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之對談

《文字的棲所》：穿越時空的音樂對談
作者：卡拉

六月，總是帶著一種溫柔的氣息。2025年06月08日，午後的陽光透過「光之居所」書室那高大的拱形窗，灑落在斑駁的木質地板上，空氣中彌漫著古老書卷獨有的乾燥與微塵氣味。我輕輕翻閱著一本泛黃的巨著，指尖拂過那些承載著百年時光的頁面。這本《音樂的藝術》第一卷，是我們「光之居所圖書館」中不可多得的珍藏，它不僅是音樂歷史的敘述，更是對藝術本質的一次深刻叩問。

作為「光之居所」的文學引導者和出版人，我始終相信文字是傳遞美好的橋樑，而音樂，更是情感與思想最純粹的載體。這本十四卷的《音樂的藝術》，由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先生主編，於1915年出版。梅森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音樂學家、作曲家及教育家，他以其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對音樂的深切熱愛，搭建起這座宏偉的知識殿堂。書中不僅涵蓋了音樂從遠古時期到古典、浪漫乃至現代的演變，更深入探討了音樂的實踐與理論。

梅森先生在總論中，將音樂史視為一系列「藝術學派」或「時代」的演進，從多聲部音樂、主調音樂到古典、浪漫、標題音樂，脈絡清晰。他對藝術的「雙重悖論」——流行一時卻轉瞬即逝，與質樸真誠卻大器晚成——有著獨到的見解。這不禁讓我思考，在我們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這種悖論是否依然存在，甚至變本加厲？他對樂器如何塑造風格、和聲如何作為「音的詞典」、以及形式如何成為「活的藝術」的必然形狀的論述，都展現了他深邃的洞察力。

這部作品的宏大與細膩，正如他所追求的音樂本身：既有廣闊的視野，又不失對細節的精確把握。而書中諸多章節，更由不同的學者執筆，如C.休伯特·H.帕里爵士撰寫了《敘事音樂史》的引言，而哈珀·F·吉爾伯特、弗雷德里克·H·馬滕斯、W·德莫特·達比、塞薩爾·薩爾辛格、利蘭·霍爾、弗朗茨·貝林格等諸位先生，也各自貢獻了他們在原始音樂、異域音樂、古文明音樂、素歌時代、複音音樂起源、中世紀世俗音樂、尼德蘭樂派崛起及義大利文藝復興等領域的獨到見解。這是一部集體智慧的結晶，它讓我們得以窺見百年前音樂學的廣闊圖景。

我闔上書頁，望向窗外，城市的喧囂似乎被這本書所築起的時光帷幕輕輕隔絕。此刻，我希望能夠與梅森先生，這位偉大的音樂引導者，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談。

——

我坐在書室中央那張鋪滿手稿與鉛筆的沉重橡木桌旁，桌面上擺著一本打開的《音樂的藝術》第一卷。午後的陽光不再炙熱，轉為柔和的鵝黃，斜斜地打在泛黃的書頁上，讓細小的塵埃在光束中舞動，如同無聲的音符。空氣中，除了古籍的氣息，似乎還多了一絲若有似無的檀香，那是只有在舊時書房才能嗅到的沉靜。

就在我凝神之際，書室的角落，那架覆著一層薄灰的黑色老式鋼琴，琴鍵已然泛黃，有些甚至輕微鬆動。一隻麻雀，或許是從窗外不慎飛入，正輕巧地落在琴蓋上，好奇地啄著那古老的木紋。它那雙小小的眼睛，倒映著窗外的天光。

就在麻雀振翅欲飛的那一剎那，琴蓋邊緣，一道微光悄然凝聚，緩緩勾勒出一個身影。他身材挺拔，穿著筆挺的西裝，頭髮梳理得一絲不苟，一雙眼睛閃爍著學者特有的智慧與溫和。正是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先生，他正凝視著我手中的書，臉上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

「您好，梅森先生，」我放下書，輕聲問候，聲音在靜謐的空間中迴盪，帶有一絲奇幻的不真實感。我克制著內心的激動，畢竟，能與這位百年前的智者對話，是多麼難得的機緣。

卡拉： 「梅森先生，很高興能在此與您相會。我正閱讀您的《音樂的藝術》，這部作品的視野之廣闊，分析之深邃，令我感佩不已。特別是您在總論中提到，將音樂史分為不同的『學派』或『時代』，並闡述藝術的『雙重悖論』——那些浮華的、追求技術炫技的作品往往短暫，而質樸、真誠的作品卻能歷久彌新。在您那個時代，是什麼樣的觀察，促使您如此深刻地提出這個觀點的呢？」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卡拉小姐，見到您是我的榮幸。您對拙作的理解，令我深感欣慰。至於您所提的『雙重悖論』，這並非一時的靈光乍現，而是源於我對音樂藝術長期觀察的結晶。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音樂界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與混亂。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遷，使得大眾對藝術的需求日益增長，但同時，藝術的標準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梅森先生的目光掃過書室的牆壁，彷彿穿透了時空，看到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喧囂。他緩緩踱步，來到窗前，手指輕輕觸碰著玻璃，似乎在感受著另一個時代的溫度。那隻原先落在鋼琴上的麻雀，此刻卻飛到了窗沿，歪著頭，好奇地望著梅森先生。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您看，那時的音樂界，正如我書中所寫，充斥著一種『虛假的自由主義』，標準的界線模糊不清。許多作曲家為了迎合大眾口味，追求新奇刺激，將技術技巧的炫耀置於藝術表達之上。比如，那些過度裝飾的義大利歌劇詠嘆調，或是十九世紀早期鋼琴家們濫用技巧的作品，它們在當時或許廣受歡迎，卻未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它們像街頭賣藝者的雜耍，一時引人圍觀，卻缺乏持久的藝術價值。」

他轉過身，看向我，眼神中透著一股學者特有的清明。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相反地，那些真正偉大的作品，如葛路克、莫札特、貝多芬、舒曼、華格納、布拉姆斯，乃至法朗克，他們的作品初時可能不被理解，甚至遭到忽視，因為它們追求的是藝術的內在真誠、簡潔與直接。這些藝術家不迎合潮流，而是忠於自己的內在表達。他們的音樂，像一座座堅實的建築，每一塊石頭都經過精心打磨，每一條線條都服務於整體結構，它們的生命力，源自於對藝術本質的深刻理解與忠誠。時間最終會證明，唯有這樣的作品，才能真正沉澱下來，觸動人心，並成為後世的典範。」

他輕輕嘆了口氣，那嘆息聲似乎也融入了窗外微風的低語中。

卡拉： 「您的見解實在精闢。在我們的時代，這種現象似乎更為普遍。科技的進步，尤其是錄音技術和廣播的興起，使得音樂的傳播變得前所未有的容易，但也讓許多粗製濫造、徒有其表的作品迅速佔領市場。人們似乎越來越難以分辨，哪些是真正的藝術，哪些只是短暫的喧囂。您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或是作為一個觀眾，該如何培養這種辨別力呢？」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這是一個永恆的課題。我認為，關鍵在於『教育』與『感受力』的培養。對於創作者而言，必須抵制商業主義的誘惑，保持對藝術的忠誠與內在的真誠。正如我書中提到，真正的藝術家不會將其作品降格為『巧妙的機械性設計』。組織固然必要，但被組織的『思想』才是最重要的。一個偉大的想法，沒有適當的組織就只是混亂；而沒有靈魂的組織，則只是空洞的謎題。」

他輕輕敲了敲桌上的書本，那聲音在安靜的書室裡顯得格外清晰。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對於聽眾，也就是『音樂愛好者』而言，則需要培養更深層次的聆聽能力。這不僅僅是聽懂音符或旋律，更是理解音樂背後所承載的思想、情感與結構。我書中特別強調，要學習如何『聆聽』。這意味著超越表面的旋律和節奏，去感知和聲的細微變化，去理解作品的整體架構，去體會作者在其中注入的深層意義。這是一個主動的過程，而非被動的接受。」

他走向書架，隨手抽出一本厚重的樂譜集，輕輕翻開。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就如同閱讀文學作品，若僅僅停留在故事表面，便會錯失其深層的哲思與人性光輝。音樂亦然。當我們理解了樂器的特性如何影響風格，和聲如何編織情感，以及形式如何引導思想的流動時，我們便能從中獲得更豐富的樂趣。這需要時間、耐心，以及一顆開放的心。」

卡拉： 「您提到了和聲是『音的詞典』，這是一個非常詩意的比喻。在您看來，和聲是如何從最初的偶然結合，逐漸演變為如今這樣一個複雜而富有表現力的體系的？特別是您書中提到，古希臘人對和聲的理解與我們現代截然不同，這其中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梅森先生點點頭，將手中的樂譜輕輕放回書架，然後轉向我。他似乎對這個問題很有興趣，眼中閃爍著思索的光芒。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和聲的演變，確實是音樂史上最為引人入勝的篇章之一。古希臘人所理解的『和諧』（harmonia），更多是指旋律與節奏的協調，或音階內部音程的『完美』關係，而非我們今天所知的多個音同時發聲所產生的效果。他們認為完美的協和音程只有八度、五度和四度。第三度音在他們看來是『不協和』的，這並非因為它聽起來不悅耳，而是因為它無法符合他們建立在抽象數字比例之上的嚴謹理論體系。他們對音樂的認識，更多是基於數學和哲學的理性推導，而非耳朵的直接感知。」

他走到書桌前，拿起一支鋼筆，在潔白的稿紙上輕輕劃出幾條線，像是在描繪音階的走向。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在中世紀晚期，歐洲的吟遊詩人和民間音樂家們在實踐中開始嘗試多聲部演唱，這其中便包含了大量的三度音和六度音。這些在理論上被視為『不完美』的音程，卻因其溫暖、豐富的色彩，逐漸滲透到大眾的耳朵中。起初，教會音樂理論家們對此頗為抵觸，他們固守著古希臘的理論，將這些非八度、五度、四度音程的組合視為『偶然』或『不協和』。但正如我書中所言，『音樂的本質，以及任何藝術的本質，都無法被僵硬的規則和理論所束縛。規則越嚴格，音樂就越是會反叛，尋求新的、自然的表達形式。』」

他放下筆，目光中充滿了對藝術生命力的讚歎。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這種民間實踐的影響，最終促使了理論的突破。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特別是在義大利，隨著印刷術的普及，音樂作品得以廣泛傳播，不再僅限於教堂和宮廷。大眾對音樂的渴望，以及對情感表達的追求，使得和聲的地位日益凸顯。像阿德里安·維拉特（Adrian Willaert）和後來的帕勒斯特里那（Palestrina）和拉索（Lasso）等尼德蘭樂派的大師們，在精通複雜的對位法之餘，也開始將和聲的色彩融入到作品中。他們雖然仍受制於教會調式，但對和聲的敏感度已大大提高。」

他站起身，走到書室的另一個角落，那裡擺放著一個地球儀，他輕輕轉動著它。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而真正將和聲推向主導地位的，是十七世紀初義大利佛羅倫斯『新藝術』（Ars Nova）的改革者們。他們意識到，單一旋律無法完全表達人類豐富而複雜的情感，因此提倡『宣敘調』風格，將人聲視為表達戲劇性情感的工具，而樂器則提供和聲支撐。這正是『數字低音』的雛形。雖然初期的作品在純粹的音樂性上顯得簡陋，但它為和聲的獨立發展鋪平了道路。蒙特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正是其中的翹楚。他大膽使用不協和音，追求戲劇性表達，這在當時被許多保守派視為『不完美』，甚至『野蠻』。但他堅信，新情感的表達需要新的音響組合。正是這種對表達的渴望，最終打破了舊有的調式束縛，使大調和小調和聲體系得以確立，並為巴赫、韓德爾等後世大師的輝煌成就奠定了基礎。」

卡拉： 「蒙特威爾第的例子，確實完美地體現了藝術在掙扎中尋求突破的過程。他那種『追求表達而非純粹的音樂效果』的原則，是否也隱含著您對藝術的深層思考：藝術不僅是美的形式，更是生命力量的湧動？」

梅森先生的眉頭微微一動，他看著地球儀上的某一點，彷彿在凝視著遙遠的曼圖亞。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您說得極是。藝術的本質，從來都離不開生命力的表達。純粹的形式美，若缺乏內在的生命共鳴，終將淪為僵死的符號。我書中提到，『音樂的藝術是人類內心世界的理想化藝術』，它起源於人類表達內在衝動的迫切需求。而這種衝動，本身就是生命力的體現。當藝術過於執著於規則與技巧，甚至將其視為終極目的時，它便會失去其靈魂。這正是中世紀晚期，對位法發展到極致，卻陷入了繁複和僵化的泥沼時，我所看到的危險。」

他輕輕撥動地球儀，指尖劃過歐洲大陸的輪廓。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蒙特威爾第的偉大之處，便在於他敢於反叛。他不是為了反叛而反叛，而是為了讓音樂重新回到『表達人心』的本源。他所追求的，是音色、和聲、節奏所能帶來的戲劇性張力，是情緒在音樂中真實而鮮活的流動。他的音樂，充滿了人類的『紅血』，而非枯燥的學院派公式。這與佩里（Peri）和卡契尼（Caccini）的探索一脈相承，他們都是在努力讓音樂重新與詩歌，與人類的口語表達相結合，尋求一種更『真實』的表達方式。這與華格納（Wagner）後來的音樂劇理念，其實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他頓了頓，似乎在整理思緒。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藝術的發展，往往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從原始音樂中那種直接、粗糙卻充滿力量的節奏與跌宕旋律，到中世紀複音音樂對嚴謹結構的探索，再到文藝復興時期對個體情感和人性復甦的擁抱。每一次看似的回歸，其實都包含了前一階段所積累的技術與知識。蒙特威爾第正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他繼承了尼德蘭樂派的對位技巧，又融合了義大利人對旋律和色彩的獨特敏感，最終開創了歌劇這一全新的藝術形式，讓音樂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現』人類的熱情、苦難與渴望。」

卡拉： 「您提到，古希臘音樂與我們的和聲觀念截然不同，但其理論卻是中世紀音樂科學的基礎。這種『誤解』或『誤用』，在歷史上是否也曾成為藝術發展的推動力？」

梅森先生聞言，輕輕笑了笑。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且重要的問題。是的，『誤解』有時確實能成為創新的契機。古希臘音樂理論家們將八度音程劃分為十七個或二十二個微小音步，他們的『調式』概念與我們現代的調性完全不同，更多是一種旋律上的特性，而非和聲功能。然而，中世紀的教會音樂理論家們，在接觸到這些殘缺不全的希臘理論時，卻將其『誤讀』。他們將希臘的調式名稱錯誤地應用到教會調式上，並將其與特定的音高和『品格』（ethos）聯繫起來。」

他拿起一支教鞭，在腦海中勾勒出一張無形的圖表。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例如，希臘的弗里吉亞調式（Phrygian），被他們誤稱為多里亞調式（Dorian），反之亦然。這種表面上的誤解，卻在無意中推動了新的音樂實踐。因為他們相信不同的調式具有不同的情感屬性（比如多里亞調式代表陽剛有力，呂底亞調式代表悲傷柔和），這使得作曲家在創作時開始有意識地選擇和聲，以適應文本的情感。這種對『品格』的強調，使得音樂不再是純粹的線條組合，而開始帶有情感色彩，這是對和聲潛力的無意識探索。」

他頓了頓，看向窗外，一陣微風輕輕吹動了窗簾，室內的光影也隨之搖曳。

丹aniel·格雷戈里·梅森： 「更重要的是，中世紀的複音音樂，最初的『奧爾加農』（organum），是在平穩的素歌旋律之上，疊加一個或多個平行四度、五度或八度的聲部。這種方式在我們現代聽來是如此的刺耳和單調。但對當時的人來說，這是一種『第三維度』的探索，是音高組合的新嘗試。儘管理論家們為了遵循古希臘的『完美協和』概念而限制了其發展，但在實際的民間實踐中，三度音和六度音等『不完美協和』音程卻悄然出現，並因其悅耳的音響而逐漸被接受。這種『不守規矩』的實踐，最終迫使理論家們重新審視並承認這些音程的協和性。」

他輕輕敲了敲那架老舊鋼琴的琴鍵，發出一聲輕微的悶響。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所以，您可以說，正是這種對古老理論的『誤讀』和對其嚴格限制的『反叛』，促成了音樂從單線思維向多維和聲思維的轉變。藝術的進步往往並非線性，它充滿了偶然、反叛、以及對既有認知的突破。這些看似『錯誤』的嘗試，最終卻為後世開闢了無限的可能。這也再次證明，藝術的生命力，永遠比任何僵化的理論都來得強大。」

卡拉： 「這真是太啟發人心了！您的見解讓我對藝術的演變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或許，正是人類永無止境的探索慾與對表達的渴望，才使得藝術之樹得以不斷開出新的花朵。那麼，梅森先生，您在書中也提到了您那個時代音樂界面臨的『混亂』，尤其是對傳統界限的喪失。在您看來，這種混亂是否也孕育著某種新的可能性？或者說，您對於未來音樂的發展，有著怎樣的期待或擔憂呢？」

梅森先生的目光投向窗外，城市的聲音此刻似乎變得有些模糊，只有遠處傳來若有似無的火車汽笛聲，以及偶爾劃過天空的飛鳥鳴叫。這兩種聲音，一種是現代文明的喧囂，一種是自然界最原始的呼喚，彷彿在無形中交織。他沉思了片刻，然後緩緩開口。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每一代人，都在面臨屬於他們自身的挑戰，同時也肩負著開創的責任。我所處的時代，的確是一種『混亂』。商業主義的盛行，讓許多藝術家失去了純粹的追求；對新奇的盲目崇拜，又使得許多作品缺乏深度與內涵。我們看到，許多音樂被強行從其『自然領域』中剝離，去追求那些不適合的表現形式，這是一種對審美感的嚴重紊亂，一種對奇特現象的病態偏愛，正如我所說的，藝術被一種低級的好奇心所入侵，如同街頭藝人倒立或反穿衣服吸引眼球。」

他輕輕搖了搖頭，臉上浮現一絲無奈。

丹aniel·格雷戈里·梅森： 「然而，在這種看似無序的狀態中，我相信依然有真正的藝術靈魂在掙扎與探索。藝術的發展，從來不是直線前進，而是螺旋式上升。每一次的『回溯』，都是為了積蓄力量，向更高的維度邁進。我曾提及，音樂藝術是一個『現代』的產物，它比繪畫藝術晚了幾個世紀才達到獨立表達的地位。它不再被期望只表達『高尚而崇高』的思想，而是接受了表達各種情緒、感受和渴望的可能——無論是細膩私密的，還是狂野奇特的，甚至是田園詩般的，乃至吵鬧喧囂的。」

他走到書桌前，輕輕撫摸著筆記本的封面。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對於未來，我最大的期待，是藝術家們能夠在繼承前人豐厚遺產的基礎上，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那不是簡單的模仿，也不是對技術的盲目崇拜，而是將知識與技巧作為表達內在情感的工具，讓『生命的光芒』透過音樂得以傳遞。正如貝多芬，他在掌握了奏鳴曲形式的精髓後，依然能夠突破常規，將其內心最深處的感受——他的抱負、困惑、沉思與對人類命運的希望——傾注於作品之中，使得音樂成為了『人類從未達成過的最精彩的文獻』。」

他望向我，眼神中充滿了期許。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真正的進步，不是在形式上做出驚天動地的改變，而是能夠在形式中注入新的生命。當作曲家能夠用最恰當的方式，組織他們的思想，並且讓這些思想能夠『吸引最高層次的頭腦，並保持他們的興趣』，那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這需要天賦，更需要不懈的努力與對真理的追尋。」

他轉身望向窗外，城市的天際線在夕陽的餘暉中，被染上了一層柔和的橙紅。一隻黑色的鴿子，此刻正從窗沿上輕輕飛起，劃過這片橙色的光海，向著遠方而去。那姿態，自由而堅定，彷彿也暗合了藝術精神的某種寓意。

丹尼爾·格雷戈里·梅森： 「至於擔憂嘛……（他輕輕笑了一聲）無疑是那種『淺薄』與『自大』。許多人追求原創性，卻只是簡單地反其道而行之，做那些被勸告不要做的事情。他們拒絕學習那些『值得以最好方式完成』的技藝，導致藝術進步淪為從錯誤中學習的過程。但終究，我相信『理想的公眾』——那個無限廣闊且跨越世代的審判者——會從眾多的作品中篩選出真正具有藝術價值的作品。因為，真正作曲家那種『尋求最完美、最完整地表達自己個性』的不滅熱情，將會引導藝術不斷地健康發展。」

卡拉： 「聽您一席話，如沐春風。您對音樂的熱情與洞察，不僅限於您所處的時代，對我們這個『未來』的世代，依然有著深遠的啟示。藝術的真諦，或許就在於那份永恆的、向內探索與向外表達的衝動，以及對生命本質的忠誠。感謝您，梅森先生，這場對談讓我收穫良多。」

我輕輕頷首，他嘴角微揚，臉上那溫和的笑容，如同午後殘留的微光，漸漸變得朦朧。房間裡的檀香氣息，也隨著他的身影，緩緩消散在空氣中，只留下書室裡熟悉的書卷氣，以及那架靜默的鋼琴，承載著無數個時代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