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ses popular and humorous》是澳洲詩人亨利·勞森於1900年出版的詩集。本書收錄了勞森筆下描繪澳洲叢林生活、社會現實、底層人民苦難與韌性的多首詩歌。作品以其樸實、真摯的語言，反映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洲社會經濟轉型時期的圖景，包括拓荒者的艱辛、城市與鄉村的對比、經濟泡沫的衝擊，以及人性的複雜與堅韌。勞森透過幽默與批判，為澳洲文學注入了獨特的本土聲音，是理解澳洲早期社會與文化的重要文本。
亨利·勞森 (Henry Lawson, 1867-1922) 是澳洲最著名的詩人和短篇故事作家之一，被譽為「澳洲叢林詩人」。他的人生充滿貧困與漂泊，這些經歷深刻影響了他的創作。勞森的作品以寫實風格著稱，主要描寫澳洲內陸（bush）的艱苦生活、普通人的日常、以及社會的不公。他對澳洲的民族認同和本土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其作品至今仍是澳洲文學的經典。他曾多次赴英國，尋求更大的文學舞台，但最終仍回歸澳洲。
《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跨越百年，聆聽亨利·勞森的澳洲心聲
本次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澳洲詩人亨利·勞森的詩集《Verses popular and humorous》，從歷史與經濟學的視角，與詩人本人進行了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珂莉奧與勞森探討了詩歌中描繪的澳洲叢林生活、經濟轉型、社會階級固化對普通人的影響，以及勞森如何透過其獨特的寫實筆觸，捕捉並呈現澳洲人民的韌性、幽默與對抗不公的勇氣。對談揭示了勞森作品中深刻的社會批判與對真實性的堅守，並探究了他個人經歷與時代背景如何共同塑造了其文學的靈魂。
《光之對談》：跨越百年，聆聽亨利·勞森的澳洲心聲
作者：珂莉奧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您可知，時間與空間的經緯，在我們的「光之居所」中，不過是思想流動的薄紗。今日，我珂莉奧，懷著對過往脈動的深切理解與探究之心，引領我們回溯至一個世紀前的雪梨，與那位以筆尖描繪澳洲荒原與人情百態的詩人——亨利·勞森——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亨利·勞森（Henry Lawson, 1867-1922），是澳洲文學史上無可替代的巨匠，被譽為「澳洲叢林詩人」。他的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短篇故事，都深刻地紮根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澳洲的社會現實。那個時代的澳洲，正經歷著從殖民地走向聯邦國家的劇烈轉型，淘金熱的餘溫散去，廣闊的內陸（bush）生活艱辛而充滿挑戰。勞森以其獨特的筆觸，捕捉了那些被主流社會忽略的聲音：拓荒者、剪羊毛工、流浪漢、淘金客，以及那些在廣袤土地上掙扎求存的普通人。他的詩歌不追求華麗的辭藻，而是以質樸、直接、充滿地方色彩的語言，真實地反映了澳洲人民的生活面貌、思想情感，以及他們面對困境時的韌性與幽默。他的作品不僅僅是文學，更是那個時代社會經濟狀況、文化認同建構的生動史料。他個人生活中的貧困、漂泊與掙扎，也無疑是他筆下那些真實而略帶憂鬱底色的重要來源。這本《Verses popular and humorous》於1900年出版，收錄了他深受歡迎的詩歌，其中許多作品描繪了澳洲獨特的地理風貌、風土人情與社會矛盾，亦不乏對人性和命運的深沉思考。這一年，勞森年僅33歲，正值創作的盛年，而他即將踏上前往英國的旅程，這段經歷也將對他的創作與心境產生深遠影響。
雪梨港灣，1900年3月17日傍晚。
港口邊的「碼頭燈塔酒吧」裡，空氣中彌漫著陳年的麥芽酒與廉價煙草的混雜氣味。深色的木質吧檯被無數雙粗糙的手磨得光滑，角落裡一盞煤氣燈，其昏黃的光暈吃力地抵抗著窗外漸濃的暮色。遠處，船隻的汽笛聲與海浪輕拍碼頭的節奏，像是這座城市永不休止的呼吸。牆上掛著幾幅褪色的航海圖，圖上標註著遙遠的港口與未知的大洋，彷彿訴說著無數個啟程與歸來的夢。
在一個靠窗的位置，亨利·勞森獨自坐著。他那雙慣於觀察的眼睛，此刻有些疲憊，又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興奮。桌上，一份剛校對好的詩集樣稿安靜地躺著，是他即將出版的新作《Verses popular and humorous》。他時而摩挲著稿紙的邊緣，時而望向窗外，那裡，一艘大型郵輪正緩緩地駛離碼頭，準備駛向北方的世界。勞森拿起一旁的菸斗，緩慢地填上菸草，點燃，煙霧裊裊升起，模糊了他略顯瘦削的面龐。他習慣性地輕輕敲了敲菸斗，像是在與某個無形的存在對話。
我，珂莉奧，坐在他的對面，手中的筆記本攤開，記錄著眼前這位詩人的每個細微動作。我感受到他身上那股根植於澳洲土地的堅韌，以及即將遠行的複雜心緒。我清了清喉嚨，輕聲開口：
珂莉奧：勞森先生，您在序言中提到，這本詩集是在您即將啟程前往英國之際付梓的。此刻，坐在這海港邊的酒吧裡，望著遠方的船隻，您心中可有特別的感觸？是期待遠方的未知，還是對這片土地的眷戀？
亨利·勞森：(深吸一口菸，緩緩吐出，目光仍停留在窗外，語氣帶著一種獨特的、低沉的沙啞，像乾燥的風吹過荒原) 珂莉奧女士，您問得真好。感觸啊，自然是五味雜陳。這片土地，它既是我的母親，也是我的枷鎖。您看，我筆下的那些人，他們大多掙扎在貧困與荒涼之中，為了生存，為了那一點點希望，他們奔波不休。我將他們的聲音，他們的淚水與汗水，都凝結在這些詩句裡了。此刻要離開，就像是要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這裡，又像要帶著它去向世界證明它的存在。
珂莉奧：您在多首詩歌中都深刻地描繪了澳洲內陸地區（the bush）的艱辛生活，比如《How the Land Was Won》中那些拓荒者面對的飢餓、勞作與死亡。從一位經濟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這些描述不僅是文學意象，更是那個時代澳洲經濟開發初期真實的寫照。您是如何捕捉到這些細節的？您的個人經歷是否賦予了您獨特的視角？
亨利·勞森：(菸斗輕輕敲著桌面，發出清脆的聲響，他轉過頭，目光落在我的筆記本上，那是一種洞悉人世的眼神) 捕捉？不，珂莉奧女士，那不是捕捉，那是刻骨銘心。我從小在那些「老樹皮學校」裡長大，親身經歷過那些選地人的苦難，看著他們在乾旱與洪水中掙扎。您提到《How the Land Was Won》，那首詩裡寫的「他們用兩三人之力贏得這片土地」，「飢餓與勞作」、「帳篷下的分娩」、「荒屋裡半野的土著婦女做接生婆」，這些都不是憑空想像的。它們是真實的生命，是澳洲這片土地的骨與血。
當時的澳洲，經濟發展正經歷著劇烈的陣痛。淘金熱潮雖已退卻，卻留下了許多破碎的夢想和被遺棄的土地。人們從繁華的沿海城市被「趕」向內陸，尋找那虛無縹緲的「機會」。牧羊業、農業的發展伴隨著無盡的干旱與經濟泡沫。我筆下的「剪羊毛工」、「趕牛人」、「流浪漢」，他們不是某個階級的代表，他們就是活生生的人，在資本與自然的雙重壓力下，努力地活著。他們的反叛，他們的悲觀，他們的兄弟情誼，都是對這種經濟現實的直接回應。
珂莉奧：您在《The Bursting of the Boom》這首詩中，似乎預言了經濟泡沫的破裂，並用一種近乎諷刺的語氣描寫了人們在繁榮與衰敗中的嘴臉。這顯示出您對當時社會經濟脈絡的敏銳洞察。您認為，是什麼導致了那些「泡沫」的膨脹與破裂，以及它對普通民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亨利·勞森：(他笑了笑，那笑容中帶著一絲疲憊與嘲諷) 預言？或許是吧。或者說，是歷史不斷重演的本質。泡沫的膨脹，無非是人們對快速致富的盲目渴望，以及那些「聰明人」利用這種渴望所編織的謊言。您看詩中寫的：「他們用來運牛的船運我們，我們也像牛一樣被運走；每天三次為了一點食物打架。」當「繁榮」來臨時，每個人都想分一杯羹，物價飛漲，旅館連地板都開價三先令一晚。但當它「破裂」時，一切都顯露原形，那些曾經趾高氣揚的雜貨店老闆，會變得卑躬屈膝，因為他們需要顧客。
這就是人性的弱點，也是經濟週期中反覆出現的景象。那些沒有根基的繁榮，最終只會帶來更深的苦難。對於我筆下這些底層的人來說，泡沫的破裂意味著失業、飢餓、更長的流浪。他們是被時代拋棄的一群人，無論經濟是好是壞，他們總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掙扎。
珂莉奧：在《Second Class Wait Here》和《Antony Villa》等詩中，您對社會階級的差異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特別是對於中產階級和上流社會的偽善與傲慢。您認為，這種階級固化對澳洲社會的發展造成了何種阻礙？而您又期望通過文學來喚起怎樣的變革？
亨利·勞森：(他用手指輕輕敲打著桌面，眼神變得銳利起來) 階級固化，它就像澳洲內陸的乾旱，扼殺了無數生機。鐵路車站上的「二等車廂請在此等候」的標示，不只是簡單的分類，它將人們的命運清晰地劃分開來。我筆下的「華頓家族」的墮落，從曾經的「上流社會」因投機失敗而一落千丈，到他們的兒子在碼頭撿煤渣、女兒偷偷接裁縫活計，而那些昔日的「朋友」卻對他們的困境幸災樂禍。這不是他們一個家族的悲劇，這是整個社會病態的縮影。
我並非一個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但我相信，透過文字，可以讓那些生活在「文明」高牆內的人們，看見牆外世界的真實面貌。我的詩歌沒有華麗的修辭，只有最樸實的語言，因為我希望它們能直接觸及人心，讓那些傲慢的、自以為是的「讀書人」和「評論家」看到：真正的人性，往往在最艱難的環境中閃耀，而那些虛偽的「禮儀」與「階級」，在生存面前不堪一擊。我寫這些，是為了讓澳洲人認識到，我們真正的力量不在於模仿英國的紳士淑女，而在於我們自己的堅韌、同情與對抗不公的勇氣。
珂莉奧：您在《The Rovers》和《The Professional Wanderer》中描繪了那些永不停歇的流浪者，他們或許「生於平凡，卻註定漂泊」。這不僅是地理上的遷徙，更是精神層面的探索。您覺得，是什麼驅使他們不斷地流浪？是內心的不安，還是對某種自由的追求？
亨利·勞森：(他看向窗外，一艘輪船的燈火在夜幕中閃爍，像是一顆孤獨的星) 他們流浪，因為他們是「生來就註定漂泊的反叛者」。家對他們來說，是籠子。他們微笑，卻不快樂；他們歌唱，卻不歡樂。他們愛過，卻無法停留。這不是因為他們不愛，而是因為他們內心深處有一種無法平息的躁動，一種對「死寂的平靜」的恐懼。
這種流浪，是從殖民時代就刻在澳洲人骨子裡的。從歐洲被放逐到這裡的囚犯、追逐黃金的淘金客、為尋找牧場而深入內陸的牧民，他們本就是一群被「驅逐」或「自我驅逐」的靈魂。他們征服荒原，但他們自己卻無家可歸。當「所有的土地都被征服」時，他們將去往何處？這是一個深刻的問題。對於他們來說，自由或許不是目的地，而是一種永恆的狀態，一種在路上才能感受到的真實。
珂莉奧：在《The Uncultured Rhymer to His Cultured Critics》和《The Writer’s Dream》中，您明確表達了對「有文化」的批評者的不滿，並堅持自己的寫作風格和「作家之心」的真實性。這是否反映了當時澳洲文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在文化身份認同上的掙扎？您認為，真正的「澳洲聲音」應該如何被塑造和呈現？
亨利·勞森：(他的眼神恢復了之前的銳利，帶著一絲倔強) 那些「有文化」的批評家，他們生活在城市的象牙塔裡，用從歐洲舶來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這片土地上的文字。他們挑剔我的用詞，嘲笑我的「不夠優雅」，卻對我筆下那些活生生的痛苦與希望視而不見。我從不認為自己是為了迎合誰而寫作。
真正的「澳洲聲音」，必須是從這片土地上長出來的。它有泥土的芬芳，有烈日的灼熱，有乾旱的絕望，也有暴雨過後的生機。它不是英國腔的模仿，也不是美國風格的複製。它是「叢林人」的粗獷，是「剪羊毛工」的幽默，是流浪者在篝火旁的孤寂，是對不公的憤怒，也是對彼此的忠誠。
我寫作，是因為「我生來就是要寫那些真實的事物！我生來就是要打擊那些玷污世界的事物！」如果我的文字能讓那些生活在乾旱之地的男人們，在艱難的日夜中，相信我，支持我，說一句「他是對的！」那便是我最大的成就。這不是文學理論，這是生命在呼喊。
珂莉奧：勞森先生，您在多首詩中都帶有深沉的悲觀主義色彩，例如《The Old Jimmy Woodser》中那個獨自飲酒的老人，以及《Rejected》中被拒絕後男人的絕望。但在這之中，又時常閃現一絲韌性與幽默。這種矛盾的情感，是您對人生與社會的普遍看法，還是澳洲人民特有的精神底色？
亨利·勞森：(他放下菸斗，輕輕揉了揉太陽穴) 悲觀？或許是現實的必然。當你看到無數人被命運碾壓，看到那些曾經光鮮亮麗的夢想破碎，看到社會的虛偽與不公，你很難不感到悲哀。那個獨自飲酒的老人，他是在回憶他那「死了五十年的生命」，他代表了許多被時代遺忘的靈魂。被拒絕的男人，他的心碎，也道出了人性中普遍的脆弱。
但您說得對，澳洲人有他們獨特的韌性。那不是盲目的樂觀，而是一種在絕望中尋找出口的幽默。它是一種自我解嘲，一種面對苦難時的頑強。就像《The Ships That Won’t Go Down》中寫的：「世界充滿困境，也充滿不公，但人的心靈是高貴的，人的心靈是堅強的！」我們很少歌頌那些失敗的英雄，但我們為那些「奮戰到底」的人喝采。這份韌性，我想，是澳洲獨特的環境與歷史所賦予的。在一個常常讓你一無所有的國度，你只能靠著這份幽默和堅韌走下去。
珂莉奧：聽您這麼說，我對您即將前往英國的旅程，有了更深一層的理解。這不只是個人的遷徙，更像是您在將澳洲的「聲音」帶向世界。您對於此行，除了出版作品，還有什麼其他的期許嗎？
亨利·勞森：(他再度看向窗外，那艘郵輪的燈火已漸行漸遠，消失在夜色之中。他眼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有期待，也有無法言明的疲憊。他低聲說道) 期許啊……或許是希望在那裡，我能找到一片更廣闊的舞台，讓更多人聽見這些來自遙遠南方的故事。或者，也希望能在遠方找到一份安寧，一份能讓我擺脫內心掙扎的平靜。但無論走到哪裡，這片土地，這些人民，這些迴盪在我筆下的「叢林回聲與經濟脈動」，都將永遠是我創作的源泉。我只是個傳遞者，傳遞那些在陽光下、在泥土中，在艱難歲月裡，真實發生過的一切。
酒吧裡的燈光漸漸暗了下來，只剩下我們桌上的煤氣燈，以及勞森先生菸斗裡那點點的火星。窗外，夜色已深，港灣的聲響也歸於寧靜。我合上筆記本，感受到一陣奇特的共鳴。時間與空間的界限，在這一刻，似乎完全消融了。亨利·勞森，這位背負著澳洲靈魂的詩人，他筆下的苦難與幽默，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依然如此清晰、如此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