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份依據「光之對談」約定,為《Anselm Feuerbach : Eine Kunstgabe für das deutsche Volk》這本由 Walther Friedrich 撰寫導言的藝術品集所進行的模擬對談。我將化身為光之居所的探尋者薇芝,與這本導言的作者 Walther Friedrich 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探討他筆下的藝術家 Anselm Feuer
好的,我的共創者。這是一份依據「光之對談」約定,為《Anselm Feuerbach : Eine Kunstgabe für das deutsche Volk》這本由 Walther Friedrich 撰寫導言的藝術品集所進行的模擬對談。我將化身為光之居所的探尋者薇芝,與這本導言的作者 Walther Friedrich 先生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探討他筆下的藝術家 Anselm Feuerbach。
光之對談:探尋安塞姆·費爾巴哈的光芒
場景:德國,約 1913 年至 1925 年間,沃爾特·弗里德里希先生的書房。
書房裡瀰漫著油墨與舊紙張特有的氣息,書架上堆疊著泛黃的書籍與印刷品。午後溫暖的光線透過窗戶灑落在書桌上,映照著剛出版不久的《Anselm Feuerbach : Eine Kunstgabe für das deutsche Volk》。光之居所的探尋者薇芝,輕盈地穿過時光的帷幕,來到這位為德國人民引介費爾巴哈藝術的評論家沃爾特·弗里德里希先生面前。
弗里德里希先生坐在扶手椅上,手中輕撫著那本書的封面,眼神中帶著對藝術家的敬意與一絲淡淡的哀傷。
薇芝:弗里德里希先生,您好。我是來自光之居所的探尋者薇芝。非常榮幸能有機會與您對話,關於您在這本珍貴的藝術品集《獻給德意志人民的藝術禮讚:安塞姆·費爾巴哈》中所介紹的偉大藝術家。您的導言深刻地描繪了費爾巴哈先生的生命與創作軌跡。今日,我想藉由這場對談,從您的視角,更深入地理解這位藝術家和他留下的寶藏。
弗里德里希:啊,來自光之居所的客人。請坐。能有機會再次談論費爾巴哈,總是令人欣慰的。他是一位被時代誤解,卻將不朽光芒留給後人的藝術家。這本書,正是希望能將他的光芒重新帶到德意志人民眼前。您有什麼想了解的嗎?
薇芝:當然,弗里德里希先生。您的導言開篇就提到了「羅馬」對德國人,尤其是對費爾巴哈先生的意義。在您看來,為何羅馬對德國的藝術家有如此特殊的魔力,而它又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費爾巴哈先生?
弗里德里希:羅馬啊,它是我們德意志民族心靈深處永恆的嚮往。幾個世紀以來,它是英雄的目標,是思想者的追尋,更是我們古代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無數德國名字與羅馬緊密相連。對於費爾巴哈而言,羅馬不只是一個地理位置,它是一場「啟示」(Offenbarung)和一個「引導」(Führer)。在那裡,他最終對自己的藝術道路達到了全然的清晰,這極大地加速了他的藝術發展。他的「古希臘之美」(hellenischer Schönheit)和「生命高度」(Lebenshöhe)的精神,在羅馬得到了印證和滋養,讓他得以堅定地走向他掌握藝術的高峰。
薇芝:您在導言中區分了費爾巴哈先生與那些從社會底層崛起、具有「未被消耗的創造力」的藝術家。您說他的出現是一種「實現」(Erfüllung),是「最高文化」家族工作的結晶。這種獨特的家庭背景,如何塑造了他的藝術,又是否為他帶來了某些挑戰?
弗里德里希:確實如此。許多偉大藝術家,他們的力量如同積蓄了幾代人的「原始自然之力」(frische unmittelbare Naturkraft),是開闢新路的「破冰者」(Bahnbrecher)。但費爾巴哈不同,他的藝術是建立在一個「最高文化」(höchste Kultur)的家族基石之上。他的父親是細緻的古典學者,家中瀰漫著古希臘精神。這給了他藝術的「指路星」(Leitstern)——對古典美的深刻理解和體驗。這份文化深度成為他創作的準則,超越了學校的影響,抵禦了批評的風暴。然而,這份高度的家庭文化也帶來了「阻礙」(Hemmungen):過度的敏感和易怒(übergroße Empfindlichkeit und Reizbarkeit)。這讓他過早地成為一個孤獨者,在他達到人生的巔峰之前。這份敏感雖然讓他避免了像馬雷斯那樣痛苦的自我掙扎,但也讓他在面對外部世界時,尤其脆弱。
薇芝:談到外部世界,費爾巴哈先生的藝術生涯似乎充滿了不被理解和拒絕。從杜塞道夫和慕尼黑的學院,到他作品在德國展覽上的遭遇,都顯露出深深的挫折。他對學院體制有何看法?而像庫圖爾這樣的法國畫家,又如何影響了他?
弗里德里希:學院的「程式化運作」(schematische Akademiebetrieb)令他厭惡。他說,當他獨處時,他彷彿懂得何謂藝術,但一到學院,所有理想都沉了下去。他感到渺小,困難巨大。這與許多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一樣,他們難以適應僵化的教學。他在巴黎遇見了庫圖爾(Couture),這位畫家的《羅馬人的墮落時代》啟發了他。費爾巴哈進入庫圖爾的畫室,學習了真人大小的裸體畫。他對庫圖爾無比感激,認為是庫圖爾將他從德國的「尖筆畫」(Spitzpinselei,指過於精細、缺乏力度的畫法)引向了「寬闊、厚塗的技法」(breiter, pastoser Behandlung),從學院的「模板式構圖」(akademischer Schablonenkomposition)引向了「偉大的洞察與理解」(großer Anschauung und Auffassung)。從巴黎,他領悟到,藝術中最具決定性的是「內在洞察的力量」(Stärke der inneren Anschauung),構圖必須從中自然而然地產生。
薇芝:但這種內在的力量,似乎並未立即為他贏得認可。他的作品在德國展覽上屢遭冷遇,甚至嘲笑。這種持續的拒絕和經濟上的困境,對他造成了多大的打擊?他甚至在絕望中毀掉了自己的畫作。
弗里德里希:這是他藝術生涯的「受難之路」(Leidensweg)。他將希望寄託於德國,回到卡爾斯魯厄,甚至嘗試迎合時尚品味,但內心的高傲使他無法長久停留於「低地」(Niederungen)。當他的傑作被委員會以「過於粗糙」(zu krasse)為由拒絕,當他送展《聖安東尼的誘惑》的要求被稱為「無恥」(Unverschämtheit),他的敏感心靈遭受了巨大痛苦。他對母親寫道,言語無法形容他心中的煎熬,這種不公正的待遇讓他食不下嚥。在憤怒中,他塗掉了那幅畫,撕成碎片付之一炬,事後卻又「痛苦地後悔」(bitter bereute)。他稱這是他藝術生涯中「誤解與概念混淆」長鏈中的第一環。他渴求「一隻強有力的手」(ein kräftiger Arm)將他從生活瑣事中解脫,讓他能以「喜悅的風暴」(Freudensturm)達到自然的藝術高峰,但「幫助總是來得太遲,且總是不夠」(die Hilfe kam immer zu spät und immer nur halb)。看到膚淺的平庸之作一次次被偏愛,而他的傑作卻被排擠,他無法釋懷,這使他變得更加孤獨。
薇芝:幸運的是,困境中總有轉機。您提到卡爾斯魯厄的獎學金讓他得以前往威尼斯,而羅馬更是他藝術生涯的「奇蹟」。羅馬究竟為他帶來了什麼?而像南娜這樣的模特,又在多大程度上豐富了他的創作?
弗里德里希:威尼斯為他帶來了「最純粹的幸福」(Tage reinsten Glückes),他感受到那是他的「土壤」(sein Boden),他的藝術將在那裡達到最高。而羅馬,如他自己所說,是一場「完全的靈魂轉化與啟蒙」(eine vollkommene Seelenwandlung und Erleuchtung),一場「啟示」。羅馬讓他徹底看清了自己的道路,明確知道自己能做什麼,需要學什麼。這讓他得以投入「無盡的研究」(unendliche Studien)來窮盡一個主題。他為一幅畫不夠,會周期性地創作多個版本,每個版本都獨立完整。南娜(Nanna,本名安娜·里西)對他而言是「羅馬女性的原型」(Urbild der Römerin),她為他的創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啟發」(ungeahnte Anregungen)。一系列南娜的畫像和早期羅馬時期的傑作應運而生,其中最突出的是《聖母悼子》(Pietà)。即使在最艱困的時候,他的創作衝動依然強大,甚至顧不上休息。他曾給母親寫道,他累得半死,但《聖母悼子》這幅「充滿靈魂的作品」(ein seelenvolles Werk)讓他自己都感動,即使身無分文。馮·沙克男爵雖然提供了一些支持,但他的壓價和干涉使關係難以為繼。
薇芝:儘管生活艱難,費爾巴哈先生依然抱持著宏大的藝術構想,比如《柏拉圖的饗宴》。這幅畫對他有何特別的意義?而他對藝術的「風格」、「寫實主義」等概念,又有著怎樣的獨到見解?
弗里德里希:《柏拉圖的饗宴》(Das Gastmahl des Platon)對他而言,是一項自 1854 年就醞釀的宏大計劃。這幅畫像一個巨大的存在,「擴散開來」(macht sich breit),「向前擠壓」(drängt sich vor),「壓縮」了他的思緒,甚至「吸取了他的心血」(nährt sich von meinem Herzblut),深入到他最內在的生命中。這項工程的創作過程本身,對他來說就是「純粹的幸福」(pure Seligkeit)。他追求的是為他的理念找到「形式完美且高貴簡樸的表達」(formvollendeten Ausdruck vornehmster Einfachheit)。他認為「真正的風格」(Der wahre Stil)來自藝術家具備宏大格局,在掌握了自然無限的細微之處後,獲得了邁向偉大的確定性。簡單來說,風格就是「正確地捨棄不重要的東西」(richtiges Weglassen des Unwesentlichen)。他對所謂的「寫實主義」(Realismus)不以為然,認為那只是停留在細節,是最簡單的藝術形式,標誌著藝術的衰落。他直言:「如果藝術只是模仿生活,我們就不需要它了。」他所有的作品都源於某種「靈魂的觸動」(seelischen Veranlassung)與「偶然的所見」(zufälligen Anschauung)的融合。
薇芝:您也提及了他晚年應邀前往維也納藝術學院任教的經歷。那段時光似乎是短暫的光明後又回歸了陰影。是怎樣的原因讓他在維也納再次感到不適?
弗里德里希:他在維也納的開端是光榮的,他被聘為教授,並獲得了為藝術學院天花板作畫的重大委託(包括巨幅作品《泰坦的隕落》)。令人意外的是,他對教學充滿熱情,是一位啟發人心的老師。然而,歷史再次重演。維也納的藝術界,被「馬卡特的感官享樂」(Makartscher Sinnlichkeit)所餵養得「膚淺」(oberflächlichen),他們難以領會費爾巴哈作品中那種「嚴峻的貞潔」(herbe Keuschheit)和「強勁的美」(kraftvolle Schönheit)。正如他最優秀的學生海奈斯(Hynais)所言:「判斷這些作品需要極高的文化程度。」除了外界粗俗的批評(unvornehmen Kritik),來自同儕教授的不友善以及與稅務部門的糾紛,都讓他對維也納感到厭倦。加上他生病了,感到需要母親的照顧,最終選擇離開。他拒絕了帶薪休假,堅持辭職,因為他深知自己的創作需要完全的獨立性。
薇芝:聽您描述,費爾巴哈先生的一生似乎是在持續的孤獨與掙扎中度過,直到百年之後才被廣泛理解。您認為他留給德意志民族最重要的藝術遺產是什麼?而這本《藝術禮讚》又希望為他的遺產做些什麼?
弗里德里希:他在威尼斯度過了最後的歲月,雖然孤獨,卻思想泉湧,尤其是對宗教主題的探索。像《音樂會》(Konzert, S. 33)這樣的晚期作品,展現出不可思議的「形式之美、超然與偉大」(wunderbarer Formenschönheit, Abgeklärtheit und Größe)。可惜,他的生命在 1880 年過早地結束,突然的心臟麻痺帶走了他。當時只有少數人知道一位偉人離去了。直到柏林的「世紀展覽」(Berliner Jahrhundert-Ausstellung),更廣泛的圈子才真正認識到費爾巴哈留給德意志人民的藝術「禮物」(Kunstgabe)。他最重要的遺產,是他作品中那份對古典理想的不懈追求,對內在精神世界的深刻挖掘,以及那種在簡樸中追求高貴、在細節中體現宏大的風格。這本書,正是為了讓更多人能夠看到這些珍貴的作品,理解這位藝術家充滿痛苦卻又閃耀著古典光芒的一生,不再讓他的光芒僅僅停留在少數人的視野中,而是真正成為德意志人民共享的「藝術禮讚」。
薇芝:非常感謝您,弗里德里希先生,您的闡述讓我對安塞姆·費爾巴哈先生有了更為立體和深刻的認識。他的作品與他的掙扎,都同樣令人動容。感謝您願意花時間與我分享這些寶貴的見解。
弗里德里希:不客氣,薇芝。能讓更多人了解費爾巴哈,是我的榮幸。希望他的光芒,能在更多人心裡點亮。
(弗里德里希先生微微頷首,拿起那本藝術集,目光再次落在封面上的名字——Anselm Feuerbach。)
薇芝已依約定完成「光之對談」。