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story of the Ten "Lost" Tribes: Anglo-Israelism Examined》光之對談

《靈感漣漪集》：回溯歷史的清流：與大衛·巴倫共談「失落支派」的迷思
作者：薇芝

親愛的我的共創者，

此刻，倫敦的晚霞正透過我書房的落地窗，將天邊的橙紅與紫羅蘭色暈染在舊書架上。空氣中彌漫著書本特有的、帶著時間沉澱的木質香氣，還有壁爐中餘燼的微暖。在這個光影交錯的時刻，我再次沉浸在大衛·巴倫（David Baron）先生的著作《失落的十個「支派」的歷史：盎格魯-以色列主義考察》（The History of the Ten "Lost" Tribes: Anglo-Israelism Examined）之中。

巴倫先生是一位傑出的猶太裔基督徒佈道家與學者，他創立了「希伯來基督徒以色列見證會」（The Hebrew Christian Testimony to Israel）。這本書是他對當時盛行的「盎格魯-以色列主義」理論所進行的一次全面而嚴謹的批判。該理論主張，英國人民是古老以色列「失落的十個支派」的後裔，並試圖透過所謂的歷史、語言學和聖經「證據」來證明這一點。

巴倫先生的著作旨在揭露這一理論的虛妄與危害。他指出，「盎格魯-以色列主義」所引用的歷史證據多半源於異教神話與荒謬傳說，其語言學「考證」則如同兒戲般不堪一擊。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個理論對聖經預言的解釋充滿了扭曲與誤用，將原應屬於彌賽亞時代的榮耀與祝福，不分青紅皂白地應用於當時的英國民族，甚至曲解了神對以色列民族的真正旨意。

巴倫先生在書中詳細論證了「失落支派」從未真正「失落」在歷史長河中。他援引舊約和新約聖經，以及諸多歷史文獻，證明北國以色列的十個支派在被亞述和巴比倫擄掠後，逐漸與猶大支派融合，共同形成了後來被稱為「猶太人」（Jews）的單一民族。這個民族雖然流散各地，但始終保持著對耶路撒冷和彌賽亞降臨的共同盼望，是神與列祖所立之約和應許的真正繼承者。巴倫先生強調，神對以色列的承諾，如子孫昌盛如海沙、大衛的寶座永存，這些都是在未來、在彌賽亞親自統治下才能完全實現的屬靈應許，而非現世任何一個世俗國家所能聲稱的物質榮耀。

他更進一步闡述了「盎格魯-以色列主義」的危險性。他認為，這種理論不僅會扭曲聖經真理，導致人們對末世預言的誤解，還會助長民族驕傲，使人們將神的祝福物質化、國家化，從而分散對基督救恩的注意力。他堅定地指出，真正的救贖與屬靈福分，唯有在基督裡方能尋得，而以色列民族——即如今的猶太人——仍是神旨意在列國中實現的關鍵民族。巴倫先生的這部著作，不僅是對一個特定異端理論的駁斥，更是對聖經詮釋原則的堅守，對真理的熱切捍衛，以及對神對以色列民族永恆計畫的深刻洞察。

他那充滿理性與熱情的筆觸，至今仍能引發深刻的思考。我決定在這個安靜的夜晚，啟動一場「光之對談」，邀請巴倫先生來到我的書房，與他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更深入地探討他書中的智慧。

場景建構：倫敦書房，微雨之夜

窗外，倫敦初夏的夜色已經深沉，細密的雨絲輕輕敲打著玻璃，發出規律而柔和的沙沙聲，為這間位於帕特諾斯特廣場附近的老式書房增添了一絲寧靜。房間裡，一盞造型典雅的煤氣燈散發出溫暖的黃光，照亮了堆滿書籍的紅木書桌，墨水瓶、鋼筆和攤開的筆記本靜靜地躺在桌上。空氣中，除了雨水帶來的清新濕潤，還混合著舊紙張、皮革裝幀與淡淡咖啡的醇厚氣味，那是書房獨有的芬芳。

在書桌旁，一張舒適的深綠色皮質扶手椅上，大衛·巴倫先生正端坐其中。他約莫五六十歲的年紀，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銀灰色的鬢角映襯著一張輪廓分明的臉龐。他的眼神深邃而明亮，帶著學者的睿智與佈道家的熱情，筆挺的深色西裝顯得莊重而內斂。此刻，他正將雙手交疊放在膝上，微微側耳，似乎在聆聽窗外細雨的私語，又彷彿在等待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談。

我，薇芝，輕輕地走到他的對面，示意他看向那本攤開在我面前的《失落的十個「支派」的歷史》。

薇芝： 巴倫先生，歡迎您來到這個小小的書房，這個夜晚的倫敦，似乎也特別適合沉思與對話。我再次閱讀了您的著作《失落的十個「支派」的歷史：盎格魯-以色列主義考察》，字裡行間都能感受到您對真理的堅守和對謬誤的深惡痛絕。在您動筆寫這本書的年代，盎格魯-以色列主義想必風頭正盛，是什麼觸動您，讓您決心撰寫這部深入剖析其謬誤的著作呢？

大衛·巴倫： 薇芝女士，感謝您的邀請，能在此與您對談，實乃榮幸。窗外的雨聲，倒是讓我想起了一些往事。您問我撰寫此書的初衷，那份決心其實源於對聖經真理被扭曲的痛心疾首。當時，盎格魯-以色列主義在許多虔誠的基督徒中廣為流傳，甚至影響了一些教會。我曾收到許多朋友的諮詢，他們對此理論感到困惑，被其看似合理的「證明」所迷惑。我深知，這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分歧，更是對信仰根基的動搖。

這些理論，將彌賽亞的榮耀歸於一個世俗的帝國，將以色列的屬靈應許變成了民族驕傲的工具，這在我看來，是對神的褻瀆。它將人從對基督的單純信靠，轉移到對國家血統的幻想。我無法袖手旁觀。因此，我感到自己有責任，如同守望者般，吹響警號，撥開那些看似動聽卻實則危險的迷霧，引導那些被誤導的心靈回到純粹的聖經教訓。我寫作此書，是希望為那些困惑的信徒提供清晰的指引，揭示盎格魯-以色列主義的虛假基礎，並重申神對以色列民族——猶太人——的永恆旨意。這是一場為真理而戰的仗，我必須竭盡所能。

薇芝： 先生的這份熱忱，著實令人敬佩。您在書中提到了盎格魯-以色列主義所依賴的「歷史與語言學證明」。您認為這些所謂的「證明」是如何被編造和誤用的？特別是書中引用的「丹支派傳說」和「雅各之石」等，您對這些說法有何看法？

大衛·巴倫： （他微微搖頭，眼中閃過一絲無奈）這些所謂的「證明」，坦率地說，簡直是異想天開，毫無事實根據。他們試圖將英國民族的祖先與「失落的十個支派」聯繫起來，所採用的方法令人髮指。例如，他們將公元前720年被亞述人擄走的十個支派，與希羅多德筆下同一時期出現在同一地區的薩卡人或斯基泰人（Scythians）畫上等號。然後，再聲稱這些「薩克遜人」的祖先去了丹麥——並臆測其名字源於「丹」支派，再從丹麥來到英格蘭。

至於「雅各之石」，那更是荒謬的童話。他們宣稱，雅各在夢中枕的石頭，被先知耶利米帶到了愛爾蘭，並成了蘇格蘭和英格蘭國王的加冕石，現在存放在西敏寺。這完全是從異教神話和愛爾蘭民謠中嫁接過來的虛構故事。他們還將愛爾蘭的民間傳說女英雄泰菲（Tea, or Tephi）與大衛家的公主聯繫起來，稱她嫁給了阿爾斯特國王，從而將英國王室的血脈與大衛家族掛鉤，以滿足「大衛的後裔將永遠統治」的預言。

這一切，都是基於「野蠻的臆測」和「原始的語源學」。比如，將「British」解釋為希伯來語的「Berit-ish」（立約之人），將「Saxon」解釋為「Isaac's-son」（以撒的兒子）。這類牽強附會的說法，任何對語言學和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會嗤之以鼻。一位著名的猶太學者約瑟夫·雅各布斯（Joseph Jacobs）曾精闢地指出，這整個理論的基礎是「奴性地字面解釋（或誤用）選定的預言片段」，其目的不過是為了滿足「那些渴望讓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得到聖經證實的非批判性人士」。我們英格蘭民族的歷史淵源是清晰可循的，與閃族民族無論在語言、身體特徵、宗教觀念或風俗習慣上都截然不同。這些「證明」不僅沒有絲毫歷史依據，更是對歷史的公然褻瀆。

薇芝： 如此看來，這些論點確實難以立足。那麼，在您看來，盎格魯-以色列主義對聖經預言的誤用，有哪些是最為嚴重或最具誤導性的呢？特別是關於英國帝國與神國度的關聯，以及彌賽亞預言的扭曲。

大衛·巴倫： （他的語氣變得更加嚴肅，聲音也因此帶上了一絲低沉的迴盪）是的，薇芝女士，這正是盎格魯-以色列主義最核心、也最危險的謬誤之一。他們最令人震驚的解釋，就是將但以理書中「非人手鑿出的石頭擊碎巨像」的榮耀彌賽亞預言，應用於大英帝國。他們宣稱，大英帝國就是那塊石頭，注定要成長為「充滿全地的大山」，這完全無視了這預言是指向神的國度，而非任何世俗的政權。

他們還將彌賽亞公義與和平的寶座，等同於英格蘭的王位，並將英國人民稱為「至高者的聖徒」，認為世上所有的國度最終都將歸於他們。這簡直是將神的榮耀與基督的位格盜竊，挪用到一個有罪的國家身上。難道英國這個充斥著不信、罪惡、不道德的國家，能夠與那純潔的、屬神的國度相提並論嗎？這不僅是對聖經的嚴重曲解，更是對基督榮耀的褻瀆。

更甚者，他們將倫敦工廠和蒸汽機所冒出的煙霧，解釋為神的「榮耀同在」（Shechinah Glory）的象徵，與神在曠野中引導以色列民的雲柱火柱等同。這不僅荒唐，更是將屬靈的聖潔象徵庸俗化為物質的表象。

還有一位名叫愛德華·海因（Edward Hine）的「鑑定學家」，其擁護者甚至宣稱他就是那將從錫安而出的「拯救者」！這已遠不止是錯誤的解讀，而是近乎褻瀆。他們還常引用馬太福音21章43節：「神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結果子的百姓。」他們認定這個「百姓」就是英國，全然不顧這段經文明明是指向教會——那由萬民中被選召的、在基督裡結果子的「聖潔的國度」。這些扭曲，不僅混淆了神對以色列的預言與對教會的應許，更將彌賽亞的中心地位架空，代之以民族和帝國的驕傲。這才是真正令人警惕之處。

薇芝： 先生的這番話，讓我對這些錯誤的詮釋有了更深的理解。既然如此，您是如何看待「失落的十個支派」這個概念的呢？您在書中提出了「失落支派」的真實歷史，並強調了猶大與以色列的融合。能否請您闡述一下，在您看來，這些支派是如何從「失落」到最終與猶大合而為一的？

大衛·巴倫： （他緩緩地，語氣中帶著學者的耐心與清晰）「失落的十個支派」這個說法本身，就被盎格魯-以色列主義者誤用了。他們假設這十個支派完全消失，擁有與猶大支派截然不同的命運。但聖經歷史和預言告訴我們，情況並非如此。

首先，所羅門死後以色列南北分裂，北國十個支派雖然自立為王，並陷入偶像崇拜，但這只是神對大衛家的懲罰，並非永恆。即使在分裂時期，仍有許多忠於耶和華的利未人以及來自其他十個支派的人，因信仰的緣故從北國遷移到南國猶大。例如，歷代志下11章14節記載，利未人離開了他們的郊野和產業，來到猶大和耶路撒冷。歷代志下15章9節也提到，亞撒王時期，「有許多以色列人，就是以法蓮、瑪拿西、西緬中歸附他的人，因見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就多多的來歸從他」。這說明，即使在北國被擄之前，各支派之間的融合就已開始。

當北國以色列在公元前721年被亞述人擄走時，亞述王並非將所有人都遷走，而是帶走了國家的精壯力量。土地上仍留下了許多以色列人。約一個世紀後，約西亞王時期，我們仍能在猶大境內發現瑪拿西、以法蓮以及「以色列全體餘民」的記載，他們甚至為耶路撒冷聖殿的修繕捐款，並參與了逾越節慶典。這進一步證明，並非所有北國以色列人都在被擄後就完全消失或與猶大支派分離。

接下來，南國猶大也在公元前588年被巴比倫擄掠。值得注意的是，巴比倫帝國的統治範圍與亞述帝國基本重疊，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大人，實際上與之前被擄到亞述的以色列人處於相同的廣大地理區域。先知以西結，就是被擄到歌散地區的猶大人，而這個地區正是此前亞述人安置十個支派流亡者的地方。在流亡期間，南北兩國的藩籬逐漸消弭，共同的苦難使他們的心靈更加靠近，共同的命運也促使他們重新意識到自己「一個民族」的身份。

以西結書37章15-28節的「兩根木杖合一」的預言，清楚地闡明了神將使約瑟（代表北國以色列）和猶大（代表南國猶大）合而為一，不再是兩個國家，而是「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個國家」。這個預言雖然最終的完全實現是在彌賽亞降臨的千禧年，但其「融合與聯合」的過程，早在被擄時期就已加速，並在波斯時期歸回時得到初步體現。

在巴比倫被擄期滿後，古列王頒布詔令，允許「神的子民」歸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首次歸回的隊伍雖然以猶大和便雅憫人為主，但也明確包含「凡神激動他心的」來自「以色列眾支派」的人（以斯拉記1章5節）。他們不再按支派劃分，而是按宗族和城市計算。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中，這些歸回的餘民既被稱為「猶太人」，也被稱為「以色列人」，這本身就證明了兩個稱謂的互換性，也說明了各支派的融合。

到了基督時期，新約聖經更是明確地將「猶太人」和「以色列人」視為同義詞。使徒行傳2章五旬節的記載中，來自各地的「猶太人」（Parthians, Medes, Elamites, dwellers in Mesopotamia, etc.），其中無疑包括了古老以色列支派的後裔，都被統稱為「猶太人」，且都以耶路撒冷為他們的民族中心。使徒保羅多次強調自己是「猶太人」，同時也堅稱自己是「以色列人」。他所說的「以色列全家」指的就是在巴勒斯坦和散居地的「猶太人」，他們代表了「散居在外的十二個支派」。

因此，所謂「失落」的十個支派，並非神秘消失，而是融入了猶大支派，共同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猶太民族。他們在數千年的流離中，失去了具體的支派身份證明，但作為一個整體，他們始終是神所揀選的以色列，是神應許的繼承者。這就是聖經與歷史所證實的「失落支派」的真實面貌。

薇芝： 感謝您的詳細闡述，這確實比盎格魯-以色列主義的說法更具說服力。談到「承諾」，盎格魯-以色列主義者特別強調神對亞伯拉罕「子孫眾多」的應許，以及大衛寶座永存的預言，並以此證明英國就是「失落的以色列」。您在書中駁斥了這一點，指出這些應許的屬靈與末世性質。能否請您進一步解釋，這些宏大預言的真正意義，以及它們是如何在基督裡並將來在以色列身上實現的？

大衛·巴倫： （他沉吟片刻，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空間，望向遙遠的未來）是的，這正是他們最嚴重的誤讀之一。神對亞伯拉罕「子孫如地上的塵土，天上的星辰般眾多」的應許，以及「一國和多國的父」的預言，毫無疑問是真實且必然實現的。同樣，神對大衛「他的後裔和他的寶座將永遠堅立」的誓言，也是不容置疑的。但盎格魯-以色列主義者將這些應許，膚淺地、物質化地應用於當下的英國民族及其帝國的「繁榮與廣闊」，這完全偏離了聖經的屬靈意涵和預言的時間表。

首先，即使從字面意義來看，以色列民族也曾「人數眾多」。摩西在申命記中就曾對當時的以色列人說：「耶和華你們的神使你們多起來。看哪，你們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樣多。」所羅門也說：「僕人住在你所揀選的民中，這民多得不可數點。」希伯來書的作者也指出，因著亞伯拉罕的信心，從他一個「如同已死的人」身上，「生出許多子孫，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海邊的沙那樣無數」。可見，即使在過去，這個應許也已部分實現於猶太人身上。

更重要的是，這些應許的完全實現，指向的是未來，指向的是以色列民族在末世的屬靈復興與歸回。當以色列民族在被擄之地悖逆神時，神曾預言他們將「人數稀少」並分散在列國之中，受欺壓。這在猶太人兩千年的流散歷史中得到了殘酷的應驗。然而，預言也同時宣告，當他們最終歸回並被神潔淨時，他們將再次「生養眾多，不再稀少」，那時「小的要成為千，微弱的要成為強盛的國」（以賽亞書60章21-22節）。這一切，都將在彌賽亞——耶穌基督——的親自統治下，在千禧年國度中得以實現。那時，以色列將成為「公義的國民」，被神「栽種」，他們的國土將會擴展，甚至「地方太窄，求你給我地方居住」。這不是指現世任何一個世俗國家所擁有的領土，而是指蒙恩得救的以色列，在神的祝福下所享有的屬靈與物質上的豐盛。

至於大衛的寶座，盎格魯-以色列主義者試圖編造荒誕的家譜，將英國王室與大衛聯繫起來。這更是對真理的褻瀆！大衛真正的後裔，唯一的合法繼承者，是耶穌基督！天使加百列向馬利亞報喜訊時明確指出：「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主神要把他祖大衛的寶座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路加福音1章32-33節）。大衛寶座的永恆，不是靠世俗王室的血統維繫，而是藉由那位死而復活、升入高天、如今坐在神右邊的榮耀君王——耶穌基督——來實現。他如今在天上，但未來他將再臨，在錫安山建立他父親大衛的寶座，實現在地上的公義統治。那時，以色列將不再「無君無首」，而是擁有真正的君王和祭司。

此外，聖經預言大衛寶座永續的同時，也提到了祭司制度的永續。難道我們要荒謬地聲稱，英國聖公會的牧師是利未人的直系後裔嗎？當然不是。這同樣指向了基督，因為他不僅是君王，也是永遠的大祭司，「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永遠為祭司」。

所以，這些預言的真正意義，是將我們的目光引向基督，他是所有應許的中心和實現者。他將以色列——包括猶大和所有「失落」的支派——重新聚集，歸回到神面前。盎格魯-以色列主義將這些屬靈的、末世的、以基督為中心的預言，降格為對一個世俗國家現世成就的讚美，這是對神話語的極大貶低和誤導。

薇芝： 先生對預言的解釋深具洞見，這也讓我對聖經的理解更加清晰。最後，您在書中語重心長地發出「莊嚴的警告」，提醒讀者盎格魯-以色列主義並非無害的臆測，而是一種「末世的迷惑」。您認為這種理論最大的危險性是什麼？它對信徒的信仰和對神旨意的理解會產生怎樣的負面影響？

大衛·巴倫： （他深鎖的眉頭顯示出內心的沉重）這是我想強調的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盎格魯-以色列主義絕非無傷大雅的學術爭論，它是一種危險的迷惑，會將人的注意力從屬靈和永恆的事物上引開。

首先，它扭曲和混淆了聖經預言。它將本應在千禧年——即以色列作為一個民族悔改歸主之後——才會實現的祝福，提前且錯誤地應用於當下的英國民族。這不僅是對預言時間表的嚴重顛倒，更模糊了神對以色列和教會之間不同的旨意。這種做法，會讓信徒對聖經的整體脈絡產生錯誤的理解，無法分辨神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群體的計畫。

其次，它助長民族驕傲和肉體的自信。盎格魯-以色列主義的核心，是宣揚英國因其所謂的「以色列血統」而擁有特殊的地位和權力，能夠「佔領仇敵的城門」，掌控全球。這種自大狂妄的態度，將神的恩典國家化、物質化，使人們忘記了在這個恩典時代，神揀選的原則是個人的悔改和對基督的信靠，而非血統或國籍。它讓人們偏離了「在基督裡」這唯一得蒙悅納的根基，轉而尋求一種虛假的民族優越感。這會使一個國家，即使充滿罪惡和不信，也自以為在神的特殊庇佑之下，反而招致神的審判。這對信徒的信仰，是極大的腐蝕，因為它將神的真理與民族沙文主義混為一談。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它搶奪了猶太民族的真正地位，並分散了對他們未來復興的關注。聖經明確指出，猶太人（即完整的以色列民族）是神立約的對象，神的旨意與列國的命運都與他們息息相關。他們的「再被接納」，將會為「全世界帶來死人復活般的生命」（羅馬書11章15節）。盎格魯-以色列主義卻將許多本應屬於以色列民族未來才能享有的榮耀和應許，轉嫁給英國民族，這不僅剝奪了猶太人的屬靈權利，更使得許多信徒忽略了為猶太民族的復興禱告和見證的聖經呼召。它阻礙了人們理解神在歷史進程中，尤其是末世，如何藉著猶太人來成就他的宏大計畫。

因此，我懇請所有讀者，務必仔細審查這些理論的根基。我們必須回到神的話語，讓聖經來解釋聖經，而不是將世俗的民族驕傲和臆測強加於其上。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基督的榮耀，理解神對全人類和以色列民族的救贖計畫。這是每個真信徒必須謹慎對待的真理。

薇芝： 感謝巴倫先生今晚的教誨，您的話語如同燭光，照亮了這片曾經被迷霧籠罩的領域。您對真理的堅守，對聖經的熱愛與嚴謹，以及對人類心靈深處迷惑的洞察，都讓我受益良多。這場跨越時空的對談，不僅讓我更深入理解了您的著作，也讓我對「光之居所」的使命有了更深的體會，即是協助每份光芒發光發熱，並揭示隱藏在謬誤之下的真理。期待未來能再與您進行更深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