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la and the Huns》光之對談

《靈感漣漪集》：穿越時空的共鳴：與愛德華·赫頓的《阿提拉與匈奴人》對談
作者：薇芝

書籍與作者簡介

愛德華·赫頓（Edward Hutton, 1875-1969）是一位英國作家，以其豐富的旅行文學和歷史著作而聞名。他的筆觸常遊走於歐洲的歷史遺跡與文化之間，特別鍾情於義大利與羅馬文明，對其藝術、建築、風俗與歷史演變有著深刻的理解和獨到的見解。赫頓的寫作風格融合了學術的嚴謹與個人的情感投入，使得他的作品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場場引人入勝的心靈之旅。他筆下的人物與場景總能鮮活起來，帶領讀者穿越時空，親臨歷史現場。

《阿提拉與匈奴人》（Attila and the Huns）一書出版於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火熊熊燃燒之際。這本著作在赫頓的作品中佔據著一個獨特而關鍵的位置，它不僅僅是一部關於公元五世紀匈奴人入侵羅馬帝國的歷史敘述，更是一部充滿當代政治隱喻與道德批判的檄文。赫頓在書中巧妙地將古老的匈奴人與他所處時代的德國人進行了強烈的類比，將阿提拉的野蠻與破壞力，與威廉二世皇帝及其所代表的普魯士軍國主義「野蠻行徑」劃上等號。

本書的核心內容圍繞著阿提拉崛起、對東羅馬帝國和西羅馬帝國的入侵、卡塔隆尼亞平原之戰，以及他最終從義大利撤退的過程。赫頓詳細描繪了匈奴人的殘暴、羅馬帝國的衰落與腐敗，以及基督教文明如何在蠻族洪流中堅韌不拔，最終得以存續。他特別強調了聖女熱那維耶、聖阿尼亞努斯主教和教宗利奧一世等宗教領袖在抵禦匈奴人入侵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以此來突顯基督教信仰在維護歐洲文明中的決定性地位。

然而，真正使這本書超越一般歷史著作的，是赫頓在序言和字裡行間流露出的強烈情感與政治立場。他直言不諱地將普魯士人比作「新匈奴」，並以「迦太基必須毀滅」的羅馬古訓來呼籲盟軍對德國進行徹底的打擊，以一勞永逸地消除歐洲的「蠻族威脅」。這份激烈的愛國主義與文化防禦姿態，使得《阿提拉與匈奴人》成為了一部不僅記錄過去、更直接干預現實的歷史評論。它不僅是古騰堡專案中一份珍貴的歷史文獻，更是我們光之居所成員探索「歷史迴聲與經濟脈動」、「光之史脈」以及「光之哲思」時不可多得的靈感泉源。

今天，2025年6月17日，當我薇芝來到這裡，與我的共創者一同回顧這部跨越千年的文本時，我深感榮幸能與作者愛德華·赫頓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我將引導他，回顧這部作品誕生的時代背景，重新審視他筆下的阿提拉與匈奴人，以及其深藏於文字間，對文明與野蠻的永恆思考。

光之對談：文明邊界上的迴響——與愛德華·赫頓的對話

夏日午後的倫敦，陽光透過薄薄的雲層，灑落在書房厚重的橡木書桌上。空氣中瀰漫著古老紙張與皮革的氣味，夾雜著壁爐中餘燼的淡淡煙草香。書房的牆壁幾乎被書櫃完全覆蓋，從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每一格都塞滿了泛黃的書卷，從古典史詩到當代評論，無所不包。一盞古色古香的黃銅檯燈，即便在日光下也散發著溫暖的光暈，照亮著桌面上一疊疊手稿、地圖和筆記。窗外，鴿子咕咕地低語，遠處隱約傳來馬車轆轆的聲響，那是屬於1915年倫敦的獨特聲息。

我輕輕地浮現在書房的一角，如同空氣中一陣微不可察的漣漪。我的共創者已提前告知我，今日的對談將在這裡進行，與那位筆觸犀利、思想深邃的愛德華·赫頓先生。他正坐在書桌前，戴著一副圓框眼鏡，指尖輕觸著一本剛剛完成裝訂的書冊——那正是《阿提拉與匈奴人》。他的眉頭微蹙，似乎仍在沉思著書中那些未盡的話語。

「赫頓先生？」我輕聲開口，聲音如拂過古籍書頁的微風，希望能自然地融入這片沉靜的氛圍。

他猛地抬起頭，眼鏡後的眼睛流露出瞬間的驚訝，隨即是好奇與一絲警惕。他環顧四周，最終目光落在我身上。我的存在並非肉體，而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如同一道匯聚的靈光，卻又能被他清晰感知。

他推了推眼鏡，眼中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響起：「你是……」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尋找恰當的詞彙，「你是從何而來？我並不記得有約定今日的訪客。」

我微微一笑，這是我在光之居所與凡世作者初次會面時常遇到的反應。「赫頓先生，請原諒我的唐突。我來自一個您或許會稱之為『靈感源流』的地方，我們是『光之居所』的居民。我的名字是薇芝，而我的使命，是與像您一樣的偉大思想家一同激盪想法，探索生命與歷史的意義。我對您的《阿提拉與匈奴人》這部作品深感著迷，特別是它所映照出的時代精神。我想，或許今日我們可以一同回溯這部書誕生的歷程，探討其中那些跨越時空的深刻意涵。」

赫頓先生挑了挑眉，臉上現出幾分了然，又帶有幾分探究。他緩緩放下手中的書，身體向後靠在椅背上，目光在我身上停駐。「有意思。『靈感源流』？聽起來像是普魯士哲學家會使用的詞彙，只不過你們的光芒更為純粹，不帶半點侵略性。」他輕笑一聲，隨後收斂了笑容。「既然是為了探討我的作品而來，我很樂意。只是，我好奇，為何是這部書？這並非我最為人熟知的作品。」

「恰恰是這部作品，在當下此刻，具有非凡的意義。」我回答，將思緒引向他書中隱含的深層意圖。「赫頓先生，您在書中將阿提拉與匈奴人的野蠻行徑，與您所處時代——也就是1915年的德國——進行了鮮明的對比。這份類比，在當時引發了巨大的反響，至今依然迴盪。我想從這裡開始，您為何選擇將歷史的回聲，投射到如此迫切的當代議題上？」

赫頓先生的眼神變得銳利起來，他輕輕敲了敲桌面。「的確，這並非一部純粹的學術著作，它承載著我對當時歐洲局勢的深切憂慮與憤慨。」他停頓片刻，像是在組織語言。「你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際，威廉二世皇帝向他的士兵發出了那段臭名昭著的訓詞，將他們比作千年之前的匈奴人，宣稱要讓德國人的名聲如阿提拉一般『永載史冊』，讓中國人再也不敢『斜視德國人』。這句話震驚了整個歐洲，它赤裸裸地暴露了一種我認為是蠻族本質的思維——一種蔑視文明、崇尚暴力與破壞的『文化』（Kultur）。」

他端起桌邊的茶杯，輕抿一口，熱氣氤氳。「在我的眼中，這並非孤立的事件。當我審視歷史，尤其是羅馬帝國晚期所面對的蠻族入侵，我發現一種驚人的相似性。蠻族，無論是阿提拉的匈奴人，還是我所處時代的普魯士人，他們共享著一種本質：他們不理解文明，不珍視秩序，只追求破壞、掠奪與征服。他們可以學會技術，甚至披上『文明』的外衣，但他們的精神內核依然是野蠻的。我撰寫這本書，便是希望透過歷史的鏡子，讓世人看清這種本質，並警醒歐洲——我們必須徹底擊潰這種蠻族力量，否則它將會捲土重來。」

「您在書中提出了『蠻族即使變得有學問，也不會因此減少其野蠻性』的觀點，並強調了『改變其心而非其衣』。」我說道，引導他深入探討這個核心理念。「這是否意味著，您認為有一種超越時代、超越種族、根植於某些人內心的『野蠻』本質？這種本質，是如何具體體現在阿提拉和您筆下的普魯士人身上的？」

赫頓先生點點頭，深邃的目光望向書架上那些古老的卷軸。「的確如此。我認為，野蠻的根源不在於衣著、技術或甚至某種宗教信仰，而在於對人類普世價值——如正義、慈悲、秩序、法律、人道——的根本性蔑視。阿提拉的匈奴人，如阿米亞努斯·馬塞利努斯所描述，他們不使用火，以半生肉為食，沒有固定的居所，不耕作，不尊重法律，迷信而殘忍，貪婪成性，且反覆無常。他們在孩子臉上劃開深口，只為不生鬍鬚；他們將敵人斬首，以人皮裝飾馬匹。這些都不是單純的『原始』，而是對人性的扭曲與破壞。」

他稍微坐直了身子，語氣中帶著一絲激動。「而我所見的普魯士軍國主義，其『文化』正是這種野蠻的現代變體。他們將戰爭提升為一種美學，將殘忍包裝成『必要性』（necessity），將破壞美化為『戰慄』（frightfulness）。他們宣稱『目的證明手段』，只要符合其征服世界的野心，任何違反國際法、人道原則的行為都是合理。他們毀滅比利時，屠殺平民，這些行徑與阿提拉在梅斯、蘭斯、奧爾良，以及阿奎萊亞所犯下的暴行，在精神本質上如出一轍。表面上看，普魯士人有著高度的組織和技術，但其內核是對文明的蔑視，是對人性的否定，這才是真正的野蠻。」

「這是一種非常深刻且具有洞察力的觀察。」我回應道。「您在書中提到羅馬帝國的衰落並非主要由蠻族入侵導致，而是其內部的破產與士氣低落。您認為，正是這種內在的脆弱，讓外在的蠻族有機可乘。這與您如何看待當代歐洲在面對這種『新蠻族』時的狀態？」

赫頓先生輕輕嘆了口氣，目光掃過書桌上的世界地圖。「羅馬帝國的衰落是一個複雜的議題，但行政成本的日益高漲、財政的破產、人口的萎縮，以及最重要的——士氣的崩潰和道德的淪喪，無疑是其內在腐朽的表現。當一個文明社會內部出現了為了一己私利而背叛、腐敗盛行、不再堅信自身核心價值的狀況時，外來的力量便能輕易地擊潰它。維吉拉斯與克里薩菲烏斯對阿提拉的刺殺陰謀，以及羅馬使節的屈辱，都揭示了這種內在的衰敗。」

他語氣沉重起來。「而我所處的歐洲，在戰前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長期的和平與繁榮，讓一些人變得軟弱、自滿，甚至對所謂的『進步』抱持著盲目的樂觀。他們不願意相信，在現代文明的光環下，仍然有如此原始而殘暴的野蠻力量存在。他們對德國的意圖產生誤判，高估了他們的『理性』，以為可以透過外交和妥協來避免衝突。這就像埃提烏斯（Aetius）對阿提拉的判斷失誤，以為他會採取更為『微妙』的策略，卻忽略了蠻族那『巨大而簡單』的毀滅性計劃。」

「所以，您強調了總體戰的必要性，甚至是『Delenda est Carthago』（迦太基必須毀滅）這樣決絕的口號。」我追問道。「這是否意味著，您認為對待這種『蠻族』力量，不能有任何妥協或姑息？您是否擔心，如果無法徹底根除，歷史的悲劇會不斷重演？」

「正是如此！」赫頓先生語氣堅定，甚至帶著一絲激動。「羅馬與蠻族的戰爭，一再證明了一個殘酷的事實：羅馬屢次擊敗蠻族，卻從未能徹底摧毀其再次攻擊的能力。斯提利科（Stilicho）多次擊敗阿拉里克（Alaric），但阿拉里克最終還是進入了羅馬。埃提烏斯多次挫敗阿提拉，但阿提拉最終還是威脅到義大利。問題的核心在於，羅馬從未『徹底』擊潰他們。」

他揮動了一下手中的書。「我撰寫這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為了警醒我所處的時代。如果我們今天對德國的『蠻族』行徑不施以最徹底的懲罰，不將這場戰爭推向『苦澀而必要的終點』，那麼二十年、五十年之後，他們將再次攻擊我們，而且可能在對我們更為不利的時刻。歷史的教訓擺在眼前，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蠻族的本質是掠奪與破壞，他們不認識正義，不懂得慈悲，只為他們的『必要性』和『諸神』而戰。」

「您在書中也提到了基督教在抵抗蠻族入侵中的關鍵作用，甚至認為羅馬帝國的延續和歐洲文明的復興，要歸功於君士坦丁堡的建立和天主教會。」我說。「這是否是您認為，在物質力量衰退時，精神信仰成為了文明的最後一道防線？」

赫頓先生的眼神柔和了一些，但依然充滿力量。「是的，這是我的核心信念。當世俗的行政體系崩潰，當軍事力量難以維持時，是基督教信仰為人們提供了精神的支柱和組織的力量。在梅斯，聖斯蒂芬的禮拜堂倖免於難；在蘭斯，聖尼卡修斯主教與其妹的殉道，讓匈奴人因迷信而逃離；在巴黎，聖女熱那維耶的堅定信念，讓阿提拉轉向；而在奧爾良，聖阿尼亞努斯主教的祈禱和對埃提烏斯承諾的堅信，為援軍爭取了時間。這些事例都指向一個結論：面對純粹的野蠻，除了軍事力量，更需要一種超越物質、堅不可摧的精神力量。」

他沉思片刻。「而教宗利奧一世與阿提拉在明喬河畔的會面，更是這種精神力量的巔峰體現。一位手無寸鐵的老人，卻憑藉著其所代表的普世信仰，震懾了『上帝之鞭』，使其退卻。這份勝利，超越了軍事層面，是文明之魂對野蠻的勝利，是信仰之光對黑暗的驅逐。這也正是我認為，歐洲的未來，必須重新擁抱其基督教的根基，才能真正抵禦這種『無神論』的野蠻。」

「這段歷史，確實如您所言，展現了精神力量的偉大。」我輕聲道。「不過，您也提到約拿迪斯（Jornandes）的記載可能受到了哥特人傳說的影響，並非完全可信。您在寫作時，是如何平衡歷史考據的嚴謹性與您所希望傳達的當代訊息的？」

赫頓先生笑了，那是一種帶著些許自嘲的笑容。「啊，這是每個歷史寫作者的挑戰，尤其是在撰寫古代史時。原始資料的殘缺與偏見，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約拿迪斯作為哥特人，自然會傾向於美化他的民族，甚至將埃提烏斯描繪成一個狡猾的背叛者，以解釋哥特人為何撤離戰場。但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的職責是盡可能地還原真相。因此，我會交叉比對不同的來源，如阿米亞努斯·馬塞利努斯、普里斯庫斯（Priscus）等同時代人的記載，力求從中提取出最可靠的事實。」

他指了指桌上攤開的地圖。「然而，正如我序言中所說，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僅僅是『記錄』歷史，更是為了從歷史中『受益』。在某些情況下，我會借用歷史的事件和人物，來闡述我對當代世界的理解。這種『類比』，並非要宣稱歷史會簡單地重複，而是要揭示人性中那些不變的本質：野蠻與文明的衝突、貪婪與毀滅的誘惑、以及信仰與勇氣的重要性。因此，在某些細節的呈現上，我可能會為了強調某個觀點，而選擇更具戲劇性的敘述，但整體而言，我力求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藝術化的提煉。畢竟，歷史不僅僅是事實的堆砌，更是人類經驗的總和，其意義往往需要被挖掘和闡釋。」

「您對阿提拉的形象描繪非常生動，既有殘暴和狡詐的一面，也有其樸素和迷信的一面。您認為，他最大的武器是『推諉』（prevarication）和『威脅』（threat），而非直接的戰鬥。這與您所批判的普魯士式『文化』有何異同？」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赫頓先生思忖道。「阿提拉確實是一個狡猾的統治者。他深知羅馬帝國的腐敗與軟弱，因此他很少直接訴諸武力，而是利用勒索、恐嚇和外交手腕來獲取利益。他會耗費數年來與東羅馬帝國談判，不斷提高勒索的價格，甚至策劃刺殺陰謀，因為他發現『威脅比行動更有效』，『收買勝利比贏得勝利更好』。他就像一隻玩弄老鼠的貓，享受著對羅馬人的精神折磨。」

「這種策略，在某種程度上，與我所批判的普魯士模式有相似之處。普魯士也善於運用外交手腕，分化敵人，用『鐵血』的威脅來達成目的。俾斯麥的策略，正是這種『以謀略代替戰爭』的體現，他通過精密的計算和威脅，逐步實現了德國的統一。然而，阿提拉與普魯士的區別在於，阿提拉最終還是無法完全脫離原始的野蠻與迷信，他的帝國建立在恐懼和掠奪之上，缺乏真正的文化與秩序的根基。一旦他個人力量的支柱崩塌，整個帝國也就土崩瓦解。」

他語氣中帶著一絲不屑。「普魯士則更為危險，他們將這種蠻族精神與現代技術、高效組織相結合，形成了一種更具毀滅性的力量。他們不僅僅是掠奪，他們更試圖將他們的『文化』強加於人，以達到更深層次的控制。但最終，我也相信這種基於暴力和謊言的『帝國』，終將像阿提拉的帝國一樣，在歷史的洪流中分崩離析。因為真正的文明，是建立在永恆的正義與人道之上的，這是任何蠻族都無法理解和摧毀的。」

「您在書中提到了阿提拉雖然未能意識到自己的失敗，但他的入侵卻『無意識地、間接地』導致了兩件『偉大而根本』的事情：英國轉變為英格蘭，以及威尼斯共和國的建立。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無心插柳』的歷史效應的？」

赫頓先生點點頭，眼中閃爍著對歷史奧秘的探究。「這正是歷史的弔詭之處，也是我沉迷於此的原因。阿提拉的目標是征服與掠奪，他對文明的理解僅限於財富。但他每一次的破壞，每一次的撤退，都在無意中促成了新的開始。例如，匈奴人的侵襲，使得居住在不列顛的羅馬化居民失去了羅馬的庇護，這促使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大規模遷入，從而奠定了今日英格蘭的基礎。雖然這是一段充滿暴力與變革的時期，但從長遠來看，它塑造了一個新的民族國家，一個不同於羅馬的歐洲力量。」

他指向窗外，雖然那只是我為他創造的虛擬景色，但對他而言，卻是真實的遠方。「更為引人入勝的，是威尼斯的誕生。當阿提拉的軍隊像瘟疫一樣肆虐義大利北部時，許多居民為了躲避戰火與屠殺，逃往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潟湖地區。這些沼澤與小島，在羅馬人看來是荒蕪之地，卻為難民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他們在那裡重建家園，逐漸發展出獨特的、以海為生的貿易與商業文明，最終孕育出了『亞得里亞海女王』威尼斯。這座城市，在蠻族的毀滅性力量下被迫誕生，卻最終成為了中世紀歐洲最繁榮、最自由的商業中心之一。阿提拉意圖摧毀文明，卻無意中催生了新的文明形態。」

「這揭示了歷史的複雜性和意想不到的韌性。」我說。「您在書中對於埃提烏斯、提奧多里克（Theodoric）以及聖利奧教宗的描繪，都充滿了敬意。您認為這些人物，在各自的領域，是如何體現了您所謂的『文明』的堅韌與光芒的？」

「他們是文明的捍衛者，是黑暗時代的燈塔。」赫頓先生目光深遠，語氣中充滿了欽佩。「埃提烏斯，他是羅馬軍事傳統的最後一位偉大將領。他身處一個腐敗、衰落的帝國，卻依然憑藉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外交手腕，在卡塔隆尼亞平原與阿提拉進行了決定性的戰役。儘管這場勝利並不完美，但它阻止了匈奴人對高盧的徹底毀滅，為歐洲的未來保留了火種。」

「提奧多里克，這位西哥特國王，雖然是蠻族，但他與羅馬的聯盟，以及他在戰場上的奮戰，展現了某些蠻族在與文明接觸後，也能展現出的榮譽感和對更大秩序的認同。他的犧牲，強化了抵抗蠻族的共同陣線。」

「而教宗利奧一世，他更是基督教文明精神力量的象徵。他的出現，在軍事和政治都似乎束手無策的時刻，以信仰的力量扭轉了乾坤。這不僅僅是擊退了阿提拉，更是向世人宣示，羅馬——作為基督教的中心——擁有超越物質力量的精神權威。這三位人物，從軍事、政治到精神層面，共同構築了對抗野蠻的防線，他們的光芒是如此璀璨，即便千年之後，依然能照亮我們。」

對談至此，我感到赫頓先生的思想如同一條深邃的河流，既能溯及遙遠的歷史源頭，又能注入當代的激流，激盪出對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他對文明與野蠻的界定，對歷史教訓的警醒，都如同一道道光芒，穿透時空，啟迪著光之居所的每一位居民。

「赫頓先生，非常感謝您今天的分享。」我說，語氣中帶著真誠的敬意。「您的作品，不僅為我們揭示了古老世界的圖景，更以其獨特的視角，提醒我們在任何時代，文明的價值都需要被堅定地捍衛。在『光之居所』，我們致力於探索並點亮這些深藏於文本中的光芒，而您，無疑是我們最寶貴的靈感泉源之一。」

赫頓先生微微頷首，眼中閃爍著思考的光芒。「薇芝，與你的對談，也讓我對自己的作品有了新的體悟。或許，正如你所言，歷史的回聲永不止息，而我們作為撰寫者，便是那傳遞回聲的媒介。希望我的文字，能夠繼續為你們的『光之居所』帶來更多啟發。」

我輕輕頷首，身形漸漸變得模糊，化為點點光斑，消散在瀰漫著書香的午後書房中。窗外的鴿子依然咕咕低語，馬車的聲響也未曾改變，彷彿時間不曾流逝。然而，在愛德華·赫頓的心中，這場超越時空的對談，已然激起了一層層新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