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了兩份關於16世紀西班牙征服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原始史料：烏爾里希·施密德的《航海記》與阿爾瓦·努涅斯·卡貝薩·德·瓦卡的《評論》。施密德的記述側重於其作為底層參與者的個人經歷，充滿冒險與對未知世界的描繪。而卡貝薩·德·瓦卡則從總督的官方視角，記錄了殖民地的管理與內部衝突。全書由路易斯·L·多明格斯編輯並撰寫導言與註釋，他以批判性視角審視了原始文本的準確性與背後的歷史、政治、經濟動機，尤其對「食人族」傳說進行了深入辨析，揭示了殖民敘事的複雜性。
烏爾里希·施密德（Ulrich Schmidel, c.1505-1581?），一名巴伐利亞探險家和僱員，參與了1535年西班牙征服拉普拉塔河的遠征。他作為親歷者留下了寶貴的冒險記述，記錄了當地原住民的風俗與征服者之間的衝突。阿爾瓦·努涅斯·卡貝薩·德·瓦卡（A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 c.1490-c.1557），西班牙探險家與殖民地官員，曾任拉普拉塔省總督。他以其在佛羅里達的艱難求生經歷而聞名，其《評論》為研究拉普拉塔河早期殖民歷史提供了重要官方視角。路易斯·L·多明格斯（Luis L. Dominguez, 1819-1898），阿根廷著名外交官、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編輯了多份南美洲歷史文獻，對拉普拉塔河流域的早期歷史有深入研究，並對殖民地時期的記錄進行了批判性分析。
本光之對談深入探討了《征服拉普拉塔河》一書，對比了烏爾里希·施密德和阿爾瓦·努涅斯·卡貝薩·德·瓦卡兩位作者的迥異視角。透過施密德的個人冒險與路易斯·L·多明格斯的批判性編輯，對話揭示了十六世紀殖民擴張背後的經濟動機（如對白銀的渴望）、征服者內部的權力鬥爭（如伊拉拉與卡貝薩·德·瓦卡之間的衝突），以及殖民敘事中「食人族」傳說的建構與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對談強調了理解歷史的複雜性，以及從多重、甚至矛盾的文本中萃取真相的重要性，展現了歷史、經濟與文化因素如何交織影響歷史書寫與理解。
好的，我的共創者。我是珂莉奧，文學部落的歷史與經濟學家。很高興能為您和光之居所的夥伴們，將《征服拉普拉塔河》這部充滿時代迴聲的文本，化為一場跨越時空的「光之對談」。今天，是2025年6月4日，一個微風輕拂的初夏夜晚，我們將在我的書室中，召喚兩位與這部作品關係最深遠的靈魂，讓他們的聲音重新響徹。
《征服拉普拉塔河》（The Conquest of the River Plate (1535-1555)）這部著作，並非單一作者的純粹歷史敘述，而是由兩個截然不同卻又相互輝映的探險故事所構成。其核心是巴伐利亞冒險家烏爾里希·施密德（Ulrich Schmidel）的《航海記》（Voyage），這是一份以第一人稱視角記錄他1535年至1552年間在南美洲拉普拉塔河流域經歷的鮮活史料。施密德作為一名被商業利益驅動的底層參與者，他的筆觸直接、樸實，有時甚至顯得粗糙，但卻充滿了個人體驗的真實性與對新大陸奇聞異事的熱情。他記錄了西班牙征服者與當地印第安部落的衝突、友誼，以及隨之而來的飢餓、疾病與內部權力鬥爭。
與施密德的記述形成對比的是，由路易斯·L·多明格斯（Luis L. Dominguez）編輯並收錄在同一卷中的阿爾瓦·努涅斯·卡貝薩·德·瓦卡（Alvar Nuñez Cabeza de Vaca）的《評論》（Commentaries）。卡貝薩·德·瓦卡是拉普拉塔省的第二任總督，他的記錄則更多從官方視角，以較為嚴謹的態度闡述其在任期間（1541-1544）的經歷、政策與所遭遇的叛亂。多明格斯本人作為19世紀末的阿根廷外交官與歷史學家，在該書的導言及註釋中，展現了其對原始文本的批判性審視。他不僅考證並糾正了施密德記述中的諸多錯誤（例如地名、人名、距離等），更對當時普遍流傳的「食人族」神話提出強烈質疑，認為這些描述往往帶有政治宣傳色彩，為殖民者的殘酷行徑提供合法性。
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將兩種聲音並置：「親歷者」的見聞與「學者」的批判。施密德的文字充滿了當時歐洲人對新世界的想像、好奇與恐懼，同時也暴露了征服過程中人性的陰暗面。而多明格斯則像一位冷靜的解剖師，透過嚴謹的考證，揭示了這些歷史文本背後的經濟驅動、政治陰謀與文化偏見。這「燧石與鋼鐵」般的碰撞，使得這部著作超越了單純的探險記錄，成為一部深具歷史與經濟學研究價值的文獻。
我的書室此刻被一種寧靜而古老的氛圍籠罩。壁爐裡的餘燼偶爾發出細微的噼啪聲，燃燒著記憶的邊緣。書架上，無數皮革裝幀的書籍靜靜地沉睡著，空氣中瀰漫著舊紙張、墨水與淡淡的木質香氣，那是時間留下的痕跡。窗外，初夏的夜晚正深，零星的蟲鳴透過半開的窗戶傳來，與室內的寂靜形成對比。我坐在書桌前，手邊是《征服拉普拉塔河》的厚重書卷，泛黃的扉頁承載著跨越數百年的故事。
就在這古今交錯的場域中，我彷彿看見兩道身影在對面的扶手椅上緩緩凝實。一位身著十六世紀德國商人樸素的羊毛外套，眼神中帶著久經風霜的疲憊與些許狡黠，正是烏爾里希·施密德；另一位則身著晚期維多利亞時代的嚴謹西服，神情睿智而沉穩，正是路易斯·L·多明格斯先生。他們各自的時代背景，似乎也以無聲的方式，在書室中劃分出兩片氣場。
珂莉奧：歡迎兩位來到我的書室，多明格斯先生，施密德先生。今夜，我們將一同回顧那段拉普拉塔河流域的征服史，這段歷史被兩位以各自獨特的方式記錄下來。施密德先生，您的《航海記》是許多歐洲人認識新大陸的重要窗口。當您在1534年從西班牙啟程，踏上這場史詩般的旅程時，您心中對這片未知土地的期待，是否如傳聞中那般，充滿了黃金與榮耀的憧憬？
烏爾里希·施密德：(身子微微前傾，眼中閃爍著對往昔的回憶，語氣帶著些許粗獷) 期待？那時的我們，心中只有「白銀」二字，我的共創者。尼德哈特和威爾澤兩位先生，他們的商船載滿了商品，專為那裡的銀子而來。我們這些跟著探險隊的，誰不想著在遙遠的印度（美洲）能發財致富呢？那傳聞中，塞巴斯蒂安·卡博特（Sebastian Cabot）在那瓜拉尼（Paraguai）河畔見過無數的銀片，這「拉普拉塔」（白銀之河）的名字，不正是因此而來嗎？可一旦真的踏上那片土地，才發現那裡充斥的不是黃金，而是飢餓、疾病，以及無盡的殺戮。那些西班牙貴族，他們想的是榮耀，我們想的，是能帶回多少財富。
路易斯·L·多明格斯：(輕輕頷首，語氣沉穩而有條理) 施密德先生的這份敘述，真實地反映了十六世紀歐洲對新大陸的普遍認知，以及驅動探險隊遠征的根本動機：對財富的渴望。正如我在導言中所述，像福格爾（Fugger）和威爾澤（Welzer）這樣擁有龐大商業帝國的銀行家，他們對美洲的投資，絕非僅僅出於地理探索的熱情，而是看中了新大陸潛在的經濟價值。白銀的傳聞，猶如催化劑，引發了西班牙國內的「移民熱潮」。施密德先生作為一名商業代理人，他的視角無疑更貼近這些經濟脈絡。但他的記述，也暴露出當時信息傳播的混亂與不準確。
珂莉奧：多明格斯先生，您提到施密德的記述中存在大量「錯誤」，例如地名、人名、距離的混淆。這使得他的「第一手資料」在歷史學家眼中變得複雜。您認為這些錯誤是出自個人記憶的模糊，還是當時信息傳播本身的局限性，或是其他更深層的原因？又如何能從這些「不準確」中提取出有價值的歷史信息？
路易斯·L·多明格斯：(嚴肅地將手指搭在膝蓋上，語氣中帶著學者的審慎) 施密德的錯誤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的教育背景和對地理知識的了解有限，加上旅途的艱辛，使得他的記憶難免錯漏百出。對於當時的歐洲人而言，美洲的地理、部落名稱都是全新的，口耳相傳的音譯更是千變萬化。其次，文本在德國被整理和出版時，經過了不同編輯和翻譯者的手。像古塔德·阿瑟斯（Gotard Arthus）和列維納斯·胡爾修斯（Levinus Hulsius）這些人，他們對南美歷史和原住民語言一無所知，僅憑拉丁語版本進行翻譯，導致了更多的訛誤。
然而，這些「錯誤」並非全無價值。恰恰相反，它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普通人視角」。施密德不是貴族，也不是官方編年史家，他所記錄的是一個底層士兵或商人眼中所見的真實圖景。這些混亂的細節，反而更能反映出當時探險隊所處的極端環境、他們與原住民溝通的困難，以及資訊在不同文化間傳遞時的扭曲。透過將其與卡貝薩·德·瓦卡更為官方、更為條理分明的《評論》進行比對，我們得以窺見歷史事件的多重面向，以及不同層次參與者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感知。這就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從看似破碎的拼圖中，努力拼湊出更接近真相的圖像。
烏爾里希·施密德：(皺起眉頭，顯得有些不服氣) 我哪會去管什麼地圖或年表？每天都在飢餓和死亡邊緣徘徊，每走一步都是未知。能活下來，並且把經歷寫下來，已經是萬幸了！那些在書房裡動筆的人，他們哪裡知道叢林裡的蚊蟲、潮濕和那些隨時可能出現的野蠻人！我的記錄，就是我的親身經歷，那才是最真實的！
珂莉奧：施密德先生的感受非常真切，也提醒我們，文本的「真實性」有時超越了字面上的精確性。當時西班牙內部，特別是在拉普拉塔河的征服者之間，存在著激烈的權力鬥爭。施密德先生，您在書中將卡貝薩·德·瓦卡的被捕歸咎於他的「傲慢與虛榮」，而多明格斯先生的註解則揭示了伊拉拉在背後操縱的陰謀。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內部衝突，尤其是在殖民地資源分配不均、生存條件惡劣的情況下，有何必然性？
烏爾里希·施密德：(語氣堅定，帶著士兵般的忠誠) 卡貝薩·德·瓦卡那個人，他根本不懂人情世故！他一來就想把那些從當地人那裡得到的女人、房屋都收回去，還不准我們隨意拿取食物。那些原住民的姑娘，本來就是他們送給將士的禮物，是我們出生入死換來的「財富」。他還試圖保護那些蠻族人，阻止我們對付那些破壞和平的部落。這種做法，讓所有人都對他心生不滿。伊拉拉總督不同，他懂我們的難處，他知道如何讓大家信服。卡貝薩·德·瓦卡被捕，是因為他自絕於眾，怨聲載道，這根本不是什麼陰謀，而是眾望所歸！
路易斯·L·多明格斯：(輕嘆一聲，搖了搖頭) 施密德先生的敘述，恰好印證了當時殖民地內部的利益衝突是多麼尖銳。卡貝薩·德·瓦卡確實試圖推行一項更符合西班牙王室規範的殖民政策，其中包括對原住民的保護以及對官員掠奪行為的限制。然而，對於那些身處前線、冒著生命危險開疆拓土的征服者而言，原住民的婦女和財產是他們理所當然的「戰利品」和生存所需。當總督的政策與這些實際利益發生衝突時，內部叛亂便在所難免。伊拉拉正是利用了這種普遍的不滿，以「自由」和「為國王效力」之名，實行自己的權力奪取。這不僅是個人的野心，更是殖民擴張初期，中央集權與地方軍事實力之間張力的體現。從經濟角度看，這是一場關於資源分配權的鬥爭，而非簡單的個人品德問題。
珂莉奧：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事實」呈現，再次凸顯了歷史真相的複雜性。現在，我想請教多明格斯先生，您在書中對「食人族」的記載提出了強烈質疑，稱其為「誹謗和卑鄙的謊言」。然而，施密德先生的記述中卻有許多具體而駭人的細節，例如「把俘虜養肥後殺掉食用」，甚至「把敵人頭皮剝下當紀念品」。您為何如此堅決地否認這些「親歷者」的描述？從歷史考證與文化傳播的角度，這種「食人族傳說」的興起與流傳，又折射出當時歐洲社會怎樣的心理與利益訴求？
路易斯·L·多明格斯：(語氣變得更加堅定，甚至帶著一絲憤慨) 我堅決否認，因為這些描述，即便出自「親歷者」之口，也往往被誇大、誤解，甚至是被惡意編造。我在導言中已詳細闡述，這類故事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哥倫布首次航行中，對「加勒比人」（Carib）的誤譯——將「吃生肉」（comer carne viva）錯誤地翻譯成「吃人肉」（carne humana vescuntur）。這種翻譯上的失誤，卻成了後來征服者與傳教士們為其殘酷行徑開脫的「有力證據」。
試想，當西班牙王室試圖為其在新大陸的征服行為尋求合法性時，還有什麼比將當地人描繪成「野蠻的食人者」更能激發歐洲民眾的恐懼與「文明化」的使命感呢？這使得掠奪土地、奴役人口，甚至屠殺，都在道德上得到了某種「合理化」。施密德先生所描述的「養肥俘虜、剝頭皮」等，可能確實存在儀式性的暴力行為，但這些行為的本質與「食用人肉」有根本區別。那更多是作為一種威懾，一種展示力量的手段，或是部落間的復仇文化。將其歸結為「食人」，是殖民者對原住民的污名化，也迎合了當時歐洲大眾對異域奇聞的獵奇心理。這是一個關於「敘事權力」的問題，誰掌握了敘事權，誰就能定義「他者」，並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這種「食人族」神話，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化暴力，它扭曲了真相，為歐洲的殖民擴張提供了道德上的掩護。
烏爾里希·施密德：(搓著手，似乎還能感受到叢林中的潮濕與蚊蟲的騷擾，語氣中帶著無奈) 我只知道，他們對待敵人確實殘酷，我們也親眼看到被斬首的敵人。至於是不是真的吃，我沒有看到他們把肉吞下肚子，但他們那種慶祝和展示戰利品的方式，足以讓人深信不疑。當時我們能找到食物就不錯了，誰還去深究他們的習俗到底是不是真的「食人」？我們只知道他們對我們懷有敵意，而且確實造成了很大的困擾。
珂莉奧：這份對談揭示了歷史記錄背後的複雜性，以及個人經驗、文化偏見和政治目的如何交織影響歷史的書寫。施密德先生的樸實敘述，提供了殖民時代底層視角的珍貴碎片；而多明格斯先生的批判性編輯，則為我們提供了洞察帝國權力運作和文化建構的宏觀視野。感謝兩位，今天的「光之對談」讓我對《征服拉普拉塔河》這部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與經濟脈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場對談，彷彿在歷史的長河中投下一枚石子，激起了層層思辨的漣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