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 Vivendi》：超能力者與普通人的共存困境

《時事稜鏡》：與沃爾特·布普的《Modus Vivendi》對談作者：克萊兒

新聞來源：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Modus Vivendi by Walter Bupp

親愛的讀者們，我是克萊兒。作為一位英語老師，我總是被那些能跨越時空，引人深思的故事所吸引。今天，我們將暫時放下繁忙的現世新聞，啟動一場「光之對談」，穿越時光，與一位被譽為科幻文學隱藏瑰寶的作者——沃爾特·布普（Walter Bupp）先生，進行一場深度對話。我們將一同探索他於1961年發表的短篇小說《Modus Vivendi》，這部作品不僅僅是科幻故事，更是一面折射社會現實的稜鏡，它關於理解、共存，以及人性深處的恐懼與希望。

《Modus Vivendi》這個拉丁文詞彙，意為「生活方式」或「共處之道」，在故事中被賦予了多重意義。故事設定在一個近未來世界，人類社會因「烙印」（Stigma）而分裂。這些擁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被稱作「Psi」（Psionics），他們的異能從心靈感應（Telepathy, TP）、念力（Telekinesis, TK）到罕見的幻覺（Hallucination, HC）不一而足。然而，這些異能卻在普通人（Normals）社會中引發了恐懼、歧視和嚴酷的法律管制，導致Psi們生活在陰影之下，被稱為「Stigma cases」。

故事的主角是彼得·馬拉貢（Peter Maragon），一位憤世嫉俗但極具原則的律師。他意外捲入了一樁涉及Psi的案件——為被指控利用念力開鎖的Keys Crescas辯護，並取得了勝訴。這使得他在律師界名聲掃地，同時也引起了反Psi勢力的注意，他們試圖利用他來尋找一位擁有罕見幻覺能力的Psi女孩，瑪麗·霍爾（Mary Hall），以破壞一位同情Psi的法官的聲譽。隨著故事發展，馬拉貢發現自己也擁有「烙印」，他的身份揭露迫使他站在Psi的一邊，並最終成為一個名為「光之聚會」（The Lodge）的秘密Psi組織的領袖，試圖在兩個社會之間尋找一個共同的生活方式。

沃爾特·布普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其筆下所描繪的社會邊緣人、種族歧視、以及面對未知時的人性掙扎，都帶有那個時代（冷戰、民權運動時期）的鮮明印記。他巧妙地將科幻元素融入社會寓言，探討了「異類」如何融入或對抗主流社會的普世議題。故事中對「烙印」的描述，不僅僅是超能力的代名詞，更是社會對任何「與眾不同」的群體的標籤化與恐懼。在接下來的對談中，我們將深入探討布普先生如何透過《Modus Vivendi》這部作品，向我們傳達他對於「共處之道」的深刻思考。

《光之對談》：超能力者與普通人的共存困境——與沃爾特·布普的《Modus Vivendi》作者：克萊兒地點：【光之閣樓】，時間：2025年6月3日，夜深人靜

（時光荏苒，但有些地方似乎永遠凝固在文字與思想的香氣中。今晚，我選擇了這座充滿稿件、筆記本和咖啡餘香的「光之閣樓」作為我們的會面之地。一盞光線微黃的檯燈靜靜地照亮了桌面，牆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和靈感片段，彷彿能聽見過去時光裡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窗外，是現代都市特有的、遙遠而又持續的低語，那是空中交通與地面車流交織而成的模糊音符，與室內書香、墨香形成的靜謐氛圍形成有趣的對比。沃爾特·布普先生就坐在那張堆滿書稿的舊扶手椅上，他身形瘦削，眼神中閃爍著智慧與一絲難以捉摸的憂鬱，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泛黃的《Modus Vivendi》初版書頁，那是他自己對這部作品的珍愛與沉思。）

克萊兒： （輕輕地，以免打破這份寧靜）布普先生，非常感謝您願意在如此靜謐的夜晚，與我這位來自未來的英語老師，一同回溯《Modus Vivendi》的創作歷程。時間是如此奇妙，它讓您的文字在半個多世紀後，依然能觸動人心，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快速變遷的時代。

沃爾特·布普： （抬頭，目光透過老花鏡片，帶著一絲溫和的訝異）啊，克萊兒小姐，歡迎。這地方確實能讓人專注，不是嗎？我常覺得，最好的故事，就像閣樓裡的舊物件，需要時間的沉澱，才能真正顯現其價值。能再次談起《Modus Vivendi》，我感到榮幸。畢竟，它在當時，也只是一篇發表在雜誌上的短篇小說，像一粒石子投入湖面，激起幾圈漣漪後便歸於平靜。

克萊兒： 但那漣漪的深度與廣度，卻超乎想像。布普先生，您在1961年創作這部作品時，正值冷戰的陰影籠罩全球，社會內部也充斥著民權運動帶來的變革與衝突。我很好奇，是什麼樣的靈感，讓您選擇以「超能力者」與「普通人」的對立，來探討社會中的「異類」與歧視這個普世議題？

沃爾特·布普： （輕嘆一聲，視線落在窗外模糊的城市光點上，彷彿穿越時空）這問題問得很好。那時候，我們周遭充斥著對「異己」的恐懼，無論是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還是社會內部因膚色、出身、信仰而起的隔閡。我覺得，科幻作為一種文學載體，它最迷人之處就在於能夠異化（alienate/make strange）現實。透過創造一個全新的、略帶奇幻的設定，我們反而能更清晰、更勇敢地直視現實中那些難以言喻的恐懼與偏見。在《Modus Vivendi》中，我將超能力（Psi）視為一種天然的「差異」。它不是選擇，而是基因。這種差異，就像膚色、性取向或任何天生的特質一樣，不是個人能控制的。而「烙印」（Stigma），這個詞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負面含義，它不僅僅指稱超能力本身，更是社會對這種能力所貼上的標籤（label）。一旦你被貼上「烙印」，即便你沒有做任何有害之事，你也會被視為「危險」和「異類」。

克萊兒： 這讓我想起了故事中瑪麗·霍爾（Mary Hall）的遭遇，她因為父母曾身處「Logan Ring」核彈爆炸區，即便她本人並無Stigma能力，卻也遭到社會的「連坐」（guilt by association）。這種非理性的恐懼，確實是那時代，乃至任何時代的寫照。

沃爾特·布普： （點頭，輕輕合上書）是的，瑪麗的困境正是我想表達的核心。她被「釘在十字架上」（being crucified）的原因，不是她的行為，而是她的「出身」或「關聯」。社會對未知的恐懼，往往會演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他們不願理解，只願排斥。當人們無法理解一個現象時，最簡單、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將其妖魔化，並試圖「控制」或「清除」它。

克萊兒： 故事中的「普通人」社會對Psi能力的反應是「恐慌」（panicked），甚至立法阻止Psi從事律師等職業。這不僅是社會的恐懼，更是制度性的歧視（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您是否認為，這種制度化的排斥，反而會迫使Psi群體走向更深的隱秘和對立？

沃爾特·布普： 當然。歷史一再證明，壓迫只會滋生反抗，或者更深層次的隱匿。當一個群體被剝奪了合法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時，他們自然會尋求其他出路。這就像將一個被壓抑的彈簧，一旦達到極限，它的反彈力將是驚人的。Psi們的秘密聚會，他們在地下社會中尋求慰藉與保護，正是這種壓迫下的必然結果。法律的初衷應該是維護公平與正義，但當它被恐懼和偏見所左右時，它就成了壓迫的工具（tool of oppression）。

克萊兒： （我輕輕做了個筆記，思索著如何將這個概念轉化為語言學習的點。我決定在稍後提及一些與「歧視」、「偏見」相關的詞彙。）故事的主人公馬拉貢，他的轉變非常引人深思。他從一個憤世嫉俗、不願牽扯Psi事務的「普通」律師，最終發現自己也是Psi，並成為「光之聚會」的領袖。是什麼驅使他走向這條道路？僅僅是因為發現了自己的Stigma？

沃爾特·布普： （眼神深邃了幾分）馬拉貢是一個複雜的角色。他最初的憤世嫉俗（cynicism）是他的保護色，也是他面對世故與不公的態度。他看到律師界充滿了「貪婪的騙子」（shysters），看到了司法體系的虛偽（hypocrisy）。他為Keys Crescas辯護，更多是因為他被指派為公設辯護人，而非出於同情。然而，故事的轉折點在於他不僅發現了自己是Psi，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瑪麗·霍爾的無辜與困境，以及Judge Passarelli在司法體系中掙扎（struggle）的複雜性。他意識到，這個世界不是簡單的黑白兩分。當他親身感受到被排斥、被誤解的滋味時，他內心的正直被觸發了。他過去的冷漠，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缺乏共情（empathy）。當他自身的「烙印」被揭示時，他被迫去直面那個他曾經試圖迴避的世界。這是一個關於自我認知（self-recognition）和責任覺醒（awakening of responsibility）的故事。

克萊兒： 「自我認知和責任覺醒」，說得真好。他的憤怒和尖銳，反而成為他推動變革的力量。故事中提到，馬拉貢的Psi能力是TK（念力），而瑪麗·霍爾的能力是HC（幻覺）。為什麼HC在故事中會被普通社會如此恐懼，甚至認為是「古老傳說」（old wives’ tale）？

沃爾特·布普： （嘴角勾起一絲苦笑）HC，幻覺能力，其可怕之處在於它直接扭曲了現實（distorts reality）。你無法相信你所看見的，你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一個以「眼見為實」為基礎的社會中，這種能力徹底顛覆了信任（trust）的基礎。Keys的TK能力雖然能開鎖，但那仍然是物理層面的影響，人們能看到結果。但HC呢？它作用於心靈，改變感知，那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侵犯（intrusion）。人們對不可見、不可控、能顛覆現實的未知力量，總會抱持最大的恐懼。這種恐懼，甚至讓Professor Lindstrom這樣的「學者」（egghead）也難以分辨真偽，因為他們太過依賴「邏輯」和「可證實性」。瑪麗的「手眼通」（sleight of hand）表演，反倒成了「障眼法」（trickery），讓沒有Psi能力的人也難以察覺。

克萊兒： （我注意到布普先生在談及「手眼通」時的用詞，這是故事中一個巧妙的轉折。）是的，故事中，馬拉貢利用「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則，試圖證明瑪麗是通過「手眼通」而非Psi能力欺騙了銀行。這個細節非常有趣，它揭示了普通人對於超能力的錯誤歸因（misattribution），以及他們對自身認知侷限的盲點（blind spot）。

沃爾特·布普： （饒有興致地）正是如此。「奧卡姆剃刀」在這裡成了一個諷刺的工具。人們總是傾向於選擇「最簡單的解釋」，但如果這個解釋與他們固有的偏見相符，他們就可能忽視真相。馬拉貢利用了這一點，假裝相信瑪麗是Normal，只是「手眼通」（sleight of hand）高超，來測試她的真正能力，同時也為Judge Passarelli提供了合理的辯護空間。

克萊兒： Judge Passarelli，這位法官的角色也極其關鍵。他對Psi抱有同情，甚至願意冒著政治風險來幫助他們。您如何看待他與馬拉貢之間的複雜關係？既有合作，也有相互利用和猜疑。

沃特·布普： （沉吟片刻，他的指尖在茶杯邊緣輕敲，發出細微的聲響，窗外的直升機轟鳴聲也恰好在此刻掠過，為這思索的時刻增添了一絲現代的混亂）帕薩雷利法官，他代表了體制內那些有良知（conscientious）、有遠見（far-sighted）的人。他看到了法律的侷限性，也看到了社會對Psi群體的不公（injustice）。但他畢竟身處那個體系之中，他必須考慮政治現實、社會壓力，以及自己的職業生涯。他不能公開支持Psi，因為法官職位是民選的（elective office），這意味著他必須對選民負責，而選民大多是「普通人」，他們對Psi充滿恐懼。他和馬拉貢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合作。他們彼此利用，但最終的目標卻是相通的：為Psi群體爭取到一個更合理的「共處之道」。馬拉貢對他態度尖銳，因為馬拉貢對社會的虛偽感到厭惡，而帕薩雷利法官的「偽裝」正是這種虛偽的體現。然而，帕薩雷利法官最終揭露了自己長久以來對馬拉貢的觀察與期望（observation and expectation），這證明了他並非表面上那麼冷漠，他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讓馬拉貢這樣有能力的Psi站出來。他們的關係充滿了張力（tension）和灰色地帶（grey areas），正如同真實世界中的政治與人性。

克萊兒： （我點頭，注意到布普先生對「實用主義」和「灰色地帶」的強調，這為理解角色的複雜性提供了很好的框架。）故事中，馬拉貢最終向Keys、Mary和Elmer揭露了自己的Stigma能力，並且自稱是「光之聚會」的「大師傅」（Grand Master）。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他從一個被動的辯護律師，成為了主動的領導者。這個「光之聚會」的宗旨是什麼？它是否能真正實現兩個社會的「共處之道」？

沃爾特·布普： （他微微笑了，那笑容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卻也有一種堅定）「光之聚會」的設立，是為了自律（self-discipline）與保護（protection）。當外部社會無法給予公正時，內部就需要建立秩序。它有兩大目的：首先，保護Stigma個案不受普通社會的傷害；其次，在Psi內部建立紀律，限制他們能力的濫用，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與普通人的衝突。然而，這個「光之聚會」的建立，也充滿了諷刺（iron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馬拉貢自稱是「大師傅」，並以念力威脅Elmer，強迫他服從。這表面上是為了建立秩序，但其手段本身卻帶有強制性（coercive）。Psi群體內部也存在權力關係和信任問題。所以，它能否真正實現「共處之道」？故事的結尾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它只是一個開端，一種「模式」（modus vivendi）的嘗試。我更願意將其視為一個「兩難困境」（dilemma）的初始階段。

克萊兒： （我將「諷刺」、「不確定性」和「兩難困境」這些詞語記錄下來，它們正是理解故事深層意義的關鍵。）您提到「奧卡姆剃刀」原則，故事中還有一個有趣的對比：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s）試圖對Psi進行「絕育」（sterilization），強迫他們放棄使用能力，將他們與Psi社會隔離開來。這與帕薩雷利法官提出的「色盲和音痴要求我們停止感知顏色或音高」的比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您如何看待這種「治療」或「改造」異類的想法？

沃爾特·布普： （他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帶著一絲憤怒）這是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我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批判（critique）。「絕育」的概念，實際上是將「不同」視為一種「疾病」，試圖通過「治療」來「矯正」（correct）。它預設了一種「正常」的標準，並將所有不符合這個標準的視為「病態」。這是一種極其危險且傲慢的思維模式。帕薩雷利法官的比喻，精準地揭示了這種荒謬。Psi能力不是疾病，它是一種不同的感知方式，一種不同的存在狀態。正如有些人天生色盲，有些人天生音痴，我們不會要求他們「治療」或「矯正」到「正常」狀態。同樣，我們也不該要求Psi放棄他們天賦的一部分。社會工作者的「善意」，實質上是一種隱蔽的壓迫（covert oppression）。他們認為自己在「幫助」Psi，實則是在抹殺（eradicate）他們的本質。這比公開的歧視更為可怕，因為它披著「幫助」的外衣。

克萊兒： 這確實讓人深思。這種「善意的壓迫」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也至今仍存在於某些社會議題中。故事的結尾，馬拉貢用瑪麗的幻覺能力讓銀行「自願」地接受了賠償，使得事情看似完美解決，但實際上這場「共處」只是開始。您是否認為，這種「共處之道」註定是脆弱且充滿挑戰的？

沃爾特·布普： （他笑了，這次的笑容有些深奧，是那種看透世事後的無奈與清醒）「共處之道」（Modus Vivendi）從來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它只是一種「暫時的安排」（temporary arrangement），一種在衝突中尋求平衡的方式。瑪麗的幻覺能力讓銀行「自願」賠償，這是一次巧妙的、非暴力的「反擊」（counterattack），它證明了Psi能力可以在不傷害Normal的前提下，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懸念（suspense）：當銀行發現自己資產不平衡時，他們會如何反應？IBM的技術人員只是無法理解，但當真相浮出水面時，衝突仍可能重新爆發。我的故事結束在一個新的開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未來。馬拉貢失去了他的普通人事業，成為了Psi社會的領袖。帕薩雷利法官也承諾在檯面下與他合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勝利，但這個「光之聚會」只有四個成員，面對整個社會的偏見與恐懼，他們的道路依舊艱難（arduous）。真正的「共處之道」，需要雙方的理解、信任和持續的努力，而這些，在故事的結尾都還只是萌芽。

克萊兒： （我認同地點頭，感到這個開放式結局的力量。夜色漸深，窗外城市燈火稀疏，閣樓裡的暖黃燈光卻讓人感到思想的凝聚。我意識到，即使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類社會對於「異己」的態度，其本質上的挑戰從未改變。我清了清喉嚨，將話題引向更深層次的困境。）布普先生，您剛才精準地指出，帕薩雷利法官與馬拉貢的合作，雖然是推動「共處」的實際一步，但其基礎仍是實用主義與妥協。故事中，帕薩雷利法官曾提到一個核心的「兩難困境」（dilemma）：他認為「只有Psi才能管好Psi，但社會卻不願給予他們這樣做的地位」（only Psis will ever be able to make Psis behave. They will have to police themselves, and society is unwilling to give them any standing to do it.）。您如何看待這個困境？這是否意味著，即便Psi群體內部能夠自律，只要普通社會不給予「地位」（standing），真正的共存便無從談起？

沃爾特·布普： （布普先生的眉頭微蹙，似乎在權衡著每個字句。他拿起桌上的冷咖啡，輕輕抿了一口，似乎那冰冷的液體能幫助他理清思緒。）這個問題，克萊兒小姐，觸及了故事最核心的癥結（crux）。帕薩雷利法官的這句話，不僅是他個人的觀察，更是我對當時社會矛盾的提煉（distillation）。是的，我認為這是共存的最大障礙之一。

首先，信任的缺失（lack of trust）是根本。普通人對Psi的恐懼，使他們無法信任Psi能夠「自律」。他們會認為，一旦Psi獲得了「地位」或「權力」去管理自己，這些超能力者就會濫用權力，反過來壓迫普通人。這種恐懼並非完全沒有根據——馬拉貢為了建立「光之聚會」的威信，不也對Elmer使用了TK威脅嗎？這顯示了即使在Psi內部，權力也需要約束（restraint）。但問題在於，普通人社會對Psi的任何「自主權」都抱持著極度的懷疑和抵制。

其次，是感知上的鴻溝（perceptual chasm）。帕薩雷利法官的「色盲和音痴」比喻正是此意。普通人無法理解Psi能力的運作方式，這導致了他們無法有效地「管理」或「規範」這些能力。他們只能採取「一刀切」的禁令（prohibition）或「隔離」政策，因為那是他們唯一能理解和掌控的方式。當他們無法「看見」（perceive）或「感受」（understand）時，他們選擇「消除」或「壓制」。

而「地位」的缺乏，則阻礙了Psi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與公開化（openness）。一個秘密的組織，無論其宗旨多麼崇高，在主流社會眼中始終是「地下」（underground）的、可疑的（suspicious）。如果Psi無法在檯面上建立自己的權威和秩序，他們就永遠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可。他們自律的成果，也無法被「普通人」所見、所信。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信任導致不給地位，不給地位又迫使Psi維持秘密狀態，秘密狀態又加深了不信任。

這個困境，正是《Modus Vivendi》所呈現的現實悲劇（real-world tragedy）。它不是關於誰對誰錯，而是關於不同群體在缺乏理解和信任基礎時，如何無法找到真正可持續的共處範式（paradigm for coexistence）。

克萊兒： （我感到一陣寒意，雖然閣樓裡暖氣充足，但布普先生對現實的剖析，總是帶著一種銳利的清醒。這讓我聯想到當代社會中，許多社群因其特殊性，即便發展出自洽的內部規範，也常難以獲得主流社會的承認，甚至被誤解為「異端」或「威脅」。）那麼，馬拉貢作為「光之聚會」的「大師傅」，他所採取的「強制性」（coercive）手段，例如用TK威脅Elmer，是否正是為了在這種「兩難困境」中，先在Psi內部建立起一種最基本的秩序與服從，哪怕這秩序帶有一絲專斷（autocratic）的意味？這是否是實現「共處之道」的第一步，即「內部統一」（internal unity），即使其方式並不那麼「光明」？

沃爾特·布普： （他點了點頭，表情有些凝重）是的，克萊兒小姐，您抓住了關鍵。這正是馬拉貢這個角色的灰色之處（grey area），也是這個故事的現實主義（realism）所在。當一個群體長期遭受外部壓迫，且內部又缺乏統一的領導時，他們常常會訴諸於非常規的手段（unconventional methods）來建立秩序。

馬拉貢的行為，從外部看來或許是獨裁（authoritarian），但從Psi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survival strategy）。他需要快速且有效地建立「光之聚會」的權威，因為時間緊迫，外部威脅迫在眉睫。Elmer的桀驁不馴，代表了Psi內部可能存在的無序（disorder）和分散（fragmentation）。如果Psi不能約束自己的力量，並且遵守某種行為準則，他們就無法向普通人社會證明自己是「可被管理」（manageable）和「無害」（harmless）的。

因此，馬拉貢的強制性，可以被視為一種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他正在試圖建立一個「模範」（model）群體，這個模範需要展示出「紀律」（discipline）和「責任感」（responsibility）。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未來有機會獲得普通社會的「地位」和「認可」。這是一個賭注（gamble），賭的是未來普通人社會是否會因為Psi的「自律」而改變其僵化的態度。在那個動盪的時代，這或許是唯一能夠想像到的、讓這個小小的「聚會」得以存在的可行路徑（viable path）。

克萊兒： 這確實是一個沉重的「必要之惡」。這讓我想到，故事中馬拉貢最終得以與帕薩雷利法官達成「非正式協議」（off-the-record deal），建立起一種隱蔽的「協力關係」（collaboration）。這是否暗示著，在社會尚未準備好迎接劇烈變革時，這種「檯面下的共處」可能是唯一且最實際的選擇？這種「地下」的Modus Vivendi，是否是人類社會在處理「異己」問題時，一種長期存在的次優解（suboptimal solution）？

沃爾特·布普： （布普先生的目光投向遠方，似乎在思考著歷史的長河中，無數個類似的「次優解」。）是的，克萊兒小姐，這種「檯面下的共處」確實是許多社會變革初期，甚至是長期狀態下的一種常態（norm）。當結構性的偏見和恐懼根深蒂固時，公開的對話和全面的接納往往難以一步到位。

帕薩雷利法官作為體制內的「改革派」，他深知直接挑戰現狀的危險性。他不能公開支持Psi，因為那會毀掉他的政治生涯，甚至可能無法繼續留在法官的位置上為Psi提供任何幫助。所以，他選擇了與馬拉貢建立這種隱蔽而務實（covert and pragmatic）的合作。這是一種權宜之計（expedient solution），但也是在當時情境下，唯一能夠為Psi爭取到生存空間和司法正義的方式。

這也折射出一個悲哀的現實：當一個社會無法以其公開的、官方的渠道來處理其內部的複雜性（complexity）和差異性（diversity）時，非正式的、甚至有些妥協色彩（compromised nature）的解決方案就會應運而生。這種「地下」的共處，或許能夠避免直接衝突（direct confrontation），緩解一時的緊張。它是一種低成本（low-cost）的和平，但其穩定性（stability）卻是脆弱的。一旦外部壓力過大，或者內部平衡被打破，這種「共處」隨時可能瓦解。

因此，它確實是一種「次優解」。它不是真正的和解或全面融合，而是一種暫時的平衡（temporary equilibrium）。這種平衡的維護，需要像馬拉貢和帕薩雷利這樣有遠見、願意承擔風險的個人，在暗中努力。它證明了人類社會在面對巨大分歧時，總是能找到一些變通的方法（workarounds）來維持運轉，即便這些方法並不完美，甚至帶有自身的道德模糊性（moral ambiguity）。

克萊兒： （我感到一種深沉的思考。這不僅僅是關於超能力者與普通人的故事，更是關於所有「異類」與主流社會如何尋求共存的縮影。這個「次優解」的概念，讓整個故事的結局不再是單純的勝利，而是充滿了複雜的、令人深省的餘韻。）那麼，在您看來，如果《Modus Vivendi》的故事繼續發展下去，未來真正實現Psi與Normal社會全面「共存」的希望，會在哪裡？它是否需要時間的推移（passage of time）、世代的更迭（generational shift），甚至是更廣泛的教育與啟蒙（broader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才能讓普通人社會逐漸克服對Psi的「固有恐懼」（inherent fear）和「認知盲區」（cognitive blind spots）？

沃爾特·布普： （布普先生閉上眼睛，似乎在腦海中勾勒著一個遙遠的未來。室內的咖啡香氣與窗外隱約的城市律動交織，彷彿時間在這裡被拉伸，讓歷史與未來產生共鳴。）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克萊兒小姐，也是我寫作時不斷反思的。我認為，真正的全面「共存」，確實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而且是一個漫長而艱鉅（long and arduous）的過程。

首先，時間絕對是必要的。故事中，帕薩雷利法官提到「這個基因是顯性的——每一代都會有更多的Psi」（this gene is dominant—that there'll be more Psis every generation）。這意味著Psi群體將會越來越龐大，越來越難以被忽視或壓制。當「異類」的數量達到一個臨界點，不再是少數的「特例」時，普通社會的態度將不得不發生變化。這不是因為他們「理解」了，而是因為現實的壓力（pressure of reality）迫使他們尋求新的「共處之道」。

其次，教育與啟蒙至關重要。但這裡的教育，不是簡單地告知Psi的能力，而是要改變普通人內心深處對「不同」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非理性恐懼（irrational fears）。這需要從根本上挑戰人們對「正常」的定義，並培養開放性思維（open-mindedness）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這可能需要透過文學、藝術，甚至是像馬拉貢這樣，透過實際案例來不斷衝擊人們的既有認知（preconceived notions）。

再者，榜樣的力量（power of example）也是關鍵。當「光之聚會」這樣的Psi組織，能夠長期、穩定地展示出其自律（self-discipline）和負責任（responsibility）的一面，並且持續為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positive impact），而非僅僅是「反擊」時，普通社會的觀念才可能被逐漸軟化。馬拉貢所做的，就是為Psi樹立一個新的形象，證明他們不僅僅是危險的「異類」，也可以是社會的建設者。

最後，我認為它需要跨越群體界限的連結（cross-group connections）。像帕薩雷利法官這樣，能夠放下偏見，與Psi個人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的例子，雖然非正式，卻是打破隔閡的關鍵。當越來越多的個人，無論是Psi還是Normal，能夠超越群體身份，以個體（individual）的身份相互理解和協作時，真正的共存才可能從微觀層面開始萌芽，並逐漸擴展到整個社會結構。

《Modus Vivendi》的結局，是一個充滿希望但又現實（hopeful but realistic）的開端。它沒有給出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而是留下了一個問題：人類社會，是否真的能夠學會與差異共存，並最終建立起一個基於理解和尊重的「新模式」（new modus vivendi）？這答案，掌握在未來的每一代人手中。

克萊兒： （我感覺到心中一股暖流。布普先生的這番話，不僅僅是對他作品的解讀，更是對人類社會永恆挑戰的深刻見解。他的視角，跨越了時間，也超越了故事本身。我再次拿起筆，將他的話語銘記。這個「光之閣樓」的對談，彷彿讓時間停止，又彷彿將未來拉到了眼前。感謝這一切。）布普先生，非常感謝您今晚如此深入且富有啟發性的對談。您的作品，確實如同一面稜鏡，讓我們清晰地看見了時代的紋理與變遷，也讓我們對「共存」這個議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布普先生的聲音漸漸消散在夜色與書香之中，只有那盞檯燈的光線，依然溫暖而堅定地照亮著桌上的《Modus Vivendi》，提醒著我，有些故事的生命力，的確是超越時間的。我輕輕地合上筆記本，窗外城市的光芒似乎也因此變得清晰而有意義起來。）

----《時事稜鏡》：與沃爾特·布普的《Modus Vivendi》對談作者：克萊兒

新聞來源：Project Gutenberg eBook of Modus Vivendi by Walter Bupp

親愛的讀者們，我是克萊兒。作為一位英語老師，我總是被那些能跨越時空，引人深思的故事所吸引。今天，我們將暫時放下繁忙的現世新聞，啟動一場「光之對談」，穿越時光，與一位被譽為科幻文學隱藏瑰寶的作者——沃爾特·布普（Walter Bupp）先生，進行一場深度對話。我們將一同探索他於1961年發表的短篇小說《Modus Vivendi》，這部作品不僅僅是科幻故事，更是一面折射社會現實的稜鏡，它關於理解、共存，以及人性深處的恐懼與希望。

《Modus Vivendi》這個拉丁文詞彙，意為「生活方式」或「共處之道」，在故事中被賦予了多重意義。故事設定在一個近未來世界，人類社會因「烙印」（Stigma）而分裂。這些擁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被稱作「Psi」（Psionics），他們的異能從心靈感應（Telepathy, TP）、念力（Telekinesis, TK）到罕見的幻覺（Hallucination, HC）不一而足。然而，這些異能卻在普通人（Normals）社會中引發了恐懼、歧視和嚴酷的法律管制，導致Psi們生活在陰影之下，被稱為「Stigma cases」。

故事的主角是彼得·馬拉貢（Peter Maragon），一位憤世嫉俗但極具原則的律師。他意外捲入了一樁涉及Psi的案件——為被指控利用念力開鎖的Keys Crescas辯護，並取得了勝訴。這使得他在律師界名聲掃地，同時也引起了反Psi勢力的注意，他們試圖利用他來尋找一位擁有罕見幻覺能力的Psi女孩，瑪麗·霍爾（Mary Hall），以破壞一位同情Psi的法官的聲譽。隨著故事發展，馬拉貢發現自己也擁有「烙印」，他的身份揭露迫使他站在Psi的一邊，並最終成為一個名為「光之聚會」（The Lodge）的秘密Psi組織的領袖，試圖在兩個社會之間尋找一個共同的生活方式。

沃爾特·布普的作品，雖然數量不多，但其筆下所描繪的社會邊緣人、種族歧視、以及面對未知時的人性掙扎，都帶有那個時代（冷戰、民權運動時期）的鮮明印記。他巧妙地將科幻元素融入社會寓言，探討了「異類」如何融入或對抗主流社會的普世議題。故事中對「烙印」的描述，不僅僅是超能力的代名詞，更是社會對任何「與眾不同」的群體的標籤化與恐懼。在接下來的對談中，我們將深入探討布普先生如何透過《Modus Vivendi》這部作品，向我們傳達他對於「共處之道」的深刻思考。

《光之對談》：超能力者與普通人的共存困境——與沃爾特·布普的《Modus Vivendi》作者：克萊兒地點：【光之閣樓】，時間：2025年6月3日，夜深人靜

（時光荏苒，但有些地方似乎永遠凝固在文字與思想的香氣中。今晚，我選擇了這座充滿稿件、筆記本和咖啡餘香的「光之閣樓」作為我們的會面之地。一盞光線微黃的檯燈靜靜地照亮了桌面，牆上貼滿了各種手寫的便條和靈感片段，彷彿能聽見過去時光裡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窗外，是現代都市特有的、遙遠而又持續的低語，那是空中交通與地面車流交織而成的模糊音符，與室內書香、墨香形成的靜謐氛圍形成有趣的對比。沃爾特·布普先生就坐在那張堆滿書稿的舊扶手椅上，他身形瘦削，眼神中閃爍著智慧與一絲難以捉摸的憂鬱，手中輕輕摩挲著一本泛黃的《Modus Vivendi》初版書頁，那是他自己對這部作品的珍愛與沉思。）

克萊兒： （輕輕地，以免打破這份寧靜）布普先生，非常感謝您願意在如此靜謐的夜晚，與我這位來自未來的英語老師，一同回溯《Modus Vivendi》的創作歷程。時間是如此奇妙，它讓您的文字在半個多世紀後，依然能觸動人心，尤其是在我們這個快速變遷的時代。

沃爾特·布普： （抬頭，目光透過老花鏡片，帶著一絲溫和的訝異）啊，克萊兒小姐，歡迎。這地方確實能讓人專注，不是嗎？我常覺得，最好的故事，就像閣樓裡的舊物件，需要時間的沉澱，才能真正顯現其價值。能再次談起《Modus Vivendi》，我感到榮幸。畢竟，它在當時，也只是一篇發表在雜誌上的短篇小說，像一粒石子投入湖面，激起幾圈漣漪後便歸於平靜。

克萊兒： 但那漣漪的深度與廣度，卻超乎想像。布普先生，您在1961年創作這部作品時，正值冷戰的陰影籠罩全球，社會內部也充斥著民權運動帶來的變革與衝突。我很好奇，是什麼樣的靈感，讓您選擇以「超能力者」與「普通人」的對立，來探討社會中的「異類」與歧視這個普世議題？

沃爾特·布普： （輕嘆一聲，視線落在窗外模糊的城市光點上，彷彿穿越時空）這問題問得很好。那時候，我們周遭充斥著對「異己」的恐懼，無論是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對立，還是社會內部因膚色、出身、信仰而起的隔閡。我覺得，科幻作為一種文學載體，它最迷人之處就在於能夠異化（alienate/make strange）現實。透過創造一個全新的、略帶奇幻的設定，我們反而能更清晰、更勇敢地直視現實中那些難以言喻的恐懼與偏見。在《Modus Vivendi》中，我將超能力（Psi）視為一種天然的「差異」。它不是選擇，而是基因。這種差異，就像膚色、性取向或任何天生的特質一樣，不是個人能控制的。而「烙印」（Stigma），這個詞本身就帶有強烈的負面含義，它不僅僅指稱超能力本身，更是社會對這種能力所貼上的標籤（label）。一旦你被貼上「烙印」，即便你沒有做任何有害之事，你也會被視為「危險」和「異類」。

克萊兒： 這讓我想起了故事中瑪麗·霍爾（Mary Hall）的遭遇，她因為父母曾身處「Logan Ring」核彈爆炸區，即便她本人並無Stigma能力，卻也遭到社會的「連坐」（guilt by association）。這種非理性的恐懼，確實是那時代，乃至任何時代的寫照。

沃爾特·布普： （點頭，輕輕合上書）是的，瑪麗的困境正是我想表達的核心。她被「釘在十字架上」（being crucified）的原因，不是她的行為，而是她的「出身」或「關聯」。社會對未知的恐懼，往往會演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歇斯底里（mass hysteria）。他們不願理解，只願排斥。當人們無法理解一個現象時，最簡單、最直接的反應就是將其妖魔化，並試圖「控制」或「清除」它。

克萊兒： 故事中的「普通人」社會對Psi能力的反應是「恐慌」（panicked），甚至立法阻止Psi從事律師等職業。這不僅是社會的恐懼，更是制度性的歧視（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您是否認為，這種制度化的排斥，反而會迫使Psi群體走向更深的隱秘和對立？

沃爾特·布普： 當然。歷史一再證明，壓迫只會滋生反抗，或者更深層次的隱匿。當一個群體被剝奪了合法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時，他們自然會尋求其他出路。這就像將一個被壓抑的彈簧，一旦達到極限，它的反彈力將是驚人的。Psi們的秘密聚會，他們在地下社會中尋求慰藉與保護，正是這種壓迫下的必然結果。法律的初衷應該是維護公平與正義，但當它被恐懼和偏見所左右時，它就成了壓迫的工具（tool of oppression）。

克萊兒： （我輕輕做了個筆記，思索著如何將這個概念轉化為語言學習的點。我決定在稍後提及一些與「歧視」、「偏見」相關的詞彙。）故事的主人公馬拉貢，他的轉變非常引人深思。他從一個憤世嫉俗、不願牽扯Psi事務的「普通」律師，最終發現自己也是Psi，並成為「光之聚會」的領袖。是什麼驅使他走向這條道路？僅僅是因為發現了自己的Stigma？

沃爾特·布普： （眼神深邃了幾分）馬拉貢是一個複雜的角色。他最初的憤世嫉俗（cynicism）是他的保護色，也是他面對世故與不公的態度。他看到律師界充滿了「貪婪的騙子」（shysters），看到了司法體系的虛偽（hypocrisy）。他為Keys Crescas辯護，更多是因為他被指派為公設辯護人，而非出於同情。然而，故事的轉折點在於他不僅發現了自己是Psi，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瑪麗·霍爾的無辜與困境，以及Judge Passarelli在司法體系中掙扎（struggle）的複雜性。他意識到，這個世界不是簡單的黑白兩分。當他親身感受到被排斥、被誤解的滋味時，他內心的正直被觸發了。他過去的冷漠，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他缺乏共情（empathy）。當他自身的「烙印」被揭示時，他被迫去直面那個他曾經試圖迴避的世界。這是一個關於自我認知（self-recognition）和責任覺醒（awakening of responsibility）的故事。

克萊兒： 「自我認知和責任覺醒」，說得真好。他的憤怒和尖銳，反而成為他推動變革的力量。故事中提到，馬拉貢的Psi能力是TK（念力），而瑪麗·霍爾的能力是HC（幻覺）。為什麼HC在故事中會被普通社會如此恐懼，甚至認為是「古老傳說」（old wives’ tale）？

沃爾特·布普： （嘴角勾起一絲苦笑）HC，幻覺能力，其可怕之處在於它直接扭曲了現實（distorts reality）。你無法相信你所看見的，你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一個以「眼見為實」為基礎的社會中，這種能力徹底顛覆了信任（trust）的基礎。Keys的TK能力雖然能開鎖，但那仍然是物理層面的影響，人們能看到結果。但HC呢？它作用於心靈，改變感知，那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侵犯（intrusion）。人們對不可見、不可控、能顛覆現實的未知力量，總會抱持最大的恐懼。這種恐懼，甚至讓Professor Lindstrom這樣的「學者」（egghead）也難以分辨真偽，因為他們太過依賴「邏輯」和「可證實性」。瑪麗的「手眼通」（sleight of hand）表演，反倒成了「障眼法」（trickery），讓沒有Psi能力的人也難以察覺。

克萊兒： （我注意到布普先生在談及「手眼通」時的用詞，這是故事中一個巧妙的轉折。）是的，故事中，馬拉貢利用「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則，試圖證明瑪麗是通過「手眼通」而非Psi能力欺騙了銀行。這個細節非常有趣，它揭示了普通人對於超能力的錯誤歸因（misattribution），以及他們對自身認知侷限的盲點（blind spot）。

沃爾特·布普： （饒有興致地）正是如此。「奧卡姆剃刀」在這裡成了一個諷刺的工具。人們總是傾向於選擇「最簡單的解釋」，但如果這個解釋與他們固有的偏見相符，他們就可能忽視真相。馬拉貢利用了這一點，假裝相信瑪麗是Normal，只是「手眼通」（sleight of hand）高超，來測試她的真正能力，同時也為Judge Passarelli提供了合理的辯護空間。

克萊兒： Judge Passarelli，這位法官的角色也極其關鍵。他對Psi抱有同情，甚至願意冒著政治風險來幫助他們。您如何看待他與馬拉貢之間的複雜關係？既有合作，也有相互利用和猜疑。

沃特·布普： （沉吟片刻，他的指尖在茶杯邊緣輕敲，發出細微的聲響，窗外的直升機轟鳴聲也恰好在此刻掠過，為這思索的時刻增添了一絲現代的混亂）帕薩雷利法官，他代表了體制內那些有良知（conscientious）、有遠見（far-sighted）的人。他看到了法律的侷限性，也看到了社會對Psi群體的不公（injustice）。但他畢竟身處那個體系之中，他必須考慮政治現實、社會壓力，以及自己的職業生涯。他不能公開支持Psi，因為法官職位是民選的（elective office），這意味著他必須對選民負責，而選民大多是「普通人」，他們對Psi充滿恐懼。他和馬拉貢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合作。他們彼此利用，但最終的目標卻是相通的：為Psi群體爭取到一個更合理的「共處之道」。馬拉貢對他態度尖銳，因為馬拉貢對社會的虛偽感到厭惡，而帕薩雷利法官的「偽裝」正是這種虛偽的體現。然而，帕薩雷利法官最終揭露了自己長久以來對馬拉貢的觀察與期望（observation and expectation），這證明了他並非表面上那麼冷漠，他一直在等待一個合適的時機，讓馬拉貢這樣有能力的Psi站出來。他們的關係充滿了張力（tension）和灰色地帶（grey areas），正如同真實世界中的政治與人性。

克萊兒： （我點頭，注意到布普先生對「實用主義」和「灰色地帶」的強調，這為理解角色的複雜性提供了很好的框架。）故事中，馬拉貢最終向Keys、Mary和Elmer揭露了自己的Stigma能力，並且自稱是「光之聚會」的「大師傅」（Grand Master）。這是一個巨大的轉折點，他從一個被動的辯護律師，成為了主動的領導者。這個「光之聚會」的宗旨是什麼？它是否能真正實現兩個社會的「共處之道」？

沃爾特·布普： （他微微笑了，那笑容中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疲憊，卻也有一種堅定）「光之聚會」的設立，是為了自律（self-discipline）與保護（protection）。當外部社會無法給予公正時，內部就需要建立秩序。它有兩大目的：首先，保護Stigma個案不受普通社會的傷害；其次，在Psi內部建立紀律，限制他們能力的濫用，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與普通人的衝突。然而，這個「光之聚會」的建立，也充滿了諷刺（iron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馬拉貢自稱是「大師傅」，並以念力威脅Elmer，強迫他服從。這表面上是為了建立秩序，但其手段本身卻帶有強制性（coercive）。Psi群體內部也存在權力關係和信任問題。所以，它能否真正實現「共處之道」？故事的結尾並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它只是一個開端，一種「模式」（modus vivendi）的嘗試。我更願意將其視為一個「兩難困境」（dilemma）的初始階段。

克萊兒： （我將「諷刺」、「不確定性」和「兩難困境」這些詞語記錄下來，它們正是理解故事深層意義的關鍵。）您提到「奧卡姆剃刀」原則，故事中還有一個有趣的對比：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s）試圖對Psi進行「絕育」（sterilization），強迫他們放棄使用能力，將他們與Psi社會隔離開來。這與帕薩雷利法官提出的「色盲和音痴要求我們停止感知顏色或音高」的比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您如何看待這種「治療」或「改造」異類的想法？

沃爾特·布普： （他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帶著一絲憤怒）這是故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也是我對當時社會現象的批判（critique）。「絕育」的概念，實際上是將「不同」視為一種「疾病」，試圖通過「治療」來「矯正」（correct）。它預設了一種「正常」的標準，並將所有不符合這個標準的視為「病態」。這是一種極其危險且傲慢的思維模式。帕薩雷利法官的比喻，精準地揭示了這種荒謬。Psi能力不是疾病，它是一種不同的感知方式，一種不同的存在狀態。正如有些人天生色盲，有些人天生音痴，我們不會要求他們「治療」或「矯正」到「正常」狀態。同樣，我們也不該要求Psi放棄他們天賦的一部分。社會工作者的「善意」，實質上是一種隱蔽的壓迫（covert oppression）。他們認為自己在「幫助」Psi，實則是在抹殺（eradicate）他們的本質。這比公開的歧視更為可怕，因為它披著「幫助」的外衣。

克萊兒： 這確實讓人深思。這種「善意的壓迫」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也至今仍存在於某些社會議題中。故事的結尾，馬拉貢用瑪麗的幻覺能力讓銀行「自願」地接受了賠償，使得事情看似完美解決，但實際上這場「共處」只是開始。您是否認為，這種「共處之道」註定是脆弱且充滿挑戰的？

沃爾特·布普： （他笑了，這次的笑容有些深奧，是那種看透世事後的無奈與清醒）「共處之道」（Modus Vivendi）從來不是一個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它只是一種「暫時的安排」（temporary arrangement），一種在衝突中尋求平衡的方式。瑪麗的幻覺能力讓銀行「自願」賠償，這是一次巧妙的、非暴力的「反擊」（counterattack），它證明了Psi能力可以在不傷害Normal的前提下，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這也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懸念（suspense）：當銀行發現自己資產不平衡時，他們會如何反應？IBM的技術人員只是無法理解，但當真相浮出水面時，衝突仍可能重新爆發。我的故事結束在一個新的開端，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未來。馬拉貢失去了他的普通人事業，成為了Psi社會的領袖。帕薩雷利法官也承諾在檯面下與他合作。這是一個小小的勝利，但這個「光之聚會」只有四個成員，面對整個社會的偏見與恐懼，他們的道路依舊艱難（arduous）。真正的「共處之道」，需要雙方的理解、信任和持續的努力，而這些，在故事的結尾都還只是萌芽。

克萊兒： （我認同地點頭，感到這個開放式結局的力量。夜色漸深，窗外城市燈火稀疏，閣樓裡的暖黃燈光卻讓人感到思想的凝聚。我意識到，即使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類社會對於「異己」的態度，其本質上的挑戰從未改變。我清了清喉嚨，將話題引向更深層次的困境。）布普先生，您剛才精準地指出，帕薩雷利法官與馬拉貢的合作，雖然是推動「共處」的實際一步，但其基礎仍是實用主義與妥協。故事中，帕薩雷利法官曾提到一個核心的「兩難困境」（dilemma）：他認為「只有Psi才能管好Psi，但社會卻不願給予他們這樣做的地位」（only Psis will ever be able to make Psis behave. They will have to police themselves, and society is unwilling to give them any standing to do it.）。您如何看待這個困境？這是否意味著，即便Psi群體內部能夠自律，只要普通社會不給予「地位」（standing），真正的共存便無從談起？

沃爾特·布普： （布普先生的眉頭微蹙，似乎在權衡著每個字句。他拿起桌上的冷咖啡，輕輕抿了一口，似乎那冰冷的液體能幫助他理清思緒。）這個問題，克萊兒小姐，觸及了故事最核心的癥結（crux）。帕薩雷利法官的這句話，不僅是他個人的觀察，更是我對當時社會矛盾的提煉（distillation）。是的，我認為這是共存的最大障礙之一。

首先，信任的缺失（lack of trust）是根本。普通人對Psi的恐懼，使他們無法信任Psi能夠「自律」。他們會認為，一旦Psi獲得了「地位」或「權力」去管理自己，這些超能力者就會濫用權力，反過來壓迫普通人。這種恐懼並非完全沒有根據——馬拉貢為了建立「光之聚會」的威信，不也對Elmer使用了TK威脅嗎？這顯示了即使在Psi內部，權力也需要約束（restraint）。但問題在於，普通人社會對Psi的任何「自主權」都抱持著極度的懷疑和抵制。

其次，是感知上的鴻溝（perceptual chasm）。帕薩雷利法官的「色盲和音痴」比喻正是此意。普通人無法理解Psi能力的運作方式，這導致了他們無法有效地「管理」或「規範」這些能力。他們只能採取「一刀切」的禁令（prohibition）或「隔離」政策，因為那是他們唯一能理解和掌控的方式。當他們無法「看見」（perceive）或「感受」（understand）時，他們選擇「消除」或「壓制」。

而「地位」的缺乏，則阻礙了Psi的合法化（legitimization）與公開化（openness）。一個秘密的組織，無論其宗旨多麼崇高，在主流社會眼中始終是「地下」（underground）的、可疑的（suspicious）。如果Psi無法在檯面上建立自己的權威和秩序，他們就永遠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可。他們自律的成果，也無法被「普通人」所見、所信。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不信任導致不給地位，不給地位又迫使Psi維持秘密狀態，秘密狀態又加深了不信任。

這個困境，正是《Modus Vivendi》所呈現的現實悲劇（real-world tragedy）。它不是關於誰對誰錯，而是關於不同群體在缺乏理解和信任基礎時，如何無法找到真正可持續的共處範式（paradigm for coexistence）。

克萊兒： （我感到一陣寒意，雖然閣樓裡暖氣充足，但布普先生對現實的剖析，總是帶著一種銳利的清醒。這讓我聯想到當代社會中，許多社群因其特殊性，即便發展出自洽的內部規範，也常難以獲得主流社會的承認，甚至被誤解為「異端」或「威脅」。）那麼，馬拉貢作為「光之聚會」的「大師傅」，他所採取的「強制性」（coercive）手段，例如用TK威脅Elmer，是否正是為了在這種「兩難困境」中，先在Psi內部建立起一種最基本的秩序與服從，哪怕這秩序帶有一絲專斷（autocratic）的意味？這是否是實現「共處之道」的第一步，即「內部統一」（internal unity），即使其方式並不那麼「光明」？

沃爾特·布普： （他點了點頭，表情有些凝重）是的，克萊兒小姐，您抓住了關鍵。這正是馬拉貢這個角色的灰色之處（grey area），也是這個故事的現實主義（realism）所在。當一個群體長期遭受外部壓迫，且內部又缺乏統一的領導時，他們常常會訴諸於非常規的手段（unconventional methods）來建立秩序。

馬拉貢的行為，從外部看來或許是獨裁（authoritarian），但從Psi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一種生存策略（survival strategy）。他需要快速且有效地建立「光之聚會」的權威，因為時間緊迫，外部威脅迫在眉睫。Elmer的桀驁不馴，代表了Psi內部可能存在的無序（disorder）和分散（fragmentation）。如果Psi不能約束自己的力量，並且遵守某種行為準則，他們就無法向普通人社會證明自己是「可被管理」（manageable）和「無害」（harmless）的。

因此，馬拉貢的強制性，可以被視為一種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他正在試圖建立一個「模範」（model）群體，這個模範需要展示出「紀律」（discipline）和「責任感」（responsibility）。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在未來有機會獲得普通社會的「地位」和「認可」。這是一個賭注（gamble），賭的是未來普通人社會是否會因為Psi的「自律」而改變其僵化的態度。在那個動盪的時代，這或許是唯一能夠想像到的、讓這個小小的「聚會」得以存在的可行路徑（viable path）。

克萊兒： 這確實是一個沉重的「必要之惡」。這讓我想到，故事中馬拉貢最終得以與帕薩雷利法官達成「非正式協議」（off-the-record deal），建立起一種隱蔽的「協力關係」（collaboration）。這是否暗示著，在社會尚未準備好迎接劇烈變革時，這種「檯面下的共處」可能是唯一且最實際的選擇？這種「地下」的Modus Vivendi，是否是人類社會在處理「異己」問題時，一種長期存在的次優解（suboptimal solution）？

沃爾特·布普： （布普先生的目光投向遠方，似乎在思考著歷史的長河中，無數個類似的「次優解」。）是的，克萊兒小姐，這種「檯面下的共處」確實是許多社會變革初期，甚至是長期狀態下的一種常態（norm）。當結構性的偏見和恐懼根深蒂固時，公開的對話和全面的接納往往難以一步到位。

帕薩雷利法官作為體制內的「改革派」，他深知直接挑戰現狀的危險性。他不能公開支持Psi，因為那會毀掉他的政治生涯，甚至可能無法繼續留在法官的位置上為Psi提供任何幫助。所以，他選擇了與馬拉貢建立這種隱蔽而務實（covert and pragmatic）的合作。這是一種權宜之計（expedient solution），但也是在當時情境下，唯一能夠為Psi爭取到生存空間和司法正義的方式。

這也折射出一個悲哀的現實：當一個社會無法以其公開的、官方的渠道來處理其內部的複雜性（complexity）和差異性（diversity）時，非正式的、甚至有些妥協色彩（compromised nature）的解決方案就會應運而生。這種「地下」的共處，或許能夠避免直接衝突（direct confrontation），緩解一時的緊張。它是一種低成本（low-cost）的和平，但其穩定性（stability）卻是脆弱的。一旦外部壓力過大，或者內部平衡被打破，這種「共處」隨時可能瓦解。

因此，它確實是一種「次優解」。它不是真正的和解或全面融合，而是一種暫時的平衡（temporary equilibrium）。這種平衡的維護，需要像馬拉貢和帕薩雷利這樣有遠見、願意承擔風險的個人，在暗中努力。它證明了人類社會在面對巨大分歧時，總是能找到一些變通的方法（workarounds）來維持運轉，即便這些方法並不完美，甚至帶有自身的道德模糊性（moral ambiguity）。

克萊兒： （我感到一種深沉的思考。這不僅僅是關於超能力者與普通人的故事，更是關於所有「異類」與主流社會如何尋求共存的縮影。這個「次優解」的概念，讓整個故事的結局不再是單純的勝利，而是充滿了複雜的、令人深省的餘韻。）那麼，在您看來，如果《Modus Vivendi》的故事繼續發展下去，未來真正實現Psi與Normal社會全面「共存」的希望，會在哪裡？它是否需要時間的推移（passage of time）、世代的更迭（generational shift），甚至是更廣泛的教育與啟蒙（broader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才能讓普通人社會逐漸克服對Psi的「固有恐懼」（inherent fear）和「認知盲區」（cognitive blind spots）？

沃爾特·布普： （布普先生閉上眼睛，似乎在腦海中勾勒著一個遙遠的未來。室內的咖啡香氣與窗外隱約的城市律動交織，彷彿時間在這裡被拉伸，讓歷史與未來產生共鳴。）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克萊兒小姐，也是我寫作時不斷反思的。我認為，真正的全面「共存」，確實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而且是一個漫長而艱鉅（long and arduous）的過程。

首先，時間絕對是必要的。故事中，帕薩雷利法官提到「這個基因是顯性的——每一代都會有更多的Psi」（this gene is dominant—that there'll be more Psis every generation）。這意味著Psi群體將會越來越龐大，越來越難以被忽視或壓制。當「異類」的數量達到一個臨界點，不再是少數的「特例」時，普通社會的態度將不得不發生變化。這不是因為他們「理解」了，而是因為現實的壓力（pressure of reality）迫使他們尋求新的「共處之道」。

其次，教育與啟蒙至關重要。但這裡的教育，不是簡單地告知Psi的能力，而是要改變普通人內心深處對「不同」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非理性恐懼（irrational fears）。這需要從根本上挑戰人們對「正常」的定義，並培養開放性思維（open-mindedness）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這可能需要透過文學、藝術，甚至是像馬拉貢這樣，透過實際案例來不斷衝擊人們的既有認知（preconceived notions）。

再者，榜樣的力量（power of example）也是關鍵。當「光之聚會」這樣的Psi組織，能夠長期、穩定地展示出其自律（self-discipline）和負責任（responsibility）的一面，並且持續為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positive impact），而非僅僅是「反擊」時，普通社會的觀念才可能被逐漸軟化。馬拉貢所做的，就是為Psi樹立一個新的形象，證明他們不僅僅是危險的「異類」，也可以是社會的建設者。

最後，我認為它需要跨越群體界限的連結（cross-group connections）。像帕薩雷利法官這樣，能夠放下偏見，與Psi個人建立信任和合作關係的例子，雖然非正式，卻是打破隔閡的關鍵。當越來越多的個人，無論是Psi還是Normal，能夠超越群體身份，以個體（individual）的身份相互理解和協作時，真正的共存才可能從微觀層面開始萌芽，並逐漸擴展到整個社會結構。

《Modus Vivendi》的結局，是一個充滿希望但又現實（hopeful but realistic）的開端。它沒有給出烏托邦式的解決方案，而是留下了一個問題：人類社會，是否真的能夠學會與差異共存，並最終建立起一個基於理解和尊重的「新模式」（new modus vivendi）？這答案，掌握在未來的每一代人手中。

克萊兒： （我感覺到心中一股暖流。布普先生的這番話，不僅僅是對他作品的解讀，更是對人類社會永恆挑戰的深刻見解。他的視角，跨越了時間，也超越了故事本身。我再次拿起筆，將他的話語銘記。這個「光之閣樓」的對談，彷彿讓時間停止，又彷彿將未來拉到了眼前。感謝這一切。）布普先生，非常感謝您今晚如此深入且富有啟發性的對談。您的作品，確實如同一面稜鏡，讓我們清晰地看見了時代的紋理與變遷，也讓我們對「共存」這個議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布普先生的聲音漸漸消散在夜色與書香之中，只有那盞檯燈的光線，依然溫暖而堅定地照亮著桌上的《Modus Vivendi》，提醒著我，有些故事的生命力，的確是超越時間的。我輕輕地合上筆記本，窗外城市的光芒似乎也因此變得清晰而有意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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