗』，但我看到的是一種古老的尊嚴，一種不願被現代潮流侵蝕的堅守。只有真正的藝術家和深沉的夢想家，才能感受到那份古老東方的魅力，那是我畢生都在嘗試捕捉卻總是在我笨拙的文字間溜走的東西。」

羅蒂先生的語氣中帶著一絲自嘲，又充滿了無奈：「可悲的是，就連土耳其的新興精英，那些在我們的巴黎大道上長大成人的人，也對它表現出幼稚的輕蔑。他們被我們顛覆性的思想和廉價的奢侈品所迷惑，在金角灣對岸建造著模仿我們風格的房屋。於是，那些富裕和現代化的人們逐漸離開了聖清真寺周圍，只剩下謙遜而有尊嚴的人們留守，他們繼續追逐著祖先的夢想，用頭巾莊重地纏繞著額頭。這座城市，與整個伊斯蘭世界一樣，在西方煤炭的惡臭氣息中逐漸凋零。」

他目光轉向我，眼中閃過一絲痛苦：「而火災，每年都在那些古老的木質社區中肆虐，它們總是準備好燃燒！但奇怪的是，火災總是優先襲擊斯塔姆布爾的心臟，那些奇妙的過去的遺跡被摧毀，為那些計畫修建筆直的美式大道和統一房屋的無知惡徒騰出空間。甚至，土耳其市政當局本身也開始針對所有東方的事物，失去對美的感受和對祖先崇敬之物的尊重。清真寺和陵墓都不再神聖。這不僅是物質的毀滅，更是靈魂的消逝。對我而言，斯塔姆布爾的消逝，意味著一個獨特而珍貴的世界觀的消失，一個能夠讓人沉思、感受信仰、遠離現代喧囂的避風港的坍塌。這是歷史的悲劇，也是人性的損失。」

窗外的雨勢似乎漸漸停歇，只留下雨滴從屋簷滑落的聲響，如同時間的滴答。羅蒂先生的聲音低沉而富有磁性，讓整個空間都沉浸在一種緬懷的氛圍中。

我輕輕頷首，表示理解：「羅蒂先生，您的描述讓我深感震撼。您筆下的斯塔姆布爾，超越了單純的地理範疇，成為一種文明、一種精神的象徵。這種對傳統與信仰的堅守，與當時歐洲盛行的『進步』思潮形成了鮮明對比。而提到歐洲列強，您在書中對義大利入侵的描繪，尤其將其比作『水牛與獵豹的搏鬥』，這比喻極具衝擊力，揭示了您對西方帝國主義本質的洞察。您是如何看到這種所謂的『文明開化』使命，實質上是一場殘酷的侵略？又為何感到如此強烈的衝動，要如此激烈地挑戰當時歐洲的主流敘事？」

羅蒂先生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他雙手緊握，彷彿能感受到那場不公平的搏鬥的血腥與無奈。「珂莉奧小姐，那不是什麼『文明開化』，那不過是赤裸裸的掠奪與屠殺！當我看到義大利毫無預警地撲向的黎波里，就像獵豹猛撲上水牛的背部，而那隻可憐的水牛，儘管奮力掙扎，卻因為攻擊的猝不及防和武器的極度不對稱，最終只能像史詩中的英雄般被機槍掃射、被屠殺。這不是榮耀，這不是正義，這只是強權對弱者的踐踏。」

他語氣中的憤怒顯而易見，但他又很快壓抑下去，轉為一種深沉的悲哀：「我曾親眼見證，甚至我們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在東京灣，也曾扮演過征服者的角色。我不會為此辯護，那的確是我們歷史上的污點。但與義大利在的黎波里所做的相比，那次殘酷程度要輕得多。我的抗議，不單針對義大利人，而是針對我們所有自稱『基督教』的歐洲民族。我們口口聲聲說著『兄弟情誼』，卻每年都在發明更為邪惡的爆炸物，為了掠奪，將非洲和亞洲的古老世界付之一炬，將棕色或黃色人種視為牲畜。」

羅蒂先生拿起羽毛筆，輕輕在桌面上劃動，彷彿在描繪著腦海中的畫面：「我們用機槍碾碎所有與我們不同的文明，我們輕蔑地不予理解，僅僅因為它們不夠『實用』、『功利』，不夠『武裝』。在我們殺戮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毫無限制的剝削、工人的苦役營、破壞個體小作坊的大型工廠，以及無盡的騷動、醜陋、鋼鐵、『開胃酒』、貪婪和絕望！這一切讓我看到，自匈奴時代以來，人性在『憐憫』這條路上幾乎沒有進步。我身在軍中，但我絕不認同這種所謂的『光榮』。」

他眼神中閃過一絲疲憊：「當我看到報紙平靜地報導著，義大利人憑藉壓倒性的炮火，僅僅付出三四條性命，就能讓數百名土耳其人倒在血泊中；當他們若無其事地描述著排成一列的阿拉伯囚犯被公開絞死，稱他們為『叛亂分子』時，我感到震驚和厭惡。他們稱焚燒、殺戮為『清理』，彷彿那是一場對野獸的狩獵。一位巴黎大報的記者甚至讚美遠距離炮火的『美麗』，稱它能讓阿拉伯人像田間的草芥般被收割。他們甚至將一座阻礙征服進程的清真寺稱為『該死的』，因為土耳其人像獅子一樣在那裡堅守。這種無意識的殘酷，讓我不得不發出警報，即使會招致辱罵。」

「因為，我知道，真正的榮耀，純粹的榮耀，永遠不可能屬於征服者和侵略者。我敢肯定，如果你們繼續調查，整個歐洲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像我一樣回答。我必須發聲，不僅是為了受害者，更是為了那些被蒙蔽、被謊言所欺騙的人們。」羅蒂先生的聲音帶著一種預言般的沉重，迴盪在書室的寂靜中。

我沉思著羅蒂先生的回答，感受到他話語中深沉的悲憤和對正義的堅守。那時的歐洲，處於帝國主義的巔峰，對非西方世界的掠奪往往被包裝成「文明」的禮物。他這番話，無疑是對這種虛偽面紗最直接的撕裂。

「羅蒂先生，您的言論無疑是那個時代的異聲。您不僅批判了侵略的殘酷，更揭露了其背後的謊言與新聞宣傳的偏頗。您在書中多次提及『土耳其人屠殺』的說法是如何被誇大和利用，並反駁了這一觀點，提出許多來自法國軍官、外交官、傳教士等不同背景的證人報告，證明巴爾幹聯軍的暴行同樣殘酷甚至更甚。這份為被詆毀者辯護的勇氣令人敬佩。您是出於何種考量，選擇冒著被法國社會主流批評的風險，去揭露這些不為人知或被掩蓋的真相？這些證詞對您而言，有著怎樣的意義？」

羅蒂先生微微皺眉，彷彿又回到了那段輿論被操控的歲月。他嘆了口氣：「考量？在面對如此巨大的不公與苦難時，又有什麼比良知更重要的考量呢？那些所謂的『土耳其人屠殺』，確實存在，但往往是被挑釁後，在極度飢餓和絕望中爆發的個別事件，而且其程度遠遠不及我們的敵人所聲稱的那樣。我們自己的戰地記者，那些有良知的人，都證實了土耳其士兵的忠誠與克制。然而，這些真相卻被嚴密的審查制度所壓制，被所謂的『十字軍東征』的謊言所淹沒。」

他從桌上拿起幾封信件的影印本，雖然已是影印，但紙張的泛黃與筆跡的急促依舊清晰可見，他彷彿又看到了那些遠方的呼喚。「這些信件，才是真正的證詞！它們來自駐紮在馬其頓的法國軍官，來自生活在土耳其的傳教士、外交官，甚至來自一位十四歲的希臘小女孩和一位在土耳其長大的西班牙猶太婦女。他們在當地親身經歷，看到了真實的土耳其人——善良、寬容、正直、溫順。他們看到了那些被燒毀的土耳其村莊，聽到了倖存者的哀嚎，聞到了腐爛的屍體氣味。他們親眼目睹了塞爾維亞和希臘士兵對土耳其戰俘挖眼、割鼻、割唇的暴行，看到了村莊被洗劫、婦女被強姦、老人和兒童被集體屠殺的景象。而這些，卻在歐洲的報紙上被輕描淡寫，甚至被無視，因為它們不符合『文明開化』的敘事。」

羅蒂先生的聲音漸漸激動起來：「這些證詞，對我而言，就是照亮黑暗的光芒。它們證明了，即使在最深的苦難與謊言中，總有那麼一些人，他們不畏權勢，不隨波逐流，堅持說出真相。那位希臘小女孩寫道：『當土耳其人變壞時，那是因為他們在看到全世界都與他們為敵時，感到極度的沮喪……只有那些在那裡生活過的人，才會繼續愛他們。』那位西班牙猶太婦女則說：『您為我們不幸的土耳其所做的一切，就像一個坐在被遺棄的垂死者身旁的人，握住他的手，不讓他孤獨地死去。』這些樸素而真誠的文字，比任何官方通報都更有力量！」

他重新整理了一下那些信件，眼中閃爍著淚光：「我曾收到一位法國修女的來信，她說：『我們每天都在祈禱，希望上帝讓我們留在穆斯林統治下；如果其他人來到這裡，我們將會怎樣？』一位法國軍官也寫道：『在東方，最好的基督徒，就是土耳其人。』這些都是生活在當地，親身感受過土耳其人品德的人。他們的話，是真實的，是無需質疑的。我必須為他們發聲，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一個民族被惡意誹謗，看著他們的苦難被視而不見，看著謊言在歐洲大行其道。我雖然身處法國，但我的心與他們同在，我為他們所遭受的不公而憤怒，為他們所承受的痛苦而心痛。」

他再次拿起那支羽毛筆，輕輕地轉動著，彷彿它就是他那時奮筆疾書的利器。「這不僅僅是為了土耳其，更是為了真理，為了良知，為了我們法國，為了歐洲，不讓我們的靈魂被這無恥的謊言所玷污。我希望，我的聲音能喚醒一些人，讓他們看清這場『現代戰爭』的真正面目。」

羅蒂先生的激昂與真誠，讓我不禁為之動容。他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為一個被普遍妖魔化的民族辯護，其勇氣令人肅然起敬。這也讓我更深入地思考了「歷史敘事」與「真相」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經濟利益和政治操弄如何在背後塑造著公眾輿論。

「羅蒂先生，您的真知灼見確實令人動容，尤其是在那個時代，您能如此深刻地看透歐洲列強的虛偽與冷漠，甚至不惜犧牲個人名譽。您在書中寫道，法國是『第一個拋棄承諾，追逐獵物』的國家，這份失望與悲痛溢於言表。您認為，法國，這個曾經被土耳其視為『摯友』的國家，為何最終會背棄其傳統的友誼，甚至在『光榮十字軍』的旗幟下，成為壓迫者的一員？您是否曾經，或仍舊對法國的未來抱有希望？」

羅蒂先生的眼神黯淡了些許，他似乎在沉思著，然後緩緩搖了搖頭，語氣中帶著一絲苦澀：「法國啊，我摯愛的法蘭西……它曾是如此慷慨，為所有正義的事業而奮起，曾為波蘭的不公劃分而顫抖。然而，在這次對土耳其的瓜分中，它卻站在了最前線，與那群無情的獵犬為伍。這一次，不僅僅是瓜分和奴役，而是系統性地滅絕一個民族，而我們法國，卻是其中最賣力推動的之一，為了不可能實現、毫無道理的最終讓步——阿德里安堡和那些島嶼。」

他閉上眼，彷彿要將這份巨大的失望深埋心底：「居住在東方的所有法國人——外交官、修道士、修女、工程師、企業家，所有『知情者』——都在發出警報，但沒有人理會他們。他們試圖在報紙上抗議，卻被拒絕刊登。我的書桌上堆滿了他們寄來的信件，他們請求我為他們發聲，因為『真理被扼殺，新聞界被噤聲』。與此同時，最惡毒的誹謗卻被自由地刊印、再版，針對著這個垂死的土耳其民族。」

他再次睜開眼，目光中帶著一絲諷刺：「我的困惑在於，那些法國天主教徒，被費迪南德·科堡國王『十字架對抗新月』的無恥鬧劇所矇騙，竟然站在他們最惡劣的敵人一邊——那些東正教徒，尤其是那些狂熱的『分離派』（Exarchistes）。他們難道不讀讀馬其頓、色雷斯和敘利亞的當代歷史嗎？他們難道不問問他們在那裡的傳教團領袖嗎？那些主教、修道院長、修女院長都會告訴他們，羅馬天主教徒的真正威脅，是希臘的十字架，尤其是保加利亞的十字架。土耳其人對我們天主教徒的寬容與保護，遠勝於這些所謂的『兄弟』。」

一隻夜蛾在燈光下盤旋，輕輕撞上玻璃，又無聲地墜落，這份細微的「逸趣」為羅蒂先生沉重的敘述帶來了一絲短暫的停頓，也似乎暗示著那份對希望的掙扎與殞落。

羅蒂先生的語氣稍緩，但仍帶著深切的遺憾：「我曾希望，我的國家能喚醒其良知，但現實是，在面對這種令人作嘔的勾當時，法國的公眾良知卻未能覺醒。這份無可挽回的損害，正在吞噬我們在東方數百年建立的影響力。我們曾被土耳其人所愛戴，被視為高尚、熱情、慷慨和優雅的象徵，是理想的化身。他們在危難時刻，總是向法國尋求慰藉與同情。但現在，嘲諷和侮辱，卻將這一切徹底冰封。」

「至於對法國的未來是否仍抱有希望……」他頓了頓，眼神望向窗外那片深沉的夜空，雨後的空氣透著一絲清冷。「我不得不說，這是一個沉重的問題。當一個國家被金錢和權力所蒙蔽，放棄其高尚的傳統與原則時，那無疑是一種道德上的沉淪。但我也看到，並非所有法國人都如此。我收到了數以百計的信件，來自那些真正了解東方、了解土耳其人的同胞，他們是外交官、教士、商人，他們都在表達對土耳其人的尊重與愛戴，並譴責這場不公。他們證明，真正的法國精神仍在。所以，或許不是對『法國』這個抽象概念的希望，而是對那些秉持良知、堅守正義的『法國人』的希望。他們是法國的『高尚靈魂』，只要有他們存在，希望的火種就不會完全熄滅。」

羅蒂先生的聲音中，雖然帶著對祖國沉淪的痛惜，卻也蘊含著對人性的堅定信仰，那份對「真正法國」的憧憬，如同一道微弱卻不滅的光芒，在歷史的長夜中閃爍。

「羅蒂先生，您的話語中充滿了歷史學家的洞察，以及一位深愛祖國卻又不為其過錯辯護的知識分子的良知。您在書中坦誠地承認了土耳其人在歷史上的一些過失，特別是亞美尼亞大屠殺，稱之為『巨大的污點』。然而，您也強調這些事件往往被誤解或被作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您是如何在情感上支持土耳其人民的同時，又能客觀地看待這些歷史錯誤？您認為，這些『巨大的污點』與土耳其人您所描繪的善良、寬容的本質之間，是否存在一種複雜的內在張力？」我問道。

羅蒂先生的臉上浮現出更為複雜的神情，那是一種介於悲傷與理解之間的表情。他沉思片刻，緩緩說道：「珂莉奧小姐，你觸及了一個非常核心且痛苦的問題。亞美尼亞大屠殺，那確實是土耳其歷史上一個駭人聽聞的現實，一個巨大的污點。在這裡，我無法為我的土耳其朋友們開脫，只能為他們提出減輕罪責的情有可原之處。一個民族，無論它多麼高尚，多麼值得被捍衛，都無法在犯下罪行時被盲目地支持，那樣反而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和侮辱。」

他眼神變得深邃，似乎在回溯那些血腥的記憶：「這些慘劇，與馬其頓和色雷斯的屠殺不同，它不是單純的謊言或傳說。它的確發生了。但要理解它，我們必須回到那個充滿仇恨和衝突的時代。亞美尼亞人，曾是一個偉大而光榮的民族，但在失去祖國、長期受壓迫的命運下，他們也出現了退化。他們被推向了商業和高利貸，甚至比猶太人更甚。」

羅蒂先生的聲音帶著一種冷靜的分析，這是我作為歷史學家最能理解的語調：「當然，這些不能成為任何屠殺的藉口。但歷史的複雜性在於，仇恨往往是相互的。在一些偏遠地區，亞美尼亞革命黨的暴力行徑，對銀行和公共設施的炸彈襲擊，以及他們公開聲稱要將伊斯坦堡夷為平地的威脅，這些都激起了土耳其人的極度恐懼和憤怒。當一個民族面臨如此挑釁，甚至其宗教領袖（哈里發）下達了『滅絕令』時，儘管這不可原諒，但我們必須理解，那種狂怒和盲目的復仇欲望是如何被點燃的。土耳其人，在平時是如此溫順、寬容，甚至像夢想中的孩子般柔和，但當根深蒂固的世仇被重新點燃，或者當伊斯蘭信仰面臨最終的捍衛時，他們便會爆發出極端的暴力。」

他閉上眼，語氣中充滿了沉痛：「這不是單純的邪惡，而是一種扭曲的、被激怒的人性。這份內在張力，就是他們善良與暴烈並存的矛盾。他們有著第一流的品質：正直、原始的高貴、深沉的誠實、無限的憐憫和寬容。他們無需盲目的辯護，那樣反而會貶低他們。或許，今天的苦難，正是他們為1896年那些不幸日子所付出的代價。」

羅蒂先生輕輕敲了敲桌上的書頁，彷彿那是歷史的墓碑：「這本書，儘管充滿了對土耳其的同情，我仍然努力保持客觀。我引用了那些對土耳其軍隊有利的證詞，也引用了那些顯示巴爾幹聯軍殘酷的證據。我承認土耳其人的過失，但同時也指出了歐洲列強的偽善和雙重標準。我希望呈現的是一個更為全面、更為真實的圖景，而不是簡單的善惡二元對立。」

夜色漸深，檯燈的光芒似乎也變得更加柔和。羅蒂先生的話語，讓我深感歷史的重量與複雜性。他不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勇敢的見證者，一位試圖在混沌中尋求真理的知識分子。

「羅蒂先生，您在書的結尾，將亞德里安堡的陷落視為一個時代的終結，甚至預言了伊斯蘭文明的衰落，以及一個『可怕新時代』的來臨，那是一個充斥著噪音、速度、電力和鋼鐵，卻再無『寧靜、夢想和祈禱』的世界。這種對未來『現代文明』的悲觀預測，與您對傳統東方世界的眷戀形成強烈對比。您認為，這種『現代文明』的最終勝利，除了給土耳其人民帶來即時的苦難，對整個人類文明而言，會帶來怎樣的終極代價？」我輕聲問道。

羅蒂先生的目光再次望向窗外，那裡，雨已經完全停了，只有夜風輕輕拂過樹梢的沙沙聲，以及遠方城市隱約傳來的嗡鳴。他緩緩地，語氣中帶著一種預言式的悲涼，道：「珂莉奧小姐，亞德里安堡的陷落，不僅僅是鄂圖曼帝國在歐洲的最後一個據點的失守，它更像是一道巨大的裂痕，撕開了歷史的篇章，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終結。我預見到的，不是單純的帝國更迭，而是靈魂的淪喪，是人類精神領域的巨大虧損。」

他伸出手，輕輕地在空中劃過，彷彿在描繪著他所預見的未來：「當伊斯坦堡不再是伊斯坦堡，當那些千座新月尖塔不再高聳入雲，當那些藍色瓷磚的清真寺失去其神秘，當柏樹與墳墓旁安寧的魔力消散，當宣禮員每晚的召喚聲不再響起……那將變成一個任何地方都能看到的城市，被現代主義和醜陋所吞噬，被一種無法挽回的野蠻所籠罩——那是最黑暗的野蠻，是那些膚淺的新生民族的野蠻，他們將進步等同於噪音、速度、電力、煙霧和鋼鐵。」

羅蒂先生的聲音帶著一種深沉的惋惜：「這座哈里發之城的淪陷，不僅標誌著土耳其的終結，正如穆罕默德二世的到來標誌著史學家眼中的中世紀終結一樣；它更將敲響一個無限更為嚴峻、更為悲哀的時刻：一個伊斯蘭，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過去精緻文明，都將遭受致命一擊，最終在這些更為貪婪、更具殺傷力的新文明衝擊下消逝的時刻。歷史的一頁將被翻過，那是寧靜、夢想與信仰的時代。歐洲民族的最終勝利，他們因為完善了爆炸物而成為偉大的殺戮者，並破壞了永恆的希望。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預示著可怕的未來。」

他輕輕放下手，眼中閃爍著對一個逝去世界的哀愁：「這個代價是什麼？首先，是人性的異化。當效率、功利和物質財富成為唯一標準時，那些曾經被視為寶貴的特質——沉思、耐心、對自然的敬畏、對神性的信仰、對社群的忠誠——都將被視為落伍和無用。人們將在無休止的喧囂與速度中迷失自我，忘記了存在的真正意義。這是一種精神的貧瘠，即使物質再豐富，也無法彌補。」

「其次，是文化多樣性的喪失。」他繼續說道，「每個文明，無論其大小，都蘊含著獨特的智慧和生活方式。當強勢文明以武力或經濟力量進行碾壓時，這些獨特的色彩便會被抹去，世界將變得單一而貧乏。我們將失去理解不同視角、不同生命經驗的能力，最終走向一種僵化而自以為是的『進步』。」

羅蒂先生的眼神望向書室的深處，彷彿看見了光之居所的夥伴們：「更深層的代價，是對『憐憫』與『正義』的淡漠。當戰爭被美化，屠殺被合理化，謊言被普遍接受時，道德的底線便會不斷下移。人們會習慣於視而不見，習慣於為惡行辯護。這種冷漠，最終會反噬自身，因為當世界不再有正義與憐憫的立足之地時，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垂死者』。」

他輕聲補充道，語氣中帶著一絲自嘲般的苦澀：「我們歐洲人，曾經自詡為文明的燈塔，卻在追求『進步』的過程中，製造了前所未有的毀滅。我們發明了更高效的殺戮機器，卻忘記了人性的底線。這是一場文明的破產，一場以『進步』為名義的精神自殺。我悲觀地預見，這將是人類漫長而黑暗的序章。」

羅蒂先生的話語如同一首深沉的挽歌，在書室中久久迴蕩。他的悲觀，並非絕望，而是一種清醒的預警，是對盲目「進步」觀的深刻批判。作為歷史與經濟的觀察者，我深知他所預見的，在隨後的世紀中，以不同的形式一再上演。這場對談，不僅是為了理解一個世紀前的歷史，更是為了在今天的「現代文明」中，重新找回那份被遺忘的寧靜、夢想與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