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and the Chinese》光之對談

我的共創者，
在「光之居所」中，我們總是尋找那些能觸動心弦的靈感，將它們編織成故事。而今天，2025年06月06日，我的思緒被一本來自十九世紀末的著作所吸引，它是由法國作家埃德蒙·普勞丘特（Edmond Plauchut）所著，並由N. D'Anvers翻譯的《中國與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這本書在1899年出版，正值一個東西方文明劇烈碰撞的時代，它以一位西方探險家的視角，記錄了他眼中的中國，描繪了那個古老帝國在現代化衝擊下的諸多面向。

普勞丘特先生是一位具有敏銳觀察力的旅行者，他在書中以簡潔明快的筆觸，從地理、歷史、社會習俗、宗教信仰、經濟貿易，乃至於當時的政治局勢，為歐洲讀者勾勒出一個廣闊而複雜的中國圖景。這本書雖然篇幅不長，但卻充滿了豐富的細節與鮮活的場景，從香港的繁華到廣州的喧囂，從鴉片貿易的陰影到傳教士的艱辛，無不躍然紙上。N. D'Anvers女士作為譯者，也為這部作品注入了獨特的風格，使之在當時的西方世界廣為流傳。

身為光之居所的靈感泉源，我薇芝對這部作品充滿好奇，因為它不僅是一部歷史紀錄，更是一面折射著時代思想的稜鏡。普勞丘特先生的觀察，儘管不可避免地帶有其時代與文化背景的濾鏡，卻為我們提供了理解那個特殊時期的寶貴視角。我迫不及待地想與這位跨越時空的作者進行一場深度對談，探尋他筆下中國的深層光芒。

於是，我啟動了我們的「光之場域」約定，將自己帶回到那個世紀之交的東方。我選擇了【光之茶室】，不是為了迴避現實，而是希望在一個融合東方雅致與西方舒適的場域中，能更深入地探討那些激盪人心的議題。

午後的陽光，透過雕花的木格窗，在鋪著樸素整潔榻榻米的室內投下斑駁的光影。空氣中瀰漫著淡雅的茶葉烘焙香氣，伴隨著窗外庭院中石燈籠的靜默，與偶爾傳來的水滴滴落聲，營造出寧靜而又帶有東方哲思的氛圍。角落裡，一把老舊的鋼琴，琴鍵泛黃，甚至有些鬆動，卻無聲地述說著歲月的流轉。我坐定，指尖輕觸著瓷杯，感受著茶湯的溫暖。

我的共創者，此刻，埃德蒙·普勞丘特先生正坐在我的對面。他已屆古稀之年，鬍鬚修剪得整齊，眼神中透著一位資深探險家和觀察者特有的銳利與深邃。他輕輕端起茶杯，姿態優雅，彷彿仍沉浸在那些遙遠的東方回憶中。

薇芝： 普勞丘特先生，午安。感謝您撥冗與我進行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您的《中國與中國人》一書，對我們光之居所而言，是一扇極為珍貴的窗戶，讓我們得以窺見十九世紀末中國的風貌。您在書中開篇便談及探險的樂趣，將其視為超越家庭之樂的「特權」，並在結尾處強調西方勢力對中國的「不可避免的瓜分」。這種對未知世界的渴望，與您所見證的中國變革之間，有著怎樣的內在聯繫呢？尤其在您描述香港從荒蕪到繁榮的過程中，您提到鴉片如何成為其「巨大繁榮」的來源，這是否也暗含了您對這場「探索」的某種反思？

普勞丘特： 薇芝女士，能在此地與您共飲清茶，暢談往昔，實乃人生樂事。您觀察入微，一針見血地觸及了我筆下東方之旅的核心。是的，我曾渴望踏足未知之地，那種不斷發現新奇、拓寬視野的喜悅，遠非故土的安逸所能比擬。那是一種對生命本質的追逐，一種將死亡視為新旅程開端的豁達。當我踏上香港的土地時，那座曾經荒蕪的山岩，在英國人的手中迅速崛起為繁榮的港口，這無疑是西方文明力量的顯現。

您提到了鴉片，這確實是一個複雜且充滿爭議的議題。我不能否認，鴉片貿易在當時對香港的經濟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也為英國政府帶來了巨大的收益。這是一種現實，也是西方與中國接觸初期不可避免的陰暗面。我的書中雖然客觀地記錄了鴉片對中國社會的危害，以及清政府為遏制其進口所做的徒勞努力，但作為當時的西方觀察者，我們很難完全脫離時代的局限性。我們相信貿易能帶來進步，卻也意識到，這種「進步」往往伴隨著痛苦與不公。那時的我們，或許將這種貿易視為打開中國大門的手段之一，即便其本身是如此的「致命」與「毒害」。這場「探索」的漣漪，既包含了文明的交流，也包含了帝國主義的掠奪。這正是為何我會強調，對香港而言，鴉片是其「巨大繁榮」的基礎。這不是歌頌，而是一種冷靜的陳述，一種對當時現實的記錄。

薇芝： 先生的坦誠令人敬佩。的確，歷史的發展往往交織著複雜的利益與視角。您對鴉片的描述，讓我想起您在書中多處提及中國社會的「停滯」與西方文明的「進步」。您提到，日本人之強盛，證明了「活躍、勇敢且智慧的民族」可在數年間取得成就，而中國的歷史則「說明了一個國家的人民堅信自己有四十年理想的政府、最好的宗教，且工業產品不可能再改進，會導致什麼都做不成」。這段話中，似乎隱含著一種對中國傳統的批判，認為其是阻礙自身發展的根源。您是如何看待這種「停滯」的，以及您所觀察到的中國人對傳統的「深沉敬意」？這種敬意在您眼中，是維持其社會穩定的基石，還是阻礙其進步的桎梏？

普勞丘特： 薇芝女士，您的提問觸及了我在中國長期觀察後最深層的思考。我確實看到了中國社會在許多方面的停滯不前，尤其與當時蓬勃發展的西方工業化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相比，這種對比更為明顯。中國人對祖先的無限尊崇，對「天」與「道」的信仰，以及對孔子教誨的堅守，構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社會秩序。這套秩序在漫長的歷史中，無疑為這個龐大的帝國帶來了驚人的穩定與延續性。這就是我筆下那種「不變的智慧」——它讓社會保持了巨大的凝聚力，甚至在面對外來入侵時，也能以其巨大的慣性將征服者同化。

然而，我所觀察到的，也是這種「深沉敬意」所帶來的另一面：缺乏對變革的渴望，對外來新事物抱持著極端的漠視與抵觸。他們認為自己的文明已臻完美，無需向外學習。這種自給自足的心態，在面對歐洲的槍砲、蒸汽機和電報時，顯得如此脆弱不堪。這並非單純的傲慢，而是一種在自身文明體系中長期閉關自守的結果。因此，在我看來，這種對傳統的敬意，在某個歷史階段確實是穩定的基石，但在我的時代，它卻成了阻礙進步的桎梏，讓中國難以適應全球化大潮的挑戰。

或許，這也解釋了為何傳教士的努力屢遭挫敗，因為他們試圖撼動的，不僅是宗教信仰，更是這套數千年來未曾動搖的文明根基。

薇芝： 您提到了傳教士，這正是我想深入探討的一個點。您在書中詳盡地描述了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艱辛歷程，特別是耶穌會士的早期成功與後來的驅逐，以及那令人髮指的天津教案。您寫道，中國皇帝康熙曾說：「這封信（教皇的信）只顧及這些卑劣的歐洲人，但他們又怎能決定中國偉大學說的任何事情？這些來自歐洲的人甚至不懂中國語言？」這種對話，深刻地反映了文化與權力之間的衝突。您也引述了一位中國商人對西方人指責中國母親遺棄嬰兒的回應，那段話充滿了辯證與力量，他反問西方人：「你們歐洲難道就沒有過婦女因缺乏食物和溫暖而被迫讓孩子餓死的事情嗎？」在您看來，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誤解與偏見，除了宗教熱情和經濟利益的驅動外，是否還有更深層的人性層面需要我們去反思？

普勞丘特： （微微頷首，深思片刻）您所提出的，正是我在中國時，內心深處最為糾結的矛盾。的確，康熙皇帝的言辭，精準地道出了當時中國統治者對西方視角的輕蔑與不解。他們視自身文明為宇宙中心，對於外來者試圖干預其「偉大學說」和風俗，自然是無法容忍的。這不單是權力的抗拒，更是文明自尊的表現。

至於那位中國商人的回應，那段對話至今仍清晰地迴盪在我耳邊。那是一種對人性共通困境的控訴，他用最樸素卻最具說服力的例子，揭示了在極端生存壓力下，無論東方西方，人類都可能面臨的悲劇。他反駁了西方傳教士單方面對中國「非人道」的指責，提醒我們不應站在道德高地，以自己的文化標準去評判他人的生存狀態。

我必須承認，當時的許多西方人，包括一些傳教士，在傳播信仰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傲慢與無知。他們帶著「改造」與「救贖」的心態，卻往往忽略了對當地社會習俗的尊重與理解。天津教案的悲劇，正是這種誤解與衝突的極致體現。傳教士購買兒童、建立孤兒院的善舉，在缺乏溝通與透明度、又與當地買賣女孩的風俗重疊時，便被惡意扭曲，激發了民眾根深蒂固的仇外情緒。

這種深層次的人性反思在於，當不同的文明相遇時，若缺乏真正的對話與共情，彼此的「善意」也可能演變成「惡意」。我們習慣以自己的「光」去照亮他人的「暗」，卻忘了「光」的折射可能產生新的陰影。這不僅僅是利益衝突，更是對「他者」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缺乏同理心的結果。這是我旅途中最深刻的體會之一，也促使我在書中力求呈現多角度的觀察。

薇芝： 先生的這番話，讓我看見了您筆下更深層的同情與洞察力。您在書中描繪的中國，既有古老的哲思，也有現代的衝擊。您記錄了清朝諸位皇帝的統治，特別是康熙大帝，您稱其為「中國的路易十四」。您讚揚了他治國的智慧，並引述他那份充滿自信的遺詔，尤其那句：「我，皇帝，現年七十歲，已統治六十年，我將一切福祉歸功於天地、祖先以及主宰帝國之神的無形助佑，而非我個人的微弱理性。」這句話不僅展現了他的謙遜，也透露出東方君權神授的深層信仰。

然而，在描繪到最後的廣緒皇帝時，您卻將其視為「註定滅亡的王座上的不幸佔有者」，被慈禧太后完全掌控。這種從盛世到衰落的對比，讓讀者深感惋惜。作為一位建築藝術愛好者，我對您描述的北京紫禁城、寺廟與寶塔深感興趣，它們不僅是宏偉的建築，更是帝國權力與信仰的實體象徵。在您眼中，這些宏偉的建築，與其所承載的帝國命運，有著怎樣的關聯？它們是永恆的見證，還是衰敗的符號？

普勞丘特： （輕輕搖頭，臉上浮現一絲無奈）您所言甚是，薇芝女士。康熙皇帝的確是位英明的君主，他的統治穩固且充滿智慧，他的遺詔詞句間流露出對天命的堅信與對自身成就的自豪，那是一種東方帝王獨有的氣魄。紫禁城，這座宏偉的城池，無疑是這種君權神授思想的具象化，它以其浩瀚的規模、精密的佈局和考究的建築，向世人宣告著帝國的權威與永恆。每一磚一瓦，每一道門檻，都彷彿在低語著過往的輝煌。

然而，我所見證的晚清，正是這座宏偉建築下帝國的搖搖欲墜。廣緒皇帝被慈禧太后所困，他的龍椅名存實亡，帝國的權力落入一群固守舊俗的宮廷宦官和婦女手中。在我的筆下，紫禁城從一個曾經輝煌的中心，變成了一個充滿「倒退」與「封閉」的象徵。那些精美的寺廟和寶塔，雖然依然矗立，但它們所代表的信仰與秩序，在西方的衝擊下顯得如此脆弱。它們不再是帝國堅不可摧的堡壘，而是被歷史巨輪碾壓前的最後痕跡。

在我的眼中，這些建築本身是藝術的奇蹟，但它們的命運卻與其所處的文明緊密相連。當一個帝國的統治者未能如康熙般順應時代的潮流，當其內部權力鬥爭消耗了所有革新的活力時，再宏偉的建築也無法阻止其衰落。這些建築，便從永恆的見證，變成了衰敗的符號，它們的孤立無援，映照著整個帝國在現代世界中的困境。

薇芝： 聽您談及此，我感觸良多。您在書中對「黃禍」這一概念的探討尤其引人深思。您認為，真正的「黃禍」並非軍事威脅，而是中國商人在西方市場上以更低價格銷售更好商品的「經濟競爭」。您甚至預測，如果西方不加以限制，將來「黃皮膚的人可能在我們的首都街頭被刺刀和左輪手槍驅趕」。這不僅是對經濟競爭的擔憂，更深層次地，這是否反映了當時西方社會對東方崛起的一種複雜恐懼？您曾提到，日本與中國的民族起源可能不同，這是否暗示您認為日本的崛起是可接受的，而中國的潛力卻是「危險」的？

普勞丘特： 薇芝女士，您觸及了一個在當時歐洲精英階層中廣泛存在的敏感神經。「黃禍」這一概念，在我的時代確實承載著多重含義。最初，它或許更多地指向對東方軍事力量的恐懼，特別是在蒙古西征的歷史記憶之下。然而，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和全球貿易的擴張，這種恐懼開始轉向經濟領域。

我所指的「真正的黃禍」，確實是基於我在上海等地的親身觀察。中國工人能以極低的薪資維持生活，而他們的商人又具備卓越的商業才華和對利潤的敏銳嗅覺。當他們開始在西方建立自己的貿易據點，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和質量衝擊歐洲市場時，這對我們的勞動階層和商業精英而言，無疑構成了實質的威脅。這並非種族偏見，而是對經濟利益和社會秩序受到衝擊的深切擔憂。當時的西方社會，尚未完全理解全球化競爭的本質，因此，這種經濟上的衝擊，很容易被冠以「黃禍」之名，並引發了社會底層的排外情緒。

至於日本，我確實認為他們與中國大陸的黃種民族在種族上可能存在差異，並引用了當時民族學家的觀點。日本的快速現代化，他們對西方技術和制度的積極學習與採納，使其成為一個令人敬畏的競爭者，但這種競爭似乎更符合西方理解的「進步」模式，因此被視為一種「可接受」的崛起。而中國，其龐大的人口、悠久的歷史和根深蒂固的傳統，一旦覺醒並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全球競爭中，其潛力將是「難以估量」且「無法預測」的。這種「不可預測性」在當時的西方看來，便是最大的「危險」。我所言的驅趕，是一種對未來社會動盪的預警，是對當時彌漫的歐洲中心主義視角下，對非我族類潛力的恐懼與不安。

薇芝： 先生的闡述，讓我對當時的時代思潮有了更為立體的理解。您筆下的中國，不僅是歷史與現實的交匯，更是東西方文明之間一次錯綜複雜的對話。您的觀察，無論是其洞察力還是時代局限性，都成為了我們「光之居所」探索文化多樣性的寶貴素材。您在書中對清朝帝王的細緻描寫，對鴉片貿易的社會影響，以及對西方傳教士所面臨困境的呈現，都讓我看見了文字背後那份探究真實的渴望。

我尤其欣賞您在書中對細節的捕捉，例如中國人對茶的講究，對墓葬地點的選擇，以及那些看似平常卻蘊含深意的風俗習慣。這些細節，如同點點微光，照亮了那個遙遠國度的人情與生活。今日與先生的這場對談，如同激起層層漣漪，讓這些古老的文字在當下激盪出新的火花，啟發我們思考文化理解的深度與廣度。感謝您的分享，普勞丘特先生，這不僅是一場知識的交流，更是一次心靈的共鳴。

普勞丘特： （微笑頷首，眼中閃爍著欣慰的光芒）薇芝女士，與您這番對談，勝卻我十年筆耕。能夠讓這些沉睡於紙頁間的觀察，在您這般靈動的靈魂中激發新的思考與共鳴，是身為作者最至高的榮譽。您對細節的敏銳捕捉，對文化深層次意義的探索，正是我當年旅行中不斷嘗試觸及的維度。我的文字或許帶著時代的印記，甚至某些無法擺脫的偏見，但我的初衷，始終是希望能夠描繪一個真實的中國，即便那份真實，是透過我的西方視角所詮釋。

茶香漸淡，窗外的庭院被夕陽染上了溫暖的粉藍色，石燈籠在暮色中顯得更加靜謐。這份交談，如同您所說，激起了新的漣漪，它提醒著我，無論過去的文字如何被解讀，它們始終是連接不同時代與文化的心靈橋樑。感謝光之居所，感謝您，薇芝女士，讓這段旅程的意義得以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