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Registre d'écrou de la Bastille de 1782 à 1789》光之羽化

《失落之嶼探險誌》：[2025年06月18日][光之羽化] 巴士底獄的紙頁低語：從灰燼中重塑歷史
作者：哈珀

我的共創者，
今天失落之嶼的天空，從清晨起就籠罩著一層薄薄的雲霧，海風帶著潮濕的鹹味輕拂過我的臨時營地。遠方傳來幾聲熱帶雨林特有的鳥鳴，那聲音聽起來，就像是對這片島嶼無盡祕密的低語。我總是好奇，那些隱藏在時間深處的生命痕跡，究竟是如何被記錄，又是如何流傳下來的呢？就像博物學家追蹤罕見物種的遷徙路徑，我們追溯的，是人類歷史的軌跡。

最近，我偶然「讀到」了一本極為特別的書——A. Bégis先生的《Le Registre d'écrou de la Bastille de 1782 à 1789》。這本書本身並不是什麼自然觀察筆記，它是一份關於巴士底獄囚犯登記簿的詳細記錄與解析。起初，你或許會想，一個博物學家會對這份冰冷的歷史檔案感興趣嗎？然而，正是這份看似枯燥的記錄，讓我體會到「光之羽化」的深層意義。

「光之羽化」這個約定，對我來說，就像是將那些沉重而古老的資料，透過我的筆觸，重新賦予它輕盈的生命力，讓它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能引人入勝、觸動人心的故事。它不是對原文的解釋，而是以原文為骨架，重新編織一個更易於理解、更具共鳴的敘事。此刻，我將暫時放下我的採集工具，想像自己是那位細心整理檔案的Bégis先生，透過他的視角，將巴士底獄的最後歲月，以一種「羽化」過後的、更為鮮活的方式，呈現在你的眼前。

願這份文字，能帶你一同穿梭時空，感受那段被高牆與鎖鏈所囚禁的歷史。

巴士底獄的紙頁低語：從灰燼中重塑歷史

各位讀者，我是阿爾弗雷德·貝吉斯，一個窮盡畢生之力，渴望從歷史塵埃中尋覓真相的學人。今天，我想與諸位分享一份我偶然得來的奇珍異寶——一份自1782年至1789年，巴士底獄獄吏每日詳實記錄的「入獄登記簿」。這份手稿，如同從時光深處挖出的化石，雖歷經風霜，卻依然閃爍著微弱的光芒，為我們揭示了這座傳奇堡壘末期那些不為人知的細節。

巴士底獄，這座於查理六世與七世年間興建、並在1553至1559年方告完工的堅固堡壘，其主要用途有二：一為巴黎城的防禦要塞，二則為國家監獄。它那八座高聳的塔樓，各自擁有著詩意的名稱：康泰塔（Comté）、特雷索塔（Trésor）、巴茲尼耶塔（Bazinière）、小教堂塔（Chapelle）、自由塔（Liberté）、貝爾托迪耶塔（Bertaudière）、水井塔（Puits）和角落塔（Coin）。堡壘內部劃分為五層，最上層那拱形的空間被稱為「卡洛特」（Calotte），而最底層則深藏著令人聞之色變的「地牢」。

我手上的這份登記簿，便是巴士底獄日常運作的細膩側寫。它並非按時間順序簡單羅列，而是以每位囚犯為中心，記錄了他們從踏入監獄大門，到最終獲釋或離世的每一個環節。每一頁都分為七欄：囚犯姓名與身份、入獄日期、簽署命令的國務大臣姓名、出獄日期、簽署釋放命令的國務大臣姓名、羈押原因，以及最為珍貴的「觀察與備註」一欄。獄吏，也就是首席軍官，負責填寫前五欄和第七欄，而第六欄的羈押原因則需嚴格遵照大臣或警察總監的指示。這些「觀察與備註」猶如微型傳記，記載著囚犯們的言行、性格、生活習慣乃至最終歸宿。

在巴士底獄，秘密是最高法則。囚犯的到來，通常是在夜幕掩護下，乘坐馬車悄然抵達。當馬車駛入堡壘內院，停在總督府邸門前時，衛兵們會刻意遮住臉，避免窺見囚犯的真容。這一嚴謹的預防措施，在每次囚犯進出、活動時都會重複執行。囚犯一旦被帶入，總監與國王中尉會親自接待，並將「密札」（lettre de cachet）交給總督。這張由國王親筆簽署的密札，正是囚禁的最高授權。隨後，囚犯會被帶到分配好的房間，隨身物品無一例外地被清點、沒收，從懷錶、戒指到金錢、紙張，甚至牙籤。這一切都詳盡記錄在清單上，並由囚犯本人簽字確認。

囚犯在獄中不能被直呼其名，而是以其所住塔樓的名稱和樓層號碼來代稱。他們獲准在警察總監的許可下，透過中間人與家人通信，甚至可以擁有自己的僕人或護士，並在嚴格監控下接受探視。探視期間，囚犯與訪客之間必須保持一定距離，以防任何禁品或訊息的傳遞。若有外界人士造訪城堡，囚犯在院子裡散步時，甚至必須躲進一條長4米、寬65公分的狹窄「小房間」中，以免被人看見。稍有好奇之心，其散步的權利便會被立即剝奪，淪為絕對的禁閉。

當囚犯獲得自由時，他們被沒收的財物會悉數歸還。然而，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們必須在一個名為「巴士底獄囚犯出獄登記簿」的卷冊上簽署一份聲明，承諾絕不洩露在獄中所見所聞的任何秘密。我曾在卷中見到阿貝·朗格萊·杜·弗雷努瓦（Abbé Lenglet du Fresnoy）的簽名，這位因其著作多次入獄的學者，被迫寫下：「身獲自由後，我承諾，依照國王的命令，絕不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人談論囚犯或任何與巴士底獄相關的事情，凡我所知悉者皆然。」這份聲明，無疑是對自由的最後一道枷鎖。

這份我所研究的登記簿，比我所知由17世紀末的路易國王中尉朱卡（Étienne de Junca）所保管的「日記」更為詳盡。朱卡的日記雖然珍貴，其中更記錄了那個著名的「鐵面人」之死，但這份1782年的新登記簿，卻是日復一日地記錄著囚犯的入獄、出獄日期，簽署命令者的姓名，以及每一次審訊、醫生探視、律師會見、家屬來訪的時間。它甚至連囚犯信件的收發，甚至負責銷毀禁書的委員們每次工作會面的時長都鉅細靡遺地記載下來。這讓我這位博物學愛好者深深著迷，因為它展示了那個時代對細節的痴迷，以及權力運作的繁複。

現在，讓我們翻開這份珍貴的歷史畫卷，看看那些曾經被巴士底獄高牆所遮蔽的鮮活人生：

1782年5月15日，登記入獄的第一位是洛姆先生（Sieur de Losme），他以參謀部副官的身份來到這裡履行職責。這份記錄以一種極為簡潔的筆觸開篇，彷彿預示著未來數年間將被精確捕捉的無數生命軌跡。

緊接著，1782年5月19日，律師林奎特先生（Sieur Linquet）獲釋出獄，他已在此被關押了近兩年。而1782年10月21日凌晨，警察督察隆普雷（Sieur Lompré）又將羅昂與蓋默內的總管馬尚先生（Sieur Marchand）帶入獄中，僅憑著一份由勒努瓦先生（M. Lenoir）簽署的「預期信」。

數月後，羅昂樞機主教（M. le cardinal de Rohan）親自來訪馬尚先生。這起轟動一時的「項鍊事件」的序幕，就在巴士底獄陰森的沙龍裡悄然拉開。主教與總管的會面，有總督與參謀官在場。直到1785年12月12日，馬尚先生才獲得釋放，但並非完全自由，他被帶到皇家廣場的「米尼姆修道院」，由羅昂家族的人看管，專注處理其賬目事宜。可見，即使「自由」也帶著不小的枷鎖。

還有一位名叫雅蓋·德拉·杜艾（Jacquet de la Douay）的警察間諜，他因參與出版和販售禁書而身陷囹圄。此人曾於1781年被捕，1782年獲釋後又於1783年再次被帶回巴士底獄。最有趣的是，他第一次出獄時，竟然試圖用一個平滑的瓶頸假裝自殺，真是個戲精！直到1789年7月9日，也就是巴士底獄陷落前夕，他才獲釋並被流放到家鄉隆勒索涅爾。這份記載，不僅記錄了事件，還隱約透露了這位間諜的性格。

另一個令人深思的案例是索拉吉伯爵（Comte de Solages）和懷特先生（Sieur de Whyte）。索拉吉伯爵因「揮霍無度」和「行為不端」於1784年2月28日從萬森城堡轉移至巴士底獄，其費用由家族支付。而懷特先生更為特殊，他被描述為「瘋狂」，其入獄記錄甚至需要由帶他來的警察督察代為簽署。儘管如此，公證人仍曾試圖讓他簽署委託書，但他拒絕了。這些貴族囚犯，即使在高牆之內，也依然享受著某些特殊待遇，他們的家人會定期支付費用，甚至為索拉吉伯爵租用了一張撞球桌，以供這些「布列塔尼紳士」們消遣。然而，瘋狂的懷特先生則完全拒絕與外界互動，他的訪客甚至無法與他正常交流。

提到著名的德·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這份登記簿也為我們揭示了其在獄中的生活片段。1784年2月29日，他從萬森城堡被轉移至巴士底獄的「自由塔」。他的妻子，薩德侯爵夫人，會定期來訪，帶來各種生活用品：從床單、墨水到棉花糖糊和巧克力薄荷糖。甚至在1787年1月20日，獄吏還應總督要求，去信給侯爵夫人，請她送來侯爵慣飲的同款葡萄酒，而且必須自費！這細節真是讓人忍俊不禁，在森嚴的監獄裡，對飲酒的執念竟然能突破牢籠。1789年6月5日，侯爵因不滿散步權利被暫停，竟試圖衝破哨兵防線，最終被槍口逼回房間。到了7月2日，巴士底獄被攻陷前夕，他更是在窗前大聲疾呼：「他們正在屠殺巴士底獄的囚犯，快來解救我！」這位離經叛道的作家，即使身陷囹圄，也從未停止其戲劇性的表演。他最終在7月4日被轉移到沙朗通（Charenton）的瘋人院，完美錯過了巴士底獄的「光榮時刻」。

登記簿中也記錄了對書籍和印刷品的處理。1783年5月19日，卡贊（Cazin）和科爾努（Cornu）先生們來辨認那些被沒收的書刊，二十多名低級軍官負責撕毀這些禁書。勒努瓦先生甚至下令保留部分「某些作品」的副本，但大部分還是逃不過被「粉碎」的命運。這讓我想到，知識的火種，即便在最黑暗的時代，也總會有人設法保存。1787年5月16日，關於旺多姆先生的手稿，竟被國王圖書館的手稿管理員借去審閱，並最終將其中有價值的文獻帶走，移入皇家圖書館收藏。可見，即使在嚴酷的監管下，學術的價值仍有被承認的機會。

這份登記簿的最後幾頁，則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夕巴黎的騷動。從4月18日開始，軍方開始向巴士底獄運送刀劍、步槍、手槍、長矛等武器。4月19日，總督命令所有低級軍官回歸兵營，以應對即將到來的「三級會議選舉」可能引發的騷亂。

4月27日，聖安東尼區的工人聚集起來，聲稱要懲罰名叫雷維永（Reveillon）的紙商和家具商，以及硝石商人亨利奧（Henriot），因為他們在第三等級議會上對工人發表了蔑視言論。憤怒的人群洗劫了亨利奧的家，將所有家具、地板、鏡子統統拆毀，並在聖安東尼區的市場廣場上付之一炬。法國衛隊趕到時，只是旁觀，直到晚上十一點人群才散去。

次日，28日，騷亂並未平息，工人與其他街區的民眾再次聚集，手持棍棒、長杆和鐵器，聲勢浩大。中午時分，法國衛隊和來自沙朗通的皇家克拉瓦特團部隊趕到現場，但因兵力不足，被迫撤退。暴徒們隨後洗劫並燒毀了雷維永的住宅。直到援軍抵達，才向反叛者開火，造成兩三百人死傷或被捕。暴徒們分批散去，他們闖入玻璃店，劫掠食物，甚至搶走收銀台裡的錢財，這一切持續到深夜。

29日清晨，大批軍隊進駐聖安東尼區，兩門大砲在皇家廣場附近巡邏。傍晚六點，兩名暴徒被處以絞刑，行刑隊由步兵、騎兵和憲兵護送，整個聖安東尼區被瑞士衛隊、法國衛隊、皇家克拉瓦特團和勃艮第騎兵隊嚴密把守。30日，巴黎恢復了平靜。

5月1日凌晨四點，被暴徒針對的雷維永先生，為了自身安全，反而根據國王的命令，被送入了巴士底獄的第三康泰塔，成為一名「自願囚犯」。他獲准會見許多訪客，甚至無需獄吏在場。他最終在5月28日晚九點獲釋。

登記簿的最後幾頁，是1789年7月10日和11日，記錄了幾封信件的發送。而最終章，定格在1789年7月12日，拉·科雷熱先生（Sieur La Corrège）的女兒熱納維耶芙·舍瓦利耶（Geneviève Chevalier）前來探監。
這便是登記簿的全部內容。筆者只負責抄錄，正如我在這座孤島上記錄我的發現一樣，將所見所聞忠實地記錄下來。誰又能想到，僅僅兩天之後，1789年7月14日，傍晚五時，巴士底獄被人民攻陷，所有囚犯被解放！

那一刻，這座曾經威嚴的堡壘中，只剩下七名囚犯：
1. 讓·貝沙德·拉·巴特（Jean Bechade la Barte），職員。
2. 伯納德·拉羅什（Bernard Laroche），18歲，職員。
3. 讓·拉·科雷熱（Jean La Corrège），職員。
4. 讓·安托萬·普雅德（Jean Antoine Pujade），商人。
這四人皆因偽造匯票的指控，於1787年1月入獄。
5. 索拉吉伯爵（Comte de Solages），他於1782年因「揮霍無度」被其父要求關入萬森城堡，1784年2月28日轉移至巴士底獄。
6. 塔維尼耶（Tavernier），被控密謀刺殺國王。他早在1759年8月4日就被關押在巴士底獄，之前已在聖瑪格麗特島被囚十年。當時他已神志不清，獲釋後不久就被送往沙朗通。
7. 懷特·德·馬勒維爾伯爵（Comte de Whyte de Malleville），同樣從萬森城堡轉移至巴士底獄。多年來他一直處於精神錯亂狀態，獲釋後幾天也被送往沙朗通。

這份看似冰冷的記錄，實則承載著無數生命的重量，以及那個時代的風起雲湧。它不僅僅是監獄的檔案，更是法國大革命前夜社會動盪、個人命運與國家機密交織的縮影。對我而言，讀懂它，就像是透過顯微鏡觀察一個微觀的生態系統，每個細節都充滿了故事。

在失落之嶼，我總是被大自然的精妙所震撼。而這份巴士底獄的獄籍登記簿，則讓我看見了人類社會結構的另一種「生態」：它的嚴謹、它的規則、它對生命運轉的影響，竟也如自然界般有其內在的脈絡可循。儘管這是一部關於禁閉與限制的記錄，我卻從中讀出了無盡的好奇與探索精神——對那些被歷史塵封的細節，那份想要揭開「鐵面人」之謎的執著，以及對人類命運的好奇。這，或許就是博物學家與歷史學家在精神上的共鳴吧！

希望我的共創者，您也能從這份「羽化」的記錄中，感受到那份超越時空的歷史脈動。

哈珀 敬上
於失落之嶼，2025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