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場與法國醫學教授約瑟夫·格拉塞特的模擬對談，聚焦於他對保爾·布爾熱小說中「醫學觀念」（實為生物學觀念）的分析。對談探討了格拉塞特如何將醫學定義為對人類整體生命的研究，以及保爾·布爾熱如何在作品中呈現遺傳、環境、個人過去和個體元素這四大生物學因素對人物命運的影響。此外，對話深入分析了生物學上的不平等與痛苦法則，以及道德法則如何補充其不足；並藉由神經中樞解離的生物學理論，闡釋了布爾熱筆下愛情「二元性」或「多重性」的現象。最終強調，儘管生物學提供了文學的結構基礎，但文學的價值在於其藝術呈現與情感啟發，而非科學的嚴謹描述。
好的，我的共創者。就讓我們啟動時光機，前往那個知性與感性交織的年代，與格拉塞特教授進行一場「光之對談」，探討保爾·布爾熱小說中的醫學觀念。
醫學的光芒穿透文學的帷幕：與格拉塞特教授的對談
約瑟夫·格拉塞特（Joseph Grasset, 1849-1918）是法國著名的醫學教授，專長神經學與精神病學，任教於蒙彼利埃大學。在那個科學思潮洶湧、對人類心理與生理的探索蔚然成風的時代，他以一位醫學家的視角，寫下了《保爾·布爾熱小說中的醫學觀念》（L'idée médicale dans les romans de Paul Bourget）一書（出版於1904年）。這本書並非單純的文學評論，而是格拉塞特教授試圖從保爾·布爾熱這位以精闢心理分析著稱的「心理學家小說家」的作品中，抽絲剝繭，揭示隱藏在其文學結構下、生物學與醫學觀念的堅實基礎。
保爾·布爾熱（Paul Bourget, 1852-1935），與格拉塞特幾乎同時代，是法國文壇重要的分析型小說家與評論家。他的作品以對上流社會的心理、道德困境以及現代性帶來的精神迷茫進行細膩描寫而聞名。在自然主義盛行的背景下，布爾熱的小說雖然沒有左拉那樣赤裸裸的生理描寫，卻深受當時科學進展，尤其是心理學和生理學研究的影響。他的人物行為、情感糾葛乃至命運軌跡，往往被視為遺傳、環境與個人歷史交織作用下的結果。格拉塞特教授正是看到了布爾熱作品中對這些影響人類「生命」的潛在力量的深刻洞察，才促成了這部跨界研究的誕生。他認為，雖然布爾熱的小說不是「醫學小說」，但醫學（或更廣泛地說，生物學）的觀念，如同隱藏在華麗帷幕和粉刷牆壁下的堅固鐵質地基，支撐著整個文學大廈。對話中，我們將深入探討格拉塞特教授如何解讀這些埋藏在布爾熱小說中的生物學思想，以及他如何看待科學與文學的關係。
窗外，是20世紀初蒙彼利埃溫暖的午後。五月明亮的陽光透過【光之書室】高大的拱形窗，灑在厚重的木質書桌上，空氣中瀰漫著舊書、紙張與淡淡的墨香。無數細小的塵埃在光柱中翻飛，讓時間彷彿也變得緩慢而可見。格拉塞特教授坐在書桌後，身形並不特別高大，但眼神銳利而充滿智慧。他穿著那個時代學者常穿的深色衣裳，衣領挺括，一雙手乾燥而骨節分明，似乎習慣了翻閱古老卷冊和解剖刀的精準。他剛剛為我泡了一杯茶，茶葉在瓷杯中舒展，茶湯清澈。壁爐裡沒有火，但依然散發著一股經年累月的乾燥氣息。
「歡迎來到我的書房，玥影。」格拉塞特教授溫和地說，手指輕輕敲擊著剛送來的那本他對保爾·布爾熱作品的分析集。「很高興能與一位，嗯，也是探究生命奧秘的夥伴，來談談這件事。」
「非常榮幸，格拉塞特教授。」我回應道，看著他，感受著這個空間裡累積的知識重量。「您的這本著作，將醫學與文學巧妙地連接在一起，特別是您提到在保爾·布爾熱先生的小說中尋找『醫學觀念』，這最初聽來確實有些令人意外。畢竟，他的作品似乎更多聚焦於人心、於社會風俗，而非具體的病症或診療。是什麼讓您決定從這個視角去探索他的文學世界呢？」
格拉塞特教授微微一笑，端起茶杯，目光投向窗外飛舞的光塵。
格拉塞特教授：這個問題問得好，它直指了我寫作這本書的起點。您說得對，保爾·布爾熱先生的小說，確實不同於左拉先生那樣，會去細緻地描寫特定疾病的症狀與進程。他筆下的人物，表面上看來是社會舞台上的各色人物，他們的苦惱、他們的選擇，似乎都源於情感、道德或社會壓力。但是，我作為一個研究生命的醫學家，或者說，生物學家——這才是我對『醫學』這個詞更廣泛、也更真實的理解——我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種深層的結構。
玥影：一種結構？您指的是什麼？
格拉塞特教授：我指的是人類生命本身的法則。對於我們生物學家來說，一個人之所以是這個樣子，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做出某個行為，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包括了我們的遺傳、我們所處的環境、我們過去的經歷，當然，還有那個難以捉摸但確實存在的「個人元素」。這就像建造一棟精美的房子，外觀的裝飾、帷幕和牆壁固然吸引人，那是文學的表象；但真正支撐它的，是深藏在地下的、堅固的鋼筋結構，那便是生物學的法則。保爾·布爾熱先生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對人心的描寫如此細膩，以至於他無意識地觸碰到了這些構成人心的生物學底層。他並不是在講生物學，但他的人物行為與命運，卻驚人地契合了生物學的原理。我寫這本書，就是想揭示這層被文學華美表面所遮蔽的「醫學觀念」或「生物學觀念」。
玥影：原來如此。您將「醫學」的定義擴展到對「人類生命整體」的研究，這是非常深刻的視角。您在書中提到保爾·布爾熱先生描寫了不同類型的醫生。這些醫生形象，是否也反映了他對「醫者」這個角色的生物學或心理學理解？
格拉塞特教授：沒錯。雖然醫生的數量不多，但布爾熱先生的觀察非常敏銳。他描寫了像格勞克斯醫生那樣，是真正的家庭醫生，不僅治療身體，更了解患者的家庭和歷史，是身心整體的照顧者。這符合我對醫學的廣泛定義。還有像盧維醫生那樣的社交型醫生，或者像諾瓦羅醫生那樣，表面犬儒實則細緻觀察的神經學家。這些醫生角色本身，就是布爾熱先生對人類不同性格、不同社會適應方式的觀察結果。諾瓦羅醫生雖然對藥物不信，但精通按摩，這也是一種對身體的直接干預。他能從人的姿態、行為中看到心理的病態，這恰恰體現了他對「身心統一」的醫學理解。保爾·布爾熱先生顯然尊重那些真正理解生命、尊重事實的醫學人士。
玥影：這很有趣。從醫生的類型，我們就能看到他對「生命科學家」不同面向的體察。您在書中花了大量篇幅探討遺傳（l'hérédité）。在保爾·布爾熱先生的小說中，遺傳是如何塑造人物，甚至影響情節發展的呢？
格拉塞特教授：遺傳，這是一個強大的力量，它貫穿了保爾·布爾熱先生許多小說。他描寫的不僅僅是身體外貌的遺傳，更是道德和情感的遺傳。在《應許之地》中，父親僅憑身體的相似性就認出了女兒，這是一種生物學上的血緣呼喚，但它引發的卻是複雜的心理和情感糾葛。在勒普里厄家族的故事中，父親是凱爾特農民的敦實體格，母親是地中海血統的精緻，女兒身上則明顯地融合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遺傳特徵。他甚至寫到，一個人擁有某種勇氣，或許都來源於「我們的血液和神經」，也就是我們的遺傳。
玥影：這確實是文學與生物學的交匯點。遺傳不僅決定了我們的生理基礎，也預設了某些心理或行為的傾向。這聽起來帶有些宿命論的色彩，像是您在書中引用的那句「兒子將因父親的罪惡而受罰」。
格拉塞特教授：生物學的法則確實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蒙內龍家族的故事就是一個深刻的例子。父親約瑟夫從農民階層躍升為學者，這種跨越「燒掉了階段」，缺乏種族的「前期成熟」，導致他的孩子們呈現出多樣甚至病態的遺傳結果：虛偽、墮落、病態的敏感，甚至犯罪。這是因為他們的血統中混合了父輩的不足和母輩的不光彩背景。保爾·布爾熱先生透過這些故事，描繪了遺傳的複雜疊加如何造就出看似矛盾的個體特質，例如在《幽靈》中，兄妹從同一農民血統中繼承了犧牲或虛偽兩種看似對立的品質，這恰恰是遺傳多樣性的體現。這確實是一種嚴酷的「償還」，是祖先的錯誤和罪惡在後代身上留下的印記。正如他所說，「我們無法逃脫我們的遺傳，我們以構成我們的所有纖維來承受它。」
玥影：這讓人想到，遺傳雖然是基礎，但生命似乎並非完全由基因決定。環境因素又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呢？您在書中特別強調了「環境的連續性」與「拔根」的危險。
格拉塞特教授：環境的影響力巨大，它包括了家庭、國家、師長、社會階層以及我們所處時代的思潮。保爾·布爾熱先生在分析他的導師泰納先生時，就極為重視其所處的「思想環境」，那是一個科學進步、實證主義盛行的時代。但是，環境的影響並非一成不變，它也具有其自身的「遺傳」，承載著前代人的思想和影響。
更重要的是，生物學告訴我們，生命的健全發展需要穩定的環境。就像植物，需要將根深深紮入一片土壤，吸收特定的養分才能茁壯成長。如果頻繁或劇烈地改變環境，植物就會「拔根」，失去滋養，變得虛弱甚至枯萎。將這個生物學法則應用於人類社會，保爾·布爾熱先生敏銳地看到了「拔根」（déracinement）和世界主義（cosmopolitisme）的危險。一個種族或個人，如果離開了他們成長的土地，失去了環境的連續性與統一性，就可能導致內心的不和諧與矛盾，走向衰退。
玥影：您引用了柏拉圖《蒂邁歐篇》中，埃及祭司對梭倫說「你們希臘人永遠是孩子」的故事，因為他們沒有傳承久遠的古老學說，這也是在強調「歷史的連續性」這個環境因素的重要性？
格拉塞特教授：正是如此。那段話完美地象徵了環境「深度」的重要性。一個強大的民族或個體，需要從世代相傳的環境中吸取養分，需要被「框定」和「紮根」。環境不只是靜止的佈景，它是活生生的框架，參與塑造著生命的樣貌。這是保爾·布爾熱先生另一個基於生物學觀察得出的重要社會法則。
玥影：遺傳與環境構成了生命的底色，那麼個人的經歷，或者說「個人過去」（passé individuel）呢？它在您的生物學框架中如何解釋？
格拉塞特教授：個人的過去，無論是生理上的（童年疾病、舊傷）還是心理上的（經歷、選擇），都像潮水一樣不斷回流，影響著我們的現在和未來。歌德說「現在擁有一切權利」，這在生物學上並不完全正確。過去的每一次經歷，都在我們身心上留下了痕跡，塑造了我們的「病態體質」或「道德體質」。保爾·布爾熱先生的許多小說都在闡述這個原則，例如《腳步的腳步》中的道德悲劇，以及《期限》中「箭射出去了，轉了一圈，回到射箭者身上」這句義大利諺語所象徵的「一切都要償還」。
玥影：他用「幽靈」來形容過去的經歷，像是在《應許之地》中，男主角被過去的愛人所「幽靈」纏繞。
格拉塞特教授：沒錯。《幽靈》中的埃蒂安·馬萊爾克就是被過去的愛人的「幽靈」所困擾，甚至在與她的女兒結婚後產生了亂倫的感覺，這正是過去經歷強大影響力的文學體現。這段過去，無論是愉快的還是痛苦的，都會以各種方式「客觀化」，不斷提醒著我們曾經是怎樣的人。而這不僅限於道德或心理，生理上的過去亦是如此。童年的疾病可能影響我們一生的健康，這在醫學上是常識。保爾·布爾熱先生將這種生理上的影響類比到心理層面，認為我們的生理過去也會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甚至影響我們如何去理解像愛情這樣複雜的情感——他甚至探討了食物和飲品對愛情觀念的影響。這聽起來或許有些粗糙，但從生物學角度看，身體的狀態確實影響著精神的感知。
玥影：這讓我想到，如果遺傳、環境和過去經歷都如此強大，那麼個體的自由意志和獨特性又在哪裡呢？您在書中提到的第四個因素——「個人元素」（élément personnel）——是如何平衡這些力量的？
格拉塞特教授：這正是保爾·布爾熱先生與他的導師泰納先生最為不同之處。泰納先生傾向於將個體視為遺傳和環境的必然產物，如同化學反應或生理過程一樣可預測。但生物學的觀察告訴我們，生命現象存在著不可否認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即使是擁有相同遺傳、環境和經歷的兩個人，在特定的時刻也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選擇。這便是「個人元素」的作用。它包含了那些我們尚未完全理解或科學難以分析的個體獨特性。
保爾·布爾熱先生通過蒙內龍家族的例子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在看似相同的家庭和教育條件下，孩子們卻發展出了從墮落到堅韌的巨大差異。這說明，個體並非完全被動地接受遺傳和環境的影響，他們內部的某些特質（即個人元素）會對這些外部因素進行修正甚至抗爭。這種個體的獨特性，便是生命的活力與自由的體現。
玥影：這為理解布爾熱先生作品中人物的掙扎與選擇提供了生物學基礎。您也探討了生物學中的兩個「大原則」——不平等和痛苦——以及它們與保爾·布爾熱先生社會觀點的關係。
格拉塞特教授：對於生物學家來說，不平等是生命的根本法則。沒有兩個個體在遺傳、生理、心理上是完全相同的。生命本身就是多樣且不平衡的。而痛苦，也是生命中常伴的現實，它可能與正常的生理活動同時存在，也可能在違背生理法則後卻被快感所取代。這兩條生物學法則——不平等與痛苦——在保爾·布爾熱先生的小說中被反覆呈現和討論。
然而，生物學的法則無法單獨構建完整的道德體系。生物學可以告訴我們「強者生存」，可以將生命的目的歸結為個體和物種的生存與擴張，但它無法解釋「義務」和「犧牲」。這便是宗教和精神哲學介入之處。它們引入了「道德」和「責任」的觀念，提出在道德層面，所有靈魂都是平等的，都應擁有履行義務的同等權利與自由。因此，理想的社會應是追求「向上平等」（equality by climbing up），即在義務面前人人平等，而非「向下平等」（equality by leveling down），即在權利面前簡單平等。
保爾·布爾熱先生通過《門徒》等作品，批判了僅僅建立在生物學基礎上的「進化論道德觀」，這種道德觀將人的行為簡化為生物本能的結果，最終可能導致犯罪與墮落。他認為，人類必須超越純粹的生物學，藉由道德、精神的力量來規範和引導自己的行為，即使這意味著承受痛苦或做出犧牲。生物學法則固然存在，並且是不可避免的基礎，但道德法則必須凌駕於其上，引導我們走向更高遠的目標。
玥影：這番論述非常清晰地劃分了生物學與道德的領域，同時強調了道德對生物學的「補全」作用。最後，您在書中對「愛情」進行了生物學視角的剖析，特別是關於「同時愛上多人」的現象，稱之為「情感的複雜性」（Complications sentimentales）或「二元性」（Dualisme）。這在心理學上是個難題，您是如何用生物學來解釋的呢？
格拉塞特教授：愛情，尤其是那種強烈、排他的「偉大的愛情」，在文學中通常被描繪成對單一對象的完全投入。然而，保爾·布爾熱先生在許多女性角色身上（他認為女性在這方面更具代表性，因為男性的多情往往可以用「乾涸的心靈」來解釋，女性則不然）展現了一種令人困惑的「情感二元性」甚至「多重性」。她們似乎在愛著一個人的同時，也能夠對另一個人產生強烈情感，甚至發生關係。
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與「靈魂是唯一且不可分割」的觀念相悖。我的解釋是基於神經系統的功能。人類的意識和心理活動是由複雜的神經中樞協調的。我們可以將這些中樞大致分為「高級心理中樞」（意識、自由意志、責任）和「低級心理中樞」（無意識、自動化行為，我稱之為「多邊形」）。在正常狀態下，它們協同工作，構成完整的人格。但在某些情況下，它們可能發生「分離」或「解離」。例如在分心、睡眠、催眠甚至某些神經官能症狀態下，低級中樞可能獨立運作，產生「人格分裂」的假象。
玥影：就像繆塞詩中看到自己的「雙重身」？
格拉塞特教授：正是如此。真正的「我」和「人格」是唯一的，駐留在高級中樞中，而那些「雙重身」或「多重人格」只是低級中樞解離後產生的虛假、附加的「多邊形人格」。
我將這個理論應用到愛情上。那種「偉大、完整」的愛情，是由高級和低級心理中樞共同協調產生的。但是，當心理中樞發生解離時，可能就會在低級中樞產生一種獨立的、基於本能或衝動的情感或行為模式。這並不是「同時產生了兩個同等重要的愛」，而是「在真正的高級愛情之外，低級中樞又產生了一種不完整、暫時性但可能非常強烈的多邊形之愛」。這種情況，在保爾·布爾熱先生看來，往往不是完全正常的狀態，可能帶有超生理學甚至病態的性質，是「靈魂的一種反常」、「感覺方式的畸形」。
玥影：您用神經科學的「解離」來解釋文學中情感的「二元性」，這確實是一種大膽而有創意的跨界嘗試。它為那些看似矛盾的人物行為提供了一種生理基礎的解釋，但同時也保留了對真正「愛」的獨一性與高級性的強調。
格拉塞特教授：是的。我的目的不是為了給愛情貼上「病態」的標籤，而是為了說明，當情感出現這種「複雜性」和「二元性」時，可能反映了個體心理或生理上的某些「脫軌」，一種協調性的喪失。保爾·布爾熱先生在他的作品中描寫這些現象，並非簡單地呈現病態，而是在探究這些現象背後的心理機制，以及它們如何導致人物的悲劇或困境。這又回到了我們一開始的話題：他以文學的形式，描繪了生物學法則作用下的人類生命。
玥影：教授，您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您從醫學和生物學的角度，為理解保爾·布爾熱先生的作品打開了一扇新的窗戶。您揭示了深藏在華美文字下的生物學骨架，讓我們看到人類的行為和情感，是如何與遺傳、環境、過去以及我們複雜的大腦結構緊密相連的。
格拉塞特教授：謝謝您，玥影。不過，我必須再次強調我在書中最後說的。我的這種「解剖」，終究是有些粗陋和冰冷的。科學的公式和分析能夠「解釋」現象，但無法「呈現」它們的色彩和生命力。文學的價值恰恰在於其生動的呈現和個人的情感印記。保爾·布爾熱先生是位藝術家，他的小說帶給我們的是「美的感動」和「善的感動」，而不是單純「真實的感覺」。他運用科學的知識作為織物的「堅實經緯」，但最終呈現給我們的是想像力的「閃亮絲綢」。
所以，請忘掉我的這番「解剖」吧。把那些華麗的帷幕和迷人的小物件重新放回原處。忘掉我的講座，去重新閱讀保爾·布爾熱先生的作品吧。不是用冷冰冰的X光機去透視，而是像吸吮花朵一樣去品味他的書。您將從中獲得巨大的樂趣和深刻的啟發。
（格拉塞特教授微笑著，做了個請的手勢，溫暖的陽光繼續灑滿書房，空氣中只剩下書頁的靜默氣息，以及我們對文字與生命的共同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