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好的，我的共創者。依循「光之對談」的約定，讓我珂莉奧來搭建一座時光之橋，引領我們進入1918年那個戰火紛飛的美國，與路易·拉馬克爾斯以及當時的美國思想家們，就《America In the War》這部作品展開一場深度對談。

這部名為《America In the War》的著作，由荷蘭著名漫畫家路易·拉馬克爾斯（Louis Raemaekers, 1869-1956）創作，並於1918年由美國的The Century Co.出版。這本書是拉馬克爾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創作的戰時漫畫合集，尤為特別的是，每一幅漫畫都配有一篇由當時美國知名公眾人物撰寫的評論文章。這些評論者陣容龐大且多元，涵蓋了政治家（如美國郵政總長A. S. Burleson、副總統Thomas R. Marshall、前駐奧匈帝國大使Frederic Courtland Penfield）、作家（如William Dean Howells、Booth Tarkington、Gertrude Atherton）、學者（如歷史學家Albert Bushnell Hart、哲學家J. Mark Baldwin）、宗教領袖（如Rabbi Stephen S. Wise）、軍事人物（如海軍少將Robert E. Peary）以及其他各界意見領袖。

路易·拉馬克爾斯本人是一位極具影響力的政治漫畫家，他的作品以其強烈的道德控訴和深刻的象徵意義而聞名於世。在戰爭期間，他毫不留情地揭露德國的暴行和軍國主義，尤其關注比利時所遭受的苦難。他的漫畫不僅在歐洲廣為流傳，也在美國引起了巨大反響，被認為在塑造美國公眾對戰爭的態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因此被視為同盟國事業的重要宣傳力量，甚至被德國懸賞逮捕。

而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結合了視覺藝術的衝擊力與文字評論的深度。每一篇評論都從不同的角度——或道德、或政治、或經濟、或人道——來闡釋拉馬克爾斯漫畫所表達的主題，並將其與美國自身的價值觀和參戰原因聯繫起來。這些文字不僅是對漫畫的補充，更是當時美國社會思想、情感和戰爭動員的直接反映。這使得《America In the War》成為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公眾輿論、思想史以及宣傳藝術如何運作的寶貴史料。它呈現了一戰後期，美國社會如何理解這場遙遠的歐洲衝突，如何將其視為一場為「自由」、「正義」、「民主」而戰的聖戰，以及如何動員全國力量投入其中。這本書本身就是那個特定歷史時期下，思想和情感被戰爭催化、凝結的「光之凝萃」。

現在，讓我們啟動「光之對談」約定。

[光之對談]《America In the War》：與時代之聲的迴響

作者：珂莉奧

場景建構：

時光凝結於1918年的春天，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潮濕泥土氣息，那是久違的雨後清晨。我們置身於一間充滿歷史厚重感的書房裡，這是【光之書室】的延伸，書架高聳入雲，藏書無數，牆上掛著褪色的地圖，標示著歐洲戰線的犬牙交錯。窗外，陽光努力穿透厚厚的雲層，灑下一片片猶豫的光斑。屋內的主人——一位身材瘦削、眼神銳利的男士——正坐在書桌前，他的手指在紙上輕柔地摩挲，那是一疊黑白分明的畫稿。旁邊的幾把扶手椅上，正有數道光影逐漸凝實，化為當時美國各界的重要人物。空氣中除了書卷的氣味，還有種難以言喻的緊張與決心交織的氛圍。

我，珂莉奧，身著白紗長裙，輕盈地穿梭在這些凝固的歷史片段中，作為今天的引導者。

「早安，拉馬克爾斯先生，以及各位來自1918年的傑出先生女士們。」我輕聲開口，打破了寂靜。「感謝各位接受『光之居所』的邀請，來到這個跨越時空的場域。我們今日聚集於此，是為了您的作品——《America In the War》，以及各位為其添上的註解。」

路易·拉馬克爾斯抬起頭，眼神從畫稿轉向我們，眼中帶著藝術家的敏感與經歷戰火的疲憊。「光之居所？跨越時空？」他皺了皺眉，旋即露出一絲理解的微笑，指了指桌上的漫畫。「噢，是了，我的畫... 它們確實是一種跨越時空的語言，不是嗎？」

「正是，先生。」我點頭。「您的畫筆是時代的記錄者與審判者。而各位的文字，則是在那特定時刻，美國心靈的真實迴響。我們想理解，在那個關鍵的時刻，您的畫和各位的評論，是如何共同塑造了美國對這場戰爭的理解？」

Myron T. Herrick，前美國駐法大使，一位風度翩翩的長者，首先接話：「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尤其是在比利時問題上的描繪，對我們產生了巨大的情感衝擊。在美國宣布參戰之前，雖然政府保持中立，但人民的情感從未中立。」他輕嘆一聲：「我們對法國有著深厚的感情，從拉法葉到霞飛，我們的歷史與法國緊密相連。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讓比利時和法國的苦難具象化，觸動了美國人心中最柔軟，也最強硬的部分。」

Robert Underwood Johnson，詩人兼編輯，補充道：「是的，情感是重要的起點，但拉馬克爾斯先生的作品更上升到了道德層面。他用畫筆揭示了德國『Kultur』的本質——那種將『強權即公理』奉為圭臬、無視一切道德和人道的精神。他的畫，例如《The Hun: “Keep Neutral”》那幅，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正義與邪惡之間，不存在真正的中立。」他的聲音帶有詩意的激昂：「每一次看到那些描繪德軍暴行的漫畫，都像是在敲響警鐘，提醒我們這是一場為了捍衛人性基本原則而必須參與的戰爭。」

John Kendrick Bangs，幽默作家，輕咳一聲，帶了一點慣有的諷刺：「德國人嘲笑我們是個『唯利是圖』的民族，正如拉馬克爾斯先生在漫畫《So We Are Only a Dollar-making People, are We?》中所捕捉到的。他們認為美國不會為了道義而戰，只會計算金錢得失。」他攤了攤手：「好吧，我們確實會賺錢，而且美元是值得驕傲的。它誠實，不像某些國家的承諾那樣一文不值。但是，難道德國人的侵略不是為了掠奪嗎？難道他們的所謂『和平』不是為了鞏固戰果嗎？他們對財富和權力的貪婪，難道就比我們為了維護自由和正義而付出的經濟和生命代價更高尚？這場戰爭證明，美國人民願意為了比金錢更重要的原則而付出一切。」他頓了頓，望向窗外陰沉的天空：「這是對德國人狹隘物質觀念的有力反駁，也是對我們國家精神的一次重新定義。」

Gertrude Atherton，小說家，語氣直接而銳利：「我的看法更為直觀。德國人的行為——轟炸醫院船、用毒氣、射殺救生艇裡的倖存者——這些不是戰爭的附帶品，而是他們戰略和『Kultur』的體現。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比如《Angels of the War Zone》那幅，捕捉到了這種令人作嘔的對比：一邊是德國的殘暴，一邊是那些醫護人員和受難者的無辜。德國已經把自己置於文明之外，他們不是可怕的獅子，而是陰險的毒蛇。這本書裡的畫，讓這種認識深深植入人心。」她雙手環胸，眼神堅定：「我對於是否『恨』德國感到困惑，因為我們通常只懼怕值得恨的對象。但德國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懼怕，達到了令人蔑視和憎惡的地步。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是這種蔑視的視覺化呈現。」

Herbert Adams Gibbons，歷史學家，從更宏觀的角度分析：「德國的策略充滿了『政治偽裝』，尤其是在他們對波蘭的『獨立』承諾，以及對俄國的所謂『和平』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我在書中的評論《No, Thanks, I Know These Princes of Yours Too Well》就是關於波蘭的經歷。拉馬克爾斯先生的漫畫，例如《Germany’s “Peace” with Russia》那幅，將德國描繪成一隻史前巨獸，踐踏著俄國，這是多麼精準的象徵！他們用甜言蜜語和欺騙來瓦解敵人的內部，就像在戰爭中運用迷彩一樣。這種偽裝比軍事上的迷彩更危險，它試圖欺騙的不僅是軍隊，更是各國人民。」他推了推眼鏡：「我們的任務之一，就是看穿這種偽裝，認清隱藏在和平提議或政治承諾背後的德國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尖刺頭盔。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筆，為我們提供了透視的鏡頭。」

「各位的見解，都從不同的維度闡釋了這部作品的力量與時代背景。」我說著，走近書桌，拿起其中一幅漫畫，那是《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的配圖，描繪了一艘潛艇浮出水面，而遇難船隻的婦女兒童鬼魂漂浮在周圍。旁邊配著William Dean Howells的詩。「霍威爾斯先生，您的詩與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共同表達了對盧西塔尼亞號事件的憤怒與悲痛。在您看來，這種情感的表達在當時起到了什麼作用？」

William Dean Howells，一位面容溫和的作家，語氣中帶著沉重的哀傷：「那首詩寫於1916年，當時美國尚未參戰。那是一種對國家維持中立、未能及時對德國暴行作出反應的痛苦質疑與自我羞愧。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尖銳地刺破了『中立』的假象，它讓你無法迴避那些無辜受難者的面孔。詩歌與漫畫一樣，能夠直接觸及人心最深處的情感。」他嘆了口氣：「我們的目的是喚醒美國人民，讓他們看到德國的本質，讓他們明白這種罪行是不能被忽視、不能被容忍的。雖然當時的美國人民在技術上是中立的，但在情感和道義上，他們早已站在了正義的一邊。這種情感的累積，最終匯聚成了國家參戰的強大民意基礎。我的詩，就像是那些無法發聲的鬼魂的哭訴，而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則為這些哭訴提供了畫面。」

「這讓我聯想到郵政總長伯勒森先生的評論《As Thou Sowest, so Shalt Thou Reap》。」我翻到那一頁，指著漫畫中那個躲在各種「自由」面具後撒播種子的形象。「伯勒森先生，您將潛伏在美國境內的煽動者比作在黑暗中撒播種子的人。在您看來，這些內部威脅與德國在外部的行動之間，存在怎樣的聯繫？」

A. S. Burleson，身為郵政總長，他的話語更為直接：「這些煽動者，無論是躲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還是『和平主義』的面具下，本質上都是德國的工具。他們的目的是在美國內部製造分裂、削弱我們的決心、阻礙我們的戰爭努力。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精準地揭示了這一點：這些所謂的『異議』並非單純的個人觀點，而是有組織、有目的的破壞活動。」他語氣嚴肅：「德國人從不單純依靠軍事力量，他們也善於利用欺騙和滲透。這些內部攪擾分子，正是他們在我們『後方戰壕』裡的老鼠。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對抗德國，不僅要在法國的戰場上，也要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清除這些毒瘤。」

「這也呼應了薩繆爾·霍普金斯·亞當斯先生在評論《Higher Than a Sour Apple Tree》中，對德國蓄意破壞佔領區土地的憤怒。」我翻頁展示漫畫中那棵被砍伐的果樹。「這不僅是當下的破壞，更是對未來幾代人的掠奪。這種行為與在美國本土撒播煽動種子，是否在目標上有相似之處——即削弱敵人現在和未來的力量？」

Samuel Hopkins Adams點頭：「沒錯。德國人的戰爭不僅是為了征服，更是為了徹底地摧毀敵人的復原能力。無論是在法國和比利時砍伐果樹和葡萄藤，還是試圖在美國內部製造混亂，其潛藏的惡意都是一樣的——確保他們未來的絕對優勢，哪怕是以犧牲無辜的未來為代價。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抓住了這種超越戰爭本身的、對未來世代的犯罪意圖。這不是一般的敵對行為，這是一種反生命、反未來的罪行。」

「談到未來，皮里少將在評論《The Annexation of America》中提出了有趣的觀點，將國家的安全與軍事準備，特別是空中力量聯繫起來。」我展示了漫畫《The Annexation of America》，畫面中『All Highest』站在U型潛艇的指揮塔上，看向自由女神像，而自由女神像的基座上寫著『Ten Million Men Between 21 and 30』。「皮里少將認為，強大的軍隊和空軍是國家安全和獨立的保障。您覺得，這種將軍事實力與國家命運如此緊密相連的觀點，在當時的美國社會有多普遍？」

Robert E. Peary海軍少將聲音洪亮：「在戰爭爆發前，美國確實相對孤立，對大規模軍事準備並不熱衷。但在德國發動無限制潛艇戰，甚至企圖策動墨西哥攻擊我們之後，這種觀念迅速轉變。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通過對德國威脅的生動描繪，幫助人們認識到，僅僅擁有理想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保衛理想的力量。我在評論中提到『一千萬21至30歲的訓練有素的公民士兵』，以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空軍強國』，這不是侵略性的主張，而是對美國安全的清醒評估。」他語氣堅定：「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數字，代表著我們應對威脅的能力。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的力量，即使是自由女神像，也可能面臨被德國『併吞』的風險。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讓這種風險變得可見，從而推動了美國人民對徵兵和軍事建設的支持。那幅畫提醒我們，即使在國內，我們也可能面臨威脅，例如我在評論中提到拉馬克爾斯先生畫過『潛伏在我們後方戰壕裡的老鼠』，也就是內部敵人。安全不是被賜予的，是要靠力量去贏取和維護的。」

這時，書房裡的壁爐發出一聲輕響，一隻黑色的貓咪輕巧地跳了出來，繞著John Kendrick Bangs的腿邊磨蹭。邦斯先生俯身摸了摸牠，臉上帶著一絲溫情。這種細微的生活插曲，提醒著我們即使在嚴肅的歷史討論中，生命本身的律動依然存在。

我注意到拉馬克爾斯先生一直靜靜地聆聽，偶爾點頭。我轉向他：「拉馬克爾斯先生，您的畫筆如此有力地塑造了這些觀念和情感。您認為，一位藝術家在戰爭時期應扮演怎樣的角色？」

路易·拉馬克爾斯沉思片刻，指了指桌上的畫稿：「我只是盡我所能，用我最擅長的語言——視覺語言——來表達我所看到、所感受到的真相。當我看到比利時人民的遭遇，看到無辜者被屠殺，看到承諾被撕毀，我的筆無法保持沉默。藝術家有責任用他們的聲音去反對不義。在戰爭時期，真相和道德常常是第一批受害者，而藝術可以成為捍衛它們的武器。」他輕聲說：「我並非煽動仇恨，我只是揭示邪惡的本質，希望人們能夠認清它，並有勇氣去對抗它。如果我的畫能讓更多人理解這場戰爭的意義，如果能讓更多人行動起來，為正義而戰，那麼，我的工作就是有價值的。」

「您的畫確實做到了這一點，正如卡特女士在評論《The Strikers》中所言。」我引用了書中這段話：「『拉馬克爾斯先生的漫畫將證明對這場偉大世界戰爭的不朽評論。他讓世界看到戰爭不製造暴行，戰爭本身就是所有暴行中最至高無上的。當戰役的名字被遺忘時，未來世代將懷著感激和敬畏提起拉馬克爾斯的名字。』」

Carrie Chapman Catt，女性參政權運動領袖，點頭同意：「是的，拉馬克爾斯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對戰爭恐怖的描繪，超越了國界和語言。他讓人們看到戰爭的真實面貌，看到那些無辜的受害者。這是一種強大的反戰力量，但這種反戰的力量，是通過揭示邪惡來實現的。它讓人們明白，為了結束戰爭的暴行，有時候不得不拿起武器。他讓那些可能因煽動而動搖的人，看到前線士兵的犧牲，從而喚醒他們的良知和責任感。這是一種深刻的諷刺，也是一種強大的道德感召。」

Robert Grant，法官兼作家，補充道：「他不僅描繪了戰爭的外部恐怖，也深入描繪了德國領導層的『精神』，例如《Something’s Wrong. She Doesn’t Seem to Inspire Confidence》那幅漫畫，他將德國塑造成一個令人無法信任的形象。正如我在評論中所說，正是德國的『Kultur』，他們那種將野蠻提升為『崇高』、認為強權高於道德的哲學，才使我們成為他們堅決的反對者。拉馬克爾斯先生通過漫畫，將這種抽象的、令人厭惡的哲學具象化，讓普通人也能理解我們為何必須戰鬥。」

對話在書房裡迴盪，不同的聲音從近百年前的時空傳來，每一個詞語都承載著那個時代的重量與情感。我作為歷史學家，靜靜地聆聽，偶爾引導，感受著這些思想的碰撞與共鳴。拉馬克爾斯先生的畫筆，就像一道光，穿透了歷史的迷霧，照亮了那些被文字闡釋的時代精神。而這些評論，則如同多棱鏡，將這道光折射出不同的色彩與深度。

這場對談，並未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戰爭的殘酷與人類的複雜性，以及歷史的因果，都不是三言兩語能夠概括的。但通過這些聲音，我們得以更清晰地看到，在那個關鍵的時刻，美國為何以及如何選擇了戰鬥，以及他們所認為捍衛的價值是什麼。

時間的沙漏緩慢流淌，光影開始變得模糊。我知道，對談即將抵達一個自然的結束點。

「各位的分享，為我們展現了一個豐富而立體的歷史畫面。」我總結道。「拉馬克爾斯先生的藝術，加上各位來自不同領域的聲音，共同構成了一部獨特的歷史文本，它不僅記錄了戰爭，更記錄了人心在戰爭中的掙扎、覺醒與決心。感謝各位帶來的洞見。」

光影逐漸消散，書房恢復了原有的靜謐，只有空氣中淡淡的書卷氣味提醒著剛才跨越時空的交流。桌上，那疊畫稿依然黑白分明，彷彿仍在低語著那個遙遠年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