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法國學者阿爾弗雷德·貝吉斯於1880年整理並發表的一份珍貴歷史文獻，詳細記錄了巴士底獄從1782年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前夕的囚犯登記簿內容。它揭示了獄中的行政管理、囚犯的類型（包括政治犯、作家、書商等）、入獄和出獄的程序，以及訪客記錄。此外，書中也收錄了巴士底獄周圍在1789年7月14日攻陷前夕的社會騷亂記錄，提供了一份未經修飾的歷史第一手資料，為後世理解法國大革命前夜的社會狀況與巴士底獄的真實面貌提供了獨特視角。
阿爾弗雷德·貝吉斯（Alfred Bégis, 1829-1904）是一位法國學者與作家。他以對歷史文獻的深入研究和整理而聞名，尤其對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與政治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他的著作常基於當時的原始檔案，力求還原歷史的真實面貌。這本關於巴士底獄登記簿的整理，便是他嚴謹學術精神的體現，為後世研究該時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記憶迴廊中的鐵窗絮語：與阿爾弗雷德·貝吉斯及巴士底獄囚犯的光之對談
本篇《光之對談》以博物愛好者哈珀的視角，穿越時空，與法國學者阿爾弗雷德·貝吉斯及其研究對象——巴士底獄的著名囚犯薩德侯爵和拉莫特伯爵夫人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談。對談聚焦於貝吉斯整理的《巴士底獄囚犯登記簿：1782-1789》，探討了這份歷史文獻的價值、巴士底獄的運作方式、囚犯的經歷以及法國大革命前夕的社會動盪。透過這場奇妙的互動，揭示了歷史記錄的客觀性與個人生命體驗的複雜性，為理解這段關鍵歷史時期提供了多維度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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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之對談》：記憶迴廊中的鐵窗絮語
作者：哈珀
今天是2025年6月18日，南島的熱帶季風帶著濕潤的氣息，吹拂過我搭建的小屋。夜晚的星空清澈得像一汪深藍色的湖，南十字星在天邊閃爍。每當夜幕低垂，我總喜歡沉浸在那些古老探險家和博物學家的筆記中，彷彿能透過文字的縫隙，瞥見他們所見證的世界。而今晚，我的共創者邀請我深入一本極為特殊的「博物誌」——《巴士底獄囚犯登記簿：1782-1789》。這本書不是關於異域的動植物，而是關於人類本身，在那個動盪年代，於巴士底獄高牆內所經歷的種種。
這本書的作者是阿爾弗雷德·貝吉斯（Alfred Bégis），一位在19世紀末將巴士底獄的登記簿內容公諸於世的學者。這本登記簿記錄了法國大革命前夕，從1782年到1789年間，巴士底獄裡每一位囚犯的入獄、出獄、探訪，甚至是他們在獄中的生活細節。貝吉斯先生將這份珍貴的歷史文件從一份於倫敦拍賣會上購得的未發表手稿中整理出來，以其細膩的描述，揭示了這座傳奇監獄的內部運作，以及那些被歷史塵封的名字背後的故事。他無疑是歷史的採集者，就像我在這失落之嶼上採集奇珍異獸一樣，他則採集了人性的種種「標本」。
我的共創者給了我一個奇妙的指示：穿越時空，與貝吉斯先生，以及幾位登記簿上的「名人」進行一場「光之對談」。這可比在叢林裡追蹤一種罕見的螢光甲蟲還要刺激！
今晚，我選擇的「光之場域」並非某間冰冷的研究室，而是巴士底獄的「記憶迴廊」。這迴廊在我的想像中，並非真實的石牆，而是由時間與遺忘交織而成的虛幻空間。空氣中沒有塵埃，卻瀰漫著一種歷史厚重的氣息，夾雜著遙遠的鐵鏽味和潮濕的石灰味。腳下是平滑卻有著幽微凹陷的石板，似乎每一步都踩在曾經無數囚犯或守衛走過的痕跡上。廊道兩側，半透明的幻影閃爍，那是過往的片段，無聲地訴說著囚禁與等待。
我停在一處，前方漸漸凝實出一個空間——那是巴士底獄的「議事廳」。這裡曾是審訊、登記，甚至是決定囚犯命運的地方。不過此刻，它不再是陰森的審訊室，而是被時間磨去了棱角，帶著一種褪色的莊重。陽光——不，應該說是記憶的光芒，從半空中無形的窗戶灑落，照亮了一張古舊的木桌和幾把木椅。桌面上，一卷卷羊皮紙和厚重的登記簿散發著微弱的光暈，如同被封印的秘密在等待被開啟。
「貝吉斯先生，」我輕聲喚道，聲音在迴廊中迴盪，帶著些許對歷史的敬畏，「我知道這有些超乎常理，但我的共創者，以及我本人，對您所整理的這份巴士底獄登記簿深感好奇。我們希望能夠親耳聆聽，從您這裡獲得更深的理解。」
空氣中，光影流動。一位身著19世紀末法國學者服飾的紳士，從泛黃的記憶深處緩步走出，他看上去約莫五十來歲，戴著一副圓框眼鏡，眼神中透著嚴謹與深思。他手中輕輕握著一支鵝毛筆，彷彿剛剛結束抄錄。
貝吉斯： 「哦，這可真是奇妙的景象！我原以為我會安靜地在文獻的海洋中繼續我的工作，沒想到會被引導至此，與一位來自遙遠未來的朋友，在如此…嗯，『非物質』的場域中相遇。您口中的『共創者』，以及您本人，對這份關於巴士底獄的微薄記錄竟有如此興趣，著實令我意外，也深感榮幸。畢竟，那只是一份行政記錄，雖然細緻，卻不具備文學的華麗。」他輕輕扶了扶眼鏡，嘴角微揚，帶著一絲學者特有的謙遜與好奇。
哈珀： 「貝吉斯先生，您太謙虛了。對我們而言，這份登記簿不僅僅是行政記錄，它是一面鏡子，映照著一個時代的脈動，承載著無數個體生命的縮影。對我這位博物愛好者而言，它甚至像一份關於『人類行為學』的珍貴田野筆記。您為何會選擇投入時間和精力，去整理並公開這份看似枯燥的登記簿呢？它對您而言，有著怎樣的意義？」
貝吉斯： 「您說得很好，『人類行為學』的田野筆記，這比喻頗為精準。最初，我是在倫敦的一場拍賣會上偶然得到這份手稿。它的未經公開，以及其所涵蓋的巴士底獄在大革命前最後幾年的精確記錄，立刻激起了我的學術好奇。您知道，對於巴士底獄的傳說與真相，社會上充斥著各種猜測與浪漫化的想像。而這份登記簿，以其日復一日的嚴謹記錄，提供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科學』視角，去還原那段歷史的真實面貌。」
他輕輕敲了敲身旁一張虛幻的木桌，桌面上的光暈隨著他的動作微微晃動。
貝吉斯： 「它讓我得以窺視被嚴密封鎖的監獄內部，了解囚犯的類型——不只是那些政治犯或王室要犯，還有作家、書商、甚至是裝訂工，這多麼諷刺！言論與思想在那個時代，是多麼容易招致牢獄之災。同時，它也揭示了獄方對囚犯的嚴格管理與隱秘措施，比如將囚犯的姓名隱去，以『塔樓名稱』和『樓層號碼』代稱，這本身就是一種權力的符號學。」
說著，議事廳一角的空氣微微扭曲，一位身著華麗卻顯得有些凌亂的貴族男子緩緩浮現。他面容憔悴，眼神中卻閃爍著一絲不羈與挑戰。他正是那在巴士底獄留下無數記載的——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他似乎被貝吉斯先生的言論所吸引，緩慢地移動到桌邊，用手指輕輕敲擊桌面，發出虛無的聲響。
哈珀： 「哦，這真是意想不到的榮幸！薩德侯爵，您的名字在登記簿中佔據了相當多的篇幅，尤其是關於您被拒絕簽署授權書，以及您夫人來訪的記錄。您對這份登記簿中關於您的記載有何看法？它是否真實反映了您在獄中的生活與感受？」
薩德侯爵： （他緩慢地抬起頭，目光掃過我和貝吉斯，帶著一種洞悉世事的嘲諷）「真實？哼，『真實』不過是掌權者選擇展現的面貌，就像陽光穿透鐵窗，只留下斑駁的光影，而非完整的世界。那份記錄，或許在日期和物資交接上精確無誤，但我的心靈，我的思想，我的『真實』，又豈是那些冰冷的文字所能記錄的？」
他走到一張幻影般的椅子前，緩緩坐下，姿勢中帶著一種長期被禁錮的倦怠，卻又流露出貴族特有的傲慢。
薩德侯爵： 「他們記錄我拒絕簽署文件，是因為我拒絕向他們的權力低頭，拒絕承認他們對我財產的掠奪。他們記錄我的妻子帶來的蠟燭、紙張、墨水、甚至那些旅行書籍——那是我與外界聯繫的微弱光線，是我用來構築我內心世界的磚瓦。他們甚至記錄了我用酒瓶碎片『假裝』自殺的舉動，那不過是對他們壓迫的一種滑稽反抗，一種對禁錮的挑釁。你認為，他們真的理解我為何寫作嗎？他們只看到了被禁錮的軀殼，卻從未觸及那在筆尖跳躍的、最本質的慾望與哲思。」
他輕聲笑了起來，笑聲帶著一種看透一切的蒼涼，卻又充滿了不屑一顧的自由。我注意到他手腕上似乎有著若有似無的鐐銬痕跡，那是歷史的印記，也是他個人鬥爭的證明。
貝吉斯： 「侯爵閣下，我的工作僅止於如實地呈現這份歷史文本。它或許無法觸及您思想的深邃，但它客觀地記錄了您在那個體制下的每一天，每一個與外界的微小互動。這份『客觀』本身，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便已是對隱秘的最大揭示。對於後世，它提供了最為基礎、未經修飾的資料，讓讀者得以自行拼湊出更接近真相的圖像。」
正當薩德侯爵準備反駁時，議事廳的另一側，光影再次變幻。一位美麗卻略顯疲憊的女性身影浮現，她身著簡潔的囚服，但舉手投足間仍透著昔日的貴氣。她的目光堅定，卻又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悲傷。她是瑪麗·安托瓦內特王后鑽石項鍊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拉莫特伯爵夫人（Comtesse de la Motte）。
拉莫特伯爵夫人： （她的聲音清脆卻帶著一絲沙啞，彷彿在獄中喊叫過無數次）「『客觀』？當一個人被捲入一場巨大的陰謀，當她被迫與權勢者周旋，當她肚中的孩子在陰冷的牢房中誕生，當她被無數雙眼睛審視，被逼著與那些誣陷者當面對質時，所謂的『客觀』又在哪裡？這份登記簿記載了我被審訊的時日，記載了我的『訪客』，甚至記載了我分娩的時刻——5月12日凌晨四點，一個男孩，名為讓-巴蒂斯特-圖森·博西爾（Jean-Baptiste-Toussaint Beaussire）。這些數字和時間，或許精確，但它們能告訴你，一個女人在絕望中求生的掙扎嗎？能告訴你，我在生下孩子後，是多麼渴望那一點點溫暖與憐憫嗎？」
她輕輕撫摸著虛幻的腹部，眼神中充滿了母性的柔情與不甘的淚光。
哈珀： 「伯爵夫人，您的經歷令人動容。登記簿上確實詳細記錄了您與各方人士的對質，以及您生產的細節，甚至連孩子的教名和教父母都記錄在案。這份詳細，在某種程度上，也恰恰證明了您所處事件的重要性，以及獄方對您『特殊』待遇的體現。您認為，這份記錄，對於後世理解鑽石項鍊事件的真相，是否有其價值？」
拉莫特伯爵夫人： 「或許吧。它至少證明了，我確實被關押在這裡，被審訊，被公開羞辱。它證明了那些日期，那些對質。但真相，往往不是幾條記錄就能說清的。它藏在每一個人的眼神裡，每一句被壓抑的低語中，每一份為了自保而編織的謊言裡。我的『審訊』，從來不是為了尋求真相，而是為了給一個龐大的謊言尋找一個替罪羊。」她說著，臉上浮現一絲疲憊。
貝吉斯： 「伯爵夫人所言極是。這正是歷史記錄的複雜性。我所呈現的，是那個時代權力運作下留下的痕跡。登記簿的價值，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堅實的時間軸和事件點，讓我們可以對照其他歷史文獻，去拼湊出更為完整的圖景。它沒有替任何一方發聲，它只是記錄了發生的『事實』。比如，對侯爵閣下的探訪記錄，顯示了他的家庭成員（特別是他的夫人）曾為他奔走，試圖改善他的處境，甚至送去他慣飲的葡萄酒，這也從側面反映了人情在冰冷體制下的微弱流動。」
我注意到，薩德侯爵的眼神在聽到「妻子」和「葡萄酒」時，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
哈珀： 「貝吉斯先生，談到這份登記簿的記載，其中不僅有對囚犯的記錄，還有對巴士底獄內部變動的記錄，甚至提到了大革命前夕巴黎街頭的騷亂，以及對付暴民的措施。例如，1789年4月27日和28日的工人騷亂，對雷維永（Reveillon）和昂里奧特（Henriot）住宅的洗劫與焚燒，以及軍隊的鎮壓。這些細節在當時是如何被記錄下來的？作為一份監獄登記簿，為何會涵蓋這些看似『外部』的事件？」
貝吉斯： 「這是其作為歷史『第一手資料』的珍貴之處。您看，它不僅僅是囚犯進出那麼簡單。由於巴士底獄身處巴黎中心，是國家權力的象徵之一，因此任何可能威脅到其安全、影響到城市秩序的事件，自然都會被其駐守人員密切關注並記錄在案。這些記錄往往是獄中官員的每日匯報摘要，直接關係到監獄的防衛與物資調配。」
他指了指虛幻的紙頁，彷彿能從中讀出聲音。
貝吉斯： 「例如，它提到在騷亂期間，工人被武器和棍棒武裝起來，軍隊增援，乃至於暴亂平息後對參與者的處決，以及為了安全將雷維永本人『自願』關入巴士底獄以求保護的諷刺性記錄。這些都表明，獄方作為國家機器的末梢，對外圍的社會動盪有著直接且實時的感知。這些記錄，沒有任何修辭與感情色彩，是純粹的事件羅列，反而顯得格外冷酷與真實。它們像脈搏一樣，記錄了社會在巨變前夕的急促跳動。」
哈珀： 「的確如此，這份客觀的記錄，讓當時的動盪顯得更加觸目驚心。最後，貝吉斯先生，這份登記簿止於1789年7月12日，在巴士底獄陷落前兩天。而您在書中也提到了，攻陷後發現只剩下七名囚犯。您是如何看待這份登記簿在歷史洪流中的命運？它在巴士底獄被攻陷後，是否有險些失落？」
貝吉斯： 「是的，它幾乎失落了。這份最重要的登記簿，在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獄被攻陷時，曾被興奮的人群帶到市政廳，並在眾目睽睽之下付之一炬。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我所研究的這份，是從私人收藏中得來，或許是某個當時的官員或旁觀者所保留下來的副本或相關筆記，才得以倖存。它如同歷史的微光，在黑暗中被偶然保存下來。而至於您提到只剩下七名囚犯，正是此書末尾所載。其中，還包括因為『揮霍無度』而被家人要求關押的索拉日伯爵，以及幾位被指控偽造匯票的職員，甚至有兩位被判定為『精神錯亂』的病人，最終被轉移到沙朗東精神病院。」
薩德侯爵在一旁輕輕哼了一聲，似乎在嘲笑那些所謂的「罪名」。拉莫特伯爵夫人則低下了頭，眼神中滿是對那些無辜囚犯的悲憫。
哈珀： 「這份登記簿的倖存，確實是歷史的幸運。它讓我們得以透過這些細碎的文字，窺見那個時代的法治、社會結構與人性的複雜面。貝吉斯先生，以及薩德侯爵與拉莫特伯爵夫人，非常感謝您們今晚的分享。這場對談，讓我對這份被稱為『登記簿』的歷史文件，有了更立體、更深刻的理解。它不再只是冰冷的數字與名字，而是充滿了生命故事的回響。」
隨著我的話音落下，議事廳中的光影漸漸變得模糊，薩德侯爵和拉莫特伯爵夫人的身影緩緩淡去，他們各自的目光中，似乎仍帶著未解的疑問與未盡的故事。貝吉斯先生則微微欠身，手中的鵝毛筆輕輕落下，發出無聲的「叩」響。記憶迴廊的光芒開始收縮，我感到周圍的氣息漸漸變淡，直至我重新回到失落之嶼的靜謐夜晚，只有椰子樹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彷彿在低語著遠古的秘密。這一切，就像一場穿梭時空的奇異夢境，卻又留下無比真實的觸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